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戈爾傳 · 第四章　到英國留學

處於殖民地時代的印度，政治上的大權，緊操於英國人的手裡。高級官員完全由英國人擔任，印度人充其量僅能做書記、翻譯、助理等職務。 政治上既然沒有飛黃騰達的希望，一般有錢的家庭，多願意把兒子送到英國去學法律和醫學，準備學成歸國後，可以一生從事「高尚的專門的職業」（Learned Profession）。你瞧，甘地學的是法律，尼赫魯父子學的是法律，泰戈爾的二哥和他自己學的也是法律，便知當時印度的上流社會的風尚。 在交通不大方便的時代，漂洋過海，的確是一宗不大容易的事情。好在泰戈爾生長於印度最繁華的城市，時常有機會和各國人士接觸，所以他對於離鄉背井這事情，並不怎麼難過。此外，他的二嫂和她的孩子們在倫敦久居，所以他抵達倫敦後，「仍然籠罩在自己的家庭網」，生活照常，一點也不覺得寂寞。他不但照常到學校上課，而且家裡另請教師來督導。可是「江山易改，稟性難移」。據他自己說：「處處我都不想讀書。我所學到的一點，都是從接觸人的一方面得來的。從各方面來的這異國的空氣，在我的心上發生了作用。」這兒可見，從事創作的人，最重要的是豐富的生活經驗，書本的知識僅占了次要的地位。 不久之後，他的生活起了相當的變化。這對他未來的發展很有關係。他說： 派立特先生把我從家中拖出來了。我住到了一位醫生家裡。他使我忘記是到了外國。斯各特太太對我的愛護，完全是純真而且自然的。她的心對我有如慈母。那時我已經入了倫敦大學，從摩勒先生（Henry Morley）學英國文學。他的教授方法，並不是羅列枯燥無味的死書本，文學在他的心中和談話的聲音成了活生生的東西，一直達到我們的內心深處，到生命正需要糧食的地方，而且一點不損傷其本來的美。回家來以後，把牛津大學出版的書翻來覆去地看，現在我讓自己做自己的先生了。 從這一段自述里，我們可以找出幾個重要的事情。 第一，斯各特太太看顧他，有如慈母對愛子，她往往無緣無故地要說他的面容消瘦，她因此而為他擔憂。這種異族人士所加的母愛，使他嘗到溫暖的人情味，同時，因為住在外國人家裡的緣故，使他更能夠深切了解英國的人情風俗，而這事情是二嫂和她的孩子們的圈子中所不易得到。 第二，一個人在求學的階段，最得力處不過一兩位老師。摩勒把文學「在他的心中和談話的聲音里成了活生生的東西，一直達到我的內心深處，到生命正需要糧食的地方」。這種現身說法的教授法，比較那種記誦枯燥無味的書本，實在更有趣味。 第三，做學問固然需要良師的啟迪，引起學生的興趣，但更重要的是，學生須自動地時常逛書店、上圖書館。自泰戈爾受名師摩勒的啟示後，他便發憤用功，把牛津大學出版的書翻來覆去地看，用力既久，自有豁然貫通的一天。 他1877年的秋天才到英國，在沒有到倫敦大學聽講之前，他曾往倫敦南部的勃萊吞城小住。就在那兒，他第一次見到遍地白雪飄飄的景象，這對他不消說是很新奇。 他在英國逗留14個月，在大學裡只念了3個月，據他說： 我的外國的知識差不多全是靠同人們接觸得來的。我們的創造者總是利用種種機會在他的製造品中滲入新的成分。和英國人的密切接觸了三個月以後，這種混合物便成功了。我又被指定在每晚對他們輪換著朗誦詩歌、戲劇或歷史，直到11點鐘。這都不是學校式的讀書。這是一面了解文學，一面又接觸人心。 「一面了解文學，一面又接觸了人心。」這可以說是他留英時代最大的收穫。雖然三個月的訓練，不能使他成為律師，但是，文學本來很有根底的人，一經這麼啟迪後，他便抓著創造的鑰匙，以後就是「一鞭一條痕，一摑一掌血」，干一天有一天的新收穫了。 泰戈爾是個早熟的青年。當他留英的前夜，他對於創作和出版事業已經有很大的興趣。那時，查特吉·邦金先生（Bankin Chatterji）曾主編一個月刊《孟加拉大觀》，編者是孟加拉文的著名小說家，他的長篇連載的小說里的兩位女主角，幾乎是家喻戶曉。泰戈爾長於朗誦，尤其是懂得念書給人聽。他的嫂子覺得他念給她聽，比她自己去看還要好，所以他時常一面念著雜誌，一面還可以享受嫂子的扇子上來的風呢。 不久之後，《婆羅蒂月刊》（Bharati）出來了。婆羅蒂是娑拉斯瓦蒂（Sarasvati）的別號，是個司學術和詩歌的女神。泰戈爾經常給這刊物投稿。他回憶到當時自己「既沒有學問，又沒有才能，居然也能夠在那廳堂中占一席位，而且還能夠不受別人批評」。這種精神上的鼓勵，使他能夠一往無前地從事創作生活，雖然他自己明白，這個刊物「裡面卻是半生半熟的湯飯」。 他寫小說，他也寫詩歌。他的最早的一本書——《一個詩人的故事》（A Poet's Story）——是1877年（16歲）寫的，原先刊載於《婆羅蒂月刊》，到了第二年，便由一位朋友代他印成專集。這書的前部是把他的快樂的童年，加以高度的想像化，說他整天和自然為伍。到了長大成人的階段，他白天想著科學，晚上想著詩歌。他的思想上的兩重性格，在那時期已經充分表現出來。 此後，他經常在《婆羅蒂月刊》上發表文章。他最早寫的一部劇本《魯德拉山達》（Rudra Chanda）於1881年（20歲）以單行本的形式出版，不過以後沒有再版。他還寫了一篇小說《可憐》（Pity）在《婆羅蒂月刊》上連載，不過這篇小說多少是模仿邦金的作風，連趣味也談不上。接著，他又寫了許多散文詩。 但是，他20歲以前，即留英前後的幾年間的最重要的作品，卻在散文這方面。從散文上，他隨處顯著深刻的思想，銳敏的觀察力。1877年（16歲），他寫了一篇《孟加拉文的希望和失望》（The Hope and Despair of Bengalis）。在這篇論文裡，他一生所努力的最傑出的題材已經具體而微地表現出來了。這題材就是東方和西方的合作。他堅決主張，歐洲的知識上的自由和印度的保守，歐洲的藝術和印度的哲學，歐洲的獨立自主和印度的精神上的靜止，二者應該搞到水乳交融，這才能夠產生高度的文化。 讀者知道，泰戈爾的名字「羅賓德羅那特」（Rabindranath），是指太陽出於東而沒於西，聯結東西而不分東西的意思。他自小抱著天下一家、世界大同的意思。思想正確，他這才能夠坦坦蕩蕩地「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 就在他著述《孟加拉文的希望和失望》那一年，他還寫了幾篇重要的文章，論語言與人格的關係，文學與道德的進步的關係。他的結論是：假如語言沒有改善，一個民族就不能進步。這些論文，一方面可發揮他個人對世界的懷抱；一方面也可以看出，作為一個詩人的泰戈爾，他多麼重視語言，他多麼希望語言與時俱進，因而使運用這種語言的民族只有進步，絕不落伍。 1878年（17歲），他曾在《婆羅蒂月刊》上發表許多文章，如《撒克遜與盎格魯撒克遜文學》、《但丁和他的詩篇》、《論歌德》。這些文章說明他的興趣雖廣泛，但最重要的，是他酷愛文學。 在他18歲以前，他已經發表了七千行詩，以及許多散文。他既嫻熟英國詩，又精通印度詩。前者給他以新鮮的格調，後者給他以傳統的藝術。二者交互為用，造成這麼一個東西合璧的大詩人。 現在我把他年輕時代的詩篇試譯兩首如下： 太陽，靜聽你的不朽的歌聲， 小孩，在世界末日裡跑完他的路程。 像太陽那麼有恆，像月亮那麼悠久， 你的偉大的曲調，可配合你的豎琴， 唉，蓋世無雙的首要的詩人！ 上述的一首詩，是沙拉斯瓦蒂的長篇演講的結尾。現在再試譯一首《詠玫瑰花》： 玫瑰女啊， 唉，我的玫瑰女啊！ 抬起頭來罷，抬起頭來罷。 把花叢點綴得漂漂亮亮！ 幹嗎那麼害臊？ 幹嗎那麼害臊？ 把葉兒掩蓋你的臉龐， 幹嗎那麼害臊？ 這兒你可以看出，他所用的疊句，比較一般詩人都來得多。 此外，他還運用通訊的體裁，在《婆羅蒂月刊》上發表《旅歐寄簡》。這些通訊，後來匯訂成書，大受讀者的歡迎。 像19世紀的英國的米勒·約翰司徒一樣，在20歲以前，已經能夠和當代文壇巨匠抗衡，泰戈爾也在20歲以前，光焰萬丈，在詩歌、小說、戲劇、散文方面，奠定非常鞏固的基礎。天才加上努力，壯健加上長壽，難怪他有驚人的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