泰戈爾傳 · 第七章　才思如泉湧

自泰戈爾在嘉齊柏住得厭倦之後，他便計劃沿印度的幹線，優哉游哉，駕著牛車，漫遊全國。他像英國大詩人彌爾頓一樣，非常珍惜自己的才華。他的計劃將吸引印度各階層的人的注意。但是，他的父親對他卻另有一番期望和計劃。 那時，泰戈爾的家庭雖然中落，但它的產業仍比以後20年富裕得多。他的產業主要的是分散於三處：即恆河沿岸的茜萊達（Shileida）、奧麗莎（Orissa），以及拉莎希縣的卡利格蘭（Kaligram in the Rajshahi District）。他的三哥是個熱烈的愛國主義者，他曾經營印度的內河船務公司，可是這種事業經不起外國船務公司的打擊，結果，損失不堪。他迫得要退出商場，把管理權交還家屬。 大哥是個哲學家，根本不治生產，所以家裡人並不敢希望他能夠經營什麼事情。這樣一來，所有產業只好靠侄子那下一輩人來管理。但是，泰戈爾的父親卻希望他負起經營產業的責任，這事情使他十分困惱。他覺得這並不是他的事情，因為家裡的產業是用來維持兄弟們的生活，他個人落得逍遙自在，用不著多管俗事。 老實說，起初他聽到「工作」二字便害怕，後來才表示贊成。事實上，當他的家境越來越壞的時候，他卻表現他的經營實業的才能，其中一個理由，就是他自幼對他的產業所在的環境和人物相當熟悉。 1891年（30歲），他重訪倫敦，來回不到兩個月。這次旅行，除寫些「訪問歐洲」的日記外，既沒有使他的不安的心情得到慰藉，又沒有使他和英國人打交道。等到他回家後，他又負起大地主的任務來了。 現在他踏進最愉快、最富有創造性的時期，大部分時光都消磨於茜萊達。茜萊達是在帕德馬河（Padma）邊，即恆河還沒有和布拉馬普特拉河（Bramaputra）匯合，然後分為成千成百支流之處。他的產業分散於各地，所以他可以很悠閒地坐船到處去巡視。那兒距離加爾各答很近；這種環境使他心廣體胖，怡然自得，同時，他的各方面的才華都逐漸達到成熟的境地。他也時常沿運河及河流巡視卡里格蘭，或者搭車到加爾各答去巡視奧麗莎，然後坐運河船回來。由於坐船時間是相當長久，他這才懂得欣賞恆河的情調。 蘇子由說得好：「太史公遊覽天下名山大川，故其文疏盪有奇氣。」泰戈爾在印度最有名的恆河逗留了相當時間，所以他的才思如泉湧，他寫劇本、寫各種體裁的詩、寫小說、寫諷刺文、寫批評、寫散文、寫信札，這些都是他所收穫的東西。其中大部分創作都有傳世的價值，不過起初並沒有得到應有的報酬。 那時，有一種新印度主義（New-Hinduism），倡導者從印度古代的經典里斷章取義地找出現代科學知識，然後以冒牌的科學的形式大談他們的迷信。他們的機關報叫做《新生命》（Nabajiban）。對於這種開倒車的運動，泰戈爾當然要予以無情的打擊。 泰戈爾的前輩，即那位號稱「孟加拉的斯各脫」的小說家邦金，不幸站在敵對的立場。邦金一向僅寫小說，沒有寫詩，那時，他居然也出了一部詩集。湊巧泰戈爾有關的《婆羅蒂月刊》，發表了一篇很嚴肅而又有分量的批評，邦金一口咬定這篇批評的文章是泰戈爾寫的。幸虧泰戈爾寬宏大量，所以一場風波便告平息。 在茜萊達期間，泰戈爾絕口不談政治，但是，關於宗教和社會問題，他一點也不放鬆，因此，他有時也曾參加論戰。他的最大的武器，就是沉默無言，這比較滔滔的雄辯更有效力。他也反對「神智學」（Theosophy），因為神智學和新印度主義很有關係。當時很流行的新印度主義有許多問題都使他大傷腦筋。他極端反對強權。同時，尼采的學說也使他沒法子忍受。凡是崇拜強權的言論，他一點也不感興趣。 當他在茜萊達的時候，他實際上是負責編輯《薩赫拿月刊》（Sadhana），這份刊物無疑的是孟加拉最優秀的刊物。他的侄子蘇丁德羅那特（Sudhindranath）算是名義上的編輯，不過內容四分之三都出自他的手筆。到了第四年，他老老實實地編了一年，一切業務也由他負責。後來因為經濟困難，迫得停止出版。這份刊物頗負時譽，但是孟加拉人看書的雖不少，肯掏腰包買書籍雜誌的卻寥寥可數。那時，有個朋友準備給他以經濟上的支持，不過他個人已經覺得精力憔悴，同時，靜極思動，他實在不願意按時寫評論、小說等東西。這是1895年（34歲）的事情。 他致力於《薩赫拿月刊》的四年間，在新聞事業上曾有極光輝的成績。這份月刊是繼承《婆羅蒂月刊》的傳統，成為他發表言論的機關。他在出版界上繼續不斷的活動，每一種刊物都算是一種新的媒介。當他踏進一個新時期，他的思想便需要一種新的刊物來表現，新陳代謝，這本是很自然的趨勢。不過我們須記住，凡是和他有關的刊物，他一定充分運用，儘量發表。 那時，他的文思源源而來，什麼問題他都想談一談，從政治問題、社會問題，到文學各部門的問題，他都有極濃厚的興趣。甚至經濟問題，他也不會輕易放過。他首先發起古代印度和現代印度的比較研究，這種工作變成一時的風尚。古代人的靜穆莊嚴，現代人的紛擾鄙俗；古代人的沉思默想，現代人的爭名奪利；二者之間不消說有很大的距離。不過現代人要充分了解古人，是相當困難，不是把古人一筆抹殺，把古書送進茅廁坑裡；便是把古人捧到天上，片言隻字，都是珍同拱璧。 這是他的創作生活最豐富的年頭，而報章雜誌上的文字僅算是業餘玩票的作品罷了。他深入民間，洞悉群眾生活形態。他住在恆河邊的茅屋，自然的景物，一一收入鏡頭，成為他的詩篇的材料的源泉。「燃脂夕校，月已窺簾；倚墨晨書，風為展頁。」優美的環境，使心情十分愉快，尤其是流水、沙灘、蘆葦、帆船，一樁樁、一件件，只會使人開心，不會使人煩惱。那時他的生活的斷片，完全收在他的「敗頁」或「殘書」（Torn Leaves or Torn Letters）裡邊，其中大部分是寄給他的侄女英迪拉。英迪拉知道他的書信是很有價值的，因此，當他度著五十誕辰那天，她把他的書信抄錄一份，裝訂成集，雙手送還。他親自批閱這些書信，對於一去不回頭的壯年時代的寫作，不禁憂喜參半。結果，他選出一部分，印成單行本，聊當紀念。 就在那四年間，他每月都撰述小說，從1891年11月寫《我主嬰孩》（My Lord the Baby）開始。那些小說，後來編成幾個集子，其中大多數已經譯成英文，而《餓石》（Hungry Stones）一書，特別受國內外讀者歡迎。 《殘書》有時也描寫他做小說的過程。其中有許多精彩的片段，一經修飾潤色，便成為非常完整的小說。從前他是坐在一派豪華的大廈的窗下欣賞行人，現在他卻和他們發生極密切的關係。因為事情懂得很透徹，所以他動筆寫作的時候，老是文情並茂，毫無枯燥的毛病。舉一個例，在他的一封信里，他曾這樣描寫郵差： 有的時候，到了薄暮郵差才來，他告訴我有關郵務的許多故事。郵局就設在我們的園丘的茅屋的樓下——這是再方便不過，因為信件一來，馬上可收到。我喜歡聽他的故事。他有法子把平淡的事情說得有聲有色。昨天他告訴我說，這地方的人多麼敬重恆河。假如他們的親友中有人死掉，他們便把他的骨殖搗成灰，然後把這骨灰保留下來，直到他們遇見有人喝了恆河的水而後止。他們把骨灰連檳榔送給那個人。這樣一來，他們以為他們已死的親友已經達到恆河了。 諸如此類的例子很多。他無時無地不細心觀察周遭的人民的生活狀況，然後把自己的印象表達出來。因此，看他的小說，等於體驗印度人民的實際生活。 那時，他的創作欲極熾烈。他好像定了一個座右銘一樣，說「何可一日不作詩？」所以他的詩篇的數量多得驚人。他以東方人來接受西方的思想，然後以現代的方法來解釋古代的資料。窮源究流，觸類旁通。這種雙管齊下的作風，使他對於一切事物有更深一層的了解。 他自幼認識自然的偉大，同時，他立志要和自然合一，所以他所描寫的自然景物，並非空泛的表面的描寫，而是賦予個人濃厚的情感。他對海景有深刻的認識。他在洪水泛濫的恆河沿岸逗留多年，所以他知道生離死別會使人黯然銷魂，同時，他也知道狂歡極樂里多少是帶著悲哀。至於望月有感，觸景生情，這等於他的生活的一部分，用不著我們多所贅述了。 《吉德拉》（Chitra）這部劇本，成書於1891年，到了第二年才出版。這是他最心愛的一部劇本，內容是抒情的，雖然形式上採取自由詩。他往往在雨季來臨之後，春花怒放之前撰述劇本。用他自己的話來說：「除了《吉德拉》外，我的所有劇本都是冬天寫的。在那季節里，抒情的熱度似乎變得冷淡些，這才有閒情逸緻來撰述劇本。」這部《吉德拉》寫作時期，正值他的詩情最豐富的時期，結構和觀念固然無懈可擊，表現的方法特別輕靈生動，這的確可以算是靈感達到最高峰的天衣無縫的作品。 他以前單純寫自由詩。自《吉德拉》發表後，他這才改變作風。他認為自由詩不夠「莊嚴」，所以他發明一種多少有押韻的自由詩；這種腳韻並非有硬性的規定，而是在適當的時期，把腳韻稍微調整，一方面增加莊嚴的成分，另一方面讀起來更為順口。這種作風在他後來的作品裡越來越濃厚。「老去漸知詩律細」，年輕時的豪放，一到年齡長大，多少要在修飾潤色上做些功夫。 青年的黃金時代，轉眼之間便消逝得無影無蹤。青年時代一過，所有熱情和狂歡，無疑地也會逐漸減退了。「譬如朝露，去日苦多」。尤其多愁善感的詩人，他時常有「夕陽無限好」的感覺。 然而他的生活是悠閒的，心情是鎮定的。就在這種環境下，他可以優哉游哉按照固定的目標往前邁進。因此，他的創作的收穫實在很可觀。量的豐富，加上質的充實，他已經具備偉大詩人的一切條件，雖然他要博得全世界人士的讚美，還須等待20年（1913年）他得到諾貝爾文學獎金之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