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子譯註 · 附錄

《史記·孫子列傳》 孫子武者，齊人也。以兵法見於吳王闔廬。闔廬曰：「子之十三篇，吾盡觀之矣，可以小試勒兵乎？」對曰：「可。」闔廬曰：「可試以婦人乎？」曰：「可。」於是許之，出宮中美女，得百八十人。孫子分為二隊，以王之寵姬二人各為隊長，皆令持戟。令之曰：「汝知而心與左右手背乎？」婦人曰：「知之。」孫子曰：「前，則視心；左，視左手；右，視右手；後，即視背。」婦人曰：「諾。」約束既布，乃設鉞，即三令五申之。於是鼓之右，婦人大笑。孫子曰：「約束不明，申令不熟，將之罪也。」復三令五申而鼓之左，婦人復大笑。孫子曰：「約束不明，申令不熟，將之罪也；既已明而不如法者，吏士之罪也。」乃欲斬左右隊長。吳王從台上觀，見且斬愛姬，大駭。趣使使下令曰：「寡人已知將軍能用兵矣。寡人非此二姬，食不甘味，願勿斬也。」孫子曰：「臣既已受命為將，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遂斬隊長二人以徇。用其次為隊長，於是復鼓之。婦人左右前後跪起皆中規矩繩墨，無敢出聲。於是孫子使使報王曰：「兵既整齊，王可試下觀之，唯王所欲用之，雖赴水火猶可也。」吳王曰：「將軍罷休就舍，寡人不願下觀。」孫子曰：「王徒好其言，不能用其實。」於是闔廬知孫子能用兵，卒以為將。西破強楚，入郢，北威齊、晉，顯名諸侯，孫子與有力焉。 《孫子譯註·前言》 中華民族最早在自己的廣大土地上過著原始共產社會的生活。那時並沒有戰爭，但生活水平很低。人類社會的發展，有它自己的客觀規律，不以人們的意志為轉移。私有財產、私有觀念引起了部落間的相互掠奪，由集群格鬥而發展到由小到大的部落間的戰爭（雖然初期還沒有現在意義的戰爭）。隨著奴隸制的發展，到春秋戰國時期，在人口稠密地區戰爭不斷發生，有戰爭的社會代替了無戰爭的社會。 戰爭是社會歷史的特殊現象。戰爭是階級社會中的政治以特殊的即暴力手段的繼續。春秋戰國時期的戰爭，受當時社會經濟的限制制約其規模和持續時間。 人們從當時戰爭的實踐中逐步認識戰爭，由局部、具體的戰爭實際中，綜合各方經驗提高到理性的認識。戰國初「將」、「相」的分工，促使軍事家和軍事理論家的成長，而這也適應各大奴隸主相互吞併鬥爭的需要。於是有若干軍事理論家想方設法搜集並整理各地方的戰鬥紀實和某些軍事名言（實即戰爭理論的片斷）。這些軍事經驗和戰略片斷的綜合在當時是必然的，它有利於推動社會前進。孫武是當時傑出的軍事家，這些軍事經驗和戰略片斷的綜合以孫武命名是合理的，也是偶然性的事。 《孫子》問世後，為古今中外軍事家們所重視。①曹操最先注釋《孫子》。後來注家蜂起，便有許多文意不盡相同的版本傳世。《孫子》在國外的流傳，以日本為最早，十八世紀後有法、英、德、俄、捷等文譯本，可惜都譯得不好。拙著《孫子譯註》（原名《孫子今譯》）亦是一初步的整理。由於我所閱材料偏少，古文知識不夠，遺漏錯誤之處在所難免，希望讀者不吝賜教。 （一） 孫武字長卿（生卒年月不詳，約和孔子同時），春秋末期人，陳國公子完的後裔。公元前六七二年，陳完因內亂逃奔齊國，受到齊桓公的器重，用他為「工正」，②陳完後改稱田完。齊國封建生產關係發生較早，到齊景公時，田氏家族已採用封建剝削方式，同公室爭奪勞動人手，民眾「歸之如流水」，③成為當時齊國新興封建勢力的重要力量。據《新唐書》和《古今姓氏書辨證》記載，田完的後代，孫武的祖先田書，因「伐莒有功，景公賜姓孫氏，食采於樂安（今山東惠民）」。④這樣的國度，這樣的家族，對孫武軍事思想的形成自然要起一定作用的。 後來，孫武從齊國到了吳國。吳王闔閭即位後，利用當時吳國的有利條件，圖強爭霸。一九七二年臨沂漢墓出土的《吳問》殘簡，記載了孫武和吳王關於晉六卿「孰先亡，孰固成」的問對，孫武認為畝大、稅輕者可以「固成」，得到吳王的讚許，從中也可以看出他們改革圖強思想的一個側面。公元前五一二年，孫武受到吳王闔閭的重用，同伍員協助吳王經國治軍，積極圖謀大舉攻楚。吳王接受了伍員、孫武的擾楚、疲楚計謀，組織三支部隊輪番襲擾楚國，「楚於是乎始病」。⑤經過數年準備，公元前五〇六年，孫武和伍員隨同吳王率軍攻楚，由水路出發，轉陸路，爭取了蔡、唐兩國，通過它們境內，潛行千餘里，迂迴到楚國東北部，從側面襲擊，五戰五勝，以三萬人破楚二十萬眾，⑥攻入楚國國都郢（今湖北江陵北）。《史記》說：吳國「西破強楚，入郢，北威齊晉，顯名諸侯，孫子與有力焉」。⑦ 恩格斯說：「新的軍事科學是新的社會關係的必然產物。」⑧春秋末至戰國初，是由奴隸制開始向封建制過渡的社會大變革時代。由於使用鐵制農具和牛耕，推廣施肥，興修水利，提高了農業生產力；手工業、商業也有了相應的發展。隨著生產力的發展，奴隸制生產關係已顯然成為阻礙社會前進的桎梏。奴隸的反抗、起義和奴隸戰爭，此伏彼起，從根本上打擊和動搖了奴隸主的統治。這是當時推動歷史前進的動力。在奴隸革命造成的形勢下，代表新的封建制生產關係的新興地主階級向奴隸主階級展開激烈的鬥爭。同時，戰爭頻繁，戰爭規模日益擴大。這些就是產生《孫子》的社會歷史背景，也就是決定《孫子》思想的社會存在。《孫子》的作者，順應歷史潮流，用當時比較進步的觀點和方法，總結當時和以前的戰爭經驗，繼承和發展前人的軍事理論，創立了新興地主階級的軍事學說。它在戰略上，提出了許多傑出的命題，在哲學上表露出不少古代樸素的唯物辯證法思想，相當廣泛地揭示了一般戰爭的客觀規律，成為古代軍事學術史上一顆明珠。它之所以能流傳兩千餘年，受到廣泛的重視，決不是偶然的。 （二） 一定的軍事思想和軍事路線，總是從屬於一定階級的政治思想和政治路線，並成為它的重要組成部分。《孫子》的軍事思想是從屬於新興地主階級的政治思想，並成為它的組成部分。它關於戰爭問題和軍隊問題的論述，就反映了地主階級在新興時期政治上的需要。 關於戰爭問題《孫子》一開頭就說：「兵者，國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參見原文及譯文第一段，以下只註明段的號數。）把戰爭看作關係軍民生死、國家存亡的大事而加以認真研究，並且說：「亡國不可以復存，死者不可以復生。故明君慎之，良將警之。」（九十九）又說：「無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也；無恃其不攻，恃吾有所不可攻也。」（六十四）主張對敵性鄰國可能的進攻，必須做好準備。這些論述，反映了它重視戰爭、對戰爭抱慎重態度和要求有備無患的思想。 《孫子》著重論述了決定戰爭勝敗的基本因素，提出要「經之以五，校之以計，而索其情：一曰道，二曰天，三曰地，四曰將，五曰法……凡此五者，將莫不聞，知之者勝，不知者不勝」（二）。這五個方面，從前注家們略稱為「五事」。《孫子》接著又說：「主孰有道？將孰有能？天地孰得？法令孰行？兵眾孰強？士卒孰練？賞罰孰明？吾以此知勝負矣。」（二）這七個問題，從前注家把它叫做「七計」。從上面的論述中，我們可以看到，《孫子》把「道」放在「五事」的首位，把「主孰有道」看作「七計」的第一個問題，也就是把「道」作為決定戰爭勝敗的首要因素。那麼「道」的含義是什麼呢？《孫子》說：「道者，令民與上同意者也，可與之死，可與之生，民弗詭也。」（二）⑨這表明《孫子》所說的「道」的實際內容和含義是屬於我們今天所說的政治範疇的。也可以說「道」就是政治。這與和他同時代的「老子」的「道」、孔子的「道」有所不同。它又指出：「修道而保法，故能為勝敗之政。」（二十二）修明政治，確保法制，就能掌握勝敗的決定權。這又表明《孫子》的「道」是體現新興地主階級意志的政治。把政治作為決定戰爭勝敗的首要因素，雖不明確，但已初步提出戰爭和政治的關係，這是《孫子》的重要貢獻。當然，《孫子》的「道」，其目的是要「民」——農奴、奴隸和平民，服從新興地主階級的利益，去為擴大地主階級勢力拚死作戰而不敢違抗。 《孫子》除了把「道」作為決定戰爭勝敗的首要因素外，還比較全面地論述了其他基本因素，對天、地、將、法分別作了闡述，認為要取得戰爭勝利，還需要有一定的物質力量（包括軍事力量），有利的天時、地利等客觀條件，平時嚴明的管理和訓練，戰時正確的軍事指揮等。這些也是《孫子》對戰爭問題的可貴見解。 關於軍隊問題《孫子》關於軍隊問題的思想，反映了新興地主階級根據當時新的土地關係而企圖革新軍制的需要。它關於軍隊問題的思想主要表現在對將帥和對治軍兩方面的論述中，提出了不少新的主張。 《孫子》很重視和強調將的地位和作用，把具備「智、信、仁、勇、嚴」（二）五個條件的將，看作是決定戰爭勝敗的「五事」之一，把「將孰有能」（二）列入「七計」之中。《孫子》對春秋末至戰國初新興的專職的將提出許多要求，主要是：要「知彼知己」、「知天知地」（八十二），了解各方面的情況；要有「知諸侯之謀」（五十一）的政治頭腦；要有勇有謀，要有能「示形」、「任勢」（三十二）、「料敵制勝」（七十九）、「通於九變」（六十一）的指揮才能；要有「合於利而動，不合於利而止」（八十四）的決斷能力；要有「進不求名，退不避罪」（八十）的負責精神；對士卒管教要嚴格，賞罰要嚴明；要能「令素行以教其民」（七十六），要能「與眾相得」（六十七），使士卒「親附」等等。《孫子》認為，只有這樣的將帥，才是「國之輔也」（一十七）、「國之寶也」（八十）。當然《孫子》這裡說的「智、信、仁、勇、嚴」（二），也是新興地主階級選將的標準和要求。 《孫子》關於治軍的論述，概括地說，就是用文武兼施、刑賞並重的原則治理軍隊。《孫子》在戰爭中「令民與上同意」（二）的要求，反映在治軍中就是「上下同欲」（十九）。它說「令之以文，齊之以武，是謂必取」（七十六）。這「文」，就是懷柔和重賞，使士卒親附；這「武」，就是強迫和嚴刑，使士卒畏服。《孫子》提出「視卒若愛子」（八十一），目的是要使他們去拚死作戰；對俘虜提出「卒善而養之」（十一），目的是為了戰勝敵人而更加壯大自己。《孫子》的這些治軍原則和方法，是當時社會上地主階級同農奴、奴隸及其他貧苦勞動者的階級關係在治軍思想上的反映。這同奴隸主階級軍隊中將帥對士卒極端野蠻、殘酷的統治相比，有一定的進步性。但是在軍隊內部存在著剝削和被剝削階級對立的條件下，所謂「愛卒」、「善俘」，實際上是不可能做到或不可能完全做到的。 （三） 毛澤東同志說：「中國古代大軍事學家孫武子書上『知彼知己，百戰不殆』這句話，是包括學習和使用兩個階段而說的，包括從認識客觀實際中的發展規律，並按照這些規律去決定自己行動克服當前敵人而說的；我們不要看輕這句話。」⑩這就給我們指出《孫子》中最主要的精華，並進一步發展闡揚這句話的含義，給我們作了一個批判吸收古代歷史遺產和「古為今用」的示範。 《孫子》把「知彼知己」（二十）看作是正確指導戰爭的先決條件。《孫子》認為，戰爭指導者，對決定戰爭勝敗的「五事」、「七計」要熟知深究，要估計、比較敵對雙方的優劣條件，這樣才能在戰前從客觀物質基礎上判明誰勝誰敗，才能制訂正確的作戰方針。《孫子》在論「用間」中，主張不要吝惜「爵祿百金」（一〇〇）以取得敵軍情報，指出「此兵之要，三軍之所恃而動也」（一〇五），把了解敵軍內情看作是決定整個軍隊行動的一個重要依據。 《孫子》把「知彼知己」貫穿於戰爭指導的全過程。在戰前，它十分重視「廟算」（六）的作用，指出「多算勝，少算不勝」（六）。在作戰中，《孫子》要求從進軍開始就注意觀察各種徵候，到同敵人接觸就更注意觀察，並根據各種徵候對敵情作出正確的判斷。《孫子》把敵情判斷叫做「相敵」（六十六），並舉出三十二例，如：「敵近而靜者，恃其險也；遠而挑戰者，欲人之進也」（七十一）、「辭卑而益備者，進也；辭強而進驅者，退也」、「無約而請和者，謀也」（七十三），告訴人們要從敵人的行動中區別真象和假象，不要被假象所迷惑，而要從現象深處發現敵人真實的意圖。我們知道，戰爭經常處在紛亂、複雜、多變的情況中，加上敵人的偽裝和佯動，比其他事情更帶不確實性，因此，通過這樣的情況（現象），去分析探求敵人行動的意圖（本質），就更加困難而又更加需要了。所謂「相敵」就是我們今天所說的情況判斷。情況是複雜多變的，因此要從搜集到儘可能多的情況中，加以「去粗取精、去偽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思索，才能通過情況判斷而探索敵人行動的企圖。這在思維上說是對任何問題都要通過現象去認識本質，並通過初步的本質到更深的本質。《孫子》的敵情判斷，雖是古老而簡單的，但提出了指導戰爭的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並且也給當時將帥指出了從複雜的現象中去探索敵人真實企圖的方法。 為了判明情況，它還要求「策之而知得失之計，作之而知動靜之理，形之而知死生之地，角之而知有餘不足之處」（四十四）。就是說要用心籌算，以求了解計策的得失利害；激動敵軍，以求了解敵人的動靜規律；偵察地形，以求了解哪裡有利哪裡不利；較量力量，以求了解哪方面優勢哪方面劣勢。總之，《孫子》要求在進軍、接敵、對峙、交戰等戰爭全過程中，都要查明和判斷敵情。 《孫子》還多處論述了「知彼知己」與戰爭勝敗的關係。它說：「知勝有五：知可以戰與不可以戰者勝，識眾寡之用者勝，上下同欲者勝，以虞待不虞者勝，將能而君不御者勝。此五者，知勝之道也。」（十九）又說：「知吾卒之可以擊，而不知敵之不可擊，勝之半也；知敵之可擊，而不知吾卒之不可以擊，勝之半也；知敵之可擊，知吾卒之可以擊，而不知地形之不可以戰，勝之半也。」（八十二）還提出「將有五危」（六十五）、「兵有六敗」（七十八）。這些論述，可以理解為戰爭指導者應該了解的彼己雙方的情況，了解全面和指導正確的就勝利，否則就不能勝利。所以它說：「知彼知己，百戰不殆……不知彼，不知己，每戰必殆。」（二十） 《孫子》中關於戰略原則，包括作戰方針、作戰形式、作戰指導等，也都是以「知彼知己，百戰不殆」這一思想為基礎的。 在作戰方針上，《孫子》主張進攻速勝，強調「兵貴勝，不貴久」（十二），認為「兵久而國利者，未之有也」（七）。這反映了地主階級在上升時期政治上要求發展的需要和當時經濟、軍隊組織等條件的限制。但是，作為一般戰爭的規律，偏重於講進攻速勝，不重視防禦和持久，是帶有片面性的。為了達到進攻速勝的目的，在具體作戰上，《孫子》主張要充分準備，「先勝而後求戰」（二十二）。要「並氣積力」（八十六）、「並敵一向」（九十四）。這些都是要求要有充分的準備，要集中兵力。《孫子》對進攻行動要求突然性，要「攻其無備，出其不意」（五）；要「避實擊虛」、「進而不可御者，沖其虛也」（三十八）；這些突然性都帶避實擊虛的奇襲和機動作戰思想，要「避其銳氣，擊其惰歸」（五十七）。所謂「虛」，是指敵人的弱點。《孫子》的進攻作戰，主張速決。它說「兵之情主速，乘人之不及」（八十五），要求軍隊的行動要「其疾如風」（五十三）。它注重造勢，造成有利的進攻態勢，說：「激水之疾，至於漂石者，勢也……善戰者，其勢險，其節短。」（二十八）要造成像湍急的水奔流傾瀉，以至兇猛地沖走石頭那樣一種不可阻擋的氣勢。然而在被欺侮的國家被侵略時，戰略的持久防禦卻是非常重要的戰略方針。 在作戰形式上，《孫子》主張在野外機動作戰。它把「伐兵」（十五）放在「攻城」（十五）之前，把「攻城」看作下策，以為「攻城之法為不得已」（十五）。這反映當時進攻兵器還缺乏摧毀城堡的能力，攻城所費代價過大，每每導致曠日持久，不利於速勝。所以《孫子》主張「拔人之城而非攻也」（十五）（似指奇襲和久困）。「伐兵」，就是進攻敵人的軍隊，照現代的軍事術語說，就是以軍隊為作戰目標（不以城堡或要塞為作戰目標）。進攻敵人的軍隊，也有不同的打法。當時，呆笨的車戰已逐步讓位給徒步作戰，而《孫子》主張的「勿擊堂堂之陣」（五十七），正是新興地主階級尋求新的作戰方式的表現。《孫子》認為野外機動作戰是達到進攻速勝的有利的作戰方式。要在野外機動作戰中消滅敵人，重要的問題就是要善於調動敵人，這種調動敵人的辦法，《孫子》稱之為「動敵」。它說：「善動敵者，形之，敵必從之；予之，敵必取之；以利動之，以卒待之。」（三十一）就是說，要善於用佯動迷惑敵人，用小利引誘敵人，使敵人聽從調動，用重兵來等待掩擊它。對於固守高壘深溝的敵人，則採取「攻其所必救」（三十八）的戰法，調動敵人出來消滅它。《孫子》要求「出其所不趨，趨其所不意」（三十五），就是進軍向敵人不及救援的地方，急進向敵人意料不到的方向。「由不虞之道，攻其所不戒」（八十五），這樣就能「進而不可御」（三十八）了。 在作戰指導上，《孫子》強調「善戰者，致人而不致於人」（三十三）。這就含有爭取主動、避免被動的意思。為達此目的，就要察明敵人的情況和行動規律，而不讓敵人了解自己的情況和規律，即所謂「形人而我無形」（三十九），這樣就「深間不能窺，智者不能謀」（四十五）了。《孫子》還提出，要「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二十一），就是先要消滅自己的弱點，立於不敗之地，以尋求消滅敵人的機會。而在待機中，就要「以治待亂，以靜待嘩……以佚（逸）待勞，以飽待飢」（五十七）。《孫子》還強調「我專而敵分」（三十九），就是要設法使自己兵力集中而迫使敵人兵力分散，這樣就有爭取主動的力量，能夠造成「以十攻一……以眾擊寡」（三十九）的有利態勢。《孫子》提出了造成敵人過失，使敵人陷於被動地位的辦法，如「示形」，即「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遠，遠而示之近」（五）。毛澤東同志說過：「……我們可以人工地造成敵軍的過失，例如孫子所謂『示形』之類（示形於東而擊於西，即所謂聲東擊西）。」⑪又如用「卑而驕之」、「怒而撓之」、「佚而勞之」、「親而離之」（五）等辦法，都能造成敵人的錯覺和不意，使敵人發生弱點，陷於被動。同時自己則保持主動，使自己的進攻像「轉圓石於千仞之山」（三十二）那樣銳不可當，能所向無敵，即所謂「兵之所加，如以碫（石）投卵」（二十六）一般。 在作戰指導上，《孫子》還強調「兵因敵而制勝」（四十七），這裡含有靈活機動的意思。它指出，雙方作戰，通常是用「正」（二十七）兵當敵，用「奇」（二十七）兵取勝。這種「奇正之變」（二十七），是「不可勝窮」（二十七）的。部署作戰要巧設計謀，「為不可測」（八十六），這樣就可「巧能成事」（九十四）。它說：「易其事，革其謀，使人無識；易其居，迂其途，使人不得慮。」（八十八）要求戰法經常變化，計謀不斷更新，使敵人無法識破機關；駐軍常換地方，進軍多繞迂路，使敵人推測不出意圖。《孫子》主張「踐墨隨敵，以決戰事」（九十五），即不可千篇一律地對待各種不同的戰爭情況。對不同的敵人要採取不同的對策：對貪利的敵人，則「利而誘之」（五）；對驕傲的敵人，則卑詞示弱，使它麻痹鬆懈。敵對雙方兵力對比不同，作戰方法也有所不同：「守則不足，攻則有餘」（二十一），即兵力劣勢，採取防禦；兵力優勢，採取進攻。優勢的程度不同，打法也不一樣：「十則圍之，五則攻之，倍則分之……」（十六）⑫它還提出對不同的戰區（所謂「九地」）要採取不同的行動方針。對不同的地形（所謂「六形」）要採取不同的作戰措施。對特殊情況，則要求作特殊的機斷處置：「塗有所不由，軍有所不擊，城有所不攻，地有所不爭……」（六十）它把作戰方式因敵情而變化，比成水形因地形而變化，所謂「兵無常勢，水無常形，能因敵變化而取勝者，謂之神」（四十七）。 （四） 在階級社會中，唯物論和唯心論都是作為階級鬥爭的工具而存在、而鬥爭、而發展的。它們之間的鬥爭，始終反映著革命階級同反動階級之間的鬥爭。春秋戰國之際代表新興地主階級的思想家們，用樸素唯物論為思想武器，向沒落的奴隸主階級的唯心論進行鬥爭。在這場激烈的思想和理論的鬥爭中，孫武站在唯物論一方，在軍事領域中獨樹一幟。 《孫子》中的樸素唯物論觀點，首先表現為無神論和反天命的態度。它在論述事先了解情況的重要性和方法時說：「不可取於鬼神，不可象於事，不可驗於度，必取於人，知敵之情者也。」（一〇〇）鮮明地指出不可去求神問卜，不可用類似的事情做吉凶的推測，不可用夜觀星辰運行的度數去驗證，而必須從了解敵人情況者的口中去取得。它在「五事」中也講到「天」，說的是「陰陽、寒暑、時制也」（二），是自然的「天」，不是神化的「天」。在當時的思想戰線上，以天命論和反天命論為中心的論爭中，《孫子》表現了鮮明的無神論和反天命論的態度，在哲學史上作出了貢獻。 《孫子》中的樸素唯物論觀點也表現在本文前面說過的，它把「五事」、「七計」看作戰爭勝敗的基礎。它在論有形的力量《形篇》中又說：「……稱生勝。故勝兵若以『鎰』（二十四兩）稱『銖』（二十四分之一兩），敗兵若以『銖』稱『鎰』。」（二十四）也是把敵對雙方力量的輕重對比不同，看作勝敗的基礎。這些都是屬於戰爭問題上的樸素唯物論的觀點。 《孫子》中的樸素唯物論觀點還表現在它要求戰爭的指導者，不可從主觀願望和喜怒感情出發，要在判明彼己雙方的情況下，再定下打不打的決心。它說：「主不可以怒而興師，將不可以慍而致戰；合於利而動，不合於利而止。」（九十九）否則就會造成亡國殺身的災禍。所以它告誡說：「明君慎之，良將警之。」（九十九）主觀指導，要從實際情況出發，適應客觀情況，這是對戰爭指導者最起碼也是最根本的要求。在這樣關鍵性的問題上，《孫子》作了樸素唯物論的論述。 毛澤東同志指出：「辯證法的宇宙觀，不論在中國，在歐洲，在古代就產生了。但是古代的辯證法帶著自發的樸素的性質，根據當時的社會歷史條件，還不可能有完備的理論，因而不能完全解釋宇宙……」⑬《孫子》中表現出來的軍事上的辯證法思想正是這樣。 《孫子》在論軍事中，反映出了豐富的樸素辯證法思想，涉及了軍事領域中的許多矛盾範疇。《孫子》所用的範疇，與他同時代諸子各家（孔、墨、老、莊……）所用的範疇各不相同；有些範疇也與同時代西方哲學家們所用的各有差別。如上文所說的「天」和「道」。同時我們可以看到，他所用的範疇多是軍事上對立的雙方，即我們今天說的相互依存又相互鬥爭，相互滲透也相互推移（雖然孫子並未這樣講，當時還不可能這樣講）的矛盾範疇。如敵我、眾寡、強弱、攻守、進退、勝敗等，這些都是戰爭運動中的基本矛盾，貫穿在《孫子》的許多地方。《孫子》的傑出命題「知彼知己」，講的是「彼」、「己」雙方情況，不能只知一方，而不知另一方。在論「軍爭」時說：「軍爭為利，軍爭為危。」（五十）指出「軍爭」既有「利」的一面，也有「危」的一面。要求將帥考慮問題，「必雜於利害」（六十二），即是說要兼顧到正反兩個方面。在看到利時，要考慮到還有害的一面；在看到害時，要考慮到還有利的一面。所謂「雜於利，而務可信（伸）也；雜於害，而患可解也」（六十二），告訴人們，在不利的情況下，要看到有利的因素，才不至失去勝利的信心；在有利的情況下，要看到不利的因素，才能防止挫折的危險。這些表現了《孫子》在思想上已初具全面觀察問題，避免片面性的認識。 《孫子》看到了軍事領域中的許多矛盾，諸如：兵力配備有虛實，軍隊士氣有勇怯，部隊狀態有勞逸，作戰方法有奇正，作戰時間有久速，軍隊管理有治亂，距離有遠近，道路有迂直，計謀有得失，處境有安危等等（這已表明一切事物都有正反兩方面的思想），因此，它能夠提出許多克敵制勝的重要原則。例如，它在談到兵力配備的虛實時說：「備前則後寡，備後則前寡，備左則右寡，備右則左寡，無所不備，則無所不寡。」（四十）在兵力配備中既有有備的地方，必有相對無備的處所。處處設防，無所不備，就必然處處薄弱，無所不寡。有眾必有寡，有實必有虛，總有弱點可找，總有瑕隙可乘（這就含有矛盾絕對性、普遍性的初期萌芽的思想因素）。所以它說：「越人之兵雖多，亦奚益於勝敗哉？」（四十二）「敵雖眾，可使無斗。」（四十三）敢於藐視強敵，乘敵人的瑕隙奪取勝利。同時《孫子》認為自己也會有弱點，所以它又提出要「先為不可勝」（二十一），不給敵人以可乘之隙。 《孫子》還看到了「治亂」（三十）、「勇怯」（三十）、「強弱」（三十）、「佚勞」（三十四）、「飽飢」（三十四）、「安動」（三十四）等戰爭中矛盾著的現象不是固定不變的，而是會變化的。它說：「亂生於治，怯生於勇，弱生於強。」（三十）這就是說，亂可以從它的對立面治中產生，怯可以從它的對立面勇中產生，弱可以從它的對立面強中產生。 《孫子》在看到戰爭中矛盾著的現象會發生變化，又進一步指出某些矛盾是可以人工地促使它轉化的。它說：「敵佚能勞之，飽能飢之，安能動之。」（三十四）怎樣促使這種變化呢？《孫子》在分析取勝的客觀條件時講到：「不可勝在己，可勝在敵。」（二十一）因為敵人發生不發生過失，事在敵人，因而又說：「勝可知，而不可為。」（二十一）認為勝利是可以預見的，但不能憑主觀願望去取得。它在《虛實篇》中論述了如何決定自己的行動，如何爭取主動，避免被動，集中力量，去造成敵人被動和弱點，以戰勝敵人之後，又說：「勝可為也。」（四十二）就是說，如果能按照彼己雙方情況，正確決定自己行動，那麼勝利是「可為」的。《孫子》的辯證法受時代和階級的限制能達到這樣的水平已屬難能可貴。《孫子》對「勝可知，而不可為」和「勝可為」的關係，對「可知」到「可為」的發展，尚未能作出辯證統一的闡述，這是不能苛責古人的，然而能提出「勝可知」，又提出「勝可為」，就含有發揮主觀能動作用的樸素辯證法因素。作為例證，它說：「故形人而我無形，則我專而敵分；我專為一，敵分為十，是以十攻其一也，則我眾而敵寡；能以眾擊寡者，則吾之所與戰者，約矣。」（三十九）這裡說的是，巧妙地運用「形人而我無形」的辦法，形成「我專而敵分」，我「能以眾擊寡」的有利態勢，這就容易取得勝利了。 《孫子》中辯證法思想的表現，雖然只限於軍事領域並且是自發和樸素的，還沒有形成完備的理論，但是，在兩千多年前，《孫子》就有這樣豐富而生動的軍事辯證法思想，則是難能可貴的。對於這樣一部充滿樸素唯物論和辯證法的軍事著作，我以為應當在學術界引起更為廣泛的重視。 （五） 當我們從《孫子》這部古代著名的兵法中批判地吸收其精華時，必須看到，它產生在新興地主階級反對奴隸制的時期，有其進步性；但地主階級同奴隸主階級一樣是剝削階級，它從產生之日起就同農奴、農民處於階級利益的根本對立之中，由於階級本質的決定，又加上時代的局限性，不可避免地存在著一些糟粕和消極成分。這裡只將其中主要的略舉如下。例如：它未能區別戰爭的性質，而且公然主張「掠鄉分眾，廓地分利」（五十四），「掠於饒野，三軍足食」（八十六），這是剝削階級本性的表現。當時的兼併戰爭，是諸侯列國爭奪土地和霸權的戰爭。《孫子》之不指明戰爭性質，客觀上正是掩蓋這一兼併戰爭的本質。在作戰問題上，書中也有不少消極的因素，例如它雖講過「趨其所不意，行千里而不勞」（三十五），但又說「卷甲而趨，日夜不處，倍道兼行，百里而爭利，則擒三將軍」（五十）。其實，如能出敵不意，則倍道兼行，風雨無阻，往往能取得意外勝利。它消極地主張「高陵勿向，背丘勿逆」（五十八），「歸師勿遏，圍師必闕（一作「遺闕」），窮寇勿迫」（五十八）。實則高陵有時可向（即仰攻），背丘有時可逆（即正面攻擊），歸師有時可遏，而為了全殲敵人，一般地圍師就不能缺，窮寇就必須追。 在認識論和方法論方面，《孫子》中含有某些唯心論和形上學的成分。例如，「不戰而屈人之兵」就是對戰爭問題的唯心論表現。毛澤東同志指出：「戰爭——從有私有財產和有階級以來就開始了的、用以解決階級和階級、民族和民族、國家和國家、政治集團和政治集團之間在一定發展階段上的矛盾的一種最高的鬥爭形式。」⑭又說：「『戰爭是政治的特殊手段的繼續』。政治發展到一定的階段，再也不能照舊前進，於是爆發了戰爭，用以掃除政治道路上的障礙。」⑮這就告訴我們，戰爭不是任何時候都要發生的，而是在敵對勢力之間的矛盾發展到一定階段時才發生，這時戰爭就成為不可避免的了，因此，在這樣的情況下，「不戰而屈人之兵」（十四）只是一種不切實際的想法。至於某些局部敵軍的投降，從表面上看，似乎是「不戰而屈人之兵」，但其實也只是戰的結果。再《孫子》把自然界的運動，它的發展變化過程看作「終而復始」、「死而復生」（二十七），對軍事上的「奇正相生」（二十七）看作「如環之無端」（二十七），把事物螺旋式的發展運動，看成簡單的循環，這就帶有循環論的色彩。又《孫子》在論及敵對雙方軍事力量的對比上，比較注意「量」的不同和變化，較少注意「質」的不同和變化。上述這些，都是形上學的觀點的表現。 在歷史觀方面，《孫子》是傾向唯心論的，它過分誇大將帥的作用，認為「知兵之將，民之司命，國家安危之主也」（十三）。輕視廣大兵卒和人民在戰爭中的作用，提倡愚兵政策。它主張「愚士卒之耳目」（八十八），把兵卒看成羊群，「驅而往，驅而來，莫知所之」（八十八）。這些都是帝王將相創造歷史的唯心史觀的表現。 《孫子》問世以來，已經歷了兩千多年。當前情況與《孫子》成書時代已大不相同，我們今天研究現代戰爭，是為了反對帝國主義、霸權主義，保衛社會主義祖國，維護世界和平。所以應該首先認真學習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特別是學習毛澤東軍事思想，用辯證唯物論和歷史唯物論為指導，總結我軍二十餘年革命戰爭的經驗，提高認識，掌握革命戰爭的基本規律；同時認真觀察今天遇到的新情況、新特點，以便從新的實際出發研究新的問題。 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下簡稱「二戰」）後，以中、遠程導彈和各種核彈頭為主，更輔以航天技術等被稱為核時代的新武器紛紛出現，和「二戰」前「轟炸」、「炮擊」，都以常規火藥為主，在武器發展史上是一大轉折，並在繼續發展中。許多新武器緊密結合新的科學技術的發展，正以物體自由落下的加速度迅猛發展，愈到近幾年愈加快其速度。各種新式導彈和不同的小型化分導核彈頭、各式新型飛機不斷出現。其他常規武器也日新月異地大大改進以至改革。武器技術更新的周期不斷縮短。於是人們對未來大戰議論紛紜。其中不少危言怪論，想用恐嚇、敲詐等手段欺侮無核或少核國家。有人說：「核戰爭會滅亡人類。」我們歷來對核大戰是反對的，但我們不相信「核武器會滅亡人類」。全世界人民都在覺醒中，人民遲早會消滅核武器及其他任何殺人武器，直至最後消滅戰爭，這是歷史辯證法發展的必然規律。有的叫嚷現代常規武器的發展，即使不用核武器也能毀滅一片國家。這也不過是嚇人的話，任何威力強大的進攻武器，自身都有內在矛盾，自有防禦它的武器和方法。馬爾維納斯群島之戰中，所謂「無敵航空母艦」不是被炸起火了嗎？黎巴嫩之戰中，複合護甲的坦克不也被擊穿了嗎？這是戰爭實踐的證明。還有人認為新型武器的出現，一切軍事原則都不中用了，連「戰爭是政治的繼續」這一名言也過時了。這是在戰爭問題上的一種唯心論的反動。我們認為無論使用什麼武器，都不會也不能改變戰爭的本質，「戰爭是政治通過另一種手段（即暴力）的繼續」依然是真理。「任何戰爭都是同產生它的政治制度分不開的。」⑯帝國主義的侵略戰爭同產生它的帝國主義的政治分不開，這是經過歷史無數次檢驗，證明是正確的科學的真理，無論使用什麼新武器都不會改變的。戰爭有它的客觀規律。革命戰爭有革命戰爭的特殊規律。戰爭規律是發展的。無論哪種國家，經濟總是社會基礎，政治是經濟的集中表現，戰爭是由政治所決定，為政治的繼續。政治在戰爭中並繼續著它們之間的關係也是不會改變的。 另一方面還有另一個極端，對新出現的事物熟視無睹或認識不清。從有戰爭以來到大約十八世紀末上了刺刀的步槍代替使用刀矛的白兵戰（用刀矛弓箭打仗經歷約五千年），開始了新的火器時代，這是第一次轉折，火力戰到「二戰」為止（不到二百年），使用的都是火藥。「二戰」後各國相繼以噴氣式飛機代替螺旋槳飛機，到現在不過短短三十八年，以洲際導彈或中程導彈裝上多頭分導式氫彈頭為主的核武器，加上常規武器由制導技術、烈性炸藥，各兵種全部機械化、摩托化，與「二戰」前比大不相同，成為第二個轉折。這是擺在我們面前的現實，它雖不能改變戰爭的基本規律，卻使整個作戰方法發生重大的多方面的改變。⑰瑏瑧我們只略舉幾個簡單的主要的例子：（1）由於偵察器材和技術的發展，改變了整個偽裝和隱蔽的概念；（2）由於進攻使用的新武器的威力，使防禦的概念以及布防、構築工事等具體工作都必須作新的修改；（3）由於夜視器材的普遍使用，以及無線電偵察，使夜間訓練必須有新的措施；（4）由於步兵摩托化、工兵機械化、摩托化……都能緊隨坦克之後實施突破合圍，加上戰鬥直升飛機的大量使用於空運，氣墊登陸艇用於登陸，使現在的運動戰概念不能不有新的改變，組織戰鬥、戰役也必須有新的考慮；（5）無線電通訊中破密與反破密的鬥爭的改變有重大意義；（6）由於電子技術的發展和在軍事上的廣泛運用，電子戰成了一個新的課題；（7）由於諸兵種各有各自的裝甲單位，民兵的游擊活動就要有新的能擊破裝甲的武器裝備和訓練才能進行新的人民戰爭……所有上述這些武器裝備的改變勢必引起軍隊編制、後勤、衛生以及訓練等的改變，所有這些都要求我們從新的實際出發，研究當前發生的新問題，正確認識和積極改進我們軍隊的訓練和戰備工作。這樣才能加速我們的國防現代化，才能使我軍革命化、正規化、現代化的建設順利進行。 這本《孫子譯註》作品再版，希望能引起更多讀者對軍事研究的興趣，關心國防現代化建設。以上對《孫子》的初步介紹，粗淺不當之處，對今天新情況講得不夠、不對之處，歡迎讀者批評指正。 這次再版，得到一些同志的幫助，在此深表謝意。 郭化若 一九七七年三月三日改版稿 一九八三年十二月再版稿 【注釋】 ①　《孫子》在宋代即列為《武經七書》之首（以下簡稱《武經》。所謂「七書」，有《孫子》、《吳子》、《司馬法》、《尉繚子》、《李衛公問對》、《三略》、《六韜》七部古兵書），號稱「兵經」；約在七世紀，《孫子》就傳入日本，十八世紀以後，陸續有了法、英、德、捷、俄等文譯本，受到外國軍事界的重視。 ②　工正：掌管手工業奴隸的官。 ③　《左傳》昭公三年。 ④　《新唐書·宰相世系表》說：陳無宇之子子占，伐莒有功，景公賜姓孫氏，子孫因亂奔吳，孫武為吳將。又宋鄧名世《古今姓氏書辨證》說：「齊田完（按田氏原姓陳氏）字敬重，四世孫無宇；二子：常、書，書字子占，齊大夫，伐莒有功，景公賜姓孫氏，食采於樂安；生馮，字起宗，齊卿。馮生武，字長卿，以田鮑四族謀作亂，奔吳，為將軍。」 ⑤　《左傳》昭公三十年。 ⑥　劉向《新序》。 ⑦　司馬遷《史記·孫子吳起列傳》。按：「北威齊晉」當系指公元前四八四年艾陵之戰，吳軍戰敗齊軍；公元前四八二年黃池會盟，吳國奪取了晉國的霸主地位。 ⑧　恩格斯《一八五二年神聖同盟對法戰爭的可能性與展望》，《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七卷，第五六二頁。 ⑨　民弗詭也：十家注本作「而不畏危」，今依竹簡作「民弗詭也」，譯作「民不敢違抗」，似較切合當時的階級關係。 ⑩　《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毛澤東選集》（橫排本）第一卷，第一六六頁。 ⑪　《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毛澤東選集》（橫排本）第一卷，第一九三頁。 ⑫　「十」和「五」：這是《孫子》用以形容優勢兵力的概說，並不是具體的規定。 ⑬　《矛盾論》，《毛澤東選集》（橫排本）第一卷，第二七八頁。 ⑭　《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毛澤東選集》（橫排本）第一卷，第一五五頁。 ⑮　《論持久戰》，《毛澤東選集》（橫排本）第二卷，第四四七頁。 ⑯　《戰爭與革命》，《列寧選集》第三卷，第七一頁倒數第一行至第七二頁前三行。 ⑰　恩格斯在寫《反杜林論》「暴力論」（寫於一八九六年至一八九八年六月）時就指出：火藥傳入西歐「使整個作戰方法發生了變革，這是每個小學生都知道的」（《馬恩選集》第三卷，第二〇六頁）。那講的是由白兵戰轉為火藥戰的第一個轉折。將來如果發生戰爭，交戰國勢必實行義務兵役制，徵集來的新兵是恩格斯所說新的士兵成分，加上新的戰鬥武器，所以在第二個轉折中作戰方法必然會「整個改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