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軾 · 第十章 黨碑及黨爭

文忠沒未及葬，二惇（章惇、安惇）、二蔡（蔡京與弟卞）禁元祐之學，文忠與司馬光等皆追削官爵，子孫不許官京師。崇寧、大觀間（均徽宗年號），凡文辭墨跡皆毀之，海內誦習傳說，稱毘陵先生而不名。（放翁題跋《蘇氏易傳》云：「此本先君宣和中入蜀時所得也，方禁蘇氏學，故謂之毘陵先生雲。」）政和（亦徽宗年號）間，忽弛其禁，求文忠墨跡甚銳。（時寶籙宮設醮，道士伏章，久而方起，上問其故，答曰：「適至帝所，值奎宿奏事，方畢，始達。」上問：「奎宿何神？」答曰：「即本朝蘇軾也。」上大驚，乃贈軾龍圖閣待制。語見張端義《貴耳集》。按此蓋道士之託諷，明嘉靖中方士托乩仙以逐嚴嵩，蓋師此道士之故智耳。）南渡後，趙汝愚當國，盡馳其禁，和議起，秦檜又禁之。紹興（高宗年號）之末，又馳之，鄭丙諸人為忌朱子，又啟之，則由元祐黨案，一變為慶元黨案矣。此兩宋治亂存亡之所關也。 元祐黨籍，或謂之元祐黨人，或謂之元祐奸黨，崇寧元年九月，蔡京定之：待制以上官，文忠為首，宰執以文彥博為首，徽宗御書，刻於端禮門，京又自書一通，頒行州縣，刻之。三年六月，京又將上書人及己所不喜者作附麗人，添入黨籍，仍以文忠列待制以上首，而宰執以司馬光居首，文忠之弟文定列執政中，蘇門諸賢，如秦觀、張耒、黃庭堅、王鞏、李格非、晁說之、家願，亦均在禁中。初刻碑或謂百二十人，或謂九十八人，重刻碑三百九人，史書所記人數多寡不一，姓名各異，蓋緣毀碑之後（崇寧五年星變，毀朝堂石刻，其外處亦令除毀），雖有翻刻，不無傳聞失實處耳。（按：三百九人事跡，莫備於龔頤正之《列傳譜述》一百卷，所闕者只四人，蓋龔氏去北宋不遠，文獻有徵，采輯尚易，惜其書已佚，不可得見矣。） 黨中諸賢多有墓草已宿者，京之意蓋欲污衊諸賢，使其子孫亦有餘辱，抑豈知公論之在人心者，終不可泯。至於摩挲遺刻，歷數姓名，粲然若繁星之麗天，雖其子孫亦以祖父得與洓水、眉山聯名為榮，曾不以為辱也。嗚呼！愛憎之私，果足以掩是非之公耶？碑之所列，德業無聞者居多，然賴此碑之存，而天下後世知其為君子之黨，乃至刻工安民亦得與之並傳，何其幸也。 元祐之碑固章、蔡成之，而蜀黨、洛黨之爭則由來已久，其事之得失，張溥（字天如，華亭人，明季復社黨魁）論之詳矣。其言曰： 「元祐之初，正人登進，程頤以崇政殿說書召，蘇軾以翰林學士召，咸拔擢不次，在帝左右。未幾以言論不合，賈易、朱光庭等劾軾，胡宗愈、孔文仲、顧臨等劾頤，洛蜀交攻，遂分二黨。六、七年間，廢罷不一，終宣仁清明之世，竟未施用，海內惜之。 唐長慶（穆宗年號）、太和（文宗年號）之召黨也，始於李宗閔、李逢吉、牛僧孺惡李德裕、李紳而排之，目以為黨，傾軋報復垂四十年。宋慶曆之有黨也，始於賈昌朝、陳執中、王拱辰、錢明逸惡范仲淹、富弼等而排之，目以為黨，飛章抵毀，一網立盡。 此皆小人結約，急為身謀，功名累心而恩怨自迫，明知君子有益於國，而深畏其不利於已，是以背公論，聚死黨，奮發橫溢而不顧也。軾與頤合志同方，出處不異，熙豐之際，或堅臥山林，或放逐湖海，一朝遇主，攜手偕行。 方冀其一心奉公，更化善政，司馬光未竟之業，諸賢力贊其成，而口語參商，攻訐競起，初不聞有國家大政，爭若新法；仕塗抵巘，怨若牛李也。右頤者詆軾曰『謗訕』，右軾者詆頤曰『矯激』，在兩賢本無罪可指，而言路亦非積憾為仇，特以師友之故，辭色不下，嘲侮小嫌，詬誶靡已，即盈朝之上書，猶家人之室斗耳。迨章惇、蔡京專國反政，頤、軾之徒，貶竄接路，端門之碑，姓名並列，此固向所攘臂勃谿，忿詢角立者，小人斥為一黨而並擊之。 治世不同福，亂世則同禍，諸賢當此，亦當自悔其籓籬之不固，而水火之必傷也。蜀、洛之議，呂公著等所痛，章惇所快也，元祐君子之失，未有大於此者。」 【批評】 元祐黨籍碑，今世所傳皆南宋人所翻三百九人之本，一在靜江府，為梁燾曾孫律所重勒，有「慶元戊午吉州饒祖堯跋」；一在融州，為沈千曾孫韋所重勒，有「嘉定辛未跋」。梁本字畫較大，於諸臣身故者，名下注一故字，與沈本異。 沈本末一行為「臣不忠曾任宰臣，王珪、章惇兩人」。梁本有惇無珪，梁本內臣有王化臣一人，沈本無之。袞公適，梁本誤袞為兗；馮百藥，沈本誤馮為洪，龔夬梁誤作史。按《崇寧詔書》雲「三百九人」，以兩碑所列姓名數之，皆闕其一，當於梁本增入王珪一人，沈本增王化臣一人，乃得其實。 淳安縣學亦有元祐黨碑，為縣尉司馬逨所刊，載於《新定續志》，未見拓本。是知諸賢之子孫，以此片石一刻再刻，若惟恐碑之淹沒，欲長留天地間為快，且如章惇者，轉嘆其適從何來，居集於此也。當毀碑時，蔡京厲聲曰：「碑可滅，名不可毀！」嗚呼！名固不可毀也，京亦愚矣。 紹興中，嘗命張章簡公綱，看詳黨籍碑，據其覆奏則初刻本計九十八人，除王珪一人不合在籍，自餘九十七人多是名德之臣。《元城語錄》雲「元祐黨人只七十八人」，則所謂九十七人者，已附益十九人矣。 蘇軾死後還沒安葬，章惇、安惇、蔡京、蔡卞就封禁了元祐年間諸公的學術，蘇軾與司馬光等人都被撤銷了官位和爵位。他們的子孫也不准在京城做官。宋徽宗崇寧、大觀年間，凡是蘇軾的文章筆墨全部銷毀，國內流傳誦讀他的文章時都稱他毘陵先生，不稱呼名字。（陸游為《蘇氏易傳》題跋時說道：「這本書是我父親在宣和年間到蜀地獲得的，當時正封殺蘇家的學術，所以稱呼蘇軾為毘陵先生。」）政和年間（也是徽宗年號），忽然鬆弛了封禁，而且求索蘇軾的手稿極其迫切。（當時徽宗皇帝在寶籙宮打醮，道士趴在那裡上章，很久才起來，徽宗皇帝問他緣故，他說：「剛才到了天帝所在，正好遇見奎宿正在啟奏事情，等他結束，我才上達了旨意給天帝。」徽宗問：「奎宿是什麼天神？」道士回答說：「就是本朝的蘇軾。」徽宗大吃一驚，因此追贈蘇軾為龍圖閣待制。這個故事記載於張端義《貴耳集》。這大概是道士的假託諷諫，明代嘉靖年間術士假託扶乩請神靈來驅逐了嚴嵩，大約是宋代道士的故伎吧。）到了南宋以後，趙汝愚當朝為政，禁令全面放開。跟金國求和的議論興起以後，秦檜又再度封禁。宋高宗紹興末年，又放開禁令，鄭丙等人因為忌憚朱熹，又重新封禁。元祐黨案，一下子變成了慶元黨案。這兩個案子都關係到南、北宋的存亡。 元祐黨籍，或稱元祐黨人、元祐奸黨，崇寧元年九月，蔡京規定黨人順序：待制以上官員，以蘇軾為首，宰相以文彥博為首。名單由徽宗皇帝親筆御書，刻碑樹立在端禮門上，蔡京又自己抄了一份，頒行到各州縣刻碑。崇寧三年六月，蔡京又將要把自己平時厭惡的人作為附屬名單加入黨籍，仍然以蘇軾名列待制的首位，而宰相以司馬光居首，蘇軾的弟弟蘇轍列名於執政大臣中，蘇門各位賢者，比如秦觀、張耒、黃庭堅、王鞏、李格非、晁說之、家願等人也都名列其中。初次刻碑有的說是一百二十人，有的說是九十八人，重刻碑三百零九人，史書所記的人數也參差不齊，姓名各異，大概因為毀碑之後（崇寧五年隕石降落，毀壞了朝堂的石碑，別的地方的石碑也下令毀壞去除），雖然也有翻刻，免不了有傳聞不真的地方。（按：三百零九人的事跡，記載最完備的莫過於龔頤正撰寫的《列傳譜述》一百卷，只缺了四個人沒寫，因為龔氏離北宋不是很久遠，有很多文獻資料可以徵用，編纂比較容易，可惜這部書已經亡佚，見不到了。） 黨籍中好幾位賢者已經去世多年，蔡京是想污衊他們，讓其子孫也蒙上羞辱，他哪裡知道公道自在人心，最終不會被泯滅。至於摩挲著遺留的石碑，依次細數姓名，燦爛得就好像天上的繁星，即使是他們的子孫也會以自己的祖父跟富弼、蘇軾等人聯名為榮，根本不覺得恥辱！唉！人的私人愛恨，果真能夠掩蓋是非的公道麼？石碑上所列的姓名，德行事業默默無聞的居多，然而靠這個碑的保存，讓後代的天下人知道他們屬於君子一黨，甚至刻碑工人安民也得以跟他們一起流傳，這是何等的幸運啊！ 元祐黨碑固然是章惇、蔡京造出，可蜀黨、洛黨的紛爭是由來已久的，關於此事的得與失，明代末年復社的首領張溥曾有過很詳細的議論，他說： 「元祐初年，正直的人被任用，程頤以崇政殿說書被徵召，蘇軾以翰林學士被徵召，都受到不一般的提拔，侍奉在皇帝身邊。不久因為兩人言論不合，賈易、朱光庭等人彈劾蘇軾，胡宗愈、孔文仲、顧臨等人彈劾程頤，後來被稱為洛黨的人和被稱為蜀黨的人互相攻訐，於是分出了兩個黨派。六、七年之間，兩黨的人多次被罷官，直到宣宗仁宗政治清明的時代結束，最終也沒受到任用，天下人都覺得可惜。 唐穆宗長慶年間和唐文宗太和年間之所以有黨爭，源於李宗閔、李逢吉、牛僧孺嫉恨並且排擠李德裕、李紳，將後者視為朋黨，兩派互相傾軋報復，鬥爭了近四十年。宋仁宗慶曆年間之所以有黨爭，源於賈昌朝、陳執中、王拱辰、錢明逸嫉恨並且排擠范仲淹、富弼等人，將後者視為朋黨，上奏公文詆毀並將他們一網打盡。 這些都是小人互相勾結，升官心切，功名心極重，加以恩怨之情逼迫，明知道君子對國家有益，卻很怕他們對自己不利，因此違背公論，聚集死黨，用盡功夫，為所欲為而毫無顧忌。蘇軾與程頤志向和學術相近，出仕隱退也一致，在熙寧、元豐年間，程頤堅定的隱居山林，蘇軾被放逐到沿海州郡，等某一天遇到賢明君主，兩人便一起進入皇宮。 世人正希望他倆能一心一意奉行公事，更變舊政，推行善政，各位賢者都想他們用力完成司馬光未完成的事業，然而兩人卻因為發生口角，雙方互相攻訐，開始完全沒聽說有像對新法那樣關於國家大政的爭論，仕途間的排擠傾軋，也沒有像牛李黨爭那樣互相怨恨。支持程頤的詆毀蘇軾『毀謗譏刺』，支持蘇軾的詆毀程頤『詭異偏激』，在兩位賢人本身是沒什麼罪過可以指摘，諫官也並非積累怨恨互相為敵，只不過因為都是師傅朋友的緣故，言語臉色落不下，所以嘲諷侮辱，各種嫌憎，辱罵責備，不得消停。即便是在朝廷的奏章上，也如同家裡人在室內的吵架一樣。等到章惇、蔡京把持朝政，程頤、蘇軾等人被接二連三地貶謫，端門上的黨人碑，兩人姓名並列在一起。這以前本是捋袖子爭吵、憤怒對立的兩派人，小人卻將他們指斥為一個黨派一併攻擊。 太平時期不共謀福報，混亂時期就會共受禍患，諸位賢者在這時也會後悔他們的防線不夠堅固，沒想到兩派勢同水火互相傷害，卻讓漁翁得利。蜀黨、洛黨被貶謫被勒碑，讓呂公著等人痛心，讓章惇等人快意。元祐年間各位君子的失策，沒有比這更嚴重的了。」 【評論】 元祐黨籍碑，現在所傳的都是南宋人翻刻的有三百零九人的版本，一本在靜江府，是梁燾的曾孫梁律重新翻刻的，上面還有「慶元戊午吉州饒祖堯跋」；一本在融州，是沈千的曾孫沈韋重新翻刻，有「嘉定辛未跋」。梁本字比較大，在已去世的各大臣名字下面注了一個「故」字，與沈本不同。 沈本最後一行為「臣不忠曾任宰相，王珪、章惇兩人」。梁本有章惇，沒王珪，梁本的內臣有王化臣一人，沈本沒有。袞公適，梁本將袞誤刻成兗；馮百藥，沈本誤刻成洪百藥，龔夬梁誤刻成龔史梁。按《崇寧詔書》說「三百零九人」，將兩塊碑所羅列的姓名數一下，會發現都各自缺少一人，應當在梁本里增入王珪，沈本增入王化臣，才是真實情況。 淳安縣學也有元祐黨碑，是縣尉司馬逨刊刻的，被記載於《新定續志》，沒見過拓本。由此可見各位賢人的子孫，將這一塊碑一而再再而三地翻刻，生怕石碑埋沒，想把它永遠留在世上。而且像章惇的名字也在上面，反而會驚訝這是怎麼來的，怎麼會被刻在碑上。當時要毀壞黨人碑的時候，蔡京大聲說：「石碑可以毀滅，石碑上那些人名不可能被毀滅！」唉！名字本來就不可能被毀滅，蔡京也太愚蠢了些。 紹興年間，皇帝曾經讓張章簡公綱審閱研究黨籍碑，根據他的稟報結果看，初刻本共計有九十八個人名，除去王珪一人不應該列入黨籍以外，其餘九十七人大多是有名的賢德大臣。《元城語錄》說「元佑黨人只有七十八人」，那麼這所謂的九十七人，已經被增添了十九個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