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史 · 第十六節 佛徒撰譯之文藝價值
佛徒譯著，在我國文學史上實占一重要地位，往日儒家率視佛為異端，遂並其文學價值而蔑視之。由今以觀，此中固不少佳作，且有非近世翻譯界所能望其項背者。今試先就三國、六朝，各舉一例：
康僧會譯《六度集經》，敘須大拿（Sudâna，漢譯善友，即佛之本生故事）太子性好施捨，被逐出國，攜妃及一雙兒女入山，身邊什物，施捨淨盡。某日，妃外出，彼竟允婆羅門之請，以兒女舍給之，其下接述妃回家所說：
婦還，睹太子獨坐，慘然怖曰：「吾兒如之？而今獨坐。兒常睹吾以果歸，奔走趣吾，躃地復起，跳踉喜笑曰：『母歸矣!飢兒飽矣!』今兒不來，又不睹處，卿以惠誰？可早相語。禱祀乾坤，情實難雲，乃致良嗣。今兒戲具泥牛、泥馬、泥豬、雜巧諸物，縱橫於地，睹之心感，吾且發狂。將為虎狼、鬼魅、盜賊吞乎？疾釋斯結，吾必死矣。」
以散文描寫母愛，情景逼真。又羅什譯《法華經》，稱佛引人入道，猶如嚮導，旅行疲乏，不願前進，善嚮導者乃化為一城，使其入息。待眾人精神恢復，彼又
集眾而告言：汝等當前進，此是化城耳。我見汝疲極，中路欲退還，故以方便力，權化作此城，汝等勤精進，當共至寶所。
用五言無韻文戒人勿半途而廢，功虧一簣，又自成一體。沿至初唐，運用與駢文相近之四言，語簡意明，用筆靈活，尤為不易幾及，如《大唐西域記》一二敘朅盤陀國故事云：
此國之先，蔥嶺中荒川也。昔波剌斯國王娶婦漢土，迎歸至此，時屬兵亂，東西路絕，遂以王女，置於孤峰。峰極危峻，梯崖而上，下設周衛，警晝巡夜。時經三月，寇賊方靜。欲趨歸路，女已有娠。使臣惶懼，謂徒屬曰：「王命迎婦，屬斯寇亂，野次荒川，朝不謀夕。吾王德威，妖氛已靜，今將歸國，王婦有娠，顧此為憂，不知死地，宜推首惡，或以後誅。」訊問喧譁，莫究其實。時彼侍兒，謂使臣曰：「勿相尤也，乃神會耳；每日正中，有一丈夫，從日輪中，乘馬會此。」使臣曰：「若然者何以雪罪？歸必見誅，留亦來討，進退若是，何所宜行？」僉曰：「斯事不細，誰就深誅，且推旦夕。」
唐初四言文運筆靈活，有時且超出前人散體之上，例如晉法顯《佛國記》（即《佛游天竺記》）述鐵輪王召惡人作地獄云：
王密敕之：「汝作四方高牆，內植種種華果，並好谷池，莊嚴校飾，令人渴仰，牢作門戶，有人入者輒捉，種種治罪，莫使得出；設使我入，亦治罪莫放，今拜汝作地獄王。」有比丘次第乞食，入其門，獄卒見之，便欲治罪，比丘惶怖，求請須臾，聽我中食。俄頃，得有人入，獄卒內置碓臼中搗之，赤沫出。比丘見已，思惟此身，無常苦空，如泡如沫，即得阿羅漢。既而獄卒捉內鑊湯中，比丘心顏欣悅，火滅湯冷，中生蓮花，比丘坐上。獄卒即往白王，獄中奇怪，願王往看。王言：「我前有要，今不敢往。」獄卒言：「此非小事，王宜疾往，更改先要。」王即隨入，比丘為說法，王得信解，即壞地獄，悔前所作眾惡。
《大唐西域記》八敘同一故事，則稱為阿輸迦（AŠôka，唐言無憂，或翻阿育）王，其文云：
初無憂王嗣位之後，舉措苛暴，乃立地獄，作害生靈，周垣峻峙，隅樓特起，猛焰洪爐，銛鋒利刃，備諸苦具，擬像幽途，招募凶人，立為獄主。初以國中犯法罪人，不校輕重，總入塗炭；後以行經獄次，擒以誅戮，至者皆死，遂緘口焉。時有沙門，初入法眾，巡里乞食，遇至獄門，獄吏凶人，擒欲殘害。沙門惶怖，請得禮懺；俄見一人，縛來入獄，斬截手足，磔裂形骸，俯仰之間，肢體糜散。沙門見已，深增悲悼，成無常觀，證無學果。獄卒曰：「可以死矣。」沙門既證聖果，心夷生死，雖入鑊湯，若在清池，有大蓮花，而為之座。獄主驚駭，馳使白王，王遂躬觀，深贊靈祐，獄主曰：「大王當死。」王曰：「云何？」對曰：「王先垂命，令監刑獄，凡至獄垣，皆從殺害，不雲王入，而獨免死。」王曰：「法已一定，理無再變，我先垂令，豈除汝身，汝苟濫生，我之咎也」，即命獄卒，投之洪爐。獄主既死，王乃得出，於是頹牆堙塹，廢獄寬刑。
以文字論，後者比前者為佳，以事理論，則後者不如前者之完滿。
唐末曾流行一種「變文」；推原其始，凡將佛本生故事之一節繪成彩畫者，謂之「變現」，（此名辭見《佛國記》，謂「作菩薩五百身已來種種變現」。亦單稱曰「變」。）原義只是化身，（舊粵劇演「觀音十八變」，即觀音之化身，可與法顯所見相證明。）後來漸擴及一切佛經之故事，因而把故事唱出之文，亦名為「變文」（如《木連救母變文》等。亦曰俗文，如《維摩詰經俗文》、《佛行集經俗文》、《地獄俗文》等）。再進一步，又泛用變文之名於俗間唱本（如《吉師老看蜀女轉昭君變詩》）。敦煌寫本之《張義潮變文》及《張淮深變文》（淮深，《通鑑》二五〇作惟深），則更應用為歌功頌德一類文字。
六朝譯經往往一部分為五字句或七字句（可參看唐初道世所撰《法苑珠林》，近世耶教之福音仿之），此即變文之濫觴。敦煌石室古寫本存七言通俗韻語（《季布歌》），殆同於後世唱本，亦有為長短句（如《嘆五更》）或白、唱夾雜者。今所見變文，率是七言，後世師其法而或增或減之。
段成式稱：「予大和末（—八三五）因弟生日觀雜戲，有市人小說呼扁鵲作褊鵲字上聲」（《酉陽雜俎》續四），「小說」似即後世所謂說書，亦即宋代「說話人」之先河。今粵俗尚稱唱書曰「唱木魚」，唱本曰「木魚書」，其名稱原起，前無成說；考僧徒誦經必擊木魚（汪伋言木魚起隋、唐間），則俗講唱經時亦可信其必擊木魚，故俗人以是為名也，唱本與講經有關，是亦一證。
上引《昭君變詩》有「畫卷開時塞外雲」一句，蓋說書者唯恐形容不能盡致，故並懸掛繪畫以便隨時指示，使聽者耳目並用；但於夜間行之，頗感不便，宋初燈影戲又繪畫之演變也。由是進一步而為表演人現身說法，從敘述體裁變而代言，並參以歌舞成分，發展為近代戲劇。戲劇之初期不能顯示空間性，於是又回復到古代之繪畫、燈影等技術，是為近世之布景。
劉開榮對佛教譯經，曾有如下之兩點意見：（一）佛教譯經所與「古文運動」的刺激。（二）佛經體裁與傳奇小說的形式比較：（1）散、韻合體，（2）散文擔任敘述，韻文擔任歌唱，往往是重疊敘述。按早期譯經，如原引善友故事，系純用兩漢文字以表達外國故事，非外國故事之影響漢文，緣此時譯事少數佛徒方在嘗試，並無變化一般文學界之能力。迨六朝末期，翻譯大行，而同時國內之駢儷體格，亦日趨繁麗，譯經方面尚多少受其薰染。從實際來看，第一點之立論，顯未完滿。下逮初唐，內則南北統一，外則四海會同，環境上總要求能夠表達真意的文字，故子昂之後，繼起者多人。關於第二點，贊即傳之總結，廣義言之，亦即傳之複述。惟劉氏論唐代變文云：「它一直是與人民保持最密切的接觸，為人民服務，所以它的前途愈來愈光輝，它的生命也就永無窮盡。」言尚擷要。變文的好處，在能接近群眾而又不失其自然及真切之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