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五代史講義 · 第六節　中外文化的交流

一、西亞幾種宗教的傳入 1．祆教——即拜火教，為波斯的國教。其教以為火是代表光明的，是代表「陽」的，故拜火。又因日月星辰也是有光明的，故亦拜之。中國人以其拜天神，遂造一「祆」字以稱其教。以其拜火，故又稱為火祆教。其教之傳入中國當在北朝時。自北齊、北周以至隋，均在其百官當中特設薩寶（保）官（薩寶乃是一種外來語的譯音，原為隊商首領之意），例以胡人充任其職，以主祆神之祀，並管理東來中國的信奉祆教的胡人。北齊、北周為欲招徠西域，其皇帝且均親拜祆神（見《隋書·禮儀志》）。《隋書·百官志》謂諸州凡有胡人二百戶以上者即置薩保，薩保官品且有大小之分，知其時入居中國的祆教徒必已不少。隋唐之際，中亞細亞諸國如安國、曹國、石國、米國、康國等均奉祆教，故唐在建國的第四年即在長安建立祆祠，設官奉祀，其用意當仍是在於招徠西域胡商。 〔附錄〕《梁書》卷五四：滑國：天監十五年（517）其王始遣使獻方物，普通元年（520）又遣使獻波斯錦等物，七年又奉表貢獻。其國事天神火神，其言語待河南人（吐谷渾人）譯然後通。 《隋書》卷七五《何妥傳》謂其父俗稱細奴，「通商入蜀，……事梁武陵王紀，主知金帛，因致巨富，號為西州大賈」。 631年（太宗貞觀五年）有「傳法穆護何祿將祆教詣闕聞奏，敕令長安崇化坊立祆寺」（姚寬《西溪叢語》）。及大食國滅波斯，占有中亞細亞，祆教徒之移徙於東方者遂亦日眾，而唐政府對之亦頗加優禮。其後兩京及河西諸州遂皆有祆祠。 祆教徒之來中國，只為經商，並不傳教，亦不翻譯其經典，此與當時之景教及摩尼教均大不相同。 玄宗即位之後，時方有事於西域，仍欲藉祆教以懷柔一部分胡人，藉以發生一些政治作用，以與軍事行動相配合。故在開元初年裁減一切「視流內」和「視流外」的各級官品，而對其中的薩寶、祆正、祆祝等屬於「視流內」或「視流外」的幾種職務卻獨獨保留下來。很顯然，這還是一種羈縻胡商胡人的政策。 2．景教——為基督教中的一個別派。其創始人為東羅馬基督教徒聶司脫利安。因他否認耶穌與上帝為同體，被視為異端，為教友所不容，其本人逃往亞美尼亞，其學說則傳播於波斯及中亞細亞。635年（貞觀九年）景教徒阿羅本攜其經典來華，太宗令其將經典譯出，且命於東西兩京建寺度僧，稱波斯寺。及後波斯既為大食所滅，唐玄宗時（天寶四年）遂又改稱為大秦寺。其時景教在中國各地已極流行，成為「法流十道，寺滿百城」的情況了。 3．摩尼教——此教為波斯人摩尼所創，其時在第三世紀（後漢建安中），乃是取火祆教、基督教、佛教而加以折衷，別成一教者。694年（武后延載元年）波斯人拂多誕（義為知教義者）傳其教入中國。719年（開元七年）吐火羅王上表於唐，送獻通解天文的人，並請置法堂。到732年（開元二十年）唐廷即又下令說摩尼教「本是邪見，妄稱佛教，誑惑黎元」，除對西來胡人之原即信奉此教者不加干涉外，對其向中國各地人民的傳布則「嚴加禁斷」（《通典》卷四十《職官二二》，注文）。安史之亂起後，唐政府屢次乞援於回紇，其時回紇勢盛，回紇貴族皆篤信摩尼教，摩尼教遂假其勢而大行於中國。 祆教祠宇、大秦景教寺廟和摩尼教的寺廟，在唐代通稱為「三夷寺」。 4．伊斯蘭教——大食人穆罕默德所創，穆罕默德逝世後，其徒撒哈八等即由海道來中國，傳教於廣州、杭州等地，唐政府許其建寺於廣州。然此教在唐代迄未大盛，記錄絕少。 二、封建貴族和長安市民生活的「胡化」 唐帝在亞洲建國之日，在歐洲正是所謂中世紀的黑暗時代。唐帝國既建之後，其版圖之大，文化程度之高，在中國歷史上均可稱為空前發展的時代。故唐帝國在當時全世界上的地位，實不僅為亞洲境土內的一個文治光華的國家，在整個地球上也實是一個最文明、最盛大、聲威最煊赫的國家。中國人民從此便不再被域外人稱作「漢人」，而改稱為「唐人」或「唐家子」了。 在李世民既經創造成功這樣一個帝國之後，唐帝國的統治集團對漢族以外的任何種族以及中國以外的任何國家，都不太予以歧視。既肯吸取一切與唐帝國有交往的國家或種族的文化中的精華部分，或是中國文化中所沒有的部分，也肯讓這些國家或種族從中國文化中吸取其所需要，或樂於吸取的部分。 唐帝國對於域外的文化，不論屬於物質文化或精神文化中的文物或習俗，都兼收並蓄，藉以豐富中國文化的內容。故從第七世紀以來的長安城便已幾乎成為一個國際的都會，各種各樣的人民，各種各樣的建築、服飾、飲食品、語言、遊戲和宗教，都可以在長安城中看到。 一、建築方面——自從佛教傳入中國以來，中國的一些與宗教有關的建築物，如大同和龍門的石窟雕刻上所表現的宮室構造，受有印度的影響很深。到唐帝國建立之後，其建築物又大量地吸取西亞某些國家的作風。例如，唐玄宗曾起涼殿，「四隅積水成簾飛灑」。雖在盛暑，「座內含凍」。又如，因能謹事李林甫且深為玄宗所寵信而作了京兆尹的王煇的宅內，也建有「自雨亭子」，「檐上飛流四注，當夏處之，凜若高秋」（兩事俱見《唐語林》）。這樣的建築物首先是由西亞的拂菻國（東羅馬帝國）創造成功的，《舊唐書》的《拂菻傳》中說：「至於盛暑之節，人厭囂熱，乃引水潛流上遍於屋宇，機制巧密，人莫之知。觀者惟聞屋上泉鳴，俄見四檐飛溜，懸波如瀑，激氣成涼風，其巧如此。」因知唐玄宗的涼殿和王煇的「自雨亭子」，必即是從拂菻國學來的。 二、服飾方面——唐代的所謂「法服」，其作法和式樣即多參「戎狄」之制。長安在當時既為一國際都市，故市民服飾在太宗時代即已「亦有胡著漢帽，漢著胡帽」（《大唐新語》從善門）。曾經被太宗一度立為太子，後來又被廢為庶人的李承乾，其平常最喜愛的遊戲竟是： 使戶奴數十百人習音聲，學胡人椎髻，剪彩為舞衣，尋橦跳劍，鼓鼙聲通晝夜不絕（以上指其模仿西域裝飾），…… 又好突厥言及所服。選貌類胡者，被以羊裘，辮髮，五人建一落，張氈舍，造五狼頭纛，分戟為陣，系幡旗，設穹廬自居，使諸部斂羊以烹，抽佩刀割肉相啖。承乾身作可汗死，使眾號哭剺面，奔馬環臨之。忽復起曰：「使我有天下，將數萬騎到金城，然後解發委身思摩當一『設』，顧不快耶？」（《新唐書·承乾傳》） 在唐高祖和太宗的時代，宮人或王公貴族之家，騎馬的多著「羃煔」。高宗以後則多用帷帽，帽為皮製，四周垂網，網長只拖到頸以下，已較為淺露。到唐玄宗即位之後，從駕宮人騎馬者皆著「胡帽」，靚裝露面，無復障蔽。士庶之家又相仿效，帷帽之制又絕不行用了。「俄又露髻馳騁，或有著丈夫衣，服靴衫，而尊卑內外斯一貫矣。……士女皆竟衣胡服，故有范陽羯胡之亂，兆於好尚遠矣」（以上皆據《舊唐書·輿服志》）。 三、飲食品方面——《舊唐書·輿服志》說，開元以來，「貴人御饌盡供胡食」，此所謂「胡食」的種類，包括有「全煣、燒餅、胡餅、搭納」之類（見慧琳《一切經音義》三七，《陀羅尼集》第十二），事實上，在唐玄宗一代，不但貴人喜歡「胡食」，在一般社會人群中，「胡食」也已很普遍流行了，故在安史起兵玄宗逃亡之際，在咸陽的集賢宮無物可吃，楊國忠乃「自市胡餅以獻」。 龜茲的蒲桃酒在漢魏時即已向中國貢獻。在640年唐破高昌之後，得高昌所產「馬乳蒲桃」，並學會其地的製造蒲桃酒之法，唐太宗更親自加以「損益」，造成八種名色的蒲桃酒，於是「京師始識其味」。另外則從波斯傳來的三勒漿（用訶黎勒等三種果實所釀成之酒）及龍膏酒等，也都在長安釀造，成為當時的名酒。長安西市及城東曲江一帶，俱多「胡姬」出售「胡酒」之酒肆，蒲桃美酒夜光杯，充滿了「異國情調」，成為一般學士大夫們如李白等人的歡游買醉之所。 四、樂舞方面——唐在開國之初沿用周齊隋的九部樂，天竺、龜茲、安國、疏勒、康國即各為其中之一部。其樂府伶工亦多來自西域的世代以此為業的專家，如米氏、曹氏、康氏、安氏等。唐高祖傾心「胡樂」，樂工白明達（龜茲人）、安叱奴（安國人）等且均以此而得高官。太宗時滅高昌，得其樂部，遂把九部樂增益為十部。玄宗時復把十部中分為坐部和立部，兩部皆以琵琶為主要樂器。其後坐部轉盛，「太常選坐部伎，無性識者退入立部，絕無性識者退入雅樂部」（見元稹《立部伎詩注》），胡樂、雅樂地位之高低竟至如斯之懸殊。 《教坊記》謂「唐高宗曉聲律，聞風葉鳥聲，皆蹈以應節，嘗晨坐聞鶯囀，命樂工白明達寫之為《春鶯囀》，後亦以為舞曲」。據後來張祜在《春鶯囀》詩中所描寫的，知道唐玄宗和楊貴妃也極欣賞此種舞曲： 興慶池南柳未開，太真先把一枝梅。 內人已唱「春鶯囀」，花下傞傞軟舞來。 其時一般出身於地主階級的士大夫們，寄生多暇，留連光景，寄情歌舞，於是而自西域龜茲、高昌等地傳來的羯鼓、觱篥、橫笛等樂器均極流行。又因當時西域的樂和舞是不相分離的，故凡屬於「健舞」類的「胡騰舞」、「柘枝舞」、「胡旋舞」、「劍器舞」等，和屬於「軟舞」類的「涼州舞」、「綠腰舞」、「甘州舞」等，全都盛行於長安以及中國各大城市。 五、打球——自漢魏以來即有蹴鞠的遊戲，其法以步打足踢為主。到唐太宗時又由「西番」傳來一種波羅球。其法乃騎在馬上而以杖擊球，故唐代稱此種球戲為打球或擊鞠，以別於蹴鞠。此種球戲發源於波斯，東向流傳而至中國。唐代的皇親貴族特嗜此種遊戲，故於宮城之內特築球場。玄宗在未即位前即能「東西驅突，風回電激，所向無前」，且曾把吐蕃的打球名手打敗（見封演的《封氏聞見記》卷六）。 貴族間相習成風，諸王之宅俱可打球，而駙馬武崇訓、楊慎交等人竟至灑油以築球場。漸染所及，不但高官武將之輩，豪俠紈絝之徒，均把打球當作他們的時髦功課，即一般文人學士亦多有擅長此戲的。一般新及第的進士們，於慈恩寺題名之後，在曲江宴會游賞，月登閣的打球之會，四面看棚鱗次櫛比，也是其中的一場盛景。 三、中國文化的四向傳布 1．向西方的傳布 向蔥嶺以西——自從第一二世紀之間中國發明了造紙術之後，不但在中國廣泛製造使用，而且紙張的向外流傳也很多。例如，近代在中亞各地曾發見有古代的寫本文書，都是寫在紙上的，然而其時其地並不造紙，則其所用紙張必是由中國傳去的。至於造紙術的西傳則是在大唐帝國的極盛之日，是在唐的軍事力量正在向蔥嶺以西發展的時候。見於記載的一次，則是751年（天寶十年）高仙芝領兵遠征石國（漢時大宛北鄙，今蘇聯塔什干），俘斬其王，其王子乞援於大食，大食兵敗高仙芝於怛邏斯城，在其所俘唐兵中有些能夠漉紙製紙的工人，遂把這些人送至撒馬爾罕，並於其地立廠造紙，此後撒馬爾罕所產之紙即甚享盛名，並大量輸出於西亞各地。 這些會造紙的被俘士兵把造紙技術傳給大食國人，從撒馬爾罕向外傳播，隨著大食國勢力的擴張而愈傳愈遠，到報達、大馬士革、開羅、摩洛哥，終於傳遍了整個的歐洲。 《天方夜譚》中亦記八世紀末大食國王在其首都報達建立造紙工廠並招聘中國造紙工人以提高其製作技術事，此亦可反映一事實：在中國的造紙術西傳已久之後，西方各國的造紙技術仍落在中國之後。 八世紀以後，則在阿拉伯半島上的大馬士革等處也相繼有造紙工廠出現，且以專向歐洲輸出紙張而聞名了。 在第八世紀中葉，在這般造紙匠人之外，在大食首都報達等地，尚有從中國招致去的一些綾絹匠、機杼匠、金銀匠、畫匠等，則中國的絲織、冶鑄等項技術也全都在這時向西方傳布了（參看《通典》及《太平寰宇記》中所節引杜環的《經行記》）。 瓷器在唐代也已大量向波斯、大食等地輸出。 向印度——紙之傳入印度，應為第七世紀內事（唐僧義淨於七世紀後半去印度，其所著書內已謂印度人或用紙拓印佛像，隨處供養）。至於造紙術之傳入印度，也應是在怛邏斯戰役之後，經由阿拉伯而輾轉傳去的。 2．向東方的傳布 向日本——從第七世紀初年以來，日本即屢次派遣使人到中國來，稱為「遣隋使」，其中包括很多專為吸收中國文化而來的留學生以及被稱為「學問僧」的佛教徒在內，其最初的一次則是607年奉派來隋的小野妹子等人，此為日本與中國第一次正式交往。來華學生動輒居留二三十年，以求深造。到唐帝國建立之後，來華使人仍相繼不絕，稱為「遣唐使」。伴隨這些使臣而同來的即大都有一些青年學生或學問僧之類，到中國的首都長期居住，對中國文化加以廣泛地吸收和學習，例如在回國之後對日本的文化改革起過重大作用的高向玄理在隋唐之際留學長安即達十六年之久。他們看到遠較日本進步的禮文和政治以及衣冠文物等，對於其本國的「族制政治」發生落後之感，歸國之後，對長安的繁華，中土的富盛，「法式」之美備，無不大力讚揚，遂醞釀成功了所謂「大化（645—649）革新」的運動。 其後隨從遣唐使而來華之職員及學生為數日多，其職員之中且多醫生、藥師、畫匠、制玉匠、鍛鑄工人等，其目的全為來中國習取一些比較進步的方法和技術。 日本於派遣「遣唐使」來華之際，亦與唐政府間以國際禮儀的形式而為官場的貿易，日本以其所產的大琥珀、大瑪瑙以及銀、溗等物獻於唐，唐則以大量彩帛、香藥等物為回禮。另外則由遣唐使與隨從人員通過私人購買而帶至日本的書籍文物、珍貴物品，與移植日本所無之珍貴植物，在在均能直接或間接促進日本文化之發展（參木宮泰彥所著《中日交通史》）。 由上述種種，可以看出，從第七世紀之初，到第八世紀中葉，在此百餘年內，整個日本的文化，不論在典章制度、思想意識或工藝製造以至風俗習尚等方面，幾乎全都已浸潤在中國文化的影響之中了。 向朝鮮半島——在新羅未統一朝鮮半島之前，已曾派遣子弟入唐求學。及其統一朝鮮半島之後，派來中國留學之子弟更是先後相繼。682年新羅即效中國設太學，737年唐玄宗於派遣使臣去新羅時，特選能解經的醇儒邢疇前往，且謂新羅知詩書，為君子國。其時唐代文學家張的作品已成為新羅知識份子極喜歡的讀物了。 由於努力吸取中國文化，中國文字在新羅也很通行。但因其不能表達新羅語言，故在第七世紀中葉即已有人用中國字作為記音符號，以記錄朝鮮半島上的語言。至七世紀末便已形成了一種一般通用的規律，即所謂「吏讀」（相傳為新羅人薛聰所創）。從此以後，新羅人便能藉助於漢字的聲音和意義，來記錄自己的語言，對於朝鮮文化的傳播，起了很大作用。 此外則在新羅的天文、曆法、醫學等方面，所受唐代這幾方面學問的影響也極大。 ———————————————————— (1) 這裡關於李淵、李世民父子起兵反隋的敘述，都是根據溫大雅的《大唐創業起居注》當中的記載。這一史實，在李世民奪取到皇帝位子之後，曾由他的臣僚們加以改竄，並且虛構了一些事實。新舊《唐書》和《通鑑》當中關於此事的一些記載，便全是根據改編過的一些資料寫成的，故其可信程度都在溫大雅書之下。 (2) 此據《唐會要》卷八三租稅門和《舊唐書·食貨志》的記載。《新唐書·食貨志》以為「每丁歲輸粟二斛，稻三斛；絹二匹，綾溗二丈；非蠶鄉則輸銀十四兩」，是不對的。 (3) 《唐會要》卷八五《團貌雜錄》：武德九年十一月（時太宗已即位）唐太宗以為丁男當中還有詐稱年小的，遂下令要簡取十八歲以上的中男入軍，魏徵極力反對，向太宗說：「今之共治所寄，惟在縣令刺史，年常貌閱並悉委之，至於簡點，即疑詐偽，望下誠信不亦難乎？」這可見唐初還是採用「貌閱」的辦法的（《貞觀政要》卷二直諫篇「貌閱」誤為「貌稅」，《通鑑》改「貌閱」為「簡閱」）。又《通鑑》卷一九六貞觀十六年載：「敕天下括浮游無籍者，限來年末附畢。」 (4) 《通鑑》卷一九七貞觀十八年十二月載唐的臣僚多要求唐太宗留鎮洛陽，只派遣諸將去東征。太宗謂：「煬帝無道，失人已久，遼東之役，人皆斷手足以避征役。……朕今征高麗，皆取願行者，募十得百，募百得千，其不得從軍者皆憤嘆鬱邑，豈比隋之行怨民哉。」同書同卷十九年三月又載唐太宗凡見士卒有病，即召至榻前存慰，付州縣治療，於是「士卒莫不感悅。有不預征名，自願以私裝從軍；動以千計。皆曰：『不求縣官勛賞，惟願效死遼東。』上不許。」這些記載必有誇張粉飾之處，但當時有很多人踴躍應募卻應是事實。 (5) 《通鑑》卷二〇一唐高宗上元元年（674）載：是歲有劉曉者上書論選，以為「今取士專用文章為甲乙，故天下之士皆舍德行而趨文藝。……盡心卉木之間，極筆煙霞之際，以斯成俗，豈非大謬？……陛下若取士以德行為先，文藝為末，則多士雷奔，四方風動矣。」據此看來則是把文章（事實上就是專指詩賦而言）列作進士的考試項目，必在此以前的若干年內便已開始實行，但《通典》及《唐摭言》諸書，則均謂到永隆（680）中進士才加試雜文（指銘、箴、詩、賦）。今姑參合兩說並列。 (6) 今本《朝野僉載》無此條，故從《太平廣記》轉引。《朝野僉載》的作者張是高宗武后時人，若此條確是最初記載在他的《朝野僉載》當中的，則何明遠最晚應是第七世紀中葉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