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史 · 第四十三節 莊 田

近世譯manor為「莊園」，然其本質與唐之「莊宅」或「莊園」（莊亦作）有異。古典中莊字無「田莊」、「莊宅」之訓，今北方村落以某莊或某家莊為名者數不在少，是知中古時代莊宅之組織，頗占重要位置。白居易曾稱其遠祖白建有功北齊，詔賜莊、宅各一區，（《長慶集》二九）大業末，柴紹妻平陽公主自歸鄠縣莊所（《舊書》五八），則北朝之末，其名已著[39]。武德八年《賜少林寺教》：「前件地及碾，寺廢之日，國司取以置」，（《萃編》七四）是唐初皇室已自置莊之證[40]。李吉甫《百司舉要》稱，則天分置莊宅使。（據《事物紀原》六引）今所見遺文，掌其事者名內莊宅使（《會要》八三大曆十四），亦曰莊田使（《元龜》四九一貞元廿一）或莊宅使（《文苑英華》四四一咸通八），其田或為各州府所沒入，（同上《會要》）有時亦以賣給人民。（《萃編》一一四大中五年《敕內宅使牒》）安、史之亂，尤急於搜括，以濟軍用，如肅宗詔「其近日隔絕人莊宅，宜即括責，一切官收」，（《全唐文》四二）是也。 官吏豪富往往在別處購買田地，名為寄莊戶，諸道將士亦常置莊田。（同上《會要》。又元載城南別墅數十所，見《舊書》一一八；東川節度嚴礪籍沒管內將士、官吏、百姓及前資寄住等八十八戶莊宅共一百二十二所，見《元氏長慶集》三七；大中初，韋宙在江陵府東有莊，積稻如坻，見《唐語林》七）開元二十四年詔：「聞王公百官及富豪之家，比置莊田，恣行兼併，莫懼章程，借荒者皆有熟田，因之侵奪，置牧者唯指山谷，不限多少。」（《元龜》四九五）其弊往往逃避稅收，元和十四年敕：「如聞諸道州府長吏等，或有本任得替後，遂於當處買百姓莊園、舍宅，或因替代情弊，便破定正額兩稅，不出差科。今後有此色，並勒依元額為定。」（同上《會要》） 各地僧寺擁有田莊不少，故會昌滅佛，收良田數十萬頃[41]，通稱曰常住僧田，（《萃編》七四及一〇八）如大像寺即「管大小共七所，都管地總五十三頃五十六畝三角荒熟」，（同上一一三）又長山縣（今山東）醴泉寺有莊園十五所。（《入唐求法巡禮行記》二）在均田制中，僧、尼、道士、女冠均可受田，大約男三十畝，女二十畝。惟其廣占田地，政府屢加以限制，唐隆元年敕：「寺觀廣占田地及水碾磑，侵損百姓，宜令本州長官檢括，依令式以外及官人百姓將莊田宅舍布施者，在京令司農即收，外州給貧下課戶。」（《唐大詔令》一一）又開元十年敕：「天下寺觀田宜准法據僧、尼、道士合給數外，一切管收，給貧下欠田丁。其寺觀常住田，聽以僧、尼、道士、女冠退田充，一百人以上不得過十頃，五十人以上不得過七頃，五十人以下不得過五頃。」（《會要》五九）末一敕對於每單位常住田額已加以總數的限定。 關於此項公私莊田之生產關係，史言之不詳，據情推之，當有如下三類：（甲）租佃，又可再分為1.抑配，2.自由領耕及3.轉佃[42]三種。（乙）雇佃。（丙）奴佃。政府直接轄下之莊田，據大曆十四年內莊宅使奏，有租萬四千斛，（同上《會要》）當然是采招民領耕的方式，如無人願領，就必仿處置職田之例，出以抑配。（參《元氏長慶集》三八）莊田屬私人者，唐時當仍存在奴耕之一種，但施之寄莊，莊主必感管理不便。杜佑云：「《管子》曰，以正戶籍，謂之養贏，贏者大賈、蓄家也，正數戶既避其賦役，則至浮浪為大賈、蓄家之所役屬，自收其利也。」又云：「浮客謂避公稅，依強豪作佃家也」，（《通典》七）浮客亦稱莊客，多者至數百戶（《太平廣記》二〇二，相州王叟夫婦二人有客二百餘戶），森谷正己解為「莊園農奴」[43]，立名未確。人民之流為浮戶，非必苦正式之租庸調，而是苦無限之額外科派，流徙之後，未必甘於鬻身為奴，再墮入泥犁地獄，味《通典》所言，浮戶似多屬於自由佃農與雇佃之兩途。 綜結上項情況，唐代生產力雖然漸次向上，產品增多，其結果只被小部分人所剝削及集積，不能保留之於耕農手邊，常人既困於暴斂，於是放棄或出賣其田地，流轉為寄住戶或莊客。同時，豪強者因財富之增加，乘機實行兼併，莊田之制，遂益臻發達。彼輩以社會上地位之優越，當地官吏根於互相隱庇，畏懼權勢等觀念，匿報由是日多，戶籍由是日壞，還授之法，寖成具文。總言之，莊田發展，均田制便於不知不覺間開始及繼續崩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