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史 · 第十五節 佛教在唐之宗派、信仰及宣傳方法
佛有小乘（Hinayâna）、大乘（Mahâyâna）之別，「乘」猶「車」也；前者行於錫蘭、緬甸及暹羅，經典用巴利（Pali）語寫成。後者推行於我國、中亞及日本，經典用梵文寫成。「因辛頭河北突厥種族之影響，以純粹佛說與烏萇國燦爛的魔術相參合，復益之以伊蘭之傳說，連同晚代希臘造像之若干解釋，由是構造一種與恆河沿岸原始佛教關係甚遠的神學。因其成分之複雜，似較舊說為優，乃名之曰大乘，而與真正佛教之小乘對立」。大乘說成立雖晚，為取信於信徒，特在辛頭流域創建若干佛跡：中天竺有四大塔，北天竺亦有四大塔（割肉貿鴿處，以眼施人處，以頭施人處，投身餵餓虎處），伽耶城有佛影，那竭城亦有佛影。由是印度佛教聖地有二，一在辛頭流域，一在恆河流域，中國巡禮之僧多先歷辛頭，後赴恆河，蓋直達中印度之尼泊爾道尚未通，不能不繞經蔥嶺也。大抵小乘著重來世，大乘則把佛當作神看待，並出現了偶像。
佛教傳到唐，分成多派，語其要者，計有下舉十宗：
1.成實（Satyasiddhi）宗 始於姚興弘始十三年（四一一）鳩摩羅什譯出《成實論》，風行至於唐初。
2.三論宗（又名性宗，空宗或破相宗） 《中論》、《百論》及《十二門論》，是謂三論，亦羅什譯。
3.律宗 佛徒因其等級而有持五戒、十戒、二百五十戒等之區別。唐初之道宣，號稱戒律精嚴，住終南山，故又名南山宗。
4.淨土（Amidisme）宗 淨土，猶言西方極樂世界也。唐初，道綽為此派之大師，彼言：「若一念稱阿彌陀佛（Amita，a無也，mita量也，或譯無量壽佛），即能除卻八十億劫生死之罪」，白居易《書西方幀記》亦言：「怖厄苦惱者，開口發聲，必先念阿彌陀佛」，法簡而易行，尤使受盡艱苦之群眾，一時得所安慰，故信仰者其數無量。常言之「南無阿彌陀佛」，南無亦翻「曩謨」，梵文Námas，古伊蘭文Nemah，此雲尊敬。
5.禪宗 禪，梵文Dhyana，猶言「定」也。此宗流傳最廣，亦流傳最久，其轉化即為宋之理學。印度之禪，溯源於「瑜伽」（梵文Yuga，古伊蘭文Yaog，與金文之戹，《毛詩》之厄或約，實同一語源），有「約束身心」之意。梁慧晈撰《高僧傳》（一一），已著錄東晉、宋、齊習禪者二十一人。惟唐之禪宗則推菩提達摩（Bodhidhar-ma）為初祖。達摩，印度人，梁武時（或雲宋末）從南天竺來廣州，經金陵，入北魏，住嵩山。五傳至弘忍（居黃梅東山寺，故號其法曰東山法門），大弟子曰神秀。又有慧能者嶺南新州人（今新興），執役碓坊，不為人所重視。會弘忍命諸弟子作偈，慧能偈云：「菩提本無樹，明鏡亦非台，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弘忍遂付法於能。能南旋，初居廣州法性寺，後住韶州曹溪山，然神秀在北方已自稱六祖，於是有南宗、北宗之爭。慧能所提倡之教義為頓悟（即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之義），只為下層人說法，不軌於哲理，卒於開元元年（七一三），生平所著，僅傳《壇經》一書（敦煌唐寫本約一萬二千字）。開元末，能之弟子神會入北傳道，力攻北宗之神秀、普寂（參獨孤及《三祖碑》），久不得志。適值安祿山亂後，軍餉無著，裴冕獻議，大府各置戒壇度僧，納錢百緡，請牒剃落，亦賜明經出身，神會以九十高齡，在洛陽替政府宣揚，大得肅宗之禮遇。至貞元十二年，德宗敕以神會為七祖。茲約列兩宗衣缽傳授之概略如後：
裴休撰《圭峰宗密禪師碑》，（《金石萃編》一一四）敘六祖之傳，惟荷澤、江西二宗，不及青原。厥後石頭派之曹洞、雲門、法眼出，乃尊青原與江西並，而祧荷澤為旁支，此宗派之排軋也。
道一之弟子懷海，號百丈禪師（卒於元和九年），立《百丈清規》，凡高行和尚，稱曰長老，自居一室，餘眾同居僧堂，其特點是不立佛殿，惟立法堂，且提倡作工，有「一日不作，一日不食」之格言，是為我國佛教之大革命。（參黎錦熙編《佛教十宗概要》）
6.俱舍（Kosa）宗（一名有宗）始於陳文帝時真諦所出之《毗婆沙論》，與成實同為小乘。又除律宗包含小、大乘以外（《十誦》、《四分》等屬小乘，《梵網》、《瓔珞》等屬大乘），餘七宗皆大乘也。
7.法華宗（又稱天台宗）始於北齊之慧文，再傳至智而大著，稱智者大師，以《法華經》（亦曰《妙法蓮華經》）為宗。唐時信仰盛行，以為誦讀或書寫者可拯救危難，故敦煌石室八千餘軸經卷中，《法華》竟占五分之一。
8.華嚴（Avatamsaka）宗（又名賢首宗、法界宗）《華嚴經》，晉安帝時佛陀跋陀羅初譯。此宗以隋、唐間之法順（姓杜，亦稱杜順）為祖，再傳至法藏賢首（康國人，當武后時）。有澄觀者，生開元中，歿於開成三年，文宗賜號僧統清涼國師。又禪宗之神會傳礠州法如，又傳荊南（張）惟忠，忠傳遂州道圓，圓傳圭峰宗密，密後得清涼所撰《華嚴疏鈔》而悅之，遂為華嚴五祖。
9.法相（Dharmalaksana）宗（又名慈恩宗、唯識宗）創於玄奘，以授窺基，基自纂成《唯識論》。
10.密宗（一名真言宗）密（tantrisme），謂不恃言語以立教也。肇自東晉初年帛屍梨密多羅譯出《孔雀王經》，然不為人所知。開元四年，中天竺人善無畏東來，一行得其傳。不久，金剛智接踵而至（開元七），授諸不空，教義益弘，歷玄、肅、代三朝為國師。此派受婆羅門教影響極深，供養之佛，多奇形怪狀，只注重儀軌及念咒（如准提、大悲等咒），不談玄理，且稱，唯如此實踐，方能消滅罪障，獲現世福利，故自中唐以迄北宋，大為各階層人民所信仰。最隆重之儀式曰灌頂（abhiseka），法不輕授，唯日本能承其傳，蒙、藏喇嘛亦崇奉之。
由上可見，十宗之中，禪、密最為廣布，然禪則與原義（瑜伽）相背馳，密則僅存其軀殼，推原變化，無非為群眾力量所轉移。
同理，神之顯赫或退藏，亦常依多數群眾之力量而轉變。大抵意義與多數接近者，得維持或擴充其信奉，否則漸隱沒而不彰，此在印度上古宗教史中，已顯示其例。如敦煌石室所繪佛像，文殊菩薩最多（八十鋪），文殊之詳名曰文殊師利（Mañjuśrî），漢譯妙吉祥菩薩（乘師子），其名稱應是一般人所喜。又如藥師佛（其像多左手持藥壺，右手執錫杖）有治病之能，信仰之多，亦不待論。
更有在流傳中而改其形象者，如梵文之Avalôkiteśvara，漢譯觀自在，或觀世音，唐人諱「世」，省稱觀音，法顯自耶婆提返廣州，舟遇颶風，一心念觀世音，以其能救苦救難也。但觀音本男性，晚唐五代所繪，尚帶鬍鬚（五代孫光憲《北夢瑣言》稱，朝士號蔣凝為水月觀音，即潘安仁、衛叔寶無以復加，可證），大約以貌美之故而逐漸女化者。
復有依群眾之習慣而改其數目者，據玄奘譯《法住記》，羅漢（arhan，arhat，猶言悟曉）數止十六，印度、我國西藏古代傳統亦然。由十六增為十八，是唐末之事。余謂太宗、玄宗兩代都有十八學士，世所艷稱，羅漢之增加，即聯繫現實之影響。
不可不特記者，佛教之宣傳方法。馬鳴菩薩（Ashvaghosa，生公元前後）所著的劇本，原供佛教宣傳之用。梁慧晈著《高僧傳》，特附經師、唱導兩門，同上《慧重傳》言其「專當唱說」，可見六朝寺院，已定唱說為專職。原夫天竺之贊，作偈以和聲。及夫東來，贊法於管弦，則稱為梵唄，六朝所傳，有《泥洹唄》、《西涼州唄》諸曲。若夫唱導之要，厥有四事，四事既備，又須適應環境，因人說法。至如「八關初夕，旋繞周行，煙蓋停氛，燈帷靖耀，四眾專心，叉指緘嘿。爾時，導師則擎爐慷慨，含吐抑揚，辯出不窮，言應無盡，談無常則令心形戰慄，語地獄則使怖淚交零，征昔因則如見往業，核當果則已示來報，談怡樂則情抱暢悅，敘哀感則灑泣含酸」，說法之妙，能臻此境，斯已神乎其神。慧晈所謂「經、導二伎，雖於道為末，而悟俗可崇」，想其術必天竺早傳，非創於中土也。唐世寺院，常舉行俗講，實即唱導之一種。俗講之際，往往由兩和尚主持，先由都講高唱經文一段，隨由俗講法師加以詳說，如此往復不已。日本圓仁留學長安，曾稱城中俗講，以文漵法師為第一雲。宣宗時曾以講座及唱經座賜新安國寺，（《杜陽雜編》）至俗講材料，多取材於《法華經》、《涅槃（即泥洹）經》、《華嚴經》、《阿彌陀經》、《維摩詰經》、《佛主行集經》《身餵餓虎經》等。涉於唱經之「變文」，俟下節詳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