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史 · 第十一節 隋、唐之漕運

全漢昇《唐宋帝國與運河》所謂聯繫東南經濟，主要在漕運，欲澈底了解此一問題，就須兼明隋、唐漕運之概況。自西漢承秦都關中，每歲漕山東、西粟百餘萬石以供京師。武帝時，因渭行困難，自長安引渭穿渠，經三百餘里而至河，漕運益便利。（《史記》二九《平準書》）及南北分裂，北方本自給自足，隋開皇三年（五八三），於衛州（今濬縣）置黎陽倉，洛州置河陽倉，陝州置常平倉，華州置廣通倉，轉相灌注，漕關東及汾晉之粟以給京師。四年（《方輿紀要》五二作開皇元年非是），因渭水多沙，深淺不常，又命郭衍、宇文愷引渭水鑿渠，起自大興，東至潼關，錫名廣通渠（《隋書》六一《郭衍傳》作富民渠，當是避煬帝諱改）。平陳之後，始漸仰給東南。唐高祖、太宗時，水陸漕運，歲不過廿萬石。舊制「河口」（即黃河通汴之口）置武牢倉（即虎牢），江南船不入黃河；鞏縣置洛口倉，黃河船不入洛；更有河陽、柏崖（屬河陽，今孟縣西）、太原（陝州）、永豐（渭河口）、渭南諸倉，節級取便，水通利則隨近運轉，否則且納在倉，不滯遠船，不生隱盜，（《元和志》五）是為接運辦法。洎人口漸繁，轉輸益巨，《伯玉集》八稱：「江南、淮南諸州租船數千艘已至鞏、洛，計有百餘萬斛」，似武后初期洛陽以東，已改用直運。直運之法，江、淮租船歲以二月至揚州，四月始度淮入汴河，常苦水淺。六七月至「河口」，河水方漲，又須待八九月水落，乃得上河入洛以輸入洛陽含嘉倉，耗時實多；且江南人不習黃河，轉雇河師、水手，益為勞費。洛陽以西至太原倉計三百里，因避三門（北人門、中神門、南鬼門，在陝縣東北）砥柱之險，改用陸運（開元初，李傑分為八遞，各相距四十里），由太原倉復改水運至永豐，然後達於關輔。廿二年，裴耀卿兼江淮、河南都轉運使，又奏請改用接運及減少陸運方法，「河口」置河陰倉（今河陰縣），河清縣置柏崖倉（河清今孟縣西南。河陽之柏崖倉於開元十年九月廢，見《舊·紀》八），黃河北岸三門之東置集津倉，西置三門倉。凡江南漕舟至「河口」，便委粟河陰倉而返，所司雇舟輸於集津倉，陸運至三門倉，以避砥柱，謂之北運，過此而西，復循水道入渭。凡三年，運七百萬石，省腳三十萬貫。及耀卿罷相，議者言北路險澀，頗為隱欺，其事又停。凡上所述，即「浮於淮泗，達於汴，入於河，西循砥柱、硤石、少華，……直抵建章、長樂」，唐代經常之運道也。 永泰之始，京師不雨，米斛千錢，官中無兼時之積，禁軍乏食，畿縣百姓乃挼穗以供之。劉晏受任轉運，《與元載書》，言函、陝凋殘，東周尤甚，過宜陽、熊耳，至武牢、成皋，五百里中編戶僅得千數，東垣（今新安）、砥柱、澠池、二陵、北河運處五六百里，戍卒久絕，東自淮陰，西臨蒲坂，亘三千里，屯戍相望，中軍皆鼎司、元侯，賤卒亦儀同、青紫，挽漕所至，船到便留。（《舊書》一二三本傳）因提議江、淮、河、渭，水力不同，各隨便宜，造運船，教漕卒，江船達揚州，汴船達河陰，河船達渭口，渭口達太倉，轉相授給。船十艘為一綱，使軍將領之，十運無失，授優勞，官其人。自是每歲所運，或至百餘萬斛。（《通鑑》二二六）又貞元初，關中比歲旱飢，韓滉運米三萬斛抵陝，德宗至有「米已至陝，吾父子得生」之嘆，（同上二三二）安史亂後漕運之難，於斯可見。 其次，遇關中稔歲，漕運之弊，或耗九存一；即淮南諸州之米運至東渭橋，每斗須錢三百五十文，在京出糶，只得錢三十七文。開、天之際，更有用一斗錢運一斗米之過言，（《宣公集》一八）國庫之浪費，至可驚人。沈亞之《學解嘲對》：「今以三千（？）人食勞輸江淮，歲貢三十萬斛，迎流越險，覆舷敗挽，不得十半，自渭以東，督稽之官，凡四十七署，署吏不下百數，歲費錢十千萬為大數，而部吏、舟傭，相喻為奸」，（《下賢集》三）即針對此類流弊而言。 劉晏《與元載書》又言：「河汴有初（？淤），不修則毀，故每年正月，發近縣丁男塞長茭，決沮淤，清明桃花已後，遠水自然安流。……頃因寇難，總不淘挖，澤減水，岸石崩，役夫需於沙，津吏旋於濘，千里洄上，罔水行舟」，此宗費用，又在運腳之外。 砥柱不便，漢人已知之，武帝時張湯言，穿襃斜道，襃水通沔，斜水通渭，「如此，漢中之谷可致，山東從沔無限，便於砥柱之漕」，（《史記·河渠書》）此言論上之主張改道也。祿山之反，乘輿西幸，扶風太守薛景仙令江淮貢獻，皆自襄陽取上津（今鄖西）路抵扶風，（《通鑑》二一八）第五琦又請以江淮租庸市輕貨，泝江、漢而上，至洋州（今洋縣），轉陸運扶風。建中三年，李希烈阻兵江淮，東南運輸皆不敢由汴渠而改循蔡河。已而德宗西幸，又令包佶自督江淮賦，泝江經蘄口而上。（《通鑑》二二九，並參《舊書》一二三《王紹傳》及《白居易集》）此事實上之運路變通也。抑京師之米亦不定要取自江淮，劉晏《與元載書》，「潭、衡、桂陽，必多積穀」，又貞元元年十一月，令度支取江西、湖南見運到襄州米十五萬石，設法搬赴上都，（《宣公集》二）米源既異，運路自可隨而變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