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五代史 · 第一節　唐與海東各國的經濟文化交流

高句麗、百濟、新羅　自魏晉一直到唐初，高句麗、百濟、新羅，在政治、經濟、文化各方面，都和中原王朝有著密切的關係。其中，高句麗也在都城設立太學，還從中原取去許多儒家典籍，包括經、史、子、集等等。在公元372年左右，佛教從中原的北方前秦王朝統治地區傳入高句麗，高句麗的統治階級也就利用佛教來麻醉人民，鞏固他們的統治。高句麗汲取漢文化的有益營養，再加以發展，充實本國的文化，傳播到百濟、新羅，產生了深刻的影響。 百濟也很早通過遼東地區，接觸到中原的文化。它很早就從中原王朝傳入三皇五帝神，公元384年，又從海路，自東晉傳入佛教。尤其在5世紀以後，百濟和南朝的宋、齊、梁、陳，發生了緊密的經濟、文化交流和聯繫，百濟友好使者曾橫渡黃海或東海，來到江南，與中原進行貿易。梁武帝大同七年（百濟聖王明十九年，公元541年），百濟遣使至梁，到達梁都建康，「表請《毛詩》博士，《涅》等經義，並工匠、畫師等」（《三國史記》卷二十六），梁武帝非常友好地滿足了百濟的要求。到了唐初，百濟曾贈與唐「明光鎧」、「鐵甲」、「金甲」、「雕斧」（《三國史記》卷二十七）等，唐也饋贈百濟彩帛等物。中原文化，還通過百濟和高句麗的媒介，給與新羅和日本以一定的影響。 新羅和中國發生外交關係較晚，約6世紀初葉，新羅才派遣使節來梁聘問。到了隋唐時期，關係才逐漸密切起來。當時新羅、百濟、高句麗的統治階級，經常不斷地互相攻擊，「戰爭交起，略無寧歲」（《三國史記》卷二十八）。唐貞觀十七年（公元643年），百濟大舉進犯新羅，取新羅四十餘城；高句麗配合百濟，也占領了新羅四城。新羅向唐求援，貞觀十九年，唐太宗親率大軍進攻高句麗，但由於高句麗上下沉著應戰，唐未能取勝而退師。 唐高宗初年，百濟又進攻新羅，取新羅四十餘城。新羅向唐告急，說新羅的「大城重鎮，並為百濟所並，疆宇日蹙，威力並謝」（《三國史記》卷二十八），唐乃在顯慶五年（公元660年）以大軍渡海，和新羅聯兵攻下百濟首都泗城（今朝鮮白田西），於百濟置熊津都督府。不久，又占領百濟全境。唐與新羅還利用高句麗統治階級內部矛盾激化、政局動盪不穩之際，聯軍攻下高句麗都城平壤。 唐於總章元年（公元668年）攻取平壤城，並於其地置安東都護府。唐的統治引起高句麗和百濟人民的不斷反抗。唐儀鳳元年（公元676年），「徙安東都護府於遼東故城（今遼寧遼陽），先是有華人任安東官者，悉罷之。徙熊津都督府於建安故城（今遼寧營口東南）」（《資治通鑑》唐儀鳳元年）。儀鳳二年，又「移安東都護府於新城」（今遼寧撫順北）（《資治通鑑》唐儀鳳二年）。唐的勢力完全退出半島。 新羅統一朝鮮半島後，新羅和唐朝兩國人民之間的友好關係，有了進一步的發展。新羅商人來唐貿易的人數比較多，他們在中國的商業網，據日本僧人圓仁的《入唐求法巡禮行記》中記載，北起登州（治蓬萊，今山東蓬萊）、萊州（治掖，今山東萊州），南達楚州（治山陽，今江蘇淮安）、泗州（治臨淮，今安徽泗縣），更南抵達揚州（今江蘇揚州）。登州設有新羅館，文登（今山東文登）東界設有新羅所，楚、泗等州都設有新羅坊，專門用來居停新羅商人。新羅商人還自備有航海的船隻，航行於渤海和黃海之間。新羅製造的船隻遠比其他國家的船隻堅固，他們的航海技術，也是當時世界上第一流的。 在新羅和唐朝兩國間的物資交換方面，除了新羅商人以牛、馬、紙、扇等物輸入中國，中國商人以綿、絹、瓷器、銅盤、銅鏡、藤蓆等物輸出至新羅以外，兩國的統治階級，常常採用互相饋贈禮物的形式，來進行特種奢侈品的交易。新羅貴族先後贈送唐貴族的物品中，有果下馬、牛黃、人參、美、朝霞、、魚牙、大花魚牙錦、小花魚牙錦、白布、海豹皮、麩金、金銀器、金銀佛像等等（以上見《三國史記》卷八、卷九、卷十），唐也回贈新羅貴族以綾、錦、羅、彩、銀、銀碗等等貴重禮品。 新羅有許多優秀的工匠，曾遠越滄海，來到中國，他們對中國大陸的開發，作出了一定的貢獻。在中國山東、河北等省，曾發現不少唐代開採的煤礦遺蹟，據說這些礦洞的開採方法，部分是採用新羅的採掘方法的，這說明新羅採礦技術的進步。中國的科學發明和生產技術，也不斷傳入新羅。譬如新羅很早就有飲茶的風氣，卻沒有栽培茶樹。到了唐文宗太和二年（新羅興德王二年，公元828年），新羅入唐使從中國回去，把中國的茶樹移植到新羅，此後不久，新羅就茶樹成林了。中國發明印刷術不久，新羅就吸收了中國的先進技術，還加以提高和改進，印刷出大量精美的書籍來。 新羅繼承三國的文化傳統，同時吸收中國唐朝的文化，創造了相當發達的民族文化。新羅從唐朝初年起，就派遣大批留學生來唐首都長安就學。新羅神文王二年（唐高宗永淳元年，公元682年），仿照唐朝設立國學，國學內設置國子司業、博士、助教等職銜。「教授之法，以《周易》、《尚書》、《毛詩》、《禮記》、《春秋左氏傳》、《文選》，分而為之業」（《三國史記》卷三十八）。由於新羅將中國的儒家經典作為太學生必讀的書籍，因此中國的儒家經典如五經、三史、諸子百家書，大量地流入新羅。例如武則天垂拱二年（公元686年），新羅遣使來唐「請《禮記》並文章。則天令所司寫吉凶要禮，並於《文館詞林》采其詞涉規誡者，勒成五十卷」（《三國史記》卷八，參見《冊府元龜》卷九百九十九），贈送給新羅。因為新羅的文化發展水平很高，因此唐王朝派遣使臣去報聘，要選派飽學醇儒前往，才會受到新羅朝野的歡迎。新羅有很多人能夠寫流暢的漢文，如新羅學者和詩人崔致遠，在中國留學多年，還在僖宗乾符元年（公元874年）進士及第，所著《桂苑筆耕集》二十卷，就是用漢文來寫的，他的寫作水平，可以和中國的作家媲美。新羅的士人，喜愛唐朝詩人的篇什，尤其喜愛長慶詩人白居易的詩，留居長安的新羅商人往往把白居易的新作品抄寄回國，新羅士人就立刻傳誦開來。如果是他人的作品，誤傳是白居易的，新羅士人會根據白居易詩歌獨特的風格，辨別出真偽來，可見他們在中國文學方面造詣之深。 新羅還設置算學博士、助教，以《九章算術》等教授算學生；又置有醫學博士，「以《本草經》、《甲乙經》、《素問經》、《針經》、《脈經》、《明堂經》、《難經》為之業」（《三國史記》卷三十九），以教授醫學生。 新羅古代沒有固定文字，5、6世紀的時候，漢文在新羅逐漸流行。隨著半島的統一和社會經濟的空前發展，新羅人士創造了用漢字的音或義標記新羅語的方法，這種表示方法，稱為「吏讀」。7世紀以後，「吏讀」廣泛流傳開來，逐漸走上規範化的道路。這對以後朝鮮半島民族文化的發展，起了有益的作用。由於新羅的文字和漢文很接近，因此新羅士人也重視漢文的書法，當時有士人金生，他的流暢姿媚的書法，據說可以和二王（王羲之、獻之父子）媲美。 新羅的佛教，是在5世紀中葉從高句麗傳入的，到了公元528年，正式得到國家認可。新羅派遣許多學問僧來唐求法取經，人數多，留居時間長，致使唐王朝作出「新羅、日本僧入朝，學九年不還者，編諸籍」（《新唐書·百官志·崇玄署》）的規定。7世紀時，新羅僧元曉在唐研究法相宗，僧義湘在唐研究華嚴宗，佛教中土各宗在新羅統治階級的大力提倡下，很快發展起來了。8世紀初，新羅僧慧超來唐留學，後來離開唐都長安，由海道去天竺取經，再由陸路回到長安。他著有《往五天竺國傳》，原書久佚，20世紀初在敦煌石窟中發現唐人節錄的一卷本，對於研究八世紀前期五天竺、中亞細亞及中國新疆地區風俗歷史，有重要價值。 王氏高麗的興起　九世紀時，新羅國內階級矛盾十分尖銳，農民起義此伏彼起，波及全國。891年，出身王族的僧侶弓裔，參加梁吉領導的北原（今原州）農民起義軍，得到梁吉的信任，逐步擴大了自己的勢力，控制了半島中、西部。901年稱王，904年以鐵圓（今鐵原）為中心建立摩震國。911年改國號為泰封。 892年，新羅西南海岸守軍的裨將甄萱，率眾起義於武珍州（今光州），攻占半島西南部。900年定都完山州（今全州），稱後百濟，與摩震（泰封）、新羅形成鼎足，史稱後三國。 泰封國王弓裔，逐漸加強對於人民的剝削，人民不能忍受。公元918年，將軍王建乘機率眾推翻弓裔，自立為王，改國號為高麗。泰封國前後共存在十八年。 王建遷都開京（今開城），並以平壤為西京，積極採取措施，來安定人民的生活，實現國土的統一。到了930年，領土已經擴大到現在的清川江。935年，高麗並新羅，次年滅後百濟，從而完成朝鮮半島的統一。王氏高麗「有二京，六府，九節度，百二十郡」（《資治通鑑》後晉天福元年）。 王氏高麗與中國五代各王朝有著頻繁的友好往來。早在後三國時期，為了牽制敵國契丹後方，王建就與後唐修好，一再遣使聘問，饋贈方物，後唐相應地遣使報聘。公元954年（後晉齊王開運二年），王建卒，子武嗣位，遣使向後晉告喪，後晉因命通事舍人郭仁遇等出使高麗。周世宗時，因為銅錢缺乏，而高麗多銅貨，於是在顯德四年（公元957年），特許青州、登州、萊州商人渡海前往購買；次年又命尚書水部員外郎韓彥卿等齎帛數千匹，購銅於高麗，以備鑄錢之用。顯德六年（公元959年），高麗國王王昭（王武子）三次遣使來開封，贈送名馬、織成衣襖、弓劍等物，《別序孝經》等圖書，又贈銅五萬斤。可見當時中國與王氏高麗的交往是很密切的。 日本　從漢代起，中國和日本的經濟、文化交流就發展起來了。到了魏明帝景初二年（公元238年）、正始四年（公元243年）、西晉武帝泰始（公元265—274年）初年，日本三次遣使來聘。從東晉至南朝，日本又前後八次派遣使節到江南來和中國通好，彼此間的友好往來，有了進一步發展。在隋代，日本又四次派遣使節來中國，隋也派遣裴世清報聘，中日間的聯繫更密切了。 中國的先進生產技術和先進文化很早就傳到日本。尤其從西晉起，不少中國人流亡到日本去，這對日本經濟文化的發展，有一定影響。如西晉武帝太康六年（公元285年），有吳服師（縫衣師）自百濟到日本；同年，儒家經典《論語》也傳入日本。南朝宋明帝泰始六年（公元470年），日本曾從中國江南延聘「漢織（北方織工）、吳織（江南織工）及衣縫（縫衣師）兄媛、弟媛等」（《日本書紀·雄略天皇紀》）；過了兩年（公元472年），日本即命令本國栽植桑樹，中國織工的東渡，與日本當時絲織業的發展，有一定的關係。公元610年（日本推古天皇十八年），高句麗僧人曇征還把隋朝和高句麗的製造紙、墨、碾的方法介紹到日本去。 李唐一代，日本前後共派遣十九次聘唐使節來中國訪問，遣唐使有時也稱為「迎入唐使」或「送唐客使」。這十九次遣唐使是： 公元630年（日本舒明二年、唐貞觀四年）八月，日本第一次派遣以犬上三田耜為首的遣唐使，曾到達長安，公元632年（日本舒明四年、唐貞觀六年）八月返國。 第二次遣唐使於公元653年（日本孝德白雉四年、唐永徽四年）五月派遣，吉士長丹為大使，曾到達長安，翌年七月返國，這次使團人數一行有一百二十一人之多。 與此同時，日本任命高田根磨為大使，一行一百二十人，來唐途中，船破遇難。 第三次遣唐使於公元654年（日本孝德白雉五年、唐永徽五年）二月派遣，高田玄理為執節使，河邊麻呂為大使，曾到達長安，翌年八月返國。 第四次遣唐使於公元659年（日本齊明五年、唐顯慶四年）七月派遣，坂合部石布為大使。凡二舶，第一舶漂流到南海，大部分人員為島人所殺，只有五人乘島人船到達唐的括州（治括蒼，今浙江麗水）。第二舶到達中國，使團住長安十月，公元661年（日本齊明七年、唐顯慶六年）五月返國。 第五次遣唐使於公元665年（日本天智四年、唐麟德二年）十二月派遣，守大石為大使，曾到達長安，公元667年（日本天智六年、唐乾封二年）十一月返國。 第六次遣唐使於公元667年十一月派遣，伊吉博德為大使，送唐使司馬法聰返唐，只送到百濟，翌年正月返日。 第七次遣唐使於公元669年（日本天智八年、唐總章二年）派遣，以河內鯨為首，返國時間未詳。 第八次遣唐使於公元701年（日本大寶元年、武周大足元年）正月任命，翌年六月起航，粟田真人為執節使，高橋笠間（後由坂合部大分代之）為大使，曾到達長安，公元704年（日本慶雲元年、武周長安四年）七月返國。 第九次遣唐使於公元716年（日本靈龜二年、唐開元四年）八月任命，翌年三月起航，多治比縣守為押使，阿部安麿（後由大伴山守代之）為大使，曾到達長安，公元718年（日本養老二年、唐開元六年）十月返國。這次使團來唐一行五百五十七人。 第十次遣唐使於公元732年（日本天平四年、唐開元二十年）八月任命，翌年四月起航，多治比廣成為大使，曾到達長安。這次使團一行凡五百九十四人。歸國時，分乘四舶，第一舶於翌年十一月回國；第二舶於公元736年（日本天平八年、唐開元二十四年）七月回國；第三舶漂流遇難，僅四人於公元739年（日本天平十一年、唐開元二十七年）十一月返國；第四舶中途沉沒。 第十一次遣唐使於公元750年（日本天平勝寶二年、唐天寶九載）九月任命，公元752年閏三月起航，藤原清河為大使，曾到達長安，使團來唐時分乘兩舶，共載二百二十餘人。歸國時分乘四舶，第一舶一百八十人漂流到安南，多為土民殺害，大使藤原清河脫險後回長安，終身仕於唐，官至秘書監；第二舶於公元754年正月返抵日本，鑒真和尚及其弟子即乘此舶渡日成功；第三舶於公元753年十二月返國；第四舶於公元754年四月返國。 第十二次遣唐使是為迎接前遣唐大使藤原清河而於公元759年（日本天平寶字三年、唐乾元二年）二月派遣，高元度為迎入唐大使。使團一行九十九人，僅高元度等十一人到達長安，迎接清河的使命沒有完成，公元761年（日本天平寶字五年、唐上元二年）八月，由唐使沈惟岳等伴送回國。 第十三次遣唐使於公元761年十月派遣，仲石伴為大使，使舶四艘，在難波試航時，一艘破毀，三艘遂亦未成行。 第十四次遣唐使於公元762年（日本天平寶字六年、唐寶應元年）四月任命，日中臣鷹主為送唐客大使。七月準備出發，因風向不順而止。 第十五次遣唐使於公元777年（日本寶龜八年、唐大曆十二年）六月派遣，佐伯今毛人為大使，稱病不發，副使小野石根代行大使職務，到達長安。翌年分乘四舶歸國，第一舶遇海難，副使小野石根、唐報聘使趙寶英等均溺死。 第十六次遣唐使是為送唐使孫興進等返唐，於公元778年（日本寶龜九年、唐大曆十三年）二月任命，布勢清直為送唐客大使，翌年五月起航，曾到達長安。至公元781年（日本天玄元年、唐建中二年）六月返回日本。 第十七次遣唐使於公元804年（日本延曆二十三年、唐貞元二十年）七月出發，藤原葛野麿為大使，分乘四舶來唐，第三舶遇海難。大使藤原曾到達長安，翌年六月返抵日本。 第十八次遣唐使於公元834年（日本承和元年、唐太和八年）正月任命，藤原常嗣（藤原葛野麿子）為大使。此次使團由六百五十一人組成，人才濟濟。公元836年七月分乘四舶來唐，第三舶載一百四十人，遇風破損，僅二十餘人生還日本。於是修繕船舶。延至公元838年（日本承和五年、唐開成三年）七月，藤原常嗣方率第一、四使舶成行。十餘日後第二舶繼之出發。三舶總算完成使命。翌年返航回日，藤原常嗣改乘新羅船歸國。第二舶則遲至公元840年返抵日本。 第十九次遣唐使於公元894年（日本寬平六年、唐乾寧元年）八月任命，菅原道真為大使。時唐方鎮跋扈，不成朝局，故日本於同年九月，停止派遣遣唐使，菅原道真遂不成行。 當時遣唐使舶，開始每舶能乘一百二十人左右，後來日本的造船技術不斷提高，每舶能乘一百六十人左右。日本使團最多的一次，是唐文宗太和八年（公元834年），人數到達六百五十一人，如果分乘四船，每船平均載員一百六十三人左右。這些遣唐使舶，大都是利用風力的帆船，船身大者有十五丈長，一丈多寬，左右兩舷，都設有棹槳，如不能利用風力時，就扳槳推船前進。每條海船，多備有小艇，視海船大小，二艇至四艇不等。船舶航行海中時，如遇逆風，或大霧迷失方向，即收帆下碇，以防漂流。前期的遣唐使舶，一般是由北路航行，即從日本大阪出發，經過壹岐、對馬，通過朝鮮南畔的聃羅（濟州島）到達現在仁川附近，然後或直渡黃海，或沿朝鮮半島西岸北上至遼東半島東岸，橫渡渤海灣口，在山東半島的一角登陸。後期的遣唐使舶，一般是由南路航行，從日本橫渡東海，直達揚子江口，或達明（今浙江寧波）、越（今浙江紹興）、溫、台等州。 使團的構成有大使、副使、判官、錄事，這四級官吏，都是從通曉經史、擅長文墨或熟悉唐地政治社會情況的人中挑選任用的。在使團中，還有知乘船事、造舶都匠、譯語（翻譯）、主神、醫師、陰陽師、畫師、史生（掌繕寫公文、行署文案）、射手、船師、音樂長、新羅譯語、奄美譯語、卜部、雜使（雜事驅使）、音聲生（吹鼓手）、玉生、鍛生、鑄生、細工生、船匠、師、人（從衛士）、挾抄（師或槳師）、水手長、水手等等。此外還有為數不少的學生和學問僧，往往搭乘使團的船舶，來唐留學和取經。 日本派遣來唐的使節，都經過嚴格的挑選，一定要由對漢文有較深造詣，博通經史，文辭優贍，儀容溫雅，並熟悉唐國情形的人來擔任。如遣唐使粟田真人於長安二年（公元702年）來唐，史稱其「好學，能屬文，進止有容」。到了開元初年，粟田真人再度來唐，「請從諸儒授經。詔四門助教趙玄默即鴻臚為師」（《新唐書·日本傳》），面授經術。 日本來唐的留學生和學問僧，也是經過嚴格選拔的，來到唐地以後，唐朝對外國留學生的生活，照顧得很周到，如規定在唐的日本、新羅等國的留學生，每人每年給絹二十五匹及四季衣服，使這些來唐學習的留學生生活較為充裕，可以專心一意從事學習。他們一來中國，往往就待上二三十年。如高向玄理、南淵請安二人從隋煬帝大業三年（公元607年）來隋，到唐太宗貞觀十四年（公元640年）才回國，留學中國三十三四年之久；學問僧僧也是從大業三年來隋，到唐太宗貞觀六年才回國，在中國求法二十五年。開元四年（公元716年），日本留學生阿部仲麿來唐，易漢人姓名曰朝衡，他在中國住了很多年，一度回國；到了天寶十一載（公元752年），再度來唐，遂仕唐官至散騎常侍、安南都護，居唐五十四年，最後病死於唐。他在當時盛有詩名，名詩人王維、李白、儲光羲等都有詩和他相贈答。 日本的留學生和學問僧，住在中國的時間較長，他們學習中國優秀的文化和先進生產技術，到了回國時，就把中國的天文、曆法、音樂、美術、建築、雕刻以及工農業方面的一些先進生產技術，介紹到日本去。同時他們還帶去大量圖書儀器。如唐玄宗開元五年（公元717年）來唐，開元二十三年返國的留學生吉備真備，其將歸書物中，有《唐禮》一百三十卷、《樂書要錄》十卷、《大衍曆經》一卷、《大衍曆立成》十二卷，以及測影鐵尺一枚、銅律管一部。與吉備真備同時來唐返國的學問僧玄，將歸佛經五千餘卷，及佛像等等。唐德宗貞元二十年（公元804年）來唐，順宗永貞元年（公元805年）返國的學問僧最澄，將歸的書法碑帖，有《大唐聖教序》、《真草千字文》、《天后聖教碑》、王羲之《十八帖》、歐陽詢書法、王獻之書法、《梁武帝評書》等石拓多種。唐文宗開成三年（公元838年）來唐，宣宗大中元年（公元847年）返國的請益僧圓仁，除了將歸大量佛教經像以外，還攜歸《大唐新修定公卿士庶內族吉凶書儀》三十卷、《開元詩格》一卷、駱賓王《判一百條》一卷、《百司舉要》一卷、韋述《兩京新記》三卷、《進士張集》一卷、《杜員外集》二卷。唐懿宗咸通三年（公元862年）來唐，咸通六年（公元865年）返國的學問僧宗，將歸經像以外，有《七曜二十八宿歷》一卷、《七曜曆日》一卷、《明鏡連珠》六卷、西川印子（即木刻）《唐韻》一部五卷、西川印子《玉篇》一部三十卷。唐高僧鑒真天寶十二載去日本時，不僅攜帶了大量的天台宗和律宗的章疏，同時還將去王右軍真跡行書一帖、小王（王獻之）真跡行書三帖，以及玄奘的《大唐西域記》等書。 日本當時社會發展階段，遠不如中國社會那麼發展，因此中國文化的大量輸入日本，對日本社會發展起了很大的促進作用。 在政治方面，公元645年（唐太宗貞觀十九年、日本孝德天皇大化元年），日本中大兄皇子取得大臣中臣鐮足的支持，消滅了專權的大臣蘇我氏，擁立孝德天皇，建元大化，進行了自上而下的政治、經濟改革，日本歷史上稱之為「大化改新」。中大兄皇子和中臣鐮足，都是留唐學生南淵請安的學生；在這次革新運動中，高向玄理和僧又都被任命為國博士，供天皇諮詢。這次改革仿照唐制，確立中央集權的行政制度，中央設二官、八省、一台，地方設國、郡、里。在經濟上仿唐均田制和租庸調製，制定了「班田收授法」和租庸調製，班田法雖然是在公元701年制定的《大寶律令》中才用法律形式固定下來，租庸調製也是在公元714年，才正式確立，但這兩種制度，在大化改新時，實際已經在推行了。與班田法配合，還建立戶籍和計賬法。日本的法律，也是參照《唐律》而制定的。日本政府還參照唐朝的府兵制，而成立衛府（京都）和軍團（地方）以及防人制度，公元722年（養老六年）所頒布的《養老軍防令》中，反映了日本軍防體制受到唐府兵制的深刻影響。 在學校制度方面，大化改新後，在首都成立太學，在地方設置國學。太學內設「明經道」及「紀傳道」等科目，明經道必須修習《周易》、《尚書》、《毛詩》、《周禮》、《儀禮》、《禮記》、《春秋左氏傳》、《論語》、《孝經》等漢文經書。紀傳道必須修習《史記》、《漢書》、《後漢書》、《三國志》、《晉書》、《文選》等漢文書籍。據《續紀》記載，日本稱德天皇神護景雲三年（公元769年）十月，「太宰府言：『此府人物殷繁，天下之一都會也。子弟之徒，學者稍多，而府庫但蓄《五經》，未有《三史》正本。涉獵之人，其道不廣。伏乞列代諸史，各給一本，傳習管內，以興學業。』詔賜《史記》、《漢書》、《後漢書》、《三國志》、《晉書》各一部」。由此可見，當時地方的國學，也修習漢籍了。 在文字和書道方面，學問僧空海根據漢字草書的偏旁，創造了「平假名」；留學生吉備真備根據漢字楷書的偏旁，創造了「片假名」。這兩套假名，就是日文的字母，一直沿用到今天。日本的詞彙和文法，受漢文的影響也很深。由於日本很多學者熟諳漢字，因此他們很重視中國的書法，二王的真跡，名家的碑帖，大量傳入日本。傳至今天的當時日本書家的手跡，筆墨蒼老挺逸，有二王風韻。 在文學方面，日本人民喜愛唐詩，8世紀中葉編集的第一部漢詩集《懷風藻》，顯示出漢文學者對唐地詩歌的很深造詣。他們重視詩歌格律，留存下來的空海的《文鏡秘府論》，堪稱研究我國六朝、唐代詩歌格律的範本。 在宗教方面，佛教經由高句麗傳入日本，到了隋唐兩代，日本有很多學問僧直接到中國來求法取經。當時正是中土各宗醞釀成立的時代，日本的學問僧來到中國以後，他們根據在日本所研究的佛教教理，向中國的教派大師請教。如日本天智年間（公元662—671年），日本學問僧智藏來唐，公元702年（大寶二年）道慈來唐，他們二人專門研究三論宗。公元653年（白雉四年）道昭來唐，公元658年（齊明四年）智通、智達來唐，公元703年（大寶三年）智鳳、智鸞、智雄來唐，公元717年（養老元年）玄來唐，他們專門研究法相宗。公元736年（唐玄宗開元二十四年、日本天平八年），唐僧人道前往日本，把華嚴宗經疏帶了去；公元754年（唐玄宗天寶十三載、日本天平勝寶六年），唐律師鑒真率領他的弟子到達日本，他不僅把南山律宗的一套戒律規範介紹給日本，同時還帶去許多天台宗的經疏，這樣，華嚴宗、天台宗、律宗思想也在日本廣泛傳播開來了。鑒真在日本奈良東大寺曾建立戒壇院，並且親自為日本聖武上皇等傳授戒律。他還規劃建築了唐招提寺，把他和弟子攜來的佛像供奉在這所寺院裡，以後從唐地取來的許多經卷、圖像，也都收藏在這所寺里，這是一座佛教藝術的寶庫。當鑒真到達日本時，他的雙目已經失明了，可是他還堅持校正佛經。他又通曉醫術，尤精《本草》之學，能夠憑嗅覺鑑定藥物，日本寬平年間（公元889—897年）藤原佐世所著《日本國見在書目錄》中，載有《鑒上人秘方》一卷，鑒真對日本醫藥學的發展也是有貢獻的。 到了中唐以後，學問僧最澄來中國（公元804年來唐，805年返國），攜去大量天台宗著作，日本天台宗的教義更加充實了。與最澄同時來唐，比最澄返日遲一年的空海，他在唐地學習密宗，回國時攜歸密宗的經典甚多，以後密宗在中國內地銷聲匿跡了，在日本反而發展起來。 日本僧圓仁，在公元838年入唐，公元847年返國。圓仁返國時，不僅攜歸大量梵漢佛教經典和四部雜書，同時還著《入唐求法巡禮行記》一書，這是研究唐文宗、唐武宗時期我國政治、經濟、社會風俗、宗教等等歷史的重要參考資料。 在城市建設和建築方面，公元709年，日本建設奈良城。日本歷史上一般稱定都奈良城的時期（公元710—794年）為奈良時代。奈良城的設計，仿照唐首都長安城的布局。它也有一條自南而北的寬闊的朱雀大街，也設「東市」、「西市」為商業區。公元728年建成的東大寺，寺里有盧舍那佛銅像一尊，始鑄於公元745年，而最後完工於公元771年，高達十六米，在當時是鑄造工藝上空前未有的成就。據日本學者的說法，這尊佛像的鑄造，直接受到武則天長安四年（公元705年）白司馬坂銅鑄大佛的影響。據中國最近的考古發掘，證明唐代麟德殿的建築形制，是周圍圍廊，把主殿圍在中心；而日本的東大寺、法隆寺等的布局，正和麟德殿的布局相似，由此可見，日本的建築布局受到中國的深刻影響。其餘奈良時代日本木結構建築的卓越藝術，一方面體現了日本的民族風格，一方面也是吸取了唐代建築藝術的新成就。 在音樂和舞蹈方面，唐對日本的影響也很大。日本有許多樂器，大部分是從唐地輸入的，如現在尚保存於日本正倉院的樂器，有金銀平文琴、螺鈿紫檀五弦琵琶、螺鈿紫檀阮咸、豎箜篌、牙橫笛、雕石文笛、刻雕尺八、吳竹笙、吳竹竽等，大都是從唐地傳去的。公元838年隨大使藤原常嗣來唐進修的准判官藤原貞敏原是琴箏能手，入唐後師事琵琶名家劉二郎，曲盡其妙。二郎嘆為奇才，贈曲譜數十卷，並將擅長琴箏的女兒嫁給他。他返國時，二郎又以紫檀琵琶、紫藤琵琶各一面相贈。貞敏回日後，以琵琶仕三代天皇。這是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的佳話。現存日本《信西古樂圖》中，有《唐舞繪》一卷，其中載有唐《秦王破陣樂》、《蘭陵王》、《拔頭》、《蘇莫者》等樂舞姿態及其衣裝道具，由此可見當時日本的舞蹈，曾受到中國深刻的影響。 在繪畫方面，當時日本畫師竭力模仿唐畫，如現在尚保藏於正倉院的公元752年（日本天平勝寶四年、唐天寶十一載）所作的鳥毛立女屏風，畫中美人，頤豐體碩，儼如周所繪的仕女圖，可見日本畫風也受到唐地畫風的深刻影響。在日本遣唐使團中，有畫師隨從來唐，向唐學習。圓仁《入唐求法巡禮行記》開成四年正月條稱圓仁令遣唐使從粟田家繼，在揚州龍興寺把唐名畫家韓的佛教故事畫用絹本摹寫下來，「無一虧謬」。這種摹寫下來的絹畫，帶到日本去後，也會對日本繪畫的發展產生影響。 在工藝製造方面，由於中國的精緻工藝品不斷輸入日本，先進的生產技術，也源源介紹到日本，這對日本的工藝技術的發展產生重大影響。例如銅鏡自六朝以來，大都由中國輸往日本的；不過日本正倉院所藏日本古文書說明，到了公元762年（天平寶字六年），日本已能鑄造銅鏡，而且可以和唐地的鑄鏡相媲美了。另外如正倉院所藏公元766年（天平神護二年）二月四日東大寺製成之銀壺，壺面魚子地，細刻狩獵圖，人物形象生動，達到很高水平，但從它的形製圖案來看，還可以看出它所受唐地的影響。我國傳統的印花染色方法夾纈法和蠟纈法，也在唐代傳入日本，日本的印染工匠，在天平時代（公元724—781年）就掌握了這種工藝，從而製作了許多精美的新產品。到了唐末，中國的印刷書籍也傳入日本，這對此後日本文化的傳播和發展，起了巨大的促進作用。 當時日本朝野，自飲食起居、衣冠服飾以至歲時令節等生活風尚，都深受唐地的影響。公元815年（弘仁六年）後，日本也普遍植茶，此後茶道也大大發展起來了。 在唐代，中日兩國的經濟聯繫也是很密切的。開始時，兩國的統治集團往往通過遣使聘問的形式，來進行貴重物資的交換。到了唐後期，更有不少中國、日本、新羅商人，乘著商舶，專門來往於中日兩國之間進行貿易。日本輸往中國的物品，有水織、美濃、黃金、錫、水銀、瑪瑙、琥珀、金漆等等；中國輸往日本的物品，有藥材（正倉院所藏公元756年之獻物賬中有犀角、禹餘糧、龍骨、龍角、巴豆、厚朴、遠志、人參、大黃、甘草、雄黃等）、香料（《唐大和上東征傳》中記載鑒真第一次計劃去日本時所攜帶的香料，有麝香、沉香、甲香、甘松香、龍腦香、膽唐香、安息香、棧香、零陵香、青木香、熏陸香等）、胡椒、石蜜、蔗糖、絲絹、錦彩、襆頭、藤簟、花氈、月令障子（四季屏風）、銀熏爐、銅鏡、銅盤、銅瓶、漆合子盤、漆胡瓶、磁器、琉璃器、樂器、弓、刀、書籍、經像等等（見《唐大和上東征傳》及《正倉院考古記》兩書）。日本遣唐使節和留學生返國，以及中國僧侶、商人等去日本時，都攜帶為數眾多的青銅鑄幣，如鑒真第一次計劃去日本時，攜帶「青錢十千貫，正爐錢十千貫，紫邊錢五千貫」（《唐大和上東征傳》）。當時中國的銅錢，在日本廣泛流通，近年日本地下發掘出唐開元通寶的錢幣，已有幾萬枚之多。即此數端，已經可以說明當時中日兩國經濟文化各方面的聯繫是如何密切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