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史 · 第三十六節 北魏均田之緣起及其制度
住國之分田，同於行國之分牧，徙大宗之民而不設法安插，使有所資生，勢必致地方不寧，封建統治者頭腦如稍為清醒，當能見及；例如北魏天興元年（三九八），徙山東六州民吏及徒何、高麗雜夷三十六萬，百工伎巧十萬餘口，以充京師（盛樂），給以耕牛，計口受田，（《魏書》[226]二）又永興五年（四一三），徙越勤倍泥部二萬餘家於大寧川，給農器，計口受田，（同上三）此乃應有之措施，其細則雖不得而詳，然吾人如能深味此二事之動機，對於後來太和何以均田，便不難了解。
北魏孝文太和九年（四八五），特詔均天下之田，詔曰：「富強者併兼山澤，貧弱者望絕一，致令地有遺利，民無餘財，……而欲天下太平，百姓豐足，安可得哉!」（《魏書》七上）此一制度大致維持至唐天寶之末（七五五），幾達二百七十載，可說是我國中古經濟之一次大變革。
魏朝有此變革，或以為根於鮮卑族之野蠻性，且當日土地荒廢，人口稀薄，農業勞動生產力大大破壞，均引起均田制之條件[227]。又或謂受占田之影響[228]，然均田與占田本質不同[229]。前一說雖有相當之理由，究其實則促成此巨大改制者尚有三端：（甲）鮮卑來自漠北，應多少受突厥族文化之影響；突厥舊習節級分地，行國分牧轉入住國則為分田，故北魏之均田，實執行漠北舊俗之變相。（乙）孝文以太和十九遷都洛陽，南徙之心，蓄之諒非一日，假使部人來至新都，並無寸土，不徒益激本族大多數之反抗，抑亦無以資生。再看「新居三口給地一畝，奴婢五口一畝」之條，亦近於預留地步；故曰均田為鮮卑南遷之跳板。（丙）鮮卑俗戰勝時所俘擄，恆散給部下[230]，漢族蓄家奴總不如鮮卑之多，今觀露田、桑田、麻田三項，奴婢或奴均各依良，用意大可見。又牛多者受田可至百二十畝，亦似偏替畜牧業者著想。故曰均田之創製，基本為鮮卑人謀生計，亦即是鞏固其統治基礎。唐長孺言：「關於太和定品的原因，主要是在提高鮮卑貴族在社會上的地位[231]」（據《魏書》七下，太和十五年大定官品，十九年十二月宣示官品，即九品之制），此一事正與均田政策平行並進。均田既施於鮮卑，對漢族自不能不同樣敷衍，一般貧無立錐之下層階級，不知葫蘆里賣什麼藥，當然表示歡迎。行之百年（約開皇初），鮮卑族已急劇融化於漢族，渾忘其遊牧之習慣，初制之重點便日趨消失[232]。同時，富豪大地主為數激增，均田制於是開始崩潰，然即無此變化，只世業廿畝，身沒不還，歷時愈久而可供授受之田愈少，已足使均田制無法繼續。隋、唐交替，國基未固，統治者固不敢招致大多數貧農之反對，貿然取消此制而要接受下來。開皇十二年發使四出均天下之田（狹鄉每丁才至廿畝，老小更少），大業五年正月，又「詔天下均田」，無非統治階級在玩弄手段。逮唐承平既久，貴族土豪與官吏相勾結，益事兼併，王室要倚此輩為支柱，不願過問，別一方面則權勢逃賦，儘量轉嫁於農民，遠過其可能負擔之程度，變成無田勝於受田，人反樂為浮客，均田之制，至是遂全部解體。其成立及轉變經過，據個人所見，大致不外如此。
太和均田，辦理至如何程度，其細則如何施行，因《魏書》七上及一一〇文字過於簡質，段落難以分辨，《通鑑》一三六又節采不如法，語成歇後，益增近人之誤會。茲先錄《魏·志》原文，再就檢閱所及，舉其大誤者數則為示例。他書相類之點，可據以旁推，蓋魏制不明，則其後之因革，必都失其確解，所關不只北魏一朝也。
（太和）九年下詔均給天下民田；諸男夫十五以上受露田四十畝，婦人二十畝，奴婢依良。丁、牛一頭受田三十畝，限四牛。所授之田率倍之，三易之田再倍之，以供耕作及還受之盈縮。諸民年及課則受田，老免及身沒則還田。奴婢、牛隨有無以還受。」諸桑田不在還受之限，但通入倍田分，於分雖盈，沒則還田，不得以充露田之數；不足者以露田充倍。諸初受田者，男夫一人給田二十畝，課蒔余（果），種桑五十樹，棗五株，榆三根。非桑之土，夫給一畝，依法課蒔榆、棗。奴各依良。限三年種畢，不畢，奪其不畢之地。於桑榆地分雜蒔余果及多種桑榆者，不禁。諸應還之田，不得種桑、榆、棗果，種者以違令論，地入還分。諸桑田皆為世業，身終不還；恆從見口，有盈者無受無還，不足者受種如法，盈者得賣其盈，不足者得買所不足，不得賣其分，亦不得買過所足。」諸麻布之土，男夫及課，別給麻田十畝，婦人五畝，奴婢依良，皆從還受之法。
諸遠流配謫、無子孫及戶絕者，墟宅、桑榆，盡為公田，以供授受；授受之次，給其所親，未給之間，亦借其所親。
上項記載，余所見數種引文，均作「課蒔余種桑五十樹」，讀者因以「課蒔」為句，「余」字連下「種桑五十樹」為句（如陳氏《略論稿》一四二頁），但於文不可通。桑、棗、榆下文既列舉，試問更課蒔何物？後檢《通志略》一六作「課蒔余果」，與下文「雜蒔余果」可相比照，蓋今本奪去「果」字。
其次，讀時最要分清段落。第一段可再分為三節（以」號為記）：第一節說明一般受田、還田之原則。第二節系授受桑田及其有關之條例。第三節系授受麻田之條例。由是，可見《通鑑》只敘至「有盈者無受無還，不足者受種如法，盈者得賣其盈」，便戛然而止，不特割裂文義，且引起後人因讀《通鑑》而發生（1）項的誤會。
（1）謂溢額的田產聽民自由買賣之誤。（《田制史略》五三頁）由於上文分段的說明，吾人就曉得「盈者得賣其盈」四句系承上桑田而言，尤其下文接敘與桑田對立之麻田，反映更為清楚。無如《通鑑》只截取四句中之首句，又把麻土一節略去，遂令原文之界限，變而模糊。後人因誤會「有盈」「不足」指一般露田而言，謂魏之露田可買賣；殊不知准許買賣者限定於有盈或不足之桑田，且限定於某種條件之下，今竟誤解為溢額田聽民自由買賣，並不強制徵收，則大失太和立法之本意矣。
（2）充做授受的只限定絕戶墟業或原有官地並不曾一律把田畝收歸國有之誤（同上《史略》等）。所謂「原有官地」及其數量若干，在《魏書》上找不出絲毫消息。如謂最初立法時只靠原有官地作為最大宗的授田本錢，（《南北朝經濟史》一八頁及陳氏《略論稿》一四二頁）吾人試想人口率日在增加，分田所需的數量日益擴大，資本勢必愈用愈虧，如何能將此一規制支持到二百多年？或引正始元年「以苑牧公田分賜代遷之民」，（《魏書》八）作為「田地很夠分配」的證據，（同上《史略》）從我看來，正適得其反。苑牧原是皇室私有的牧場，等閒不容易開放，現在亦慨然將其分給南遷人民，正是公田極度不敷分配之現象；恰如我所說，為減少北方人反對遷都起見，皇室亦不能不忍痛割棄其私產矣。劉業農又引太和十七年宇文福規石濟（今延津）以西、河內以東南北千里為牧地，以為「中原未耕的地方是很多」，（一九五五年《文史哲》二期）則須知鮮卑畜牧之習，仍未盡脫（可比觀後來蒙古入侵時期），而且養馬與國防有關，唐代均田極不敷，尚圈出會寧數州作馬場，知此事與荒地多寡無必然之關係。（參《魏書》二八《古弼傳》）更有最要者，吾人現在所見到的唐代文獻，均田確是普及制度，唐初距太和不過百三十餘年，如果認太和未嘗干涉私產，則此一部分田地當仍握在私人手中，不能由公家支配，顯與吾人所見唐制不合。又假如謂中間已收歸國有，吾人就要問收歸在何時？何以文獻上總未提及？經此種種疑質而知均田只限國有土地說之絕不可通。
關於絕戶墟業的討論，不可不先閱李安世之奏疏。安世云：「竊見州郡之民，或因年儉流移，棄賣田宅，漂居異鄉，事涉數世。三長既立，始返舊墟，廬井荒毀，桑榆改植，事已歷遠，易生假冒，強宗豪族，肆其侵凌，遠認魏、晉之家，近引親舊之驗，又年載稍久，鄉老所惑，群證雖多，莫可取據，各附親知，互有長短，兩證徒具，聽者猶疑，爭訟遷延，連紀不判，良疇委而不開，柔桑枯而不採。……又所爭之田，宜限年斷，事久難明，悉屬今主。」（《魏書》五三；下文言「高祖深納之，後均田之制起於此矣。」按依《魏書》七下及一一〇，立三長在太和十年二月，則推行均田制時未立三長，《田制史》（一六七頁）因強謂三長制立在均田之前。後見《南北朝經濟史》（三〇頁）引《冊府元龜》作「子孫既立」，始恍然於今本《魏書》之傳訛，「子孫既立」，正是「事涉數世」；若作「三長既立」，則文氣、意義，兩不銜接，故可決其必誤）此只是說遠流配謫之子孫，回到故鄉後爭取舊日田地，涉訟不休，令到此項訟田，流於荒廢，地方政府無法判決。《魏·志》第二段即針對其弊，決定沒收入官，以斷葛藤，不過沒收之後，仍斟酌「給其所親」或「借其所親」。簡言之，荒廢而沒收者只少數訟田，非一般土田，何能靠作分田之基礎[233]？讀者不會，或舉土地荒廢、人口稀薄為均田之引線，（森谷正己書一五七頁）實未深明當日之實情，吾人須知鮮卑族克定中原，至是已逾八十年矣。
《南北朝經濟史》論及安世奏疏，更強調太和均田之令，「所有權分明之土地，雖多也不去管它，所有權不分明的土地，才拿去按人分配，以免相爭的弊端」，（一九頁）苟如其說，直是處分爭田，安得謂之「均田」？況絕戶等之田，魏令已明白規定「給其所親」，可能分給旁人者數必甚少，更何煩作出許多的規例？且所有權分明者，創製之初，既皆不問，則必長此不問矣，而獨迫新給者以繼續不已之還受，立法既不平，推行亦多弊，稍明治道者斷不出此。抑均田之立，一般以為由於安世建議，而安世疏固云：「細民獲資生之利，豪右靡餘地之盈」，如果將所有權分明者置不問，則豪右勢大，必依然占居上風，對於安世條奏，顯相違背，是知作此解釋者之粗心武斷。
（3）認太和元年已開始均田之誤。（《田制史》一六五頁及《史略》五〇頁）按《魏書》七上載是年三月詔云：「去年牛疫，死傷大半，耕墾之利，當有虧損。今東作既興，人須肄業，其敕在所督課田農，有牛者加勤於常歲，無牛者倍庸於餘年，一夫制治田四十畝，中男二十畝，無令人有餘力，地有遺利。」此是規定每夫男耕田之畝數，引文或漏「治」字，遂誤會為均田之始基。《唐代經濟史》以「鼓勵耕墾」立說，（五頁）尚得其的。
《南北朝經濟史》於考定魏制時，引證尤多悖謬，指鹿為馬，誤人不淺，更不能不辨。
一、以高允所言證豪右占奪之謬。（二五—二六頁）《魏書》四八：「是時（太武帝）多禁封良田，又京師游食者眾，允因言曰：……若勤之則畝益三升，不勤則畝損三升，方百里損益之率，為粟二百二十二萬斛[234]，況以天下之廣乎。……世祖善之，遂除田禁，悉以授民。」允只言農不力作，損失已極大，以見不宜封禁良田而付諸荒廢，與富強侵占絕不相關。
二、引《關東風俗傳》以證北魏時豪富侵奪（二七—二八頁）之不切合時間性。豪強兼併，無代蔑有，北齊初丁喪亂，在河清三年以前，田制未遑頒定，更啟侵奪之機；《關東風俗傳》所記，《通典》二在引文之末固有「齊氏全無斟酌」之語，《唐代經濟史》亦言，「只是齊的政治紊亂特別的鼓勵大田產之造成」，（九—一〇頁）不應混看為北魏的情況。
抑由《高允傳》觀之，太武時已多禁封良田，良田固多屬於豪族，況均田為非常之舉，而謂僅用以處分官有土地，名實殊不相稱。《魏書·食貨志》又言，太和十二年，「別立農官，取州郡戶十分之一以為屯民，相水陸之宜，斷頃畝之數」，曰水陸之宜，則不盡官地可知，且事在均田行後不久，尚安得如許官地以安置巨額屯民也？尤須知者，富豪占田雖多，然奴婢亦多，依令分受，則取於彼輩之餘地，數必有限，貧富不均，早決定於法令起草之時，不待施行之後。
此外，《魏·志》文字尚有奧晦難明之處，茲摘出分釋於後：
（甲）「奴婢依良」近人往往以「丁」字屬上讀作「奴婢依良丁」，非也。《隋·食貨志》固有「丁牛」之文，《通鑑》一六九胡註：「丁牛者勝耕之牛，牧牛者得受其田」，《南北朝經濟史》以為其說可通，（三〇頁）亦非是。於文，「丁」字應一逗，成丁之人方可役牛，故規定屬於成丁者之牛乃能受田，如未成丁，雖有牛亦不受也。苟以勝耕為標準，勢必多生爭執，窒礙難通。
（乙）「三易之田再倍之」此「倍」字應依原受「四十畝」等而計算，即男夫可受一百二十畝，《田制史》以為「授百六十畝」，（一六九頁）殊未可信。
（丙）「以供耕作及還受之盈縮」此句意義難明，檢《通典》一及《通志略》一六均作「耕休」「作」字誤，「休」字是，系針對三易而言。
（丁）「但通入倍田分」以下五句授田率為原數之一倍，所倍之數，名曰「倍田」。但某人已有若干畝之桑田，即歸入倍田計算，假如把桑田計入後已溢過他應得之數，身沒之後，仍然得保存此項原來之桑田，所還者只露田，政府不能將桑田看作為露田而收回之。如果把桑田計入後，倍田之數仍不敷，政府應用露田補足其不敷之數（《田制史》一六九頁所解同）。
（戊）「諸應還之田」以下四句諸應還之田者，指法律上身沒後應還之田，但在未還之時期內，如違法種植桑榆棗果，則隨時可將其田收回，作為分給之用。
（己）「身終不還」以下八句桑田系世業，身終不還，職是之故，每家所有桑田，多寡不一，但國家分給桑田，則只依現在人口計算。假如甲家已有桑田四十畝，現在應受桑田者僅得一人，則為盈二十畝，類此者不須重新給以桑田，而盈出之廿畝亦不收回，所謂「有盈者無受無還」也。又假如乙家只得桑田廿畝，現在應受桑田者計三人，則為不足四十畝，政府應補足之。惟是盈廿畝者可將此盈數賣去，但不能賣出應有之廿畝，不足四十畝者（如政府補給不足時）可買足此數，但不能溢出四十畝之外。凡此皆就桑田言之，全與露田無關（最近《新史學通訊》六月號劉堯庭所釋略同）。
《魏·志》尚有一不明之點，即奴婢之桑田還否。據余揣之，似當依露田例「隨有無以還受」也。
後人或稱元稹均田，亦不可不附帶辨明。考周顯德五年，世宗欲均田租，以元稹均田表制素成圖，遍賜諸道；（《通鑑》二九四）今考元稹在同州刺史任上奏均田狀稱：當州兩稅地「並是貞元四年檢責，至今已是三十六年，……近河諸縣每年河路吞侵，沙苑側近，日有沙礫填掩，百姓稅額已定，皆是虛額徵率。其間亦有豪富兼併，廣占阡陌，十分田地，才稅二三。……臣遂設法令百姓自[235]通手實狀[236]，……便據所通，悉與除去逃戶荒地及河侵沙掩等地，其餘見定頃畝，然取兩稅元額地數，通計七縣，沃瘠一例，作分抽稅。」（《長慶集》三八）核其實乃是均租，不是均田，陳伯瀛《中國田制叢考》說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