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史 · 第四十二節 錢幣及礦冶

甲、錢幣 為欲明了幣值之升降，不可不講求鑄錢之情況，國家鼓鑄貨幣，如果權理得宜，不徒於國家收入饒有關係，人民亦可免除極大之損失。 北齊私鑄極多，冀州之北，錢皆不行，惟用絹布。周武鑄布泉，以一當五，與魏之永安五銖並行，梁、益則雜用古錢，河西或用西域金銀而官不禁。 南朝在梁時，惟吳、郢、江、湘、梁、益用錢，余則雜以谷帛交易。交、廣全以金銀，嶺南他州多用鹽、米、布。各地錢之單位，亦往往不同，東錢八十為百，西錢（江郢以上）七十為百，長錢（建業）九十為百，足百者曰陌，梁朝末年，至以三十五為百雲。 開皇元年，改鑄新五銖錢，每千重四斤二兩，嚴禁私鑄，其後揚、並、鄂、益四州均聽開鑄。當時行用之錢，和以錫鑞[28]，錫鑞既賤，私鑄不可禁約，大業已後益甚。初每千猶重二斤，後乃輕至一斤，或剪鐵，裁皮糊紙，相雜用之，幣賤而物愈貴。 武德四年，改鑄新幣，徑八分，重二銖四絫（絫即累，十絫為銖，廿四銖為兩），十文重一兩，千文重六斤四兩，說者謂得輕重大小之中。其名曰開元通寶，字有八分、篆、隸三體，為歐陽詢所書，如循左迴環讀之，則曰「開通元寶」，於義亦通[29]。在洛、並、幽、益、桂諸州分置錢監，秦王、齊王各賜三爐鑄錢，右僕射裴寂一爐，敢盜鑄者身死，家口籍沒。 私鑄之害，無代蔑有，顯慶五年，令官以一好錢易五惡錢。乾封元年，改鑄乾封泉寶錢，徑寸，重二銖六分（《會要》八九、《新書》五四同，殆六絫之異文），一文當舊錢之十行用。明年正月，因米帛踴貴，隨停新錢，復行開元通寶，然私鑄益猖獗。儀鳳中，申嚴銅禁，有載銅、錫、鑞過百斤者沒官。下逮武后，用錢益濫，江淮遊民多依山陂海以鑄，吏莫能捕。開元十一年，更禁賣銅鐵及造銅器者。 開元二十二年，張九齡奏請不禁斷私鑄，下百官詳議，言者多謂不便，劉秩更上五不可之論，（見《通典》九）其事遂寢，然對於根絕私鑄，卒無善法。 二十六年，於宣、潤等州[30]加置錢監。天寶之末，鑄爐共九十九（《通典》九云：絳州三十，揚、潤、宣、鄂、蔚皆十，益、鄧、郴皆五，洋州三，定州一），每爐歲鑄錢三千三百貫，役丁匠三十，費銅二萬一千二百二十斤，白鑞三千七百九斤，黑錫五百四十斤，每千錢用銅、錫、鑞價約七百五十文。全國歲鑄三十二萬七千貫[31]。 乾元元年，經費不給，用鑄錢使第五琦議，鑄乾元重寶，徑一寸，緡重十斤，以一當開元通寶十。翌年，又命絳州鑄乾元重寶大錢，徑一寸二分，背之外郭為重輪，緡重二十斤[32]，（《通典》九）以一當開元通寶五十，於是物價騰踴，米斗錢至七千，民間致有虛錢、實錢之別。上元元年，乃改重輪錢一當三十，開元舊錢與乾元錢同為一當十。代宗即位，更敕三品錢皆一當一，矯枉過正，故特重之乾元、重輪兩種，民間都銷鑄為器。 自是而後，銅器之禁，屢申屢弛（如大曆七年、貞元九年皆禁鑄銅器，元和元年禁用銅器）。然銅與錢比則銅貴錢賤，銷千錢得銅六斤，鑄器後斤值錢六百，每銷千錢，可得利兩倍。救其弊者雖設為種種方法，如（1）貞元初，駱谷、散關禁行人以一錢持出；十四年，李若初奏諸道州府多以泉貨數少，繒帛價輕，禁止見錢不令出界，致使商賈不通，請予撤廢。（2）貞元十年，限銅器每一斤值不得過百六十。（3）貞元二十年，命市井交易以綾羅絹布雜貨、與錢兼用（先是開元廿二年亦曾行用此制），元和六年，制公私交易十貫錢已上，即須兼用匹段。（4）元和七年，禁民藏見錢。十二年，又詔貯見錢不得過五千貫，過此者限兩月內換別物收貯，若一家內別有宅舍店鋪等，所貯錢並須計同此數，誤犯者白身人杖死，文武官、公主、戚屬、中使等委有司聞奏，取五分之一充賞。（5）寶曆元年，河南尹王起請銷鑄見錢為佛像者，同盜鑄錢論。然利之所在，人爭趨之，唐廷迄束手無策；尤其是軍吏、商賈，勾結為奸，貯錢者多依倚左右神策軍官錢為名，閹豎橫行，府縣不敢窮驗，有法遂與無法等。 大抵唐之初期，患在私鑄多，唐之末期，患在錢幣少，其弊皆由銅與錢之比價，無法均調。憲宗時，每歲只鑄十三萬五千緡，大和之末，更不及十萬緡。既鬧錢荒，除陌之習（京城用錢，舊日每貫頭除二十文），變本加厲，元和十一年，每貫除墊至一百，（《會要》八九）長慶元年改令除墊八十，至於昭宗，京師用錢乃以八百為貫雲。 唐代鼓鑄，苟明乎輕重之術，亦絕非無利可圖[33]，此可從下舉兩例見之：（1）劉晏領諸道鹽鐵，以江、嶺諸州任土所出，皆重粗賤弱之貨，輸京師不足以供道路之直，於是積之江淮，易銅鉛、薪炭，廣鑄錢，歲得十餘萬緡，（2）建中二年，戶部侍郎韓洄言江淮錢監歲出錢四萬五千貫，輸於京師，度工用轉送之費，每貫計成本二千，是本倍於利也。今商州紅崖冶出銅益多，於洛源故監置十爐鑄之，歲計出錢七萬二千貫，度工用轉送之費，貫計錢九百，則利浮於本矣，其江淮七監請皆停罷[34]。（以上參據《會要》八九及《新書》五四） 後發現非正式鑄行之唐錢： 又會昌毀佛後各地所鑄開元錢，其背均註明地名，計有昌、京、洛、揚、藍（藍田）、襄、荊、越、宣、洪、潭、兗、潤、鄂、平（平州）、興（興元）、梁、廣、梓、益、福、丹（丹州）、桂等廿三品。 再就當日錢幣經濟情形言之，我以農立國，基本就是農業經濟，工業不發達，境內金銀銅比較缺乏，對國際貿易，除絲、茶及小量瓷器外，無貴重物品，入輸者率皆量輕之奢侈品，以故常處於入超劣態，銅貨外流，同時又由於佛寺之大宗消耗，晚唐遂長受銅缺錢荒之害。長慶元年楊於陵奏稱錢幣流入四夷。《大和上東征傳》雲，鑒真東渡日曾攜大量銅錢。大食人Abu Zeyd稱，唐末波斯灣有中國錢幣散布。此亦是唐末幣荒之一個原因。 銅幣轉挽，費巨而勞，各州或禁見錢出界（見前文），更不得不別謀救濟，《因話錄》六稱：「有士鬻產於外，得錢數百緡，懼以川途之難齎也，祈所知納錢於公藏，而持牒以歸，世所謂便換者。」元和七年，王播奏「商人於戶部度支鹽鐵三司飛錢，謂之便換」。（《舊書》四九）同時「商賈至京師，委錢諸道進奏院及諸軍諸使富家，以輕裝趨四方，合券乃取之，號飛錢」。（《新·食貨志》）是即後世匯兌之先驅，且有由公家經營者[35]。 乙、礦冶 鑄幣與礦冶相表里，《新書·地理志》，各縣下只有五金出產之簡單記載，無詳細描述。同書五四《食貨志》稱：「凡銀、銅、鐵、錫之冶一百六十八，陝、宣、潤、饒、衢、信五州（按信州，乾元元年始由饒州析置，此稱五州，當系肅宗以前之統計）銀冶五十八，銅冶九十六，鐵山五[36]，錫山二，鉛山四」（合散只得一百六十五）。然古代採礦用舊法，時開時閉，所在多有，據《食貨志》所搜集之材料，略參他書各時代出產之額，往往甚懸絕，茲概述如左： 高宗麟德二年，廢陝州銅冶四十八。 玄宗開元十五年，初稅河南府伊陽縣五重山銀錫（據《元和志》五，每歲稅銀一千兩）。 憲宗元和三年，復開郴州平陽、高亭兩縣銅坑，又令五嶺以北見采銀坑，並宜禁斷（參據《會要》八九），采銀一兩者流它州，銀冶廢者四十。逾年，復詔嶺北銀坑依前任百姓開採，禁見錢出嶺，計歲出銀十餘萬兩[37]，銅二十六萬六千斤，鐵二百七萬斤，錫五萬斤，鉛無常數。七年，復開蔚州飛狐縣三阿冶銅山（參據《元和志》一四）。文宗時，銅坑五十，歲采銅二十六萬六千斤。 宣宗時，增銀冶二，鐵山七十一，廢銅冶二十七，鉛山一，歲率銀一萬五千兩，銅六十五萬五千斤，鉛十一萬四千斤[38]，錫一萬七千斤，鐵五十三萬二千斤。 唐之銀礦，大概以饒為最著，貞觀中，權萬紀上言，宣、饒銀大發，太宗斥之。厥後，總章初，用鄧遠議，置場榷銀，號鄧公場，又稱德興場，南唐因以德興名縣。其次，撫州臨川縣上幕鎮東二里有銀山，唐亦嘗置監。又萊州昌陽縣東一百四十里有黃銀坑，隋開皇十八年，辛公義於此冶鑄得黃銀，大業末及貞觀初更沙汰得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