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軾 · 第三章 與王安石之關係
神宗即位,改元熙寧,其年四月,詔王安石越次入對。文忠服闋還朝,則已在安石參政之時。倡言新法,朝局盡變,神宗召見文忠,問以政令得失,公謂:「求治不宜太急,聽言不可太廣,進人不可太銳,願鎮以安靜待物之來,然後應之。」退而上《萬言書》曰:
臣之所欲言者,三言而已,願陛下結人心、厚風俗、存紀綱。
人主之所恃者,人心而已。如木之有根,燈之有膏,魚之有水,農夫之有田,商賈之有財,失之則亡,此理之必然也。自古至今,未有和易同眾而不安,剛果自用而不危者。陛下亦知人心之不悅矣。
祖、宗以來,治財用者不過三司。今陛下不以財用付三司,無故又創製三司條例一司,使六、七少年日夜講求於內,使者四十餘輩分行營幹於外。夫制置三司條例司,求利之名也;六、七少年與使者四十餘輩,求利之器也。造端宏大,民實驚疑;創法新奇,吏皆惶惑。以萬乘之主而言利,以天子之宰而治財,論說百端,喧傳萬口。或言京師正店議置鹽官,夔路深山當行酒禁,拘收僧尼常住,刻減兵吏稟祿,甚至欲復肉刑。民且狼顧,然而莫之顧者,徒曰:「我無其事,何恤於人。」言操網罟而入江湖,語人曰「我非漁也」,不如捐網罟而人自信;驅鷹犬而赴林藪,語人曰「我非獵也」,不如放鷹犬而獸自馴。故臣以為,欲消讒慝而召和氣,則莫若罷條例司。
今君臣宵旰幾一年矣,而富國之功,茫如捕風,徒聞內帑出數百萬緡,祠部度五千餘人耳。以此為術,其誰不能?所行之事,道路皆知其難。汴水濁流,自生民以來,不以種稻。今欲陂而清之,「萬頃之稻必用千頃之陂,一歲一淤,三歲而滿矣」。陛下遂信其說,即使相視地形所在,鑿空訪尋水利,妄庸輕剽,率意爭言。官司雖知其疏,不敢便行抑退,追集老少相視可否。若非灼然難行,必須且為興役。官吏苟且順從,真謂陛下有意興作。上靡帑稟,下奪農時,隄防一開,水失故道,雖食議者之肉,何補於民?臣不知朝廷何苦而為此哉!
自古役人必用鄉戶,今者徒聞江浙之間,數郡顧役,而欲措之天下。單丁、女戶,蓋天民之窮者也,而陛下首欲役之,富有四海,忍不加恤。自楊炎為兩稅,租調與庸既兼之矣,奈何復欲取庸?萬一後世不幸有聚斂之臣,庸錢不除,差役仍舊,推所從來,則必有任其咎者矣。青苗放錢,自昔有禁,今陛下始立成法,每歲常行,雖雲不許抑配,而數世之後暴君污吏,陛下能保之與?計願請之戶,必皆孤貧不濟之人。鞭撻已急,則濟之逃亡。不還則累及鄰保,勢必有至,異日天下恨之,《國史》記之曰青苗錢自陛下始,豈不惜哉!且常平之法可謂至矣,今欲變為青苗,壞彼成法,所喪逾多,虧官害民,雖悔何及!
昔漢武帝以財力匱竭,用賈人桑宏羊說,買賤賣貴,謂之「均輸」。於時商賈不行,盜賊滋熾,幾至於亂,孝昭既立。霍光順民所欲而予之,天下歸心,遂以無事。不意今日此論復興。立法之初其費已厚,縱使薄有所獲,而征商之額,所損必多。譬之有人,為其主畜牧,以一牛易五羊,一牛之失則隱而不言,五羊之獲則旨為勞績。今壞常平而言青苗之功,虧商稅而取均輸之科,何以異此?臣竊以為過矣。議者必謂「民可與樂成,難與慮始」,故陛下堅執不顧,期於必行。此乃戰國貪功之人,行險僥倖之說,未及樂成,而怨已起矣!臣之所願陛下結人心者此也。
國家之所以存亡者,在道德之淺深,不在乎強與弱;歷數之所以長短者,在風俗之薄厚,不在乎富與貧。人主知此,則知所輕重矣。故臣願陛下務從道德而厚風俗,不願陛下急於有功而貪富強。愛惜風俗,如護元氣。聖人非不知深刻之法可以齊眾,勇悍之夫可以集事,忠厚近於迂闊,老成初若遲鈍。然終不肯以彼易此者,所得小而所喪大也。仁祖持法至寬,用人有敘,專務掩覆過失,未嘗輕改舊章。考其成功則曰未至;以言乎用兵,則十齣而九敗;以言乎府庫,則僅足而無餘;徒以德澤在人,風俗知義,故升遐之日,天下歸仁焉。議者見其末年,吏多因循,事不振舉,乃欲矯之以苛察,齊之以智能,招來新進勇銳之人,以圖一切速成之效。未享其利,澆風已成。多開驟進之門,使有意外之得,公卿侍從,跬步可圖,俾常調之人,舉生非望。欲望風俗之厚,豈可得哉?近歲樸拙之人愈少,巧進之士益多,惟陛下哀之、救之,以簡易為法,以清淨為心,而民德歸厚。臣之所願陛下厚風俗者此也。
祖宗委任台、諫,未嘗罪一言者。縱有薄責,旋即超升,許以風聞,而無官長。言及乘輿,則天子改容,事關廊廟,則宰相待罪。台、諫固未必皆賢,所言亦未必皆是,然須養其銳氣,而借之重權者,豈徒然哉?將以折奸臣之萌也。今法令嚴密,朝廷清明,所謂奸臣,萬無此理。然養貓以去鼠,不可以無鼠而養不捕之貓;畜狗以防盜,不可以無盜而畜不吠之狗。陛下得不上念祖宗設此官之意,下為子孫萬世之防?臣聞長老之談,皆謂台、諫所言,常隨天下公議。公議所與,台、諫亦與之,公議所擊,台、諫亦擊之。今者物論沸騰,怨讟交至,公議所在,亦知之矣。臣恐自茲以往,習慣成風,盡為執政私人,以致人主孤立,紀綱一廢,何事不生?臣之所願,陛下存紀綱者此也。
【批評】
宋黃震(字東發,餘姚人,著《黃氏日鈔》)評東坡此文云:「如長江大河,一瀉千里。至其混浩流轉、曲折變化之妙,無復名狀。方其年少氣銳,尚欲迅掃宿弊,變張百度,有賈太傅流涕漢庭之風。其言切中民隱,發越懇到,岩廊崇高之地,如親見閭閻哀痛之情,有不能不惻然感動者,真可垂訓萬世。」
神宗皇帝即位後改年號為熙寧,當年四月,下詔書召王安石越級進宮面聖,詢問治國方略。蘇軾服喪期滿,回到朝廷,已經是王安石當政的時期了。王安石倡議新法,朝廷局面完全改變,神宗皇帝召見蘇軾,問他政策的得與失,蘇軾對皇帝說:「追求天下大治不可以太急迫,聽從朝臣意見不可以太廣泛,升任官員不可以太倉促,希望陛下能用安寧的政策,等待時機到來,然後做出相應的對策。」退出後,蘇軾寫了一封《萬言書》遞上去,其中說:
臣所想說的,只有三句話罷了。請求陛下維繫民心、敦厚風俗、保存法紀。
君主依靠的是民心,就像樹有根,燈有油,魚有水,農夫有田地,商人有資產,失去了就會滅亡,這是必然的道理。從古到今,沒有朝廷和順平易與百姓同心同德而國家不能安定的,也沒有朝廷剛愎獨斷而不陷入險境的。陛下也知道百姓對新法的不滿了。
自從太祖、太宗以來,管理財政的是三司。現在陛下不把財政交付給三司,無故又創設三司條例司,讓六七個青年人天天在裡面討論研究,又派出四十多人分頭外出辦事。設置三司條例司,是想謀利的藉口,六七個青年人和四十多個外派人員,是謀利的工具。新法開始聲勢很大,讓百姓感到驚疑;因創法新奇,差吏都很驚惶疑惑。以一國之主的身份來謀求財利,以天下主宰的身份來管理財務,產生了各種輿論,萬民議論紛紛。有的說京師的官方正店正商議要設置鹽官,夔州路的深山裡要施行酒禁,要將和尚尼姑拘拿收監,要銳減士兵府吏的薪水,甚至想恢復肉刑。老百姓且極其不安,但朝廷卻置之不顧,還說:「我沒有這事,何必顧慮別人說。」正如拿著魚網到江中湖中去,對人說「我不是去捕魚」,不如丟掉魚網,人們自然相信;趕著鷹和狗進入山林,對人說「我不是去打獵」,不如放掉鷹和狗而野獸自然馴服。所以我以為要消除讒言而招致和氣,那就不如撤銷制置三司條例司。
現在君臣日夜忙碌,幾乎一年了,而使國家富裕的功業,還茫茫然像捕捉風一樣,只聽說內府拿出幾百萬緡錢,祠部給僧侶度牒五千多人而已。用這些手段作為富國的辦法,誰不能做呢?而所實行的事情,路人都知道其困難。汴河的水混濁,從有人民以來,就不用來種稻。現在想建池塘水庫使水變清,「灌溉一萬頃的稻田,一定要用一千頃的水庫,一年一沉澱,三年水庫就滿了」。陛下就相信這種說法,便讓他們考察地形所在,毫無憑據地尋求水利,狂妄和平庸之人輕浮急躁,隨意爭相進言。有關部門雖然明知道辦法不合適,也不敢就此停止,卻召集當地老少,去看是否可以實行。如果不是明顯地難辦,必定姑且發動工役。官吏們暫且順從,真認為是陛下有意興起工程。此舉在上浪費國家財物,對下奪去農民耕作時間。堤壩防線一開,水流離開原來的河道,造成災禍,即使吃了建議者的肉,對百姓又有什麼補益!我不知道朝廷何苦要這樣做呢?
從古以來的徭役對象,一定用鄉間的人。現在聽說江、浙之間,有幾個州僱人代役,而要把這辦法施行於天下。單丁戶、女戶,這是百姓中天生的窮苦人,而陛下首先要役使他們,皇帝擁有四海的財富,竟對這些人不加憐恤!自從楊炎制定兩稅法,原來的租調與力役已經都包括在內了,怎麼又想收取力役錢?萬一後代不幸有搜刮錢財的臣子,力役錢不去而差役仍舊,以此追查,則必然有要擔當其罪責的人。青苗放錢法,以前就禁止。現在陛下開始立為成法,每年都照常執行。雖說不許強迫借款,而幾代之後,暴君和貪官的出現,陛下能保證得了嗎?估計那些願意申請青苗錢的民戶,一定都是孤弱貧窮無法生活的人,用鞭子抽打,急著催還債務,他們就會逃亡。人不回來,就把債務攤派給鄰居和擔保人,這是勢所必然的事情。將來天下人怨恨此事,國史記載說青苗法從陛下開始,難道不可惜嗎!而且常平法,已經算是極好了。現在要變為青苗法,破壞現成的好法律,所損失的更多,虧損官府危害人民,到那時即使後悔也來不及了!
從前漢武帝因財力枯竭,用商人桑宏羊的辦法,官家在貨物賤時買進,貴時賣出,叫作「均輸法」。當時商人們都停止來往販賣,盜賊猖獗,幾乎釀成大亂。漢昭帝登上帝位後,大臣霍光順應民心,取消均輸法,然後天下太平,百姓安心,沒有出現亂事。想不到今天這種觀點又興起了。立法之初,所花費的錢財已不少,縱然能稍有收穫,而能徵收的商稅,所受的損失必然很多。譬如有人為主人放牧,用一頭牛換來五隻羊。失去一頭牛,就隱瞞不說;獲得五隻羊,目的卻是為了功勞。現在毀棄常平法而說青苗法的功績,損害商稅而取得均輸的利益,和這個有什麼區別呢?臣私下認為是錯了。議論的人必然說「百姓樂於見到成功,卻難於跟他一起謀劃開始」,所以陛下不顧輿論堅持這種做法,一定要實行下去。這是戰國時代那些貪功的人,冒險想僥倖成功的說法,不等到事情的成功,就已經民怨四起了。我希望陛下維繫民心的原因,就在於這裡。
國家之所以存亡,在於對道德重視的深淺,不在於強大和弱小;朝代長短的原因,在於風俗的厚薄,不在於富裕和貧窮。君主如果懂得這些,就會知道事情的輕重。所以我希望陛下崇尚道德而使風俗淳厚,不希望急於有功績而貪求富強。愛惜風俗,像保護元氣一樣。聖人不是不知道嚴厲苛刻的法律可以使民眾齊心,勇敢強悍的人可以成事,忠誠厚道的人過於迂腐,老成的人看似遲鈍。但始終不肯用那些人來代替這些人,是知道那樣做所得的少,而所喪失的多。仁宗執法極為寬大,用人有次序,體諒人的過錯,從不輕易變更舊的法規。查考政績,則可以說未必盡善盡美;拿用兵來說,十次出兵九次失敗;拿府庫來說,則僅能夠開支而沒有剩餘。只有恩德在人們心中,世間懂得其中的道義,所以仁宗逝世的時候,天下人都歸心於他的仁德。議論的人看到他晚年官吏多數因循苟且,沒有振作,就想用苛察來糾正,用智慧能力來整頓,招來一批新進有勇銳取的人,以求一切速成的功效。還沒有收到好處,而澆薄的風俗已經養成。很多人驟然晉升,有意外的得益,一小步就可跨上公卿和侍從之臣的地位,使按照常規升遷的人終生難於期望。這樣而想要風俗淳厚,怎麼能得到呢?近年來質樸的人越來越少,取巧升進的人越來越多。請陛下哀憐拯救,以簡易作為施政之法,以清淨作為施政之心,而使百姓的道德歸於淳厚。我希望陛下淳厚風俗的原因,就在於這裡。
祖宗任用御史和諫官,從沒有把其中任何一個敢說話的人治罪。即使小有責罰,不久就將其官職超升,允許他們將所聽到的上奏,而不必顧及什麼長官和上司。說到皇帝用的東西時,皇上就要端正顏色聽取;有關朝廷時,那宰相就得待罪處理。御史和諫官自然不一定都是賢能之人,他們所說的也不一定都正確無誤。但須要養成他們敢於說話的勇氣,給予他們大權,這難道是徒然的嗎?這是要用他們來消除萌生奸臣的危險啊。現如今法令嚴密,朝廷清明,所謂有奸臣,當然萬萬沒有這個道理。但養貓是為了消滅老鼠,不可以因為沒有老鼠就養不捉老鼠的貓;養狗是為了防盜賊,不可以因為沒有盜賊就養不叫的狗。陛下豈能不對上想到祖宗設立這官職的用意,對下為子孫萬代作防範措施?我聽到有德行的長輩們議論,都說御史諫官所說的,常常符合天下的公議。公議所贊同的,御史諫官也贊同;公議所抨擊的,御史諫官也抨擊。現在輿論沸騰,各種怨恨的話交迭而來,公議在哪裡,也就可以知道了。我恐怕從此以後,習慣養成風氣,諫官御史都替執政大臣私人說話,直到君主被孤立,法紀全被廢除,到那時有什麼事情不會出現?我希望陛下保存法紀的原因,就在於這裡。
【評論】
宋代黃震(字東發,浙江餘姚人,撰有《黃氏日鈔》)評價蘇軾這篇文章時說:「這文章好比長江黃河,一瀉千里。至於其中混茫浩蕩、曲折變化的妙處,簡直無法描述。當時蘇軾年少氣盛,仍然想迅速掃除國家積累的弊端,做一番大革新,有賈誼在漢代朝廷之上痛哭流涕進諫的遺風。他的話說中了百姓困苦的要害,激昂懇切,仿佛在莊嚴崇高的廟堂之上也能親眼看見里巷百姓哀痛的情狀,讓人不能不惻隱感動,實在足以作為萬世的訓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