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史 · 第二十二節 邊 兵
未進入討論之前，首須明了初唐時期國際間之大勢與夫國防情形之急劇轉變。自太宗平定突厥，三方大致無虞，而且邊境得突厥諸族之拱衛，非徒無需乎邊兵，有時藉其協助，還可向外伸展。高宗中葉以後則不然，始而西及西南受吐蕃之嚴重威脅，繼而突厥脫離，北邊復樹一勁敵，最後則東北兩蕃，亦時思蠢動。為布置國防，大增邊兵，自是環境所驅使，絕非主在宿衛的府兵可以兼攬此重任。
呂振羽對此一問題的觀點是：「為著加強對被統治者的武裝鎮壓，又助長藩鎮制度的發展。[81]」按中央集權與地方分權是對立的矛盾，唐代藩鎮之禍，完全導源於安史，其原因下文再有論及；現在所欲說者矛盾並非無法統一，如果把藩鎮單純地看成是無可避免之流弊，辯證法的作用豈不是因此而削弱？何況依下文表列，武后、玄宗兩朝的增兵，都設在外敵可能入侵之要道，並非設在內地，只說為對人民鎮壓，也不符合事實。
抑府兵之數，是否足以內鞏京畿，外備征御，尤為亟須展開討論之問題。假依《家傳》約六十八萬人，只是可能徵用之總數，然府兵為番上制，試酌中取八番算之，則同時上直者不過八萬人，能否肩負此兩項重任，大有疑問。職是之故，不得不取資於別項兵源。朱禮云：「一再傳後，府兵內鏟，邊兵外作，伐叛討逆，多倚鎮兵，此與漢之調發郡國何以異」，（同前引）似憾其不能利用府兵者。但假使不依番例，多發府兵，則必須變制。況一經戰陣，逃亡、傷虜復多，禁衛之旅，將益缺額，又何以善其後？而且太宗伐高麗用突厥及蘭、河二州降胡，（《元龜》一一七）拒薛延陀用突厥兵馬，（同上九九一）是亦鎮兵之流，太宗已自開其例，非一再傳，始破舊制。再從邊兵方面觀之，天寶初，河西節度領兵七萬三千，隴右七萬五千，原以備吐蕃，未幾，安史難作，兵皆東調，吐蕃由是乘虛內侵，隴右十數州相繼陷沒。以我國幅員之廣大，當日寇敵之環繞，緣邊必須置兵，斷為不易之論。漢踵秦制，郡國置材官，（《漢書·刑法志》）屬於秩比二千石之都尉，（同上《百官表》）本文、武分途。建武以後，乃漸並尉（或都尉）職於太守。（《後漢書》三八《百官志》）唐初，州郡兵馬原令刺史掌之，自至德後節度使權重，各置鎮將領其事，收刺史之權，遂爾自作威福（見元和十四年烏重胤奏）。其弊不在乎有邊兵，而在節度使之權過重。安史弄兵之得以蔓延，不在乎府兵之廢，而在乎無良好兵制以善其後。
朱禮云：「人以為府衛之法壞而後有方鎮之兵，不知府衛之法成而方鎮之形已具，府衛坏於內而方鎮遂成乎外，內兵不足以捍外患，而至於倚鎮兵，其來非一日之積矣。蓋太宗既分天下為十道，又於軍、鎮、城、戍之兵，為十二道而置使處之，總之以都督者，此其為方鎮之兆，特待時而張爾。」（《漢唐事箋》後集三）推方鎮之禍於太宗，對唐制殊未了了。
太宗分十道，只地理上之區劃，初與兵制無關，更未嘗有十二道之設置（見下文）。景雲二年（《通典》一七二及《舊書》七同，惟《舊書》三八訛三年），擬分置二十四都督府以統諸州，時議猶以權重不便而罷，太宗何曾有此倒行逆施？
開元廿一年，分國內為十五道，道置採訪使，檢察非法，如西漢之刺史，此為監察上之分區。天寶元年，置十節度、經略使以備邊；曰安西，曰北庭，曰河西，以備西邊。曰朔方，曰河東，曰范陽，以備北邊。曰平盧（原治柳城），以備東邊。曰隴右，曰劍南，以備西（南）邊。曰嶺南五府經略，以備南邊。（《唐語林》八）次焉者有經略使一，曰長樂，福州刺史領之。守捉使二，曰東萊，萊州刺史領之，曰東牟，登州刺史領之。（《通典》一七二及《舊書》三八）此為兵防上指揮之分劃，只施行於沿邊地域，腹內如河南、江南、山南等都未設節度使，且與當日地理區劃之十道，採訪區劃之十五道，其用各異，讀史者最應分別清楚，無使混淆（並參看前十九節一七六頁注①）。至於邊州軍鎮，除設置年份未詳者外，如：
玉門軍屬河西，武德中置。（高祖）
合川郡守捉屬隴右，貞觀中置。
江源郡（即當州）屬劍南，貞觀廿一年置。（以上太宗）
河源、莫門、積石三軍均屬隴右，儀鳳二年置。
雲中郡守捉及大同軍均屬朔方，調露中置。（以上高宗）
建康軍屬河西，嗣聖初置。
清夷軍屬范陽，垂拱中置。
豐安軍屬朔方，萬歲通天初置。
威武軍屬范陽，萬歲通天二年置。
天兵軍屬河東，聖歷二年置。
新泉軍屬河西，大足初置。
岢嵐軍屬河東，長安中置。（以上武后）
定遠城、中城、東城及西城均屬朔方，景龍中置。（中宗）
平盧軍屬平盧，開元初置。
綏和、平夷二守捉均屬隴右，開元二年置。
洪源郡（即黎州）屬劍南，開元三年置。
白水軍屬隴右，開元五年置。
安人軍屬隴右，開元七年置。
瀚海軍屬北庭，橫野軍屬河東，恆陽、北平二軍屬范陽，振威軍屬隴右，寧遠軍屬劍南，均開元中置。
臨洮軍屬隴右，昆明軍屬劍南，均開元中移置。
威戎、寧塞、鎮西三軍屬隴右，均開元廿六年置。
天寶軍及平戎城屬劍南，均開元廿八年置。
寧寇軍屬河西，天寶二年置。
振武軍屬朔方，天寶中置。（以上玄宗）
知者四十，其置在貞觀前者只三處，何因而歸咎太宗？再就地域分析之，則西南邊十九處（隴右十三，劍南六），北邊十五處（朔方八，范陽四，河東三），西邊五處（河西四，北庭一），東邊一處（平盧），西南邊最多，置於開元年間者占十四，以其時吐蕃最可虞也。
朱禮之誤，誤於《新書·兵志》；《兵志》既將部分設置兵防之十節度使，混同於原日全國地域分劃之十道，復大錯特錯，於十節度之外，無端創出「江南道」、「河南道」二名，連十節度為「十二道」，於是有「福州經略軍一曰江南道，平海軍一、東牟、東萊守捉二、蓬萊鎮一曰河南道」之誤文。錢大昕《考異》四五曾引《新書》三八，登州「有平海軍，亦曰東牟守捉」，以辨《兵志》之誤一為二；又引萊州刺史領東萊守捉，登州刺史領東牟守捉，辨天寶以前初無河南節度之名。余按不特河南無節度，江南亦無節度，長樂只福州刺史兼領之使。《新書·地理志》萊州云：「又有蓬萊鎮兵，亦曰挽強兵」，蓬萊鎮疑亦萊州刺史兼領。《新·兵志》種種錯誤，朱禮非徒不省，更以歸咎太宗，可謂不白之冤。
朱氏一面致慨河北、隴右折衝府之少，一面又痛斥河北（范陽、平盧）隴右（隴右、河西、安西、北庭）分鎮之大，且申言：「其曰軍、曰守捉、曰城、曰鎮，隸焉者大者二十餘，小者亦不下十餘，以天下之極邊，為天下之重鎮，而撫之以都督，其品秩與十六衛將軍同，乃在六尚書之上，而與左右僕射為一流，所為五大不在邊者，果若是乎？」按府兵之主要任務為禁衛，道遠則難致，朱氏亦既知之（見前廿一節），是不應慨邊地置府之少也。都督有大（從二）、中（正三）、下（從三）之異，僕射從二，六尚書及衛大將軍皆正三，大都督只有揚、幽、潞、陝、靈（幽州即范陽，靈州即朔方），如就中都督言之，則階低於僕射，又非在六尚書之上。若高宗以後，吐蕃跳梁於西南，兩蕃覬覦於東北，突厥猖獗於朔漠，邊置重兵，由大將就近指揮應付，實迫切之圖。惟通十節度鎮兵凡四十九萬，而范陽、平盧約占十三萬（加入河東則為十八萬餘），則分配數目未免太大，玄宗之誤，在於不善運用此種制度，而不在於邊置重兵，吾人安得因噎而廢食也。
或又批評唐代「其先也欲以方鎮御四夷，而其後也則以方鎮御方鎮」，（《唐語林》八）朱禮亦云：「於是外鎮盛強，其反者以鎮兵，而討平之者亦以鎮兵」，其觀念無非深信陸贄「居重馭輕」之原則。然中唐時除去長久分裂之河北及短期割據之數鎮外，其餘鎮兵餉項，依然仰給中央，唐朝仍可以指揮調度，所失只在無久遠處置之方；試觀裴度平淮蔡，李德裕平澤潞，可作明確之反證。假如認定兵必駐內而後能消弭叛亂，則歷史上變生肘腋者例固不少。神策軍之地位固同於府兵（見上節），唐代迄未見其如何得力，且成為政治上之蠹蟲，是知握指揮之權，盡操練之素，則無論外兵、內兵，同一收效，如其不然，內兵之為害，與外兵等。例如元和七年李絳奏，唐之京西、京北，皆有神策鎮兵，原以備御吐蕃，使與節度使掎角相應。今則每有寇至，節度使邀與俱進，輒雲申取中尉處分，比其得報，虜去已遠。縱有果銳之將，聞命奔赴，節度使無刑戮以制之，相視如平交，左右前卻，莫肯用命。請據所在之地，士馬及衣糧器械，皆割隸當道節度使，俾號令齊一，如臂使指，斯吐蕃不敢入寇云云；府兵縱使保存，未必即能卻安、史之凶鋒也。
大抵朱禮論兵制諸端，都不切要，唯云：「凡天下之物，極於成者必壞，而萌於始者必極於成而後已，猶言人之生也，稚而壯，壯而衰，衰而老，老而亡，此其常也」；頗與今世發展、矛盾之說合，則其一節之可取者。
天寶元年十節度兵馬數目，《通典》一七二、《元和志》、《舊書》三八、《通鑑》二一五及胡注所記多異同，復互有錯漏，嚴衍《通鑑補》只據《舊書》細數來校改，則陷於片面的觀點。十餘年前余撰《通鑑唐紀比事正誤》，曾參合各書，作為校正，茲以所得結果列表如後，若其校改理由，則有本文在，不復著於篇。
合計北邊兵二一〇、七〇〇，馬三四、八〇〇，西邊兵一一七、〇〇〇，馬二七、一〇〇，西南兵一〇五、九〇〇，馬一二、六〇〇，東邊兵三七、五〇〇，馬五、五〇〇，南邊兵一五、四〇〇，總計共邊兵四十九萬，馬八萬。登、萊二守捉蓋備東北諸國登陸之口岸，福州則為日本來航南路之所至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