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史 · 第二十節 自府兵起源以至於隋
自中唐以後，至最近以前，一般人對於府兵制度，常常發生極大的誤會；其一認府兵為「兵農不分」或「兵農合一」。白居易《復府兵置屯田》云：「於是當要衝以開府，因隙地以營田，……俾乎時而講武，歲以勸農，分上下之番，遞勞逸之序，故有虞則起為戰卒，無事則散為農夫。」（《白氏集》四七）劉《對策》言：「太宗皇帝肇建邦典，亦置府兵，……居閒歲則櫜弓力穡，將有事則釋耒荷戈。」（《舊書》一九〇下）杜牧《原十六衛》云：「三時耕稼，……一時治武。」孫樵《復佛寺奏》：「開元之間，率戶出兵（率若干戶共出若干兵也），籍而為伍，春夏縱之家，以力耕稼，秋冬聚之將，以成武事，如此則兵未始廢於農，農未嘗奪於兵，故開元之民力有餘也。」（《可之集》六）以上皆唐人之言，因之，宋張洎奏：「唐承隋制，置十二衛，府兵皆農夫也。」（《宋史》九三）司馬光《通鑑》目張說建議召募為「兵農之分從此始」。最近專研者如柳詒徵、谷霽光、陳寅恪諸家亦認唐之府兵為「兵農不分[25]」或「兵農合一[26]」。
其二認為府兵兵力極強，祿山之叛，方鎮之禍，皆廢府兵制所促成。《玉海》一三八李繁《鄴侯（繁之父李泌）家傳》云：「隋受周禪，九年而滅陳，天下統一，皆府兵之力也。時晉王與楊素等凡十八人總管，率師五十萬伐陳。……後北破突厥，西滅吐谷渾，南取林邑，東滅流求，皆府兵也。」又云：「自置府兵，未有能以之外叛內侮及殺帥自擅者。自廢以來，召募長征健兒而祿山得以為亂，至今不定。」又杜牧《原十六衛》云：「至於開元末，愚儒奏章曰，天下文勝矣，請罷府兵，詔曰可。武夫奏章曰，天下力強矣，請搏四夷，詔曰可。於是府兵內鏟[27]，邊兵外作。」宋葉適《習學記言》三九亦將周之滅齊，隋之統一，歸功於府兵。
上引多唐人言論，聞見較近，似乎少可致疑，試平心靜氣察之則不然。《家傳》云：「府兵之制，史冊不甚詳」，與李泌同時之劉秩、杜佑，在《通典》內並未替府兵立專節，可想安史亂前，材料已極端缺乏。且就實際上論，府兵廢於開元十一而杜牧以為開元末，孫樵還盛稱開元府兵如何如何，可為失笑。且據《家傳》自言，唐盛時府兵約六十八萬，而彼又謂隋文伐陳之師盡屬府兵，則是空室以行，殊難置信。《家傳》之「郡守以農隙教試閱」，陳氏已駁其非西魏當日真相，「農隙必不能限於每隔十五日之定期[28]」，可疑者斷不止此，抑開元初朝端尚多明識之人，假府兵如此可恃，張說改制，何未聞交章論奏？甚至無一人出而阻止，偏於六七十年後，乃大誇其功烈，可信乎？不可信乎？
為要解決此項疑問，非再度作深入分析不可。惟是事歷西魏、北周、隋、唐四朝，其間不無若干變化，每朝史料復多寡弗齊，如概括論述，或無當於實際，故依各朝先後分言之。
（一）北魏兵制
陳氏謂府兵為鮮卑兵制[29]，已無可疑，故北魏兵制，吾人所知雖有限，要不可不先觀其究竟。據《魏書》一八淮陽王深（淵）言：「昔皇始（三九六—三九七）以移防為重，盛簡親賢，擁麾作鎮，配以高門子弟，以死防遏，不但不廢仕宦，至乃偏得復除，當時人物，忻慕為之。」又《北齊書》二三，正光末（—五二八）魏蘭根說李崇曰：「緣遏（？）諸鎮，控攝長遠，昔時初置，地廣人稀，或徵發中原強宗子弟，或國之肺腑，寄以爪牙，中年以來，有司乖實，號曰府戶，役同廝養。……宜改鎮立州，分置郡縣，凡是府戶，悉免為民。」又《魏書》五八《楊椿傳》稱：「自太祖平中山（皇始二），多置軍府，以相威攝，凡有八軍，軍備配兵五千，食祿主帥，軍各四十六人，自中原稍定，八軍之兵，漸割南戍，一軍兵才千餘。」綜此數條觀之，「鎮」是兵隊之駐地，「府」是兵隊之泉源，故鎮之外有府戶。所謂「軍府」、「府戶」，正府兵所自昉。
漠北民族以遊牧為生，其制總是兵、牧合一，有事則合而防禦，無事則散而歸家。又所習者騎，千里非遙，逮乎南遷，漸成土著，情勢大異，故「以移防為重」，或則「漸割南戍」。固定於一處者乃末年流弊，谷氏斷為「兵士土著[30]」，實非初制。谷氏又將「府戶」同於「民」，且云：「鎮領民戶，田守兼重，在這種情形之下，兵農未嘗分離，……軍鎮為兵民合一[31]」，鎮兵是否業農，今姑不論，果府戶同於民戶，蘭根又何須請府戶悉免為民？《魏書》八七《劉侯仁傳》又何以有「有司奏其操行、請免府籍、敘一小縣」之建議？知「軍鎮為兵民合一」之不確也。唯谷謂府戶「世執兵役，非中旨特許，不得請免府籍[32]」，申言之，即府兵為世兵制度，所見最的。
複次，太和十九年（四九五），詔選天下武勇之士十五萬人為羽林、虎賁以充宿衛，（《魏書》七下）顯因遷洛而有此選充，是值得注意之一點。
（二）西魏府兵（附東魏、北齊）
《周書》一六稱，大統十六年（五五〇）以前，除宇文泰、元欣外，任柱國大將軍者六人，「各督二大將軍，分掌禁旅，當爪牙禦侮之寄。」《北史》六〇稱，「每大將軍督二開府，凡為二十四員，分團統領，是（為）二十四軍，每一團儀同二人，自相督率，不編戶貫。都十二大將軍，十五日上則門欄陛戟，警晝巡夜，十五日下則教旗習戰，無他賦役；每兵唯辦弓刀一具，月簡閱之，甲、槊、弓、弩，並資官給。」同時大統八年（五四二），「仿周典置六軍，合為百府。」（《玉海》一三七引《後魏書》）九年，廣募關、隴豪右以增軍旅。十六年，籍民之有材力者為府兵。（同上《玉海》引）此即一般史家所謂府兵之始，其制度無疑是昉自北魏，可從北齊方面比較知之，《魏書》一〇六上云：「前自恆州已下十州，永安（五二八—五二九）已後，禁旅所出，戶口之數，並不得知。」所言為東魏及北齊初之情形，惟其歸入「府戶」，不編戶貫，故口數弗詳；吳廷燮謂管兵之人，多收戶口以為兵，西魏與東魏同[33]，是也。又近世出土墓誌，發見北齊許多兵府名號[34]，如非東、西魏同承北魏，無緣兩朝制度甚相類。由是知陳氏稱宇文泰別採取一系統之漢族文化，以異於高氏之系統[35]，不盡合於事實；兩國相爭最要莫如兵，然其制皆出自鮮卑，無特殊對立之處，十二將軍即永興五年之十二將，（《魏書》三）猶未脫鮮卑氣味也[36]。
《家傳》又記府兵緣起云：「初置，府不滿百，每府有郎將主之，而分屬二十四軍。每軍以開府一人將焉，每二開府屬一大將軍，二大將軍屬一柱國大將軍。……等六家主之，是為六柱國，共有眾不滿五萬。……初置府兵，皆於六戶中等以上家有三丁者選材力一人，免其身租庸調，郡守農隙教試閱，兵仗、衣馱牛驢及糗糧旨蓄，六家共備，撫養訓導，有如子弟，故能以寡克眾。」此一段文字首須除去疑障者三處：（1）「六戶」，《文獻通考》一五一改作「六等之民」，陳氏從之，且據《魏書·食貨志》獻文帝為租輸三等九品之制，謂西魏依此分民為九等，「六戶」蓋指九等戶中自中下至上上凡六等之戶而言[37]。余從其文義推之，六戶既有「中等以上」，同時自有「中等以下」，換言之，「中等以上家」只「六戶」之一部分。假依陳釋，直須雲「六等戶以上」，何必構成「六戶中等以上」之艱澀辭句？考《隋書》二四《食貨志》：「尋而六鎮擾亂，相率內徙，寓食於齊、晉之郊，齊神武因之以成大業；……是時六坊之眾，從武帝而西者不能萬人。」又「及文宣受禪，多所創革，六坊之內徙者更加簡練，每一人必當百人，任其臨陣必死，然後取之，謂之百保鮮卑。」（六坊舊無成說，《通鑑》一五六胡註：「魏蓋以宿衛士分為六坊」，猶是擬議之辭。濱口重國稱，六鎮反後，魏末禁軍之組織，統之者為領軍將軍，下置左右衛將軍各二員，每轄武衛將軍各三員，共為六員，各掌一坊之羽林虎賁，是為六坊，說見《東洋學報》二四卷一號四九—五一頁，亦舉不出明確的書據。）尋繹隋志文義，六坊之眾，顯即六鎮內徙之鮮卑，其中一部隨魏孝武西入關，惟不如留東者多，《家傳》之「六戶」，同於《隋書》之「六坊」，宇文泰設六柱國，似用以適應六坊之分隸，仿周典雲者漢文人為之緣飾而已，簡言之，東西魏最初之兵源，均取六鎮鮮卑為骨幹，必限於中等以上家者猶諸北魏之取強宗子弟。三等九品乃輸賦多寡之分級，與兵制完全無關。（2）「郡守農隙教試閱」之誤，陳氏已辨之（見前文），所謂「唐人追述前事亦未可盡信[38]」也。柱國之下，更有大將軍、開府、儀同等節級督率，何勞乎郡守？（3）「六家共備」之換言，即許多物資須由府兵本人自備（參下節），其代價為「無他賦役」，即北魏時之「偏得復除」。《通鑑》一六三誤改為「六家供之」，須知六柱國皆奔隨入關之人，焉能家家都有大宗財產以供如許之府兵設備。
大義既明，則知「門欄陛戟，警晝巡夜」，西魏府兵所任者純屬禁衛軍職務，同於蒙古時代之怯薛歹（Käšiktäi，華言禁旅）。然數不滿五萬，不逮太和三分之一，時方頻歲戰爭，警衛猶虞未足，豈敷疆場調遣？大統九年之募自關、隴，於勢不得不然，北齊處優勢，既有百保鮮卑，尚須「簡華人之勇力絕倫者謂之勇夫，以備邊要」，（《隋·食貨志》）可以相例。抑入關之六坊，不滿萬人，而西魏府兵將達五萬，其間顯曾取漢人為之擴充，非如《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一三六頁）所云始自周武。又谷氏認西魏府兵為兵農不分及兵農合一[39]，按十五日上則任警衛，十五日下則習戰事，不知從何覓余隙以務農也。
（三）北周府兵
涉北周兵制，得如下之史料數條：
保定四年（五六四）九月，命宇文護伐齊，征二十四軍及左右廂散隸及秦隴巴蜀之兵，諸蕃國之眾二十萬人。（《周書》一一）
建德三年（五七四[40]），十二月丙申，改諸軍軍士並為侍官，（《周書》五）募百姓充之，除其縣籍，是後夏人半為兵矣。（《隋書》二四）
六年（五七七）十二月，移并州軍人四萬戶於關中。（《周書》六）
宣政元年（五七八）十二月，命宇文逌伐陳，免京師見徒，並令從軍。（《周書》七）
此項材料，首先表現出府兵數並不多，故保定伐齊，宣政伐陳，都要向各方極力張羅，乃能出發。職是之故，統治者遂懸一免其縣籍之優待條件，以廣招徠。然賦役憑籍帳，狡黠者乘機鑽隙，於是相率掛名兵籍，藉以逃避賦稅，結果兵源之獲益無多，課入之損失反極大。《隋·食貨志》所謂「是後夏人半為兵」，實含譏諷語氣（據大象中戶數與口數之比例，每戶平均只得二口半，亦可作尖銳之反映，參前《隋史》十八節六十六頁注②），不知者竟謂北周得此大量華人補充，因成其平齊之大業，則由昧於《隋·志》言外之意也。再簡括一句，北周府兵除募華人擴充之外，其餘制度，相信與西魏無異。
更有與府兵無關而陳氏誤會以為改制者。《周書》五，保定元年三月，「改八丁兵為十二丁兵，率歲一月役」，《通鑑》一六八胡注云：「八丁兵者，凡境內民丁分為八番，遞上就役，十二丁兵者，分為十二番，月上就役，周而復始。」此是成丁平民每歲應徵工作（即力役）之規制，與府兵無關，胡注大致不誤，蓋依西魏制定，府兵半月上半月下，並非八番、十二番也。陳氏譏胡注以「民丁」釋「丁兵」，不知此時為兵民分治[41]，則由於誤將「丁兵」一詞析為二事；按《周書》七，大象元年二月，「發山東諸州兵，增一月功為四十五日役，起洛陽宮，常役四萬人以迄於晏駕」，此之「兵」系指應役之平民，蓋暫時取消保定元年所減定之三十日役，恢復以前之八丁兵制，故增為四十五日役也（一年三百六十日，以八人輪番，則每人應作工四十五日，以十二人輪番，則每人只作工三十日）。其後開皇三年，「減十二番每歲為二十日役」，（《隋書》二四）又比保定再減少三分之一，然此皆屬於庸役之制，於府兵無關，故附正之。
（四）隋府兵
隋制改革之重要者在開皇十年。北周末擴充府兵，致國家財政大受損失，隋文為救其弊，故十年詔曰：「魏末喪亂，縣瓜分，役車歲動，未遑休息，兵士軍人，權置坊府，南征北伐，居處無定，家無完堵，地罕包桑，恆為流寓之人，竟無鄉里之號，朕甚愍之。凡是軍人，可悉屬州縣，墾田籍帳，一與民同，軍府統領，宜依舊式。罷山東、河南及北方緣邊之地新置軍府。」（《隋書》二）論其作用，正如吳廷燮所云：「隋開皇時盡放軍戶為民，故戶口大增於前。……兵軍還民，蔭庇自絕。[42]」因之，有應辨正者二事：
1.谷氏認隋「非兵民合一[43]」，而陳氏卻以為然；陳據墾田二句，謂「與《北史》所載府兵初起之制兵士絕對無暇業農者，自有不同。此詔所言或是周武帝改革以後之情狀，或目府兵役屬者所墾，而非府兵自耕之田，或指邊地屯墾之軍而言，史文簡略，不能詳也[44]」，既曰史文不明，豈能即據以立兵民合一之斷論？抑此二句不過謂每侍官占田若干及其家庭狀況，都應依照平民一樣，造籍造帳，並未包含侍官業農之意味（「墾」之意義不是「自耕[45]」），安見其與府兵初起時不同？蓋授田、還田，皆憑戶籍，軍無戶籍，乃破壞均田制之最大阻力，然此詔所要求者只其籍帳同於民，若夫指揮調度，仍一循北周之制，「軍府統領，宜依舊式」，已明白指出，無用猶疑。何況「農」僅「民」之一分子，縱讓一步言之，「兵民合一」詎能引申為「兵農合一」之結論耶？開皇三年，「初令軍人以二十一成丁」，軍人即軍民之諱改，陳說同，明明「軍」與「民」分舉，陳氏竟解為「境內兵民合一」，是陳說已內在矛盾。如果開皇三年軍與民已無區別，又何需如陳氏所解釋至十年而特令合一。
2.谷氏以為撤罷新置軍府系維持重首輕足之形勢[46]，是亦不然。果如其說，何不全罷某某邊區的軍府而所罷者只限於「新置」？軍府之設置愈多，斯避賦之途徑愈廣，舊置者本有若干年歷史及曾立功績，朝廷為維持此項制度，當然予以照顧、保存。新置者則否，彼輩蜂擁而來，目的多為逃避賦役，開皇十年所處置，一則增國課之收入，二則塞逃避之途徑。煬帝昧於此旨，征遼之時，增置軍府，掃地為兵，自是租稅益減；（《元龜》四八四）又大業九年，募民為驍果，置折衝、果毅、武勇、雄武等郎將官以領之，驍果之家，蠲免賦稅。（《隋書》四）前後對照一下，便活現出開皇十年廢新府之目標所注矣。
其次，隋以府兵分隸於左、右衛等十二衛及東宮率府，置衛大將軍一人，將軍二人，將軍即西魏開府之任（《家傳》）。諸府皆領軍坊，置坊主，鄉團置團主（坊、團之名，均源自西魏）。大業三年，改原有之驃騎將軍府為鷹揚府，歸十二衛統轄。（均《隋書》二八）以上所舉，無非名目、階等、隸屬之更改，實質上無大變化，陳氏乃云：「隋代府兵制變革之趨向，在較周武帝更進一步之君主直轄化即禁衛軍化[47]」，殊不知西魏初置，職主禁衛，北周因之（見前文），於唐亦然（見下節），隋處於承上起下之時期，無所容其「化」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