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五代史 · 第一節　經學、史學與地理著作

經學著述　經學著述，首先得講《五經正義》。孔穎達，任至國子司業、國子祭酒。唐太宗貞觀中，受詔與顏師古、司馬才章、王恭、王琰等撰《五經正義》，作為國子學的法定教科書。《五經正義》是指《周易正義》十卷，用王弼、韓康伯注；《尚書正義》二十卷，用孔安國傳；《毛詩正義》四十卷，用毛萇傳，鄭玄箋；《禮記正義》六十三卷，用鄭玄注；《春秋左傳正義》六十卷，用杜預注。《五經正義》嚴格遵守「注」不違「經」，「疏」不破「注」的漢學家法，如果「注」這樣解釋，「疏」文就沿著「注」的內容，加以詮釋，絕不自搞一套，絕不和注文唱對台戲，治學的態度，是非常拘謹而嚴肅的。 《五經正義》是孔穎達奉詔撰述的，因此只能在指定的注文基礎上，加以詮釋，別無選擇。《五經》中《毛詩》、《禮記》，都經過鄭玄的箋注，《左氏傳》也經過杜預的注釋，不失為善本，孔穎達等撰成《正義》，在原來的箋註上，加以詮釋，文字平易清淡，說理清楚明白，在六朝隋唐駢儷文風靡一世的時代，出現這類樸素平實的文風，使人讀了產生一種清新的感覺，這是值得稱道的。當然《五經正義》也有不足的地方，如王弼、韓康伯的《周易注》，已經是清談盈篇，《周易正義》詮釋注文也是「多用空言，不能如諸經正義，根據典籍，原委粲然，則由王〔弼〕注掃棄舊文，無古義之可引」（《四庫全書總目·周易正義》），可見《周易正義》失之於空洞。又如《尚書正義》問題更多。由於古文《尚書》已經散佚，真本古文《尚書》篇目已經留存不多，《虞書》存《堯典》（包括本來是《堯典》的《舜典》），《夏書》的《禹貢》、《甘誓》，《商書》的《盤庚》、《高宗彤日》、《西伯戡黎》、《微子》，《周書》的《牧誓》、《洪範》、《金》、《大誥》、《康誥》、《酒誥》、《梓材》、《召誥》、《洛誥》、《多士》、《無逸》、《君》、《多方》、《立政》、《顧命》、《康王之誥》、《呂刑》、《文侯之命》、《費誓》、《秦誓》這二十七篇，經過清代學人的考證，確定是真的；其他很多篇包括孔安國注，都是晉人用偽撰來補足的。但唐政府卻決定採用這樣一個真偽雜陳的本子來作為全國使用的標準教本，孔穎達也只好奉詔就這樣一部真偽雜陳的《尚書》來加以詮疏，對真偽漫不別白，以致貽誤後學，歷千年之久。 與孔穎達同時，有賈公彥，位終太學博士。他盡畢生之力，成《周禮疏》四十二卷，用鄭玄注；《儀禮疏》五十卷，亦用鄭玄注。又有徐彥（唐元和、長慶以後人）成《公羊傳疏》二十八卷，用何休《解詁》。楊士勛，貞觀時人，官四門博士，成《梁傳疏》二十卷，用范寧《集解》。實際九經註疏在唐中葉已經大體完成了。 除了上面的九經註疏以外，尚有唐開元以後人李鼎祚著《周易集解》十七卷；史徵著《周易口訣義》六卷；郭京著《周易舉正》三卷；成伯著《毛詩指說》一卷；陸淳（唐大曆時人，官至給事中）著《春秋集傳纂例》十卷，《春秋微旨》三卷，《春秋集傳辨疑》十卷；五代蜀馮繼先著《春秋名號歸一圖》二卷；唐玄宗御注《孝經》一卷，以上都是四庫所著錄的。 與孔穎達同時，有陸德明，貞觀中，為國子博士兼太子中允，著《經典釋文》三十卷，收有《易》、《書》、《詩》、《周禮》、《儀禮》、《禮記》、《春秋左傳》、《公羊》、《梁》、《孝經》、《論語》、《老子》、《莊子》、《爾雅》十四種書，「經注畢詳，訓義兼辯」（《經典釋文》序），對於音讀反切，尤多斟酌。對於經學的傳授次第、註解的著述先後，也非常詳細。唐朝以老子為玄元皇帝，《老子》書稱為《道德經》，《莊子》書稱為《南華真經》，列之學官，所以《經典釋文》也把它收入，列為經典之一。獨有一點應該注意的，韓愈捧《孟子》，皮日休上書請列《孟子》於學官，到北宋時才列《孟子》於學官，在唐代《孟子》還是儒家子部著作，所以《經典釋文》沒有把《孟子》收入。《經典釋文》採用「漢魏六朝音切凡二百三十餘家，又兼載諸儒之訓詁，證各本之異同，後來得以考見古義者，註疏以外，惟賴此書之存真，所謂殘膏剩馥，沾溉無窮者也」（《四庫全書總目·經典釋文》）。 小學著述方面，顏師古，貞觀時官至秘書監，著《匡謬正俗》八卷，「前四卷凡五十五條，皆論諸經訓詁音釋，後四卷凡一百二十七條，皆論諸書字義字音及俗語相承之異，考據極為精密」（《四庫全書總目·匡謬正俗》）。南唐徐鍇著《說文系傳》四十卷，鍇有所發明，皆徵引經傳，前人詫為驚人秘。鍇又著有《說文解字篆韻譜》五卷，以四聲部分，編次成書。唐顏元孫，顏杲卿父，歷官滁、沂、濠三州刺史，贈秘書監，著《干祿字書》一卷，「是書為章表書判而作，故曰『干祿』，其例以四聲隸字，又以二百六部排比字之後先，每字分俗通正三體，頗為詳核」（《四庫全書總目·干祿字書》）。張參，唐大曆時人，官國子司業，著《五經文字》三卷。唐元度，唐開成中人，官翰林待詔，著《九經字樣》一卷。 在《大藏經》音義部中，著錄玄應《一切經音義》二十五卷，希麟《續一切經音義》十卷，慧琳《一切經音義》百卷。雖是注釋佛經的，因為都是唐代僧侶的作品，反映了唐代的制度文物很多，所以也可以作為參考。 唐朝一代，是詩歌最發達的時代，從而音韻學也特別講究。唐天寶十載（公元751年），有陳州司法參軍孫緬在陸法言的《切韻》基礎上，撰成《唐韻》五卷，他廣徵博採，凡「州縣名號，……其有異聞，奇怪傳說，姓氏原由，土地物產，山河草木，鳥獸蟲魚，備載其間，皆引憑據，隨韻編紀，添彼數家，勒成一書」（孫緬《唐韻》序）。《唐韻》不僅是一部南北朝以來在聲韻學方面的總結性著述，同時它又是一部帶有類書性質的參考著作，其學術價值是很高的。現在流傳的《廣韻》，就是陳彭年等在宋真宗景德四年（公元1007年），受詔把《唐韻》略加修訂，改名而成的。 正史的編纂　先講唐初的修撰八史。 南北朝時期，紀傳體的正史，大都是由私家來撰述的，褒貶筆削之權，自然操之於執筆的士大夫手裡，中央政府多未顧問。到了隋唐，天下一統，王權加強，從隋文帝起，就想把編纂國史的權力，掌握在政府的手裡，故在開皇十三年（公元593年）下令：「人間有撰集國史、臧否人物者，皆令禁絕。」（《隋書·高祖紀》）如王劭「在家著《齊志》，時制禁私撰史，為內史侍郎李元操所奏，上怒，遣收其書」（《北史·王慧龍傳五世孫劭附傳》）。大概隋文帝讀了王劭的《齊志》，覺得這部書的內容，沒有毀謗隋朝，對皇帝的神聖權力也沒有什麼大的牴觸，就對王劭不再繼續追究下去了。但自此國史的修撰，逐漸掌握在政府的手裡了。 晉朝的歷史，至唐初尚存十八家，然而十八家之中，大部分不是以西晉為斷限，便是僅記東晉之事，而且都是未完成的史稿，只有臧榮緒和蕭子云兩家之書，紀、錄、志、傳，比較完備。而蕭子云之書，原來一百二卷，到了唐初修撰《隋書·經籍志》時，已殘缺不全，只剩下十一卷了。即使碩果僅存的臧榮緒所著《晉書》，也不能夠把兩晉和十六國這樣一個變動極大的時代充分反映出來，所謂「前後晉史十有八家，製作雖多，未能盡善」（《史通·古今正史篇》）。因此唐太宗在貞觀十八年（公元644年）敕令房玄齡、褚遂良等重撰《晉書》，其實際執筆者則有令狐德棻等人，貞觀二十年書成。其中載記部分，又據《十六國春秋》抄撮而成，今《十六國春秋》已亡佚，考十六國史者也只有依靠《晉書·載記》了。 陳吏部尚書姚察在陳世撰《梁書》、《陳書》，未及完成，其子姚思廉在隋世繼其父業。唐貞觀三年（公元629年），始正式命姚思廉修撰《梁書》、《陳書》，貞觀十年撰成。 隋世李德林私撰《北齊書》，德林死，子李百藥繼其遺業。唐貞觀初，百藥受詔撰《北齊書》，使它成為合法化的史書。惜自北宋以後，漸見散佚。近年中華書局點校二十四史，由武漢大學唐長孺教授負責點校《北齊書》，所謂殘缺不全者，皆詳為考訂，成為《北齊書》最好的版本。 令狐德棻貞觀初奉詔撰《周書》，撰成後頒為正史。北宋後，日就散佚，後人或以《北史》補之。中華書局點校二十四史，點校《周書》時，對哪些是令狐德棻的《周書》原文，哪些是後人以《北史》補的，也都有考訂。 《隋書》，由魏徵領銜監修，秉筆者為顏師古、孔穎達、許敬宗等，貞觀三年（公元629年）起修，貞觀十年書成。官修正史的缺點，不僅對本朝（唐）的事情，多所諱飾，而且於同時朝廷貴臣，不得不加以敷衍，為這些貴臣們的父祖編撰佳傳。如長孫無忌，貞觀時為宰相，又是唐太宗的妻弟，故《隋書》在寫長孫無忌父長孫晟傳時，把他寫成隋代第一流的外交家；房彥謙仕隋，位不過令長、州司馬，徒以其子房玄齡貞觀時為宰相，故《隋書》為房彥謙立傳，且辭多溢美。這些缺點，私修正史時，已經很嚴重了，到了官修史書，更為突出。 當唐貞觀初，官修《梁書》、《陳書》、《北齊書》、《周書》、《隋書》五朝的歷史時，同時為《五代史志》，凡十志，合為三十卷。五史先定稿，五代史志（十志）至高宗顯慶中才定稿，來不及分插到五代史里去，所以別行，俗呼為《五代史志》，後來又把它附在《隋書》之中行世，所以就稱之為《隋志》了。參加修撰十志的有于志寧、李淳風、韋安仁、李延壽、令狐德棻、敬璠等人，大都是專家通人，所以《隋志》的編纂工作，具有較高的學術水平。 李延壽繼承了其父李大師的遺業，編成《南史》和《北史》，他除了參考《宋書》、《南齊書》、《魏書》等舊史以外，並參考雜史千餘卷。當時《梁書》、《陳書》、《北齊書》、《周書》、《隋書》未出，李延壽以參與《五代史志》的編纂工作，在史局留心抄錄這方面的資料，並加以撰錄。書成，《南史》起宋迄陳亡，合八十卷；《北史》起魏迄隋亡，合一百卷。《南北史》史事多而文省，閱讀起來，又前後貫串，因此書成之後，流布甚速，壓倒八史。除《宋志》、《南齊志》、《魏志》、《隋志》外，讀八史的人愈來愈少，《北齊書》、《周書》的殘缺也愈來愈厲害（因為當時還沒有印刷，都是用手抄寫的），後人整理南北八史，反而不得不靠《南北史》來校補它了。 南朝的何法盛著《晉中興書》，把江東琅邪王氏、陳郡謝氏的頭面人物集中為傳，稱為《琅邪王錄》、《陳郡謝錄》；在李延壽的《南史》和《北史》里，「《南史》以王謝分支，《北史》亦以崔盧系派」，「惟以姓為類，分卷無法」（《四庫全書總目·北史》），說是國史，實際無異於家傳。這個現象的出現，我認為是正常的，它正反映了南北朝時期世家大族壟斷政治的社會現實。 上面講的是唐初所修八史，下面講的是唐、五代正史。 《舊唐書》二百卷，五代後晉劉奉敕修撰。《崇文總目》稱：「初吳兢撰唐史，自創業訖於開元，凡一百一十卷。韋述因兢舊本，更加筆削，為紀、志、列傳一百二十卷。至德、乾元以後，史官於休烈又增《肅宗紀》二卷；史官令狐等復於紀、志、傳隨篇增輯，而不加卷帙，為《唐書》一百三十卷。」是《唐書》舊稿，實出吳兢，雖眾手續增，規模未改，劉等修史時用為藍本，故具有典型。後晉開運二年（公元945年），劉等撰成進呈。自穆宗長慶以後，史失其官，等沒有善本可據，因此就受到讀者的攻擊了。 《新唐書》二百二十五卷，宋歐陽修、宋祁等奉敕修撰，宋仁宗嘉三年（公元1058年）成書，書中紀、志、表題修名，列傳題祁名。然《宰相世系表》呂夏卿所撰，而書中仍題修名，則仍以官高者為主，和前代官修諸書，出入不大。本書自稱「事增於前，文省於舊」，劉安世《元城語錄》則謂「事增文省，正新書之失」。可見《新唐書》有它的不足之處，並不能完全代替《舊唐書》，因此兩書還是同時並行下來。 《舊五代史》，宋開寶六年（公元973年）四月開修，七年閏十月成書，薛居正領銜修撰，其後歐陽修別撰《新五代史》，於是兩書並行。及金章宗泰和七年（公元1207年），詔學官只用《新五代史》，於是《舊五代史》日就散佚。清修四庫全書，始命館臣從《永樂大典》中輯出。邵晉涵於《舊五代史》輯佚工作，用力至勤；近陳垣氏又重加搜輯，用《冊府元龜》校勘，收穫較多。中華書局點校二十四史時，採用陳氏校本，這是一個最好的校本了。 《新五代史》七十五卷，宋歐陽修皇五年（公元1053年）撰成。唐以後所修諸史，惟此書為私撰。 唐朝當代的歷史記錄，有起居注，有時政記或日曆，有實錄等等。起居注、日曆，是實錄的長編；實錄又是後來官修正史的長編。裴庭裕《東觀奏記》序所謂：「國朝故事，以左右史修起居注外，又置日曆。至修實錄之日，取信於日曆，起居注，參而成之。」 唐高祖武德之初，工部尚書溫大雅撰《大唐創業起居注》三卷。上卷記李淵起兵太原至出兵太原四十八日之事，中卷記自太原至長安一百二十六日之事，下卷記李淵攝政至受隋禪一百八十三日之事，首尾完具，無所佚闕。李淵起兵之初，大雅為淵記室參軍主文檄，可以說此書是第一手資料，史料價值較高。唐玄宗時，有《開元起居注》三千六百八十二卷，無撰人姓名，《修時政記》四十卷，姚撰，二書均已散失。 唐皇帝每朝皆有實錄，據《新唐書·藝文志》載： 《高祖實錄》二十卷　敬撰 《今上（指太宗）實錄》二十卷　敬、顧胤撰 《貞觀實錄》四十卷　長孫無忌撰 《皇帝（指高宗）實錄》三十卷　許敬宗撰 《高宗後修實錄》三十卷　令狐德棻、劉知幾、吳兢撰 《高宗實錄》三十卷　韋述撰 《高宗實錄》一百卷　題武后撰 《則天皇帝實錄》二十卷　魏元忠等撰 《聖母神皇實錄》十八卷　宗秦客撰 《中宗實錄》　吳兢撰 《太上皇（指睿宗）實錄》十卷　劉知幾撰 《睿宗實錄》五卷　吳兢撰 《今上（指玄宗）實錄》二十卷　張說、唐穎撰 《開元實錄》四十七卷　失撰人名 《玄宗實錄》一百卷　令狐撰 《肅宗實錄》三十卷　元載監修 《代宗實錄》四十卷　令狐撰 《建中（德宗年號）實錄》十卷　沈既濟撰 《德宗實錄》五十卷　蔣乂、樊紳、林寶、獨孤郁撰 《順宗實錄》五卷　韓愈、沈傳師、宇文籍撰 《憲宗實錄》四十卷　沈傳師等撰 《穆宗實錄》二十卷　蘇景胤等撰 《敬宗實錄》十卷　陳商、鄭亞撰 《文宗實錄》四十卷　盧耽等撰 《武宗實錄》三十卷　韋保衡監修 唐昭宗大順（公元890至891年）中，詔修宣宗、懿宗、僖宗實錄，以日曆、注、記亡缺，因征宣宗政事奏記於監修國史杜讓能，「讓能乃奏上，選中朝鴻儒碩學之士十五人，分修三聖實錄，以吏部侍郎柳、右補闕裴庭裕、左拾遺孫泰、駕部員外郎李徹、太常博士鄭光庭專修宣宗實錄」。由於時局不平靜，「逾歲條例竟未立」（《東觀奏記》序）。所以終唐之亡，宣宗以下四朝實錄竟未完成。到了宋代，宋敏求據楊徽之（敏求父宋綬之外祖父，是有名的收藏家）及父宋綬的遺書故記，私撰宣宗、懿宗、僖宗、昭宗四朝實錄一百四十八卷，司馬光《資治通鑑考異》並多次加以引用。 研究隋唐五代政治史，必需精熟閱讀司馬光《資治通鑑》的隋唐五代部分，這部傑出的通史編年體著作，其重要意義不次於《隋書》、《舊唐書》、《新唐書》、《舊五代史》、《新五代史》，因為這一點盡人皆知，所以我就不多講了。 《通典》與《唐會要》、《五代會要》　唐玄宗開元十年（公元722年），起居舍人陸堅受詔修撰《六典》，玄宗手書白麻紙上，分吏部、戶部、禮部、兵部、刑部、工部六司，令以類相從，撰錄以進。後宰相又以其事委徐堅，經年莫能定。又委毋、徐欽、韋述修撰，始以令式入六司，其沿革併入注中。後宰相張九齡又委苑咸，二十三年書成而未上，二十四年，九齡罷相，開元二十七年（公元739年），宰相李林甫上其書，即今本《唐六典》是也。這本書的內容，本書在介紹唐政府組織時，已經詳細介紹，所以這裡就不再介紹了。 《唐律疏議》，我們也有專節介紹，這裡也不多講了。 現在先介紹《通典》。劉知幾第四子劉秩，在唐玄宗開元末年，撰《政典》三十五卷。到了唐德宗世，杜佑以為《政典》未盡，把它加以擴充，成二百卷，稱之曰《通典》。佑字君卿，唐德宗貞元十九年（公元803年），由淮南節度使出任宰相，一直到唐憲宗元和七年（公元812年）罷相，居相位有九年之久。 《通典》凡二百卷，分九門，《食貨》十二卷，《選舉》六卷，《職官》二十二卷，《禮》一百卷，《樂》七卷，《兵》十五卷，《刑》八卷，《州郡》十四卷，《邊防》十六卷。《通典》上起三代，下迄安史之亂，但在經濟方面，有時也以德宗建中元年（公元780年）兩稅法的實施為下限。 這一部政書，它不僅廣泛收羅史料，內容巨細咸包，豐贍宏博，而且也表現了編著者對各種政治經濟制度方面的一定識見。如以前修纂的正史，《史記》有《平準書》，《漢書》、《魏書》、《晉書》、《隋書》有《食貨志》，很多正史就不立《食貨志》，原因很簡單，不是史臣不想做，而是經濟史料分散，收集困難，不容易做。可是《通典》卻以《食貨》冠九典之首，這就是杜佑的卓識之處。《通典》全書二百卷，而《禮典》占一百卷，占全書的二分之一。從姬周《三禮》，到《大唐開元禮》，當時人就是重禮，因此《禮典》的卷數就多了。在《通典·禮典》里，又特别致詳於喪服，這也是符合當時社會現狀的，它最好地反映了魏晉南北朝以來世家大族所重視的親疏中外遠近和繁文縟節。在《選舉》、《職官》、《刑》、《州郡》各典中，也真實地反映了政治制度和州郡布置以及歷代發展演變的大勢。在《邊防典》里，詳細地記錄了歐、亞、非古代國家和我國國內少數兄弟族的歷史資料，如杜環《經行記》之類，是當時記載大食帝國的第一手資料，史料價值極高。《通典》除了九典以外，不別立祥瑞、五行各典，不崇尚迷信，不替統治階級畫光環，尤見得《通典》作者的高明卓識之處。《通典》九典中，只有《兵典》，不記載列代兵制的沿革，而致詳於兵法，書生紙上談兵，終不免有些迂腐。總之，《通典》這部書儘管有它的缺點，但優點是主導的，這一部書對後代的影響，是極其巨大的。 蘇冕，在元和世，曾編次高祖至德宗九朝之事，成《會要》四十卷，宣宗大中七年（公元853年），又下詔命楊紹復等編次德宗以後事，成《續會要》四十卷。唐宣宗以後，政治動盪，不聞有修會要之事。宋初宰相王溥，監修國史，因此復搜輯宣宗至唐末事跡續其書，為《新編唐會要》一百卷。全書分目五百十四門，於唐代沿革損益之制，極其詳賅。這一部書到現在還流傳著，是研究唐代歷史的重要資料。 《五代會要》三十卷，宋宰相王溥撰。五代干戈擾攘，百度陵夷，然五十年間，典章制度，尚略具於累朝實錄。王溥因尋檢舊史，條分件系，輯成《五代會要》，可以和《五代史》相輔而行。如書籍鏤版，肇於長興（公元930至933年，後唐明宗年號），《五代史》失記，而《五代會要》俱載其事，所以《五代會要》的資料價值也是很高的。 除了會要等書以外，宋宋敏求官至龍圖閣直學士，他繼承他父親宋綬的遺業，輯成《唐大詔令集》一百三十卷。這部《唐大詔令集》雖已闕佚二十三卷，但材料豐富，收采的又都是第一手資料，資料價值也是非常高的。 劉知幾的《史通》　魏晉南北朝時期，是一個民族矛盾上升為主要矛盾的時代，在這樣一個特定環境裡，為了保存種姓，強調民族大義，就自然會出現許多優秀的歷史著作。到了隋唐統一全國，繼承這個優良傳統，產生了一部出色的關於討論歷史編纂學方面的專門著述——劉知幾的《史通》。 劉知幾，字子玄，生於唐高宗龍朔元年（公元661年），卒於唐玄宗開元九年（公元721年）。他從青年時代起，就一直住在長安、洛陽兩處，這兩地政府的藏書和私家的藏書，都非常豐富，他就想法借閱。《史通·自敘篇》稱「至於一代之史，分為數家；其間雜記小書，又競為異說」，他於是「恣情披閱」，「莫不鑽研穿鑿，盡其利害」。後來有人知道他在史學方面有專長，就把他推薦到史館去工作，他從武則天時代預修國史起，曾「三為史臣，再入東觀」，前後做了將近三十年的史官。由於他閱讀過很多歷史書籍，在三十年史館生活中，又看到了大量民間難得看到的寶貴史料。他對編纂史書，有他自己的看法。可是他的見解常常不為「監領國史」的大臣們所採納，他感受到工作不容易展開的痛苦，於是根據自己的實際經驗和研究結果，對過去的正史作了總結性的分析批判，在唐中宗景龍四年（公元710年），寫成了《史通》這部名著。 劉知幾在《史通·六家》和《二體》里，敘述了我國古代史學史的發展概貌。當時還沒有紀事本末一體的出現，所以只歸納為「二體」。劉知幾認為六家、二體，互有勝負得失，應該並存，「欲廢其一，固亦難矣」（《史通·二體》）。 劉知幾在《史通》里說明他對編纂正史的理論和主張。他認為要寫出一部出色的歷史書，必須「徵求異說，採摭群言」（《史通·采撰》），廣泛地進行史料的收集。無論偏記、小錄，逸事、瑣言，郡書、家史，別傳、雜記，地理書、都邑簿(1)，以及經子之書，都應該在採擇之列。他注重歷史的真實性，最反對把神話傳說和迷信故事收入到正史里去。他舉了許多例子，其中一個例子是： 劉敬叔《異苑》，稱晉武庫失火、漢高祖斬蛇劍穿屋而飛，其言不經。……及蕭方等撰《三十國史》，乃刊為正言，既而……唐征晉語，近憑方等之錄，編簡一定，膠漆不移，故令俗之學者……談蛇劍穿屋，必曰晉典明文，摭彼虛詞，成茲實錄。（《史通·雜說》中） 此外如對「禹生啟石，伊產空桑，海客乘槎以登漢（銀河），娥竊藥以奔月」，「王喬飛鳧，出於《風俗通》；左慈羊鳴，傳於《抱朴子》」(2)，這些神怪傳說，如果史家「朱紫不別」，加以搜編的話，真是可以說「污南、董之片簡，沾班、曄之寸札」（《史通·采撰》）了，對此他非常嚴肅地加以駁斥的。他認為「怪力亂神，宣尼不語，而事鬼求福，墨生所信。故聖人於其間，若存若亡而已」。即對鬼神的說法，既不肯定他有，也不說他定無，採取一種保留的態度。但劉知幾有一個界限，即認為不應把這些迷信的事情，滲透到史學的領域裡來。他批判了「王隱、何法盛之徒，所撰《晉史》，乃專訪州閭細事，委巷瑣言，聚而編之，目為鬼神簿錄」（《史通·書事篇》）。 劉知幾非常稱讚王劭《齊志》和宋孝王《關東風俗傳》兩書，認為這兩部書，「抗詞正筆，務存直道，方言世語，由此畢彰」（《史通·言語篇》）。有人問他，「王劭《齊志》，多記當時鄙言，為是乎？為非乎？」（《史通·雜說》中）劉知幾認為《齊志》中「言多滓穢，語傷淺俗」，這並不是王劭所閉門杜撰的，而正是反映了當時社會的實際情況。他還說：「近有裴子野《宋略》、王劭《齊志》，此二家者，並長於敘事，無愧古人，而世人議者，皆雷同譽裴而共詆王氏。」劉知幾認為：「夫江左事雅，裴筆所以專工；中原跡穢，王文由其屢鄙。且幾原（裴子野字）務飾虛詞，君懋（王劭字）志存實錄，此美惡所以為異也。設使丘明重出，子長（司馬遷字）再生，記言於賀六渾（高歡的鮮卑名字）之朝，書事於士尼干（高洋的鮮卑名字）之代，將恐輟毫（筆）棲牘，無所施其德音。」（《史通·敘事》）「夫本質如此，而推過史臣，猶鑒者（照鏡子的人）見嫫姆多嗤，而歸罪於明鏡也。」（《史通·言語》） 劉知幾還把《齊志》和《周書》來作比較，認為王劭的《齊志》，在敘事記言方面，不知道要比牛弘和令狐德的《周書》高出多少倍。這兩個王朝，漢化都比較淺，所謂「睹周、齊兩國，俱出陰山」。而王劭之「載齊言也，則淺俗如彼」；牛弘之「載周言也，則文雅若此。夫如是何哉？非兩邦有夷夏之殊，由二史有虛實之異故也」（《史通·雜說》下）。他稱讚王劭在《齊志》里，忠實地記載了當時口語，「若中州名漢，關右稱羌，易臣以奴，呼母雲姊」（《史通·雜說》中）(3)，這些當時流行的口語，王劭都原封不動地記載了下來，使人讀了，對那一時期的歷史，在感性認識方面，增長了真切之感。可是牛弘和令狐德的《周書》，卻是「妄益文彩，虛加風物，援引《詩》《書》，憲章《史》《漢》」，雖然他們的「記言之體，多同於古」，而實際卻是「枉飾虛言，都損實事」（《史通·言語》）。如《周史》述「太祖（宇文泰）論梁元帝曰：『蕭繹，可謂天之所廢，誰能興之者乎？』又宇文測為汾州，或譖之，太祖怒曰：『何為間我骨肉，生此貝錦！』此並六經之言也。……其餘言皆如此，豈是宇文之語邪？」（《史通·雜說》下）文雅到這樣程度，歷史的真實性，反而打了折扣，劉知幾是特別不贊成的。他認為「裴政《梁太清實錄》稱：元帝使王琛聘（西）魏，長孫儉謂宇文曰：『王琛眼睛全不轉。』公（宇文泰封安定公）曰：『瞎奴使痴人來，豈得怨我哉？』此言……可謂真宇文之言，無愧於實錄矣。」（同上）在「裴景仁《秦記》，稱苻堅方食，撫盤而詬；王劭《齊志》，述〔万俟〕受洛干感恩，脫帽而謝」，而崔鴻在《十六國春秋》中，「易撫盤以推案」，李百藥在《北齊書》中，又「變脫帽為免冠」。劉知幾認為這就不真實，因為「近世通無案食，胡俗不施冠冕」（《史通·敘事》），時俗不同，古今有異，都不應該輕易把它改去的。宇文泰，原名黑獺，可是《周書》諱而不書；北魏時，代北複姓如萬紐於、厙狄之類，史書撰修時，也皆改從單姓，劉知幾對這些也加以反對。 劉知幾認為在撰寫史書的時候，可以向前人學習，學習他們的寫作技巧，但不能死板地模仿，應該要求貌異而心同，力避貌同而心異。譬如「譙周撰《古史》，思欲擯抑馬記（《史記》），師仿孔經（《春秋》）。其書李斯之棄市也，乃雲『秦殺其大夫李斯』。以諸侯之大夫，名天子之丞相，以此而擬《春秋》，所謂貌同而心異也」（《史通·模擬》）。他對這種形式上的模擬，是竭力反對的。 劉知幾主張史筆要力求簡要，繁辭一定要刪得乾淨，他在《史通·點繁》里，舉了不少的例子，來說明這一問題。譬如《漢書·張蒼傳》有「年老口中無齒」這樣一句話，他認為可以刪去「年」「口中」三個字，只要保存「老無齒」三個字，意義就已經明顯了。劉知幾對史筆的要求是：「夫史之敘事也，當辯而不華，質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若斯而已可也」（《史通·鑑識》）。可是齊梁以來，文體的駢儷化，也擴展到了史筆的範疇里來了。史書的作者，往往「蕪音累句，雲蒸泉涌。其為文也，大抵編字不只，捶句皆雙，修短取均，奇偶相配，故應以一言蔽者，輒足為二言，應以三句成文者，必分為四句，瀰漫重沓，不知所裁」（《史通·敘事》）。而且他們又喜歡使用典故，如「論逆臣則呼為問鼎，稱巨寇則目以長鯨，邦國初基，皆雲草昧；帝王兆跡，必號龍飛」（同上）。「綺揚繡合，雕章縟彩，欲稱實錄，其可得乎？」（《史通·鑑識》）劉知幾主張用較樸素的文體來寫歷史，反對用浮靡華麗的駢儷文體來寫歷史。他認為如像徐陵、庾信那一類輕薄而流宕的文體，就不適宜去叫他們撰寫史傳。他還說，聽說徐陵本來想寫一部梁史，照他的看法，這部書虧得沒寫成，「嗟乎！以徐公文體，而施諸史傳，亦猶灞上兒戲，異乎真將軍」（《史通·核才篇》）。 劉知幾最注重據事直書，無所隱諱。他稱讚宋孝王所撰的《關東風俗傳》，王劭所撰的《齊志》；認為在南北朝世家大族全盛時期，在所謂「河朔王公，箕裘未隕；鄴城將相，薪構猶存」（《史通·直書》）的情況下，宋孝王、王劭兩人卻能「敘述當時，亦務在審直」，「書其所諱，曾無憚色」，這才配得上稱歷史家。 在魏、晉、南北朝世族地主的全盛時期，劉知幾一方面認為有不少世族地主，「生無令聞，死無異跡」，在國史上不應該給他們立傳，「虛班史傳，妄占篇目」（《史通·列傳》）。另一方面，他又認為「江外（江東）山東，人物（世族）殷湊，其間高門素族，非復一家，郡（中）正、州都，世掌其任，凡為國史者，宜各撰《氏族志》」（《史通·書志篇》），以記錄這些世家大族。這些都是他見識的卓越之處。 除了主張增加《氏族志》以外，劉知幾還主張增添《都邑志》和《方物志》。他的建議，也有合理的地方。因為《都邑志》多少可以反映出都邑的結構和面貌來，《方物志》也必然會詳細地記述各地的物產和封建剝削負擔，如果真的把以上三志寫成的話，對後世研究當時的社會經濟和階級結構，都是有一定好處的。但是劉知幾又反對《魏書》的創立《釋老志》，《漢書》的創立《藝文志》，尤其反對《五代史志》（即《隋書》之志）中的創立《藝文志》，這是他的偏執的地方。因為從今天的角度來看，這兩種志還是有它巨大的史料價值，不能片面地菲薄它。 唐初官修前朝史書時，往往為當時在朝大臣的父祖撰立列傳，而這些列傳的人物往往又是職位很低，行能無聞的；劉知幾對此也加以反對。 劉知幾對當時史館裡史官們的工作效率之低，也加以抨擊。他說：「近代趨競之士，尤喜居於史職，至於措辭下筆者，十無一二焉」（《史通·史官建置》）；當時史館中，「每欲記一事，載一言，皆閣筆相視，含毫不斷，故頭白可期，而汗青（殺青成書）無日」（《史通·忤時》）。他還說：「彼史曹者，崇扃峻宇，深附九重，雖地處禁中，而人同方外，可以養拙，可以藏愚，繡衣直指（御史），所不能繩，強項中尉，所不能及，斯固素食之窟宅，尸祿之淵藪也。」（《史通·辨職篇》）他對監修國史的官吏，也抨擊得非常尖銳，說：「頃史官註記，多取稟監修，故楊令公（楊再思）則雲『必須直詞』，宗尚書（宗楚客）則雲『宜多隱惡』。十羊九牧，其令難行；一國三公，適從何在？」（《史通·忤時》）幸而一史經過幾個得力的史官執筆寫成了，可是領銜者，還是楊令公、宗尚書之流，實際真正執筆的人，後世連他們的名字都無法知道。所以他說：「書成繕寫，則署名同獻；爵賞即行，則攘袂爭受，遂使是非無准，真偽相雜」（《史通·史官建置》）。他對這種現象，也是非常不滿。 劉知幾在《史通》的《疑古》、《惑經》等篇里，還用汲冢發現的《竹書紀年》等書中所講到的「舜放堯於平陽」，「益為啟所殺」，「太甲殺伊尹」，來考證古代的歷史，並認為《尚書·舜典》的舜「五十載陟方乃死」，注云：「死蒼梧之野，因葬焉。」當時蒼梧是極荒僻的地區，「兼復二妃不從，怨曠生離，萬里無依，孤魂溘盡」（《史通·疑古》）。因此懷疑舜之陟方，也是由於禹把他廢放而造成的。他對儒家經典上的傳統說法，提出自己的不同見解來，儘管對古代的社會階段及民俗學，無法了解。因此不可能獲得正確的結論，但他那種大膽懷疑的精神，在當時說來，有其一定的進步意義。 在封建社會裡，劉知幾是一個傑出的歷史批評家，他的《史通》是一部出色的歷史批評著作。不過如劉知幾在《史通·曲筆》里，斥班固、陳壽為「記言之奸賊，載筆之凶人」，可以「肆諸市朝，投畀豺虎」，這些話，語氣不免有過火的地方。 此外，劉知幾受到時代和階級的很大局限。如他認為蔡文姬「受辱虜庭」，《後漢書》不應該把她收入《列女傳》。又認為有一些「事關軍國，理涉興亡」的迷信故事，如「吞燕卵而商生，啟龍而周滅」（褒姒滅周），「江使返璧於秦王，杞橋授書於漢相（張良）」（《史通·書事》）等神怪傳說，還是可以寫進史書里去的，這就使自己的論點，陷進矛盾的境地。 李吉甫的《元和郡縣圖志》　隋煬帝大業（公元605至618年）中，命虞茂等撰成《隋區宇圖志》一百二十九卷，又時人郎蔚之撰成《隋諸州圖經集》一百卷，時又有人撰成《隋諸郡土俗物產》一百五十一卷，失撰人名。這些書，由於只有抄本，沒有刻本，《新唐書·藝文志》中尚見著錄，此後便不見著錄，大概很快就散失了。 《五代史志》中有《地理志》（即今《隋書·地理志》），記載梁、陳、北齊、周、隋的地理，在地理志中算是精詳的。清楊守敬又為《隋書地理志考證》，世稱博洽。唐太宗子魏王泰命著作郎蕭德言、秘書郎顧胤、記室參軍蔣亞卿、功曹參軍謝偃、蘇勖等撰《括地誌》五百五十卷，《序略》五卷，原書已佚，但今有輯本。武則天時，有梁載言，歷官鳳閣舍人、知制誥、懷州刺史。他撰成《十道志》十六卷，全書已佚，清王謨有輯本。唐德宗時，杜佑著《通典》，已見前述。《通典》中有《州郡典》十四卷，對唐代前期的州郡沿革和布局，講得扼要詳細，可資參考。唐憲宗元和八年（公元813年），宰相李吉甫奉詔撰成《元和郡縣圖志》四十卷，每鎮皆有圖，其後圖已散失，又缺第十九卷、第二十卷、第二十三卷、第二十四卷、第二十六卷、第三十六卷共六卷，又十八卷、二十五卷間有缺頁。這是現在留存下來最古的一部地理書。志載州郡、都城、山川、冢墓，皆有所本，無不根之說，也是研究唐代地理的重要著作。 研究唐代地理，除了上述諸書之外，還有《舊唐書·地理志》和《新唐書·地理志》，以及宋人樂史所著《太平寰宇記》。《新唐書·地理志》，對於折衝府，考稽得非常詳細，對水利灌溉，也記述頗詳。《太平寰宇記》雖是宋太宗太平興國（公元976至983年）中修成，可是它所利用的材料，有很多是唐五代的，因此研究唐五代地理，也得參考它。 《兩京新記》一卷，唐韋述撰。原本中土久佚，此從日本抄來，收入《佚存叢書》中。 《北戶錄》三卷，唐段公路撰。四庫入地理類。書中載《鵝毛被》條： 邕之南有酋豪，多用鵝毛為被，如稻畦納之，其溫軟不下綿絮也。 《桂林風土記》一卷，唐莫休符撰。此書成於昭宗光化二年（公元899年），時休符以檢校散騎常侍守融州（治融水，今廣西融安）刺史。四庫入地理類。 《嶺表錄異》三卷，唐劉恂撰。書成於唐昭宗世。四庫入地理類。書中載： 南道之酋豪，多選鵝之細毛，夾以布帛，絮而為被，復縱橫衲之，其溫不下於挾纊也。 廣之屬郡潮（治海陽，今廣東潮安）、循（治歸善，今廣東惠州）多野象，牙小而紅，最堪為笏。潮、循人或捕其象，爭食其鼻，雲肥脆，偏堪作羹……楚越之間，象皆青黑……予有親舊，曾奉使雲南，見彼中豪族，各家養象，若中華之畜牛馬也。 這些地誌記載，對了解兩京和嶺南風物人情，都是非常真切的。 唐三史注與《文選注》　漢司馬遷撰成《史記》，成為一部千秋不朽的著作，南朝劉宋時人裴，注《史記》，撰成《史記集解》八十卷。唐貞觀時，諫議大夫、崇賢館學士劉伯莊撰《史記音義》二十卷。開元時，有潤州司馬河內郡人司馬貞又「探求異聞，採摭典故，解其所未解，申其所未申者，釋文演注，又重為《述贊》，凡三十卷，號曰《史記索隱》」（《史記索隱序》）。司馬貞同時人右清道率府長史張守節，他潛心研究《史記》三十餘年，「六籍九流，地里《蒼》《雅》，銳心觀採，……郡國城邑，委曲申明，古典幽微，竊探其美，索理允愜，次舊書之旨，兼音解注，引致旁通，凡成三十卷，名曰《史記正義》」。「開元二十四年（公元736年）八月，殺青斯竟」（《史記正義序》）。這三家注都是對《史記》帶有總結性的注釋，到了唐中葉，基本上已經完成了。 班固《漢書》，漢魏兩晉南北朝學人注之者也很多，唐貞觀世，秘書少監顏師古注《漢書》一百二十卷，他在《漢書注·敘例》里說：「凡舊注是者，則無間然，具而存之，以示不隱。其有指趣略舉，結約未伸，衍而通之，使皆備悉；至於詭文僻見，越理亂真，匡而矯之，以袪惑蔽。若泛說非當，蕪辭競逐，苟出異端，徒為煩冗，只穢篇籍，蓋無取焉。舊所闕漏，未嘗解說，普更詳釋，無不洽通。」《漢書》全部，「爰自陳、項，以訖哀、平，年載既多，綜緝斯廣，所以紀、傳、表、志，時有不同，當由筆削未休，尚遺秕稗，亦為後人傳授，先後錯雜，隨手率意，遂有乖張。今皆窮波討源，構會甄釋。」「近代注史，競為該博，多引雜說，攻擊本文，至有詆訶言辭，掎摭利病，顯前修之紕僻，騁己識之優長。」顏師古繼承了注不破經這一漢代學人的師法傳統，堅持了「今之註解，翼贊舊書，一遵軌轍，閉絕歧路」。當時人稱「顏秘書為班孟堅忠臣」。儘管顏師古這樣說，但後代學人由於過分崇拜顏師古的緣故，有些根據他的說法，還是追改了《漢書》原文，如今本《東方朔傳》「又有竹籍田」，原應作荻，由於如淳、顏師古都釋作、楸，後人就以為字無訛，因此各本都作了。如果我們今天能用王充《論衡》所引《漢書》和《冊府元龜》來校勘《漢書》，還可以校出《漢書》許多異文來。 范曄《後漢書》九十卷，唐高宗子章懷太子李賢注，當然章懷太子賢是掛名的，實際擔任其事者，為張大安、劉訥言、革希玄、許叔牙、成玄一、史藏諸、周寶寧等人。前人對此書注之評價，認為「詳觀章懷之注范，不減於顏監（師古）之注班。惜非一手所成，不免有踳駁漏略之處」（王先謙《後漢書集解》述略）。先是梁人劉昭注司馬彪《續漢書》八志三十卷，宋真宗乾興元年（公元1022年），把章懷太子注的《後漢書》紀、傳九十卷，和劉昭注的司馬彪《續漢志》三十卷合刻在一起，就成為現在流行的《後漢書》本子。 梁武帝長子昭明太子蕭統集文士選出一部《昭明太子文選》，到了唐代，成為辭章之學的標準讀本，凡是應試詩賦的人，都得精讀這部《文選》。唐高宗時人李善，歷官太子右內率府錄事參軍，崇賢館學士、秘書郎等職，他開始注《文選》，在唐高宗顯慶三年（公元658年）完成進呈。這部《文選注》，後人給予它很高的評價。唐玄宗開元六年（公元718年），又有衢州常山尉呂延濟和處士張銑、呂向、李周翰、劉良等五人合注了《文選》進呈，世稱之為《五臣注文選》，從此《文選》有兩種注本流傳。後人又把李善和五臣注合刻在一起，稱之為《六臣注文選》。此後人們認為李善注《文選》，不僅徵引富博，保存了很多古籍的片斷，而且在文字訓詁和校勘上也用力至勤，不應和五臣注合刻在一起，因此，清嘉慶十四年（公元1809年），胡克家又據宋淳熙本《文選》，採用李善注，加以校刻上木，這就是今天流行的李善《文選》注本子。另外，商務印書館在影印《四部叢刊》時，又影印了宋刊本的《六臣注文選》，《文選》有了這兩種注本，用來進行研究，都是很理想的。 隋唐五代雜史瑣記書目介紹　本節介紹的書目，以反映時代為先後，主要敘述的是隋唐五代人的作品，也附帶一講宋元和清代人述及隋唐五代時期典章制度以及人物的有關作品。 《建康實錄》，唐許嵩撰。東吳、東晉、宋、齊、梁、陳所謂六朝，皆都建康（今南京），書中備記六朝事跡，故以為名。此書援引六朝古籍如裴子野《宋略》之類，今多不傳，所以可貴。近年中華書局點校南朝宋、齊、梁、陳四史及《南史》時，曾據以作校，也頗有收穫。 《通紀》，原本十卷，今存七卷，唐馬總撰。書雖殘缺，然遺文逸句，可校正《魏書》、《北齊書》、《周書》者不少。 《大業雜記》，唐杜寶撰，原為十卷，今已殘缺，《指海》所輯，僅一卷而已。上起大業元年，下迄大業十二年，於隋煬帝修宮觀，開運河，尚存大概。 《海山記》、《迷樓記》、《開河記》各一卷，並收入明吳《古今逸史》中，《四庫全書總目》以為是宋人偽作，故入子部小說家類存目。 文中子王通著《中說》，前人以為是偽書。宋洪邁《容齋隨筆》云：「王氏《中說》所載門人，多貞觀時知名卿相，而無一人能振師之道者，故議者往往致疑。其最所稱高第曰程、仇、董、薛，考其行事，程元、仇章、董常無所見，獨薛收，唐史有列傳，蹤跡甚為明白。收以父道衡不得其死於隋，不肯仕，聞唐高祖興，將應義舉，郡通守堯君素覺之，不得去。及君素東連王世充，遂挺身歸國，正在丁丑、戊寅（公元617至618年）歲中，丁丑為大業十三年，又為義寧元年，戊寅為武德元年，是年三月，煬帝遇害於江都，蓋大業十四年也。」而杜淹所作《文中子世家》云：「十三年，江都難作，子有疾，召薛收謂曰：『吾夢顏回，稱孔子歸休之命，乃寢疾而終。』殊與收事不合，歲年亦不同，是大為可疑者也。」張在《雲谷雜記》里解釋當時可能有兩個薛收，《文中子世家》中所說之薛收，可能另一薛收，而不是薛道衡之子薛收。張這個說法也不能使人心服。因為河東薛氏，是當時大族，故薛道衡子薛收有可能受教於王通，兩薛收的說法，就當時實際情況來看，是不存在的。又王應麟《困學紀聞》亦辨《唐會要》載武德元年五月，始改隋大興殿為太極殿，而書中有隋文帝召見王通於太極殿事，皆證以史傳，牴牾顯然。然文中子實有其人，據楊炯《王勃集序》稱勃「祖父通，隋秀才高第，蜀郡司戶書佐、蜀王侍讀，大業末，退講藝於龍門，其卒也，門人諡之曰文中子」。楊炯為王勃作序，記勃之祖事，必不向壁虛構。杜牧《樊川集》首有其甥裴延翰序，亦引文中子曰：「言文而不及理，王道何從而興乎？」則文中子者實有其人。其人其書，在唐初並不著名，至韓愈尊儒闢佛，其書漸行於世，書中摹擬聖人之言，或後人有改篡也。 《貞觀政要》十卷，唐天寶中史臣吳兢撰進。四庫入雜史類。兢對貞觀之政，辭多溢美。本書述太宗政治，多引此書。 《魏鄭公諫錄》五卷，唐高宗時，王方慶撰。方慶武則天時，官至宰相。魏鄭公，即魏徵，他在唐太宗世，以能直言著稱，唐太宗也能夠接受直言。四庫入傳記類。 《隋唐嘉話》三卷，唐劉撰。書稱玄宗為今上，蓋開元間人。其書載： 太宗病甚，出英公（徐勣）為疊州刺史。謂高宗曰：「李勣才智有餘，屢更大任，恐其不厭伏於汝，故有此授。今若即發者，我死後可親任之，如遲疑顧望，便當殺之。」勣奉詔不及家而行。 晉謝靈運須美，臨刑，施為南海祗恆寺維摩詰須，寺人保惜，初不虧損。中宗朝，安樂公主五日門百草，欲廣其物色，令馳驛取之，又恐為他人所得，因剪棄其餘。遂絕。 《大唐新語》十三卷，元和中守江州潯陽縣主簿劉肅撰。四庫入小說類。書起武德之初，迄大曆之末。書中載： 尹伊嘗為坊州司戶，尚藥局牒省索杜若，省符下坊州供送。伊判之曰：「坊州本無杜若，天下共知，省符忽有此科，應由謝詩誤（謝《懷故人》詩；芳洲有杜若）。華省曹郎如此判，豈不畏二十八宿下向笑人。」由是知名，改補雍州司法。 〔御史大夫楊再思見張〕昌宗以貌美被寵，因諛之曰：「人言六郎似蓮花，再思以為不然，只是蓮花似六郎耳。」有識咸笑之。 元崇逵為果州司馬，有一婢死，處分直典云：「逵家老婢死，驅使來久，為覓一棺木殯之。逵初到，家貧不能買得新者，但經一用者充事亦得。亦不須道逵買，直雲君家自須。」直典出說之，一州以為口實。 其書多軼文舊事，如論宰相制度變革、宮人服裝帷帽變革等，但由於諧謔一門，有上引諸條，所以四庫列之於子部小說家。 《朝野僉載》六卷，唐張撰。據莫休符《桂林風土記》：「張字文成，深州陸澤（今河北深州）人。授襄樂尉，遷監察御史、司門員外〔郎〕。開元中，姚元崇為相，誣其奉使江南受遺……減死流嶺南。數年，起為龔州（今廣西桂平東北）長史。卒年七十二。」書中載： 中宗令揚州造方丈鏡，鑄銅為桂樹，金花銀葉。帝每騎馬自照，人馬並在鏡中。專知官高郵縣令幼臨也。 益州新昌縣令夏侯彪之初下車，問里正曰：「雞卵一錢幾顆？」彪之乃遣取十千錢買三萬顆，謂里正曰：「未須要，且寄母雞抱之。」遂成三萬頭雞，經數月長成，令縣吏：「與我賣一雞三十錢。」半年之間，成三十萬。又問：「竹筍一錢幾莖？」曰：「五莖。」又取十千錢付之，買得五萬莖，謂里正曰：「我未須要，筍又向林中養之。」至秋竹成，一莖十錢，成五十萬。其貪鄙不道皆類此。 鄭為吏部侍郎掌選，贓污狼藉。引銓，有選人系百錢於靴帶上，問其故，答曰：「當今之選，非錢不行。」默而不言。時崔亦為吏部侍郎，掌選，有銓引過分，疏云：「某能翹關負米。」曰：「君壯，何不兵部選。」答曰：「外邊人皆雲崔侍中下，有氣力者即存。」 這兩條材料，寫出唐政府官吏的貪污嘴臉，可謂詳盡。 崇仁坊阿來婆彈琵琶卜，朱紫填門。浮休子張曾往觀之，見一將軍，紫袍玉帶甚偉，下一匹細綾，請一局卜。來婆鳴弦柱燒香，合眼而唱：「東告東方朔，西告西方朔，南告南方朔，北告北方朔，上告上方朔，下告下方朔。將軍頂禮既，告請甚多，必望細看。以決疑惑。」遂即隨意支配。 由於瑣屑諧噱，四庫列之於小說家類。 本書作者死於開元時期，而今本《朝野僉載》記載唐敬宗寶曆、唐宣宗大中時事，蓋後人據《僉載補遺》補之，非張原書如此。 《唐國史補》三卷，李肇撰。肇元和中為中書舍人，左遷將作少監。上卷中卷各一百三條，下卷一百二條，四庫列於小說家類。記開元至長慶一百多年事。其書載： 德宗覽李令（李晟）收城露布至：「臣已肅清宮禁，只謁寢園，鍾虡不移，廟貌如故。」感涕失聲，左右六軍皆嗚咽。露布，於公異之詞也。議者以國朝捷書露布無如此者。公異後為陸贄所忌，誣以家行不至，賜《孝經》一卷，坎以終，朝野惜之。 馬司徒（馬燧）之子暢，以第中大杏饋竇文場（宦官），文場以進。德宗未嘗見，頗怪之，令使就第封杏樹，暢懼進宅，廢為奉誠園，屋木盡拆入內也。 唐衢，周鄭客也。有文學，老而無成。唯善哭，每一發聲，音調哀切，聞者泣下。嘗游太原，遇享軍，酒酣乃哭，滿坐不樂，主人為之罷宴。 韓愈好奇，與客登華山絕峰，度不可返，乃作遺書，發狂痛哭，華陰令百計取之乃下。 《次柳氏舊聞》一卷，唐李德裕撰，記玄宗遺事十七則。四庫入小說家類。 《楊太真外傳》二卷，宋樂史撰。其書載太真入宮事甚詳。 開元二十二年十一月，歸於壽邸（玄宗子瑁封壽王），二十八年十月，玄宗幸溫泉宮，使高力士取楊氏女於壽邸為女道士，號太真，住內太真宮。天寶四載七月，冊左衛中郎將韋昭訓女配壽邸。是月，於鳳凰園冊太真宮女道士楊氏為貴妃，半後服用。 《高力士外傳》，唐郭撰。書中載玄宗事。又云： 力士於園中見薺菜，土人不解吃，便賦詩曰：「兩京秤斤買，五溪無人采。夷夏雖有殊，氣味應不改。」使拾之為羹，甚美。 《明皇雜錄》二卷，別錄一卷，唐鄭處晦撰。處晦在文宗太和八年（公元835年），以進士擢第，官至宣武節度使。是書成於太和九年，四庫入小說家類。 《開元天寶遺事》四卷，五代王仁裕撰。仁裕五代後漢時官至翰林學士承旨、戶部尚書，後周顯德三年（公元956年）病卒。前人以為非王仁裕原作，蓋依託其名。洪邁《容齋隨筆》「摘其中舛謬者四事，一為姚崇在武后時已為宰相，而雲開元初作翰林學士；一為郭元振貶死後十年，張嘉貞乃為宰相，而雲元振少時，宰相張嘉貞納為婿；一為張九齡去位十年，楊國忠始得官，而雲九齡不肯及其門；一為蘇頲為宰相時，張九齡尚未達，而雲九齡覽其文卷，稱為文陣雄師。」所駁詰皆為確當。其書載： 楊國忠權傾天下，四方之士，爭詣其門。進士張彖者，陝州人也。力學有……志氣……未嘗低折於人，人有勸彖令修謁國忠，可圖顯榮。彖曰：「爾輩以謂楊公之勢，倚靠如太山，以吾所見，乃冰山也。或皎日大明之際，則此山當誤人爾。」後果如其言。 《開天傳信記》一卷，唐鄭撰。昭宗時官至宰相，其書記開元天寶時事，凡三十二條。四庫入之小說家類。 《安祿山事跡》三卷，唐姚汝能撰。汝能官華陰縣尉，年代未詳。是書上卷序祿山始生至玄宗寵遇，起長安三年盡天寶十二載事。中卷序天寶十三四載祿山起兵事。下卷序祿山起兵稱帝並安慶緒、史思明、史朝義事，下盡寶應元年。《安祿山事跡》一書，對安史之亂的研究，有一定參考價值。但有些內容，詼諧可笑，如： 〔史〕思明本不識文字，忽然好吟詩，每就一章，必驛宣示，皆可絕倒。嘗欲以櫻桃賜其子朝義及周贄，以彩箋敕左右書之曰：「櫻桃一籠子，半赤一半黃，一半與懷王（史朝義封懷王），一半與周贄。」小吏龍譚進曰：「請改為一半與周贄，一半與懷王，則聲韻相葉。」思明曰：「韻是何物！豈可以我兒在周贄之下。」……郡國傳寫，置之郵亭。 《奉天錄》四卷，唐趙元一撰。記唐德宗建中四年（公元783年）至興元二年（公元785年）朱肇亂事。司馬光修《資治通鑑》多引用之，有一定的參考價值。 《李〔絳〕相國論事集》六卷，唐史官蔣偕編。凡收李絳為翰林學士時四十六事，為戶部侍郎事四事，為宰相時十五事，共六十五條。書中載論朋黨事甚激切。 元和七年（公元814年）春，延英〔殿〕對見，奏事了，上發言曰：「朕不知同年之稱，便有情故，除授之際，遽有偏頗，何也？」對曰：「李吉甫、權德輿並非科第；唯臣一人，是進士及第。有同年者，是四海之人，悉非親族，亦有放出身然後始相識，謂同此出身，何得便有情故。每年明經進士及第一百餘人，每年春同年吏部得官一千五百人，亦是同年，言事者知陛下不親小事，敢以此罔上。」 上御延英殿與宰臣言：「向外人言朋黨頗甚，如何？」武元衡、李吉甫未對，而李絳奏曰：「朋黨之稱為臣也。臣歷觀自古及今，帝王最惡者是朋黨。奸臣能揣知上旨，非言朋黨，不足以激怒主心。故小人譖毀賢良，必言朋黨。尋之則無跡，言之則可疑，所以構陷之端，無不言朋黨者。」 朋黨之說，興自元和，迄大中未已，為禍之烈，蓋五十年，在李絳延英殿論事中，就開始見其端倪了。 《封氏聞見記》十卷，唐封演撰。德宗大曆中演曾為邢州刺史，貞元中為檢校吏部郎中兼御史中丞。四庫入雜家類。書中載： 天寶中，御史大夫王……宅內有自雨亭，從檐上飛流四注，當夏處之，凜若高秋。 高利自濠州改為楚州，時江淮米貴，職田每得粳米，直數千貫。準例替人五月五日以前到者得職田，利慾以讓前人，發濠州，所在故為淹泊，候過數日，然後到州，士子稱焉。 蕭誠自務禮翰，李邕自京別書，二人俱在南中，蕭有所書，將謂稱意，以呈邕，邕輒不許。蕭……遂假作古帖數幅，朝夕把玩，令其故暗，見者皆以為數百年書也。蕭詣邕云：「有右軍真跡，寶之久矣，欲呈大匠。」李欣然願見。蕭故遲回旬日，未肯出也。後因論及，李固請見……蕭於是令家童歸……取……既至，李尋繹良久，不疑其詐，云：「是真物，平生未見。」在坐者咸以為然。數日，蕭默候邕賓客雲集，因謂李曰：「公常不許誠書，昨所呈數紙，幼時書，何故呼為真跡，鑒將何在？」邕愕然曰：「試更取之。」及見，略開視，置床上曰：「子細看之，亦未能好。」 《尚書故實》一卷，唐李綽撰。四庫入雜家類。書中載： 元載破家，籍財貨諸物，得胡椒九百石。 構聖善寺佛殿僧惠范，以罪沒入其財，得一千三百萬貫。 李抱真之鎮潞州也（德宗建中初），軍計匱闕，計無所為。有老僧大為郡人信服，抱真因詣之，謂曰：「假和尚之道以利軍中，可乎？」僧曰：「無不可。」抱真溫言請於鞠場焚，某當鑿一地道通連，候火作，即潛以相出。僧喜從之。遂陳狀聲言，抱真命於鞠場積薪儲油，因為七日道場，晝夜香燈梵唄雜作……僧仍升座執爐、對眾說法。……士女駢填，舍財億計。滿七日，遂送柴積，灌油發焰，擊鐘念佛，抱真密已遣人填塞地道。俄頃之際，僧炭並灰。數日，籍所得貨財，輦入車資庫，別求所謂舍利者數十粒，造塔貯焉。 又說洛中頃年有僧得數粒所謂舍利者，貯於璃器中，晝夜香燈，檀施之利，日無虛焉。有士子迫於寒餒，因請僧願得舍利，掌而觀瞻，僧遂出瓶授與，遽即吞之，僧惶駭如狂，復慮聞之於外。士子曰：「與吾幾錢，當服藥出之。」僧聞喜，遂贈二百緡，仍取萬病丸與吃，俄頃泄痢，以盆盎盛貯，濯而收之。 把僧侶貪財的嘴臉，揭露無遺。 《劉賓客（劉禹錫）嘉話錄》一卷，唐韋絢撰。韋絢，韋執誼子，歷江陵少尹，咸通（公元860至873年）中，官至義武軍節度使。書成於大中十年（公元856年），四庫入小說家類。書中載： 楊國忠嘗會諸親，時知吏部銓事，且欲大噱。已設席，呼選人名，引入於中庭，不問資序，短小者道州參軍（道州出侏儒），胡者湖州文學，簾中大笑。 劉僕射晏五鼓入朝，中路見賣蒸胡之處，勢氣騰輝，使人買之，以袍袖包裙帽底啖之。且謂同列曰：「美不可言，美不可言。」 大司徒杜公（佑）在維揚也，曾召賓幕閒語：「我致政之後，必買一小駟八九千者，飽食訖而跨之，著一粗布襴衫，入市看盤鈴傀儡足矣。」 《因話錄》六卷，唐趙撰。開成三年（公元838年），以進士擢第。大中七年（公元853年），為左補闕，後為衢州刺史。是書四庫入小說家類。 《大唐傳載》一卷，不著撰人名氏。記唐初至元和中雜事，四庫入小說家類。 《教坊記》一卷，唐崔令欽撰。四庫入小說家類。 《入唐求法巡禮行記》，日本求法僧圓仁撰。書中載唐王朝事，如： 〔太和九年十一月〕應宰相及王相公已上，計煞宰相及大宰都廿人，亂煞計萬人以上。 開成五年二月廿二日，又聞開成天子今年正月三日崩。聞新天子（宣宗）上位，城中殺卻四千餘人，先帝（文宗）時承恩者也。 開成五年三月二日……牟平縣至登州，傍北海行。比年蟲災，百姓飢窮，吃橡為飯。 三月廿五日，從登州文登縣至此青州，三四年來，蝗蟲災起，吃卻五穀，官私飢窮，登州界專吃橡子為飯。糧食難得，粟米一斗八十文，粳米一斗一百文，無糧可吃。 八月十日早發，西行三十里稷山縣。黃（蝗）蟲滿路，及城內人家無地下腳。宿齋後，復西行六十五里，黃（蝗）蟲滿路，吃粟谷盡，百姓憂愁。 八月十六日，渡洛河。從洛河西，穀苗黃（蝗）蟲吃盡，村鄉百姓愁盡。 說明文宗開成末年，蝗蟲為災，百姓無食可吃。同時也提甘露事變，殺人上萬，及文宗死，又殺四千餘人，這些記載，都較正史為詳。可見此書史料價值較高。 《牛羊日曆》一卷，唐劉軻撰。劉軻站在李德裕一派立場上，攻擊牛僧孺、楊虞卿、楊漢公、李宗閔。牛僧孺有妾真珠，能歌善舞，白居易、劉禹錫詩中都曾道及。此書說真珠本是李願之伎，牛僧孺的黨羽，以計賺取，進獻於牛。又如訾毀牛僧孺「作《周秦行紀》，呼德宗為沈婆兒，謂睿聖皇太后為沈婆，此乃無君甚矣。」劉軻公開利用著述來攻擊其政敵，可謂用心極其險惡。 《酉陽雜俎》二十卷，續集十卷，唐段成式撰。成式，宰相段文昌子，官至太常卿。梁元帝賦：「訪酉陽之逸典。」書蓋取名於此。「其書多詭怪不經之談，荒渺無稽之物，而遺文秘籍，亦往往錯出其中」，故「自唐以來，推為小說家之翹楚，莫或廢也」（《四庫全書總目》）。書中載： 舊言月中有桂，有蟾蜍，故異書言月桂高五百丈，下有一人常斫之，樹創隨合。人姓吳名剛，西河人，學仙有過，謫令伐樹。（《天咫》） 突厥事祆神，無祠廟，刻氈為形，盛於皮袋，行動之處，以脂酥塗之，或系之竿上，四時祀之。（《境異》） 上都街肆惡少，率髡而膚劄，備眾物形狀，恃諸軍張拳強劫……今京兆薛公元賞上言白令里長潛部約三十餘人悉杖煞屍於市……又高陵縣捉得鏤身者宋元素，刺七十一處，左臂曰：「昔日已前家未貧，苦將錢物結交親。如今失路尋知己，行盡關山無一人。」（《黥》） 李夷簡，元和末在蜀，蜀市人趙高好鬥，常入獄，滿背鏤毗沙門天王，吏欲杖背，見之輒止，恃此轉為坊市患害。左右言於李，李大怒，擒就廳前，索新造筋棒，頭徑三寸，叱杖子打天王盡則已，數三十餘不絕。經旬日，袒衣而歷門叫呼，乞修理功德錢。（《黥》） 大曆已前，士大夫妻多妒悍者，婢妾小不如意，輒印面，故有月點、錢點。（《黥》） 寧王常獵於縣界，搜林，忽見草中一櫃，扃鎖甚固。王命發視之，乃一少女也。問其所自，女言「姓莫氏，父亦曾作仕，叔伯莊居，昨夜遇光火賊，賊中二人是僧，因劫某至此」。動婉含，冶態橫生，王驚悅之，乃載以後車，時……方獲一熊，置櫃中如舊鎖之。時上方求絕色，王以莫氏衣冠子女，即日表上之，具其所由，上令充才人。經三日，京兆奏：「縣食店有僧二人，以錢一萬，獨賃店一日一夜，言作法事。唯舁一櫃入店中，夜久膊有聲，店戶人怪。日出不啟門，撤戶視之，有熊沖人走出，二僧已死，骸骨悉露。」上知之大笑，書報寧王云：「寧哥大能處置此僧也。」莫才人能為秦聲，當時號莫才人囀焉。 《東觀奏記》三卷，唐裴庭裕撰。龍紀（公元889年）、大順（公元890至891年）、景福（公元892至893年）之際，杜讓能為宰相，監修國史，右補闕裴庭裕等專修宣宗實錄，書未成，庭裕但采宣宗事，成《東觀奏記》三卷，即此書。司馬光修《資治通鑑》多采其說，但亦不完全信它。「蓋聞見所及，記近事者多確；恩怨未盡，記近事者亦多誣，自古而然，不但此書」（《四庫全書·史部·雜史類·東觀奏記》），書中載： 武宗朝，任宰相李德裕，德裕雖宰相子，文學過人。性孤峭，疾朋黨如仇讎，擠牛僧孺、李宗閔、崔珙於嶺南，楊嗣復……李公珏以會昌初冊立事，亦七年嶺外。上（宣宗）即位之後，嶺表五相，同日遷北，以吏部尚書李珏為檢校尚書右僕射，充淮南節度使。 憲宗皇帝晏駕之夕，上雖幼，頗記其事，追恨光陵（穆宗）商臣之酷，即位後，誅鋤惡黨，無漏網者。時郭太后（憲宗正配）無恙，以上英察孝果，且懷慚懼，時居興慶宮，一日，與二侍兒同升勤政樓，倚衡而望，便欲殞於樓下，欲成上過，左右即持之，即聞於上，上大怒，其夕太后暴崩，上志也。 武宗好長生久視之術，於大明宮築望仙台，勢侵天漢。上（宣宗）始即位，斥道士趙歸真杖殺之，罷望仙台。 裴稔為學士，一日加承旨。上幸翰林，稔寓直，便中請（當作中謝）。上曰：「加官之喜，不與妻子相面，得否？便放卿歸。」稔蹈謝，卻召，上以御盤果實賜之，稔即以衫袖張而跪受。上顧一宮嬪取項下小帛裹以賜稔。稔父度，元和中君臣魚水之分，遂於稔恩禮亦異焉。 上延英聽政，問宰臣白敏中曰：「憲宗遷座景陵，龍行次，忽值風雨，六宮百官盡避去，惟有一山陵使胡而長，攀靈駕不動，其人姓氏為誰，為我言之。」敏中奏：「景陵山陵使令狐楚。」上曰：「有兒否？」敏中奏：「長子緒，見任隨州刺史。」上曰：「可任宰相否？」敏中曰：「緒小患風痹，不任大用。次子見任湖州刺史，有台輔之器。」上曰：「追來。」翌日，授考功郎中、知制誥，到闕，召充翰林學士，間歲，遂立為相。 《幽閒鼓吹》一卷，唐張固撰。載唐憲宗至宣宗遺事，四庫入小說家類。書中載： 宣宗囑念萬壽公主，蓋武皇世有保護之功也。駙馬鄭尚書（顥）之弟，嘗危疾，上使訊之。使回，上問：「公主視疾否？」曰：「無。」「何在？」曰：「在慈恩寺看戲場。」上大怒，且嘆曰：「我怪士大夫不欲與我為親，良有以也。」命召公主，公主走輦至，則立於階下不視，久之……上責曰：「豈有小郎病，乃親看他處乎？」立遣歸宅。畢宣宗之世，婦禮以修飾。 裴公休在相位，一日奏對，宣宗曰：「今賜卿無畏，有何貯畫，言之。」公嘗蓄論儲宮之意，至是乃頓首以諫，上曰：「若立儲君，便是閒人。」公不敢盡言而退。 丞相牛公（僧孺）應舉，知於相之奇俊也，特詣襄陽求知（於自貞元十四年任山南東道節度使，鎮襄陽，至元和三年入為宰相），住數月，兩見，以海客遇之。牛公怒而去，去後忽召客將問曰：「累日前有牛秀才，發未？」曰：「已去。」「何以贈之？」曰：「與之五百（文）。」「受之乎？」曰：「擲之於庭。」於公大恨，謂賓佐曰：「某蓋事繁，有闕違者。」立命小將齎絹五百，書一函追之，曰：「未出界即領來；如已出界，即送書信。」小將於界外追及，牛公不啟封揖回。 《松窗雜錄》一卷，唐李撰。四庫入小說家類。書中載： 狄仁傑之為相也，有盧氏堂姨，居於午橋南別墅，姨止有一子，而未嘗來都城親戚家，梁公每遇伏臘晦朔，修禮甚謹。嘗經甚雪，多休暇，因候盧姨安否。適見表弟挾弓矢攜雉兔來歸，膳味進於北堂，顧揖梁公，意甚輕簡。公因啟姨曰：「某今為相，表弟有何樂從，願悉力以從其旨。」姨曰：「相自貴爾，有一子，不欲令其事女主。」公大慚而退。 太和開成中，有程修己者，以善畫得進。……會春暮，內殿賞牡丹花。上頗好詩，因問修己曰：「今京邑傳唱牡丹花詩，誰為首出？」修己對曰：「臣嘗聞公卿間多吟賞中書舍人李正封詩曰：『天香夜染衣，國色朝酣酒。』」上聞之，嗟賞移時。 《雲溪友議》三卷，唐范攄撰。四庫入小說家類。《新唐書·藝文志》《雲溪友議》下注云：「咸通時，自稱五雲溪人。」 《杜陽雜編》三卷，唐蘇鶚撰。鶚，武功人，光啟（公元885至888年）中，以進士擢第。是編所記，上起代宗廣德元年，下盡懿宗咸通十四年，凡十朝之事。四庫入小說家類。書中載： 魚朝恩專權使氣，公卿不敢仰視。宰臣或決政事，不預謀者，則睚眥曰：「天下之事，豈不由我乎。」……朝恩幼子曰令徽，年十四五，始給事於內殿，上以朝恩故，遂特賜綠焉（唐制，六品七品以綠）。未浹旬月……朝恩……於上前奏曰：「臣幼男令徽，處眾僚之下，願陛下特賜金章以超其等。」上未及語，而朝恩已令所司捧紫衣（三品以上服紫）而至，令徽即謝於殿前，上雖知不可，強謂朝恩曰：「卿兒著章服，大宜稱也。」 《蘇氏演義》二卷，唐蘇鶚撰。四庫入雜家類。書中載： 陸法言著《切韻》，時俗不曉其韻之清濁，皆以法言為吳人而為吳韻也。此大誤也，法言本代北人，世為部落大人，號步孤氏，後魏孝文帝改為陸氏。及遷都洛陽，乃下令曰：「從我入洛陽，皆以河南洛陽為望也。」（後魏徵西將軍東平王陸俟生騏，騏曾孫爽，爽子法言。） 《桂苑叢談》一卷，不著撰人真名，題馮翊子撰。四庫入小說家類。書中記南北朝事六條，唐代事十二條。中載： 進士……張祜，下第後多游江淮……歲余薄有資力。一夕，有非常人妝束甚武，腰劍手囊，囊中貯一物，流血殷於外，入門謂曰：「此非張俠士居也？」曰：「然。」揖客甚謹。既坐，客曰：「有一仇人之恨十年矣，今夜獲之，喜不能已。」因指囊曰：「此其首也。」問張曰：「有酒店否？」命酒飲之。飲訖曰：「去此三千里，有一義士，予欲報之，若濟此夕，則平生恩仇畢矣。聞公義氣，能假予十萬緡否？立欲酬之，是予願畢，此後赴蹈湯火，誓無所憚。」張深喜其說，且不吝嗇，即傾囊燭下籌其縑素，中品之物，量而與焉。客曰：「快哉！無所恨也。」遂留囊首而去，期以卻回。既去，及期不至，五鼓絕聲，杳無蹤跡。又慮囊首彰露，以為己累，客且不來，計無所出，乃遣家人開囊視之，乃豕首也。由是豪俠之氣頓衰矣。 《劇談錄》二卷，唐康駢撰。駢，池陽人。乾符四年（公元877年），以進士擢第，官崇文館校書郎。書中載： 曲江池……開元中疏鑿，遂為勝境。其南有紫雲樓、芙蓉苑，其西有杏園、慈恩寺，花卉環周，煙水明媚，都人游賞，盛於中和上巳之節。彩幄翠幬，匝於堤岸，鮮車健馬，比肩擊轂。上已即賜宴臣僚……百辟會于山亭，恩賜太常及教坊聲樂，池中備彩舟數隻，唯宰相三使北省官與翰林學士登焉……入夏則菰蒲蔥翠，柳陰四合，碧波紅蕖，湛然可愛。好事者賞芳辰，玩清景，聯騎系觴，不絕。 含元殿，國初建造，鑿龍首崗以為基趾。彤墀砌，高五十餘尺。左右立棲鳳翔鸞二崗，龍尾道出於闕前，倚欄下瞰，前山如在諸掌。殿去五門二里，每元朔朝會，禁軍與御仗宿於殿庭，金甲葆戈，雜以綺繡，羅列文武，纓序立，蕃夷酋長仰觀玉座，若在霄漢，識者以為自姬漢之代迄於亡隋，未有如斯之盛。 大中年，韋舉進士，詞學優贍，而貧窶滋甚。歲暮饑寒，無以自給。有韋光者，以宗黨輟新居外舍館之。放榜之夕，風雪凝互，報光成名者絡繹而至，略無登第之耗。光延之於庭際小閣，備設肴饌慰安之……夜分歸於所止，擁爐而坐。愁嘆無已。候光成名，將修賀禮。寢榻迫於壞，以橫竹掛席蔽之。……俄而禁鼓忽鳴，榜到，已登第，光之服用車馬，悉皆遺焉。 《平巢事跡考》一卷，宋人撰，不著名字。四庫入雜史類存目。 《三水小牘》一卷，唐皇甫枚撰。懿宗咸通（公元860至874年）中，枚曾為汝州魯山縣令。唐末旅食汾晉，寫成此書。書中載： 乾符丁酉歲（公元877年）秋七月，詔以左衛將軍劉秉仁為江〔州〕刺〔史〕。劉公自京將一橐駝至郡，自風而逸於廬山下。南土無此畜，人睹而大驚，因聚徒擊射至斃。乃列狀於太守曰：「獲廬水精。」劉公訝其事，既至，愀然曰：「此吾駝也。」乃命瘞於江。 《廣陵妖亂志》一卷，唐鄭延晦撰。記高駢敗亡事。 《南楚新聞》，唐尉遲樞撰。所記唐末捉梢郭使君及看馬李僕射，後世小說，多取之作為題材。 江陵有郭七郎者，其家資產甚殷，乃楚域富民之首。……乾符（公元874至879年）初年……是時唐季，朝政多邪，生乃輸數百萬於鬻爵者門，以白丁易得橫州（治寧浦，今廣西橫縣南）刺史。遂決還鄉。時渚宮新罹……亂……生歸舊居……方知弟妹遇兵亂已亡，獨母與二三奴婢處於數間茅屋之下，囊盪空，旦夕以紉針為業。生之行李間有一二千緡，緣茲復得蘇息。乃傭舟與母赴秩（赴任）。過長沙，入湘江，次永州北，江南有佛寺名兜率，是夕宿於斯，結纜於大槦樹下，夜半忽大風雨，波翻岸崩，樹臥枕舟，舟不勝而沉，生與一梢公拽舟登岸，僅以獲免，其餘婢僕生計悉漂於怒浪。遲明投於僧室，母氏以驚得病，數日而殞。生章皇馳往零陵（今湖南零陵）告州牧，州牧為之殯葬，且復贈遺之。既丁憂，遂寓居永郡（即永州，治零陵），孤且貧，又無親識，日夕厄於凍餒。生少小素涉於江湖，頗熟風水間事，遂與往來舟船執梢以求衣食。永州市人呼為捉梢郭使君。自是狀貌異昔，與篙工之黨無異矣。 京華有李光者……以諛佞事田令孜，令孜嬖焉，為左軍使，一旦奏授朔方節度使。敕下翼日無疾而死。光有子曰德權，年二十餘，令孜遂署劇職。會僖皇幸蜀，乃從令孜扈駕，止成都。……數年之間，聚賄千萬，官至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右僕射。後〔陳〕敬暄敗，〔德權〕為官所捕，乃脫身遁於復州（治沔陽，今湖北沔陽西南），衣衫百結，丐食道塗。有李安者，常為復州後槽健兒……念其藍縷，邀至私舍……未半載……安……死，德〔權〕遂更名彥思，請繼李安效力，蓋慕彼衣食耳。尋獲為牧守圉，人有識者，皆目之為看馬李僕射。 《玉泉子》一卷，不著撰人名字。四庫入小說家類。 《雲仙散錄》十卷，亦作《雲仙雜記》，唐馮贄撰。前人以為偽書，雖所引書目，皆歷代史志所未載，然謂之為偽書，則是厚誣古人。四庫入小說家類。書中載： 裴令（度）臨終，告門人曰：「吾死無所系，但午橋莊松雪嶺未成，軟碧池繡尾魚未長，《漢書》未終篇，為可恨耳。」（引《晉公遺語》） 進士不第者，親知供酒肉費，號買春錢。（引《承平舊纂》） 杜甫寓蜀，每蠶熟，即與兒躬行而乞，曰：「如或相憫，惠我一絲兩絲。」（引《浣花旅地誌》） 鄴中老母村人織綾，必三交五結，號八梭綾，匹值米六筐。（引《摭拾精華》） 開成中，物價至微，村落買魚肉者，俗人買，以胡絹半尺；士大夫買，以樂天詩一首兼之。（引《豐年編》） 石誼未娶，聞杜鵑喚歸，嘆曰：「此物催人使歸，使我何所歸耶。」（引《金台錄》） 洛陽振德坊皆貧，例享糟糠之薄，賀知章目為糠市。（引《從容錄》） 《金鑾密記》五卷，唐韓撰，見《新唐書·藝文志》。原書殘缺，此經後人輯錄，故四庫未收。 《瀟湘錄》十卷，唐柳祥撰，見《新唐書·藝文志》。原書殘缺，此經後人輯錄。 《摭言》十五卷，五代王定保撰。四庫入小說家類。此書述唐一代貢舉之制特詳，本書引用特多。 《中唐故事》二卷，南唐尉遲撰。四庫入小說家類。南唐自以為承唐之後，故稱長安為中朝。其書皆記唐宣、懿、昭、哀四朝舊聞。上卷多記君臣事跡、朝廷制度。下卷則雜錄神異怪幻之事。 《金華子》二卷，南唐劉崇遠撰。四庫入小說家類。 《唐闕史》二卷，五代高彥休撰。四庫入小說家類。 《甘澤謠》一卷，唐袁郊撰。四庫入小說家類。 《資暇集》三卷，唐李匡乂撰。四庫入小說家類。書中載： 押牙，武職令有押衙之目，衙宜作牙，此職名非押其衙府也。蓋押牙旗者，又有押節者之類是也。案兵書云：「牙旗者將軍之旌，故必豎牙旗於門，是以史傳咸作牙門字。」 星貨肆，有以筐，以，或倚、或垂鱗其物以鬻者曰星貨鋪，言其列貨叢雜，如星之繁，今俗呼為星火鋪是也。 《刊誤》二卷，唐李涪撰。書中「祭節拜戟」條載： 上元元年（公元760年），宰相呂立戟，有司載戟及門，……乃更吉服，迎而拜之。頗為有識者所嗤。 《續博物志》十卷，宋李石撰。四庫入小說家類。書中載： 黃公好謙，女有國色而謙其美，以為丑也，女至難嫁。有鰥夫冒娶之，乃國色。果信黃公之謙。 《北夢瑣言》十卷，荊南孫光憲撰。四庫入小說家類。書中載： 江陵在唐世號衣冠藪澤，人言琵琶多於飯甑，措大多於鯽魚。 白太傅居易文章冠世，不躋大位。先是劉禹錫太和中為賓客，時李太尉德裕同分司東都。禹錫謁於德裕曰：「近曾得白居易文集否？」德裕曰：「累有相示，別令收貯，然未一披。今日為吾子覽之。」及取看，盈其箱笥，沒於塵坌。既啟之而復卷之，謂禹錫曰：「吾於此人，不足久矣。其文章精絕，何必覽焉。但恐回吾之心。」其見抑也如此。葆光子曰：李衛公之抑忌白少傅，舉類而知也。初文宗命德裕，朝中朋黨，首以楊虞卿、牛僧孺為言。楊、牛，即白公密友也。其不引翼，義在於斯。 唐相國李太尉德裕抑退浮薄，獎拔孤寒，於是朝貴朋黨，掌武（指太尉李德裕）破之，由是結怨，而絕於附會，門無賓客。會昌三年，王相國起知舉，先白掌武，乃曰：「某不薦人，然奉賀今年榜中得一狀元也……」其年，盧肇為狀元及第。 唐吳行魯尚書，彭州人。少年事內官西門軍容，小心畏慎，每夜溫溲器以奉之，深得中尉之意……爾後假以軍職，除彭州刺史，為盧耽相公西川行軍司馬，御蠻有功，歷東西川山南三鎮節旄。 宋統一宇內，宋太宗於太平興國二年（公元977年）三月，下詔命李領銜撰集《太平廣記》五百卷，目錄十卷。太平興國三年八月，書成表進。這一部書採摭宏富，引書凡三百四十四種，可謂宋以前筆記小說之淵藪。要研究唐人筆記小說，主要依靠這部《太平廣記》。這裡略舉三事，一是講瓊山郡守擁有奴隸之眾多，二是武昌官妓之能詩，三是前蜀時有女扮男妝之才女。 瓊山（今海南海口南六十里）郡守韋公幹者，貪而且酷，掠良家子為臧獲，如驅犬豕。有女奴四百人，執業者太半，有織花縑文紗者，有伸角為器者，有熔鍛金銀者，有攻珍木為食具者，其家如市，日考月課，唯恐不程。（引《投荒雜錄》） 韋蟾廉問鄂州，及罷任，賓僚盛陳祖席，蟾遂書《文選》句云：「悲莫悲兮生別離，登山臨水送將歸。」以箋毫授賓，請續其句。座中悵望，皆思不屬。逡巡，女妓泫然起曰：「某不才，不敢染翰，欲口占兩句。」韋……令隨口寫之，「武昌無限新栽柳，不見楊花撲面飛」。座客無不嘉嘆。韋令唱作《楊柳枝詞》，極歡而散。（引《抒情詩》） 王蜀（前蜀）有偽相周庠者……時臨邛失火，黃崇嘏才下獄，便貢詩一章曰：「偶離幽隱住臨邛，行止艱貞比澗松。何事政清如水鏡，絆他野鶴向深籠。」周覽詩，遂召見，稱鄉貢進士，年三十許，只對詳敏，即命釋放。後數日，獻歌，周極奇之，名於學院與諸生侄相伴。善棋琴，妙書畫。翌日，薦攝府司戶參軍……胥吏畏伏，案牘麗明。周既重其英聰，又美其風彩，在任將逾一載，遂欲以女妻之。崇嘏又袖封狀謝，仍貢詩一篇曰：「一辭拾翠碧江涯，貧守蓬茅但賦詩。自服藍衫居板掾，未拋鸞鏡畫蛾眉。立身卓爾青松操，挺志鏗然白璧姿。幕府苦容為坦腹，速天速變為男兒。」周覽詩驚駭不已，遂召見詰問，乃黃使君之女，幼失覆蔭，唯與老奶同居，元未從人。周益仰貞潔，郡內咸皆嘆異。旋乞罷歸臨邛之舊隱，竟莫知存亡焉。（引《玉溪編事》） 《唐語林》八卷，宋王讜撰。讜，宋徽、欽時人。是書收唐小說筆記五十家，仿《世說新語》分為五十二門，記唐代事。所引諸書五十種中，大概三十種具存，二十種已散失，可惜其書沒有仿《太平廣記》例，每條注出引書書名。書中載： 劉晏為諸道鹽鐵轉運使，時軍旅未寧，西蕃入寇，國用空竭。始於揚州轉運，船始以十隻為一綱，載江南谷麥，自淮泗入汴，抵河陰，每船載一千石。揚州遣軍將押至河陰之門，填闕一千石。轉相授給，達太倉，十運無失，即授優勞官。汴水至黃河迅急，將吏典主，無不發白……晏初議造船，每一船用錢百萬，……乃置十場於揚子院，專知官十人，競自營辦。 韓愈病將卒，召群僧曰：「吾不藥，今將病死矣。汝詳視吾手足支體，無誑人云韓愈癩死也。」 李相宗閔知貢舉，門生多清雅俊茂，唐沖、薛庠、袁都，時謂之玉筍。 盧肇、黃頗同游李衛公門下，王起再知貢舉，訪二人之能。或曰：「盧有文學，黃能詩。」起遂以盧為狀頭，黃第三人。 李衛公以己非科第，常嫉進士。及為丞相，權要束手。王起知舉，將入貢院，請德裕所欲。德裕曰：「安問所欲，借如盧肇、丁棱、姚頡，不可在擊流內也。」起從之。或曰：「德裕初為某處從事時，同院有李評事者，進士也，與德裕官同。有舉子投卷，誤與德裕，舉子即悟，復請之曰：『文軸當與及第李評事，非公也。』由是德裕多排斥之。」 李衛公在珠崖郡，北亭謂之望闕亭，公每登臨，未嘗不北睇悲咽。題詩云：「獨上江亭望帝京，鳥飛猶是半年程。碧山也恐人歸去，百匝千遭繞郡城。」又郡有一古寺，公因步游之。至一老禪院，坐久，見其內壁掛十餘葫蘆，指曰：「中有藥物乎？弟子頗足疲，願得以救。」僧嘆曰：「此非藥也，皆人骼灰耳。此太尉當朝時，為私憾黜於此者，貧道憫之，因收其骸焚之，以貯其灰，俟其子孫來訪耳。」公悵然如失，返步心痛，是夜卒。 李衛公（德裕）頗升寒素，舊府解有等第，衛公既貶，崔少保龜從在省，子殷夢為府解元。廣文諸生為詩曰：「省司府局正綢繆，殷夢元知作解頭。三百孤寒齊下淚，一時南望李崖州。」盧渥司徒以府元為第五人，自此廢等第。 《釣磯立談》一卷，南唐處士史虛白之子某撰。書前有《自序》云：「叟，山東一無聞人也。清泰（公元934至936年）年中，隨先校書避地江表，始營釣磯於江渚。割江之後，先校書不祿，叟嗣守敝廬，不復以進取為念。王師吊伐，時移事往，將就蕪沒，隨意所向，跡之於紙，得二百二十許條，題之曰《釣磯立談》云云。」四庫入載記類。書中載： 韓熙載上疏請誅斬〔陳覺、馮延魯〕以謝國人。其略云：「擅興者無罪，則疆埸生事之臣，恬不知畏；喪師者獲存，則行陣郊死之士，何視而對。」元宗不能用其語。 其後閩土叛渙，竟成遷延之兵，湖湘既定而後變，地不加辟，財乏而不振。令耶律南入，中國大亂，邊地連表請命，而南唐君臣束手無能延納者。韓熙載上疏請乘釁北略，而兵力頓匱，茫洋不可為計。刮瘍裹創，曾未得稍完，而周祖受命，世宗南征，全淮之地，再戰而失。元宗始自嘆恨，厭厭以至於棄代。 《江南野史》十卷，宋龍袞撰。據鄭樵《通志》，此書原本二十卷，已佚其半。四庫入載記類。 《江南別錄》一卷，宋陳彭年撰。四庫入載記類。 《江表志》三卷，宋鄭文寶撰。四庫入載記類。 《南唐近事》一卷，宋鄭文寶撰。四庫入小說家類。 《南唐書》三十卷，宋馬令撰。令，北宋末年人。四庫入載記類。書中載： 保大四年二月，命建州制乳茶號京挺，臘茶之貢自此始，罷陽羨茶。 保大十有六年，元初，括定民賦，每正苗一斛別輸三斗於官廩，授鹽二斤，謂之鹽米。至是淮甸鹽場皆入於周，遂不支鹽，而輸米如初，以為定式。 《南唐書》十八卷，宋陸游撰。四庫入載記類。書中載： 金陵數大水，秦淮溢，東關尤被害。彥能請築堤為斗門，疏導之，水患稍息。（《刁彥能傳》） 《江南余載》二卷，失撰人名。四庫入載記類。書中載： 錢氏科斂苛慘，民欠升斗，必至徒刑。湯悅、徐鉉嘗使焉，雲夜半聞聲若獐麂啼叫。及曉問之，乃縣司催科耳。其民多裸行，或以篾竹系腰。 徐知訓在宣州，聚斂苛暴，百姓苦之。入覲侍宴，伶人戲作綠衣大面若鬼神者，傍一人問誰何？對曰：「我宣州土地神也。吾主入覲，和地皮掘來，故得至此。」 張崇帥廬州，人苦其不法，因其入覲，相謂曰：「渠伊必不復來矣。」崇聞之，計口征渠伊錢。明年又入覲，州人不敢交語，唯道路相目，捋須為慶而已。崇歸，又征捋須錢。 《吳越備史》四卷，《補遺》一卷，舊本題宋武勝軍節度掌書記范、巡官林禹撰。四庫入載記類。書中載： 貞明五年（公元919年）夏四月，〔文穆〕王率水師大小戰艦五百餘艘……伐淮南……大戰於狼山江。命進火油焚之。火油得之海南大食國，以鐵筒發之，水沃，其焰彌甚。 忠獻王即位，命境內給復一年……又命田園有隸道宮佛寺比入賦稅者悉免。 《三楚新錄》三卷，宋周羽翀撰。四庫入載記類。按三楚，謂長沙馬殷、武陵周行逢、江陵高季興，皆據楚地稱王，故論次其興廢本末，以一國為一卷。 《錦里耆舊傳》四卷，宋句延慶撰。四庫入載記類。述前蜀、後蜀事。 《蜀杌》二卷，宋張唐英撰。四庫入載記類。 《鑒誡錄》十卷，蜀何光遠撰。光遠，後蜀孟昶廣政初，官普州軍事判官。四庫入小說家類。 《蜀鑒》十卷，宋郭允韜撰。四庫入紀事本末類。書中載： 〔前蜀亡〕得兵三十萬，馬九千五百匹，兵器七百萬，糧二百五十三萬石，錢一百九十三萬緡，金銀二十二萬兩，珠玉犀象二萬，紋錦綾羅五十萬匹。（郭崇韜率蜀中富民輸犒賞錢五百萬緡。晝夜督責，有自殺者。） 〔天成二年（公元927年）〕孟知祥置三場於漢州榷鹽……歲得錢七萬緡。 《五國故事》二卷，失撰人名。四庫入載記類。五國指南唐李氏、前蜀王氏、後蜀孟氏、南漢劉氏、閩王氏。書中載： 蜀中每春三月為蠶市，至時貨易畢集，填委，蜀人稱其繁盛。 《五代史闕文》一卷，宋王禹偁撰。四庫入雜史類。 《五代史補》五卷，宋陶岳撰。四庫入雜史類。書中載： 太祖（朱溫）之用兵也，法令嚴峻……然健兒且多竄匿，州郡疲於追捕，因下令文面。健兒文面，自此始也。 後唐明宗之在位也，一旦幸倉場觀納。時主者以車駕親臨，懼得其罪，較量甚輕。明宗因謂之曰：「……今輕量如此，其後銷折，將何以償之。」對曰：「竭盡家產，不足，則繼之以身命。」明宗曰：「只聞百姓養一家，未聞一家養百姓。今後每石加二斗耗，以備鼠雀侵蟲。」謂之鼠雀耗，倉糧起自此也。 《九國志》十二卷，宋路振撰。九國指吳楊氏、南唐李氏、吳越錢氏、前蜀王氏、後蜀孟氏、南漢劉氏、北漢劉氏、閩王氏、荊南高氏。 《十國春秋》一百十四卷，清吳仕臣撰。這是十國歷史的總集，四庫入載記類。 《南唐拾遺記》一卷，清毛先舒撰。四庫入載記類存目。書中載： 韓熙載在南唐，多置女僕，客至雜坐，熙載語僧德明云：「吾為此行，正欲避國家入相之命。」僧問何故避之，曰：「中原常虎視於北，一旦真主出，江南棄甲不暇，吾不能為千古笑端。」 李煜既降宋，太祖因宴煜，顧近臣曰：「當不忝作一翰林學士。」 龍袞《江南別錄》云：李國主小周后隨後主歸朝，封鄭國夫人。例隨命婦入宮，每一入輒數日，出必大泣，罵後主，後主多宛轉避之。 李煜歸宋後，鬱鬱不樂，見於詞語。在賜第，七夕命故伎作樂，聲聞於外，太宗怒。又傳「小樓昨夜又東風」，並坐之，遂被禍。 宋人筆記有很多涉及唐五代典章制度，如： 《澠水燕談錄》十卷，宋王辟之撰。四庫入小說家類。書中載： 唐以中官為樞密使，與中尉謂之內貴。梁為崇政院使，後唐舊有帶相印者，分東西二院，晉廢。 唐末始分度支、鹽鐵、戶部專領財賦，唐明宗始號三司，總以一司。 《春明退朝錄》三卷，宋宋敏求撰。四庫入雜家類。書中載： 唐大帝時，始有同中書門下三品，時中書令、侍中皆正三品，大曆中並升為二品。晉天福五年，升中書門下平章事為正二品。 唐制，宰相四人，首相為太清宮使，次三相皆帶館職宏文館大學士、監修國史、集賢殿大學士，以此為次序。 《唐日曆》貞觀十年十月，始詔用黃麻紙寫詔敕。又曰：上元三年閏三月，戊子敕：制敕施行，既為永式，比用曰紙，多有蟲蠹，自今已後，尚書省頒下諸司，及州下縣，宜並用黃紙。 《能改齋漫錄》十八卷，宋吳曾撰。四庫入雜家類。書中載： 唐宣宗時，中書門下奏：「若官度僧尼有闕，則擇人補之，仍申祠部給牒。其欲遠遊尋師者，須有本所公驗。」乃知本朝僧尼出遊給公驗，自唐已然矣。 《辯蜀論》：「自頃諸公議論，頗以蜀人為疑。」予後因讀外史《杌》，見五代時，後唐魏王伐蜀之後，朝廷頗疑蜀人，凡有勢力貲產之族，悉令遣入蜀。隱士張立為詩曰：「朝廷不用憂巴蜀，稱霸何曾是蜀人。」 《容齋隨筆》十六卷，《續筆》十六卷，《三筆》十六卷，《四筆》十六卷，《五筆》十卷，宋洪邁撰。四庫入雜家類。書中載： 〔唐人避諱條〕唐人避家諱甚嚴……李賀應進士舉忌之者斥其父名晉肅，以進與晉字同音，賀遂不敢試。……裴德融諱皋，高鍇禮部侍郎典貢舉，德融入試。鍇曰：「伊諱皋，向某下就試，與及第，困一生事。」……《語林》載崔殷夢知舉，吏部尚書歸仁晦托弟仁澤，殷夢唯唯而已。無何，仁晦復詣托之，至於三四。殷夢斂色端笏曰：「某見進表讓此官矣。」仁晦始悟己姓，殷夢諱也。案《宰相世系表》，其父名龜從，此又與高相類。且父名晉肅，子不得舉進士；父名皋，主不得於主司姓高下登科；父名龜從，子不列姓歸人於科籍，揆之禮律，果安在哉？後唐天成（公元926至929年）初，盧文紀為工部尚書，新除郎中於鄴公參，文紀以父名嗣業，與同音，竟不見。鄴憂畏太過，一夕雉經於室。文紀坐謫石州司馬。此又可怪也。 李衛公（德裕）在朱，表弟某侍郎遣人餉以衣物，公有書答謝之，曰：「天地窮人，物情所棄，雖有骨肉，亦無音書，平生舊知，無復弔問。閣老至仁念舊，再降專人，兼賜衣服器物茶葉至多，開緘發紙，涕咽難勝。大海之中，無人拯恤，資儲盪盡，家事一空，百口嗷然，往往絕食，塊獨窮悴，終日苦飢，唯恨垂沒之年，須作餒而之鬼。十月末，伏枕七旬，藥物陳裛，委命信天，幸而自活。」書後雲「閏十一月二十日，從表兄崖州司戶參軍同正李德裕狀侍郎十九弟」。按德裕以大中十二年十月，自潮州司馬貶崖州，所謂閏十一月，正在十三年，蓋到崖才十餘月耳，而窮困苟生已如是。《唐書》本傳云：「貶之明年卒」，則是此書既發之後，旋踵下世也。 〔唐宰相不歷守令條〕唐楊綰、崔祐甫、杜黃裳、李藩、裴皆稱英宰，然考其履歷，皆未嘗為刺史守令……然則後之用人，必言踐揚內外，諳熟民情，始堪大用，殆為隘矣。 偶閱大中祥符間太常博士許載著《吳唐拾遺錄》，所載多諸書未有者。其勸農桑一篇正云：吳順義（公元921至927年）年中，差官興版簿，定租稅。厥田上上者，每一頃稅錢二貫一百文；中田一頃，稅錢一貫八百；下田一頃，千五百，皆足陌見錢。如見錢不足，許依時價折以金錢。算計丁口課調，亦科錢。宋齊丘時為員外郎，上策乞虛抬時價，而折、綿、絹本色，曰：「江淮之地，唐季以來，戰爭之所。今兵革乍息，黎氓始安，而必率以見錢，折以金銀，此非民耕鑿可得也，無興販以求之，是為教民棄本逐末耳。」是時，絹每匹時價五百文，六百文，綿每兩十五文，齊丘請絹每匹抬為一貫七百，為二貫四百，綿為四十文，皆足錢，丁口課調，亦請蠲除。朝議喧然沮之，謂虧損官錢，萬數不少。齊丘致書於徐知誥曰：「明公總百官，理大國，督民見錢與金銀，求國富庶，所謂擁彗救火，撓水求清，慾火滅水清可得乎？」知誥得書，曰：「此勸農上策也。」即行之。自是不十年間，野無閒田，桑無隙地。自吳變唐，自唐歸宋，民到於今受其賜……而《九國志》齊丘傳中略不書，《資治通鑑》亦佚此事。 類書的編纂　一直到《隋志》，類書在書目子部里，還附在雜家，到了《舊唐書·經籍志》子部有類事部，《新唐書·藝文志》子部有類書部，開始獨立出來著錄類書。 魏文帝曹丕在黃初元年（公元220年），命繆襲、王象、劉邵、桓范、韋誕等，「集五經群書，以類相從」（《三國志·魏志·劉邵傳》），書成，命曰《皇覽》，全書八百餘萬字，百二十卷，這是中國第一部類書。梁武帝世，劉峻撰《類苑》一百二十卷。梁武帝為了要壓倒它，命何思澄、顧協、劉杳、王子云、鍾嶼、徐僧權等，撰《華林遍略》六百二十卷，自天監十五年（公元516年）起，歷八年乃成書。北齊後主武平三年（公元572年），祖、顏之推、韋道、蕭放、蕭愨等，撰《華林遍略》三百六十卷，分二百四十部以集之（《玉海·藝文·承詔撰述篇》）。 虞世南在隋世為秘書郎，「抄經史百家之事以備用，分八十部，八百一類」（《郡齋讀書志》），合一百七十三卷，名曰《北堂書鈔》。「北堂者，〔秘書〕省之後堂，世南抄書之所」。這部書異名很多，清初朱彝尊所藏，名《大唐類苑》，是抄本。錢曾所藏，名《古唐類苑》，亦是抄本，最為精緻。這部書至今猶存。唐貞觀十五年（公元641年），高士廉、房玄齡、魏徵、楊師道、岑文本、顏相時、朱子奢、劉伯莊、馬嘉運、許敬宗、崔行功、呂才、李淳風、褚遂良、姚思廉、司馬宅相等又奉詔撰成《文思博要》一千二百卷，《目》十二卷。開元世，唐玄宗又命張說類集要事，以教諸王。說乃與徐堅、韋述、余欽、施敬本、張、李銳、孫季良等分撰《初學記》三十卷。開元十六年（公元728年）撰成進奏。宋敏求《春明退朝錄》稱：「唐明皇召集賢院學士徐堅等討論故事，兼前世文辭，撰《初學記》。劉中山子儀（劉筠）愛其書，曰：『非止初學，可為終身記。』」白居易嘗撰《六帖》三十卷，後宋人孔傳亦撰《續六帖》三十卷。在宋代已有人把兩書合併，分析為一百卷。清末端方得宋本白氏《六帖》，已有影印本。《牛羊日曆》是李德裕一派攻擊牛僧孺一派的書，書中稱牛派中人「傳業，乃白居易《六帖》，以為不語先生……三史六經，曾不一面」。可見在當時，舉子已很重視這部《白帖》了。 宋初李受敕撰集《太平御覽》一千卷，這部書是在北齊《修文殿御覽》和唐《文思博要》兩部大類書的基礎上撰成的，收錄隋唐五代故事典章很多，也是研究唐五代的必要參考書。《冊府元龜》一千卷，宋王欽若、楊億撰集。收有唐日曆和實錄。用它來校勘《舊唐書》、《舊五代史》，不但可以校出很多異文來，尤其外臣部所記錄的，皆為《舊唐書》、《資治通鑑》所未曾載錄，史料價值很高。 * * * (1)　偏記謂樂資《山陽公載記》、姚最《梁後略》之類，小錄謂王粲《漢末英雄記》、戴逵《竹林七賢論》之類，逸事謂《汲冢紀年》、《西京雜記》之類，瑣言謂裴啟《語林》、劉義慶《世說新語》之類，郡書謂《陳留耆舊傳》、《汝南先賢傳》、《會稽典錄》之類，別傳謂劉向《列女傳》、徐廣《孝子傳》之類，雜記謂干寶《搜神記》、劉敬叔《異苑》之類，地理書謂盛弘之《荊州記》、羅含《湘中山水記》之類，都邑簿謂《三輔黃圖》、潘岳《關中記》之類。 (2)　海客乘槎事見《博物志》：天河與海通，近世有人居海渚者。年年八月，有浮槎去來不失期。此人乘槎而去，至一處，屋舍甚嚴，遙望宮中多織婦，見一丈夫牽牛渚次飲之。後至蜀問嚴君平，曰某年月日，有客星犯牽牛宿也。 娥奔月事見《續漢書·天文志》注引張衡《靈憲》：「羿請無死之藥於西王母，娥竊之以奔月。將往，枚筮之於有黃。有黃占之，曰：『吉！翩翩歸妹，獨將西行，逢天晦芒，毋驚毋恐，後且大昌。』娥遂託身於月，是為蟾蜍。」 王喬飛鳧事見《後漢書·方術傳》：「王喬……顯宗世，為葉令。有神術，每月朔望，常自縣詣台朝。帝怪其來數，而不見車騎，密令太史伺望之，言其臨至，輒有雙鳧從東南飛來，於是候鳧至，舉羅張之，但得一隻舄焉。乃詔尚方診視，則四年中所賜尚書官屬履也。」 左慈化羊事見《後漢書·方術傳》：「左慈，字元放……少有神道……曹操……欲殺之……遂入走羊群，操知不可得，乃令就羊中告之曰：『不復相殺，本試君術耳。』忽有一老羝屈前兩膝，人立而言曰：『遽如許。』即競往赴之，而群羊數百，皆變為羝……遂莫知所取焉。」 (3)　中州名漢指當時鮮卑貴族輕視漢人，罵漢人為「漢兒」、「一錢漢」等這一歷史事實而說的。 關右稱羌事見《北史·儒林·李業興傳》：「業興……師事徐遵明（遵明，華陰人）於趙魏之間，時有漁陽鮮于靈馥……乃謂曰：『李生久逐羌博士，何所得也？』」　又見《北史·段韶傳》：「宇文護……遣將尉遲迥等襲洛陽……武成召韶……赴洛陽，但以突厥為慮。韶曰：『北虜（突厥）侵邊，事等疥癬，西羌（指北周）窺逼，是膏肓之疾』」。 易臣稱奴事見《宋書·魯爽傳》：魏主「燾始南行，遣爽……向壽陽……仍至瓜步，始得與〔弟〕秀定歸南之謀。燾還至湖陸，爽等請曰：『奴與南有仇，每兵來，常慮禍及墳墓，乞共迎喪還葬國都。』虜群下於其主稱奴，猶中國稱臣也。」 呼母稱姊事見《北齊書·文宣李後傳》，太原王高紹德呼母為姊姊。　又《北齊書·琅邪王儼傳》：「後主泣啟太后曰：『有緣更見家家，無緣永別。』」是亦稱母為家家。　《北史·南陽王綽傳》：「綽兄弟皆呼父為兄兄，嫡母為家家，乳母為姊姊，婦（妻）為妹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