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五代史講義 · 第一節　佛經的大量翻譯和普遍流行

一、佛教經典之大量翻譯 在第四、五世紀之內，是佛教徒用漢文譯經的一個極盛的時期，其中最著名的譯經僧侶有鳩摩羅什（天竺人，苻堅時呂光伐龜茲得之）等人。其辦法都是由梵僧如羅什等人口譯，然後由華人筆受。到七世紀初，隋煬帝建立東都之後，乃於洛陽置翻經館，征番僧及諸學士會集其中，從事於佛經的翻譯。 唐高祖也沿襲隋制，在長安的大興善寺設翻經館，仍然是以梵僧主持翻經的事。其制度和組織是： 以梵僧度梵語，證梵義。 以華僧證華義，更筆受寫成華文。 以學士文臣潤色譯文。以將相大臣監護一切譯經所需。 其間梵僧譯經，有由唐之宰相大臣筆受共譯的，也有由唐的皇帝出名為之作序的。 譯經事業之改由中國僧人主持，是從唐太宗時代玄奘（596—664）開始的。 玄奘於629年首途赴天竺，留學印度十五年，精通梵文，於645年（貞觀十九年）自印度返歸長安，唐太宗令將所攜梵本佛經於弘福寺翻為華文，並召集了「碩學沙門五十餘人相助整比」。在此後的十九年內，玄奘即「專務翻譯，無棄寸陰。每日自立程課。若晝日有事不充，必兼夜以繼」。先後譯出佛經一千三百三十卷。 出遊印度二十五年之久的義淨，在七世紀末歸國之後，也以十幾年的工夫譯出了二百三十卷佛經。 由於唐代有這樣的一些精通梵文和佛學的大師專心致力於佛教經典的翻譯，而政府對於譯經事業又大力協助，故就其從事譯經之人數而論雖不及第四、五世紀內從事者之多，而其成績則非第四、五世紀內譯經成績之所能及。 佛教經典經此番大量翻譯的結果，在印度佛教中所有的各種派別，如唯識宗（法相宗）、密宗、禪宗等，或則初被傳來東土，或則因而更為盛行。 佛教經典大量譯成華文，唐朝政府大力加以倡導，於是而不論在士大夫中間或一般民眾中間，對佛教佛學之傳習乃極為廣泛。 二、佛經中譯本對中國文學所產生的影響 1．印度的佛經，在形式上既極注重布局與結構，在內容方面也頗富有文學意味。例如《佛本行經》、《佛所行贊》即都是長篇故事。《維摩詰經》也是一半為小說體、一半為戲劇體的作品。其餘帶有小說或戲曲形式的經典還很多。這種懸空結體的文章體裁，是前此中國文學中所沒有的。它們的輸入東土，和其後中國的俗文學如彈詞、平話、小說、戲劇的發達都有直接或間接的關係。佛經中的散文與偈體夾雜並用的辦法，也給予此後中國文學的結構以極大影響。 2．當鳩摩羅什等人從事於翻譯佛經的時候，中國的文章體裁正走上極端浮靡的駢偶格套的道路，而羅什等人翻譯佛經卻獨採用樸實平易的通俗文體，但求易懂，不加雕琢，造成了一種很新鮮的文章體裁。這種通俗文體雖則在長時期內不曾在中國士大夫們中間發生影響，然而宗教經典的尊嚴終於使這種文體得以廣泛流行，且也抬高了這種文體的地位。到隋唐以來其影響便日益顯著加大，於是而佛教寺廟乃成了通俗文學（散文和詩歌）重要發源地之一。 3．佛教文學最富於想像力，其中雖也有一些不近情理的幻想與濫調，然而在南北朝以前中國各種體裁的文學作品卻正是比較缺乏想像力的，得到這樣一些佛教文學的啟發，也使得中國文學的內容大為活潑豐富。故中國之有近似於浪漫主義的文學作品，所受印度文學的影響是很大的。 4．從第五世紀以來，佛教徒盛行三種傳教的辦法：（1）經文的轉讀；（2）梵貝的歌唱；（3）「唱導」制度。三種辦法雖不同，其為當眾宣讀、朗朗成誦則是一樣的。有了這三種傳教辦法，佛教文學遂更得以普遍地傳入民間，而更產生了民間的佛教文學。因僧徒誦經皆有音調節奏，此亦為前此中國之所無。及此種有音節的朗誦方法傳遍中國之後，中國士大夫之讀儒家經典、古代文章以至兒童讀書乃亦均沿用其法。 僧徒因感覺單是宣讀朗誦仍不易使人懂得，遂又有俗文變文之作，即將經文敷演為通俗唱本，使聽者大都易於通解，故自唐以來，《維摩變文》、《目蓮救母變文》等乃相繼而大量產生出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