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軾 · 第八章 元祐之黨爭

文忠再至杭，作守二年，多善政，杭人尸祝之。嘗謂：「杭，水陸之會，因疫病死者，比他處常多。」乃作病坊，名安樂坊，在眾安橋，以僧主之。三年之間，管幹病坊僧醫逾千人，賜紫衣及祠部牒一道，以為獎勵，終宋之世其事不廢。 杭本江海之地，水泉咸苦，唐刺史李泌，始引西湖水，作六井，民足於水，故井邑日富。及白居易復浚西湖，放水入運河，自河入田，所溉至千頃。然湖水多葑，自唐及吳越錢氏（吳越王錢俶也），歲輒開治，故湖水足用。宋興，廢而不理，湖中葑田積二十五餘丈，而水無幾矣。運河失湖水之利，則取給於江潮，河行闤闠中，潮渾濁多淤，三年一淘，為市井大患，而六井亦幾廢。 文忠至杭，浚茅山、鹽橋二河，造偃閘以蓄瀉湖水，然後潮不入市。且以餘力，復完六井，大浚西湖，以葑田之泥，築長堤於湖中，堤成，植芙蕖、楊柳其上，望之如圖畫，即今之蘇公堤也。 劉摯收召洛黨為己用，使居言職，以待文忠入。文忠知入必墮其術中，因累狀請郡，以待後命，復在杭查看水災，藉以拖延。（文忠謂：「浙江潮自海門東來，勢如雷霆，而浮山峙於江中，與漁浦諸山犬牙相錯，洄洑激射，歲敗公私船，不可勝計。欲自浙江上流之石門，並山而東，鑿為運河，引浙江及溪谷諸水二十餘里以達於江。又並山為岸，不能十里以達於龍山之大慈浦。自浦北折抵小嶺，鑿嶺五十丈，以達於嶺東古河，浚古河數里以達於龍山運河，以避浮山之險。」元祐六年奏上時已聞召回之信，事遂未行。） 元祐五年，奉召為翰林承旨，復侍邇英（殿名），與弟轍同朝於時。熙豐舊黨（熙寧、元豐均神宗年號，王安石當國之時），爭起邪說，以搖撼在位。文忠兄弟並有文名，忌者因謂：「二人徒有文學，而無器識，剛狠好勝，與安石無異。」當神宗末年，文忠之自汝移常也，受命於宋。會神宗崩，文忠哭於宋，而南至揚州，常人為公買田。書至，作詩有「聞好語」之句，賈易、趙君錫遂謂公聞諱而喜。又舉《草呂惠卿制》，皆誹謗先帝，無人臣禮。（元祐元年，呂惠卿有罪，建州安置，公為中書舍人，草制其制曰：「惠卿以斗筲之才，穿窬之智，諂事宰輔，同升朝堂，樂禍貪功，好兵喜殺，以聚斂為仁義，以法律為詩書。首建青苗，次行助役，均輸之致，事同商賈，手實之禍，下逮雞豚。苟可蠹國害民，率皆攘臂稱首。先帝求賢如不及，從善如轉圜，始以帝堯之仁，姑試伯鯀；終焉孔子之聖，不信宰予。猶寬兩觀之誅，薄示三危之竄。」天下傳誦稱快，今言官摘先帝數聯為誹謗也。） 太后怒，罷易、君錫，呂大防請並公兩罷，乃以為龍圖閣學士出知潁州，尋改揚州，未閱歲，以兵部尚書召還，兼侍讀。 元祐八年，宣仁後崩，哲宗親政，公乞補外，以龍圖、端明兩學士出知定州。時國是將變，公不得入辭行，既行，上書曰： 天下治亂，出於下情之通塞。至治之極，小民皆能自通；迨於大亂，雖近臣不能自達。陛下臨御九年，除執政、台、諫外，未嘗與群臣接。今聽政之初，當以通下情、除壅蔽為急務。臣日侍帷幄，方當戍邊，顧不得一見而行，況疏遠小臣欲求自通，難矣。然臣不敢以不得對之故，不效愚忠。古之聖人將有為也，必先處晦而觀明，處靜而觀動，則萬物之情，畢陳於前。陛下聖智絕人，春秋鼎盛。臣願虛心循理，一切未有所為，默觀庶事之利害，與群臣之邪正。以三年為期，俟得其實，然後應物而作。使既作之後，天下無恨，陛下亦無悔。由此觀之，陛下之有為，惟憂太早，不患稍遲，亦已明矣。臣恐急進好利之臣，輒勸陛下輕有改變，故進此說。 紹聖元年（曾布上疏乞改元以順天意，輒改元祐九年為紹聖元年），紹述之議興（試進士李清臣發策，有誅元祐諸臣議，尹和靖焞不對而出）。六月，用來之劭（殿中侍御史）言，以承議郎出知英州，未至，責授宣遠軍節度副使，惠州安置。 【批評】 林希（攻元祐黨人者）作啟謝執政諸公，於蘇子由有聯，云：「父子以文章冠世，邁淵、雲、司馬之才，兄弟以方正決科，冠晁、董、公孫之對。」及紹聖中，行子由謫詞云：「父子兄弟，挾權變詐，驚愚惑眾。」子由捧之泣曰：「某兄弟固無足言，先人何罪耶！」其行子瞻謫詞云：「汝軾文足以惑眾，辯足以飾非，然而自絕君親，又將誰懟？」其反覆如此。 元祐間，呂大防、劉摯當國，欲稍引用熙、豐舊黨，以平夙怨，謂之調停，子由以謂不可而止。後賈易、趙君錫攻文忠，太后怒二人，呂大防請並罷文忠，即本其所持調停之策也。 楊康國談潁濱云：「轍之兄弟謂其無文學，則非也，蹈道則未也，其學乃學為儀、秦也（儀謂張儀，秦謂蘇秦，戰國時縱橫之士），其文率務馳騁，好作為縱橫捭闔，無安靜理。陛下若悅蘇轍文學而用之不疑，是又用一安石也。轍以文學自負，而剛很好勝，則與安石無異。」洛黨諸人藉口以攻蘇氏兄弟者，不外此說，要不足以服天下之心也。 楊康國之奏，為元祐中洛、蜀交攻極大一案，論者指此為伊川所為，其實此時伊川已罷去四載，且在憂中，豈能諷御史攻公耶？ 潁濱作《文忠墓誌》，於元祐六年召入為翰林時云：「當軸者不樂，諷御史攻之。」按《潁濱遺老傳》（蘇轍自撰）云：「莘老（劉摯字）昔為中司，台中舊僚多為之用，前後有意見攻。」公《杭州召乞郡狀》云：「蒙恩召還，及除臣弟轍執政（為尚書右丞），皆非大臣本意（指劉摯），即日上章辭免，行至中路，果聞弟轍為台、諫所攻，搬出廨宇待罪。」又云：「賈易擢貳風憲，付以雄權，必須言臣並及弟轍。」以上皆《墓誌》所載，當軸諷御史攻公之證，台、諫交章不已，兩公必罷一以息群言，子由既入政府，動關國體，未易遽罷，則文忠之必罷可知。明知必為攻罷而自蹈陷阱，不若乞郡外補，既可遠禍，又可為國盡力也。宣仁太后不悟，至於自請戍邊，亦不許，於是不得不入，而日困網羅，坐待白簡矣。劉摯用洛黨以去二蘇，而又不居其名，既去，猶代其辯白，宦海風波，可畏至此。 蘇軾又到杭州做了兩年知州，有很多好的政績，杭州人將他畫像供起來祭祀。蘇軾曾經說：「杭州是水陸交會的城市，因為傳染病感染而死的人往往比別的地方多。」因而在眾安橋建立了病坊，稱為「安樂坊」，讓和尚主管。三年之中，來裡面管事的和尚醫生多達一千多人。皇帝賜予蘇軾紫衣和祠部度牒一道作為獎勵，直到大宋朝滅亡這個病坊也沒有廢除。 杭州原來靠近浙江、東海，當地泉水又咸又苦。唐代刺史李泌首先引西湖水造了六口井，百姓用水充足，所以這裡越來越富裕。到白居易任職的時候，他又疏通西湖水流入運河，從運河流入田畝，灌溉田地達一千頃。湖水中有很多茭白根，從唐朝到吳越錢氏（吳越王錢俶），每年都疏浚治理，所以湖水足夠民用。宋朝立國後，停止了治理，茭白根聚積為田，有二十五多丈深，剩下的湖水沒有多少了。運河喪失了湖水的便利，靠江中的潮水供水，船在市中行駛，潮水渾濁多淤泥，三年淘挖一次，成為百姓的大災難，六口井也幾乎荒廢了。 蘇軾到了杭州，疏通茅山、鹽橋二河來通航運，又造了壩堰閘門，用來作為積蓄和排泄湖水的樞紐，從此江中的潮水不再流入城市。用剩下的人力物力修復了六口井，徹底疏通了西湖，又把茭白根堆積在湖中，築成南北長三十里的長堤以便通行。堤築成後，又在上面種了芙蓉、楊柳，看上去就像畫卷一樣，就是今天的「蘇公堤」。 劉摯招攬洛黨的成員為自己所用，讓他們擔任言官之職，等待蘇軾回到朝廷。蘇軾明白回去必然墮入他們設置的陷阱，因而多次上表請求改任別的州郡，等待以後的任命，又在杭州視水災情況，藉以拖延時間。（蘇軾說：「錢塘江的潮水從海門由東而來，有雷霆萬鈞之勢，而浮山峙立在江中，和漁浦各山犬牙交錯，潮流旋轉回流激盪噴射，每年沖毀公私船隻數不勝數。建議從錢塘江上流的石門，沿著山向東，開鑿運河，引二十多里錢塘江水和各山谷的水進入江中。又沿著山修築堤岸，不足十里就到達龍山大慈浦，從浦以北曲折抵達小山嶺，開鑿山嶺六十五丈以達嶺東的古河道，疏通幾里古河道到達龍山的運河，來避開浮山的險處。」元祐六年上奏時已經聽聞自己將被召還朝廷，於是工程便沒施行。） 元祐五年，蘇軾被皇帝聖旨召回，作為翰林承旨再次在邇英殿侍奉，與弟弟蘇轍同朝為官。神宗皇帝熙寧、元豐年間，王安石當政時的舊黨派，爭先發表邪說，攻擊在位的公卿士大夫。蘇軾兄弟倆都因文學而有美名，忌恨他們的人因此說道：「這兄弟兩人只懂文學罷了，毫無器量和見識，又為人倔強好強，愛鬥狠，跟王安石並無區別。」在神宗皇帝晚年，蘇軾從汝州改任常州的時候，在宋州接受任命，正好遇到神宗皇帝駕崩，蘇軾就在宋州為皇帝哭喪，然後南去揚州。常州人為蘇軾購置了田產，書信到後，蘇軾寫了詩，裡面有「聞好語」的句子。於是賈易、趙君錫說蘇軾是因為聽到神宗駕崩的消息而欣喜。他們又舉出蘇軾起草的《草呂惠卿制》，說他無處不在誹謗先帝，沒有作為臣子的禮節。（元祐元年，呂惠卿有罪，被貶到建州，蘇軾時任中書舍人，草擬了制書，裡面說：「呂惠卿以淺陋的學問，苟且的智謀，諂媚宰相，共同把持朝政。嫁禍於人，貪戀功勞，愛好戰爭，喜歡殺戮，將聚斂當做仁義，把法律當做詩書。是他第一個倡議青苗法，又施行助役法，均輸法的手段，就像是行商；手實法的危害，甚至傷及牲畜。如果發現能危害國家和百姓的事情，他便摩拳擦掌，第一個衝上去做。先帝求賢若渴，從善如流，開始用唐堯的仁德，姑且試用伯鯀；最終像孔子的聖明，不信任宰予。朝廷仍然饒恕了他的死罪，只將他貶謫到蠻荒之地罷了。」這篇文章，流傳天下，大家都拍手稱快。如今言官摘取其中關於先帝的幾句來誹謗蘇軾。） 太皇太后很憤怒，罷黜了賈易和趙君錫，呂大防請求將蘇軾也一起罷官，於是朝廷讓蘇軾以龍圖閣學士的身份出任潁州。不久改任揚州，沒過一年，便任命他為兵部尚書，召回朝廷，兼任侍讀。 元祐八年，宣仁太皇太后去世，哲宗皇帝親自主持政務，蘇軾請求到地方任職，於是蘇軾以龍圖閣、端明殿兩學士的身份出任定州知州。這時國家政策將要大變，蘇軾不能夠進入皇宮跟皇帝辭行，出發後，便上書說： 天下的太平和衰亂，就看底下的情況是否能上達朝廷。最太平的時候，小百姓都能自己表達意見；到大亂時，即使皇帝身邊的近臣也不能發表自己意見。陛下即位九年了，除了執政大臣、御史諫官外，從不和群臣接觸。現在親政開始，應當把通曉下情、除去壅塞蒙蔽當作緊急要務。臣每天侍從於皇帝身邊，馬上要到邊地戍守，臨走卻不能見您一面，何況疏遠的小臣想進諫自陳意見，就更難了。但臣不敢因不能面見的緣故，就不盡忠。古代的聖人將要有所作為，必然先在暗處觀察明處，處於靜態觀察動態，那樣，萬物的情況，就全部呈現在面前了。陛下聖明才智過於常人，年紀正盛。臣希望陛下虛心地推求事理，一切尚未有所作為時，默默地觀察各種事情的利弊和群臣的好壞。用三年作為期限，等到得出事物的實際情形，然後根據事物的實際情形而採取相應的行動。讓有所行動之後，天下沒有怨氣，陛下也沒有悔恨。由此看來，陛下的有所作為，只怕太早，不怕稍遲，也是很明白的事了。臣怕急進近利的人，擅自勸陛下輕易有所改變，所以呈進此說。 紹聖元年（曾布上書請求改元順從天意，便把元祐九年改為紹聖元年），繼承神宗時代新法的提議興起（考試進士時，李清臣出了策論的題目，提議誅殺元祐時代的各位大臣，和靖先生尹焞沒有應答就離開了）。六月份，朝廷採用殿中侍御史來之劭的建議，命蘇軾以承議郎的身份出任英州知州，還沒到任，又把蘇軾降職授予宣遠軍節度副使，安置於惠州。 【評論】 攻擊元佑黨人的林希曾經作《謝執政諸公啟》，提到蘇轍時說：「他們父子三人都憑藉蓋世的文章享譽全國，才能超越了王淵、楊雄、司馬相如，兄弟二人又參加賢良方正科，對策比晁錯、董仲舒、公孫弘的還好。」等到紹聖年間，林希草擬的貶謫蘇轍的判詞寫道：「父子兄弟三人用詭詐權謀的學術，使愚人驚嘆，讓庸人迷惑。」蘇轍捧著判詞哭著說：「我們兄弟二人固然不值一提，死去的父親大人有什麼罪過啊！」貶謫蘇軾的判詞寫道：「你蘇軾，文章足以惑亂大眾，辯論足以文過飾非，如此是自己要跟皇帝斷絕關係，又怨誰呢？」這人就是如此反覆無常。 元祐年間，呂大防、劉摯當政，想漸漸起用熙寧、元豐年間的舊黨，用來化解過去的恩怨，稱之為「調停」，蘇轍對他們說不可以，這才停止。後來賈易、趙君錫攻擊蘇軾，太后對二人很憤怒，呂大防請求太后將蘇軾也一起罷免，就是根據他們所秉持的調停政策。 楊康國向皇帝議論蘇轍：「蘇轍兄弟二人說他們沒有文學才華吧，也不能這麼說，只是他們對道學尚未入門，他們的學問不過是從戰國時代的縱橫家張儀、蘇秦學來的罷了。他們文章大多追求自由奔放，議論上都是縱橫家那一套手段，沒有清靜的義理。陛下如果喜歡蘇轍的文字而任用不懷疑，那又是任用了一個王安石了。蘇轍在文學上很自負，為人倔強，好勝心強，跟王安石沒什麼區別。」洛黨裡面的人用以攻訐蘇家兄弟的藉口也不外乎這些話，總之是不足以讓天下人信服。 楊康國的奏章，是元祐年間洛黨、蜀黨互相攻訐的一件大事，評論家認為這是程頤指使乾的。實際情況是當時的程頤已經被罷官四年了，而且還在服喪期間，怎麼能夠勸御史指摘蘇轍呢？ 蘇轍所寫的《蘇軾墓誌》，在元祐六年蘇軾招入翰林期間的事情記載道：「當政者不高興，指使御史指摘蘇軾。」按蘇轍自己寫的《潁濱遺老傳》裡面說道：「劉摯曾經身任御史中丞，御史台里許多舊官員很多被他收為己用，前後他都有意要指摘我。」蘇軾的《杭州召乞郡狀》說：「承蒙皇恩，將我召回朝廷，和將我弟弟蘇轍委任執政大臣（做尚書中丞），都不是劉摯大人的本意，當日我就上表辭去職務，走到半道，果然聽聞弟弟蘇轍被御史、諫官指摘，搬出辦公的屋子等待定罪。」又說：「賈易兼任御史，擁有了大權，必定要指摘我跟弟弟蘇轍。」以上都記載於《蘇軾墓誌》，當政者指使御史指摘蘇軾的證據，御史、諫官上奏的摺子一個接一個，蘇軾兄弟兩人知道肯定有一個要被罷免以消除眾人的議論，蘇轍已經進入政府，一舉一動關乎政府形象，不可立即罷免，那麼蘇軾被罷免就顯而易見了。明知道一定會被彈劾進入陷阱，不如自己請求外放，既可以遠離禍害，又能為國效力。宣仁太后不明白其中的利害關係，甚至於蘇軾親自請求守衛邊疆也不被允許，因此蘇軾不得不進入政府，越發遭受束縛，坐等著彈劾他的奏章。劉摯任用洛黨的人來除掉蘇軾兄弟，自己卻脫卻了干係，蘇軾被罷免，他還假惺惺地為他說話，官場的險惡，是如此讓人害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