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史 · 第十節 高、玄二宗頻幸東都及武后長期留居之問題
隋煬居留東都之時間，比長安為多，已見《隋史》十一節。入唐後，太宗三幸洛陽，皆別有目標：
第一次 貞觀十一年 為狩獵而往
第二次 十五年 為赴太原及擬封泰山
第三次 十九年 為征高麗
陳寅恪對此問題，曾有「自隋唐以降，關中之地若值天災，農產品不足以供給長安帝王宮衛及百官俸食之需時，則帝王往往移幸洛陽，俟關中農產豐收，然後復還長安」之論，並引二事為例：
（一）隋文開皇十四年八月，關中大旱，人飢，上率戶口就食於洛陽，十五年三月，還京師。
（二）唐中宗景龍三年，關中飢，米斗百錢，群臣多請幸東都，韋後不樂東遷，設法阻之。後復有言者，上怒曰，豈有逐糧天子耶?乃止。（《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一四六—一四七頁）
隋、唐時關中經濟供給，有時確處於窘乏狀況，固自不誤。全漢升演其意，因謂高宗長期幸洛，主要由於經濟方面的原因，洛陽的經濟地位，在當日變為非常重要，「當日軍事政治重心東移以後，因運河的溝通而與經濟重心取得密切連繫的結果，偌大的帝國便名符其實的凝結為一個堅強牢固的整體，……因此，由於太宗努力而提高的帝國的威望，自高宗以後，大體上仍能維繫而不墜，絕不是一件偶然的事。」（《唐宋帝國與運河》二〇及二八頁）然高宗以後之幸洛，有時實與隋煬無異，非統出於經濟動機。至謂東幸為李唐國勢不墜之主因，試觀高宗後半葉及武后全期對外之失敗（參下十二節），其當否便自見之。
考高宗一代幸洛者七，第一次便改洛陽為東都，茲列如下表：
全氏書以為其中四次確由於經濟原因（二〇—二二頁），試勘諸史文，咸亨、永淳兩次東巡，適際關中旱歉。若顯慶建東都所云：「通賦貢於四方」，不過文飾之浯。儀鳳三年關中固「夏麥豐熟，秋稼滋榮」，而四年二月東都且飢，官出糙米以濟。（均見《舊·紀》）高宗東幸，無非順則天之意耳（永徽六年十月立則天為皇后）。試觀則天一朝，高宗西葬，竟未親臨，除大足元年（七〇一）十月—長安三年（七〇三）九月一度還京師外，長期留居東都，無非為其曾在長安出家，避洛可以縱情荒淫享樂起見。諮陽之取資東南，比關中八百里而近，吾人固不否認，然此實非則天之本意。
其次玄宗五幸：
廿二年一役，關中固久雨害稼，然其他東幸，並無正當理由，求其動機，則以洛陽有顯仁宮，技巧華麗駕乎大興禁苑（參前《隋史》十一節），享樂實為主因。迨天寶後洛陽兩被兵燹，菁華盡喪（近世出土北邙墓誌，天寶後大大減少，是一實證），唐朝乏再興之能力，於是無復幸洛；如為聯繫東南經濟，天寶後比天寶前尤急，即此可以抉出前時之臨幸，純出於享樂觀念。開元九年韓覃諫置中都（蒲州）疏云：「且陋西都而幸東都，自西都而造中都，取樂一君之欲，以遺萬人之患，務在都國之多，不恤危亡之變，悅在游幸之麗，不顧兆庶之困，非所以深根固蒂不拔之長策矣。」（《通典》一七九）陋西都及悅游幸兩句，正照出玄宗心事，讀史者何不求諸當日之公評，反替封建統治者作經濟之掩護耶?
如曰關內供給不足，從消極方面想辦法，則（1）關內諸州之庸調資課，原征絹布者可改徵粟米，其河南、河北粟運不便者改徵絹布，如此一轉移間，既省運輸之費，又增京師之儲，開元廿五年固試行之；（《會要》八三）沈亞之《學解嘲對》所云：「且宜以三輔粟為貢，重資於農，則耕稼自勤，耕稼自勤，甸服無曠土遊人矣」，（《下賢集》三）亦同此意。（2）駕幸不如移民，蓋車駕一發，隨從極多（隋時從駕官可帶妻子，見《陔余叢考》一七，唐時當亦相同），所過被災地方，再增供應，只有加深人民之痛苦。貞觀初頻年霜旱，飭關內戶口並就關外，（見魏徵《十漸疏》）永淳元年令關內諸府兵分於鄧、綏等州就谷，（《舊·紀》五）固有成例可循。（3）收購附近餘糧，如陸贄奏，京西鳳翔、涇、隴諸州，除度支糴供軍用外，半年可糴得粟一百三十五萬石。（《宣公集》一八）
抑關中供給，是否別無積極方法可以改善，尤亟應討論之問題，即歷史唯物論所謂地理環境對人類生活的關係，應為人類積極的征服自然，非人類消極的依賴自然，是也。
關中水利本大有可為；戰國時韓使水工鄭國說秦鑿涇水為渠，「用注填閼之水（即現代所謂灌淤），溉澤鹵之地四萬餘頃，收皆畝一鍾（六斛四斗），於是關中為沃野，無凶年」。漢武時，河東守番系言，漕從山東、西歲百餘萬石，更砥柱（今陝縣東北）之限，敗亡甚多，而亦煩費；穿渠引汾及河，度可溉五千頃，得谷二百萬石以上（即估畝收四石），谷從渭上，與關中無異，而砥柱之東可無復漕。（均《史記·河渠書》）興關、晉水利以減漕，漢人業已見到。再就唐代所行者觀之，如武德七年，同州自龍門引河開渠溉田六千餘頃，（《會要》八九）開元初，姜師度自同州之朝邑、河西二縣引雒（即陝西之洛水）及河溉稻田二千餘頃，（《元和志》二）大中中，邠寧節度使畢開營田，歲收三十萬斛，省度支錢數百萬緡，（《新書》五三）又咸通十三年，京兆府修六門堰，溉武功、興平、咸陽、高陵等縣田二萬餘頃，俗號渭白渠，或曰成國渠（《長安志》一四；名六門者，渠內舊設六斗門以節水也），此皆行之有效之實例。其所以不能維持長久者，多半由於勢富之破壞。
永徽六年，雍州長史長孫祥奏往日鄭、白渠溉田四萬餘頃，今為富僧、大賈競造碾磑，止溉一萬許頃，高宗令毀撤之；未幾，所毀皆復，大曆中才溉六千二百餘頃。（《元和志》一）又開元九年，京兆少尹李元紘奏毀三輔諸渠之磑，廣德二年，戶部侍郎李棲筠等奏拆京城北白渠磑碾七十餘所，歲收粳稻三百萬石，大曆十三年，廢拆三白渠（《十道志》云：太白、中白、南白謂之三白渠）碾四十四所，壞京畿白渠碾八十餘所，（均《會要》八九）又高力士有五輪水碾，每日搗麥三百石，（《舊書》一八四）知勢豪占渠圖利，靡時不有，隨拆隨置，大妨田功。誠使終始禁絕，逐歲修渠，關中多產一石，即東南少漕一石，其仰仗東南，不至如是之急切。
更西北又有河套之水利。河套土壤肥沃，於今不改。天授初，豐州都督婁師德經營靈、夏屯田，鎮兵鹹得支給，（《舊書》九三）貞元末，豐州刺史李景略開咸應、永清二渠，溉田數百頃，（《舊書》一五二）元和七年依李絳奏，在振武、天德附近，四年間開田四千八百頃，收谷四十餘萬斛，省度支錢廿余萬緡。（《通鑑》二三九）如果關中西北部能認真開發，為利當不止此，其餘羨亦可移濟關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