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史 · 第十四節 隋及初唐佛教之盛況 佛道之爭

佛教在華之勢力，六朝時漸臻穩固，至初唐而發展達於峰頂。 隋文性佞佛，即位之初，普詔天下，任聽出家，仍令計口出錢，營造經像，京、並、相、洛等大都會，官為寫經置寺內，舉國從風而靡，民間佛經，多於六經數十百倍。（《隋書》三五）開皇二十年，詔沙門、道士壞佛像、天尊，百姓壞岳瀆神像，皆以惡逆論。（同上二五）仁壽元年六月，又詔遣沙門三十人，各帶散官一人及熏陸香一百廿斤，分途送舍利（šarira，relic）於三十州寺內起塔（stupa）。當州僧多者三百六十人，次二百四十，次一百二十，為朕、皇后、太子廣以迄一切民庶，各七日行道，限十月十五日同下入石函，總管刺史以下，縣尉以上，自非軍機，停常務七日，專檢校行道等事（《廣弘明集》一九。現知之州，有雍、岐、涇、秦、華、同、蒲、並、定、相、鄭、嵩、亳、汝、泰、青、牟、隨、襄、楊、蔣、吳、蘇、衡、桂、番、交、益、廓、瓜、虢等）。二年正月，復以所余舍利，分布於五十一州，依上年同樣起塔（現知者有四十三州，可參《法苑珠林》）。煬帝居藩時，曾於揚州金城設千僧會受戒。（《廣弘明集》三二）大業三年正月，詔州別請僧七日行道，仍總度一千人出家。（同上三五） 日人山畸宏以為隋文施行佛教治國之愚民政策，如此分析史實，似乎過於片面；文帝尚節儉，嚴刑法，從其本性來看，與推行佛教本存在著尖銳的矛盾，則必有更大之勢力足以統一之。秦始、漢武、梁武、唐太，下而憲、武二宗，比較是英明強幹之君主，更如成吉思汗，威力尤不可一世，然總多多少少為宗教所迷困（或如唐武宗摧諸教而獨崇道教，尤難以愚民立解），隋文當亦不能例外。蓋貴為天子，不能必得者惟壽，宗教家言恰投其所缺，故反被人所愚弄而不自覺。那連提耶舍（Narendrayasas，此雲等稱）者北印烏萇國人，北齊天保五年（五五六）自漠北來鄴，及周武滅佛，易服潛匿。開皇元年（五八一），詔請入京，從事翻譯。（《續高僧傳》二）三年，出《德護長者經》一部，稱佛曾預言：將來佛法末世時，月光童子（Candraprahha Kumara）將托生於大隋為國王，能令國內一切眾生，信奉佛法，「亦大書寫大乘方廣經典無量百千億數，處處安置諸佛法藏，名曰法塔，造作無量百千佛像，及造無量百千佛塔。」（《史地叢考續編》二三〇—二三一頁）此種預言，非梵本所有，烈維已經指出。那連提居中國廿餘年，深於東方世故，窺隋文之隱，乘機而入，偽造故事一段，羼於經內，求鞏固帝王與佛教間之聯繫，藉以大行其道。試觀當年佛經多於六經，建舍利塔八十餘所，總管刺史以下，皆停常務七日，專檢校佛事，與前引經文末數句，幾完全合轍，是知隋文受此經之蠱惑潛化者至深也。 說唐初之佛教，不可不先言道教。道教起自戰國末之方士，其本來與印度之婆羅門，伊蘭之拜火，頗有血緣。然群龍無首，缺乏宗主，號召之力頗弱。《史記》既稱老子李耳曰道家，又謂別有楚人老萊子，存為疑辭。（卷六三）班固修《藝文志》，（《漢書》三〇）道家之言，始伊尹、太公、辛甲，鬻子、管子，而老子乃次其後，更著錄《老菜子》十六篇，仍未明揭老為道祖。推尊老子，蓋始東漢（《典略》言靈帝熹平中，張修教其徒以《老子》五千文，見《後漢書》一〇五《劉焉傳》注），若順帝時張陵之五斗米道，不過道家之一支，後來釋子，專執此以詆道，非其實也。 浮屠法自漢時東來，至於末年，勢益膨脹，三國之際，道家作《老子化胡經》，始見釋、道之爭，然道安、法顯皆稱外國僧曰胡道人，其爭仍未烈。唐初傳老子為唐祖，（《會要》五〇）故武德七年十月，高祖幸終南山，特謁其廟。貞觀十一年敕，老子是朕祖宗，名位稱號，宜在佛先，（《慈恩法師傳》九）乾封元年二月，更追尊為太上玄元皇帝，上元元年，武后請王公百僚皆習《老子》（均見《舊·紀》；永昌元年卻稱老君，神龍元年復舊，同年九月又禁《化胡經》）。道與釋既向不相能，忽而得此背景，對釋教自更不甘示弱。 唐高祖生當隋時，自然受文、煬兩帝佞佛之影響，故滎陽大海佛寺猶有為子世民新痊之造象。（《舊書》一七一）太宗嘗語傅奕云：「佛道玄妙，聖跡可師」，（《會要》四七）晚年又服婆羅門那羅邇娑寐之藥，以致得疾不治。（《舊書》三及八四，又《會要》五二及一百）由此觀之，佛教當日之勢力，亦非輕易可搖動者。 當時抨擊釋教之人，以傅奕為最力，武德四年，奕上《廢省佛僧表》十一事，沙門法琳等為《破邪論》駁之（琳後來卒獲罪被貶），兩教暗鬥，至不惜竄改古書。（參《真理雜誌》一期二九—三〇頁拙著）九年五月，詔沙汰諸僧、尼、道士、女冠等，京城留寺三所，觀二所，其餘諸州各留一所，似為調停之計，然事竟不行。貞觀十一年，詔道士、女冠在僧、尼之前，（《廣弘明集》二八）但玄奘歸國，特敕迎接，進京之日，空城出觀。（《慈恩傳》六）象教經典琳琅，流俗所駭，語多音譯，底蘊難窺，尤其靈跡傳述，遠在西南，愚婦愚夫，易為迷惑。道教則不然，奉為教條者只得《道德經》五千言，《莊》、《列》之書，不過後來強傅，發跡腹里，無從裝點，白日升仙，事難取信，以道視釋，誠如小巫之見大巫。 上級統治者對某一教的提倡，群眾固然多少暫受影響，論其終極，則仍有賴於群眾之支持；印度教之毗濕奴（Visnu）為印度特產，此神地位所以升高，解者以為根據群眾勢力之要求，然而統治朝代之得以成立，亦推原於人民支持，是宗教之得勢與否，胥視其適應於群眾之程度如何，非統治者所能為力，厥理甚明。佛與道比勢之優劣，既如上述，而印度思想，吠陀注重有後，法經強調三從，佛徒雖不娶，但不抵抗祭先，臭味與漢族之傳統相投，故易於輸入民間，不至受異俗之歧視。 尼赫魯說：「涅槃是一種積極的狀態，……假使……僅止是一種厭世或否定人生的原則，它就會使信仰它的幾億民眾多少要受到這種影響。然而……佛教國家都是充滿著相反的證據，而中國人就是最肯定人生的突出的榜樣。」又說：「佛教哲學的消極看法未能改變或抑制中國人對於人生的愛好和愉快的情懷。」不錯，佛教之輪迴，入中國已變成超人生之觀念，尤其經濟繁榮時代，含哺鼓腹，此種思想更易發展，初唐佛教之所由興盛也。 呂振羽對此，歸功於寺院經濟的發展，然北魏處同樣情況，何以比唐有遜色？竊謂處兩教競爭之下，愈劇烈則其表現必愈輝煌，勝負之數又視乎奮鬥之程度；以言人材，釋教則濟濟多士，不少篤實之徒，風靡一時，未始無故。據義淨《求法高僧傳》，自貞觀至武后，遵陸、海而赴天竺者，數盈半百，忘長途之艱險，誠勇往之足多。開元二年，天下僧、尼偽濫勒令還俗者達三萬餘人，（《會要》四七）佛徒之盛，可以想見。 玄奘在外十七年，回國後，翻經論七十餘部，總一千三百餘卷，（《慈恩傳》十）其徒窺基等均頗有名。窺基，尉遲敬德之從子也，草《慈恩疏義》一百本，大行於時，卒永淳元年（《金石萃編》一一三，基公塔銘，開成四年立）。 稍後而可與玄奘媲美者曰義淨，以咸亨二年（六七一）冬舉帆南海，四年（六七三）二月，舶達東天。垂拱元年（六八五），仍取海道回（大約因西邊路梗），滯留南洋可十載，證聖元年（六九五）始返抵洛陽，武后親迎於上東門外。總其平生譯著，約九百五十卷，戒律占四分之三；蓋佛教極盛之餘，藏垢納污，在所不免，除薛懷義外，如辯機之穢德彰聞，慧范之畜貲瀆賄，（均《新書》八三）戒律廢壞，掃地無餘，義淨專心譯律，實對症用藥，矯時下之弊也。（參《聖心》二期拙著《義淨年譜》）此外佛子中壹志著譯者大不乏人，唐代所編釋教目錄數種，體例以智昇《開元釋教錄》為較善，故宋刻《大藏》多據之。 武后與佛教關係最深，天授二年（即載初元，六九一）頒《大雲經》於天下，藉佛經之傳說，作革唐之掩護，又詔釋教在道法之上，因是之反響，睿、玄二宗頗偏向道教。景雲元年，第八女西寧（後改封金仙）公主、九女昌隆（後改封玉真）公主入道，均為立觀，以金仙、玉真為名。二年，又詔僧、道齊行並進。（《唐大詔令》一一三）司馬承禎者道士潘師正之弟子（師正大業中師王遠知，遠知師陶弘景，見《舊書》一九二），景（雲二）開（元九及十五）之際，三征至京，玄宗命以篆、隸、楷三體寫《道德經》，定著五千三百八十言為真本，其同門吳筠亦待詔翰林，（《舊書》一九二）他如葉法善、張果（法善排擠佛法，見《舊書》一九一）均受優禮，道之厚、斯釋之薄，是為佛教中衰之一因。此外對佛教有影響者：（1）中亞通天竺之道，為吐蕃、多食（即大食，見《求法傳》上）所梗，天寶以後，河西全陷，尤難遄行。（2）海舶費用較多，不易籌措。（3）內地離亂。（4）印度佛教因與社會生活和組織相牴牾，亦日趨陵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