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五代史講義 · 第二節 唐代的文學和藝術
一、唐代詩歌藝術的高度發展和幾個重要代表作家
1．詩歌藝術高度發展的原因
第一，就社會經濟和物質文化諸方面的發展情況而論，在大唐帝國既已建成之後，其封建社會秩序是比較安定良好的，其農業經濟一般說來是在繁榮上升的，而民族力量也健壯堅強。因此種種，遂使大唐帝國的領土得以擴張，和域外的交通得以頻繁，事物接觸和文化交流的範圍亦均因之而廣闊繁複。在這樣一些豐富新鮮的物質生活的基礎之上，自然就又會使得大唐帝國內包括文學作家在內的各階層人民的眼界和意境大為擴展。文學作家們的用武之地既無限廣闊，不但在其抒情、詠物、寫景等等的對象和境界方面全因此而開廓和豐富，而在作風方面，也大都健康淳樸，充滿了一種雄壯渾厚的氣魄。
第二，是因為唐代的詩人們有意地接受了古代樂府歌詞的優良傳統和當代民歌的寫作精神。
樂府是西漢武帝時政府所設採集民間樂曲歌詞的機關，是民歌保存所。民歌經由「樂府」的採集而與文人相接觸，對文人的寫作起了影響。其後的文人或則添改民歌使協音律，或則簡直模仿民歌的體裁。例如東漢三國期間的曹氏父子便都是努力製作樂府歌詞，用古樂府的舊曲而改作新詞的。開元天寶時期的詩人們，也都努力製作樂府歌詞以繼續曹氏父子的作風，用活潑生動和新鮮自然的語言與意境去創作詩歌。此即所謂「力追建安」。故李白論詩也說「自從建安來，綺麗不足珍」。
盛唐的詩人們，沿用樂府古題，而卻大都能夠推陳出新，自創新格：既不拘原意，也不拘原來的聲調格律，只是採取古代樂府和當代民歌的精神而去創造新樂府。例如「將進酒」為一樂府古題，而李白用此題寫出了「君不見黃河之水天上來，奔流到海不復回」一首，卻是全不依照舊來格式的。
《舊唐書·樂志》說：「自開元以來，歌者雜用胡夷里巷之曲，……相傳謂為法曲。」這可見，直到唐代，政府的樂隊所奏樂曲的來源，還是和西漢的樂府一樣，大部分是民歌俗曲。當時文人寫作詩歌，正與政府的這種採集樂曲的辦法相同，其中一大部分是只就民間歌謠加工，便改制為很好的詩歌了。
第三，從南朝以來，一般文學作品都講求對仗工整，注重詞藻的雕琢。過分地講求形式上的美麗，雖使六朝文學一般地都成為浮靡而毫無生氣的東西，但這種對技巧方面的錘鍊工夫，卻頗給隋唐的文學作家們以影響。此從隋煬帝、唐太宗諸人以及唐高宗和武則天時代一般應進士科考的學子們的作品傾向上都可以得到證明。
第四，唐代在進士科的考試項目中加進了「詩賦銘箴」等所謂「雜文」一項，其中詩賦更成為特別重要的項目，這就等於以政治力量提倡並引導一般讀書人去從事於詩歌的寫作。從事於此道的人加多了，經歷的時間長久了，當然就會對寫作藝術有所提高。
2．盛唐時期的重要代表作家——李白、杜甫
李白（701—762）——李白為人跌宕不羈，馳騁縱橫，是一個天才奔放的詩人。故其同時的賀知章稱他為「天上謫仙人」，杜甫則謂為「痛飲狂歌空度日，飛揚跋扈為誰雄」。他的詩，也頗像他的為人，高傲、狂放、飄逸、超脫，天才奔放，氣象萬千。例如：「巨鰲莫載三山去，我欲蓬萊頂上行」（《懷仙行》）、「興酣落筆搖五嶽，詩成笑傲凌滄洲」（《江上吟》）等句，都似在天空遨遊自得，無拘無束。「安能摧眉折腰事權貴，使我不得開心顏」（《夢遊天姥吟留別》）諸句，正與其在皇帝面前放縱自如及其侮弄高力士使為脫靴諸行徑全相符合。另外則為了哥舒翰攻取石堡城致使士卒喪亡殆盡，李白便有「不見征戍兒，豈知關山苦？李牧今不在，邊人飼豺虎」（《古風》之十四）等句。為了回紇兵在洛陽焚殺劫掠的罪行，李白則有「俯視洛陽川，茫茫走胡兵。流血塗野草，豺狼盡冠纓」（《古風》之十七）等句，可見他對於人間的某些現實生活及其苦樂，也不是全不關心的。因而我們可以把他稱做一個富有反抗精神的浪漫詩人。
毛主席說：「文藝批評有兩個標準，一個是政治標準，一個是藝術標準。」李白作品中雖有一部分是如前段所說，然其中的大部分卻並不是為反映當時人間的現實生活以及當時一切現實問題而寫的，這類作品的藝術造詣雖也極高，而用政治標準加以衡量，則不能不較杜甫略遜一籌。故在第九世紀的元稹便曾這樣說過：「詩人以來，未有如子美者。時山東人李白亦以文奇取稱，時人謂之李杜。予觀其壯浪縱恣，擺去拘束，模寫物象，及樂府歌詞，誠亦差肩於子美矣；至若鋪陳終始，排比聲韻，大或千言，次猶數百，詞氣豪邁而風調清深，屬對律切而脫棄凡近，則李尚不能歷其藩籬，況堂奧乎？」（《元氏長慶集》卷五六《唐故工部員外郎杜君墓志銘並序》）白居易也說：「李白之作，才矣奇矣，人不逮矣，索其風雅比興，十無一焉。杜詩最多，可傳者千餘首。至於貫穿今古，煂縷格律，盡工盡善，又過於李。」（《白氏文集》卷二八《與元九書》）而北宋的政治家王安石也把李白和晚唐的杜牧相提並論，以為他們兩人都是「平生志業無高論，末世篇章有逸才」。（《臨川先生文集》卷一九《和王微之秋浦望齊山感李太白杜牧之》）
杜甫（712—770）——字子美，河南鞏縣人，祖籍襄陽。他的寫作態度嚴肅認真，其作品的風格和旨意，皆平實而深沉雄厚。表現在他的詩歌當中的，不是虛幻的夢想，不是神仙的境界，而是實在的人生。凡是當時人民所感受到的痛苦（例如戰禍），凡是他們在現實生活中所感到的悲哀，所發生的希望，以及在當時社會上所存在的現實問題，全都是他的詩筆所要抒寫描繪或暴露的對象。對於當時的政治措施和社會上的一些重大事件，他也都在詩歌當中表示出他的意見和態度，予以諷刺或直接提出批評或彈劾。所以，他雖是第八世紀的詩人，卻已抱有近代人道主義的思想了。在他的作品當中既然充滿了憂時憂世的政治憤慨，既然充滿了民間疾苦的描述，對於苦難中的人民既然具有博大寬厚的同情，這也就是說，他的詩歌是富有人民性和現實主義精神的，不論拿藝術標準衡量，或拿政治標準衡量，都是可以給予很高的評價的。
例如，在楊國忠發動了對南詔戰役之時，分道捕人，連枷送赴軍所，使關東關中各地為之騷動不安，杜甫就在《兵車行》一詩中把這一情況記述下來。
其另一長詩，《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更明白直截地對當時政治上的黑暗而予以揭發。其中的「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等句，成為千古傳誦的佳句。
3．中唐時期的重要代表作家——白居易
白居易（772—846）——字樂天，太原人。生於杜甫死後第三年。他受杜甫的影響很大。在其《與元九書》中論李、杜的優劣，以為在李白的詩中風雅比興十不得一，而在杜詩中則十之三四是實寫人生或諷刺時政的，如「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一類的話，便為李詩之所不能有。從這段議論中也可以看出白居易本人對於寫作詩歌的態度及其努力的目標之所在。
在《與元九書》中，白居易很明確地說道：「仆志在兼濟，行在獨善。」又提出他的文學主張說：「文章合為時而著，詩歌合為事而作。」
白詩中最合於他自己所說的這些條件的，是他自稱為諷諭詩的新樂府若干篇。這些詩篇，是他用《詩經》、古樂府詩以及杜詩的體制對當日民間口頭流行的歌謠俗曲加以改造而成功的。篇無定句，句無定字。「其辭質而徑，欲見之者易諭；其言直而切，欲聞之者深誡；其事核而實，使采之者傳信；其體順而肆，可以播於樂章歌曲。」總而言之，他的這一部分詩篇，乃是「為君、為臣、為民、為物、為事而作，不為文而作」（《白氏文集》卷三《新樂府並序》）。
《新豐折臂翁》、《山陰道》、《道州民》等，即都是他的新樂府當中的篇章。
白詩在當時即已發生了極大影響，此從他的《與元九書》中可以看出：
再來長安，軍使高霞寓欲聘倡妓，妓大誇曰：「我誦得白學士《長恨歌》，豈同他妓哉？」由是增價。……自長安抵江西，三四千里，凡鄉校、佛寺、逆旅、行舟之中，往往有題仆詩者。士庶、僧徒、孀婦、處女之口，每每有詠仆詩者。（《白氏文集》卷二八《與元九書》）
從元稹為白詩所作的序文中也可以看出：
二十年間，禁省、觀寺、郵候牆壁之上無不書，王公、妾婦、牛童、馬走之口無不道。至於繕寫模勒，衒賣於市井，或持以交酒茗者，處處皆是。……
自篇章以來，未有如是流傳之廣者。（《元氏長慶集》卷五一《白氏長慶集序》）
從反對元白的人們的話語中也可以看出：杜牧在其所作李戡墓誌中述李戡的話有云：「自元和以來，有元白詩者，纖艷不逞。……流於民間，疏於屏壁；子父女母，交口教授；淫言媟語，冬寒夏熱，入人肌骨，不可除去。」
二、古文運動和傳奇小說的勃興
1．古文運動的歷史
南朝的文章，駢四儷六，「連篇累牘不出月露之形，積案盈箱惟是風雲之狀」（《隋書·李諤傳》中語），已經走到浮靡的死胡同里去，故自北周和隋代以來便屢有倡議改革的人，然而到唐初的作家們，如王、楊、盧、駱等人，不但仍不能超出駢儷範圍而別創新格，他們的四六文且較前更加講求聲律。
武則天時代的陳子昂以為自晉宋以來至於唐初的一些作家的作品，「風雅之道掃地而盡」，遂打出了復古的旗幟。陳子昂的這種倡導，在當時雖也認為使得「天下質文翕然一變」，事實上所發生的影響卻並不大。
及安史之亂前後，又有李華、蕭穎士和獨孤及等人出而從事於文章復古的運動，然而在安史亂後的一大作家陸贄的全部文章仍是採用駢儷形式，可見統治當時文壇的作風還並未曾改變。
但是，大唐帝國極盛期內的那樣繁富新鮮的物質生活、那樣輝煌的民族精神，既都使得當時文人的思想感情大為豐富，而為了能夠把這樣一些新的思想感情表達出來，卻決非駢儷俳偶文體之所能為力，故文體的改革運動還需要大張旗鼓地去做。
又自隋末唐初以來，佛教以各種通俗易曉的文體從事於教理的宣傳，遂致確定了佛教在唐代各階層人民思想信仰當中的統治地位。故其時雖名為儒、釋、道三教並立，而儒家在思想界所占地位實最為不行，因而為爭取在思想界久已喪失掉的這一統治地位，亦即為了爭取「道統」，也有必要首先對那種敘事既極冗贅、說理也難清楚的駢偶文體加以改革。
韓愈就正是在上述諸人之後，又在上述客觀情況的需求之下，出而完成了這一古文運動的任務的。
2．韓愈和柳宗元，古文和道統
韓愈（768—824）——《舊唐書·韓愈傳》說：「大曆、貞元間（第八世紀的七八十年代），文學多尚古學，效揚雄、董仲舒之述作，獨孤及、梁肅最稱淵奧，愈從其徒游，銳意鑽仰，欲自振於一代。舉進士，投文公卿間，故相鄭餘慶為之延譽，由是知名。」
韓愈是第一個稱自己的文章為古文的人，是第一個有鮮明的文學主張和改革主張的人，也是第一個以全副精力從事於此道的人。
韓愈的文學主張具見於其《與馮宿論文書》和《答李翊書》。即所謂「非三代兩漢之書不敢觀，非聖人之志不敢存。……行之乎仁義之途，游之乎詩書之源，無迷其途，無絕其源」等等。
韓愈的古文運動和他企圖恢復儒家道統的運動是一件事，故在其《進學解》中自己所最誇口的是關於維護儒家和排斥佛、老的各種努力，而在《原道》當中也是只承認儒家之道為道，要恢復儒術獨尊的局面，而要把佛、道兩教及其教義、學說一併排斥，故高喊道：
人其人！火其書！廬其居！
韓愈也因此而特別受到宋代的一些古文作家的推崇，例如蘇軾就認為他是「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濟天下之溺」的。
柳宗元（773—819）——字子厚，河東人。他是一個好佛的人，自謂「自幼好佛，求其道積三十年」，然其對於文體改革的意見卻大致與韓愈相同。他提出「文者以明道」的主張，這所謂「道」卻絕非佛、老之道，而是儒家的五經之道，也即是韓愈所說自堯舜禹湯文武周孔以來的道。故他在《答韋中立書》中提出作文必須本之於《詩》、《書》、《易》、《春秋》等書，以求「羽翼夫道」。
韓門弟子中的李翱則說：「人號文章為一藝，夫所謂一藝者，乃時世所好之文；……其能到古人者，則仁義之詞，惡得以一藝名之？」（《李文公集》卷八《寄從弟正辭書》）李漢則謂：「文者貫道之器。」
但是，雖然韓柳等這一般從事於古文運動的人們所提出的口號是要作成「古之文、古之道、古之人」（李翱《與陸參書》：「我友韓愈，非茲世之文，古之文也；非茲世之人，古之人也。」），而在這種倡言復古的口號之下，他們卻是實際上完成了文體的革新。此後的文章的主流，不但不是駢儷，且也不是佶屈聱牙的周誥體，而是一種平易通暢的散文了。
3．傳奇小說勃興的原因
一、由於佛教經典的中譯本大量流行，其文章的結構和體裁，其記述長篇故事的辦法，其豐富的想像力，都給予中國文人以極大影響，中國文人遂也加以模擬，而有了一些傳奇小說出現。
二、唐代進士科第制度的影響。王定保的《唐摭言》卷十二載有兩事說：
薛保遜好行巨編，自號金剛杵。太和中，貢士不下千餘人，公卿之門捲軸填委，率為閽媼脂燭之費，因之平易者曰：「若薛保遜卷，即所得倍於常也。」
劉允章侍郎主文年，榜南院曰：「進士納卷，不得過三軸。」劉子振聞之，故納四十軸。
宋趙彥衛的《雲麓漫鈔》也載有一事說：
唐之舉人，先借當世顯人以姓名達之主司，然後以所業投獻。逾數日又投，謂之溫卷。如《幽怪錄》、《傳奇》等皆是也。蓋此等文備眾體，可以見史才、詩筆、議論。
一般的舉子們，既要把自己的作品交與大人先生去求其稱賞，又須極力避免冗長以免使得大人先生們厭煩，而在短小的篇幅當中又須表現出自己各方面的才能（即詩筆、議論和記事之才），故即多採用傳奇小說的體裁，使其在短文之中能以兼備眾體。
例如元稹的《鶯鶯傳》（《會真記》），其敘事部分全用散文，且多有摹擬《左傳》文字之處；其中再夾雜以詩，則應是受佛經文學結構之影響者，而作者則借之以見其寫作詩歌的才能，如《鶯鶯傳》中有《會真詩》三十韻，以及鶯鶯所賦：
自從消瘦減容光，萬轉千回懶下床。不為旁人羞不起，為郎憔悴卻羞郎。
凡此諸詩，皆是為了表現作者寫詩的才能而寫的。《鶯鶯傳》乃是元稹的自敘之文，有真實事件，有真實感情，故其所敘悲歡離合之處可以感人，而亦由此可以表現其記事之才，即所謂「史才」。（其中所述蒲州普救寺，及渾瑊與杜確事，亦皆有實事為據。）至其傳後所附張生「忍情」一段迂矯議論，即「大凡天之所命尤物也，不妖其身，必妖於人……」一大段，則是表現作者說理的才能，也是當日小說文體中不可不具備的一體。
從事於創作傳奇小說的人與日俱增，歷年既久，也便和其時的詩歌一樣，其中自然就產生了很多傑出的作品。故北宋的劉攽說：「小說至唐，鳥花猿子，紛紛蕩漾。」南宋的洪邁也說：「唐人小說，不可不熟。小小事情，悽惋欲絕。洵有神遇而不自知者。與詩律可稱一代之奇。」
三、唐代的繪畫
唐代的繪畫也可以分作初、盛、晚三期，而以盛唐為最盛期。
就繪畫的題材來說，初唐以人物、宗教圖像為主。這一期內最負盛名的畫家有尉遲乙僧及閻立德、立本兄弟等。尉遲乙僧是西域人，其父於隋代來中國。他的畫皆為宗教畫，用色濃重，陰陽凹凸極為分明。閻立本所畫也多為人物像，如《歷代帝王像》等。
盛唐期內的繪畫，在內容、作風及技巧方面均有長足進展，最重要的畫家有吳道子、李思訓等人。吳道子以善畫宗教畫著名，但也是山水畫的大師。他的畫，場面和氣魄均極雄壯深刻。據說因為他畫了一張《地獄變相圖》，至使西京屠沽為之改業。他畫山水已用皴筆，畫中樹石有似立體突出。李思訓的山水畫則極為細緻，用青綠鉤填，故金碧輝煌。其時又有王維亦善畫山水，但所用為破墨法（不用鉤填擦皴）。到明代的董其昌最欣賞王維的山水畫，並定王維為南宗祖師，李思訓為北宗祖師。又有韓幹以畫馬著名，能寫真傳神；薛稷（他和虞世南、褚遂良、歐陽詢為唐代四大書家）以畫鶴著名；韓滉善畫牛，今存其所畫《五牛圖》。總之，盛唐的畫在人物、山水、花木、鳥獸等方面作全面發展，專題畫已盛行，故多以專門名家者。故盛唐的畫是中國繪畫史上極光輝燦爛的時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