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史 · 第六十四節 藝 術
一、書法
外國書法同有美惡之別，究不如我之多體善變，故我國書法乃成為藝術之一種。
世界上象形與音符並用之字，約有六種，即蘇靡人（Sumerians）、巴比倫人、埃及、美洲之Mayas及Aztecs，連我國而為六。《歷代名畫記》一：「顏光祿云：圖載之意有三：一曰圖理，卦象是也。二曰圖識，字學是也。三曰圖形，繪畫是也。又《周官》教國子以六書，其三曰象形，則畫之意也。是故知書畫異名而同體也。」無論其說當否，然從事原始文字探討時，確覺得字書、繪畫、紋飾三者或糾纏不可分[71]，甲骨文「牛」、「羊」同體，差異者只在角，其一例也。
甲文之後，繼以大篆，又曰古文[72]，行於關以東各國，今所見周金文字，除秦器之外，屬於此體[73]。
大篆之後，繼以小篆；許慎云：「其後諸侯力政，不統於王，……言語異聲，文字異形，秦始皇帝初兼天下，丞相李斯乃奏同之，罷其不與秦文合者，斯作《倉頡篇》，中車府令趙高作《爰歷篇》，大史令胡毋敬作《博學篇》，皆取史籀大篆，或頗省改，所謂小篆者也。」今觀秦國先代所刻之石鼓文（或在秦孝公之世），字體已非常整齊，是知小篆之作，不始斯等，始皇二十六年特令全國行用，《漢·藝文志》稱作秦篆，其名最當。
許慎稱秦書八體，隸書占其一，雲秦始時程邈所作，並無八分之名。東漢蔡琰述其父邕語，去隸字八分取二分，去小篆二分取八分，故謂之八分，唐蔡希綜又雲，「東漢上谷王次仲以隸字改為楷法，又以楷法變八分」，（《宣和書譜》二〇）均明八分次隸之後。惟郭忠恕、《法書苑》謂小篆散而八分生，八分破而隸書出，吾衍謂八分未具挑法，介乎篆、隸之間，則又以為八分出在隸前，說極矛盾。按《宣和書譜》云：「金石遺文之所載，特存篆、隸、行、草，所謂八分者何有？至唐則八分書始盛，其典刑蓋類隸而變方廣作波勢。」是八分特隸體之一家，不能自別為體。《書譜》又云：「古之名稱，與今或異，今所謂正書，則古所謂隸書，今所謂隸書，則古所謂八分。」按《書斷》八分神品惟蔡邕，知唐人稱秦隸為八分也，又隸書神品推鍾繇，並稱其「真書絕世」，（據《法書要錄》八）知唐人稱真書為隸書也。明乎漢、唐名謂之變換而采名從主人之例，則兩漢通行之體，斷應稱曰隸書。抑《書譜》二又言，後人發臨淄太公六世孫胡公棺，上有文字同今隸，疑始皇前四百餘年已有此法，蓋與世傳李斯創為小篆之誤會相同，程邈特負推薦之任務而已。
楷書，唐人稱為「隸書」或真書（見前），宋人稱為正書；《書譜》三云：「在漢建初有王次仲者[74]始以隸字作楷法，所謂楷法者今之正書是也。……此書既始於漢，於是西漢之末，隸字石刻間雜為正書，若屬國封陌茹君等碑，亦班班可考矣。」由其所言，楷實始於西漢而非東漢之建初。抑劉宋王愔有言，「王次仲始以古書方廣少波勢，建初中以隸書作楷法字為八分，言有模楷」，（據《百川學海》本《書斷》引）《書譜》之說蓋本之，而愔則認八分即楷法，又與他說不同。
行書介乎真、草之間，東漢末潁川劉德升實為此體，魏初有鍾繇、胡昭，俱出德升之門。惟郭忠恕稱隸書悖而行書作，行書狂而草書聖，《東坡志林》更辨稱真生行，行生草，真如立，行如行，草如走，未有未能立而能行，未能行而能走者，以行體出在草體之先，未為無理。
草書始於東漢章帝時，杜度（一作杜操）、崔瑗、崔寔等俱以此得名（此說始蕭子良）。王愔雲，漢元帝時史游作《急就章》，以此體粗書之，故曰章草，衛恆等雲，漢初而有，不知其誰，至張芝（字伯英）又創為今草。（均《書斷》）草之義或以為藁草，或以為草行，或以為赴急之書，或以為草昧之作，（《書譜》一三）要以潦草或草草之意為近是。
六朝以降，書法多宗鍾、衛（瓘）、二王（羲之、獻之），太宗尤酷愛右軍，相傳以《蘭亭序》真跡為殉。唐初字學勁健，得晉、宋風，開元後變為肥厚（《車軒筆錄》），唐設書學博士，科舉有書科，吏部又以書判定選，是字學為進身途徑之一，近歲志石大量出土，書人即不知名者亦多楚楚可觀，職是故也。
初唐以書名者推虞世南（永興）、褚遂良（河南）、歐陽詢父子（詢字信本，為率更令；子通，其書瘦怯於父，見《朝野僉載》）、王知敬、薛稷（少保）、薛純陀（學歐而傷於肥鈍，見《僉載》）、鍾紹京、李邕（北海）、徐浩等，中唐以後則推顏真卿（平原或魯公）、柳公權（誠懸）等。玄宗曾題鄭虔之詩、書、畫為三絕。（《尚書故實》）
善篆者曰李陽冰[75]。同時善隸者曰賀知章（善草隸）、蔡有鄰（杜甫詩嘗稱之）及韓擇木。草書張旭（長史）最著，世號張顛，（《國史補》）長沙僧懷素自言得草聖三昧，李白《草書歌行》所云「少年上人號懷素，草書天下稱獨步」者也。
今存唐人字學著撰，計有李嗣真《書後品》、張懷瓘《書斷》、張彥遠《法書要錄》數種。
二、繪畫
論畫應兼溯壁畫之起源。《禮記·禮器》，「管仲鏤簋朱紘，山節藻梲，君子以為濫矣」，又《明堂位》，「山節藻梲，……天子之廟飾也」，《論語》，「臧文仲居蔡，山節藻梲」（鄭玄《明堂位注》，「藻梲，畫侏儒柱為藻文也」；《爾雅·釋宮》，「樑上楹謂之稅」，李巡注，「樑上短柱也」），又「宰予畫寢[76]，子曰，朽木不可雕也，糞土之牆不可杇也」，揚雄評甘泉宮，謂「非木摩而不雕，牆塗而不畫」，合此數事觀之，壁畫在我國歷史中，得溯到公元前七世紀已上。
其後，屈原《天問》敘述各種故事，相傳為入先王廟、公卿祠見壁畫而作。漢武甘泉宮亦繪天地太乙諸鬼神。更從近世考古征之，大連營城子及樂浪郡之漢墓，遼陽北園瓦窯子村之後漢墓[77]，吉林輯安縣通溝高句麗王墓，均嘗發見壁畫。其形式大致類漢武梁祠石刻畫像，壁上分作數層，連綿不斷，有如看連環圖。然武梁畫像石已描寫跳丸、都盧尋橦之伎，樹木則左右交纏對稱，與古伊蘭浮雕法同[78]，是固一極可注意之點。
沿及六朝，佛寺壁畫尤多，依裴孝源所知，晉有三寺，顧愷之等繪；宋、齊各一；梁十四，張僧繇等繪[79]；陳六，展子虔等繪；魏、北齊、北周各一；隋十八，展子虔、鄭法士、田僧亮、楊契丹、袁子昂等繪。（《貞觀公私畫史》）同時，高昌宮室中描《魯哀公問政於孔子圖》。
宋前壁畫能大量保留至今者莫如敦煌，因與佛寺連繫，故多以經變為題材。涉其作風，時人頗滋爭論[80]。方伯希和盜走寫本之日，曾將壁畫攝成六大冊印行，一九二五年，美帝之華爾納（L.Warner）竟用特製膠布脫去精美者廿六方，並盜去塑像若干身。
古代畫之應用，牆壁而外，亦施於青銅器、漆器、繒帛等；羽田亨云：繪畫為西域最普通之事，凡木板、牆壁、天花板、紙、絹、綿麻布皆有之[81]，其習俗正相類也。
（以上論壁畫）
從一般畫之題材言之，以人像及社會生活為正宗，山水、翎毛、花卉都居其次，晉顧愷之云：「畫人最難，次山水，次狗馬，其台閣一定器耳。」（《歷代名畫記》一）
從其結構言之，如山水樹石之比例，六朝者富於象徵意味，「或水不容泛，或人大于山」，（同上）隋、唐則漸趨寫實。然此只就空間性言之，時間性則往往忽略，張彥遠評王維畫多不問四時，沈括指出其雪裡芭蕉，彥遠又云：「只如吳道子畫仲由，便戴木劍，閻令公（立本）畫昭君，已著帷帽，殊不知木劍創於晉代，帷帽興於國朝。」（《名畫記》二）如此之類，即名家不免，或者過分強調畫中人物裝飾以覘當時習俗，須於此點致意。
從其線條言之，六朝用鐵線條，顯受西域影響，至唐則吳道子輩融合中西，別創渾厚雄偉之蓴菜條，自成一派。
更就設色言之，則六朝多用藍色（參《隋史》七節13項），隋、唐乃色彩繁麗。所用顏料，據美國R.J.Gettens分析，共十一種，即煙炱、高嶺土、赭石、石青、石綠、硃砂、鉛粉、鉛丹、靛青、梔黃、紅花（胭脂）是也[82]。或言以曾青和壁魚設色，則近目有光雲。（《酉陽雜俎》一一）
隋朝畫人，前已略為征及。唐初則二閻（立德、立本）善像，立本以丹青馳譽，辱為廝養之務。（《大唐新語》）又有尉遲跋質那之子乙僧，與立本並稱。餘子則約以類記之。
（甲）山水 屬此者有吳道玄（即道子，比乙僧後，非與之同時）、大小李（思訓及子昭道）、鄭虔、王維、王宰等。玄宗過潞州金橋，命制《金橋圖》，凡橋樑、山水、車輿、草樹、鷹鳥、器仗、帷幕，由吳主之，（《開天傳信記》）吳亦工佛像，蘇軾評云：「……畫至於吳道子，而古今之變，天下之能事畢矣。」玄宗題鄭虔畫尾曰三絕，謂畫好、詩好、字好也。維畫所居藍田《輞川圖》，山谷盤欝，雲水飛動，蘇軾詡其畫中有詩（見前廿四節）。又杜甫《題王宰畫山水圖歌》云：「尤工遠勢古莫比，咫尺應須論萬里。」
（乙）人物 開元館畫直[83]張萱有《伎女圖》數種。韓滉有《文苑圖》。德宗時[84]周昉畫美人女子，或推為古今絕冠。
（丙）樹石 《名畫記》二云：「樹石之狀，妙於韋，窮於張通（張璪也）」，杜甫《題韋（或訛偃）雙松歌》云：「天下幾人畫古松，畢宏已老韋少。」
（丁）翎毛 善畫馬者前有江都王緒、曹霸及其弟子韓幹，後有韋；杜甫《觀曹將軍畫馬圖歌》：「國初已來畫鞍馬，神妙獨數江都王，將軍得名三十載，人間又見真乘黃。」又《丹青引贈曹將軍霸》：「弟子韓幹早入室，亦能畫馬窮殊相。」甫復有《題壁上韋畫馬歌》，蘇軾亦賦韋《牧馬圖》。善畫水牛者曰戴崧（韓滉幕客）。畫鶴推薛稷（少保），杜甫詩「薛公十一鶴，皆畫青田真。」謂稷也。畫鷹推姜皎，杜又有《題姜楚公畫角鷹歌》。滕王湛然善蛺蝶，王建《宮詞》有「傳得滕王蛺蝶圖」之句。邊鸞善花鳥，見《酉陽雜俎》，德宗時人。程修己善雞、犬，大和至咸通初人[85]，程嘗評唐代畫家云：「周（昉）侈傷其峻，張（萱）××傷其澹，盡之其唯韓（滉）乎。」又云：「吳（道玄）怪逸玄通，陳象似幽悉，楊若痿人強起[86]，許（琨，開元中善寫貌，見《名畫記》九）若市中鬻食。」余嘗略校其墓誌，以為可作畫史讀也[87]。
（戊）竹 蕭悅以此知名，白居易《贈協律郎蕭悅畫竹》云：「植物之中竹難寫，古今雖畫無似者，蕭郎手下獨逼真，丹青以來惟一人。」
唐人著畫史之尚存者，有裴孝源《貞觀公私畫史》[88]，李嗣真《續畫品錄》（高宗時人，當即《新·志》之《畫後品》），朱景玄《唐朝名畫錄》（又名《唐朝畫斷》，會昌人）及張彥遠《歷代名畫記》（大中元年著）。
海內外收藏隋、唐真跡，未有統計，今知者為展子虔《遊春圖》，尉遲乙僧《釋迦圖》，吳道玄《送子天王像》，盧稜伽（吳之弟子）《羅漢像》，韓滉《文苑圖》，王維《雪谿圖》、《伏生授經圖》等，尚有傳為周昉作之《紈扇仕女圖》，唐人作之《金碧山水殿閣圖》[89]，然摹偽古蹟，宋、元已多，鑑定之功，要自不易。
（以上論一般畫）
三、建築
石窟為建築之一種，來自印度，已無可疑。求其最初，我以為應在佛教未興前之吠陀時代。吠陀之法，除首陀羅（Sudra）族外，其宗教生活，分為四期，第三曰林棲期，第四曰遁世期（Sanuysin）[90];遁世與我國古稱隱士相同，入山唯恐不深，入林唯恐不密，同時為抵抗猛獸惡蟲計，又不可不亟謀自固，是為開闢石窟之本因，供養佛像只屬於演進的作用。
印度制底式石窟，據現時所知，最早者約當公元前三世紀中葉。延至新疆南路，則有龜茲赫色勒（Kizil）河畔之千佛洞，渭干河畔之丁谷山（均見《水道記》二），高昌柳中縣之丁谷（Tujuq）窟（與前之丁谷山不同，參拙著《吐魯蕃一帶漢回地名對證》一〇四頁）。東流入關，則為天水麥積崖，陝北黃陵縣石空寺[91]，太原天龍山，大同雲岡（約五世紀前半），再東為鞏縣之石窟寺，磁縣之南北響堂山，義縣之萬佛洞，其尤可紀者應推敦煌與洛陽[92]。
敦煌一帶之石窟，可分為三區：（1）安西南一百四十里之萬佛峽，古名榆林窟，存者約四十。（2）敦煌西南七十五里之西千佛洞，存者十六。（3）敦煌東南四十里之千佛洞，古名莫高窟，連亘四公里之遠，窟存最多，計四百六十九，內魏二二，隋九〇，唐二〇六，五代三二，宋一〇三，西夏三，元八，清五（據常書鴻說，最近又發見十八，隋五，唐七），隋、唐計占十分之六有奇。敦煌殘本《沙州城土鏡》稱，建窟始晉穆永和九年（三五三），其前復有索靖題壁之傳說（靖卒惠帝太安末，三〇三），清人記其盛況者有雍正元年汪漋之《游千佛洞》詩，道光元年徐松之《西域水道記》。（卷三）
其次，洛陽之龍門即伊闕，景明初（五〇〇）准代京靈岩寺石窟（即雲岡）而立，（《釋老志》）唐人造者賓陽窟最大，萬五千佛洞最為瑰麗（永隆元，六八〇）。奉先寺乃龍門十寺之一，後魏建，咸亨三年重建，其大盧舍那像高八丈五尺，頭寬六尺半。左右有力士高八丈，腳周四尺六寸，龍門造像之最偉大者也。
（以上石窟）
我國最古之木構建築，就現時所見，厥為山西五台之南禪寺，建於建中三年（七八二）[93]。方柱從前只見於敦煌壁畫，今該寺猶有方柱三根，可能是唐時實物[94]。次焉者為五台佛光寺大殿，大中十一年（八五七）建。
垂拱四年（六八八）建明堂，高二九四尺，又起天堂五級以貯夾紵大像（其小指中猶容數十人），至三級則俯視明堂。
長安磚制大雁塔，長安四年（七〇四）建，塔之橫斷面為四方形。
大和六年敕，庶人所造堂捨不得過三間四架，門屋不得過一間兩架，（《會要》三一）現時人家建築，大略形同唐式，柳詒徵云：「後世民居，多則五間，小則三間，沿唐制也。」
開元八年張嘉貞《安濟橋銘》：「趙州洨河石橋，隋匠李春之跡也。」其築法用單孔弧券橫跨於兩岸，券兩端各發兩小券長約三八公尺，此式至一九一二年方為歐洲工程所採用，而我國則創於千三百年前，實世界上第一道空撞券橋也[95]。又《元和志》十《須昌縣》（今東平縣西北十五里），「清水石橋在縣西三里，隋仁壽元年造，石作華巧，與趙州石橋相埒，長四千五百尺」，今不知有遺蹟可尋否。
（以上一般建築）
四、雕塑（塑亦作素或作塐）
孔子言朽木不可雕，又入周廟見金人，《韓非子·喻老》記宋人以象（牙）為楮葉，則其源流頗古。希臘雕像可溯至公元前七八世紀，（Rostovtseff Pl.LⅧ）亦云受亞洲影響者。
六朝時夾紵像已盛行，證聖元年，薛懷義造功德堂，其中大佛像高九百尺，鼻如千斛船，中容數十人並坐，夾紵以漆之。（《僉載》）又鄭廣文（虔）作《聖善寺報慈閣大像記》云：自頂至頤八十三尺，額珠以銀鑄成，虛中盛八石，（《尚書故實》）度亦夾紵製品。
楊惠之與吳道玄同學畫，度不能勝，乃轉而學塑，論者推為古今第一。（《邵氏聞見錄》）莫高窟早期塑像中頗流行模塑（或稱影塑），即是取泥放佛模裡面，模得後粘在壁上，此法率應用於小千佛。按義淨曾言及「造泥制底及拓模泥像」（見《隋史》十五節），是此法高、武時已行於內地[96]，楊惠之之塑壁，顯然從此脫胎。
五、巧思
據《朝野僉載》言：
楊務廉刻木作僧，手執一碗，自能行乞，碗中錢滿，關忽發，自然作聲雲布施。
王琚刻木為獺，瀋水中取魚，引首而出。蓋獺口中安餌，為轉關，以石縋之則沉，魚取其餌，關即發，口合則銜魚，石發則浮出。
又據《舊書》三五：「開元十三年，一行等作水運渾天儀成，其法，鑄銅為圓天之象，上具列宿、赤道及周天度數，注水激輪，令其自轉，一日一夜，天轉一周。又別置二輪，絡在天外，綴以日月，令得運行，每天西轉一匝，日東行一度，月行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凡二十九轉有餘而日月會，三百六十五轉而日行匝。仍置木櫃以為地平，令儀半在地下，晦明朔望，遲速有準。又立二木人於地平之上，前置鐘鼓，以候辰刻，每一刻自然擊鼓，每辰則自然撞鐘，皆於櫃中各施輪軸，鉤鍵交錯，關鏁相持。」[97]由是觀之，我國人機巧之術，原不讓人，惟未得相當之條件以相配合，故卒無從發展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