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軾 · 第七章 宣仁之知遇

謫黃州之第三年（元豐五年），神宗有意復用，而言者沮之（元豐七年），神宗手札徙汝州，略曰：「蘇軾黜居思咎，閱歲滋深，人材實難，不忍終棄。」未至，上書自言有饑寒之憂，有田在常（今江蘇武進縣），願得居之，乃量移常州團練副使。過金陵，與王安石相見，時安石罷相，寄居金陵，語之曰：「大兵大獄，漢唐滅亡之兆，今西方用兵，連年不解，東南數起大獄，公獨無一言責之乎？」 士大夫知上之卒喜文忠也，方共欣幸，無何，裕陵（神宗陵名）晏駕，虞淵之日既沒，鼎湖之劍何依，因不果用。 哲宗即位，起司馬光為相，罷新法，天下顒顒望治。詔復文忠朝奉郎，知登州，比至，召為禮部郎中，除中書舍人，蓋朝廷緣神宗意欲用之。文忠以躐等驟進辭，宰相卒不許，遷翰林學士。蓋自登州召還，十月之間三遷清要，尋兼侍讀。每進，談至治亂、興衰、邪正、得失之際，未嘗不反覆開導，覬有所啟悟。 文忠嘗鎖宿禁中，召入對便殿，宣仁後問曰：「卿前年為何官？」曰：「臣為常州團練副使。」曰：「今為何官？」曰：「臣今待罪翰林學士。」曰：「何以居至此？」曰：「遭遇太皇太后、陛下。」曰：「非也。」曰：「豈大臣論薦乎？」曰：「亦非也。」公驚曰：「臣雖無狀，不敢自他途以進。」曰：「此先帝意也。帝每誦卿文章，必嘆曰『奇才，奇才』，但未及進用卿耳。」文忠不覺哭失聲，宣仁後與哲宗亦泣，左右皆感涕。已而命坐，賜茶，撤御前金蓮燭送歸院。 司馬公薨。文忠頗以言語文章規切時政，往往以此遭忌。衛尉丞畢仲游憂其及禍，貽書戒之曰：「君官非諫官，職非御史，而好是非人，危身觸諱，以游其間，殆猶抱石而救溺也。」文忠不能從。 群賢在朝，不能不以類相從，遂有洛黨、蜀黨、朔黨之語。洛黨以程頤為首，而朱光庭、賈易為輔；朔黨以劉摯、梁燾、王岩叟、劉安世為首，而輔之者極眾；文忠以蜀人為黨魁，故號蜀黨，而呂陶等為輔。是時安石餘黨退休散地，怨入骨髓，陰伺間隙，而諸賢不悟，各為黨比以訾議。惟呂大防秦人，憨直無黨也，范祖禹、司馬光不立黨。既而哲宗聞之，以問胡宗愈，宗愈對曰：「君子指小人為奸，則小人指君子為黨，陛下能擇中立之士而用之，則黨禍息矣。」因著《君子無黨論》以進。時程頤為崇政殿說書，文忠謂其不近人情，深嫉之。於是頤門內右司諫賈易、左正言朱光庭等劾公。 嘗侍上讀《祖宗寶訓》，因及時事，歷言「今賞罰不明，善惡無所勸沮；又黃河勢方西流，而強之使東；夏人寇鎮戎，殺掠幾萬人，帥臣掩蔽不以聞，朝廷亦不問。事每如此，恐寖成衰之漸。」當軸者恨之，使趙挺之、王覿攻之，文忠知不見容，乞外任。四年，以龍圖閣學士再知杭州，出郊未發，遣內侍賜龍茶、銀盒，用前執政恩例，所以慰勞甚厚。 【批評】 神宗每讀東坡文嘆為奇才，可謂不世出之知遇矣。方欲向用，乃即晏駕，文人不幸，往往如此。禁中召對，宣仁說知，益復感激知遇，竭忠輔佐。旁觀者疑其多事，當局者出於不覺，信而見疑，忠而被謗，古今來豈獨一東坡哉。 從來門戶黨援之習，率由君子小人互相攻訐，如薫蕕、冰炭，氣味自爾差池。未聞正人同處，亦彼此分標樹幟者，若洛、蜀諸黨之說，似未有當也。然後世之黨，則竟明目張胆，各爭權利而無所顧忌矣。此非但宋賢之所不為，亦唐時牛、李之所不屑者矣。 東坡出守杭州時，文潞公平章軍國事，呂申公平章軍國重事，呂汲公、范堯夫為左右僕射。潞公諄諄勸公，至杭不可作詩，恐言者箋釋以上申。東坡出，潞公旋卒，堯夫亦去，以上四人無恨東坡者。惟中書侍郎劉摯與邢恕善，而東坡與恕同為起居舍人，恕子寬夫因從東坡游，與恕素無嫌隙。恕乃傾危之士，凡與相識者，無不構成巨禍，東坡亦為所中。其後助章惇必欲殺摯者，亦恕所為也。此等人，惟有不相識之為幸。 蘇軾貶謫到黃州的第三年（元豐五年），神宗有意重新起用蘇軾，被言官阻止（元豐七年）。神宗皇帝手書聖旨叫蘇軾移居汝州，大意說：「蘇軾貶斥在外反省過錯，時間很長了，這種人才實在是難得，朕不忍心終身摒棄他。」蘇軾未到汝州，上書自稱有飢餓寒冷的憂患，有田產在常州（在今天江蘇武進縣），希望在那裡居住。於是獲得恩准遷移到常州做團練副使。路過金陵，他見到王安石，說：「大的軍事行動和大的刑獄，是漢、唐滅亡的預兆。如今對西夏用兵，連年不止，東南又興起幾樁大獄，您不說一句話去責問有關部門嗎？」 士大夫知道皇帝最終還是喜愛蘇軾的，正在互相慶幸，沒多久，神宗皇帝就駕崩了。神宗皇帝都死去了，還能倚仗皇帝什麼呢，因而沒能重用蘇軾。 哲宗皇帝即位，啟用司馬光為宰相，停止新法，全國人民翹首企盼天下大治。皇帝下詔書恢復甦軾朝奉郎之職，改任登州知州，等到蘇軾剛到登州，又御召蘇軾回朝廷做禮部郎中，任命為中書舍人，大約朝廷因為神宗的遺志想重用蘇軾。蘇軾越級向皇上進言，宰相最終沒有允許。蘇軾又改任翰林學士。自從蘇軾從登州召回以來，十個月之中三次升任高官要職，不久又兼任侍讀。每次進宮講授史籍，談到國家治亂興衰，法令邪正得失的時候，總是反覆開導講解，希望皇帝有所啟發。 蘇軾曾經在宮中鎖門值宿，被召進便殿面見太皇太后和皇帝，宣仁太皇太后問道：「愛卿前年做什麼官？」蘇軾說：「臣做常州團練副使。」又問：「現在做什麼官？」回答說：「臣現任翰林學士。」 又問：「憑什麼能驟然升到這個官位？」回答說：「因為碰到了太皇太后、皇帝陛下。」太皇太后說：「不是。」蘇軾說：「難道是大臣論奏保薦嗎？」說：「也不是。」蘇軾驚訝地說：「臣雖然沒有品行，卻不敢從其他途徑謀求晉升。」太皇太后說：「這是先帝的意思。先帝每次誦讀你的文章，一定嘆賞說『奇才，奇才』，只不過沒來得及進用你罷了。」蘇軾不覺痛哭失聲，宣仁太皇太后和哲宗皇帝也哭了，左右的人都感動流淚。一會兒又命蘇軾坐下並賜茶，撤去皇帝面前的金蓮燈台照送蘇軾回翰林院。 這一年司馬光去世。蘇軾喜歡用文章諷諫切中時政的弊病，常常因此遭到忌恨。衛尉丞畢仲游擔心蘇軾因此惹禍上身，便寫信告誡他說：「您既不是諫官，職位又不是御史，卻喜歡批評人。本身就危險，還觸犯忌諱，去諷刺時政，大概好比抱著石頭去救溺水的人啊。」蘇軾沒有聽從他的勸告。 賢能的諸公在朝廷上，往往因為政見不同組成各種黨派，於是便出現洛黨、蜀黨、朔黨這類稱呼。洛黨以程頤作為首領，朱光庭、賈易作為輔助；朔黨以劉摯、梁燾、王岩叟、劉安世作為首領，輔佐的人極其多；蘇軾是蜀地人的領袖，所以號稱蜀黨，呂陶作為輔助。當時王安石黨派的人都下野遣派到各種閒職，對這些賢人的怨恨深入骨髓，暗地裡窺伺，尋找可乘之機報復，而眾位賢人大夫都沒覺察，各自樹立黨派互相批評議論。只有呂大防是秦地人，憨厚正直，沒有加入各黨派。范祖禹、司馬光也不結成黨派。不久哲宗皇帝聽聞有這種事，就問胡宗愈，胡宗愈回答說：「君子指責小人奸詐，小人就指認君子結黨。陛下如果能挑選重用中立的士人，那麼黨派的隱患就會消除了。」因而撰寫《君子無黨論》上呈皇帝。當時程頤身任崇政殿說書，蘇軾說他講經典不近人情，程頤嫉恨在心。於是程頤門人右司諫賈易、左正言朱光庭一起彈劾蘇軾。 蘇軾曾經侍奉哲宗皇帝誦讀《祖宗寶訓》，因而談到時事，逐個發表看法，說：「如今賞罰不夠分明，無法勸勉善人行善，無法阻止惡人作惡。黃河水勢正向西流，卻勉強讓它向東流；西夏人入侵我邊關重鎮，殺傷搶掠將近一萬人民，領兵的大臣遮掩過失不向朝廷稟報，朝廷也不加過問。事情如果都像這樣，恐怕國家慢慢有衰落的趨勢。」當政的大臣懷恨在心，讓趙挺之、王覿攻訐他，蘇軾知道自己在朝廷沒有立足之地，便請求調任地方官。元祐四年，他以龍圖閣大學士的身份再次出任杭州知州，出京到郊外還沒起程，皇帝太后派遣宮中太監賜予蘇軾龍茶、銀盒，用的是以前對宰相的施恩慣例，這對蘇軾可謂是慰勞極其隆重了。 【評論】 神宗皇帝每每讀到蘇軾文章總是讚嘆他是一代奇才，可以說皇帝對他有世上少有的知遇之恩了，正想重用蘇軾，就駕崩了。文人的命運往往像這樣不幸。蘇軾被召入宮中問答，宣仁太皇太后說明緣故，蘇軾越發感恩戴德，竭盡忠誠輔佐君王。旁觀者疑惑蘇軾多管閒事，當政者的攻訐也出於不自覺。忠誠可信，卻被懷疑、被誹謗的，古往今來何止蘇軾一人呢？ 自古以來樹立黨派門戶的習氣，大多因為君子和小人互相攻擊指責，猶如香味和臭味、冷冰和熱炭，性質本就是相對的，故而對立。從沒聽過正派的士人相處在一起還彼此各自分門立派，像洛黨、蜀黨那樣的說法，似乎不大恰當吧！然而後代的黨派竟然能明目張胆，各自為奪取利益和權力，不擇手段，無所顧忌。這不僅宋代賢人不肯做，也是被唐代牛、李黨爭的人物所唾棄的。 蘇軾出任杭州時，文彥博身為平章軍國事，呂公著身為平章軍國重事，呂汲公、范堯夫身為左、右僕射。文彥博諄諄規勸蘇軾到杭州後不要寫詩，生怕言官挑刺上報給皇上。蘇軾出守杭州，文彥博不久就去世了，范堯夫也離開朝廷，以上四人都不忌恨蘇軾。只有中書侍郎劉摯與邢恕交好，蘇軾跟邢恕同為起居舍人的時候，邢恕的兒子刑寬夫跟蘇軾交朋友，蘇軾跟邢恕素無怨仇。可邢恕是個狡詐之徒，凡是跟他認識的人無不被他構陷成大罪，蘇軾後來也被他中傷。後來協助章惇一定要殺劉摯也是邢恕所為。這樣的人，只希望不要認識最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