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史 · 第十九節 開元之治及亂機所伏

前人少所儆惕，故極盛往往轉入始衰。開元之治，在歷史上號稱隆盛，舊紀開元十三年，「東都米十錢，青、齊米五錢。」《新書》五一，「海內富實，米斗之價錢十三，青、齊間斗才三錢，絹一匹錢二百。道路列肆，具酒食以待行人，店有驛驢，行千里不持尺兵。」論者多歸功於賢相姚（崇）宋（璟）。崇奏十事，如政先仁恕，不倖邊功，宦豎不與政，絕外邊貢獻，停道、佛營造，皆切要之圖；璟卻諛尚實，不事虛文；比之初唐房、杜，確加一等。然二人執政各不過三年有奇（崇，開元元年十月—四年閏十二月，璟，開元四年閏十二月—八年正月），竊以為有更要之偶然性存焉。 先是，朔方軍北與突厥以河為界，河北岸有拂雲堆神祠，突厥將入寇，必先詣祠祭酹求福，因牧馬料兵而後渡河。會突厥默啜盡眾西擊突騎施（Türgiš，即西突厥十箭之一），朔方總管張仁願奏請乘虛奪漠南之地，於河北築三受降城，絕其南寇之路；唐休璟以為兩漢以來皆北守黃河，恐勞人廢功，終為寇有。仁願固請不已，中宗許之，遂以景龍二年（或誤景雲三年）築三城於河北，三旬而就，以拂雲祠為中城（約今包頭左右，突厥文呼佛為Burxan，拂雲即其音譯），與東、西兩城相去各四百餘里，首尾應接，北拓地三百餘里，於牛頭朝那山北置烽堠一千八百所，自是突厥不得度山放牧。及開元四年，默啜被鐵勒九姓所殺，骨咄祿子小殺與其弟闕特勤收集餘部，繼立為毗伽可汗。於時舊部酋長南投者頗多，西方十姓亦不為之用，毗伽方事撫綏，無力南犯。開元六年兩次下詔，期以八年秋大舉北伐，無非志在恫嚇；而八年秋突厥入侵甘、涼，亦不外先發示威，雙方政策，可謂針鋒相對。毗伽有謀臣暾欲谷（Tonjukuk），年已七十餘，號稱足智。毗伽欲入寇，暾欲谷曰：「我眾新集，猶尚疲羸，須且息養三數年，始可觀變而舉。」又毗伽聞唐定期北伐，大恐，暾欲谷曰：「王晙兵馬計亦無能至此，必若能來，候其臨到，即移衙帳向北三日，唐兵糧盡，自然去矣。」（《通典》一九八）質言之，兩方均不欲戰，故數年後毗伽便認玄宗為父，偃旗息鼓，言歸於好，唐亦得以休養生息，《舊書》本紀贊所以提「虜不敢乘月犯邊」也。 突厥之外，西北患在吐蕃，惟開元末以前無大爭戰。東北兩蕃（契丹、奚。奚原稱庫莫奚[17]，始見於《魏書》二登國三年，三八八），雖時服時叛，然影響極微。乘武后峻法之餘，易以寬仁，民尤得各安其業，凡此種種皆造成開元致治之要素也。然中唐以後之危機，亦於是形成。 （一）藩鎮 「節度使」非官也，終唐之世，不列於品秩，故除授之制只曰「充[18]」，都督乃其本官也，自隋煬罷總管，唐興復舊，仍加號「使持節」，武德七年，改總管曰都督，（《通典》三二）不過名義上之變更，權限如舊。大都督從二品，中正三品，下從三品，並為職官。睿、玄繼統，官制漸紊，差遣尤繁，天寶之末，楊國忠至身領四十餘使。（《舊書》一〇六[19]） 節度使名目之流行，既非如總管改都督經過明詔頒布，復廢置無恆，缺釐正之條例，是以追溯其朔，書說不同。（參《十七史商榷》七八[20]）原夫「節度」字最初之用法，只是術語[21]，換言之，即規定其職權之範圍；試觀貞觀三、四年詔諸軍並受李靖節度，（《會要》七三）太極元年有詔令幽州都督裴懷古節度內發三萬兵赴大武軍（《冊府元龜》二五九；於時幽州未設節度使），開元二年制姚崇可持節靈武道行軍大總管，管內諸軍咸受節度，（《文苑英華》四五九）三年制郭虔瓘可持節充朔州鎮軍大總管，和戎、大武及并州以北緣邊州軍並受節度，（《元龜》一一九）又李邕《臧懷亮碑》，「復拜公朔州軍副大使，節度河東道諸軍州兵馬」，（《全唐文》二六五）上項之「節度」字皆是「節制」之謂，可見直至開元九、十年頃，猶有用「節度」作術語而不入使銜者。惟因其語已流行，「節度使」之稱，遂變為不成文之慣例。質言之，節度使本初唐都督所嬗化，至於晚世，然後「都督」、「節度」之名，參差互見。據《唐六典》，開元廿五年頃節度使有八[22]。藩鎮之禍，不由於有節度使而由於賦與之職權太重，故釀成尾大不掉之勢[23]。 元朱禮論方鎮云：「其所隸之州，初無定域，或兼十餘州，或只三四州，今日以其州隸於彼，明日又以其州隸於此」；（《漢唐事箋》後集三）此則唐代因承六朝弊習，將區域作調劑之具，對行政系統，確屬紛紜，但非如朱說「自太宗啟之」耳。 （二）宦官 中唐以後，宦官之禍，與藩鎮同烈，其弊則肇自唐初，至開元、天寶，乃更進而干預政事矣。貞觀時，宦官張阿難官至監門將軍、銀青光祿大夫，封汶江縣開國侯，食邑七百戶（《昭陵碑錄》下；將軍、銀青、開國侯均從三品）。貞觀四年，內侍王某授右監門將軍，進爵為公，曾與李靖同征吐谷渾及出使吐蕃。（《關中金石記》二）武后臨朝，喉舌之任，出閹人之口。（《新書》一二四）又神龍三年，吳文授鎮軍大將軍、右監門衛大將軍（開元九年《吳文殘碑》；鎮軍從二，大將軍正三品），勢力日增，故姚崇有宦豎不與政之要約。考唐制內侍省置內侍二人（據《舊唐書》四四。《舊書》一八四及《新書》二〇七作四人）管領，階不過從四品上。武后時宦官數稍增，中宗時更至三千餘，（《舊書》一八四）然衣朱紫者尚少。玄宗在位既久，中官衣朱紫乃至千餘，稍稱旨者即授三品左右監門將軍，門施棨戟[24]。楊思勗屢親行陣，黎敬仁、林招隱奉使宣傳，尹鳳祥主政書院，其餘尚有牛仙童（使幽州，受張守珪厚賂被誅）、邊令誠等；凡殿頭供奉、監軍、入蕃、教坊、功德主當，皆為委任之務。監軍權過節度，較富之地，一至軍所，便冀千萬。《南詔德化碑》稱，玄宗「降中使賈奇俊詳覆，屬豎臣無政，事以賄成」，則更因任宦官而招致屬國離叛。尤甚者，政事可否皆操於高力士，每四方進奏，必先呈力士，然後進御，小事便決之，宇文融、李林甫、李适之、蓋嘉運、韋堅、楊慎矜、王、楊國忠、安祿山、安思順、高仙芝輩皆因之以取高位。玄宗在禁中呼為將軍，（《語林》一）肅宗在春宮時呼為二兄，諸王、公主呼阿翁，駙馬輩呼為爺，（《舊書》一八四）其妻（唐代宦官常有妻，見《潛研堂·吳文碑跋》）呂氏之祖處貞，且煩張說、張九齡為作碑誌，勢焰熏天，不言而喻，遂開中唐以後宦官干政之先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