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史 · 第三十八節 租庸調及雜征徭
唐給民以田，所以責償者約言之有四項：一曰租，二曰調，三曰庸（即役），四曰雜徭。租庸調之法，開始宣布於武德二年，再申明於武德七年，猶《孟子》所云有粟米之徵，有布縷之徵，有力役之徵也。
首先須知戶有課或不課之別。唐制，太皇太后、皇太后、皇后緦麻以上親；內命婦一品以上、親郡王及[244]五品以上祖父兄弟；職事勛官三品以上、有封者若縣男、父子；國子、太學、四門學生、俊士、孝子、順孫、義夫、節婦同籍者（即同一戶籍）皆免課役。凡主戶內有課口者為課戶，若老及男廢疾篤疾、寡妻妾、部曲、客女、奴婢及視九品以上官不課。據《舊唐書》九，天寶十三載課戶五、三〇一、〇四四，不課戶三、八八六、五〇四[245]，又課口七、六六二、八〇〇，不課口四五、二一八、四八〇[246]；據《通典》七，天寶十四載課戶五、三四九、二八〇，不課戶三、五六五、五〇一[247]，又課口八、二〇八、三二一，不課口四四、七〇〇、九八八[248]；合兩年數目觀之，不課戶約占總戶數百分之四十至四十一，不課口計占總口數百分之八十四或八十五已上，其隱匿逃避者猶不在內。簡單言之，即以一戶擔負兩戶之課，其不均孰甚。
（一）租 北齊一床（合夫婦言），墾租二石。北周一床，粟五斛，丁者半之。隋制，丁男一床，租粟三石。唐女不授田，凡課戶，每丁納租粟二石[249]。
（二）調 調之名稱，最少可上溯至東漢末葉[250]。約建安四年，豫章已有租布（《三國志》四九《太史慈傳》[251]），同時豫州又戶調綿絹。（《三國志》二三《趙儼傳》）九年，曹操克袁紹，令收田租畝四升，戶出絹二匹、綿二斤。（同上一注引《魏書》）晉平吳後，制戶調之式，丁男之戶，歲輸絹三匹、綿三斤，女及次丁男為戶者半輸；諸邊郡或三分之二，遠者三之一；夷人輸布戶一匹，遠者或一丈。（《晉書》二六）南朝戶調有取錢者[252]。北周一床，絹一匹，綿八兩，非桑土一床，布一匹、麻十斤，均丁者半之。
隋制，丁男一床，桑土調絹絶[253]一匹，加綿三兩，麻土布一端，加麻三斤，單丁及仆隸各半之。開皇三年，減調絹一匹為二丈。
唐制，每丁歲輸綾或絹、或絁二丈[254]，（開元八年令稱，向例絹一匹，長四丈，闊一尺八寸）布加四分之一[255]，即二丈五尺；輸綾、絹、絁者兼調綿三兩[256]，輸布者麻三斤。據《六典》三，當日絲、麻產地之分布，約如下舉：
關內 京兆、同、華、岐四州調綿絹，余州布麻。
河南 陳、許、汝、潁調絁綿，唐州麻布，余州並絹綿。
河東 蒲州調禰[257]，余州麻布。
河北 相州兼以絲，余州絹綿。
山南 梁、利、隨、均、荊、襄雜有綿絹，合州綿，余州麻布。
淮南 壽州布、綿麻，安、光絹，申綿絹，此道庸調雜有紵、資、火麻等布[258]。
江南 潤州火麻，余州紵布。
劍南 瀘州葛、紵等布，余州綿絹及紵布。
嶺南 廣州等以紵布，端州蕉布，康、封落麻布。
（三）庸 役法，周制十二番，率歲一月役（近人或稱「服役十二番，每番三日」，非也。三乘十二為三十六日，但《隋書》二四明言一月役，即三十日役，則日數不符，誤一。如每丁每年須應役十二次，每次三日，則民不勝奔走之勞，誤二），開皇三年，減十二番每歲為二十日役。又十年六月，制人年五十，免役收庸。（《隋·紀》二）王永興說：「由於隋末農民戰爭打擊並削弱了統治階級，唐初的統治者採取了對農民讓步的措施，其中最主要的是農民可以納絹代役。」（同上節引文）則未知開皇中早已有此規定。
唐承隋制，凡丁，歲役二旬，閏年加二日，無事則收其庸，每日折絹三尺，布加四分之一[259]。有事而加役者，旬有五日[260]免其調，三旬則租、調俱免，通正役不得過五十日。凡役有輕重，功有短長，法以四、五、六、七月為長功，二、三、八、九月為中功，十、十一、十二、正月為短功。（《六典》廿三《將作監》）
凡庸、調之物，仲秋斂之，季秋發於州。租則准土收穫早晚斂之，仲冬起輸，孟春納畢。
如遇水、旱、蟲、霜為災，十分損四已上者免租，損六已上免租、調，七已上課、役俱免。桑麻損盡者各免調。（《唐律疏議》二）
森谷論租庸調雲，均田法之主要目的，是要盡人類勞動力與地力，發揮農業社會之全生產力，以圖農業中剩餘生產之增進，所以原則上田土只分配於十八以上、六十以下得耐勞動之男子。因之，賦稅當然不是對畝而課，而是對於分得永業口分田合汁百畝之丁男而課。（《中國社會經濟史》一七九頁）按北魏初創均田之要因，已見前節，隋及唐初猶是率行舊規，然課役既設蠲免之條，為逃避者開一途徑，則並不是向盡人類勞動力之目的而邁進。法令又未規定受田必須自耕，課役之重擔，結果總落在貧僱農身上，或延滯奴隸之解放而已。
近人論租庸調者或以為與均田無關（如一九五四年《歷史研究》四期鄧廣銘《唐代租庸調法研究》，又五五年《新史學通訊》六期張博泉《試談對租庸調的看法》），雖其持論根據，各有不同，但如就唐之租庸調法來看，都未免陷於片面。余曾提出唐制確建立於均田令之上者凡有五點：（1）後世田可自由買賣，故按畝徵稅。法令稍上軌道的國家，即使賦稅苛重，亦不能違背社會經濟之基礎，而超然獨立為一套。今土田既非任便買賣，如果又不執行授田，單責人民以租若干，微論統治階級（尤其比較清明時代）不至如此幼稚，恐人民之執梃以抗者亦未崇朝而遍於全國。（2）隋授露田百二十畝，租粟三石，唐授八十畝，租粟二石，租率建立於均田制之上，絕無可疑。（3）按丁徵調而不按戶徵調，即因每丁依令得受桑田（或永業）二十畝，故知調亦建立於均田制之上。（4）授田常不足數，則租調實征之數，不能不設法調整；戶等即調整之方法，但同時戶等又須依據均田以厘定，可知租調與均田有關。（5）庸似乎離立為一項，然依令，庸過定限則租、調可免，故從立法初意而言，租庸調三者實互相聯繫，易言之，庸亦與均田制有關（其詳說見一九五五年《歷史研究》五期）。
（四）雜徭 亦曰色役，名目頗多，大致是：
1.守陵墓人 皆取側近下戶充，仍分四番上下；
2.內外職事五品以上營墓夫 人別役十日；
3.防等 京師文武職事官皆有之；
4.白直 州縣官寮皆有之，兩番上下；
5.執衣 州縣官及在外監官皆有之，並以中男充，三番上下；
6.士力 諸親王府屬有之。
防閤、白直之名，已見於南北朝，大概即近世之胥役。儀鳳三年，曾詔令王公已下，百姓已上，率口出錢以充防閤、庶仆、胥士、白直、折衝戶仗身等料（《會要》九一。此項料錢亦稱資課），故宣宗大中六年詔放免元舅鄭光莊地差科色役，中書門下以「隨戶雜徭，久已成例」駁回。（同上八四）雜徭之徵，可說遍及上下，其浪費人力至巨，試觀開元廿二年敕減諸司色役廿二萬餘（《六典》三）便見之。天寶五載敕：「郡縣官人及公廨白直，天下約計一載破十萬丁已上，一丁每月輸錢二百八文，每至月初，當縣征納，送縣來往，數日工程，在於百姓，尤是重役。其郡縣白直計數多少，請用料錢如稅充用。其應差丁充白直望請並停，一免百姓艱辛，二省國家丁壯」，（《會要》九一）即以此也。
四項之外，尚有雜征，較要者為戶稅及義倉（或稱「地稅」），近年我國學者或感到分別不清，益有略加說明之必要。
甲、戶稅 武德六年令全國戶量其資產，定為三等。貞觀九年[261]，改為九等。長安元年，詔諸州王公以下宜准往例稅戶。大曆四年制一例加稅，上上戶四千，每等減五百，至下中則七百，下下五百[262]。天寶中此項收入約得錢二百餘萬貫。（《通典》六）
抑九等之別，或以為專備戶稅而設（因之，對兩稅性質有所誤會），實亦不然；《通典》六，江南折布下注云：「大約八等以下戶計之，八等折租每丁三端一丈，九等二端二丈。」是租粟折布之計算，亦隨戶等而有所不同，明戶等與租之直接相關也[263]。
乙、義倉 北齊舊制，率人一床納墾租二石、義租五斗，墾租送台，義租納郡，以備水旱。開皇五年，依長孫平奏，令諸州百姓及軍人勸課當社，共立義倉，收穫日隨所得勸課出粟、麥，於當社造倉窯貯之，即義租之變相。貞觀二年，戴胄獻議仿用隋制，於是戶部尚書韓仲良奏定王公已下，墾田畝納二升，粟、麥、粳、稻，各依土產，貯備凶年，則已由自願而進為強制。徵收手續，系每年戶別據已受田及借荒等，具所種苗頃畝，造青苗簿，按簿徵收。（《六典》三）永徽二年，以義倉據地收稅，實是勞煩，敕令率戶出粟，上下（？上）戶五石，余各有差。（《會要》八八）但從《六典》三及《通典》六觀之，開、天間有田者仍是據畝定征。至商賈戶無田及田不給足者，上上戶稅五石，上中已下遞減一石，中中一石五斗，中下一石，下上七斗，下中五斗，下下戶免。（《六典》三）估計天寶時每歲約得千二百四十餘萬石。（《通典》六）
義倉之粟，唯許給荒，不得雜用，可是大業中國用不繼，早開挪借之端。（《會要》八八）唐自神龍以後，亦費用向盡。（《通典》一二）故開元四年有變造（猶今雲加工）義倉糙米送京之禁。（同上《會要》）
其餘傳驛稅、外官月料稅，則俟後再詳之。
總括言之，隋以前征課，因缺乏詳細紀錄，唐稅究比前代為輕為重，難作定評。試單就租一項立論，假使受田足額，則北齊露田一百二十畝，墾租二石，北周一百畝，租五石，隋、唐均每畝二升五合，是隋、唐比北齊為重，而輕於北周一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