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史 · 第十七節 文字由駢儷變為散體
六朝常稱無韻者為筆，有韻者為文（《文心雕龍》），今則統言之曰文。原夫兩周金刻，散文、韻文各異其體，散文句法不拘字數，韻文則四言居多，散文之末，又可參入韻文（如宗周鍾、叔弓鎛、齊氏鍾等）。在古經中，《易》之韻文常是卦辭，《左傳》散、韻相雜者多是繇辭（皆即後世簽語之類），此當別論。次之如屈原《卜居》，前後段都為散體，中間一段自「吾寧悃悃款款朴以忠乎」起，至「誰知吾之廉貞」止為韻文，又《漁父篇》之中間，插入韻文「舉世皆濁」兩句及「聖人不凝滯於物」八句，篇末之前，綴歌辭四句，其餘起、收及中間都是散體。最顯著者莫如《山海經·西山經》之一節，茲錄全文如下：
又西北四百二十里曰峚山。其中多丹木，員葉而赤莖，黃花而赤實，其味如飴，食之不飢。丹水出焉，西流注於稷澤，其中多白玉，是有玉膏，其源沸沸湯湯，黃帝是食是饗。是生玉，玉膏所出，以灌丹木。丹木五歲，五色乃清，五味乃馨。黃帝乃取峚山之玉榮，而投之鍾山之陽，瑾瑜之玉為良，堅栗精密，濁澤而有光，五色發作，以和柔剛。天地鬼神，是食是饗，君子服之，以御不祥。自峚山至於鍾山四百六十里，其問盡澤也，是多奇鳥、怪獸、奇魚，皆異物焉。（峚音密。凡_表韻。）
此後《史記》、《漢書》之傳及贊，其格局大致與金文相類。唐代傳奇或於末段作結論，並附入別人韻文（如李公佐《南柯太守傳》附李肇贊），又如白居易作《長恨歌》，陳鴻同時作《長恨傳》，無非對先秦文字之模仿，且承襲初唐兩人合作之體裁（見下文），如認為受印度文學之影響，實屬皮毛之論。
從語言學觀之，吠陀成語，常為兩字，然彼一字率兩音或兩音以上，我國則一字一音，衍為四言，頗極自然之發展；例如「張三李四」、「張冠李戴」及吳粵方言之「五顏六色」等，句調葆於今弗衰。近人或謂六朝四字句為受譯梵影響，非也。下逮六朝，無韻之「四言」大侵入散文領域，智識日進，四言不能盡其意，再增兩字為六言，是成駢四儷六之體；至隋及唐初，發達臻於極點，碑誌等除間插散句外，都以駢儷出之，辭滯而旨晦，於斯極矣。
帝王得國，要靠人民支持，宗教推行，要靠人民信仰，同一樣道理，文藝的演變亦取決於社會進步的要求能夠表達真意的文字（見上節），如果無視此一點而歸功幾個人或甚至一個人（如韓愈），顯有背於唯物論。
陳子昂生高、武間，承四傑之敝（王勃、楊炯、盧照鄰、駱賓王為初唐四傑，今存四傑集皆駢文），雖詩序小品仍參用駢儷，然大致能恢復古代散文之格局，唐文起八代之衰，斷推子昂為第一。（今存《陳伯玉集》，又稱《陳拾遺集》）唐人推崇之者極多；如李華《蕭穎士文集序》：「君以為……近日陳拾遺子昂文體最正，以此而言，見君之述作矣。」（《全唐文》三一五）李舟《獨孤常州集序》：「天后朝廣漢陳子昂獨泝頹波，以趣清源，自茲作者，稍稍而出。」（同上四四三）梁肅《補闕李君（翰）前集序》：「唐有天下幾二百載，而文章三變，初則廣漢陳子昂以風雅革浮侈。」（同上五一八）韓愈《送孟東野序》：「唐之有天下，陳子昂、蘇源明、元結、李白、杜甫、李觀皆以其所能鳴。」（《昌黎集》一九）又杜甫《陳拾遺故宅》詩：「有才繼騷雅，哲匠不比肩，公生楊、馬後，名與日月懸。」（《少陵集》一一）韓愈《薦士》詩：「國朝盛文章，子昂始高蹈。」白居易《唐衢》詩：「致吾陳、杜間，賞愛非常意」（陳、杜即子昂及甫）。皆後來負有文名者之公評，非夫阿私標榜之語。（見《輔仁學志》十四卷一、二期拙著《陳子昂及其文集》一—二頁）
繼起者有：
張說（今存《張說之集》。說封燕國公，蘇頲封許國公，開元時號燕、許大手筆，唯現存頲文都是四六之制詔）
張九齡（今存《張曲江集》，嶺南人專集以此為最古）
吳少微及富嘉謨有聲中、睿間，號富吳體（存文不多，參拙著《續貞石證史》二三三—二三四頁）
李邕（終北海太守，天寶初被殺，世號李北海，尤以書知名）
李華（開、天間人，與蕭穎士齊名）
蕭穎士（存文不多，參前引《續貞石證史》二四七—二四八頁）
李翰（見前引梁肅《序》，今無集）
獨孤及（存《獨孤常州集》，及官常州刺史，故名）
顏真卿（存《顏魯公集》，尤以書法見稱）
元結（存《元次山集》）
梁肅（卒貞元初）
符載（曾佐杜佑幕，以上二人都無存集）
皆子昂為之導也。
韓愈（字退之）與柳宗元（字子厚）齊名；韓有《昌黎集》，柳有《河東集》（河東系其郡望，言其終官則曰《柳州集》）。二人之文，已由平易而進於錘鍊，注重「仿古」，是為「散文中之古文」。然而「真古文」是上古的真語言，時代懸遠，語言經過變化，後人輕易模仿不來，勉強做去，便成非驢非馬，畫虎類犬，唯求其「仿」，於是佶屈聱牙之澀體隨之而生。宋姚鉉《唐文粹》自序云：「陳子昂起於庸蜀，始振風雅」，未嘗不知拾遺為迎合革新之先鋒。但其下又云：「惟韓吏部……首唱古文，……於是柳子厚……從而和之。」遂開九百多年來韓愈為文章革命家之錯覺。按同時之文家，白居易少於愈四歲，柳宗元少五歲，韓登進士第僅先柳一年（貞元八），散文之年序可考者，柳始貞元元年，韓始貞元四年（據《韓柳年譜》），柳為文絕非受韓所鼓動，姚蓋未深考而以意臆之者。歐陽修作文注重省（如《新唐書》）煉（如《醉翁亭記》），居洛陽時，與尹師魯輩共效韓體，稱曰「古文」，於是學者非韓不學，盛極一時。（見《昌黎集》八）近年人或更以革命巨子推韓，其實唐文革命，早在百餘年前，韓、柳只集其大成耳。唐李肇《國史補》云：「元和之後，文章則學奇於韓愈，學澀於樊宗師」，裴度《寄李翱書》評愈文為「奇言怪語」，當時人所評如此，是知韓之作品，已走入好奇一途，並不能適應社會要求，作顯淺革新的嘗試，後世稱為「古文」，義殊無當。譽以載道，更名實不符。總之，循著社會的演變，「真古」已不宜復，「仿古」更在所排除，唯文學界失去正確的方針，遂令千百年間陷於泥途而不拔。
與韓柳同時而有存集者為權德輿（《權載之集》）、呂溫（《呂衡州集》）、李觀（《李元賓集》）、李翱（《李文公集》）、皇甫湜（《皇甫持正集》）、歐陽詹（《歐陽行周集》）等。其較以詩鳴者別見於篇。
錘鍊之極，入於艱澀，乃必然之勢，而艱澀最著者又莫如樊宗師之《絳守居園池記》，然宗師早歲行文不如是也。自是之後，如劉軻（《劉希仁文集》，《雲溪友議》一以為韶州人）、劉蛻（《文泉子集》）、孫樵（《孫可之集》）、沈亞之（《沈下賢集》）、皮日休（《皮子文藪》，黃巢之翰林學士）、黃滔（《黃御史集》）等，則皆強弩之末矣。
抑當日散體改革，只行於一般文字，若朝廷授官之制敕，則終唐代以迄兩宋，皆用駢儷行之。長慶初年，元稹、白居易同知制誥，曾一度提倡復古，卒不能變。蓋當日制詔體裁，遷擢者須鋪敘其資歷、政績，降謫者須指斥其罪過，散文難於措辭，駢體易得含糊而已。
初唐文字又有兩人合作之體裁，其中更可分為兩類：（甲）各作一部分，如《宗聖觀記》，歐陽詢撰序，陳叔達撰銘；《窅冥君古墳記銘序》，陳子昂作序，薛稷作銘。《元希聲碑銘》，崔湜作碑，張說作銘。《開鑿大庾嶺路序》，張九齡作序，蘇詵作銘，是也。（乙）完全合作，如近世出土之《安平公崔志》，由吳少微、富嘉謩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