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五代史講義 · 第五節 唐帝國極盛時期的國民經濟
一、灌溉事業和農業的發展
1．幾種改進了的農業生產工具
史達林在《辯證唯物主義與歷史唯物主義》中說道：「生產底第二個特點，就在生產底變更和發展始終是從生產力底變更和發展上，首先是從生產工具底變更和發展上開始。」
在唐代的農民所使用的生產工具，根據唐末陸龜蒙的《耒耜經》所載，農業上的最主要的生產工具——犁的構造，已經比較複雜，應已較前代大有改進。據書中所載，一具犁是由鐵制的犁鑱和犁壁，木製的犁底、犁轅、犁箭、犁評、犁槃等共十一個部分構成的。在使用時候，推進犁評，使犁箭向下，則其入土也深；拉退犁評，使犁箭向上，則入土也淺。可見這樣一種構造較複雜的犁，用之於深耕或淺耕，是可以隨耕作者的需要而任意加以操縱的。
在灌溉農田時所使用的汲水工具，在唐以前已被使用的轆轤、桔槔等簡單機械，在唐代民間的使用均已十分普遍。而在此以外，在唐代以前的記載中所不曾見過的工具名稱，還有「連筒」、「筒車」和「水輪」。杜甫《春水詩》有「連筒灌小園」句，所謂「連筒」，據《農政全書》的解釋是，取大竹內通其節，令本末相續，連延不斷，不但可以引水，且可激水使高起數尺，以便注之池沼或藥畦蔬圃之中。所謂「筒車」，《農政全書》謂是「作木圈縛繞輪上，就系竹筒或木筒於輪之周圍，水激轉輪，眾筒兜水，次第傾於岸上，以灌田稻，日夜不息，絕勝人力」。所謂「水輪」，其製作也應與「筒車」相仿佛。唐人狀述這種「水輪」的功能，以為「殊轆轤以致功，鄙桔槔之煩力」（陳廷章《水輪賦》，見《全唐文》卷九四八），可見是比較轆轤和桔槔進步得多的一種工具。
陸龜蒙是唐末人，其所記載的耕犁的製作，當然不會是從唐末才開始如此的，甚至於，未必不是在唐代以前便已開始如此的。見於杜甫詩中的「連筒」和見於陳廷章賦中的「水輪」，也同樣未必不是在唐代以前就已開始使用的。因而，我們還不能得出結論說，唐代農業經濟之繁榮上升，主要就是由於上述幾種生產工具的改進所造成的。
2．灌溉事業的發達
自從唐政權建立之日起，其中央和地方政府即已在全國範圍之內，在不同的程度上，開始了一些修浚陂塘河渠的工作。在中央政府既設有都水監、河渠署等機構專管浚治溝渠河流等事，而在各地的渠和斗門也都設有專人，到溉田時負責「節其水之多少，均其灌溉」。在兩《唐書》的《地理志》和《唐會要》中均有關於各地修治陂渠的記載，今摘取諸書所載由唐初到開元、天寶期內諸州縣在興修農田水利工作中較為突出的一些事例，以見一般。
關內道：武德七年（624）同州（今陝西大荔縣）的守臣雲得臣開渠自龍門引黃河，溉田六千餘頃。貞觀年中又於夏州朔方縣開延化渠，引烏水入庫狄澤，溉田二百頃。開元中，華州守臣姜師度先在州境之內疏浚羅文渠，引小敷谷水，支分溉田；後又開鑿了華陰縣的敷水渠以溉民田。
河南道：汴州陳留縣有觀省陂，貞觀中縣令決其水溉田百頃。永徽中，潁州刺史在汝陰縣修浚椒陂塘，引水溉田二百頃。宿州符離縣在隋代原有牌湖堤，顯慶中加以修復，灌田五百餘頃。青州北海縣有竇公渠，長安中穿渠引水以溉田，曲折三十里。蔡州新息縣在隋代原有玉梁渠，開元時縣令重加修復，溉田三千餘頃。
河東道：貞觀中龍門縣令長孫恕於縣內鑿石壚渠，「溉田良沃，畝收十石」。開元時，戴謙在河東開鑿甘泉、靈長、千畝等渠，引文谷水溉田數千頃。
河北道：高宗咸亨中，曾在鄴縣、臨漳、滏陽、獲鹿、真定諸縣開鑿了金鳳、菊花、利物等渠，引漳水等以溉民田。薊州三河縣有渠河塘與孤山陂，溉田三千頃。
山南道：武后聖歷（698—699）中武陵縣令崔嗣業在縣境內開鑿津石陂，後來溉田達九百頃。開元時朗州刺史李璡增修境內北塔堰和永泰渠，溉田千餘頃。
淮南道：貞觀時揚州長史李襲譽修復江都縣的雷陂和勾城塘，溉田八百餘頃。開元中，和州烏江縣丞韋尹開韋游溝，溉田五百頃。
江南道：貞觀時，於莆田縣開鑿橫塘、永豐諸塘，溉田總一千二百餘頃。聖歷時，安吉縣令開石鼓堰，引天目山水，溉田百頃。開元中，明州溮縣令於境內置小江湖，溉田八百頃。
劍南道：武德初於陵州置漢陽堰，引漢水溉田二百餘頃。開元、天寶中，章仇兼瓊曾先後在四川的新津縣開遠濟堰，在彭山縣開通濟大堰一和小堰十，溉田一千六百餘頃，又曾在成都縣築萬歲池。
3．牧畜的繁盛
在農業耕種技術還很低的時候，農業的得到發展與否，是和使用在農業上的人力和畜力的多少成正比的。
據《貞觀政要》、新舊《唐書》及《資治通鑑》等書所載，在唐政權建立後的十三四年內，便已「牛馬布野」。這裡雖沒有稍微確實的數字可供與隋末唐初作比較之用，但其必然較之唐政權初建時民間牲畜的數字有了極大的增長，卻是可以斷言的。而牲畜數目之增長，和唐政權之統一全中國及其打破北突厥諸事又必然是直接相關的。就中打破北突厥一事關係更大。因為，突厥所占廣大地區是出產馬牛羊等類牲畜最多的地方，故在630年打敗了突厥頡利可汗時，所俘獲的雜畜有「數十萬」之多，這其中，必然有大量的馬牛之類散諸民間，供農業耕作之用。在此以後，突厥內附於唐，大沙漠以南的地區入於唐帝國的直接控制之下，其地所產牲畜自然更可以源源而來，其馬匹固有大部分要被政府收入馬監之中，養作戰馬，其他雜畜則仍可大量地散入於內地民間，供耕種、交通、運輸之用。
從唐廷所擁有的戰馬來看，當其初起時，僅從突厥得馬二千匹，後來又得隋馬三千匹於赤岸澤，徙之隴右，置監牧養。自此以後，中經擊破突厥時所俘獲。自貞觀至於麟德（664—665）四十年間，有馬七十萬六千匹。最初是在岐、豳、涇、寧閒地千里之內置八坊以事牧養，後來又感到「馬多、地狹、不能容」，便又增設八監，「列布於河西豐曠之野」。
從這一發展數字，也可以推想當時民間牲畜數量繁殖增長的情況。《新唐書·兵志》謂「方其時，天下以一縑易馬」，可見民間的馬也必然很多。
土地占有形態之比較分散，統治者所制定的對農民讓步的政策，王公貴族和豪猾大姓之不敢「侵欺細民」，這種種，都足以提高一般人民對生產的興趣，再加之上述三個條件，遂得以保證唐代初葉農業的正常發展，保證了從七世紀二十年代到八世紀四十年代這百餘年內，唐帝國內農業經濟（在基本上說來）一直處在上升的情況之中。
二、手工業的一般情況和幾個較重要的部門
1．絲織工業
在唐代絲織品的種類和名稱均特別多，足見其技術已大大提高。其名稱則有絹、紗、溗、綾、縠、紬、緞、羅、錦、綺等。各州郡貢納特種絲織品，名目繁多，例如，河北、鎮江與劍南的綾羅，江南的紗，會稽與四川的緞，宋亳二州的絹，成都的錦，常州的紬，都是極為有名的。
唐初的官營綾錦坊，其中有的有熟練工匠三百五十人。而自漢以來，設有錦官專管織錦事項的成都，在唐代，蜀錦在絲織品的製造技術上還是最高，其生產規模與生產量也還是最大的。在太宗時「任益州行台官兼檢校工造」的竇師綸，曾創意設計了「瑞錦紋樣」十餘種，花樣包括天馬、麒麟、斗羊、對鹿、游鱗、翔鳳等。花紋奇麗，流行百年尚為世人喜愛。因為竇師綸封陵陽公，故稱為「陵陽公樣」（張彥遠《歷代名畫記》卷一〇）。
《朝野僉載》（《太平廣記》卷二四三引）謂「定州何明遠大富，主官中三驛，……專以襲胡為業，資財巨萬，家有綾機五百張」(6)。若與練染、紡織等工人合計，則此一絲織工廠中至少當有一千以上之工人。
《通典》載：各地絲織貢品，定州之品質居於第四，而數量則居第一，故定州必為唐代一大絲織地。
2．陶瓷工業
陶器之逐步改進，之逐步向瓷器過渡，是從兩漢期內便已開始的。到隋代，何稠善制瓷，以中國久絕琉璃，乃以綠瓷為之，與真琉璃無異。可以想見這所謂綠瓷的製作必已相當精緻。但到這時，所燒造的器物還只能說是「半瓷質」的。
到唐代，陶瓷的燒造，較之前代更有了飛躍的進步。唐以前是由陶到瓷的過渡期，到唐才是它的完成期。
唐代初年（620年前後），江西浮梁縣昌南鎮（即後來之景德鎮）的住民陶玉載瓷器入關中，稱為「假玉器」，貢獻於朝，於是昌南鎮瓷名聞天下（《浮梁縣誌》）。既稱假玉，則瓷器之三項特點（即潔白、質堅、半透明）必全已具備了。
621年，唐政府在昌南鎮地方設置了新平縣，就在這一年，又命新平霍仲初等製造瓷器「進御」，所造色白質薄，佳者瑩縝如玉，當時呼為「霍器」（《陶錄》）。其後新平瓷業繼續發展，到北宋以後，遂成為名聞世界之景德鎮瓷器。
《新唐書·地理志》說：邢州鉅鹿郡和越州會稽郡都貢瓷器。而李肇的《國史補》也說：天下無貴賤都通用內丘的白瓷甌。陸羽在八世紀中葉著《茶經》一書，其中把邢、越二窯所出的磁碗加以比較，以為「邢磁類銀，越磁類玉；邢磁類雪，越磁類冰；邢磁白而茶色丹，越磁青而茶色綠」，遂斷言邢磁不如越磁。從這段話中可以知道，從唐初以來，在江西新平以外，會稽和內丘也都產生精美瓷器，而且產量極大。
李肇《國史補》雖說唐初以來天下無貴賤通用邢窯的瓷器，但在那時唐的宮庭中所最喜歡用的卻的確是越窯所燒造的瓷器。王仁裕的《開元天寶遺事》中說：「內庫有青瓷酒杯，紋如亂絲，其薄如紙。以酒注之，溫溫然有氣，相次如沸湯。名自暖杯。」從這段記載也可以知道，在唐代中葉，越窯的瓷器已經具有極高度的藝術了。
唐代是由陶器進展到瓷器的完成期，而在此期內，邢、越二窯的瓷器製作，亦即青白二系瓷器的製作，占有極其重要的地位。是由於這兩個地方在瓷器製作技巧上有了巨大的發展，才開闢了宋代瓷器那一個燦爛局面的。
三彩（黃、綠、青）陶器，是唐代在陶器製作技術上的新發展。
3．造紙工業
宣城為唐代造紙業之中心。婺州（金華）亦產量甚多。成都也是一個造紙中心。當時官府公文及抄寫書籍，往往指定用成都麻紙。
4．採礦和鑄造工業
煤礦的開採——《後漢書》卷三二《郡國志》引有《豫章記》的話，說豫章郡建城縣的葛鄉有石炭二頃，可燃以爨。隋代王劭之《論火事文》中有「石炭」二字，唐代則山西一帶採掘甚盛。據第九世紀前半來華留學之日本僧人圓仁之《入唐求法巡禮行記》（二）所載：「太原府西四里有晉山，遍山有石炭，遠近諸州人盡來取燒，料理飲食，極有火勢。」可以設想，山西人民用煤作燃料在第九世紀之前必已開始了。
鐵的開採和冶鑄——唐代於產鐵之地均由政府設置監場、冶，由官府專營其開採冶鑄等事，主要製造兵器及農具。劍南之利州（今廣元）、兗州之萊蕪縣與絳州之翼城縣均當時以產鐵著名者。
銅的開採與鑄造——唐時以揚州為銅器鑄造業之中心，天寶時於句容縣置官場專司鑄造銅器，如「大鳳杯瓶」之類，故有「揚州銅器多」之歌詞。鏡之製造在銅器中當為較多者。
鑄錢則是政府專營，天寶中全國凡有99鑄錢爐。每年鑄造十個月，共成三十三萬貫。錢幣的鑄造並不足以說明當時生產技術之水平究竟如何，但其製造量之多少，與其時貿易行為之進行及國民經濟之發展，卻是有直接關連的。
此外則唐代在金銀手工業方面也都有新的發展，有銀碗、銀杯、銀盤、七寶銀鏡、寶相花鏡等。
5．唐代手工業發展的特點
在唐代官私手工業工廠當中，已經大都有了大批技術熟練的工人。在私營手工業作坊的工人，大多數是被僱傭而來的，而在官營作坊當中，則一部分為工奴和由徵調而來的勞動者（所謂諸般「色役」，例如鑄造錢幣即是分為十番而調用丁夫來做的），另外的一部分也是被僱傭而來的手工業工人。後者的數量較前者或許更多一些。
奴婢雖還有參加手工業勞動的，但他們大都是擔任官府的雜役。
豪紳大地主以及富商大賈的家內服役，大都是由奴婢、佃戶等擔任。因而被雇的手工業工人大都是專用於製造某種工藝品的。
同街同業的行會組織，在唐代也已出現了。
手工業方面的學徒制度，《唐六典》卷三二載有官工業中的規定：凡都教諸雜作工業：金銀銅鐵錫、鑿鏤錯鏇，所謂工夫者限四年成。以外限三年成。平慢者限二年成。諸雜作有一年半者，有九月者，有三月者，有五十日者，有四十日者。
三、國內交通和商業的發展
1．交通情況
從唐初以來，由於政治力量的堅強，由於封建社會秩序之建立，交通事業是極為發達的。這從前引《貞觀政要》所述「商旅野次」等情況便可推見一般。再具體些說：當時在陸路方面，以長安為中心，向東出潼關，經洛陽更從此東至山東，北至幽州，均有驛路。向東南，經商州、均州、荊州、鄂州，更從此南至長沙、桂林以達廣州；或東南出江州、洪州而達大庾嶺以通廣州，亦均有驛路。向西經蘭州、敦煌以達西域，向西南出鳳翔、漢中以達成都，亦均有驛路。而且：
東至宋、汴，西至岐州，夾路列店肆待客，酒饌豐溢，每店皆有驢賃客乘，倏忽數十里，謂之驛驢。南詣荊襄，北至太原、范陽，西至蜀川、涼府，皆有店肆以供商旅，遠適數千里不持寸刃。（《通典》卷七《歷代盛衰戶口》所述725年〔開元十三年〕的交通情況）
在水路方面，唐代「不勞一夫之荷畚，一卒之鑿險」（皮日休《汴河銘》），而坐收運河之利。在唐玄宗時又採用裴耀卿的建議，在運河當中實行「轉般法」（即分段運輸），沿流置倉卸儲，分段遞送。從此江南之船不入黃河，黃河之船不入洛口，船隻之往來簡捷，漕運之工本大省。
對於從洛陽到陝州的一道黃河險路，則在三門以北開了十八里的山路，循河陸行以避河中的湍險。
對於水運的這樣一些改善不但使唐政府享受其利，商民的往來和南北經濟的流通自然也大感便利。
此外則長江、漢水等也都有舟楫之利。《舊唐書》述八世紀初的水運情況為：
天下諸津，舟航所聚，旁通巴漢，前指閩越，七澤十藪，三江五湖，控引河洛，兼包淮海，弘舸巨艦，千軸萬艘交貨往還，昧旦永日。（《舊唐書·崔融傳》所載融於730年［武后長安三年］反對稅關市疏中語）
在繁榮上升的農業經濟的基礎上，小商品的生產和工藝品的製造均日益繁富，再加之以水陸交通方面如此便利而良好的條件，所以唐代的商業就必然會十分繁盛，而商業都市也就隨之而大量出現。即如作為政治中心的長安和洛陽，由於胡商麇集，和全國物產得以薈萃，便都成了極繁華的商業都市。
2．國內大城市的商業和定期的集市
長安有東西兩市，「貞觀開元藁街充塞」，而這般充塞於藁街之內的胡人，極大多數都是經營商業的。
洛陽的市場稱為豐都市，自隋建為東都以來，市中便已有一百二十行三千餘肆。武則天為修造「天樞」，曾向洛陽的蕃客胡商斂錢百萬億，可見其地商胡之多。
當時最大的商人大都是從海道或天山南北路而來中國的胡人，故當時有「商胡」、「珠寶胡」等名稱，而定州的何明遠且專靠以「襲胡為業」而起家，而積累了雄厚的資本，家中有了織綾機五百張。
此外則任何一個州縣治所所在之地，均為一小規模商業都市。以至一些更小的村鎮，自唐初以來也有很多形成了定期的集市、草市或墟市。八世紀初（707）唐政府曾下令「諸非州縣之所，不得置市」（《唐會要》卷八六《市》）。這正反映出其時「非州縣之所」而置市的必已很多很多了。
四、國際貿易的繁盛
廣州為水路國際貿易的最大港口，波斯與大食（阿拉伯）的商船取道南洋與中國貿易，以廣州為起迄點。
到武則天臨朝的年代中，「（廣州）每歲有崑崙（崑崙乃是泛指南海諸國捲髮黑身之人而言，包有蘇門答臘等地之人）乘舶以珍物與中國交市」（《舊唐書·王方慶傳》）。在684年七月，「廣州崑崙殺其都督路元睿」（《新唐書·武則天本紀》），可見在廣州的胡商之多及其勢焰之大。
元開的《唐大和上東征傳》（《群書類從》第四輯69）記750年（唐玄宗天寶九年）海賊馮若芳以萬安州（廣東萬寧縣）為根據地，劫略往來船舶，因以致富事：
〔馮若芳〕每年劫取波斯船二三艘，取物為己貨，掠人為奴婢。其奴婢居處，南北三日行，東西五日行，村村相次，總是若芳奴婢之住處也。
又載「廣州江中，婆羅門、波斯、崑崙等船，不知其數，並載香藥珍寶積載如山。其舶深六七丈。師子國、大石國、骨唐國、白蠻、赤蠻等往來居住，種類極多」。這也都可見廣州所留住的商胡之多。據《舊唐書·李勉傳》中所載，到八世紀七十年代以後，每歲西域海舶泛海至廣州者至四千餘。
向這般商胡們抽取「下碇稅」，並抽取實物作「舶腳」，乃是唐代政府一大筆收入，故至晚在第八世紀初年，唐政府便已在廣州設置了市舶使專主其事（《新唐書·柳澤傳》及《冊府元龜》卷五四六）。德宗時代（七世紀末）的王鍔在廣州仕宦八年，遂致家財富於公藏，日發十餘艇，載以犀象珠貝，稱商貨而出諸境，周以歲時，循環不絕。鍔錢流衍天下，京師權門多負鍔之財。
經這般商胡販運來中國的貨物，主要為珠寶、犀象、翡翠、胡椒、香粉、花露水、鑌鐵等奢侈品。
運往外國的則為絲綢、瓷器、金銀、錢幣等。在713年（開元初）唐廷曾下詔說，「諸錦、綾、羅、縠、繡、織成紬絹絲，氂牛尾、珍珠、金、鐵並不得與諸蕃互市及將入蕃」（《唐會要》卷八六《市》），但這一詔令的實行程度是很可懷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