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軾 · 第四章 治群之政績

安石與文忠，以政策不能相同，乃使御史謝景溫論奏其過（景溫結好安石，得驟進侍御史，司馬光嘗薦文忠為諫官，至是，范景仁復應詔推舉，景溫遂力排之，懼其彈安石也），窮治無所得。文忠未嘗以一言自辨，乞外任避之，通判杭州。杭州為東南勝地，至則觴詠其間，暢發天機，不以遷謫為意，而亦不廢公事。是時，四方行青苗、免役、市易，浙西兼行水利鹽法，每因法以便民，民以少安。 高麗入貢，使者凌蔑州郡，押伴使臣皆本路筦庫，乘勢驕橫，至與鈐轄亢禮。文忠使人謂之曰：「遠夷慕化而來，理必恭順，今乃爾暴恣，非汝導之不至是也，不悛當奏之。」押伴者懼，為之小戢。使者發幣干官吏，書稱甲子，公卻之曰：「高麗於本朝稱臣，而不奉正朔，吾安敢受？」使者亟易書稱熙寧，然後受之，時以為得體。 守杭三年，吏民畏愛，及罷去，猶謂之學士而不言姓。熙寧七年，移知密州。秋末離杭時，方行手實法，使民自疏財產以定戶等，又使人得告其不實。司農寺又下諸路，不時施行者，以違制論。文忠謂提舉常平官曰：「違制之坐，若自朝廷，誰敢不從？今出於司農，是擅造律也若何？」使者驚曰：「公姑徐之。」未幾，朝廷亦知手實之害，罷之。 熙寧八年冬，作《杞菊賦》，序云：「予仕宦十九年，家日益貧，移守膠西而齋廚蕭然。」蓋自登第至是，剛十九年，宦而能貧，豈他人可及也？ 自密徙徐。熙寧十年，河大決於澶州曹村（在今開縣西南，此黃河南北分流之始），而徐適當其沖。自開直河水勢增漲，田廬益壞，遂致潰決。北流斷絕，河道南徙，東匯於梁山張澤濼（在壽張縣東南梁山下，即古鉅野澤，下流汶濟二水，會而成濼。宋時決河，匯入其中，綿延數百里，後大河南徙，歲久填淤，遂成平陸）分為二派，一合南清河，入於淮；一合北清河（即古濟水），入于海，凡灌郡縣四十五。此誠巨災，乃適於文忠治徐之日出現，蓋天欲以盤根錯節試其利器也。 黃水匯於徐州，漲不得泄，城將崩，富民爭出避水。文忠曰：「富民若出，民心動搖，吾誰與守？吾在是，水決不能敗城。」驅使復入。乃履屨仗策，親入武衛營，呼其卒長謂之曰：「河將害城，事急矣！雖禁軍，宜為我盡力。」卒長呼曰：「太守猶不避塗潦，吾儕小人效命之秋也。」執梃入火伍中，率其徒，短衣徒跣，持畚鍤以出，築東南長堤，首起戲馬台，尾屬於城。堤成，水至堤下，害不及城，民心乃安。然雨日夜不止，河勢益暴，城不沒者三板，文忠廬於城上，過家不入，使官吏分堵而守，卒完城。事聞，詔褒之，在徐奏書論徐州之重要並設備之方甚備。未幾，移知湖州，到任三月，文字之獄又起。 【批評】 士大夫生當亂世，大權在握，興利除弊，奠國家於苞桑之固，登斯民於袵席之安，豈不幸甚？若困於下僚，限於職守，侷促如轅下駒，有棄官而去者矣，有飲酒賦詩不理民事者矣。東坡獨不然，既無法以止新法，冀於奉行之際委曲求全，官多盡一分之心，民多得一分之益，即為國家多存一分元氣也。 安石對於新法，志在必行，趨時者且變本加厲以媚時宰。東坡獨面折提舉，是何等膽氣。 手實法者，因免役出錢或未均，呂惠卿乃創此法。其法官為定立物價，使以田畝、屋宅、資貨、蓄產隨價自占。凡居錢五，當蕃息之錢一，非用器食粟而輒隱落者，許告，有實，以三分之一充賞。預具式示民，令依式為狀，縣受而籍之，以其價列定高下，分為五等，既該見一縣之民物產錢幣，乃參會通縣役錢本額，而定所當輸錢。其事仿佛今外國之財產稅與所得稅，彼行之不以為病者，由於民權發達，官吏不能欺蔽，雖上下交征而一時尚不覺有何險象耳。 王安石跟蘇軾因為政見不合，因此讓御史謝景溫向皇帝奏報論述蘇軾的過錯（謝景溫跟王安石結為姻親，得以快速上升到侍御史的地位，司馬光曾經推薦蘇軾做諫官，如今，范景仁也奉皇帝詔書推舉蘇軾，謝景溫竭力排擠蘇軾，生怕蘇軾當了諫官會彈劾王安石），經徹底調查沒有發現問題。蘇軾也不曾辯解過一句話，為了躲避這些人，請求離京任地方官，到杭州做通判去了。杭州是東南地區的風景名勝之地，蘇軾到了那就在湖光山色間飲酒詠詩，盡情釋放天賦的才華，不將貶謫當一回事，而同時也不荒怠公務。當時全國各地施行青苗法、免疫法、市易法，浙江西部地區同時還施行水利鹽法，蘇軾往往設法使這些法律便利百姓，百姓因此得到稍微的安寧。 高麗派遣使者來上貢，使者凌駕州府官員之上，態度十分輕蔑，陪同使臣都是本行政區域的管庫，乘勢驕傲蠻橫，甚至跟兵馬鈐轄禮節對等。蘇軾派人對陪同使臣說：「遠方的蠻夷傾慕我大宋的教化而來，理當恭恭敬敬，如今竟然如此狂妄恣意，不是你引導不至於如此嚴重，再不改正我當稟明聖上！」陪同使臣害怕了，因此稍稍收斂了些。高麗使者分派見面禮給杭州官員，書函使用甲子年號，蘇軾推辭了禮品，說：「高麗向我大宋朝稱臣，卻不使用我們的年號，我怎麼敢接受？」高麗使者急忙換了書函使用大宋年號熙寧，這樣蘇軾才接受了對方的禮品，當時人都認為蘇軾做得得體。 蘇軾在杭州做了三年知州，官吏百姓對他敬愛有加，等到他卸任，仍然稱呼他學士而不稱姓氏。熙寧七年，改任密州知州。九月離開杭州時，朝廷正實行手實法，讓百姓自報財產以定民戶等級，又允許百姓告發虛報的人。司農寺又派人去各個州，對不立即實行的以違反詔令論罪。蘇軾對提舉官說：「違反詔令的定罪，如果出自朝廷，誰敢不服從？現在出自司農寺，這是擅自製定法令，該當何罪？」提舉官吃驚地說：「先生且慢慢推行新法。」不久，朝廷也知道這法令有害於百姓，便撤銷了它。 熙寧八年冬天，蘇軾寫了一篇《杞菊賦》，序文說：「我做官十九年，家裡一天比一天窮困，改任密州的時候廚房已經揭不開鍋了。」從蘇軾及第到如今，剛好十九年，做官能越做越窮，這哪是別人能比得了的？ 蘇軾從密州改任徐州知州。熙寧十年，黃河在澶州曹村（在今天開縣西南，這是黃河河道南北分流的開始之地）決口，而徐州正好首當其衝。從開直河起，水位暴漲，田地房屋多被毀壞，終於導致決堤。北邊河道斷流，河道向南遷移，向東匯流到梁山張澤濼（在壽張縣東南梁山腳下，就是古代的鉅野澤，向下游與汶水、濟水匯合成為濼水。宋代河水決堤，匯入其中，綿延數百里，後來黃河改道，時間久了就泥沙淤積，變成平地）分成兩道，一道匯合於南清河（就是古代的泗水），注入淮河；另一道匯合北清河（就是古代的濟水），流入大海，沿途一共淹沒了四十五個郡縣。這的確是巨大的洪災，竟正好在蘇軾當政徐州的時候出現，大約上天也想用極其複雜的問題來考驗蘇軾的能力吧！ 黃水匯集於徐州城下，水位上漲得不到排泄，城牆快要被浸壞崩塌了，富裕的百姓爭著出城避水。蘇軾說：「富人如果出城，百姓都人心動搖，我和誰守城？我在這裡，水一定不會沖塌城牆。」又把富人重新趕進城去。蘇軾穿著草鞋，拄著拐杖，親自到武衛營去，大聲對卒長呼喊：「河水將要衝壞城牆，事情緊急，你們雖是禁軍，也應該給我出力。」卒長說：「太守尚且不躲避泥淖前來，我等小人，應當效命。」卒長操起木棒進入隊伍當中，率領兵卒，穿著短衣，光著腳，拿著畚箕鐵鍬出去，築起東南長堤，從戲馬台開始，直到城牆。大堤築好了，洪水流過城下，徐州城裡沒有發生災害，百姓的心裡才踏實了。然而大雨日夜下個不停，城牆差三板的高度就要被淹沒。蘇軾搭帳篷住在城上，路過家門也不進去，派官吏在城牆上分段防守，最終保全了這座城。這件事被皇帝聽聞，下詔書褒揚了蘇軾。蘇軾在徐州上書詳細地論證徐州的重要性和具體設防備的辦法。不久，他改任湖州知州，到任才三個月，就發生了「烏台詩案」。 【評論】 士大夫若能生逢亂世，大權在握，興起有利的舉措，除去積弊的國政，奠定國家穩固的農業基礎，讓百姓安居樂業，難道不是一件榮幸的事情嗎？如果是困守在地位低下的職位，限於職位的權力，不能施展抱負，好比馬車下的馬那樣侷促束縛，就會有放棄官職離開的，也有飲酒寫詩不管民生事務的。唯獨蘇軾不像他們一樣。既然沒辦法阻止新法的施行，那麼就寄希望於在施行新法的時候委曲求全，官員多用一分心思，百姓就多獲得一份利益，也就為國家多保存了一分元氣。 王安石對於新法的實施，志在必得，隨波逐流的人也變本加厲地討好他。唯獨蘇軾當面駁斥提舉，這是什麼樣的膽量。 手實法是呂惠卿以免役出錢不均為理由，建議實行的。其法為：由官府為制定物價標準,讓民戶根據自家田畝、房屋宅地、資產、牲畜，按照標準價格自行折算。現錢與生息之錢比價以五當一，不屬於日常使用的器皿、粟米而隱瞞的，允許告發，如果屬實，將其三分之一的錢作為獎賞。朝廷預先將手實法的格式傳達給各地百姓，要求農戶按照格式填寫自己的產業情況，然後送交縣官登記入冊，官府按產業多寡將價格劃分成五等，總計一縣老百姓產業的實際數量平均攤派原來所規定的役錢。這事好比如今外國的財產稅和個人所得稅，他們施行而不產生弊端是因為外國民權發達，官員不能欺下瞞上，即使政府跟百姓爭奪利益，一時之間也不會有什麼大危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