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史 · 第六十節 黃河及河源發見
黃河自王莽始建國三年（一一）決魏郡東去，經過永平十二年（六九）王景修築，約歷八百八十年，未發生改道巨變。最近譚其驤不同此說，俟別討論。直至昭宗景福二年（八九三），始自厭次縣（今惠民南七十里）界決而東北流，徑渤海縣（今濱縣東）西北六十里，又東北至無棣縣（今同名，東南六十里，再東北經馬谷小山而東向入海，《寰宇記》）河口大約在今馬頰河入海的附近，然猶是下游轉徙，與整個河道無大關係。
吳其昌曾致慨繪圖者不審各時期黃河實際的經流，漫以近世為據，自然道中史地家之通病。景福前滎澤以東之黃河水道，《元和志》尚記載完備，下表即據志所編成，大致依經途之先後為次序。
滎澤（今滎澤縣北五里）黃河北去[1]縣十五里。（志八）
原武（今同名）黃河縣北二十里。（同上）
陽武（今同名）黃河縣北三十里。（同上）
新鄉（今同名）見下條。
汲（今同名）黃河西自新鄉縣界流入，經縣南，去縣七里。（志一六）
酸棗（今延津縣北十五里）黃河在縣北二十里。（志八）
靈昌（今滑縣西南）黃河在縣北一十里。（同上）
白馬（今滑縣東廿里）黃河去外城二十步。（同上）
臨河（今濮陽縣西六十里）黃河南去縣五里。（志一六）
濮陽（今濮陽縣南）黃河北去縣一十五里。（志一一）
清豐（今清豐縣西）黃河在縣南五十里。（志一六）
頓丘（今清豐縣西南廿五里）黃河在縣南三十五里。（同上）
鄄城（今濮縣東二十里）黃河北去縣二十一里。（志一一）
臨黃（今觀城縣東南）黃河南去縣三十六里。（志一六）
朝城（今朝城縣西四十里）黃河在縣東二十九里。（同上）
武水（今聊城縣西南）黃河南去縣二十二里。（同上）
陽穀（今陽穀縣東北卅里）黃河在縣北十二里。（志一〇）
聊城（今聊城縣西北十五里）黃河南去縣四十三里。（志一六）
高唐（今同名）黃河在縣東四十五里。（同上）
平陰（今同名）黃河北[2]去縣十里。（志一〇）
平原（今同名）黃河在縣南五十里。（志一七）
安德（今陵縣）黃河南去縣十八里。（同上）
長清（今同名）黃河北去縣五十五里。（志一〇）
禹城（今同名）黃河在縣南七十里，上從長清縣來，東北入臨邑縣[3]。
臨邑（今臨邑縣南[4]三十五里）黃河在縣北七十里。（志一〇）
滴河（今滴河縣）黃河在縣南十八里[5]。（志一七）
臨濟（今章丘縣西北廿里）黃河在縣北八十里。（志一〇）
鄒平（今鄒平縣北）黃河西北去縣八十里。（志一一）
厭次（見前）黃河在縣南三里。（志一七）
蒲台（今同名）黃河西南去縣七十五里。（同上）
試與《水經注》五比較，便知唐時黃河水道，與北魏時大致無異。唐代河患何以較少，不一其說：
1.程頤 唐為土德，故少河患。
2.宋敏求 河朔割據，縱有河事，不聞朝廷。
3.明副書 德、棣之河播為八，水有所泄而力分。（《行水金鑒》一五六）
4.胡渭 駁程說而贊同宋說，同時亦歸功王景。（《禹貢錐指》四〇下）
5.孫星衍 以有漯川，且北流。（《經世文編》九六）程大昌更謂唐世河決益數，（《禹貢說斷》四）以余觀之，均不得其平，王景固有功，汴水之分泄於上游，實未始無補。
黃河重源說起原頗古，《穆天子傳》已表示其痕跡，後來《山海經》、《爾雅》、《淮南子》數書都有此類之記載[6]。古人非視今人愚，究何因而發展，據余所探討，一由於荒古時西北民族之傳統觀念，往往認兩個不同流域為相互貫通，此一觀念殆由沙漠中流水體驗得來。二由於民族在移徙時之客觀的誤會，漢傳稱蒲昌海「其水亭居，冬夏不增減」，先民或未審沙漠地帶氣候乾燥，滲透（元潘昂霄《河源記》云：「詢之土人，言于闐、蔥嶺水俱下流，散之沙磧」）與蒸發之作用均極大，因而發展為潛行之臆想。然此皆遠在張騫之前，騫未嘗窮河源，（《通典》一七四）彼一往一還，皆被匈奴拘執，幸乘亂逃歸，只據所聞而言之耳[7]。總之，重源之說，早經杜佑駁正，（同上《通典》）今已無事繁辨，惟清末有名之《辛卯侍行記》五，尚執言「河有重源，均出崑，稽古證今，一一吻合」，甚而最近，還有人持將信將疑之態度[8]，此與相信古濟水之或伏或見[9]，同顯出成說不容易打破。
真河源至何時才開始透露，舊無的記，杜佑云：「且漢時群羌種類雖多，不相統一，未為強國，漢家或未嘗遣使詣西南羌中，或未知自有河也。」（同上《通典》）《河源紀略》許其「若斯之論，深為允愜」。我往日亦信其然，今再審之，始知非是。《爾雅·釋水》云：「河出昆虛，色白，所渠並千七百一川，色黃，百里一小曲，千里一曲一直。」末兩句正是描寫羌方河源的真相[10]，不適用於塔里木河。又古之積石，據《水經》言（出海外，南至積石山下，有石門，然後南流入蔥嶺），當在蔥嶺之北；而《漢·西域傳》顧雲，「南出於積石為中國河」，《漢·地誌·金城郡河關縣》亦稱，「積石山在西南羌中」，則已將積石移至青海地面。按《爾雅》之寫成，最晚當在漢初，然則羌與華族因封域鄰接，當秦、漢之先，彼此間必已有官式或非官式的來往，故羌境之山川概況，得陸續輸入於我國，杜佑之揣測，殊不符實際。自東漢初至北魏孝昌[11]，約經五百年，國人對於真河上源之了解，無如何進境，故酈道元作《水經注》，開始仍止敘西海郡南（西海即青海，漢平帝時置，旋因亂廢）。又閱百年，吐谷渾屢次入寇（見十八節），貞觀九年，命李靖討之，侯君集為積石道行軍總管，李道宗[12]為鄯州（今樂都縣）道行軍總管，趣南路（即東路）。飲馬烏海[13]，「經塗二千餘里，空虛之地，盛夏降霜，多積雪，其地乏水草，將士啖冰，馬皆食雪，又達於栢梁，北望積石山，觀河源之所出」。（《舊·吐谷渾傳》。栢梁，《實錄》作栢海，栢海亦見《舊·君集傳》及《會要》九七）《舊·君集傳》略同，惟雲「轉戰過星宿川，至於栢海」，多星宿川一名（《新·吐谷渾傳》及《通鑑》一九四同）。按唐人《十道圖》，烏海、星宿海、栢海並繪在青海之西（據《通鑑考異》引），《新·吐谷渾傳》又記「栢海近河源，古未有至者」之說，依此以求今地，則疑烏海即今喀拉海[14]，星宿川唐圖既別作星宿海，似古今同地[15]，栢海或是星宿海以西之湖泊[16]。質言之，河源初步發見，應歸功於君集、道宗所率領許多群眾之力量，賈耽著《吐蕃黃河錄》四卷，（《新書》五九）諒已收集此行之多少異聞，所憾者後人不知寶貴，書竟失傳，吾人不應遽揣為「游山觀水」[17]而蔑視之。
圖一三 唐代黃河之下游
長慶二年，會盟使劉元鼎自吐蕃還，記其所聞見，言「河之上流，繇洪濟梁西南行二千里，水益狹，春可涉，秋夏乃勝舟。其南三百里三山、中高而四下曰紫山，直大羊同國，古所謂崑者也，虜曰悶摩黎山，東距長安五千里，河源其間，流澄緩，下稍合眾流，色赤，行益遠，他水並注則濁。……河源東北直莫賀延磧尾，殆五百里，磧廣五十里，北自沙州西南，入吐谷渾寢狹，故號磧尾。」（《新·吐蕃傳》）又據《新書》四〇，鄯州鄯城縣（今西寧）西南約百八十里為天威軍（舊名振威）[18]，軍西廿里至赤嶺（今日月山），其西有開元中分界碑。自振威經尉遲川、苦拔海、王孝傑米柵，九十里至莫離馹。又經公主佛堂、大非川，二百八十里至那綠馹。又經暖泉、烈謨海，四百四十里渡黃河（此段記程，當抄自賈耽通道）[19]。上項地理，其考證亦可得約言：
1.洪濟梁 《元和志》三九：「積石軍在（廓）州西南一百五十里……北枕黃河。」又「金天軍在積石軍西南一百四十里洪濟橋」。合計則橋在廓州西南二百九十里[20]。又《通典》一七四廓州達化縣，「又有洪濟鎮，後周武帝逐吐谷渾築，在縣西二百七十里是」，《元和志》三九《達化》「東至州三十里」，合計則洪濟鎮在廓州西三百里，知鎮與橋相近。據舊說，今貴德是澆河郡（廓州）故址（《元和志》言黃河在州治南八十步，今貴德在河之南緣，則許河道有變遷），則洪濟梁（橋、梁同義）在貴德之西，吳景敖認為今扎梭拉山口[21]。若《河源紀略》三認為在河州（臨夏）之北則不合。
2.西南行二千里 此指沿著上流水道而行之里數，故云：「河之上流。」按《河源紀略》一三云：「河源重發至甘肅河州西界共二千九百里，以經緯度按鳥飛圖法計之，實一千四百餘里。」清代所謂河州西界，即唐代之廓州東境，又元朱思本稱河源至蘭州凡四千五百餘里，依此相比，元鼎計作二千里，未為過當。吳氏既誤會是元鼎本人遵陸之道里，遂生「倘非迷途繞行，或迂迴沮洳，……」之錯解[22]。董氏云：「走兩千多里遇到黃河是很有可能（雖然比現在湟水、黃河間的距離幾乎遠了一倍）」[23]，其誤會略同。
3.崑 古稱河出崑，是指于闐之南山，唐人在吐蕃覓到真河源，乃誤會其山為古之崑，《紀略》一八譏為「誤指」，就古論古，原無不合。近世稱河源之山曰「中崑」，則因其脈絡連繫而立名，在今言今，究亦無妨。明乎此斯可以息爭矣[24]。
4.悶摩黎山 《紀略》一八以巴彥哈拉山當之；蒙語，巴彥富厚也，哈拉黑也，高大而幽僻之義。吳氏謂蒙人撤帳去後，名早消失，藏人重牧其地，又改稱為察拉雲[25]。
5.黃河渡 依《新·志》，自鄯城即西寧至此為九百九十七里，又依《西藏圖考》四，自西寧至黃河渡一千零七十里，兩數大致相當，吳氏謂即今黃河沿渡口[26]，是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