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五代史 · 第四節　唐代的學校制度與科舉制度

唐代的學校制度　唐王朝是在隋末農民大起義的烈焰中建立起來的。它懾於農民大起義的威力，需要廣泛地集中地主階級的力量，以期鞏固其統治。因此它一方面固然為了強化王權，不得不壓抑一部分趙、魏舊族；而另一方面必須廣泛搜羅地主階級人才，所以又在隋代的基礎上繼續發展科舉制度，藉以選拔官吏，充實統治政權。 在談唐代的科舉制度以前，應該先講一講唐代的學校制度。 唐代的學校制度，大抵是從前代的學校制度發展而來的。南朝自晉、宋以來，有國子學與太學；北朝自北魏以來，有國子、太學、四門等學。唐承南北朝舊制，加以擴大充實，分成六學。「一曰國子，二曰太學，三曰四門，四曰律學，五曰書學，六曰算學」（《唐六典·國子祭酒》）。 《新唐書·選舉志》稱：「凡學六，皆隸於國子監。國子學生三百人……太學生五百人……四門學生一千三百人，律學生五十人，書學生三十人，算學生三十人。」六學學生，都由尚書省挑補。國子、太學、四門、書學、算學的學制，最高的年限是「在學九歲，律生六歲」。四門學生畢業後，可以升入太學；太學生畢業後，可以升入國子學。學生的學齡是「年十四以上，十九以下；律學十八以上，二十五以下」，每十天，有「旬假」一天。每年的五月，有「田假」；每年的九月，有「授衣假」，各十五天。 國子監置國子祭酒一人，有如後世的大學校長職位。國子司業一人，後來增為二人，有如後世的大學教務長職位。各學置博士、助教和直講。學生入學以後，要按學則學習，每旬的第一天，博士、助教要檢查學生上一旬的作業，如果在學學生「藝業不進」，「不修法度」，就有被黜退的可能。 唐太宗貞觀時，增築學舍一千二百間，選名儒充任學官，國學等學生有三千二百六十人。史稱：「於是四方學者，雲集京師。乃至高麗、百濟、新羅、高昌、吐蕃諸酋長，亦遣子弟請入國學，升講筵者至八千餘人。」（《資治通鑑》唐貞觀十四年）當時國學之盛，為魏晉以來所未有。 天寶以後，生徒流散，到了唐憲宗元和二年（公元807年），又重新設置學生員額，西京國子館生八十人，太學生七十人，四門生三百人，廣文六十人，律館二十人，書、算館各十人。東都國子館生十人，太學生十五人，四門生五十人，廣文十人，律館十人，書館三人，算館二人。 除了國子六學以外，還有屬於門下省的宏文館與屬於東宮的崇文館。宏文館學生三十人、崇文館學生二十人，只有勛臣貴戚宰相公卿的子弟，才有入學的資格，可以說是「宮廷學院」。 州、縣也設立學校。「京都學生八十人，大都督府、中都督府、上州各六十人，下都督府、中州各五十人，下州四十人，京縣五十人，上縣四十人，中縣、中下縣各三十人，下縣二十人」（《新唐書·選舉志》）。州、縣學生，由州縣長官挑補。每年十一月，州縣把卒業的優秀學生，送往尚書省應試。唐玄宗時，全國州縣學生共有六萬七千人之多，事見《通典·選舉典》。 學校修習的科目，主要是九經。以《禮記》、《左傳》為大經，《詩》、《周禮》、《儀禮》為中經，《易》、《尚書》、《公羊傳》、《梁傳》為小經。「通二經者，大經、小經各一，若中經二；通三經者，大經、中經、小經各一；通五經者，大經皆通，余經各一。」（《新唐書·選舉志》）此外《論語》、《孝經》兩書，必須兼通。課程修習的時間，「凡治《孝經》、《論語》共限一歲，《尚書》、《公羊傳》、《梁傳》各一歲半，《易》、《詩》、《周禮》、《儀禮》各二歲，《禮記》、《左氏傳》各三歲。學書，日紙一幅，間習時務策，讀《國語》、《說文》、《字林》、《三蒼》、《爾雅》」（《新唐書·選舉志》）。律學、算學、書學的修習科目，另有規定，和一般的不一樣。「凡書學，《石經》三體限三歲，《說文》二歲，《字林》一歲。凡算學，《孫子》、《五曹》共限一歲，《九章》、《海島》共三歲，《張丘建》、《夏侯陽》各一歲，《周髀》、《五經算》共一歲，《綴術》四歲，《緝古》三歲，《記遺》、《三等數》皆兼習之」（《新唐書·選舉志》）。 因為當時學校修習的主要科目是九經，故唐太宗以「儒學多門，章句繁雜，詔國子祭酒孔穎達與諸儒撰定五經義疏凡一百七十卷，名曰《五經正義》，令天下傳習」（《舊唐書·儒學傳》序）。這樣，《五經正義》就成為當時最標準的課本。今天我們在《十三經註疏》中所看到的《周易正義》、《尚書正義》、《毛詩正義》、《禮記正義》、《春秋左傳正義》，就是唐代孔穎達等所撰定的《五經正義》。 唐玄宗開元二十九年（公元741年），始置崇玄學，天寶元年（公元742年），兩京各置崇玄學博士一人，助教一人。崇玄學學生，西京、東都各百人。習《老子》、《莊子》、《文子》、《列子》，亦曰道舉。「官秩、蔭第同國子，舉送、課試如明經」（《新唐書·選舉志》）。因為修習的經典有《老子》、《莊子》，所以陸德明撰《經典釋文》時，也把兩書收入書內，作為當時修習經學的標準課本。 唐制，「不得輒使許百姓任立私學」（《唐會要》卷三十五《學校》）。但是儒生在家自學，學成也得由州郡保薦、去京參加考試，稱為「鄉貢」。 唐代的科舉制度　唐代的科舉，分貢舉和制舉。先講貢舉。 貢舉的科目很多，有秀才，有明經（又分明五經、明三經、明二經、學究一經、明《三禮》、明《三傳》），有俊士，有進士，有明法，有明字，有明算，有三史（《史記》、《漢書》、《後漢書》），有一史，有道舉，有童子（十歲以下能通經者）等等，設立的科舉名目雖多，而當時士人大都趨向於明經、進士兩科。進士科比明經科要難，進士的錄取率，平均為投試總人數的百分之一二。唐中期以後，錄取額一般在三十人左右（詳見下文）。明經的錄取額較寬，錄取率平均為投試總人數的十分之一二，每次錄取額一般在一百一二十人左右。 唐高祖武德五年至九年，共錄取進士二十六人，每年的平均錄取額是五點二人。太宗在位二十三年，共錄取進士二百五人，每年的平均錄取額是八點九一人。高宗在位三十三年，共錄取進士五百八十七人，每年的平均錄取額是一七點七九人。中宗嗣聖元年的進士錄取額是四十九人。武則天在位二十一年，共錄取進士五百十八人，每年的平均錄取額是二四點六七人，中宗又在位五年，共錄取進士一百九十三人，每年的平均錄取額是三八點六人。睿宗在位三年，共錄取進士八十九人，每年的平均錄取額是二九點六七人。玄宗在位四十四年，共錄取進士一千一百六十三人，每年的平均錄取額是二六點四三人。肅宗在位四年，共錄取進士一百五十四人，每年的平均錄取額是三八點五人。代宗在位十三年，共錄取進士四百十七人，每年的平均錄取額是三二點〇七人。德宗在位二十四年，共錄取進士五百九十四人，每年的平均錄取額是二四點七五人。順宗永貞元年，錄取進士二十九人。憲宗在位十五年，共錄取進士四百十八人，每年的平均錄取額是二七點八七人。穆宗在位四年，共錄取進士一百二十七人，平均每年的錄取額是三一點七五人。敬宗在位二年，共錄取進士三十四人，每年的平均錄取額是十七人。文宗在位十三年，共錄取進士四百二十五人，每年的平均錄取額是三二點六九人。武宗在位六年，共錄取進士一百四十三人，每年的平均錄取額是二三點八三人。宣宗在位十四年，共錄取進士四百三十人，每年的平均錄取額是三〇點七一人。懿宗在位十三年，共錄取進士三百九十人，每年的平均錄取額是三〇人。僖宗在位十四年，共錄取進士三百四十七人，每年的平均錄取額是二四點七九人。昭宗在位十九年，共錄取進士四百二十四人，每年的平均錄取額是二二點三二人。除了中宗嗣聖元年是例外，穆宗、文宗、宣宗、懿宗四朝共四十四年，每年平均錄取三十至三十一二人，算是最高額了(1)。唐代進士科最高額只錄取三四十人左右，所以進士科最為矜貴。到了南宋，進士科一次就錄取四五百人，反為社會所不重視了。 因為進士的名額少，錄取率低，故當時有「三十老明經，五十少進士」（《唐國史補》）的說法。進士科加試詩文，比起明經來更符合當時統治政權延攬文學人才的規格要求。所以久而久之，明經科漸漸不為時人所重(2)，而進士科獨為矜貴。李肇《唐國史補》稱：「進士始於隋大業中，盛於貞觀、永徽之際，縉紳雖位極人臣，不由進士者，終不為美。」唐高宗時，宰相薛元超（薛道衡之孫）曾對他的親友講：「吾不才，富貴過分。然平生有三恨，始不以進士及第，娶五姓女，不得修國史」（《隋唐嘉話》）。可見當時人士對進士科的欽羨。 武則天、唐中宗以後，進士科更為貴重。中唐時，禮部員外郎沈既濟這樣說過：「初國家自顯慶（公元656—660年）以來，高宗聖躬多不康，而武太后任事。……太后頗涉文史，好雕蟲之藝。永隆（公元680年）中，始以文章選士。及永淳（公元682—683年）之後，太后君臨天下二十餘年，當時公卿百辟，無不以文章達，因循日久，浸以成風。至於開元、天寶（公元713—755年）……百餘年間，生育長養，不知金鼓之聲、烽燧之光，以至於老。……父教其子，兄教其弟，無所易業。大者登台閣，小者任郡縣，資身奉家，各得其足，五尺童子，恥不言文墨焉。是以進士為士林華選，四方觀聽，希其風采，每歲得第之人，不浹辰（十二日）而周聞天下。」（《通典·選舉典》注引）進士科已成仕進的共同趨向，當時顯貴，幾乎很少不是從文章科舉出身的。《通典·選舉典·雜議論》評曰：「我開元、天寶之中，一歲貢舉，凡有數千，而門資、武功、藝術、胥吏，眾名雜目，百戶千途，入為仕者，又不可勝紀。」魏晉南北朝以來世家大族所重視和憑依的「門資」，這時已和武功、胥吏、藝術等途相提並論，無怪門閥士族子弟，寧願捨棄門資，而奔競於科場。唐武宗時，宰相李德裕曾對武宗說：「臣無名第（不是進士科出身），不合言進士之非。然臣祖（李棲筠）天寶末，以仕進無他途，勉強隨計，一舉登第。自後不於私家置《文選》，蓋惡其祖尚浮華，不根藝實」（《舊唐書·武宗紀》會昌四年）。這幾句話儘管反映了出身趙魏大族的趙郡李氏，認為進士科「祖尚浮華」，抱有反感；但也說明了當時士人包括世家大族子弟在內，不得不通過科舉以求仕進的事實。 《唐語林》稱：唐「宣宗尚文學，尤重科名。」「愛羨進士，每對朝臣，問：『登第否？』有以科名對者，必有喜，便問所賦詩賦題，並主司姓名。或有人物優而不中第者，必嘆息久之。嘗于禁中〔殿柱〕題『鄉貢進士李道龍』。」帝王的提倡，士大夫的趨向，結果朝官如非科第出身，便被視為不是正途出身了。 貢舉考試本來是由吏部考功司的考功員外郎主持的。唐玄宗開元二十四年（公元736年），以員外郎資望淺，鎮不住考場，改派禮部侍郎充任主考官，從此考場亦設於禮部。每次考試畢，由禮部放榜後，再送中書門下政事堂詳復。 考場的規矩很多，關防很嚴。白天如果還未交卷，晚上可以繼續作業，所謂：「唐制，舉人試日，既暮，許燒燭三條。韋永貽試日，先畢，作詩云：『褒衣博帶滿塵埃，獨上都堂納卷回。蓬巷幾時聞吉說，棘籬何日卻重來。三條燭盡鍾初動，七轉丹成鼎未開。殘月漸低人擾擾，不知誰是謫仙才。』又云：『白蓮千朵照廊明，一片昇平雅頌聲。才唱第三條燭盡，南宮風月畫難成。』」（《能改齋漫錄》） 進士考試的科目，有時務策五道；有帖經，後來又加試詩賦各一篇。先講時務策，顧名思義，就是考試應舉者對當時政治現狀的看法和處理方法，本來這是最能聯繫當時現狀實際的。如唐文宗太和二年（公元828年），進士劉在制舉的直言極諫科中，寫成了一篇洋洋灑灑的時務策，攻擊當時宦官擅權，可是主考官怕得罪宦官，不敢把這篇策文加以推薦。可見具有真知灼見，針對政局的敏感性較強的時務策，由於主考官有所顧忌，往往被抹煞了。四平八穩，碌碌無奇，「所言皆冗齪常務」（《新唐書·劉傳》）的對策，反而得到好評。策試的實際效果可想而知。再講帖經。考試進士時，帖一大經，即《禮記》和《左傳》。「以所習經，掩其兩端，中間開唯一行，裁紙為帖。凡帖三字，隨時增損，可否不一，或得四，或得五，或得六，為通。後舉人積多，故其法益難，至有帖孤章絕句，疑似參互者以惑之」（《文獻通考·選舉考》）(3)。唐代的帖經，無例可舉，我們姑舉北宋的帖經為例。《文獻通考·選舉考》云：「按自唐以來，所謂明經者，不過帖書墨義而已。愚（馬端臨自稱）嘗見東陽麗澤呂氏家塾有刊本《呂許公夷簡應本州鄉舉試卷》，因知墨義之式。蓋十餘條，有雲『作者七人矣（見《論語·憲問》），請以七人之名對』。則對云：『七人某某（長沮、桀溺、荷丈人、石門晨門、荷蕢、儀封人、楚狂接輿）也。謹對。』有雲『見有禮於其君者，如孝子之養父母也（見《左傳》文公十八年），請以下文對』。則對雲，下文曰：『見無禮於其君者，如鷹氈之逐鳥雀也。謹對。』有雲請以註疏對者，則對雲註疏曰云雲，謹對。有不能記憶者，則只雲『對未審』。……其上則具考官批鑿，如所對善，則批一『通』字；所對誤及未審者，則批一『不』字。」可見帖經，完全依靠死記硬背。唐代是填充法；北宋是填充法以外，加提示法，提示上文，對答下文。這樣的考試，不可能發現真才實學。詩、賦雖然有祖尚浮華之病，但多少能測驗應試士子的才華和文章詞采，所以唐代考試進士後來特別注重詩、賦，而唐代詩、賦名家也特別多。 唐代前期的進士，如郭元振、陳子昂、蕭穎士、李華等，很多都由太學生登第的，《摭言》稱：「開元已前，進士不由兩監（西京國子監和東都國子監）者，深以為恥。」到了唐中葉以後，國學廢墮，漸重「鄉貢」。 鄉貢應進士舉，在京都由京兆府保送，因為京都人才薈萃，報名應進士舉的士子多，所以由京兆府差萬年縣尉先進行一次預試（只考詩、賦），成績優異的一般列在前十名，稱為等第(4)。京兆府考取的前十名，到了禮部考試的時候，往往名列前茅，十中七八，所以試人很重視等第。外府錄送，稱為拔解，事先不經過預試；但中唐元和中，同、華解送，也先經過詩、歌、文、賦、帖經五場預試，由於經過嚴格甄選，所以時稱：「同、華解，眾推利市，與京兆無異，若首送無不捷者。」（《文獻通考·選舉考》）有些州在解送前，為了要確定解送單上第一名人選，因此也往往非正式地由州吏試以詩賦。白居易在杭州，曾試舉人《長劍倚天外》賦、《餘霞散成綺》詩，試畢解送，徐凝第一名，張祜第二名。張祜不服氣，「遂行歌而邁，凝亦鼓而歸」（《唐詩紀事》），對名次爭奪得很厲害。唐代被舉送應試的士人，稱為舉人，和明清鄉試中試者之稱為舉人，是有區別的。 據《摭言》和《唐國史補》稱：當時各州申送舉子赴京應舉，曰「解」。解送單上第一名稱「解頭」（猶後世之「解元」）。考試的場所稱為「舉場」。彼此相稱，謂之「秀才」。得解（保送）投刺時稱「鄉貢進士」。在應試之前，造請權要，謂之「關節」。互相推捧，謂之「還往」。「各相保任，謂之合保」。「群居而賦，謂之私試」（《唐國史補》）。白居易《靖安北街贈李二十〔紳〕》詩：「榆莢拋錢柳展眉，兩人並馬語行遲。還似往年安福寺，共君私試卻回時。」就是指這種群居私試而言的。解而得第，得稱「前進士」。互相推敬，謂之「先輩」。同榜及第，稱為「同年」。稱主考曰「座主」，自稱曰「門生」。進士及第，以狀申報朝廷，狀上第一名稱為「狀頭」，亦謂之「狀元」。新中進士，在杏園舉行宴會，稱為「探花宴」。杏園宴後，列名姓於慈恩寺塔壁，謂之「慈恩寺題名」。關試以後，又宴集於曲江亭子，謂之「曲江大會」，亦曰「聞喜宴」；因宴集後，關試及第進士就要分散到各處做官，所以亦稱「離會」。 至於落第的進士，「不捷而醉飽，謂之『打（祛除煩惱）』」。「退而肄業，謂之『過夏』。」肄業後的新成果，稱為「夏課」，亦謂之「秋卷」。倘若對貢院的考試不滿，認為主司取士不公，於是「匿名造謗，謂之無名子」（《唐國史補》）。 進士及第以後，有的還應制舉，這在下面就要講到。有的即使不應制舉，也須經過吏部考試，稱為「關試」，亦曰「釋褐試」。關試的內容有四方面，一曰身，要求體貌豐美；二曰言，要求言辭辯正；三曰書，要求楷法遒美；四曰判，要求文理優長。四方面都合格，然後簽注職位，由尚書省申報中書門下，除官授職。判是必須經過考試的，凡試判登科，謂之「入等」，甚拙者謂之「藍縷」。韓愈進士及第之後，三試於吏部都不及格，「則十年猶布衣」（《文獻通考·選舉考》）。可見並不是進士一及第就做官，還得過「釋褐試」這一關。 唐代稱進士登科為「登龍門」，《唐國史補》謂：「大凡中人三十成名，四十乃至清列，遲速為宜。」所以當時有「及第進士，俯視中、黃郎（中書侍郎、黃門侍郎）；落第進士，揖蒲、華長、馬（蒲州、華州長史、司馬）」，以及「進士初擢第，頭上七尺焰光」（《封氏聞見記》）的說法。說明進士仕途較一般要順利。惟其如此，久舉不第，則往往為親友所奚落(5)，反映了當時的炎涼世態。 因為進士科特重詩賦，所以舉送的士子，先把自己詩歌方面的代表作，裱成一卷，在京遍謁當時著名學者和詩人，請求取得他們的揄揚。《文獻通考·選舉考》說：「天下之士，什什伍伍，戴破帽，騎蹇驢，未到門百步，下馬奉幣刺，再拜以謁於典客者，投其所為之文，名之曰『求知己』；如是而不問，再如前所為者，名之曰『溫卷』；如是而又不問，則有執贄於馬前，自贊曰『某人上謁』者。」這種干謁的行徑，未免使人為之氣短(6)。也有無恥的舉子，剽竊別人的行卷，當作自己的作品，遍謁藩鎮州牧，以丐脂潤(7)，當作別論。有些真才實學的舉子，經過前輩的揄揚，確實也大有好處。白居易、牛僧孺等未及第前，經過顧況、韓愈、皇甫諸前輩的延譽，才能以進士及第(8)。所以舉子入闈前的投卷延譽，原是未可厚非的事。 唐代科場中賣關節、徇情面的事情，最為大家所熟知的一次，是唐文宗開成元年，裴思謙以仇士良關節取狀頭(9)。甘露事變之後，宦官恣橫，朝廷紀綱蕩然，知貢舉的高鍇，頂不住大宦官仇士良的壓力，不得不把狀頭奉送給裴思謙。當然這種情況，在唐代並不是經常出現的。 唐代的科舉，有制舉與貢舉之分，貢舉尤其是進士舉，上面已講得很多，下面談談制舉。制舉也稱為詔舉。制舉的科目名稱，往往根據制詔提到的具體內容，臨時確定。如辭標文苑科（武則天垂拱四年），蓄文思之藻、抱儒素之業科（永昌元年），長才廣度、沉跡下僚科（證聖元年），文藝優長科（萬歲通天元年），材堪經邦、賢良方正科（中宗神龍二年），直言極諫、文史兼優科（玄宗開元二年），文辭雅麗科（開元七年），博學宏辭科（開元十九年），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科（德宗貞元十年），詳明吏理、達於教化科。制舉的考試，一般都在朝廷進行，儀式比較隆重。唐代雖重進士，但進士登科以後，不立即授官，必須經過吏部關試或再登制舉諸科，然後授官。關試試文三篇，謂之「宏辭」，試判三條，謂之「拔萃」。制舉登科，「高者特授以美官，其次與出身」（《通典·選舉典》）。由吏部依格令選補授官。唐代制舉也選拔了不少地主階級中的人才，如唐高宗麟德元年經明行修科，李思訓及第。乾封元年幽素科，蘇瓌及第。儀鳳二年下筆成章科，姚元崇及第。武則天垂拱元年詞標文苑科，張說及第。永昌元年賢良方正科，張柬之及第。證聖元年超拔群類科，賀知章及第。萬歲通天元年賢良方正科，蘇及第。中宗神龍二年才堪經邦科及玄宗先天元年道侔伊呂科，張九齡二次及第。睿宗景雲三年賢良方正及文可以經邦科，韓休及第。玄宗開元二十二年博學宏辭科，王昌齡及第。天寶元年文辭秀逸科，顏真卿及第。天寶八載有道科，高適及第。德宗貞元八年博學宏辭科，裴度及第。貞元十二年博學宏辭科，柳宗元及第。憲宗元和元年才識兼茂、明於體用科，元稹、白居易及第。元和二年博學宏辭科，柳公權及第；賢良方正、直言極諫科，牛僧孺、皇甫及第。文宗太和二年賢良方正、直言極諫科，杜牧、裴休及第，是科，劉以論宦官下第，屈聲聞於天下。許多名臣賢相或著名詩人，都是先登進士或明經科，後來又制舉及第的。 科舉制度是最能滿足封建專制主義中央集權政治的要求的。因為，第一，科舉考試完全由中央政府來掌握，一變過去世家大族所操縱的九品官人之法，中央政府通過科舉考試，從全國各地挑選出願意為它服務的人才，留在中央或分發到各地去做官，這就使得地主階級知識分子廣泛地參與了政權工作，從而加強了全國政權的統一和集中。第二，推行了科舉制度，選拔官吏便有了統一的規格和要求。唐代以科舉和門蔭取士，而科舉中進士科獨為矜貴，正因為進士科重辭賦，更能適應當時統治政權要求的緣故，所以要想做官的士子，必須嫻習辭賦，熟諳儒家經典，士子力求符合這種規格，無形中就加強了思想的統一。固然，科舉制度的發展，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魏晉以來世家大族壟斷政權的傳統局面，這是封建社會政治上的一種變化和發展；而且科舉制度在表面上看起來又好像是最公平的，任何人只要埋頭讀書，就有資格應考，也就具有參加政權工作的可能。但是在封建經濟的限制下，在依附關係的牢固束縛下，受教育決不是任何人都能享受的權利，對於必須靠自己勞動來生活的窮人子弟來說，讀書識字幾乎是不可能的。唐代做官的人，概由吏部「考核資敘郡縣鄉里名籍，父祖官名，內外族姻」（《通典·選舉典》），在家庭成分上限制很嚴，有「凡官人及同居大功已上親，自執工商，家專其業，皆不得入仕」（《唐六典·吏部郎中》）等等規定，所以真正出身於被統治階級而能參加統治政權工作的人極少，絕大多數的官吏是從地主階級中選拔出來的。有些中小地主家庭的子弟，一旦通過科舉，參加政權機構，除非是和貴族大地主合流，否則就不可能仕宦得意。縱然偶有出身於富裕的自耕農民家庭的人登科做官，他在政治和經濟利益的立場上，就決不是也決不能再代表出身階級的，這是因為他在思想意識上已經符合統治政權的要求，在社會地位上已經獲得特殊的身份的緣故。 還有，科舉制度的實施，又可以使士子除了汲汲於功名富貴而埋頭讀書以外，不再產生任何對統治政權不利的念頭，所以貞觀中，「唐太宗私幸端門，見新進士於榜下綴行而出，喜謂侍臣曰：『天下英雄，入我彀中矣。』」（《摭言》）後來開成（公元836—840年）間詩人趙嘏也有詩云：「太宗皇帝真長算，賺得英雄盡白頭」（《唐國史補》）。當然，「賺得英雄盡白頭」，只是科舉制的消極目的，其積極目的，還是在於集中地主階級力量，以鞏固和擴大封建統治基礎。這些應了一輩子舉，好不容易當了官的人，對於封建統治秩序，自然是要竭力維護的了。 * * * (1)　《文獻通考·選舉考》錄《唐登科記總目》： 唐高祖武德五年（公元622年），秀才一人，進士四人。六年，進士四人。七年，秀才二人，進士六人。八年，秀才一人，進士五人。九年，秀才二人，進士七人。 太宗貞觀元年（公元627年），秀才二人，進士四人。三年，秀才二人，進士五人。四年，秀才一人，進士九人。五年，秀才一人，進士十五人。六年，秀才一人，進士十二人。七年，秀才二人，進士十三人。八年，秀才一人，進士九人。九年，進士六人。十年，進士十一人。十一年，秀才一人，進士八人。十二年，秀才一人，進士十一人。十三年，秀才二人，進士十七人。十四年，秀才一人，進士五人。十五年，秀才一人，進士十四人。十七年，進士十五人。十八年，秀才一人，進士二十四人。十九年，秀才三人。二十年，秀才一人，進士三人。二十一年，進士七人。二十二年，進士九人。二十三年，秀才一人，進士八人。 高宗永徽元年（公元650年），秀才一人，進士十四人。二年，進士二十五人，其年始停秀才舉。三年四年，不貢舉，應制及第三人。五年，進士一人。六年，進士四十三人，應制一人。顯慶元年（公元656年），進士三人。二年，進士二十二人。三年，進士十七人，諸科一人。四年，進士二十人。五年，進士十四人。六年，進士五人。龍朔二年（公元662年），進士八人。麟德元年（公元664年），進士三人，諸科二人。乾封元年（公元666年），幽素舉十二人。二年，進士五人。總章元年（公元668年），進士二十六人。咸亨元年（公元670年），進士五十四人。四年，進士七十九人。上元元年（公元674年），進士五十七人，重試及第十一人。二年，進士四十五人，別敕二人，續試三人。儀鳳元年（公元676年），不貢舉，諸科四人。三年，不貢舉，諸科一人。調露二年（公元680年），進士一人。永隆二年（公元681年），進士一人。開耀二年（公元682年），進士五十五人（是年陳子昂以進士及第），重試及第十八人。永淳二年（公元683年），進士五十五人。 中宗嗣聖元年（公元684年），進士十三人，重試三十六人。 武后光宅元年（公元684年），進士十六人，上書拜官並諸科九人。二年，進士五十九人。垂拱元年（公元685年），進士二十二人，再取五人。二年，進士四人。三年，進士六十五人。四年，進士二十四人，諸科三十人。永昌元年（公元689年），進士神都六人，西京二人，諸科一人。〔天授〕二年，神都十二人，西京四人，諸科五人。三年，進士十六人。長壽二年（公元693年），進士八人，減策及第二人。三年，不貢舉，諸科二人。延載二年（公元695年），進士二十二人。證聖元年（公元695年），諸科一人。天冊萬歲二年（公元696年），進士二十七人，南郊舉及第三人。萬歲通天二年（公元697年），進士二十七人，諸科十人。三年，不貢舉，諸科二人。聖曆元年（公元698年），進士二十二人。二年，進士十六人，諸科一人。三年，進士二十人。久視二年（公元701年），進士十九人，諸科二人。大足元年（公元700年），進士二十七人。二年，不貢舉，諸科十人。長安二年（公元702年），進士二十一人（是年張九齡以進士及第）。三年，進士三十一人，諸科四人。四年，〔進士〕四十一人，續奏四人。 中宗神龍元年（公元705年），進士六十一人，重試及第十二人，諸科二十九人。二年，進士三十二人，諸科三十九人。景龍元年（公元707年），進士四十八人，諸科三人。二年，進士四十人，諸科六人。三年，不貢舉，諸科八人。 睿宗景雲元年（公元710年），進士五十二人。二年，諸科五十六人。延和元年（公元712年），進士三十七人。 玄宗先天元年（公元712年），諸科二十七人。開元元年（公元713年），進士七十一人，重奏六人。二年，進士十七人，諸科十二人。三年，進士二十一人。四年，進士十六人，上書及第一人。五年，進士二十五人。六年，進士三十二人。七年，進士二十五人，諸科八人。八年，進士五十七人。九年，進士三十八人。十年，進士三十三人。十一年，進士三十一人（是年崔顥以進士及第）。十二年，進士二十一人。十四年，進士三十一人。十五年，進士十九人（是年王昌齡以進士及第），諸科三人。十六年，進士二十人。十七年，進士二十六人，諸科一人。十八年，進士二十六人。十九年，進士二十三人（是年王維以進士及第），諸科二人。二十年，進士二十四人。二十一年，進士二十五人，諸科一人。二十二年，進士二十九人（是年顏真卿以進士及第），諸科九人。二十三年，進士二十七人，諸科五人。二十四年，進士二十人，諸科七人。二十五年，進士二十七人，諸科三人。二十六年，進士二十三人，諸科二十一人。二十七年，進士二十四人，諸科五人。二十八年，進士十五人，諸科五人。二十九年，進士十三人，諸科四人。天寶元年（公元742年），進士二十三人，諸科二人。二年，進士二十六人。三載，進士二十九人。四載，進士二十五人。五載，進士二十一人。六載，進士二十三人，諸科一人。七載，進士二十四人。八載，進士二十人。九載，進士二十一人。十載，進士二十人（是年杜甫以上書拜官）。十一載，進士二十六人。十二載，進士五十六人。十三載，進士三十五人（是年元結以進士及第），諸科一人。十四載，進士二十四人。十五載，進士三十三人。 肅宗至德二載（公元757年），進士二十二人，江淮六人，成都府十六人，江東七人（是年顧況以進士及第）。乾元元年（公元758年），進士二十三人。二年，進士二十五人。三年，進士二十六人。上元元年（公元760年），進士二十九人。 代宗寶應二年（公元763年），進士二十七人。廣德二年（公元764年），進士十三人，又十二人。永泰元年（公元765年），進士二十七人。二年，兩都共二十六人。大曆二年（公元767年），進士二十人，諸科一人。三年，進士十九人，諸科三人。四年，進士二十六人，諸科二人。五年，進士二十六人。六年，進士二十八人，諸科二人。七年，進士三十三人，諸科四人。八年，進士三十四人（是年陸贄以進士及第），諸科五人。九年，進士三十二人。十年，進士二十七人（是年王建以進士及第），諸科一人。十一年，進士十四人。十二年，進士十二人。十三年，進士二十一人，諸科二人。十四年，進士二十人。 德宗建中元年（公元780年），進士二十一人，諸科二十七人。二年，進士十七人，諸科二人。三年，進士二十八人，諸科一人。四年，進士二十七人，諸科三人。興元元年（公元784年），進士五人。貞元元年（公元785年），進士三十三人，諸科二十一人。二年，進士二十七人，諸科一人。三年，進士三十三人，諸科五人。四年，進士三十一人，諸科二十六人。五年，進士三十六人（是年裴度以進士及第），諸科六人。六年，進士二十九人，諸科五人。七年，進士三十人，諸科二十二人。八年，進士二十三人（是年韓愈以進士及第），諸科八人。九年，進士三十二人（是年柳宗元、劉禹錫以進士及第），諸科八人。十年，進士二十八人，諸科二十六人。十一年，進士二十七人，諸科八人。十二年，進士三十人，諸科四人。十三年，進士二十人，諸科六人。十四年，進士二十人，諸科九人。十五年，進士十七人（是年張籍以進士及第），諸科四人。十六年，進士十九人（是年白居易以進士及第），諸科八人。十七年，進士十八人，諸科八人。十八年，進士二十三人，諸科三人。十九年，進士二十人，諸科六人。 順宗永貞元年（公元805年），進士二十九人，諸科十人。 憲宗元和元年（公元806年），進士二十三人，諸科三十六人。二年，進士二十八人，諸科十一人。三年，進士十九人，諸科二十四人。四年，進士二十人，諸科七人。五年，進士三十二人，諸科十二人。六年，進士二十人，諸科十三人。七年，進士二十九人，諸科十四人。八年，進士三十人，諸科十二人。九年，進士二十七人，諸科十一人。十年，進士三十人，諸科十三人。十一年，進士三十三人，諸科十四人。十二年，進士三十五人，諸科十四人。十三年，進士三十二人，諸科十三人。十四年，進士三十一人，諸科十二人。十五年，進士二十九人，諸科十三人。 穆宗長慶元年（公元821年），進士三十三人，駁下十人，重試十四人，諸科三十八人。二年，進士二十九人，諸科十人。三年，進士二十八人，諸科十九人。四年，進士三十三人，諸科十五人。 敬宗寶曆元年（公元825年），進士三十三人，諸科三十二人。二年，進士三十五人（是年劉以進士及第），諸科十二人。 文宗太和元年（公元827年），進士三十三人，諸科十五人。二年，進士三十七人，諸科三十六人。三年，進士二十五人，諸科二十六人。四年，進士二十五人，諸科七人。五年，進士二十五人，諸科六人。六年，進士二十五人，諸科五人。七年，進士二十五人，諸科五人。八年，進士二十五人，諸科十一人。九年，進士二十五人，諸科五人。開成元年（公元836年），進士四十人，諸科九人。二年，進士四十人（是年李商隱以進士及第），諸科三人。三年，進士四十人，諸科七人。四年，進士三十人，諸科二人。五年，進士三十人，諸科十八人。 武宗會昌元年（公元841年），進士三十人，諸科十六人。二年，進士三十人，諸科十三人。三年，進士二十二人，諸科十四人。四年，進士二十五人，續放一人，諸科七人。五年，進士二十七人，複試落下八人，諸科五人。六年，進士十六人，諸科五人。 宣宗大中元年（公元847年），進士二十三人，諸科二十人。二年，進士二十二人，諸科十七人。三年，進士三十人，諸科十人。四年，進士三十人，諸科十三人。五年，進士二十七人，又三十人，諸科二十二人。六年，進士二十八人，諸科九人。七年，進士三十人，諸科十一人。八年，進士三十人，諸科十五人。九年，進士三十人，諸科六人。十年，進士三十人，諸科五人。十一年，進士三十人，諸科三人。十二年，進士三十人，諸科四人。十三年，進士三十人，諸科三人。十四年，進士三十人，諸科三人。 懿宗咸通二年（公元861年），進士三十人，諸科十二人。三年，進士三十人，諸科十一人。四年，進士三十五人，諸科十一人。五年，進士二十五人，諸科九人。六年，進士二十五人，諸科十八人。七年，進士二十五人，諸科十七人。八年，進士三十人，諸科二十人。九年，進士三十人，諸科十一人。十年，進士三十人（是年司空圖以進士及第），諸科十人。十二年，進士四十人（是年聶夷中以進士及第），諸科九人。十三年，進士三十人，諸科十一人。十四年，進士三十人，諸科十人。十五年，進士三十人，諸科十一人。 僖宗乾符二年（公元875年），進士三十人，諸科九人。三年，進士三十人，諸科十一人。四年，進士三十人，諸科十人。五年，進士三十人，諸科八人。六年，進士三十人，諸科九人。七年，進士三十人，諸科十四人。廣明二年（公元881年），進士十二人，續賜第二人。中和二年（公元882年），進士二十八人，諸科二人。三年，進士三十人，諸科二人。五年，進士三十五人，諸科二人。光啟二年（公元886年），進士九人，諸科二人。三年，進士二十五人，諸科一人。四年，進士二十八人，諸科一人。 昭宗龍紀元年（公元889年），進士二十五人（是年韓偓以進士及第），諸科七人。大順元年（公元890年），進士二十一人，諸科一人。二年，進士二十七人，諸科六人。三年，進士三十人，諸科六人。景福二年（公元893年），進士二十八人，諸科十二人。乾寧元年（公元894年），進士二十八人（是年韋莊以進士及第），諸科三人。二年，進士二十五人，重放十五人，落下十人，諸科三人。三年，進士十二人，諸科四人。四年，進士二十人，諸科三人。五年，進士二十人，諸科一人。光化二年（公元899年），進士二十七人，諸科一人。三年，進士三十六人，諸科二人。四年，進士二十六人，諸科三人。天復四年（公元904年），進士二十六人，諸科一人。天二年（公元905年），進士二十三人（是年楊凝式以進士及第），諸科二人。三年，進士二十五人，諸科四人。四年，進士二十人，諸科二人。 以上為唐二百八十九年逐歲所取進士之總目。 (2)　《唐語林》：李珏，趙郡贊皇人。早孤，養母以孝聞。舉明經，華州刺史李絳見而謂之曰：「日角珠庭，非常人也。當綴進士科，明經碌碌，非子發跡之地。」一舉不第，應進士舉，許孟容為禮部，擢上第。 (3)　《通典·選舉典》：凡舉司課試之法，帖經者，以所習經掩其兩端，中間開唯一行，裁紙為帖，凡帖三字，隨時增損，可否不一，或得四、得五、得六者為通。 《白氏六帖事類集》卷十一引《考課令》：進士試時務策，帖大經，通四。其〔時務〕策文辭順敘，義理愜當，並帖經文過者為通。帖、策全通為甲第。 (4)　李肇《唐國史補》：京兆府考而升者，謂之「等第」。外府不試而貢者，謂之「拔解」。 王定保《摭言》：京兆府解送，自開元、天寶之際，率以在上十人謂之等第，必求名實相副，以滋教化之源。小宗伯（禮部侍郎）倚而選之，或悉中第，不然，十得其八九。苟異於是，則往往牒貢院請放落之由。暨咸通、乾符，則為形勢吞嚼臨制，近同及第，得之者首相夸托，車服外侈靡，不以為僭，仍期集人事。真實之士，不復齒矣。 又云：同、華解，與京兆無異，若首送，無不捷者。 (5)　《太平廣記》卷一百八十二引《玉泉子》：趙琮妻父為鍾陵（縣名，唐廢入南昌，此泛指江西洪州）大將。琮以久隨計不第，窮悴甚，妻族益相薄，雖妻父母不能不然也。一日，軍中高會……大將家相率立棚以觀之，其妻雖貧，不能無往。然所服故敝，眾以帷隔絕之。設方酣，廉使忽馳吏呼將，將驚且懼，既至，廉使臨軒手持一書，笑曰：「趙琮得非君子婿乎？」曰：「然，」乃告之：「適報至，已及第矣。」即授所持書，乃榜也。將遽以榜歸，呼曰：「趙郎及第矣！」妻之族即撤去帷障，相與同席，競以簪服而慶遺焉。 (6)　張固《幽閒鼓吹》：丞相牛僧孺應舉時，知於（時為襄陽節度使）相之奇俊也，特詣襄陽求知。住數月，兩見，以海客遇之，牛公怒而去。去後，〔〕忽召客將問曰：「累日前有牛秀才，發未？」曰：「已去。」「何以贈之？」曰：「與之五百〔錢〕。」「受之乎？」曰：「擲之於庭而去。」於公大恨，謂賓佐曰：「某蓋事繁有闕違者。」立命小將齎絹五百，書一函，追之。曰：「未出界即領來，如已出界即送書信。」小將於界外追及，牛公不啟封，揖回。 范攄《雲溪友議》：平曾以憑人傲物，多犯忌諱。……僕射薛平出鎮浙西，投謁，主禮稍薄，曾留詩以諷曰：「梯山航海幾崎嶇，來謁金陵薛大夫。髭發豎時趨劍戟，衣冠儼處拜冰壺。誠知兩軸非珠玉，深愧三縑恤旅途。今日楚江風正好，不須回首望勾吳。」薛聞之，曾將出境，遣吏追還，縻留數日。 (7)　《太平廣記》卷二百六十一引《大唐新語》：唐郎中李播典蘄州日，有李生稱舉子來謁，會播有疾病，子弟見之。覽所投詩卷，咸播之詩也。既退，呈於播，驚曰：「此昔應舉時所行卷也，唯易其名矣。」明日，遣其子邀李生，從容詰之曰：「奉大人咨問，此卷莫非秀才有制乎？」李生聞語，色已變，曰：「是某平生苦心所著，非謬也。」子又曰：「此是大人文戰時卷也，兼箋翰未更，卻請秀才不妄言。」遽曰：「某向來誠為誑耳，二十年前，實於京輦書肆中，以百錢贖得，殊不知是賢尊郎中佳制，下情不勝恐悚。」復聞於播，笑曰：「此蓋無能之輩耳，亦何怪乎。飢窮若是，寔可哀也。」遂沾以生餼，令子延食於書齋，數日後，辭他去，遺之縑繒。是日播方引見，李生拜謝前事畢，又云：「某執郎中盛卷，游於江淮間已二十載矣。今欲希見惠可乎？所貴光揚旅寓。」播曰：「此乃播昔歲未成事所懷之者，今日老為郡牧，無用處，便奉獻可矣。」亦無愧色，旋置袖中。播又曰：「秀才今擬何之？」生云：「將往江陵，謁表丈盧尚書耳。」播曰：「賢表丈任何官？」曰：「見為荊南節度使。」播曰：「名何也。」對曰：「名弘宣。」播拍手大笑曰：「秀才又錯也，荊門盧尚書是某親表丈。」生慚悸失次，乃復進曰：「誠君郎中之言，並荊南表丈，一時曲取。」於是再拜而走出。播嘆曰：「世上有如此人耶！」 (8)　張固《幽閒鼓吹》：白居易應舉，初至京，以詩謁著作顧況，況睹姓名，熟視白公曰：「米價方貴，居亦不易。」乃披卷，首篇曰：「離離原上草，一歲一枯榮。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卻嗟賞曰：「道得個語，居即易矣。」因為之延譽，聲名大振。 王定保《摭言》：韓文公（愈）、皇甫，貞元中名價籍甚，亦一代之龍門也。奇章公（牛僧孺）始來自江、黃間，置書囊於國東門，攜所業，先詣二公卜進退。偶屬二公從容，皆謁之，各袖一軸面贄。其首篇《說樂》，韓始見題而掩卷問之曰：「且以拍板為什麼？」僧孺曰：「樂句。」二人因大稱賞之。問所止。僧孺曰：「某始出山隨計，進退唯公命，故未敢入國門。」答曰：「吾子之文，不止一第，當垂名耳。」因命於客戶坊僦一屋而居，俟其他適，二公訪之，因大署其門曰：「韓愈、皇甫同訪二官先輩不遇。」翌日，自〔拾〕遺、〔補〕闕以下，觀者如堵，咸投刺先謁之，由是僧孺之名，大振天下。 (9)　王定保《摭言》：高鍇侍郎第一榜，裴思謙以仇士良關節取狀頭，鍇庭譴之。思謙回顧厲聲曰：「明年打脊取狀頭。」明年，鍇戒門下不得受書題。思謙自懷士良一緘入貢院，既而易以紫衣，趨至階下，白鍇曰：「軍容（仇士良至武宗會昌元年始加觀軍容使，此處當系傳聞失實）有狀，薦裴思謙秀才。」鍇不得已遂接之。書中與思謙求巍峨（指狀頭）。鍇曰：「狀元已有人，此外可副軍容意旨。」思謙曰：「卑吏面奉軍容處分，裴秀才非狀元，請侍郎不放。」鍇俯首良久曰：「然則略要見裴學士。」思謙曰：「卑吏便是。」思謙詞貌堂堂，鍇見之改容，不得已，遂禮之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