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史 · 第二十一節 唐之府兵及騎
唐制之大要如下：貞觀十年置折衝府（即隋之鷹揚府），分上、中、下三等，府置折衝都尉，其副曰果毅都尉[48]，管有衛士一千二百人者為上府，一千人為中，八百人為下。（《會要》七二）府皆有名號，（《新書》五〇《兵志》）「成丁而入，六十而免」。「總名為衛士，皆取六品以下子孫及白丁無職役者點充」（《六典》五，易言之，即子孫非白丁而有職役者不點，故用「及」字）。「揀點之法，財均者取強，力均者取富，財力又均，先取多丁」。（《唐律疏議》三）番上之法，在五百里內者五番，五百里外七番，一千里外八番，各一月上。二千里外九番，倍其月上[49]。若征行之鎮守者，免番而遣之。（《六典》五）凡充府兵者「人具弓一，矢三十，胡祿、橫刀、礪石、大觿、氈帽、氈裝、行縢皆一，麥飯九斗，米二升，皆自備」。十人為火，「火具烏布幕、鐵馬盂、布槽、鍤、、鑿、碓、筐、斧、鉗、鋸皆一，甲床二，鐮二」。五十人為隊，「隊具火鑽一，胸馬繩一，首羈、足絆皆三」（《新·兵志》[50]）。總數約六十八萬人（《家傳》[51]）。
唐代折衝府究有多少，是最複雜而未獲解決之問題，今列為（甲）（乙）兩表，先就（甲）表加以分析，便得其所由殊異之原因。
先看（甲）表，六三三與六三四隻差一，六三〇乃舉其大數，故最末四項，可謂完全相同，是為（a）組。最異者，陸贄之八百餘，「八」得為「六」之訛，與（a）組數相近，惟贄稱關中占五百餘，顯屬傳聞之誤。「七」、「九」字相類，易於互訛，《通典》系同一人所著書而兩篇數目互異，可信「五七四」應正作「五九四」，與杜佑別著《理道要決》之「五九三」只差一，故除去陸贄條外，前四項亦可謂完全相同，是為（b）組。依此，則八項數目，得簡化為（b）五九四、（a）六三三兩項，其互異之故，可於《會要》「通計舊府六百三十三」句覘之；蓋六三三本連計舊有之數，後來廢者已多，只存五四一，乃據時代較後之記錄[52]也。何焯謂計數「似當以《六典》為據」，則未知《六典》是開元末史料，故府數比最初（六三三）時少，而比較後之《會要》（五四一）為多。若《新書·地理志》所記各道總數只五六六（列出之府名又僅得四四八），其所據殘缺材料，必在《六典》之後，《唐會要》之前（蘇冕初修《會要》在唐德宗時），故又與他數不相合。近世勞經原父子《折衝府考》補府名一〇九（據羅振玉），羅振玉《府考補》及《拾遺》又增六九，合諸《新書·地誌》府名四四八，已得府名六二六，谷霽光《唐折衝府考校補》謂已知各道府名五八一，未知應屬某道者四九，兩項合計六三〇，可證「六三三」之數，最近於事實（參一九三頁注③）。（乙）表之六五六，固許有重複錯誤，雜於其間。
武后以後，府兵法寖壞，衛佐以之給姻戚之家，為僮僕執役，京師人相詆訾者即呼曰侍官。（《家傳》）其家又不免徵徭，番役更代，亦多不時，遂漸逃匿，宿衛不能給。（《會要》七二及《新·兵志》）元深（淵）稱北魏鎮兵之壞云：「自非得罪當世，莫肯與之為伍，征鎮驅使，但為虞候、白直，一生推遷，不過軍主。」（《魏書》一八）「役同廝養」，事雖隔世，覆轍相同。先天二年（七一三），曾令衛士取年二十五已上者充，十五年即放出[53]，頻經征鎮者十年放出，（同上《會要》）竟不實行。開元十一年（七二三），張說為兵部尚書，因簡京兆、蒲、同、岐、華等州府兵及白丁共十二萬人，號曰長從宿衛，一歲兩番，令州縣毋得雜役使。十三年，更名騎，分隸十二衛為六番，皆免徵鎮賦役。天寶時騎法又稍變廢。八載，折衝諸府至無兵可交，此後但存官吏、兵額而已。（《會要》及《新·兵志》）
根據前文來分析，我對唐之府兵，得到如下五點的結論：
（一）府兵不是普遍的徵兵 普遍徵兵說發自何茲全[54]，其不能成立，理甚淺顯；果為普遍徵兵，關內之府數斷不至五六十倍於嶺南、江南之府數也（見乙表）。陳氏《略論稿》又引《通典》六龍朔三年七月制：「衛士八等以下，每年五十八放令出軍，仍免庸調」（陳引誤為「每年放還，令出軍」），謂八等指戶籍等第，「然則此制與其初期僅籍六等以上豪戶者不同，即此制已推廣及於設置軍府地域內全部人民之確證也[55]」。按「六戶」非六等以上戶，已辨見前節；府兵之家既不免徵徭，自然有戶等之別，從何見得府兵制普及於軍府地域內之全部人民？且全部人民包含各種階級，就讓一步而言，只能證為「兵民合一」，不能證為「兵農合一」，一言以折之，無論普及全國或軍府地域，都不至弄到無兵可交之地步。
（二）府兵之主要任務為宿衛 武后時歲旱，兵當番上者不能上，蘇瓌奏宿衛不可闕。（《新書》一二五）《家傳》言諸衛將軍稱番上府兵為侍官，言侍衛天子也，又府兵為衛士，神策等為禁軍。《新·兵志》云：「其番上者宿衛而已。」谷氏撰文亦稱：「當日軍備中，至少府兵一項，最重宿衛一點[56]。」再從其隸屬觀之，左右衛領武安等五十府[57]，威衛領宜陽等五十府[58]，驍騎衛領永固等四十九府，武衛領鳳亭等四十九府，領軍衛領萬年、萬敵等六十府，金吾衛領同軌、寶圖等五十府，太子衛率領廣濟等五府，司御兵率領郊城等三府[59]，清道率領絳邑等三府[60]，此十二衛之職掌為宮禁宿衛。又從其後身觀之，騎初名長從宿衛，分隸十二衛為六番，職務仍是宮禁宿衛。夫府兵原日所隸者及後來代之而起者均以警衛為主要任務，府兵不應獨異，於理甚明，《唐律疏議》二八云：「衛士於宮城外守衛，或於京城諸司守當，或被配於王府上番」，可為的證。若夫調撥征鎮，事屬偶然，故《唐律》分為衛士或征人（《疏議》一六：「征人謂非衛士，臨時募行者」），軍名或征名（同上：「軍名先定，謂衛士之徒」，同上二八：「名屬軍府者總是有軍名」，又「征名已定，謂衛士及募人征名已定訖」），科罪有輕重之別，由此，更可見府兵之非普遍徵兵制。
（三）府兵不是兵農合一 《疏議》一六云：「《春秋》之義，春蒐、夏苗、秋獮、冬狩，皆因農隙以講大事，即今校閱是也」，只是援引古義以緣飾今制。自《家傳》呆讀舊文，有「郡守農隙教試閱」之言，《新·兵志》更坐實其「居無事時耕於野」，遂造成兵農合一之長期誤解。按《疏議》，征人冒名相代者罪在里正、縣典、州典等，衛士以上冒名者罪在隊正以至折衝，系統厘然，顧陳氏仍信《家傳》所言為唐制[61]，則未知折衝上隸諸衛，非郡守權力所及。況（1）侍官同於清之「侍衛」，在鄉居縉紳之列，安知其下番之後，全事耕農；唐制明言揀自六品以下子孫，尤見府兵之選，多來自士族，焉得謂之農？（2）農民繫於田，離田則無以自活，不易亡匿；即稍有逃避，兵源窘乏，亦斷不至達到「宿衛不能給」之地步。（3）府兵制之壞，「番上者貧羸受顧而來」，（《家傳》）農民常貧農居多，豈易有力僱人代替？陳氏《略論稿》又引《貞觀政要》二，簡點使封德彝等欲中男十八已上簡點入軍，魏徵執不可，且云：「若次男以上盡點入軍，租賦雜徭將何取給？」以為從租賦一語推之，「則當日人民未充衛士時亦須擔負租賦雜徭之義務，是一人之身兼充兵務農之二業也，豈非唐代府兵制兵農合一之明證乎[62]」？按唐制貴族及士農工商階級均可受田，惟自耕或否則非政府所過問，有受田之權利，自然有納租賦之義務，故點府兵之家不見得定是農家，尤其納租賦之家更不儘是農家。如謂未充府兵時須納租賦便是兵農合一，論理上太說不過去。此外有須附帶說明者，唐制中丁為戶主者可受永業田（見下均田節），雜徭中又或指定以中男充當（見下租庸調節。中丁、中男均即魏徵所謂次男），故魏徵有從何取給之駁詰。總言之，葉適謂府兵為「兵農各籍，不相牽綴」，大體上無可非難。
（四）府兵在原則上為世兵的徵兵制 唐代最初之府兵，似有一部分接受自隋朝，又一部分是太原元從（據《家傳》：「太原從義之師，願留宿衛為心膂不歸者六萬，於渭北白渠之下，七縣絕戶膏腴之地，分給義師家為永業」，又「元從軍老及缺，必取其家子弟、鄉親代之，謂之父子軍」），觀於成立騎時加入潞州元從，（《新·兵志》）固可互證。但當擴充過程中，亦似嘗於指定區域採取揀選征充方法（如《文苑英華》四六四載天授二年增設鄭、汴、許各八府，汝二府，衛五府），但一經揀定，仍為世戶。換言之，州內住有此項世兵者便為軍府州，凡軍府州地域都可適用鄉親遞補的條件，其立法頗與清世八旗兵相類[63]。唯其如此，然後唐代各道軍府數目何以互相懸絕，同一道內之軍府分布何以疏密迥殊，突厥、吐蕃入寇之沖途何以毫無布置，方可豁然明白；蓋（1）開皇十年勒軍人屬縣籍，此輩須供職長安，除關內之外，必多改屬較近之河東、河南二道。（2）太原從義之師必多原籍河東，故河東道府數反居河南道之上。後人不明其故，於是陸贄疏以為軍府八百而關中占五百，乃太宗居重馭輕之意，《會要》謂「關內置府二百六十一，精兵士二十六萬，舉關中之眾以臨四方」，（《玉海》一三八引）《十七史商榷》七九謂「京兆郡多至府百三十一者，以其為京師也，河南郡則三十九稍多，以其為陪京也」，近人谷氏更推波助瀾[64]，都不足深辨。至於《會要》稱，「河北之地，人多壯勇，故不置府」，（《玉海》引）《家傳》又稱，「玄宗時奚、契丹兩蕃強盛數寇，河北諸州不置府兵番上，以備兩蕃[65]」，對河北不置府，解說各異[66]。按兵取強悍，古今通則，前說之妄，不辨而明。河北諸府是否玄宗時全廢，現無確證，但改騎前宿衛已不給，各道之府同為若有若無，不獨河北然矣。王夫之《讀通鑑論》二二云：「唐之府兵，世著於伍，垂及百年而違其材質，強使即戎。」認府兵為世兵，固不自我始。
（五）府兵是遊牧社會的落後兵制 充兵者要自備許多物資，以現在眼光看之，頗覺可怪，而不知遊牧部落皆如是也。俞正燮之《作丘甲據《左氏師說》，作丘甲[67]義》云：「古足兵皆在民間，《誓》，敹乃甲冑，敿乃干，備乃弓矢，鍛乃戈矛，礪乃鋒刃，官不與也。《周禮》，師田軍旅，族師簡其兵器，縣師使皆備旗鼓兵器，是皆在民也[68]。……秦始皇收天下兵器，……亦六國民兵[69]。」蓋春秋至戰國期間，我族尚未脫離遊牧兵制。府兵昉自鮮卑，故後來契丹、蒙古，大致與之相同[70]，朱禮云：「當唐盛時，天下戶口八百餘萬，而府兵四十萬，皆自食其力，不賦於民。凡民之租調以奉公上者二十分之十九，其一為兵，是以國富、民裕，亦不失其兵強也。田制既壞，府兵亦廢，而唐常有養兵之困。」（《事箋》後集七）甚至西域人志費尼（Djouvéini）對於蒙古戰士不特無餉，且每年還有定額獻納，亦極致欽慕[71]。然而環境不同，方法就未必能抄襲，《魏書·燕鳳傳》稱，「軍無輜重樵爨之苦，輕行速捷，因敵取資，此南方之所以疲弊而北方之所以常勝也。」北族戰勝後准其軍隊虜掠，俘虜又得配給，反納殊不為苛；我國文化前進，以秋毫無犯為口號，豈能適應？若徒因府兵可省度支，不從整個制度作深入之分析，此與保守派之空想唐、虞、三代，曾何以異。其次，漠北人慣於馬上生活，倏忽百里，內地則交通匪易，旅費不資，「多憚劬勞，咸欲避匿」，（先天二年詔）朱禮云：「其餘隸他道者其隔遠又何如？……武后時，兵當番上者以貧不能致，則其遠，故敗吾法也。」（《事箋》七）又《文獻通考》一五一引章氏云：「唐以遠近分番，皆以一月，恐太紛擾。……又唐在二千里外者亦不免，此法所以壞也[72]。」府兵之不適合於住國，番上尤其要因，制度本身確自有內在的矛盾，不復能繼續維持下去。或誤為吐蕃強盛促使府兵崩潰，則須知府兵之主要任務，在宿衛不在守邊，統治者不可一日無宿衛以自固，故府兵去而騎立，騎廢而禁軍起，改變者只兵源及其組織，初非直接受吐蕃侵略之影響。
經此分析，唐代府兵之淵源，可以下一斷論：即西魏、北齊同昉自鮮卑（北魏），歷周、隋以傳於唐，是也。陳氏《略論稿》大致主張隋、唐制度承北齊不承北周，論兵制時亦不能掃除成見，一方面謂「後世史家以隋唐繼承（西）魏、周之遺業，遂不能辨析名實真偽，往往於李唐之法制誤認為（西）魏、周之遺物，如府兵制即其一例[73]」，別方面又謂「後期府兵之制全部兵農合一，實於齊制始見諸明文[74]」。按所謂「明文」系指河清三年（五六四）令，男子「率以十八受田輸租調，二十充兵，六十免力役，六十六退田免租調」，（《隋書》二四）宋陳傅良《歷代兵制》五據之以為府兵法之始基。按「兵」字可訓作「民丁」，說見前節，「力役」與「軍人」異，令文絕未提及「出軍」，傅良實誤將賦役令與軍役令混而為一[75]，明乎此，則齊制兵農合一之說完全失其根據；未見有異於西魏之制矣。
由是言之，府兵之屬，如仍代列縉紳，自可僱人替上，如其淪為破落，又易逃亡[76]，直至「侍官」惡詈，視若畏途，府兵已達到不能不變之境地，王夫之云：「府兵者猶之乎無兵也」，確一語破的。雖然，隋、唐保留此制，亦自有其用意。文官遷轉，出途許多，武員則諸衛軍將各有定額，容納無幾，貞觀承奠定之餘，前在戰陣立功者如任其置散投閒，一則無以示獎勸，二又不足備警急。上府折衝都尉正四品上，果毅從五品下，別將正七品下，中下府以次遞降，其餘校尉、旅帥、隊正、隊副亦是品官，皆儲材之選，升轉之階，府兵廢而官吏仍不廢，讀史者可以悟矣。
隨廢府兵而連帶引起者尚有募兵、邊兵兩個問題，今請先論募兵，邊兵則於下節專言之。
徵兵與力役同一性質，同出於原始社會[77]，後世乃有志願募兵，兩者孰利，為爭訟未決之問題，或又主寓兵於屯（今軍隊協助生產，即其遺意之變通）。世無久遠不弊之制，是在乎隨時刷新。《荀子·議兵》：「人主欲得善射、射選中微者，懸貴爵重賞以招致之。」首見選募之法（即職業兵），漢武帝以後常行之[78]。入唐則貞觀十八年發天下甲士召募十萬，並趣平壤，以伐高麗。（《舊·本紀》三）太宗對群臣曰，朕今征高麗，皆取願行者，募十得百，募百得千。（《通鑑》一九七）龍朔元年，於河南、河北、淮南六十七州，募得四萬四千餘人，往平壤帶方（《通鑑》作鏤方）道行營。（《舊·本紀》四）咸亨三年正月，發梁、益等十八州兵募五千三百人往姚州擊叛蠻。（《舊·本紀》五）《唐律》亦早有「征人」之規定。據是觀察，知封建時代，常不得不兼用募法；蓋人口既多，如普遍徵兵，國家無需此巨大之軍備，抑亦費用太大，官吏又易因緣為奸，不如召募之便利也。谷氏以為府兵之利在眾強長久，「募兵的弊病甚多，兵的分子不良，亦其一種。府兵得免此弊。1.簡點丁壯，須驗才力。2.入籍以後，不得改業。3.農隙工余，須行自習，府有冬試，番上有校閱……4.後備丁壯增多，可養成全國皆兵而無以兵為職業的風氣[79]」。其實募兵亦可挑選。1、2兩點，並不見得募兵弗如府兵，以言操練，則職業兵更優為之，谷氏所提，未足以判二者之優劣。
鄧廣銘在其《試談唐末的農民起義》[80]一文，追論騎之召募，又以為開元時失業農民已非常眾多，將要糾合起來，打擊李唐統治，「李唐政府當局在這一可能還只是一種可能而尚未成為事實的時候，先已體察出這危機，便把軍事制度作了一番改變，誘使逋逃之人，爭來應募。」吾人試回頭一看，宿衛不給，除召募外有何救急之法？又再往後一看，安、史之亂，曾引不起農民大起義，是知如此分析之尚難成立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