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史 · 第三十七節 唐 之 均 田
唐代初期之均田，大致承用隋制，唯女無丁稱，均曰中女。授田之法，每丁男百畝，內八十畝為口分，廿畝為世業（即永業）。老男、篤疾、廢疾各口分四十畝，寡妻妾各卅畝，先永業者通充口分之數。黃、小、中、丁男子及老男、篤廢疾、寡妻妾當戶（即戶主）者，各給永業廿畝。永業田皆傳子孫，不在收授之限；（《通典》二）其田課植桑、榆、棗等，土地不宜者任依鄉法。（《唐律疏議》）
今將唐以前授田數目，作出一個比較簡表：
略觀上表，便知齊、隋之制，承襲後魏。北周授田，實際少於北齊[237]。唐制，女不給田（寡妻妾除外），比北周為近而更加縮減。陳氏《略論稿》強調唐制承北齊（見前府兵節），即此國政最重要之授田一項，已知其不然。
此外，魏制奴婢受田及桑（麻）田，人數無限，課各有差，北齊奴婢受田者以庶人六十至親王三百人為限，限外不給田者不輸，惟不給桑（麻）田，北周無明文，隋有僕隸半課之規定，疑同齊制，至唐而革除。又魏制，丁牛一頭受田三十畝（連倍田為六十），齊六十畝，均限四牛，至周、隋而革。可見授田制度之寬緊，與人口增加為反比例，同時又表現自然環境、社會變化與制度統一之交互影響。在奴婢不給田一端，則可收限制蓄奴及促成放奴之效力。
從另一方面觀之，則貴族富豪之蓄奴愈多，受田亦愈多，北齊雖有限制，然與貧農無奴者比，猶得以一人受六十人之田，其次，有牛者連本身計，受田又可當貧而無牛者之四倍。凡此，皆充分表露遊牧民族之氣味，與儒家「不患寡而患不均」及通過住國思想之「井田」理論，臭味迥異，前文謂北魏均田系替鮮卑族設想，於是可以再度證明。
授田、還田，以丁、老為準，然丁、老初無固定之年限，故其或升或降，對於田地之運用，饒有關係，茲表列北齊至唐廣德之年齡升降表如次：
① 萬國鼎《中國田制史》表列開元二十六年，三歲以下為黃，四至十五為小，十六至二十為中；（一七二—一七三頁）按此實《六典》輯錄舊令，對武德之制，並無變更，故從削去。
② 此據《通典》七及《新書》五一，同上《田制史》作二十三至五十七為丁，五十八以上為老，當誤。
③ 森谷正己《中國社會經濟史》稱，隋時「露田，至六十六歲必須返還」，（一七二頁）顯是據北齊河清三年「六十免力役，六十六退田免租調」之規定。（《通典》二）但隋承齊制，絕非隻字不改（例如齊十五已下為小，隋十歲已下為小），《隋書》二四明言「六十為老乃免」，可見森谷之言，純是誤解。
首須注意者，魏制十五已能受田，又是替北族年力早強者打算之一證。北齊驟提高三歲，顯因其對政府施行有礙，不得不變。自是而後，凡有更革（隋煬一次除外），無非以抬高受田年齡、降低退田年齡為一貫政策，由北魏起至廣德止，丁齡計升高十歲，又由北齊起至廣德止，老齡降低十歲，總差乃至廿歲，其為人口增加之映響，於事甚明。王永興曾強調隋唐徭役負擔比齊周減輕了三年，（一九五六年八月三十日《光明日報》）但吾人亦要明白受田同時卻遲了三歲，於人民還不見得有利。
授田多寡，又有寬、狹鄉之別（寬鄉之名始北齊）；田多可以足給者曰寬，否則為狹，狹鄉授田減寬鄉之半，業工商者寬鄉亦減半授，狹鄉不授。凡鄉有餘田，以給比鄉，縣、州亦如之。非寬鄉不得限外更占田，占過限者罪自笞十起至徒一年止。（《唐律》）凡授田先課役，後不課役；先貧，後富；先無，後少。（同上）
授田之式，每歲一造計帳，三年一造戶籍，定戶以仲年[238]（子、卯、午、酉），造籍以季年（丑、辰、未、戌，見《六典》）。歲十月，里正預造簿，縣令總集應退應受人對共給受。（《唐律》）新附之丁，春附則課、役並征，夏附免課從役，秋、冬附則課、役俱免，蓋計齡猶就足年伸算。
近年發見敦煌附近之唐代殘戶籍，計有七八種[239]：
大足元年（辛丑，七〇一） 存？
先天二年（癸丑，七一三） 藏倫敦英國博物院
開元九年（辛酉，七二一） 後藏法
天寶六載（丁亥，七四七） 藏巴黎國立圖書館
又（妹姜姜殘籍） 藏英（同前）
大曆四年（己酉，七六九） 同上
又同上
大順二年（辛亥，八九一） 同上
按天寶六（亥）、大曆四（酉）均非造籍之年，如此之類，應如玉井是博所云「綱紀已弛」。玉井又謂唐代均田，《六典》所記最近正確，則須知《六典》成於開元末年，只承舊制而記載。至如大順之籍，則在西北收復之後，授田之制，久已不行，故每戶只注「都受田」若干，且無黃、小、中、老之區別。
隋唐授田實施至如何程度，吾人有深入了解之必要，今試取殘籍之較完整者合計之：
除去索思禮、安游璟兩戶應受太多者外，其餘受得之數，不及應受四分之一，敦煌如依狹鄉論，亦不及半數，可見口分之田，已多有名無實，其他永業、職分等田，更無論矣。狄仁傑《乞免民租疏》云：「竊見彭澤地狹，山峻無田，百姓所營之田，一戶不過十畝、五畝，準例常年縱得全數，納官之外，半載無糧」，（《全唐文》一六九）武后時情形之壞，已甚於開皇。
北齊授田，不聽賣易。（《通典》二）唐則在相當範圍內可以賣買帖賃，如徙鄉及貧無以葬者得賣永業田，充宅及碾磑、邸店者得賣口分田，自狹鄉樂遷寬鄉者並許賣之，若賜田，若五品以上及勛官之永業地，亦並聽賣。其他賣口分田者一畝笞十，二十畝加一等，罪止杖一百，地還本主，財沒不追。已賣者不復授。（《唐律》及《新書》五一）凡此措施，一方面為經濟發展所促成，一方面亦以照顧貧困。然日久弊生，豪強乘機兼併，故永徽中、開元廿三、天寶十一均申買賣典貼口分、永業之禁。（《新書》五一及《元龜》四九五）
森谷論均田制所由廢，謂耕作者自身在寬鄉中，已取得漸次蓄積之機會，王侯官吏[240]亦可依其實力，侵占墾地，橫奪生產增進之果實；換言之，即造成大地主之可能性。又人口增加，促進寬鄉之開墾，農業社會生產力漸次向上，其結果使官僚、土豪、商業、高利貸資本能夠發展，官吏豪富遂成為破壞統制之人，兼併私田，橫斂租賦矣。（同前引書一八四—一八六頁）萬國鼎亦舉出原因四項：（1）人口增殖，土地有限，供不應求。（2）均田以籍為本，官怠造籍，不可復憑。（3）貴族永業田多，以有盡之田，給無窮之官。（4）經濟演變，漸集中少數人之手[241]。按天寶十四載制，諸郡逃戶有田宅產業妄被破除，並緣欠負租庸先已親鄰買賣，如歸復者宜並卻還，縱已代出租稅，不在征賠之限（《會要》八五），無疑是想阻止兼併；然大防已潰，勢如燎原，杜佑所以謂「開元之季，天寶以來，法令弛壞，兼併之弊，有逾於漢成、哀之間」也。（《通典》二）
隋、唐時究有墾闢田若干，亦應在吾人研究之列。據《通典》二云：「開皇九年任墾田千九百四十萬四千二百六十七頃，隋開皇中，戶總八百九十萬[242]七千五百三十六；按定墾之數，每戶合墾田二頃余也」；又云：「至大業中，天下墾田五千五百八十五萬四千四十頃，按其時有戶八百九十萬七千五百三十六，則每戶合得墾田五頃余，恐本史非實。」按大業二年戶亦八百九十餘萬，（《通典》七）則開皇中之戶數，似在平陳之後，但開皇九年之墾田數，比大業五年數（據《隋書》二九）相差太遠，顯未加入平陳之所得。《通典》更犯一種嚴重錯誤，即彼列舉開皇中及大業中兩次戶數同為八、九〇七、五三六，處經濟繁榮時代，斷無相隔十餘廿年而數毫不變之理，事實上亦不會如此恰合。今依《隋書》二九所記，八、九〇七、五四六（與《通典》之數隻差十戶）實大業五年之戶數（見前《隋史》一八節），由此觀之，《通典》蓋誤用大業戶數充作開皇戶數，其第一項比算（二頃余）應屬無效。其次，北齊庶人所蓄奴婢，亦得有六十人受田，今即使折半計算（三十人），則每戶得田五頃余，每奴所受仍不及廿畝；尤須注意者，當日北方地狹人稠，南方地廣人稀，用平均法來計算，多見其與現實不盡適合，故杜佑第二項之比算，尚難論定[243]。
再從唐代觀之，開元廿八年應受田一千四百四十餘萬頃，（《舊書》三八）又《通典》三云：「天寶中應受田一千四百三十萬（頃），……按十四年有戶八百九十萬餘，計定墾之數，每戶合一頃六十餘畝。」依杜佑解釋，則所謂「應受田」即定墾之數，比大業五年幾短四分之三，殊可驚異；杜佑疑隋史非實，固非無因，但唐代墾田之數，匿報者亦必極多，戶既可逃，安見田不可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