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五代史講義 · 第三節 唐中葉後統治階級內部的矛盾與鬥爭
一、藩鎮的紛立及其與唐廷的鬥爭
1．「藩鎮連兵」以後，「天下盡裂於方鎮」
通過唐肅宗、代宗和德宗三世，唐廷對於跋扈的藩鎮全是採用姑息政策的，藩鎮們各自獨霸一方，與唐廷儼然有似敵國。或父死子握其兵柄而不肯受代，或士卒自推將校為留後以邀命於唐廷，唐廷力不能制，便只有含羞忍恥，承認其既成的事實，姑息愈甚，藩鎮愈驕。征伐號令全由自主，在藩鎮的心目當中實已不知有所謂唐廷了。特別是德宗，他自從經過了朱泚和李懷光之亂，一逃奉天，再逃梁州之後，再也不敢談及對藩鎮用兵的事。故此後凡遇有節度使死掉的，便派遣一個宦官前往該鎮，探察其地軍人所要推奉的是什麼人，便明令發表其人為繼任人物。於是而有以都知兵馬便而超擢為鎮帥的，如799年（貞元十五年）韓弘之為宣武節度使是。有先為軍中擁立而即降詔追認的，如800年（貞元十六年）劉昌裔之為陳許節度使是。在這期內，凡是有一州之地和一軍人馬的，便都可以脅制唐政府加以任命，或操縱部下的將校倡議擁戴，其同時身任節度使的，只要行徑稍異於此，只要對長安政府稍存禮貌，如在徐州作節度使的張建封、作淮南節度使的杜佑，肯自動地到長安去朝拜，上表請簡派代任之人，便被大家哄傳以為異事，因而這時唐政府的命令所及便只剩了東西兩京，自此以外，便全是一些敵對的力量了。
2．憲宗平淮西
憲宗李純即位之後，不再沿用姑息政策，一方面利用魏博軍內部矛盾的爆發，用政治手腕使魏博一鎮以所轄六州歸於唐廷(2)，另一方面對於所有不肯就範的藩鎮則用武力解決。其最重要的一事則是對淮西（蔡州）的軍事。當時淮西節度使吳少陽卒，其子元濟自稱知軍事，不但不聽長安政府的命令，而且出兵攻掠鄰近的州縣，如葉縣、魯山、襄城及汝、許等州，唐廷遂於814年下令討伐。淮西自吳少誠、吳少陽相繼割據以來，至此已三十餘年，中間曾擊敗韓全義和於煠（都是長安政府所派致討淮西之人），且持其地有陂浸阻回，城邑重固，故驕悍無所顧忌。又因吳氏對其轄區內人民的壓榨較之唐廷之直轄區還略輕些，其地人民既久處於吳氏治下，遂也都樂為所用，故《舊唐書·吳元濟傳》謂淮西「地雖中州，人心過於夷貊」。長安政府發動天下之兵環而攻之，三年之內，接戰皆敗，所克僅一縣而已。平盧（淄青）的李師道和成德的王承宗又都和淮西相勾結，二人且於815年暗中派人燒毀了河陰轉運院的倉儲，又到京師刺殺了主張討伐最力的宰相武元衡，並刺傷了御史中丞裴度。817年，長安政府重新更換了統軍大將，又調用陰山府的沙陀騎兵以及邯鄲勇卒，丞相裴度親到前線主持軍事，傾全力以圖此一方，最後還是採用了吳元濟部下降將的計策，於雪夜攻入蔡州，擒獲元濟。
818年又利用魏博軍田弘正的力量並發諸道兵討平了淄青的李師道，盧龍、成德兩鎮遂也相繼歸朝，藩鎮割據局面到此好像是告一段落了。
3．唐廷的銷兵與河朔再叛
820唐憲宗死，其子穆宗李恆繼位，採納了宰相蕭俛和段文昌銷兵的建議，下令天下軍鎮有兵處每年百人之中，限八人逃死，除其軍籍，於是「落籍之卒皆合而為盜，伏于山林」。822年朱滔的孫子朱克融乘機再據盧龍，成德將王廷湊、魏博將史憲誠各據鎮以叛，一呼而亡卒皆集，是即所謂「河朔再叛」。唐政府既不能徵集到諸道的兵，臨時召募一些烏合之眾，又都派有宦官作監軍以相牽制，用兵舉動皆須稟承宦官的方略，自然無力制勝，於是而河北復失，「迄於唐亡，不能復取」。
繼河朔復失之後，其他各鎮亦相繼背叛了唐廷，又恢復了憲宗以前「天下盡裂於藩鎮」的局面。嗣以相繼而有對於回紇、吐蕃、党項用兵的事，不暇治內，唐廷局限於關中一隅之地，肯接受它的命令的只還有東南八道，事實上其規模也已無以大異於一個強蕃了。
及884年黃巢的起義軍被撲滅之後，朱溫因以同、華歸降而得據汴梁，李克用因攻克長安之功而得據河東，李茂貞又據有鳳翔，各自向四近擴展其勢力範圍，並即以其部將知留後而迫令長安政府加以任命。所以名雖節度使，事實上卻只是朱、李等人的部屬，遷徙予奪等事全須直接聽命於他們。其後在淮南江南的楊行密、在劍南的王建，也均仿而行之。故在903年朱溫能號令十餘鎮之兵以困李茂貞，弱李克用，挾李曄（昭宗）遷洛。而李唐的國祚遂告完結。
《新唐書》說唐亡於藩鎮，更有人說「藩鎮之強，唐室以弱；藩鎮之弱，唐室以亡」。
二、宦官的操權及其在唐政府中的地位
1．唐代宦官的操權是在玄宗時代開始的
在唐代初年，宦官的人數很少，分別主管宮內的供帳燈燭，宮闈門禁，門閣的守御和廷內的掃除等事，此外便無所執掌，只是「黃衣廩食而已」。自武德初（618）到永淳末（683），將近七十年的光景，權未假於宦官。到武則天的時代稍增宦官的人數，但武氏是女皇帝而非以太后的資格垂簾聽政，她有張易之、張昌宗等人為內寵，為男妾，故宦官數額雖增，而無玩弄威福之事。到中宗時代，韋後和太平公主當權，宦官乃增加到三千餘人。到玄宗時代，宦官數額稍減，但還比高宗時代多一倍，而宦官之得以操持權柄也始於此時。
宦官身居禁闈，日侍於皇帝左右，如有單詞片語可以移動皇帝的心意，對於時事和人物便均可發生一些作用，故極易竊弄威福，使得一般趨炎赴勢的人靡然向風。據兩唐書《宦官傳》所載，在玄宗時代，有好些宦官都得到玄宗的寵幸，特別是高力士為甚。四方進奏的章表均先送呈高力士，他看過方交與玄宗，有些在他認為是「小事」的即隨便加以處理。附會者想望風彩，僥倖者願一見如天人。肅宗在為太子時也以兄事之，呼為二兄，諸王公主皆呼為「阿翁」，駙馬輩呼為「爺」。嘗建佛寺道觀各一所，鍾成，舉行「齋慶」，舉朝畢至，一扣鍾納禮錢百千，有人極力巴結，至連扣二十下，少者也不減十下。而不少的將相大臣，如蓋嘉運、韋堅、楊慎矜、王煇、楊國忠、高仙芝等人便都是因為這樣地巴結高力士而得進身高位的。
玄宗又嘗派宦官們「出使」或作「監軍」。「監軍則權過節度，出使則列郡辟易」（《舊唐書·高力士傳》中語），例如楊國忠屢次說安祿山必反，玄宗乃派宦官輔璆琳覘之，得厚賂歸，言祿山不反，及封常清在洛陽為安祿山軍所敗，奔陝州，勸高仙芝退守潼關，宦官邊令誠卻極力誇大其敗退狀，兩大將遂同日賜死。
然而高力士及其同時的一些宦官雖已如此竊弄威柄，但還是因為得到玄宗的寵幸，才能夠假借名義，竊弄威權的，故其威權還都不能超越於皇帝之上。到唐代中葉之後這情形便與從前大不相同了。
2．宦官掌握財政大權
唐代中葉以後宦官集團的威勢所以超駕乎皇帝之上，也是積漸而然，最先是掌握到財政大權，其次是掌握到軍權，宦官們不只作監軍，而且實際作了統領禁軍的人；再其次是得以參預密謀大計，即宦官得任樞密使，其初還只是「承受詔旨，出納王命，幾務之重僅得與聞」，稍後便敢於矯造詔旨，改變制命，不是「與聞」機務，而是肆意妄為了。宦官集團既得掌握到這三種事權，遂得攬權樹威，挾制中外。又因其深居宮庭之中，故此後的皇帝們的廢立和生殺之權也全入於宦官集團的掌握中了。
唐政府的財政大權之歸宦官掌握，是安史起兵以後不久的事情。在此之前，唐政府所收財賦本是置存在左藏庫的，由太府寺按時檢查並報告其數目，而由尚書比部考核其出入。到安史興兵之後，帶領軍隊的武人都異常驕橫，在京師的豪將隨時隨意支用左藏的錢財，主管人和太府寺、尚書比部全都無法加以禁制，到第五琦為度支鹽鐵使時，便向肅宗（756—762）建議，天下財賦應一律歸大盈庫收儲，名義上是說把動用這筆財賦的大權收歸皇帝，實際上卻是由宦官主管其出入收支等事，從此之後，掌管財賦的官員全都無權加以比量考核，天下之財號稱人君的私藏，而實際卻是全入於宦官集團的掌握之中了。
3．宦官掌握軍事行政大權
當玄宗時代雖已經有派遣宦官出使、覘軍或監大將之軍的事情，但還都是一些臨時的差遣，還沒有成為一種定製，還不能認為宦官集團在其時已經掌握到軍權。宦官集團之實際掌握到軍權也是在肅宗時代。
當安祿山攻破潼關，唐玄宗倉皇向四川出奔的時候，肅宗本也是隨從逃亡的，扈從軍人在馬嵬驛殺了楊國忠和楊貴妃諸人之後，宦官李輔國便極力慫恿肅宗分領一部軍隊北趨朔方以圖興復，及既到靈武之後，對李輔國便「委以心腹」，其後且拔擢他為「判元帥府行軍司馬事」，把「御前符印軍號一以委之」，李輔國既得以操持軍事行政大權，氣焰日高，連出身於山東甲族、身任宰相的李揆見到他都要執弟子之禮，而且稱之為「五父」了。到肅宗末年，更拜李輔國為兵部尚書，把軍政的處決和軍隊的調遣諸大權都交付給他了。
用宦官作監軍之成為一種制度，也是在肅宗時候開始的。758年（乾元元年），其時唐的政府軍隊已經克復了兩京，安慶緒敗走河北的相州（鄴），唐政府調集了九節度之兵二十餘萬前往攻討，藉口於郭子儀、李光弼都是收復兩京的元勛，難相統屬，遂不置元帥，而以宦官魚朝恩為觀軍容宣慰處置使，觀軍容之名自此始，監軍的制度也從此確立了。
相州敗後，史思明再度攻占洛陽，其時以從臨洮調來赴難的神策軍屯鎮陝州，以魚朝恩為神策軍觀軍容使，不久即由他統領了這一支神策軍，「鎮陝以殿東夏」。763年，代宗為避吐蕃之禍逃至陝州，及長安平定，魚朝恩帶領神策軍跟隨代宗歸長安，其後即代替前此的北軍而成為皇帝的禁軍。由是朝政的裁決朝恩無不參預，偶或不預，輒怒曰：「天下事有不由我乎？」（《新唐書》卷二〇七《魚朝恩傳》）
兵權和財權既全已掌握在手，於是在唐廷之內便以宦官集團的權力為最高。故在肅宗臨死之際，張皇后要立越王李係為繼承王位的人，與宦官李輔國和程元振的意見不合，張後、越王等人即全被李輔國等人所殺害，而代宗李豫則以受到宦官的擁戴而繼承了皇位。從此唐廷皇位繼承問題乃大都取決於宦官，不論李家子孫之得立或被廢，全不免成為宦官集團的傀儡。及代宗即位之後，李輔國以有「定策之功」，更加恣橫，竟向他提議說「大家但內里坐，外事聽老奴處置」，代宗雖「怒其不遜」，然以「方握禁軍」，不唯不敢加責，且復「尊為尚父，政無巨細皆委參決」。
代宗與宰相元載合謀誅除了魚朝恩後，一時不再讓宦官典兵。到德宗時，涇原軍隊叛變，急召禁軍抵禦，典兵的白志貞因平時收受了長安富豪的賄賂，以市人補為禁軍，名隸軍籍而身居市肆，一時無法召集起來，致使德宗倉皇出奔，及事定回到長安後遂又把禁軍交由宦官竇文場和霍仙鳴分統，並且提高其名義為「左右神策護軍中尉」，遂致二人之權「振於天下，藩鎮節將多出禁軍，台省清要時出其門」（《舊唐書》卷一八四《竇文場、霍仙鳴傳》）。
其時駐守邊地的軍隊衣糧多不足用，而神策軍的待遇卻特別好，藥茗蔬醬之給最厚。外地諸將如肯以其軍隊遙隸神策軍，其廩賜即將提高三倍，於是而塞上駐軍大都改稱神策行營，皆遙隸於神策，內統於宦官。宦官所能支配的軍隊乃達十五萬人。
4、宦官之參預機密
當德宗在位之日，又增設樞密使一職，由宦官擔任，其職掌是承受詔旨，出納王命，於是而機務之重又得以正式參與。既掌密命，更容易竊權，此後宦官的權勢遂致無法加以限制了。按《舊唐書》卷一四八《李吉甫傳》謂憲宗初有中書小吏滑渙與樞密使劉光琦昵，頗竊權。同卷《裴垍傳》謂李絳承旨翰林，有中人梁守謙掌密命。故知樞密之職至晚當始於德宗之末。
德宗之後為順宗李誦，在位僅一年即演了「永貞內禪」，而傳位於憲宗李純，而這所謂內禪，事實上便全是由宦官劉貞亮操縱擺布於其間而製造成功的。
自順宗至於唐亡，共凡十代，其中順、敬（李湛）二宗雖俱非宦者所立，而順宗則等於被劉貞亮所廢，敬宗則為劉克明所害，其餘八人則全是藉用宦者之力而得立的。
三、外廷士大夫對宦官集團的倚附和鬥爭
在宦官們的勢力日益擴展，氣焰高漲之後，不但唐室的皇帝們成了宦官集團的傀儡，一般當政的大臣和學士大夫們也大都成了宦官們的應聲蟲，所謂南衙乃幾乎成了北司的附屬機關。例如憲宗在位之日，一意要糾正代宗和德宗時代對藩鎮姑息苟安的政策，極力要使藩鎮重新就範，要重振中央政府的威望，原因之一，即其時宦官如吐突承璀（閩人）等人也是主張對藩鎮採用強硬政策之故，而因此之故，外廷的宰相如李吉甫、武元衡、裴度等人的主張遂亦得以實現。此派宦官始終秉權，皇帝與外廷宰相採行此項政策亦遂始終不變。及至宦官集團發生矛盾，鬥爭甚烈，憲宗為別一派的宦官陳弘志等人所毒殺，而擁立了穆宗。吐突承璀一派，亦即主張對藩鎮用兵之一派宦官既歸於失敗，其政策亦遂隨之而被放棄，其反對派的陳弘志等人得勢，外朝宰相如蕭俛、段文昌等人乃又與相呼應，故自此之後不唯無用兵之意，且復提出「銷兵」主張，穆宗在位期內（821—824）的國策遂全與憲宗時背道而馳了。其後牛李兩黨也都在內廷各有相為呼應的宦官派系，宦官派系經一次翻覆，外廷士大夫如牛李黨派等的勢力便也隨之而起伏消長。故唐文宗曾很慨嘆地說道，去河北賊非難，而去除朝中的朋黨實難。其所以難去的內幕原因，便是由於分朋結黨的士大夫們全都倚附著內廷中宦官集團，後者先已存在著互相對立的派系，自然無法消除外廷的朋黨了。
然緊接在宦官集團的勢焰薰天之後，卻也激起了李唐皇室和一部分外廷的士大夫們對於宦官集團的鬥爭。這樣的鬥爭前後凡有三次，其第一次是在德宗既死、順宗繼位之後。
順宗即位，東宮舊臣王伾、王叔文居翰林中用事，引用韋執誼作宰相，杜佑作度支使，劉禹錫、柳宗元、韓泰等人均參與謀議，共謀減削宦官的權力，遂派范希朝為神策京西行營使，要他著手於接領禁軍的工作，宦官們看破了這般人的心意，便也遣人到外邊去告訴諸將說「無以兵屬人」，故范希朝到奉天（今陝西乾縣）後並不能把兵權收回，宦官們卻藉口於順宗有病，逼迫他讓位於太子（憲宗），王叔文、柳宗元、劉禹錫等人反一齊被貶斥到外邊去了。
第二次是文宗李昂在位之日，文宗是得到樞密使宦官王守澄的擁戴之力而即位的，然他好學嗜古、深知宦官之為禍，故即位以後即與宰相宋申錫謀誅宦官，事未即行，宦官乃先發制人，誣宋申錫謀反，而把他貶斥出去。後來文宗又不次擢用李訓、鄭注二人，先後將陳弘志（毒死憲宗的）正法，並鴆殺了王守澄，後來派鄭注出鎮鳳翔，謀選精兵入京，俟王守澄下葬時機盡誅殺宦官，未及期，李訓欲獨成其功，詐言有甘露降在左金吾辦公廳後的石榴樹上，派宦官全都去看，先伏兵其地，謀乘機盡數剷除。未及動手，又被宦官窺破其計，宦官中尉仇士良、魚弘志以神策軍殺害了李訓和宰相王涯、賈煁等人，並關閉宮門，大索「賊黨」，朝內各部門的更卒和在皇城內的酤販的商民皆遭殺害，凡千數百人。橫屍流血，狼籍塗地。又大索城中，坊市惡少年藉機會報私仇殺人，剽掠百貨，互相攻劫，塵埃蔽天。是即所謂「甘露之變」。《通鑑》謂從此大權盡入宦官之手，宰相不過奏行文書而已。文宗晚年與當值學士周墀對語，自謂周赧王、漢獻帝受制於權臣，而己則受制於家奴，自慚不如赧、獻，然終亦莫可奈何。
第三次是在昭宗李曄的時代，昭宗即位後一心要除宦官，先收宦官兵權歸諸王統領，稱殿後四軍。宦官卻與鳳翔節度使李茂貞相結，茂貞舉兵到長安，殺掉諸王，其後昭宗又與宰相崔胤共謀除宦官，中尉劉繼述乃把他囚了起來，且舉數其罪狀甚多。崔胤密結神策指揮使孫德昭殺劉繼述，而兵權仍在宦者，宦者亦仍與李茂貞相結合，而挾以為重。其後崔胤乃密召朱溫兵為助，朱溫未到而宦官韓全誨等先已劫昭宗走鳳翔，朱溫到後進圍鳳翔，李茂貞殺韓全誨而送昭宗至朱溫營，朱溫即在鳳翔及長安大殺宦官，後挾昭宗回洛。不久，殺之而立昭宣帝，嗣又廢昭宣帝而自立，是則宦官滅而唐也亡了。
四、科舉門第的派系對立和牛李黨爭
1．舊族所結成的派系
自北朝以來，既已成為顯著士族的山東的崔盧李鄭諸大姓，從隋到唐初，雖一直受到最高統治集團的排斥和壓抑，有一時期且確曾被排擠在高級統治集團之外，然而這些舊的士族仍然以其「舊地」和「遠葉衣冠」相矜誇，其在社會上的勢力也不因政治方面的壓抑而被削弱。到後來，這些山東大姓中人在唐政府任宰輔官職的為數也並不少，其社會地位在此等時候自也不會衰替。
這般士族中人以「儒素德業」自高，把「經術」和「禮教」作為世代相傳的「家學」和「門風」，也以此而一直得到社會人群的尊崇。
這些士族之家，最重視締結婚姻的事，必求對方能與之門當戶對。一般「新官之輩」和「豐財之家」遂也都願「多輸錢物」以求與這等人家結成親戚，藉以提高自身的社會地位。在836年唐文宗還曾向宰相說：「民間修婚姻，不計官品而尚閥閱，我家二百年天子，顧不及崔盧耶？」這反映出：直到其時，山東舊族的社會地位還是很高的。因而當時對於一般能夠循守「禮法」的貴戚之家，也多稱譽之為「如山東衣冠之族」（《通鑑》卷二四八，宣宗大中三年十二月記事）。士族中儘管有淪落到孤寒境地的，但因其「門風」不墜，其在社會上的聲名和地位便也不墜。
這樣一些長期保持著「門風」和「家學」的山東舊族，其社會歷史的背景既大致相同，又世代互為婚媾，氣類相合，位望不異，故也互相援引，契合膠固，結合為無形的派系，且成為唐代士大夫階層中一個主要的派系。這般人鄙薄詞賦，詆排《文選》，更排斥以詞賦文選之學經由進士科出身的一般士大夫們。
2．進士及第人所結成的派系
自從一般青年舉子們都趣向於進士科之後，與試人愈來愈多，及第人的比例數便愈來愈小。這般舉子們，先是「懷牒自列於州縣」，然後才經由州縣解送到長安去參與禮部的考試的。既然及第很不容易，這般舉子們到達長安之後，遂多先以自己的作品去呈獻給顯貴名人，求得他們的吹噓，以期造成「時譽」。以至有這樣的事情：
王公大人巍然於上，以先達自居，不復求士。天下之士，什什伍伍，戴破帽，騎蹇驢，未到門百步，輒下馬奉幣刺，再拜以謁於典客者，投其所為之文，名之曰「求知己」。如是而不問，則再如前所為者，名之曰「溫卷」。如是而又不問，則有執贄於馬前自贊曰「某人上謁」者。（《通考·選舉二》引《江陵項氏語》）
舉子們在進士科中求得一個「及第」的機會既如此其難，故每一個新及第的進士對其年主持考試的官員均感激其賞識拔擢的恩惠，呼之為「座主」，自稱為「門生」，與同榜及第者趨赴其門，聚集參見，並即置宴於座主之家，嗣更大宴於曲江，題名於雁塔，不但座主門生的關係極其密切，凡屬同榜及第的也都互稱為「同年」或「同門」，對於前此及第的進士則稱之為前輩。因其皆習詞章之業，志同道合，故亦結黨為盟，在社會上形成了一個無形的派系，和出身於山東舊族而不由科第進身的士大夫們成為互相抵排傾軋的兩個對立的壁壘。
3．牛李黨爭
代宗即位之初，禮部侍郎楊綰上疏請停進士等科而依照古法察舉孝廉。楊綰雖也是一個由進士科第出身的人，但他卻是華陰的舊族，故有此項提議。唐廷把這一提案交由李棲筠等人審議。李棲筠為山東趙郡的舊族，在天寶末年以仕進無他途，故亦從事於進士之業，但登第之後家中便不置《文選》。對於楊綰的提議他是完全贊成的，因而上議說：
今試學者以帖字為精通，不窮旨義，豈能知遷怒貳過之道乎？考文以聲病為是非，唯擇浮艷，豈能知移風易俗，化天下之事乎？是以上失其源，而下襲其流，波盪不知所止，先王之道莫能行也。……
楊綰所請，實為正論。……請兼廣學校以弘訓誘。（《舊唐書》卷一一九《楊綰傳》）
當時的當政大臣們，卻以為科舉制度循習已久，難以速變。一般翰林學士們更反對停罷科舉之議。楊、李的提議遂未能實現。
到代宗末年（777）常袞為相，凡非詞科登第之人全都遭受到排斥，兩個對立派系之間的鬥爭至此乃已逐漸表面化了。
憲宗在位期內（806—820），李吉甫（棲筠子）曾兩度作宰相，其間有詔選舉「賢良方正」，應試的李宗閔與其同年進士牛僧孺在對策時對於當時政治措施頗多指責，實即對於李吉甫的攻擊，而卻極為考官楊於陵、韋貫之等人所稱賞，於是李吉甫向憲宗泣訴，楊、韋等人遂俱遭罷斥。及穆宗即位，李宗閔的子婿蘇巢進士及第，其時李德裕（吉甫子）為翰林學士，與李紳、元稹共同檢舉是年的考官錢徽受人請託，所試不公，於是而前此若干年便已在社會上形成的兩個壁壘互相排斥的暗流，乃集中而表現在李宗閔、牛僧孺和李吉甫、李德裕父子的對立鬥爭關係上，雙方皆挾嫌積惡，各自結合其同類以為黨援，兩相傾軋，紛紜排陷，繼續了凡四十年之久，
文宗在位期內（827—840），牛李兩黨人士（牛黨中的牛僧孺、李逢吉、李宗閔、王涯、楊嗣復，李黨中的鄭覃、李德裕）參雜並進，兩黨的明爭暗鬥也最錯綜劇烈。
如《唐語林》卷三《識鑒類》所載：
陳夷行、鄭覃請經術孤立者進用，李珏與楊嗣復論地胄詞采者居先，每延英議政多異同，卒無成效，但寄之頰舌而已。
文宗欲加消除而不可能，遂向侍臣慨嘆道：
去河北賊非難，去此朋黨實難。（《舊唐書·李宗閔傳》）
文宗是一個好學嗜古的人，835年鄭覃（與李德裕相善）以經術致位宰相，深嫉進士浮薄，屢請廢罷，文宗卻依然是彌縫折衷於其間，以為「敦厚浮薄，色色有之，進士科取人二百年矣，不可遽廢」（《新唐書·選舉志》）。
武宗一代（841—846）則是李德裕黨的全盛時期，先後居相位，執政權的人，如李紳、李德裕、陳夷行、李回、崔鉉、杜悰等均為李黨。深抑進士科出身之人，惡其「祖尚浮華，不根藝實」，不如公卿子弟自小「便習舉業，自熟朝廷間事，台閣儀範、班行準則，不教而自成」（《舊唐書·武宗紀》）。
宣宗（847—859）即位，李黨又全遭罷黜，李德裕後即死於崖州貶所，非科第出身而曾受其拔擢之恩者，遂有「八百孤寒齊下淚，一時回首望崖州」之詩。而是後乃為牛黨全盛時期。
宣宗之後，士大夫間朋黨相攻之勢已漸次消滅，前此兩派對立、生死搏鬥之跡象也不再存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