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史 · 第五十節 農民受嚴重壓迫及其反抗

《唐鑒》二二云：「君為聚斂刻急之政，則其臣阿意希旨，必有甚者矣，故秦之末，郡縣皆殺其守令而叛，蓋怨疾之久也，唐之盜賊尤憎官吏，亦若秦而已矣。」又云：「自古盜賊之起，國家之敗，未有不由暴賦重斂而民之失職者眾也。」彼所謂「盜賊」，概言之，則反對統治階級嚴重剝削之農民也。唐自玄、肅、代、德，暴斂已烈[1]，然猶可勉強度活，入晚唐後，遍地虎狼，逃亡無所，其勢變成「官迫民反」[2]，此所以一爆發而立即燎原也。 農民生產之大宗為糧食，藉以供賦役需索者亦惟糧食，唐代米價升降之差額至巨，茲將貞觀中迄元和末見於著錄者依年次記之[3]。 ① 原「斗」字劉復氏俱誤作「升」，此可以其估價相乘知之。 ② 參前文四十節。又《舊書》四九云：「自兵興以來，凶荒相屬，京師米斛萬錢。」不知專屬何年，故不列入。 ③ 可參看全漢昇《唐代物價的變動》（《史語所集刊》十一本）。若如咸通九年龐勛在徐州起事時，旬日間米斗直錢二百，（《通鑑》二五一）中和二年黃巢占京師時，米斗三十千，（《舊書》二〇〇下）光啟二年三月荊襄仍歲蝗，米斗三十千，（《會要》四四）同年秦宗言圍荊南二年，城中米斗四十千，（《南楚新聞》）三年揚州大飢，米斗萬錢，（《舊書》三五）同年十月楊行密圍揚州，城中米斗五十千，（同上一八二）則有特殊狀況，其價格不可以常理論。 除開乾元元年特受錢幣影響及廣德、溫州兩例外，因豐歉而米價升降，其差額竟達七百五十倍之巨（即二錢與一千五百錢之比），在一般看法，固以豐年為盛事，然穀賤傷農，所入或不足以供賦役之需索[4]；反之，農民經過多方剝削，餘糧有限，米價踴貴，更只有坐而待斃，正有類於啼笑皆非也。張籍《野老歌》：「歲暮鋤犁傍空室，呼兒登山取橡實，西江賈客珠百斛，船中養犬常肉食。」正勞苦農民與富商大賈之強烈對比。李紳《詠田家》詩云：「鋤田日當午，汗滴禾下土，誰知盤中餐，粒粒皆辛苦。」（《雲溪友議》一）[5]聶夷中詩云：「二月賣新絲，五月糶新谷，醫得眼前瘡，剜卻心頭肉。我願君王心，化為光明燭，不照綺羅筵，只照逃亡屋。」（《唐摭言》）又韋莊《秦婦吟》云：「歲種良田一百，年輸戶稅三千（？十）萬。」[6]不顧農民辛苦而剝削如此嚴重，焉能不演出大崩潰。咸通八年，懷州民訴旱，刺史劉仁規揭牓禁之。十年，陝州民訴旱，觀察崔蕘答以樹猶有葉，訴旱猶不可，他復何言。 當安史亂時，江淮間即有白著之激變；緣元載為租庸使，以江淮雖經兵荒，比諸道猶有資產，乃按籍舉八年租調之違負及逋逃者，計其大數而征之，擇豪吏為縣以督收，不問負之有無，資之高下，察民有粟帛者發徒圍之，籍其所有而中分之，甚則什取八九，謂之白著。不服則威以嚴刑，民或蓄谷十斛，便重足待命，或相聚山澤以抗。高雲《白著歌》云：「上元官吏務剝削，江淮之人多白著。」（《通鑑》二二二胡注）即指此事。其台州首領袁晁（《新書》六作袁鼂）攻陷浙東諸州，改元寶勝，民疲於賦斂者多歸之，又取信、溫、明三州，聚眾近二十萬；廣德元年四月，始為李光弼部將所平。（同上《通鑑》） 其次則有蓬、果二州界之雞山民軍（大中五年），湖南衡州之鄧裴（六年），都嘗與官軍相抗衡，（《通鑑》二四九）末年（十三），乃有以裘[7]為首領之浙東起義。 甫初時只有眾百人，攻占象山，明年正月，敗浙東軍，取剡縣，開府庫，募壯士，眾至數千，觀察鄭祇德益兵來，又大敗之，眾至三萬，分為三十二隊。甫自稱天下都知兵馬使，改元羅平，鑄印曰天平，大聚資糧，購良工，治器械，聲震中原。朝命王式代祇德，授以忠武[8]、義成、淮南等諸道兵。甫之帥劉暀主張急引兵取越州，循浙江築壘以拒，大集舟艦，得間則長驅進取浙西，掠揚州貨財，還守石頭，別遣萬人循海襲閩，甫不能用。式既至浙，甫別部有降者，餘部力戰，亦連敗，甫走入剡，式軍圍之，甫部勇悍甚，其女軍亦乘城擲礫以中人，三日凡八十三戰，欲突圍不克，遂與暀等同被擒，時咸通元年六月也。別帥劉從簡乘官軍少弛，率壯士五百衝出，入大蘭山（在今奉化），逾月亦被破滅。《玉泉子見聞錄》曰：「初甫之入剡也，雖已累敗，向使城守，期歲未可平也。」當日甫不聽暀言，固為失策，然使能依王輅「擁眾據險自守，陸耕海漁，急則逃入海島」，如清代之蔡牽，猶足以自存。乃忽略後門，部隊駐寧海東者不虞式之水軍遽至，各走山谷，棄其船隻，愈加深失敗之機。但使固守城池，如《玉泉子》所云，猶有扭轉殘局之一線希望，顧竟輕身外出，束手就擒，斯不能不咎其計略之疏也。 聲勢更大者為徐州戍卒。先是，咸通四年（八六三）南詔陷安南[9]，在徐泗募兵二千赴援，內分八百戍桂州，約三年一代，至是已六年，屢求代還，徐泗觀察崔彥曾[10]又擬再留一年，戍卒聞之，怒。九年（八六八）七月，都虞候許佶等殺都將王仲甫，推糧料判官龐勛為都頭，奪庫兵，統五百人[11]北還，掠湘潭、衡山，八月，朝遣高品[12]張敬思赦其罪，於是荊南[13]節度崔鉉嚴兵守要害，勛乃泛舟沿江東下。佶等相與謀曰：朝廷之赦，慮緣道攻劫或潰散為患耳，若至徐州，必葅醢矣；各出私財造甲兵、旗幟，過浙西，入淮南，有眾至千。十月取宿州，悉聚城中貨財，令百姓取之，然後選募為兵，得數千人，彥曾遣三千人來攻，全數覆沒。勛進攻徐州，對城外居民，無所侵擾，由是人爭為助，遂陷城。遣徒四出，於揚、楚、廬、壽、滁、和、兗、海、沂、密、曹、濮等州界剽牛馬，挽運糧糗，招致亡命，有眾廿萬，其人皆舒鋤為兵，號曰霍錐，連克濠、滁、和數城。唐命康承訓為都招討使，沙陀朱邪赤心（後賜姓名李國昌）及吐谷渾、達靼、契苾酋長各帥其眾以隨，時勛部久圍泗州，招討使戴可師來救，勛部以計誘之，官軍幾全沒，承訓退屯宋州[14]。 勛既累勝，自謂無敵，日事游宴，周重諫曰：自古驕滿奢逸，得而復失，成而復敗者多矣，況未得、未成而為之者乎。於是參與桂州起義一輩，行尤驕暴，奪人資財，掠人婦女，勛不能制，勛復表求節鎮，士氣先餒。十年，承訓既增援，連敗勛軍，凡得農民皆釋之，於是驅掠而來者每遇官軍，多自潰散。加以內部疑猜（如勛殺孟敬文，梁丕殺姚周），精銳殘喪（姚周敗於柳子鎮，王弘立死於泗州，劉行及敗於濠州[15]），反側睽離（下邳土豪鄭鎰[16]，以下邳降，蘄縣[17]土豪李袞以其縣降，朱玫以沛縣降，又保據山林之陳全裕亦降於承訓），及內圍據點盡失，勛始欲西攻宋、亳，因實力不足而回兵，死於蘄縣（九月）。同時，張玄稔舉宿州降，並攻下徐州。唯吳迥固守濠州，至十月糧盡，突圍而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