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子譯註 · 《孫子譯註·再版的話》

拙著《孫子譯註》（原名《孫子今譯》）承上海古籍出版社再版，乘這個機會，我對原書又作了一次全面的修改。這裡，把修改的情況略作一下交待。 近年來，因為許多國家都有新的軍事裝備不斷產生、發展和變革，提出了許多重大的政治原則問題，至於更多的具體的屬於戰術性的問題，我們由於缺乏材料，有些又屬於國家機密，只能在前言中作一些簡要介紹，發表些初步見解，以供參考。這次修改，參閱了國內近幾年來報刊雜誌中有關《孫子》研究的文章約三十餘篇，雖然很不完全，但得益頗多。其中有對若干古字的解釋和十家注不同，但考之有據、言之成理者，我都採納，以改正原來譯註中的錯誤或缺點。 為了查閱和引用的方便起見，從一九七七年改版起就把《孫子》十三篇根據內容分成一〇五段。凡屬同一內容的，不論文句多少，都保持在一段內。每段前頭都加上號碼（譯文同樣處理）。這次再版分段未變。前言中引用《孫子》原文的都用了引號，以前未註明出處，現按一〇五段號碼，註明引自哪一段，讀者可按所注號碼查明譯文的解說，也可在原文注釋中查明對原文較為詳細的注釋。 這裡想補充說明： （1）關於校勘　《孫子》版本甚多，這裡只選用《宋本十家注》、《武經七書》中《孫子》（兩者實際都是以曹注本為底本，但有人把它分為兩大系統）和銀雀山漢墓中發現的「竹簡」本三種。三種版本中不同之處，取其合乎戰爭規律而又文義通順者，不取者則在注中註明。流行雖廣（如《太平御覽》、《杜氏通典》等），但無益於校勘者，則不取。校勘的號碼加於所校短語之下，用〔1〕、〔2〕等符號標識。 （2）關於注釋　這次再版，較大的變動是改以前的簡短「字」注為「句」注。每一句後加該注的號碼（如①、②等符號），句內短句原文加［　］符號，另起一行。從篇幅和字數上看，注釋卻成為重點了。此次還加上篇名注釋，因為《孫子》十三篇中有幾篇篇名是以孫武獨特的哲學範疇（概念）名篇，以前未及注意，今加以粗淺解釋以助研究；在篇名注釋後，摘要提出主要內容，引起讀者注意。在句注中不但對《孫子》的戰略上卓越的命題作了解釋，而且對《孫子》的哲學思想也作了初步解釋。在注釋中，對各種錯誤意見，多隻採用從正面說明《孫子》原意的辦法。其中個別錯誤的意見，既不符《孫子》本意，也不符一般戰爭規律的，則略加批判，說明道理，但不傷人（不指名）。在注釋中個別處提及現代作戰戰例，這決不是說我們的革命戰爭是依據《孫子》的原則行動的，只因革命戰爭中有些戰例與《孫子》所說恰恰巧合。引用這些戰例說明某些普遍規律，在古今作戰中仍有共同之處。特此說明，以免誤會。 （3）關於譯文　昔人把在他們以前的古文用他們當時的漢語來解釋，稱之為「訓詁」（「訓詁」包括難懂的字詞的解釋，字形、字音和當時同義通用的字等註解，我們把它寫在注釋內），中國人把外文翻成中文或外國人把中文翻成外文叫翻譯。為了通俗起見，把《孫子》原文譯成今天的漢語，以前稱之為今譯，現改稱譯文。主要的目的在於幫助讀者通過譯文比較容易地了解《孫子》的思想。魯迅先生早就說過：「中國的文言文，一向就並不一致，大原因便是字難寫，只好節省些。當時的口語的摘要，是古人的文；古代的口語的摘要，是後人的古文。」把春秋戰國時代的古文譯成今天的白話時，不能不把當時被省略而留下摘要的古文，在字句之間、語氣之內將被摘去的補上，使原來的意思容易被理解。在譯文中對這類補充的字句，都加上〔　〕符號，以示區別。 《孫子》的文字有它獨特的風格。其中有些地方有疊句、有排對、有押韻，翻譯為今天的漢語時不容易做到所謂「信、達、雅」，只能儘可能在不失原意的範圍內，力求保持一定程度的原有的風格、神采和丰韻。 凡在注釋中改過的文字，譯文也照新注作相應的更改。 （4）關於試箋　本書對《孫子》的介紹和評價已見於前言，但個別詞句在前言中未能包括者，則在試箋中補充說明。對《孫子》卓越的戰略命題，也在此突出提出。 根據以上四個方面的修改，書名也相應改為《孫子譯註》。 下面談談關於《孫子兵法》成書時間和過程的探索。 關於孫武及其所著十三篇，最早記載此事的史書為司馬遷所寫的《史記·孫子吳起列傳》，傳中謂：「孫子武者，齊人也，以兵法十三篇見吳王闔閭，闔閭曰：『子之十三篇，吾盡觀之矣。』」千載相傳，曾無疑問。至宋代才有人提出疑問（見宋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和葉適《習學記言》），他們偏重於指出「孫武之名不見於《左傳》」，孫武未必有其人。《孫子》的書「乃春秋末戰國初山林處士所為」。明代就有人反駁此說（見明宋濂《諸子辯》）。近來對《孫子》十三篇所說的事物，有認為全是戰國時的，有認為大多為戰國時的。許多議論都圍繞著《孫子吳起列傳》中「孫武以十三篇見吳王」這句話為中心。 孫武奔吳時攜帶少量以往的若干戰鬥經驗的總結和一些名將的名言，那自有可能；但攜帶一部系統而完整的兵書，則可能性不大。現在我們所看到的《孫子》十三篇，決不是孫武用以見吳王的十三篇原文。許多議論者指出不少例子，說明現在所見到的十三篇中所論述的，不是春秋時的事物而是戰國的事物。綜合這些疑問，主要有如下各點：一、稱國君為「主」，如「主孰有道」（二）、「主不可以怒而興師」（九十九）。「主」在春秋時代是稱「大夫」的，直到三家分晉後臣稱君才叫「主」。二、書中「將受命於君」（五十九）、「（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六十），這在孫武見吳王時，是不可能提出的。將相分工，是戰國初才有的事。吳伐楚時闔閭、伍員均在軍中直接指揮，並無「（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的事。至於說：「將聽吾計，用之必勝，留之；將不聽吾計，用之必敗，去之。」（三）這種去留的自由和一國兵家可到別國為將，如吳起在魏為將，樂毅率燕軍入齊的事，也只在戰國初不長時間內才有的事。三、戰爭規模，有人認為孫武見吳王時還未曾有過一個國家「馳車千駟，……帶甲十萬」（七）這樣大的戰爭規模。四、吳越相惡和「越人之兵雖多」（四十二）的話，這都是闔閭伐越前後的事。孫武見吳王時越國還很弱小，不可能提出。五、「弩」是戰國時才發明的。書中「甲冑矢弩」（九），在孫武見吳王時還沒有弩這種武器。六、「謁者」、「門者」、「舍人」（一〇三）等都屬戰國時的官稱（舍人的職務春秋時是管宮中倉廩和分發物品的人，戰國時舍人則略似今之秘書、副官，是接近大官的人。如藺相如當過趙宦者令繆賢的舍人，李斯則曾為呂不韋的舍人）。這種不符當時情況的事還很多，以上所舉六項是主要的，也都是事實。可見司馬遷說：孫武以「十三篇」見吳王，決不是我們今天所看到的「十三篇」。但是，認為現存的十三篇「皆系戰國時物」，也是不正確或不確切的。其中也有春秋末的事物。如說：「馳車千駟，革車千乘」（七），「故車戰，得車十乘已上，賞其先得者……」（十一）車戰是春秋時代的特色。此外，十三篇中既有南方「吳孫子」（即孫武）活動地區所熟悉的地形，如「斥澤」（六十六），也有北方「齊孫子」（即孫臏）所習見的飛塵的徵候，如「塵高而銳者，車來也，卑而廣者，徒來也」。（七十二）這是只有中原廣野上才能看得到的「徵候」。可見《孫子》十三篇決不是一人一時之作。故無論謂十三篇「皆戰國時物」，或說十三篇乃「戰國中後期的事」，都不妥當。 如上所述，許多論者主張要從《孫子》十三篇的內容中分析辨別成書的時代，但有些論者偏重於從十三篇字句上著眼，有些春秋時代的官職稱謂，即使孫武在春秋時講過，流傳到戰國初期，其弟子們也可能根據新時代的新的官職稱謂來修改舊的。而且如《用間篇》中的官稱確係戰國時的事，但這不是《孫子》十三篇中的主要內容。《孫子兵法》中主要的內容是孫子的戰略思想和哲學思想。例如「知彼知己，百戰不殆」（二十）、「攻其無備，出其不意」（五）、「致人而不致於人」（三十三）等戰略上卓越的思想，「敵佚能勞之，飽能飢之、安能動之」（三十四）、「智者之慮必雜於利害」（六十二）、「亂生於治，怯生於勇，弱生於強」（三十）等樸素的軍事辯證法，這些都是《孫子兵法》的精華與核心。然而這些主要的內容，是很難看出其具體的時間性的。這些戰略思想和哲學思想，只能在中國這樣的大國，由無數次戰爭經驗的積累和偉大的軍事家對此作了精闢的總結，又再經過戰爭實踐的檢驗而作出的戰略理論。在社會更迭、戰爭頻繁、諸侯國之間彼此吞併和反吞併的鬥爭，加上百家爭鳴的影響，這說明《孫子兵法》的產生是當時社會發展的需要，是戰爭發展的需要，是歷史發展的必然。至於成於孫武之手，則是屬於偶然性的事。這一偶然性，也有其客觀條件。《前言》中對孫武的家世及其經歷，已簡略提到，並談了產生《孫子兵法》的社會歷史背景和決定孫子思想的社會存在。當時恰恰是孫武能幫助闔閭、伍員經國治軍，以弱小的吳國出奇制勝打敗了強大的楚國。他將吳分兵為三，輪番襲擾楚國，使楚疲憊不堪，然後又隱蔽地由水路北上，借陳蔡掩護，突然從北面實施戰略大迂迴，出楚不意，攻其左側虛弱之地，因此能五戰五勝，直抵楚都郢。這樣的戰略動機，「誰能為此謀」？《左傳》雖未載孫武的姓名，但在吳師入郢到孫臏大破魏軍一百五十餘年之間，左丘明也並未提出一個比孫武更有名的名將。 根據現有的歷史資料，很難斷定《孫子》成書的確切年月，只能作一比較接近史實的成書過程的推測，以供讀者繼續研究。 我們推測：《孫子兵法》的思想體系屬於孫武而無疑，而其成書時間大概是春秋末至戰國初這一過渡時期。至於成書過程，當闔閭去世、伍子胥被伯嚭排斥時，孫武見機引退，總結過去的和親身經歷的戰爭經驗，整理成較有系統的軍事理論，從事講學，經由許多門徒、學生和專門前來請教者們口傳筆錄，代代相傳，從春秋末到戰國初，逐漸形成一部豐富而比較完整的兵法。在口傳筆錄過程中，增補、遺漏、抄錯、修改都在所難免。但沒有改變或遺漏孫子思想的核心。《漢書·藝文志》所說的八十二篇，可能就是許多口傳筆錄的門生們，各自把自己大同小異的記錄輾轉抄錄於簡上，以後綜合起來，才有八十二篇之多。 順便說一下，銀雀山竹簡《孫子》的出土，對我們研究《孫子》具有重要作用，但不宜過於誇張，以為《孫子》成書問題等疑問都已解決了。「竹簡」只能證明《孫子兵法》和《孫臏兵法》是兩本書（這也不是什麼新發現，早在《漢書·藝文志》等書中就記有這兩本書名，只是《孫臏兵法》後來失傳了，於是，個別治學不嚴肅者武斷地硬指《孫子兵法》是孫臏寫的），證明孫臏、孫武各有所著的兵法，現存傳世的《孫子兵法》不是孫臏寫的。「竹簡」還證明曹操統治中原後，有優越條件可以收集到許多版本，從中挑選當時的善本寫了簡略的解釋（「故為略解焉」）。這否定了杜牧說的曹操「刪其繁剩，筆其精華」之說。由於曹氏統治的優越條件，使《孫子》十三篇得到大量的傳抄，因而能長期保存下來，這也算是他的貢獻。但竹簡《孫子》的出土不能直接證明《孫子兵法》是孫武的著作，也不能證明此書成書的具體時間。「竹簡」只能證明從「竹簡」抄錄時到三國時期曹操注《孫子兵法》，其間無大更改，而無法證明由《孫子》成書到竹簡《孫子》抄錄之間有無大的修改。又「竹簡」在許多人分工抄錄中未經嚴格校對，抄錯、漏抄也在所難免。 《孫子兵法》是《武經七書》中保存得最為完整的最古的兵書。我們一再進行整理印行，旨在批判地繼承和發揚我國優秀的文化遺產，引起更多人的重視，達到古為今用的目的。 郭化若 一九八四年，年八十 於北京西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