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史 · 第四十五節 牛李之李指宗閔（宋祁說） 李德裕無黨（范攄、《玉泉子》、裴庭裕及孫甫說）

邪正不辨，敵我不分，最是人心之大患，牛僧孺、李宗閔結黨蠹國，賄賂公行，一般無行文人，鼓其如簧之舌，播弄是非，顛倒黑白，遂令千百年後之正人君子，猶被其蒙蔽而不自覺，是不可不大聲疾呼，亟加以廓清、辨正也。 （一）李德裕無黨 元和以後，標舉「牛李」一詞，牛指僧孺，自無待論，「李」則相沿以為指目德裕，或且推及其父吉甫，此應辯明者一。《舊書》一七四《德裕傳》：「宗閔尋引牛僧孺同知政事，二憾相結，凡德裕之善者皆斥之於外。（大和）四年十月，以德裕檢校兵部尚書、成都尹、劍南西川節度……，至是恨（裴）度援德裕，罷度相位，出為興元節度使，牛李權赫於天下。」「牛李」顯指前文之「二憾」無疑。又《新書》一七四贊云：「僧孺、宗閔以方正敢言進，既當國，反奮私昵黨，排擊所憎，是時權震天下，人指曰『牛李』，非盜謂何？」是「牛李」一詞之初意，當時人原用以指斥僧孺、宗閔之結黨營私，五代時史官及宋祁尚能知其真義。無如牛黨之文人，好為讕言，施移花接木之計，把「李」字屬之德裕，形成「牛」、「李」對立，藉以減少僧孺之過惡。後世不察小人之用心，遂至今而仍被其蒙蔽。 德裕與僧孺不協，益令人誤信德裕確樹黨與僧孺為敵，此應辨明者二。後世政黨各標舉其政策，故可形成對立。僧孺、宗閔之黨則不然；其目的、手段，只是把持政權，以個人及極少數之利益為第一位而不顧國家、人民，性質屬於黑暗社會，非必有對立之敵黨存在，吾人讀史，不應膠持「兩黨」之成見。而且，德裕兩度執政，初次自大和七年二月至八年十月，二次自開成五年九月至會昌六年四月，末次尤得武宗專信，如果樹黨，正是其時。然而宣宗貶德裕，被波及之官位較著者，僅有工部尚書薛元賞、京兆少尹元龜兄弟及給事中鄭亞、劉濛三數人，元賞在開成初已位躋方鎮，挫抑閹寺，大為《新書》（一九七）、《通鑑》（二四五）所稱道，且與劉濛不久仍被起用。其餘德裕引進者，如白敏中、周墀、崔鉉，更大受宣宗倚任，敏中及墀固世所稱牛黨分子。又柳仲郢為僧孺辟客，德裕不以為嫌。（《舊書》一六五）征諸史實，德裕無黨，事甚瞭然。或又引《舊書》一七一《張仲方傳》，「自駁諡之後，為德裕之黨擯斥，坎坷而歿」，以明德裕有黨；但同傳曾載文宗謂「仲方作牧守無政，安可以丞郎處之」，是仲方自無能，何與李事，且彼嘗歷官中外，尤不得謂之坎坷也。 再征諸德裕本人之言論，則文宗嘗與之論朋黨事，德裕對曰：方今朝士三分之一為朋黨；（《通鑑》二四四）言外見得德裕不結私黨。然此猶可諉曰德裕自譽也，今又進而求諸唐末中立派之言論，則懿宗時（咸通十年後），范攄《雲溪友議》八云：「或問贊皇之秉鈞衡也，毀譽無如之何，削禍亂之階，辟孤寒之路，好奇而不奢，好學而不倦，勳業素高，瑕疵不顧，是以結怨侯門，取尤群彥（光福、王起侍郎自長慶三年知舉，後廿一載復為僕射，武皇時猶主柄，凡有親戚在朝者不得應舉，遠人得路，皆相慶賀）。後之文場困辱者，若周人之思鄉焉，皆曰八百孤寒齊下淚，一時回首望崖州」。僖宗時，無名氏《玉泉子》云：「李相德裕抑退浮薄，獎拔孤寒，於是朝貴朋黨，德裕破之，由是結怨而絕於附會，門無賓客。」又昭宗時，裴庭裕《東觀奏記》上云：「武宗朝任宰相德裕，雖丞相子，文學過人，性孤峭，疾朋黨如仇讎。」庭裕自承李珏（牛黨）是其親外叔祖，尤見批判無偏，宋孫甫《唐史論斷》成於《通鑑》（元豐七）之前，司馬光曾為作跋（元豐二），其卷下謂「德裕所與者多才德之人，幾於不黨」；在「牛李」案中最是平情之論。反之，如牛派為死黨，則《玉泉子》有云：「楊希古，靖恭諸楊也，朋黨連結，率相期以死，權勢熏灼，力不可拔。」（楊汝士是牛黨之一，居靖恭坊）德裕無黨，僧孺一派有死黨，記載甚分明，奈史家弗察，妄稱「牛」、「李」各分朋黨，互相傾軋，垂四十年[51]，以嫉視小人為私黨，排斥奸佞為傾軋，如此顛倒是非，舉世寧復有公論。 不畏強御，拒絕請託，最易招惹毀謗；若不挾私怨如丁柔立（見《通鑑》大中二年正月下），封建時代寧得幾人，牛黨對德裕父子多怨辭，在現存晚唐史料中，滲雜不少，此宜辨明者三。大抵牛黨對於異己，多任意誣善[52]，而德裕尤為怨府，其深文巧詆，稍一不察，便墮術中。開成五年正月，武宗即位，楊賢妃、安王溶、陳王成美賜死，《舊書》一七五采牛黨之說，以為德裕主謀；殊不知其時德裕尚在淮南，司馬光雖持偏牛態度，亦不能不為之辨正。（《通鑑考異》二一）周墀遷江西觀察，明明是德裕薦拔，而杜牧則以為德裕無法吹求墀之過失，故不得已而提升[53]，可謂極盡翻雲覆雨之能事。或更覺其未足，則又嫁名聞人以惑後世，如所傳白居易《貶崖州三首》[54]，白已前死兩年，固人人知其作偽者也。 更有以為僧孺、德裕分樹兩黨，各自有其階級分野者，如沈曾植謂「唐時牛李兩黨以科第而分，牛黨重科舉，李黨重門第」[55]，此或一時不經意之言。近年陳寅恪從而推闡之，然其論實經不起分析，此宜辨明者四。原夫沈之立說，或因《玉泉子》稱：「李德裕以己非由科第，恆嫉進士舉者。」[56]然此條陳氏已揭出其不可信[57]。今試觀德裕入相武宗而後，除杜悰以門蔭、駙馬進身外，自余陳夷行、李紳、李讓夷、崔鉉、李回、鄭肅六相，均是進士，按進上地位取得優勢，前第十八節已有詳論，然非謂進士科可以把持整個仕途也。陳氏誤會《舊書》不明確之敘述，因謂崔佑甫代常袞當國，用人不拘於進士，「前日常、崔之異同，即後來牛、李之爭執」[58]；殊不知進士名額，平均每年絕不能超過三十（見前十八節），根於不樂仕宦、繼續死亡及進士多中年人（同上）各種原因，任何時期可能在仕途之進士數目，試假定為六百，並不低估。此六百人當中又可劃分為三級，每級只約二百人；第一級登第未久，所官不過縣尉、主簿之類。第二級年資中等，內則遺、補、御史，外則藩鎮幕僚。第三級年資最老，位至郎中、刺史，甚而尚、侍、宰相。如果把內外文職作一統計，便曉然進士數目，大大供不應求，佑甫未上一年就除吏八百（《論事集》五，「每年春同年吏部得官一千五百人」，數更倍之），即使全用進士，仍是不敷，何況六百人中最少有三分二已廁身仕途耶。每歲吏部常選，皆懸缺待補之員，抑亦非宰相所能積壓。是知任何人執政，均無全用辭科或完全排斥非辭科之可能，常袞之偏差大約只是對於非辭科出身者不喜援引，論者未從客觀了解實際，漫據書本上模糊之詞，以行推斷，過矣。 陳氏亦覺沈說站不穩，於是提出兩項區別：（甲）山東士族以經術、禮法為門風。（乙）新興階級系文詞浮薄之士，既轉成世家名族，遂不得不崇尚地胄（按「地胄」即「門第」之變文），同時，士族之舊習門風淪替殆盡者，亦屬此類[59]。乍觀似剖析入微，細讀乃牴牾錯出；今先就德裕本人論之，鄭覃女孫所適為九品衛佐之崔皋，陳以為保持舊門[60]，然德裕以淮南使相之公子，竟娶一個「不知其氏族所興」及「不生朱門」之劉氏為妻[61]，則又何說？豈非德裕已門風廢替與新興階級同流耶[62]？夫所謂舊族或非舊族，指其人所屬之整個氏族而言，有遠系可考者曰「舊」，無遠系可考者為「新」（參前六節），區別甚易，不問本人之富貴、貧賤及行業如何也。故崔皋雖九品衛佐，不害其為舊族，李稹只自署「隴西」，（《國史補》上）意亦相同。如陳之說，則應為舊族或新興，直以個人之行業為標準，此豈中古時代「門第」之真義[63]。抑既曰「李黨重門第」，何以德裕反獎拔孤寒[64]？「孤寒」者孤立寒門，與「舊族」極端對立之階級也。抑既曰「牛黨重科舉」，而又曰「崇尚地胄」，是牛黨熔「科舉」、「門第」於一爐也。高元裕奏請，「科舉之選， 宜與寒士，凡為子弟，議不可進（見前十八節），是舊族未嘗不極力爭取進士也。如斯糅合，兩派之間，何能畫出一道鴻溝？李珏、楊嗣復明明是舊族，陳曰：「即使俱非依託，但舊習、門風，淪替殆盡」，試問淪替殆盡，有何征據？李珏初舉明經，依陳氏論證之法，還繼承著北朝經術，未得為「家學衰落」。嗣復之父於陵，「居朝三十餘年，……始終不失其正」，更萬不能遽斷其「門風廢替」。文宗有言：「輕薄、敦厚，色色有之，未必獨在進士。」（《舊書》一七三）彼於當時風習，自必知之較悉；觀開天間，貴門子弟爭詣名姬楚蓮香（《開天遺事記》）及白行簡所撰《李娃傳》，便可互相反映。杜牧本出「城南韋杜、去天尺五（《辛氏三秦記》）之舊門，而其人特以浪漫著，浮薄之士，何曾必在新興？陳無法轉圜，乃執杜佑之一節，列牧於新興階級[65]，由是舊族可以撥入新興，新興又忽變成舊族，構成「團團轉」之論證方法[66]。夫近世論階級烙印，並不容易脫換，今所謂「兩階級」既絕無厘然界限，究屬新興抑屬舊族，可以任意安排，執「既自可牛……亦自可李」之游移態度，或更謂「牛李兩黨既產生於同一時間，而地域又相錯雜，則其互受影響，自不能免，但此為少數之特例，非原則之大概也，故互受影響一事，可以不論」[67]，不了了之。若夫明經之為學，則文宗所云，「只念經疏，何異鸚鵡能言」（引見前十四節），已是定評，猥以「經術」相推，滑稽已極。吾人細從事實推求之，則知牛黨對德裕，只是同一士族階級內結黨營私者與較為持正者之相互間鬥爭，並非「門第」與「科舉」之鬥爭[68]；因為爭取「科舉」出身，舊族與寒族並無二致，陳氏支離其辭，正所謂遁辭知其所窮[69]，已無贅辨之必要。今試分列兩表，其說能否成立，讀者當可瞭然矣。 （甲）牛黨 牛僧孺 舊族及進士。 李宗閔 同上。 李 珏 舊族，明經及進士。 楊嗣復 舊族及進士。 魏 謩 同上。 楊虞卿 同上。 楊汝士 同上。 楊漢公 同上。 蕭 澣 同上。 李 漢 同上。 張元夫 同上。 杜 悰 同上。 杜 牧 同上。 白敏中 同上。 蘇景胤 同上。（《因話錄》三） 李 續 出身未詳[70]。 張 鷺 同上。 張又新 進士，非舊族。 周 墀 同上。 熊 望 同上。 劉棲楚 出身寒鄙，為鎮州小吏。 此外尚有兩人，被陳氏列入牛黨而實際確不然者： 白居易 舊族及進士。長慶元年，白為進士重試官，將宗閔婿蘇巢落下，與主張用兵之裴度親善，顯不能列於牛黨。陳又謂白不孝[71]，其事早經陳振孫《白文公年譜》辨正。陳復拾羅振玉遺稿之說，認白父季庚舅、甥為婚，罪犯刑事[72]，更屬厚誣。如果德裕鄙薄白家[73]，何故拔用敏中[74]？ 蕭 俛 出自後梁，璃至俛一家五相（瑀、嵩、華、復、俛），俛嫉奸邪，性介獨，家行尤孝，（《舊書》一七二）曾疏救吉甫，無依附牛黨痕跡。如曰俛不主用兵[75]，則須知當時不主用兵者，非止俛一人。 （乙）陳氏所擬之「李黨」 鄭 覃 舊族，非進士，會昌初，德裕薦為相，不就。 陳夷行 進士，非舊族，開成二年初次入相，非德裕所引。 李 紳 舊族及進士。 李 回 舊族及進士，初因德裕貶官，後復起用。 李讓夷 進士，非舊族，宣宗治德裕黨，並未波及[76]，且以司空節度淮南。 李商隱 進士，非舊族。 王茂元 武將，非舊族，以上二人，萬不能列入「李黨」[77]。 劉 柯 進士，非舊族，以白居易薦入京應舉，曾撰《牛羊日曆》，但無「李黨」痕跡[78]。 牛黨多僉壬，稍持正者即嫉之，故反對牛黨者可能是中立派，不必定是「李黨」，此一點，《述論稿》似乎分別不清。上舉八人，唯李紳、李回與德裕較密耳。其他，德裕柄政時曾見用者，若鄭亞、（四代進士，見《舊書》一七八）崔嘏、（《元龜》六四四）姚勗、（《新書》一二四）崔鉉、白敏中、令狐綯，皆舊族及進士，李拭為舊族及制科；（《會要》七六）又趙蕃、（《摭言》）劉濛（《新書》一四九）為進士，呂述為制科，（《會要》七六）薛元賞、元龜兄弟出身未詳，則皆非舊族也。舊族進士何以變為新興階級，《述論稿》已不惜筆墨為其解釋，然舊族仍有如許進士歸入德裕領導，何竟默不一言耶。 質言之，從古史中尋求出一種系統，固現在讀史者之渴望，然其結果須由客觀歸納得來。中唐以後，除非就選舉法根本改革，任何人執政都不能離開進士[79]，無論舊族、寒門，同爭取進士出身，寒門而新興，亦復崇尚門第，因之，沈氏「牛黨重科舉，李黨重門第」之原則，微特不適於二三流分子，甚至最重要之黨魁，亦須列諸例外。是所謂「原則」，已等於有名無實。如斯之「系統論」，直蒙馬虎皮而已。 （二）《通鑑》喪失公正立場——贊同僧孺放棄維州 柳詒徵又言「唐之牛僧孺、李德裕雖似兩黨之魁，然所爭者官位，所報者私怨，亦無政策可言，故雖號為黨而皆非政黨也」[80]；是說也，施諸牛黨合，施於德裕則否。德裕非黨而有政策可言，其最要者曰復維州失地。 維州地區（今汶川西北），辟自劉蜀。隋開皇四年討叛羌，以其地屬會州，後又沒賊。武德七年，白狗羌首領內附，因地有姜維城，命名曰維州。乾元二年，被吐蕃攻陷[81]，於是詔將維州及諸降眾付吐蕃，吐蕃悉誅之，「擲其嬰孩，承以槍槊」，（《文饒集》一二）慘不忍聞。司馬光為自護其非[82]，乃拾僧孺余唾，齗齗作義利之辨，其辭曰： 論者多疑維州之取捨，不能決牛、李之是非。臣以為昔荀吳圍鼓，鼓人或請以城叛。吳弗許，曰：「或以吾城叛，吾所甚惡也，人以城來，吾獨何好焉，吾不可以欲城而邇奸。」使鼓人殺叛者而繕守備。是時，唐新與吐蕃修好，而納其維州，以利言之，則維州小而信大，以害言之，則維州緩而關中急，然則為唐計者宜何先乎？悉怛謀在唐則為向化，在吐蕃不免為叛臣，其受誅也，又何矜焉。且德裕所言者，利也，僧孺所言者，義也，匹夫徇利而忘義，猶恥之，況天子乎。譬如鄰人有牛，逸而入於家，或勸其兄歸之，或勸其弟攘之，勸歸者曰：「攘之，不義也，且致訟。」勸攘者曰：「彼嘗攘吾羊矣，何義之拘？牛，大畜也，鬻之可以富家。」以是觀之，牛、李之是非，端可見矣。（《通鑑》二四七） 僧孺之說，王夫之已詳予駁正[83]。然司馬之說，迄未得史家注意。其言有害於世道人心，不可不深辨也。維州本我失地，我納其自拔來投，於「義」何害，不通者一。自隴右迄安西、北庭，天寶後都被吐蕃侵據，維州自拔來歸，譬之鄰家從前盜我牛羊數十，現在一羊逃回；司馬乃以比鄰牛逸入，直是數典忘祖，不通者二。維州降人三百餘，其父、祖應屬唐籍，今竟執送吐蕃，任彼慘戮，令人髮指；司馬乃謂死無足矜，蔑視同胞，靡分敵我，不通者三。吐蕃四盟（見下節），而有平涼之劫（貞元三），尤為唐恥；況維州自拔前一年，彼已先失信圍攻魯州，（《文饒集》一二）以此言「信」，何異宋襄不禽二毛，不通者四。司馬謂關中急而維州緩，乍似有理，但吐蕃陷維州後，「得併力於西邊，更無虞於南路」；（《文饒集》一二及《舊書》一四七）我收維州，作用與謀通南詔相同，正是釜底抽薪，圍魏救趙。不收維州，則劍南節度所押西山八國蕃落，都被隔斷，藩籬盡失，不通者五。大中三年，正牛黨執政時期，去大和五僅十八年，去德裕追論維州事僅六年，吐蕃國勢，當無大更變，而是年秦、原、安樂三州及石門等七關之來歸，即詔令劍南、山南對沒蕃州縣，量力收復，隨有西川杜悰報收維州，山南西鄭涯報收扶州，（《通鑑》二四八）相去無幾時，何以彼則「信大」，此則可「徇利而忘義」？彼則「維州緩而關中急」，此遽不然？其為挾持私見，百辭莫辨，不通者六[84]。大中復收維州，「亦不因兵刃，乃人情所歸」，（《舊書》一四七）扶州想亦相同；僧孺所言蕃兵三日至咸陽，無非長他人意氣，滅自己威風，假其可能，則邊防已十分脆弱，尤非放棄維州，便可了事，何未聞僧孺建言修繕守備，如德裕所為？（德裕立五尺五寸之度，汰去蜀兵羸弱四千四百餘人，又以蜀作兵器不堪用，取工別道以治之，此兩事《通鑑》二四四即敘在悉怛謀來歸之前）不通者七。唯僧孺「與德裕不協，遽勒還其城」，（《舊書》一四七）以私害公，故德裕惡之，非私怨也，而《通鑑》偏書曰「德裕由是怨僧孺益深」，對於公私之判別，模糊已極。 此外回鶻之役，僧孺在兩次會議，所言皆空洞不切實際[85]，而回鶻、澤潞之平，則德裕為首功，其餘備南詔，廢佛寺，除淫祠，拒織綾，均辦理正確，德裕與牛黨之比較，孫甫所評[86]，最為公允。柳以「所報者私怨，亦無政策可言」之批評，混加於德裕，總是人云亦云。德裕果挾黨派私怨，何為救楊嗣復、李珏？（見《通鑑考異》二一引《獻替記》）何為請給宗閔一郡[87]？陳氏以為牛黨反對用兵[88]，仍屬皮毛之論；杜牧獻策平澤潞，（《通鑑》二四七）杜悰再收維州，白敏中出征党項，都是最好之反證。 《通鑑》於德裕持極端反對態度，除摭拾細故之外[89]，更表現其對付權奸之口誅筆伐[90]，一若武宗純任德裕播弄者。唯惡德裕，故對於險譎貪污，舊、新《書》均直敘不諱之牛黨李逢吉，更不惜顛倒黑白，力為辯護[91]。唯袒牛黨，故進一步愛屋及烏，譽瀕於崩潰之宣宗為「小太宗」（本自《金華子》），稱其「明察沈斷」；（《通鑑》二四九）即號稱《通鑑》忠臣之胡三省，亦覺忍無可忍，於其下注云：「衛嗣君之聰察，不足以延衛，唐宣宗之聰察，不足以延唐。」又於二四八大中元年恢復佛寺下注云：「觀《通鑑》所書，則會昌、大中之是非可見矣。」反唇相稽，語婉而諷。昔太宗評隋文，譏其「性至察而心不明」（見前第四節），宣宗何得比太宗？宋祁謂宣以察為明而唐衰，（《新書》八）識見遠出司馬之上。 德裕攘外安內，政績彰彰，史家衡量人物，應采其大長，寬其小短。《通鑑》在憲、穆、敬、文、武、宣各紀，夾雜著許多私見，對德裕不特毫無表彰[92]，而且偏采反對派之意見，吹毛求疵，為非分之苛責；牛黨諸人毫無建樹，朋比濟貪，卻多方替之掩飾，是直喪失史家之公正立場，無當於「鑑戒」之本義。余嘗抉其隱，以為德裕敢作敢為，深得武宗信用，略類安石，司馬光痛惡安石，因而惡及德裕，不惜倒行逆施，同情於險譎之逢吉。簡言之，懷挾著滿胸私見，其為信史也幾希矣。 至於德裕被貶，顯因宣宗深恨武宗，唯其察而不明，故惑於黨人無君之譖，孫甫、張采田之解釋，最得其實[93]。此後興吳湘之獄，更是小人無聊之構陷，湘自有應得之罪[94]，檢閱《舊·紀》一八下，便自明白。大中五年末准由崖州歸葬，咸通二年再敕復太子少保、衛國公，贈左僕射[95]，宣、懿兩朝亦稍覺自坯長城之失計矣[96]。《舊書·德裕傳》末云：「史臣曰：臣總角時，亟聞耆德言衛公故事，是時天子神武，明於聽斷，公亦以身犯難，酬特達之遇，言行計從，功成事遂，君臣之分，千載一時，觀其禁掖彌綸，岩廊啟奏，料敵制勝，襟靈獨斷，如由基命中，罔有虛發，實奇才也。……所可議者不能釋憾解仇，以德報怨……」所讚許並無溢美，然除惡唯恐不盡，如必責德裕「以德報怨」，則是熏蕕雜處，非深於治道者所當出此論也。 （三）吉甫何以受謗 元和前半葉僧孺、宗閔無與吉甫對抗立黨之可能，已於本書三六七頁注①辨明。唯是，元和三年賢良對策案之真相，迄今猶未被揭露，因之，史家對於牛黨之批判，往往不得其平，是不可不於此處亟作補充，免時人再生誤會。考吉甫相憲宗凡兩次：第一次，二年正月以中書舍人入相，三年九月出為淮南節度。第二次，六年正月自淮南入，至九年十月卒於位。當三年初策試賢良時，僧孺、皇甫湜及宗閔皆條對甚直，有人泣訴上前；泣訴者何人？舊有兩說：一曰吉甫，如《舊書》一七六《宗閔傳》及一六九《王涯傳》，是也。一曰權幸或貴幸，如《舊書》一四《本紀》、一四八《裴垍傳》及《會要》七六，是也。於是主試及覆閱官楊於陵、韋貫之、裴垍、王涯輩均貶降。此疑案之最要關鍵，在牛、李二人之策文，如果確是攻擊吉甫失政，則此等文章正牛黨後來宣傳之極好資料，黨人尤應大事表揚，何以都不見於晚唐書說？此點最是疑問。若就當年宰相而論，鄭先入中書，資歷老於吉甫，如果是概括的攻擊時宰，則負責者尚有及武元衡二人，何以偏吉甫獨自泣訴？而且，吉甫流落江淮，逾十五年，永貞之末，始自散州饒刺入為中書舍人，作相至此，僅一年有二月，初非根深蒂固之權貴，何至要脅貶三四大臣？更何敢一再要脅？（貫之及涯均在道再貶）余嘗檢視湜策，則其文有云：「今宰相之進見亦有數，侍從之臣，皆失其職。……夫褻狎虧殘之微，褊險之徒，皂隸之職，豈可使之掌王命，握兵柄，內膺腹心之寄，外當耳目之任乎」；（《皇甫持正集》三）純是集矢宦官，於宰相無深責。余乃悟牛、李（宗閔）新進氣盛，牛又由韋執誼而登第（見李珏《僧孺碑》及杜牧《僧孺志》），承王叔文派之風氣，策文所指斥，應與皇甫同途。湜官不過郎中，比較無所畏忌，故其對策得與劉同傳。牛、李（宗閔）則後來身居宰輔，投鼠忌器，唯恐內官舊事重提，不安於位；又以早年對策，喧騰一時，遂計為接木移花，以轉人視聽，吉甫泣訴之讕說，夫於是應時產生，《憲宗實錄》之被牛黨重視拙著[97]，此其一因也。《舊書》一四八《吉甫傳》云：「先是，制策試直言極諫科，其中有譏刺時政，忤犯權幸者，因此（裴）均黨揚言，皆執政教指，冀以搖動吉甫；賴諫官李約、獨孤郁、李正辭、蕭俛密疏奏陳，帝意乃解。」則不特非吉甫泣訴，吉甫且犯教唆之嫌，與《舊·宗閔傳》恰恰極端矛盾，余信其近於事實。《通鑑考異》一九乃云：「裴均等雖欲為讒，若雲執政自教指舉人詆時政之失，豈近人情耶？吉甫自以誣搆鄭、貶斥裴垍等，蓋憲宗察見其情而疏薄之，故出鎮淮南。及子德裕秉政，掩先人之惡，改定《實錄》，故有此說耳。」按湜之策文，斑斑可考，曾弗之察，指斥時政者猶雲指斥宦官，與「倖」字常指小臣相合，宰相教舉子詆譏閹寺，安見不近人情？元和元年，宰相鄭餘慶以主書滑渙勾結樞密使劉光琦，偶然怒叱之，不久便罷，光琦即湜所謂「掌王命」者；又吉甫官中書舍人時，揭發渙之罪惡，籍沒家財，至數千萬（《舊·吉甫傳》，又《舊書》一五八《餘慶傳》及《通鑑》二三七），此皆時政大可指斥之處。司馬不詳審當日政局，求書傳所由異同之故而遽行臆斷，一失也。憲宗如察吉甫搆陷而疏薄之，而使出外鎮，則從前被貶者似應同奉召回，顧稽之史乘，並不如是，二失也。淮南為當日唐家第一個節鎮，正舊官僚欲求不得之美缺，杜佑深受德宗倚畀，故連任十餘年，以雲「疏薄」，則渴營「疏薄」者大不乏人，何愛于吉甫而以相授，而親臨通化門餞行，三失也。《憲宗實錄》爭執之焦點，在於掩蓋當年之攻擊宦官，司馬乃聽信謊言，以為德裕掩先人之惡，四失也。如謂《舊書·吉甫傳》采自《憲宗實錄》，則大中二年十一月所頒，說是路隋舊本，（《舊書》一八下）於時德裕已遠竄南服，豈尚能由彼改定[98]？況李約等四人皆知名之士，未易妄捏，牛黨無法完全毀滅證據，遂有德裕改定《實錄》之讕言以混耳目，司馬信之，五失也。總而言之，排擊宦官之案，吉甫尚同處於嫌疑地位，不能挽救則有之，斷非落井下石者。竊謂當日憲宗蓄意用兵，餉需是急，王鍔入朝，又被彈劾，吉甫之出，君臣間許有默契，故兩年後即復召為相[99]，司馬光之批評，完全不就時間、地點及條件著想，所謂唯心之論也[100]。 吉甫初相，《通鑑》許為「得人」（元和二），則無偏黨可知。及其再相，《通鑑》純取敵視態度，元和五年十一月裴垍以風病罷相為兵部尚書，時吉甫尚在淮南，六年，垍因不任朝請，再改太子賓客，不久便卒，（《舊書》一四八）而《通鑑》以為吉甫惡之，司馬竟未讀《垍傳》也[101]！此外更多采牛黨之言[102]，不加抉擇，甚至語雜揶揄[103]，完全失去史家體裁，然始終未有指出其樹植黨羽，故可斷言吉甫之無黨[104]。 大致言之，唐末文人經過八司馬之貶，甘露門之變，已逐漸喪失對抗宦官之勇氣，責宦官不得者遂移而責宰相，乃宗閔以兒女私情，深恨德裕，更進而波及其先人。另一方面宦官欲奪取立憲宗之功，消滅弒憲宗之跡，會昌元年之敕令重修《實錄》，似志在彰正其罪（此可由武宗之裁抑宦寺見之），為彼輩所不便，故誣德裕歸美私門，暗施反抗，牛黨恨李，又從而附和之。由是雙方夾攻，吉甫父子乃受謗益重，所謂「李黨」，不外如是如是，僧孺等少數人狼狽為奸，說不上階級鬥爭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