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五代史 · 第三節　唐代西北各族社會經濟的發展

西北各族與中原經濟文化聯繫的繼續加強　玉門陽關以西，蔥嶺以東，即今我國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從兩漢魏晉南北朝以來，和中原地區的經濟、文化聯繫，就非常密切了。這個地區，和中原地區，往往互為唇齒，只要中原政治穩定，這一地區也就少受到外來的衝擊，那麼政局就穩定，戶口增加，經濟上升。相反，政局就不穩定，戶口下降，經濟受到破壞。在唐前期，這個地區在中原的先進經濟文化影響下，社會經濟、文化也曾獲得充分的發展。後來唐的勢力受到吐蕃贊普的干擾，退出了這個地區，這個地區的經濟文化又停滯不前了。 現在介紹伊吾、高昌、焉耆、龜茲、于闐、疏勒一些城邦。 伊吾，即今新疆的哈密。這一地區，「土地肥饒」，「地宜五穀、桑麻」。隋代，伊吾城「有商胡雜居，勝兵千餘人」（《通典·邊防典·西戎總序》）。隋煬帝大業四年（公元608年），於其地置伊吾郡，由原來的伊吾城主擔任伊吾太守。隋末，伊吾又受西突厥役屬。到了唐太宗貞觀四年（公元630年），伊吾人民和伊吾城主掙脫了西突厥可汗的統治，舉其所屬七城，併入唐王朝，唐王朝在其地設置西伊州(1)。伊吾的和唐合併，對於促進當時這一地區的經濟文化來說，是非常有利的。 高昌，在今新疆吐魯番一帶。在西域城邦中，高昌是和中原地區經濟文化聯繫最為密切的一個城邦。高昌的王族麴氏，是內地金城郡榆中縣（今甘肅榆中）人。到了高昌王麴伯雅時代，又娶隋戚屬宇文氏女華容公主，大業年中，麴伯雅曾親來中原聘問，寓居長安有兩三年之久。 唐初，高昌王統轄的地域，有三郡、五縣、二十二城，「東西八百里，南北五百里，墾田九百頃」（《通典·州郡典》）。有戶八千，口三萬七千，勝兵一萬餘人，馬四千匹。 隋末，中原擾攘，高昌被鐵勒（高車）所役屬，史稱「鐵勒恆遣重臣在高昌國，有商胡往來者，則稅之送於鐵勒」（《北史·高昌傳》）。唐初，西突厥勢力強盛，高昌又受西突厥控制。西突厥為了要控制西域用以遏絕中亞諸國與唐通商的道路，強迫麴文泰和唐絕交，並與之聯軍進攻西伊州。 貞觀十三年（公元639年），唐太宗命大將侯君集率兵進攻高昌。貞觀十四年，高昌王麴文泰病死，子麴智盛繼立，兵敗降唐，唐以麴智盛為左武衛大將軍，封金城郡公；智盛弟智湛封天山郡公，官左驍衛大將軍，後來還任命他為西州都督；智盛子崇裕，在武則天時官至鎮軍大將軍，封交河郡王。 唐合併高昌後，於其地置西州（治高昌縣，即高昌壁，今新疆吐魯番東南六十里），並置安西都護府於交河城（今新疆吐魯番西雅爾），掌管塔里木盆地全局。到了唐高宗顯慶三年（公元658年），唐取龜茲，才把安西都護府遷往龜茲。當唐取高昌時，西突厥可汗曾派遣葉護統率大軍屯於可汗浮圖城（今新疆吉木薩爾北護堡子），高昌歸唐後，西突厥葉護亦於貞觀二十二年以可汗浮圖城附唐，唐於可汗浮圖城置庭州，這就是後來北庭節度使的駐所(2)。 從兩漢以來，中原人民便不斷地徙居高昌，與西北各族人民共同開發了祖國的邊疆。唐合併高昌後，中原勞動人民移居高昌的，較之以前更多了。如近年在吐魯番發現的唐代青苗簿底賬中，記錄許多佃人的姓名，其中一部分人是少數族人民，也有一部分，如董永貞、董玄護（大谷文書二三六八號）、張智禮、范僧護（大谷文書二三六九號）、令狐定通（大谷文書四〇四〇號）、張備豐（大谷文書二八四六號）、蘇感達（大谷文書二八五一號）、王孝道（大谷文書二八四五號）、左意海（大谷文書二八四六號）、吳南貞（大谷文書一二〇九號）、焦知通、宋居仁、張君行（大谷文書二三七二號），從他們的姓氏一望而知是中原遷移去的勞動人民。這些中原勞動人民移居西北地區後，把中原的先進生產技術和工具帶到了高昌，他們和西北各族人民一起用他們的血汗來開發這一地區，這對西北社會經濟、文化的發展，起了很大的作用。 高昌成為西州都督府的治所之後，人口大量增加，土地大量墾殖，水利灌溉事業也大為發展了。關於水利灌溉事業的發展，在近年吐魯番出土的唐代文書中，獲得確切的證明，出土的唐代文書提到有關高昌地區渠道分布情形，如： 東一里，匡渠。東二里，七頃渠、石宕渠、俗尾潢。東三里，谷中渠、辛渠、俗中潢。東四里，石宕渠。東五里，圭頭渠、胡道渠、左部渠、疊底渠。東七里，左部渠。東四十里，柳中縣眾對渠、柳中縣屯續渠。東六十里，橫截城阿觀渠、谷中渠。 西半里，堅石渠。西一里，孔進渠、左官渠、杜渠。西二里，孔進渠。西五里，胡麻井渠、申石渠、棗樹渠、屯頭渠。西七里，棗樹渠、樹石渠、白渠、白地渠、北部渠、榆樹渠。西八里，棗樹渠、白渠。西十里，節其渠、武城渠。 南一里，索渠、杜渠。南二里，馬堰渠。南三里，樊渠。南四里，白渠。南五里，蒿渠、馬塠渠。南六里，滿水渠。南七里，白水渠。 北半里，大地渠。北一里，張渠、滿水渠。北二里，孔進渠、胡麻進渠、石宕渠。北七里，榆樹渠。北二十里，新興尉埒潢、新渠、滿水渠。 從這些渠道縱橫分布的情形，可以窺知這一地區農業生產的發展情況。此外從吐魯番出土的唐代文書中，還可以了解這一地區農作物的品種，除了麥、粟、、豆、青稞、苽、苜蓿之外，還有草棉。現舉大谷二三七三號文書載： 曹射毗貳畝　佃人史才金　種 王屯相貳畝　佃人康道奴　種 紲就是草棉。當地的棉花價格，「紲花一斤，上直錢柒文」（大谷三〇八〇號文書）。當地的棉布價格： 細壹尺　上直錢肆拾伍文　次肆拾肆文　下肆拾叄文 次壹尺　上直錢叄拾文　次貳拾伍文　下貳拾文（大谷三〇五一號文書） 粗壹尺　上直錢拾壹文　次壹拾文　□□□（大谷三〇八〇號文書） 這種草棉布，當時在全國享有很高的聲譽。 在高昌地區，唐王朝也曾推行過均田制。但這一地區，在麴氏高昌時期，可耕地只有九百頃，而人口有三萬餘，到了唐王朝統治時期，土地的墾闢，可能增多，人口相應也有增加，因此均田制的授田，仍然表現為不足，丁男授田每人十畝，也尚有不足的。而均田戶要負擔沉重的租賦。此外，這一地區，小租佃制也相應在發展和盛行。關於這些，我們在這裡都無法詳細介紹，只能由專文來論述了。 從吐魯番出土的唐代文書，可以看到在高昌市集上，什麼東西都可以買到。食品有白面、北庭面、酪、沙糖、流蜜、干蒲桃、大棗、筍，藥材有黃連、酸棗、天門冬、昆布、橘皮、羌活、獨活、茱萸、白芷、茯苓、犀角，香料有鬱金花、麝香、丁香、沉香、白檀香，顏料有青黛、黃丹、朱粉、銅綠、石綠、空青、硃砂，衣料有綿綢、生、生絹、綾、縵紫、縵緋、貲布、布、火麻布、維州布、紲布，製成的衣服鞋帽有益州半臂、皮裘、紫高布衫、帛高布衫、緋高布衫、羅頭巾、官頭巾、駝鞋、紲鞋、細鞋，坐臥用具有粗簟、鞍、轡、鞍褥，生產工具和日用器皿有斧、鋤、鐮、橫刀、鋸、釜、漆盤、羹碗等。這些物品，有的是本地的產品，有的是從附近地區如北庭等地販運來的，有很大部分，則是從內地運來的，甚至還有從中亞各地運銷去的物品。從以上所介紹的商品品種之多和齊全，可以知道高昌的商業在當時相當發達。它不僅是沙漠上的綠洲，同時又是國際性的城市，所以《十道記》里要說它「都會未及於沙州（敦煌），繁富未出於隴右」（《太平寰宇記》卷一百五十六引）了。 這一時期，中原先進的漢族傳統文化和科學技術，在高昌地區得到廣泛的傳播。如近年來在吐魯番交河城的發掘中，發現了很多寫本的唐代文獻，內有《毛詩》、《尚書》、《史記》、《文選》、《神農本草》、《針經》以及陰陽雜書、佛經音義等殘卷殘片，證實了當時西域地區和中原文化聯繫是如何的緊密。還有在吐魯番阿斯塔那地區發掘出來的唐高宗永徽四年（公元653年）趙氏墓中，發現男人扎著頭髮髻，女子穿著直領對襟衣，下身系裙的唐裝，這些在說明中原文化對當時高昌地區的深刻影響。 焉耆，原來也是受西突厥役屬的一個城邦。唐並高昌以後，開始在焉耆培養親唐的力量，到了唐太宗貞觀二十二年（公元648年），西突厥的勢力退出焉耆，焉耆便成為唐的親密與國。唐仍尊重焉耆王龍突騎支的政治地位，雖於其地成立焉耆都督府，但仍由龍突騎支兼任都督。軍事、政治、經濟各方面基本上自主的。 焉耆「東西六百餘里，南北四百餘里」（《大唐西域記》），其地「東接高昌、西鄰龜茲」（《舊唐書·焉耆傳》），北界西突厥。整個地區，有「戶四千，勝兵二千」（《新唐書·焉耆傳》）。固然這一地區，冬季氣候較為嚴寒，但是「土田良沃」（《通典·邊防典·焉耆》），「泉流交帶，引水為田。土宜糜、黍、宿麥、香棗、蒲萄、梨、柰諸果」（《大唐西域記》）。「畜有駝、馬、牛、羊」（《通典·邊防典·焉耆》）。又「有魚鹽之利」（《舊唐書·焉耆傳》）。是農業畜牧業漁業都比較發達的地區。 最近考古工作者在新疆焉耆縣境內的唐王城發掘中，發掘出唐代一座屯戍城堡。在城堡的窖藏里，發現小米、高粱、麵粉和胡麻等，同時發現了石碾、鐵犁、鐮柄等生產工具。鐵犁的鏵頭較長，套進犁底的部分凹入，比較進步。這說明中原的先進農業生產技術已傳播到焉耆，對焉耆地區農業生產的發展，起很大影響。 焉耆的礦冶業也相當發達，其境內「有銀山，山甚高廣，皆是銀礦，西國銀錢所從出也」（《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行用西域的金銀錢，有不少是在焉耆鑄造的。「貨用金錢、銀錢、小銅錢」（《大唐西域記》），錢幣的品種很多，反映了一個事實，即這個地區的國際貿易有一定程度的發展。 焉耆人「服飾氈」（《大唐西域記》），「其俗，丈夫剪髮，婦人衣襦，著大袴」。焉耆人民善於釀造葡萄酒，他們又都喜「愛音樂」（《通典·邊防典·焉耆》）。 焉耆是習學佛教小乘學說一切有部的城邦，國內有「伽藍十餘所，僧徒二千餘人」，「文字取則印度」，「經教律儀，既遵印度」，而「微有增損」（《大唐西域記》）。 焉耆當天山南路的「孔道」，中亞的商胡，要來唐朝貿易，必須經過焉耆。焉耆在唐的支持下，對過境的商胡，徵收過境稅。這對於焉耆來說，是一項很大的收入，是有利於當時焉耆的經濟發展的。 龜茲，在今新疆庫車一帶，也是當時中國西北部的一個城邦。在唐初，西突厥的勢力控制著這一地區。到唐高宗顯慶三年（公元658年），西突厥勢力退出這一地區，唐就在龜茲成立龜茲都督府，以龜茲王素稽兼任龜茲都督。同年又移安西都護府於龜茲都城伊邏盧城，除了一度曾以龜茲王素稽兼任安西都護外，一般都由唐任命幹練的大將出任安西都護，控制著天山南北路的軍事局勢。自龜茲掙脫西突厥貴族的控制之後，龜茲和中原地區的經濟、文化聯繫加強了。唐高宗上元（公元674—676年）中，龜茲王素稽遣使來唐長安贈送銀頗羅和名馬。武則天天授三年（公元692年），龜茲王延田又親自至長安聘問。唐玄宗開元十八年（公元730年），龜茲王白孝節又遣弟白孝義來唐長安聘問，唐也不斷派遣使節前往訪問，並贈與很多的內地所產珍貴禮品。這說明雙方的經濟、文化聯繫有了很大的加強。 龜茲之境，「東西千餘里，南北六百餘里」，「都城周十七八里」（《大唐西域記》）。這一地區比起焉耆來，「氣候稍溫」（《北史·龜茲傳》）。「土宜麻、麥、粳稻」（《新唐書·龜茲傳》），水果「出蒲萄、石榴，多梨、柰、桃、杏」（《大唐西域記》）。此外物產著名的有「細……氍毹……胡粉、安息香、良馬、犎牛等」（《北史·龜茲傳》）。龜茲農業相當發展，物產也相當豐富。 龜茲「土產黃金、銅、鐵、鉛、錫」（《大唐西域記》），冶鐵業從兩漢以來，就有了發展。據《水經·河水注》引《釋氏西域記》云：「屈茨（即龜茲之異譯）北二百里，有山，夜則火光，晝日但煙。人取此山石炭，冶此山鐵，恆充三十六國之用。」到了唐前期，冶鐵業在前代的基礎上，得到了進一步的發展。最近，在拜城縣東北銅廠河岸銅廠北可可沙附近的唐代遺址發掘中，發現了唐代的煉爐遺址，口徑寬約0．5米，長約0．33米，深1．6米，下圓，周約2．6米。灶壁為煙燻黑，旁另有一穴口通爐中，以出納柴草煤炭之用。附近還有煤渣和鐵汁，堆積成阜，儼若小城，其中還遺存有許多熔鐵的陶坩堝，鐵汁溢流滿罐。在庫車西部鐵吉克千佛洞附近的唐代營壘遺址中，也發掘出很多熔鐵的陶坩堝，這些都可以證實這一地區在隋唐時期冶煉業的發展情況。 龜茲人的服裝，除了國王「不剪髮，以錦冒頂，錦袍寶帶」以外，一般平民皆「斷髮齊頂」（《新唐書·龜茲傳》）。他們有自己的民族語言和文字，文字是橫寫的「旁行書」。他們也「貴浮圖法」，有「伽藍百餘所，僧徒五千餘人，習學小乘教說一切有部。經教律儀，取則印度」（《大唐西域記》），但是誦讀起來，還是採用自己的民族語言。 龜茲地區的人民，特別愛好音樂，所謂「俗善歌樂」（《新唐書·龜茲傳》），玄奘法師也稱讚他們「管弦伎樂，特善諸國」（《大唐西域記》）。龜茲樂在中原內地享有很高的榮譽。龜茲國「王姓白，國人總姓白」（《太平寰宇記》卷一百五十六），凡是來內地的音樂家姓白的，不問而知是龜茲人。唐高宗時，內地著名樂師白明達，就是龜茲人。他創作了不少優秀的音樂作品，深為當時人們所喜愛，其代表作《春鶯囀》，後來還被改編為舞曲。 龜茲的商業也有一定的發展，「貨用金錢、銀錢、小銅錢」（《大唐西域記》）。其「賦稅，准地征租，無田者則稅銀」。「其刑法，殺人者死，劫賊則斷其一臂，並刖一足」（《北史·龜茲傳》），可見是非常殘酷的。 疏勒，即今新疆喀什，也是當時中國西北部的一個重要城邦。地「周五千餘里，多沙磧，少壤土」（《大唐西域記》）。境「內有大城十二，小城數十」（《隋書·疏勒傳》）。「氣候和暢，風雨順序。」「稼穡殷盛，花果繁茂。」（《大唐西域記》）「土多稻、粟、麻、麥，銅、鐵、錫、雌黃。」（《北史·疏勒傳》）疏勒地區毛紡織生產的水平相當高，「出細氈褐，工織細、氍毹」（《大唐西域記》）。疏勒生產的氈毯，在內地和中亞都享有很高的聲譽。「俗事祆神」（《新唐書·疏勒傳》），同時也「淳信佛法」，境內有「伽藍數百所，僧徒萬餘人，習學小乘教說一切有部」（《大唐西域記》）。其王姓裴氏，居迦師城，有兵二千人。 唐高祖武德（公元618—626年）中，疏勒王裴虬入唐訪問，樂中原土風，留居長安不去，唐給以天山郡公的封號。唐太宗貞觀九年（公元635年），疏勒王遣使來唐贈送名馬。貞觀十三年，又遣使至長安贈送方物。唐於疏勒置都督府，由疏勒王兼任疏勒都督。唐玄宗天寶十二載（公元753年），疏勒貴族裴國良來長安訪問，唐盛禮款待，裴國良回去時，唐饋贈疏勒王許多珍貴的禮物。 疏勒的音樂，具有獨特的民族風格，在中原內地，疏勒音樂享有很高聲譽。唐的十部樂中，就有《疏勒樂》一部。唐太宗貞觀中，內地有著名樂師裴神符，就是疏勒人。他「妙解琵琶，作《勝蠻奴》、《火鳳》、《傾杯樂》三曲，聲度清美」（《唐會要》卷三十二），風行一時。 由疏勒寓居內地的人士中，有裴慧琳（公元737—820年），出家為僧。他學問淵博，所著《一切經音義》，不僅是研究佛學的參考工具書，而且也是研究名物、訓詁、音韻的重要著作。 喝盤陀，「由疏勒西南入劍末谷、不忍領六百里，其國也」（《新唐書·喝盤陀傳》），在今新疆塔什庫爾干塔吉克自治縣境，也是一個地扼交通樞紐的城邦。「周二千餘里，國大都城基大石嶺，背徙多河（今塔什庫爾干河），周二十餘里。山嶺連屬，川原隘狹。谷稼儉少，菽麥豐多，林樹稀，花果少。原隰丘墟，城邑空曠」（《大唐西域記》），生產比較落後。「其王本疏勒人，世相承為之」。「勝兵千人」。「人勁悍」（《新唐書·喝盤陀傳》），「衣服氈褐」，「文字語言，大同沙國（即疏勒國）」。「敬崇佛法，伽藍十餘所，僧徒五百餘人，習學小乘教說一切有部」（《大唐西域記》）。喝盤陀的法律，「殺人剽劫者死，余得贖。賦必輸服飾」（《新唐書·喝盤陀傳》）。 北魏太延（公元435—439年）中，喝盤陀王曾遣使至平城。唐太宗貞觀九年（公元635年），喝盤陀王又派遣使者到達長安。唐玄宗開元中，於喝盤陀西置蔥嶺守捉，為安西都護府極邊的戍所。 朱俱波，即《漢書》和《佛國記》中的子合國，《洛陽伽藍記》中的朱駒波，《魏書》中的悉居半，《大唐西域記》中的斫句迦，在今新疆葉城境，也是當時西北的一個城邦。地「周千餘里。國大都城周十餘里，堅峻險固，編戶殷盛」（《大唐西域記》）。「勝兵二千人。尚浮屠法，文字同婆羅門。」（《新唐書·朱俱波傳》）境內「山阜連屬，礫石瀰漫。臨帶兩河，頗以耕植，蒲萄、梨、柰，其果實繁」（《大唐西域記》）。從朱俱波向東走，就是于闐了。 于闐，即今新疆和田，也是當時中國西北部的一個城邦。「周四千餘里」（《大唐西域記》），「國中大城有五，小城數十」（《隋書·于闐傳》）。其地「沙磧太半，壤土隘狹」。「氣序和暢，飄風飛埃。」（《大唐西域記》）「土多麻、麥、粟、稻、五果。」（《隋書·于闐傳》）「多蒲萄。」（《通典·邊防典·于闐》）因為中原的先進生產技術如蠶蛾的飼養方法等很早就傳播到這一地區，所以于闐「桑樹連蔭」，「工紡織綢」，此外也「出氍毹、細氈」。但是當地人卻「少服毛褐氈裘，多衣綢、白」（《大唐西域記》）。于闐又出「好馬、駝、騾」（《北史·于闐傳》）。冶鑄水平也相當高，以「善鑄銅器」（《通典·邊防典·于闐》）著稱。于闐「又產白玉、玉」（《大唐西域記》），于闐玉是遐邇聞名的。有文字，「書則以木為筆札」（《通典·邊防典·于闐》）。于闐人民喜歡音樂和舞蹈，所謂「國尚樂音，人好歌舞」（《大唐西域記》）。俗「事祅神」（《新唐書·于闐傳》），同時也「崇好佛法，伽藍百有餘所，僧徒五千餘人，並多習學大乘法教」（《大唐西域記》）。「其刑法，殺人者死，餘眾各隨輕重懲罰之」（《北史·于闐傳》）。王姓尉遲氏，有兵四千人，都城曰西山城（今和田南），方八九里，「有屋室市井」（《通典·邊防典·于闐》）。 于闐和中原的經濟、政治、文化聯繫也是非常密切的。唐太宗貞觀六年（公元632年），于闐王尉遲屋密就派遣使節來唐贈送方物。貞觀九年，于闐王又派遣王子來長安就學。西突厥勢力退出天山南路後，于闐王尉遲伏信立刻掙脫了西突厥的控制，不久並親自到長安訪問，這時唐高宗初即位，對於闐王的訪問非常重視，款留數月，贈送布帛有六千段之多。上元（公元674—676年）初，尉遲伏信第二次來長安訪問，唐王朝在於闐設立毗沙都督府，由伏信兼任毗沙都督。唐玄宗開元（公元713—741年）中，于闐王尉遲敬還派遣使節來唐贈送名馬、駱駝及珍獸等方物。天寶（公元742—755年）中，于闐王尉遲勝又親自來唐聘問，並贈送名玉、良馬等珍貴方物，唐以盛禮款待，還把宗室女嫁給尉遲勝。安史亂起，尉遲勝命弟尉遲曜攝理于闐政務，自己帶了五千軍隊來唐助戰，因留唐不返，唐贈以武都郡王的封號。從這些事例就可以窺知唐統治集團上層和于闐統治階級上層的關係是如何密切了。 在唐代初年，有于闐名畫師尉遲跋質那、尉遲乙僧父子，來至長安。他們把西域畫風和暈染法傳來內地，這對此後中原的畫風，有很大影響，我們在後面還要講到。 唐太宗合併高昌（公元640年），置安西都護於交河城（今新疆吐魯番西雅爾），到了唐高宗顯慶三年（公元658年），又遷安西都護府於「東接焉耆，西連疏勒，南鄰吐蕃，北扼突厥」（《通典·州郡典》）的龜茲都城伊邏羅城。龜茲、焉耆、疏勒、毗沙（于闐）四都督府，並受安西大都護府的節制，因此稱為「安西四鎮」。高宗咸亨元年（公元670年），吐蕃攻陷西域十八州，唐罷龜茲、于闐、焉耆、疏勒四鎮。高宗調露元年（公元679年），唐大將裴行儉、王方翼築碎葉城（今吉爾吉斯斯坦托克馬克附近），乃以龜茲、于闐、疏勒、碎葉為安西四鎮。武則天垂拱二年（公元686年），又罷四鎮。長壽元年（公元692年），王孝傑敗吐蕃，二年，復取龜茲、于闐、疏勒、碎葉四鎮，並於龜茲置安西都護府。武則天聖歷二年（公元699年），以阿史那「斛瑟羅為平西大總管，鎮碎葉」（《資治通鑑》周聖歷二年），可見碎葉鎮也還沒有丟失。後來突騎施烏質勒崛起，攻陷碎葉，並移牙其處，但是唐王朝不廢鎮名，表示突騎施這一占領為不合法。及至唐玄宗開元七年（公元719年），唐冊立突騎施蘇祿為忠順可汗，碎葉的地位不得不明朗化了，於是安西節度使湯嘉惠才正式表請「以焉耆備四鎮」（《舊唐書·焉耆傳》）。這樣，安西四鎮復為龜茲、于闐、疏勒、焉耆四鎮了。 龜茲、于闐、疏勒、焉耆一些天山南路的城邦，能夠協同步調，不受西突厥和吐蕃的侵犯，是有積極意義的。因為西突厥和吐蕃當時還都處於不發展的奴隸制階段，經濟、文化各方面，遠遠落後於天山南路各城邦。因此突厥和吐蕃奴隸主貴族的統治，對天山南路各城邦的經濟、文化發展來說，是起了阻滯作用的。西突厥汗統治天山南路各城邦時，於各城邦設置「吐屯一人監統之，督其征賦」（《通典·邊防典·西突厥》），向天山南路各城邦人民進行殘酷的掠奪。據《隋書·疏勒傳》稱：疏勒「土多稻、粟、麻、麥、銅、鐵、錦、雌黃，每歲常供送突厥」。當然不僅疏勒一地如此，其餘各城邦的遭遇，亦大體相同。這樣就給天山南路各族人民帶來了沉重的負擔，妨礙了西域各城邦經濟文化的發展。安西四鎮的建置，不僅加強了中原和這個地區的經濟文化聯繫，而且保證了絲綢之路的暢通和商旅的安全，這對於當時中國和西方諸國友好交往的促進，中西經濟文化交流的擴大，中西交通的發展，都有積極作用。 由於唐王朝同天山南路這些城邦的關係密切了，中原和西域地區的貿易，大大發展起來。當時西域運銷內地的主要商品有緋氈、氍毹、疊布、名馬、駱駝、于闐美玉，珍貴藥材有硇砂、陰牙角、羚羊角等等。到內地來經商的西域商人很多，活動的地區也很廣，他們主要聚集在長安、洛陽、武威等地。內地運銷西域的商品有錦、綾、羅、綢、綸、絹、麻布、布、貲布、練、金、鐵、青銅器、漆器、紙張等物。除了這些商品以外，唐還通過這條絲路，從內地調運了大量物資來支援這個地區。中唐詩人張籍在《涼州詞》中說到：「邊城暮雨雁飛低，蘆筍初生漸欲齊。無數鈴聲遙過磧，應馱白練到安西。」這首詩就反映了唐以大量物資支援中亞和運銷當時歐、亞、非各國這一歷史事實。 西突厥阿史那氏的衰微與突騎施的強盛　隋朝末年，西突厥汗國的大汗射匱可汗統部，「始開土宇，東至金山（即阿爾泰山），西臨西海（裏海），自玉門以西諸國，皆役屬之」（《通典·邊防典·突厥》）。射匱可汗死，弟統葉護可汗繼位，「北並鐵勒，西拒波斯，南接賓（今克什米爾），悉歸之，控弦數十萬，霸有西域」，其統治區域，東起阿爾泰山，西達裏海，南抵印度河流域。中亞、西域的國王，都由西突厥大汗授予「頡利發」稱號，並由西突厥大汗派遣「吐屯」一人，駐在各該國內，「督其征賦」。 西突厥汗國當時處於唐和波斯、印度、東羅馬帝國四個國家之間，這四個國家要彼此進行國際貿易，必須通過西突厥作為中介人。因此唐王朝建國初期，為了使國際商路暢通無阻，曾主動和西突厥交好。唐高祖獲悉西突厥統葉護可汗要娶唐公主的時候，曾派遣宗室高平郡王李道立出使西突厥汗處，答應把公主嫁給他，只是由於當時「西蕃路梗」，因此「未果為婚」（《通典·邊防典·突厥》）。 唐代著名旅行家玄奘在貞觀三年（公元629年）經過西突厥汗國的時候，西突厥大汗統葉護可汗曾在殿帳中設宴款待他： 出山（蔥嶺）後至一清池（即熱海，今伊斯色克湖），周千四五百里，東西長，南北狹，望之淼然，無待激風，而洪波數丈。循海西北行五百餘里，至素葉城（即碎葉城），逢突厥葉護可汗，方事畋游，戎馬甚盛。可汗身著綠綾袍，露發，以一丈許帛練裹額後垂。達官二百餘人，皆錦袍編髮，圍繞左右。自余軍眾，皆衣裘毳毛，槊纛端弓，駝馬之騎，極目不知其表。既與相見，可汗歡喜，雲「暫一處行，二三日當還，師且向衙所」。令達官答摩支引送安置。至衙三日，可汗方歸，引法師入。可汗居一大帳，帳以金華裝之，爛眩人目。諸達官於前列長筵，兩行侍坐，皆錦服赫然，余仗衛立於後。觀之，雖穹廬之君，亦為尊美矣。法師去帳三十餘步，可汗出帳迎拜，傳語慰問訖，入座。突厥事火，不施床，以木含火，故敬而不居，但地敷重茵而已。仍為法師設一鐵交床，敷蓐請坐。須臾，更引漢使及高昌使人入通國書及信物，可汗自目之，甚悅，令使者坐，命陳酒設樂，可汗出諸臣、使人飲，別索蒲桃漿奉法師。於是恣相酬勸，渾鍾碗之器，交錯遞傾；兜離之音，鏗鏘互舉，雖蕃俗之曲，亦甚娛耳目樂心意也。少時，更有食至，皆烹鮮羔犢之質，盈積於前。別營淨食進法師，具有餅、飯、酥、乳、石蜜、剌蜜、蒲萄等。食訖，更行蒲萄漿。（《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 碎葉「城周六七里」，「土宜糜、麥、蒲萄，林樹稀疏，氣序風寒」（《大唐西域記》）。中亞的商人會集在這裡進行貿易，因此商業很發達。碎葉城西行四百餘里，就是千泉（今吉爾吉斯斯坦吉爾吉斯山脈北麓、庫臘加特河上游一帶），它既是西突厥可汗的夏都，也是西突厥貴族的游宴勝地。玄奘法師前往印度取經時，曾到過此地，在《大唐西域記》里記述千泉的景物，說： 千泉者，地方二百餘里，南面雪山，三陲平陸。水土沃潤，林樹扶疏，暮春之月，雜花若綺，泉池千所，故以名焉。突厥可汗每來避暑。中有群鹿，多飾鈴，馴狎於人，不甚驚走。可汗愛賞，下命群屬，敢加殺害，有誅無赦，故此群鹿，得終其壽。 玄奘記述碎葉城以西居民的服飾是：「服氈褐，衣皮、，囊服褊急。齊發露頂，或總剪剃，繒彩絡額。」（《大唐西域記》） 西突厥汗國的基本部落有十個部落，「每部令一人統之，號為十設（chad），每設賜以一箭，故稱十箭」。十箭又分「為左右廂，各置五箭，其左廂號為五咄陸部落，置五大啜，〔一啜〕管一箭。右廂號為五弩失畢（部落），置五大俟斤，〔一俟斤〕管一箭」。「其後或稱一箭為一部落，大箭頭為大首領。五咄落部落居碎葉以東，五弩失畢居碎葉以西，自是都號為十姓部落」（《通典·邊防典》）。 這十個基本部落所構成的西突厥汗國，還役屬許多經濟發展不平衡的部落和國家，這些部落和國家之間，又是缺乏經濟上的緊密聯繫的，因此西突厥汗國的統治是極不鞏固的，它僅僅是軍事和行政的聯合。當某一個西突厥大汗能夠駕御十個基本部落的酋長的時候，大汗的勢力就很強大；倘若某一個大汗不能駕御東面或西面的五個大箭頭的時候，那麼內部就會發生紛爭，國力就隨之削弱下來。同時由於西突厥社會的氏族宗法殘餘嚴重遺留的緣故，汗位的父死子繼制度，始終沒有確立起來；甚至兄終弟及制度，也沒有能夠嚴格實行，因此往往造成兄弟爭立，骨肉相殘的局面。在這種內爭過程中，西突厥的十個基本部落，便往往陷於分裂，東面的五咄陸部落擁護這一個可汗，西面的五弩失畢部落擁立另一個可汗，越發加深了這種混亂局勢。 唐太宗貞觀四年（公元630年），西突厥統葉護可汗為其伯父所殺，其伯父自立，號莫賀咄俟屈利毗可汗，一部分部落不服從他。西面的五弩失畢部落迎立統葉護可汗的兒子做可汗，號乙毗缽羅肆葉護可汗。兩可汗交兵不息，「國內虛耗」（《通典·邊防典·突厥》）。本來役屬於西突厥的鐵勒人，開始掙脫了西突厥的統治而實行獨立。不久，乙毗缽羅肆葉護可汗戰勝莫賀咄俟屈利毗可汗，重新統一了十姓部落，接著出兵進擊鐵勒，反為薛延陀所敗。同時，肆葉護可汗「猜狠信讒」，部落離心。弩失畢等部落的豪帥掩擊肆葉護可汗，肆葉護可汗逃奔康國（今烏茲別克斯坦撒馬爾罕），於是西突厥國人擁立阿史那泥熟為可汗，號咄陸可汗。咄陸可汗死，弟沙缽羅利失可汗繼位。利失可汗又失眾心，西面的五弩失畢部落擁立欲谷設為乙毗咄陸可汗，於是，以伊犁河為界，西突厥汗國一時又形成東西對峙的局面。沙缽羅利失可汗死，子乙毗沙缽羅葉護可汗繼位。而乙毗咄陸可汗的勢力漸強，終於在唐太宗貞觀十五年（公元641年），乙毗咄陸可汗擊滅了乙毗沙缽羅葉護可汗，重新統一了西突厥汗國。 唐於貞觀十四年，合併高昌，打開了通往天山南北路的絲綢之路的門戶。不久，西突厥的葉護也以可汗浮圖城（今新疆吉木薩爾北護堡子）附唐，唐於可汗浮圖城置庭州。 貞觀十五年，西突厥乙毗咄陸可汗重新統一十姓部落後，曾一度進攻伊吾（今新疆哈密），為唐軍擊退。第二年，乙毗咄陸可汗動員了處月、處密兩個部落，圍攻唐軍據點，又被擊敗。唐軍在郭孝恪的指揮下，進行反攻，乘勝進拔處月俟斤的牙帳（設在今新疆塔城附近），進至遏索山（今新疆哈屯博克達山），又擊降了一部分處密部落（處密部落的牧地在今新疆瑪納斯河流域）。 既而西突厥汗國內亂又起，乙毗咄陸可汗連遭部下襲擊，西走吐火羅（今阿富汗巴達克山附近），國人另立乙毗射匱可汗為西突厥大汗。唐高宗永徽二年（公元651年），阿史那賀魯又以五弩失畢部落之眾，擊潰了乙毗射匱可汗，統攝十姓部落，建庭於雙河（今新疆艾比湖以西的博羅塔拉流域）及千泉（西突厥可汗避暑地，在今吉爾吉斯斯坦北部吉爾吉斯山脈北麓，庫臘加特河上流一帶），擁有「勝兵數十萬」（《通典·邊防典·突厥》）。 賀魯時期的十姓部落，已經不是原封不動的以前的十姓部落了。其五啜為： 一、　處月木昆律啜（今新疆塔城附近）； 二、　胡祿屋闕啜（今新疆安集海附近）； 三、　攝舍提暾啜（今新疆艾比湖附近）； 四、　突騎施賀邏施啜（今新疆博羅塔拉河兩岸）； 五、　鼠泥施處半啜（今珠勒都施河流域）。 五俟斤為： 一、　阿悉結闕俟斤； 二、　哥舒闕俟斤； 三、　拔泥塞干暾沙缽俟斤； 四、　阿悉結尼熟俟斤； 五、　哥舒處半俟斤。 左廂五咄陸的分地在碎葉（今吉爾吉斯斯坦托克馬克附近）以東，右廂五弩失畢的分地在碎葉以西。 賀魯統攝十姓部落之後，一方面命兒子莫賀咄葉護侵犯天山南路的一些城邦，想重新建立對塔里木盆地的控制權；一方面又出動大軍直接進攻唐的庭州，想奪取唐在天山北路的據點。唐先後任命梁建方、契苾何力為弓月道行軍總管（時在公元652年），程知節為蔥山道行軍大總管（時在公元655年），出兵抗擊。到了唐高宗顯慶二年（公元657年），唐以蘇定方為伊麗道行軍總管，率回紇部落，從北道進兵；又由西突厥貴族阿史那彌射、阿史那步真二人，從南道出發，安撫西突厥舊部。 唐軍在曳河（今新疆博羅塔拉河）與賀魯會戰，賀魯兵敗，率輕騎渡伊麗河（今伊犁河）西奔，唐軍追蹤至碎葉水（今楚河），又連破賀魯部眾。賀魯失眾西奔，至石國之蘇咄城（今烏茲別克斯坦首都塔什干附近），為其城主所擒，送給唐軍。 唐敗西突厥後，於西突厥十姓部落置兩可汗，以阿史那彌射為統攝東面五咄陸部落的可汗，兼昆陵都護的稱號；以阿史那步真為統攝西面五弩失畢部落的可汗，兼池都護的稱號。但是這兩個可汗，很快就被十姓部落拋棄了。 構成西突厥十姓部落之一的突騎施部落，原來的牧地在碎葉城西北。他們的酋長烏質勒善於「撫恤」自己的部落，因而「遠近諸胡歸附」（《通典·邊防典·突厥》）。突騎施的勢力逐漸發展，後來攻取了碎葉城，並把它的政治中心移到那裡。 武則天垂拱（公元685—688年）以後，東突厥汗國復興，默啜可汗開始兼併西突厥十姓部落，十姓部落損折很大。當時西突厥可汗斛瑟羅（阿史那步真子）因受到默啜可汗和突騎施兩方面的壓力，不得不率領部民六七萬人，徙居唐內地。於是西突厥故地，為突騎施烏質勒所並，烏質勒勝兵至三十萬，雄霸西域。 烏質勒死，子娑葛立，公元711年（唐睿宗景雲二年），娑葛又為東突厥默啜可汗所殺。由於東突厥可汗和貴族對西突厥地區人民的壓榨和奴役非常厲害，十姓部落都不願意受東突厥的役屬，不肯和東突厥可汗合作，葛邏祿三姓部落更舉兵反抗；這樣，東突厥可汗在西突厥的統治權始終未能鞏固起來，最後不得不把東突厥軍隊撤回去了。 東突厥軍隊撤退之後，突騎施別部車鼻施啜蘇祿「裒拾餘眾，自為可汗」（《新唐書·突厥傳》）。「十姓部落漸歸附之，有眾二十萬，遂雄西域之地」（《通典·邊防典·突厥》）。蘇祿為了取得唐王朝的支助，曾在唐玄宗開元五年（公元717年），遣使來唐聘問。開元七年，唐贈予蘇祿以忠順可汗的稱號。開元十年，唐以金河公主妻蘇祿。蘇祿和東突厥、吐蕃也加強了友好關係，東突厥和吐蕃也都把公主嫁給蘇祿為妻。 構成突騎施基本部落的有兩個大氏族，一個是娑葛所屬的氏族，為黃姓；一個即是蘇祿所屬的氏族，為黑姓。這兩大氏族「互相猜阻」（《通典·邊防典·突厥》），致使突騎施部落的勢力大大地削弱了。開元二十六年，蘇祿為其部下大首領處月木昆闕律啜（十姓部落中左廂五咄陸之一）莫賀達干（官名）所殺。另一大首領都摩支擁立蘇祿子吐火仙骨咄為可汗，入保碎葉城。都摩支又聯絡黑姓可汗爾微特勒，令其屯兵怛邏斯城（Talas今哈薩克斯坦江布爾城），互為犄角，以拒莫賀達干。最後莫賀達干取得唐援助，進兵碎葉城，擊擒吐火仙，黑姓可汗爾微特勒也在怛邏斯城為拔汗那國（今塔吉克斯坦苦盞）國王所襲殺，莫賀達干遂自稱大汗。 到了天寶三載（公元744年），莫賀達干又被殺。突騎施黑姓伊里底密施骨咄祿毗伽可汗被推為大汗。天寶十二載，突騎施黑姓登里伊羅密施可汗被推為大汗。唐王朝為了安撫絕域，都加以策命。西突厥統治階級內部不斷火併，給當地人民帶來了深重的苦痛，據《新唐書·西域·石國傳》說，唐天寶末年，在長達千里的碎葉河流域，「有異姓突厥兵數萬，耕者皆擐甲，相掠為奴婢」。可見秩序蕩然，人民已無法進行正常的生產。 唐肅宗至德（公元756—758年）以後，突騎施內部由於黃姓、黑姓「自相屠殺」（《通典·邊防典·突厥》），日益衰微。而駐牧於今齋桑泊以至布倫托海、塔城之間的葛邏祿三姓部落，卻日益強大起來，他們在唐代宗大曆（公元766—779年）中，終於徙居西突厥「十姓可汗故地，盡有碎葉、怛邏斯諸城」（《新唐書·葛邏祿傳》），十姓部落反而不得不受他們的役屬了。 統一強盛的西突厥汗國雖然衰落了，但西突厥的軍事貴族，此後往往以僱傭軍將領的姿態，出現於亞洲的政治舞台上，充任極其重要的角色。他們不但在大食哈利發手下擔任將領，而且往往取得信任，掌握著地方實際行政權力，往往取得僅次於哈利發的蘇丹稱號。在中國，也是一樣，如西突厥十姓部落之一的處月部落，其後改稱沙陀部落，入居大同塞上，它的後人李克用以鎮壓黃巢農民起義有功，被唐王朝任命為太原節度使。李克用的兒子李存勗，在五代時期，在中原地區建立後唐王朝。後晉王朝的建國者石敬瑭、後漢王朝的建國者劉知遠，也都屬於這個沙陀部落。可見西突厥雖然衰亡了，而其軍事貴族的潛勢力，卻對鄰近國家的政治軍事發生極其重大極其深遠的影響。奧斯曼土耳其（土耳其即突厥的異譯）帝國，一度地跨歐亞兩洲，國力雄盛，它也是西突厥汗國的後裔，只是因為不屬於我們所講述的範疇之內，所以就略而不講了。 * * * (1)　伊州領伊吾（今新疆哈密）、柔遠（今新疆哈密西北）、納職（今新疆哈密西）三縣。 (2)　《新唐書·地理志》稱貞觀十四年，「平高昌，又增州二，縣六」。按此二州指西州、庭州；六縣指西州所領之高昌（今新疆吐魯番東南六十里）、交河（今新疆吐魯番西交河城）、柳中（今新疆吐魯番東魯克沁）、天山（今新疆託克遜西北）等四縣，及庭州所領蒲昌（今新疆吉木薩爾北）、蒲類（今新疆巴里坤）等二縣，正合二州六縣之數。《元和郡縣圖志》西州下，「蒲昌縣，貞觀十四年置，本名金滿城，車師後王庭也」。又同書庭州後庭縣下，「貞觀十四年於州南置蒲昌縣，長安二年改為金滿縣，寶應元年改為後庭縣」。是蒲昌縣、金滿縣、後庭縣，實一地，亦即西突厥之可汗浮圖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