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史 · 第六節 門第之見與郡望
「夏、殷不嫌一族之婚，周世始絕同姓之娶。」（《魏書·高祖紀》）自周以降，嚴族姓之別，原夫初意，以為「男女同姓，其生不蕃。」（《左傳》僖公二十三年）實只維持人口之孳生；如《毛詩·陳風》云：「豈其取妻，必齊之姜?」「豈其取妻，必宋之子?」正側重血統而非側重族姓之反映。
我國經過多回落後部族之侵入，始終能自葆其原有之文化，不特不同化於外人，而入侵者反為漢族所同化，此非有其特立自存的精神，不能臻此。《通志·氏族略》一云：「自隋、唐而上，……家之婚姻，必由於譜系。」其習俗自是由上古傳下。及拓拔氏入主，山東士門不願與異族為婚，混亂血統，其主張門第婚姻，實蘊含著抗外思潮，不應單憑表面形象，只看作階級意味。惟是經過百餘年後，鮮卑統治者力求漢化，「門第」之名稱雖同，實質已多少嬗變，流弊為聲價自高，婚姻買賣，武德之初，高祖言「關東人崔、盧為婚，猶自矜伐」，又「貞觀十二年正月十五日，修《氏族志》一百捲成，上之。先是，山東士人好自矜誇，以婚姻相尚，太宗惡之，以為甚傷教義，乃詔……普索天下譜諜，約諸史傳，考其真偽，以為《氏族志》，以崔幹為第一等。書成，太宗謂曰，我與山東崔、盧家豈有舊嫌也?為其世代衰微，全無官宦、人物，販鬻婚姻，是無禮也，依託富貴，是無恥也，我不解人間何為重之?……何因崔幹為第一等?列為第三等。」（均《會要》三六）又《舊唐書》六五《高士廉傳》述太宗言：「祇緣齊家惟據河北，梁、陳僻在江南，當時雖有人物，偏僻小國，不足可貴，至今猶以崔、盧、王、謝為重，……見居三品以上，欲共衰代舊門為親，縱多輸錢帛，猶被偃仰。」十六年六月又詔：「問名惟在於竊貲，結縭必歸於富室，乃有新官之輩，豐財之家，慕其祖宗，競結婚媾，多納貨賄，有如販鬻，或貶其家門，受屈辱於姻婭，或矜其舊族，行無禮於舅姑，……其自今年六月禁賣婚。」（《會要》八三）其後，高宗顯慶四年，因李義府之請（義府為子向舊族求婚不得），復詔言，後魏隴西李寶、太原王瓊、滎陽鄭溫、范陽盧子遷、盧澤、盧輔、清河崔宗伯、崔元孫、前燕博陵崔懿、晉趙郡李楷，凡七姓十家，不得自為婚姻。自今已後，嫁女受財，三品以上不得過絹三百匹，四五品不過二日，六七品不過一百，八品以下，不過五十，皆充所嫁女貨妝等用，其夫家不得受賠門之財，經此兩朝迭禁，其衰宗落譜，皆稱禁婚家，益自矜貴，互相聘娶。（參《會要》八三及《新書》九五）故如李敬玄三娶皆山東舊族，（《舊書》八一）敬玄固高宗宰相，所行已如此，則其他可知。又貞元中柳芳序四姓世族，仍先山東，（《會要》三六）無怪乎文宗有「民間修婚姻，不計官品而上閥閱，我家二百年天子，顧不及崔盧」（《新書》一七二《杜兼傳》）之慨語也。然太、高兩朝之意，無非禁其販鬻婚姻，未嘗妨其發展，陳寅恪乃謂：「對於中原甲姓，壓抑摧毀，共事創始於太宗，為李唐帝室傳統之政略。」（《李唐氏族之推測》）然陳氏又謂李唐為趙郡冒牌（見前一節），果如此說，則太宗乃推抑其冒牌之族，於論難通，則不如繆鳳林所辨：「崇尚門地之習，初未因是而衰，唐宰相三百六十九人，崔氏十房獨有二十三人，則壓抑摧毀云云，似亦未可概論。」（《通史綱要》三冊一八八頁）立論更為明達。
由上文所綜述，當日山東門第有如下的特點：（1）它非如前朝之四世三公，以官宦、名流自豪，宰相鄭覃之孫女，只要嫁給一個姓崔的九品官，故太宗謂其「並無官宦、人物」。（2）它包括有士、農、工、商各界人物，不定是富戶，不能算作一個特殊階級。（3）它並不是依附統治者來壓迫人民，故終唐一代，趙郡之李反比隴西之李為可貴，他們總不願與皇室結親，而受到唐朝的干涉。（4）它是婚姻性的產物，不是政治性的產物。其所以得到一般仰慕，要點在於能保持「禮教」，「禮」即漢族相傳之習俗，所以能夠保持，就在於少混血。簡言之，「山東門第」者比較未大接受五胡族的薰染之姓氏而已。
抑門第起于姓氏，姓氏之嚴別又起於同姓不婚（即生產力問題），周人所謂「姓」（甲文無「姓」字），種族之分也。其著者數不過十，姬、子、姜、嬴、芉，皆姓也，孫以王父字為氏（《公羊傳》成公十五），或以國，以邑，以名，以官，取義不一途，孔、陳、周、孟孫、叔孫，皆氏也，易世則氏可變而姓終不變，同姓者不盡同氏，而同氏者亦不必同姓。大抵宗支之別，突厥族最為分明，哈薩克人詳陳世系時，得為下列之方式：
突厥種（race）——哈薩克族（nation）——中斡兒朵（orda）——欽察氏（tribe）——某某宗（clan）——某某支宗（subclan）——某某房（branch）——某某支房
漢族別大宗、小宗，說者已視為繁縟，以比突厥，則猶覺甚簡矣。齊姜，余曾證其為突厥族，崔、盧又春秋時姜姓著稱之二氏，突厥聘婦，須納厚禮，崔、盧之重視門第及嫁女受財，豈其猶葆突厥舊俗而流風被於他氏歟?
戰國撩亂，人戶流離，漢高已不自知其姓，後此人各以氏代姓，今所謂「姓」，即古所謂「氏」，是為我國種族混亂之第一次大變。所幸戰國至漢，各地陸續建設郡縣，郡縣大約依古代各氏族之住地為區域，人口即有遷徙，猶能各舉其原籍之郡名以作標識，如太原、隴西、安定、南陽、清河等，皆後世所謂郡望也。單舉姓氏以為稱，未識世系之同異，郡望即別宗支之一法，然歷傳愈久，胤裔愈多，則舊望之中，又生新望，故同一姓（氏）而郡望有多至三四十者（唐時張氏有四十三望，王氏有三十二望）。姓（氏）雖同而望不同，則幾與異姓無異，即如前引顯慶四年之詔，由今人言之，只有李、王、鄭、盧、崔五姓，而詔曰七姓者，因李有隴西、趙二望，崔有清河、博陵二望，惟郡望不同，故別為二姓。
一姓常不止一望，舉其著望，則目為故家（如李積自稱隴西李積），舉其不著，則視同寒畯，攀附宗枝之習，於是乎起。李敬玄，譙人，而與趙郡李氏合譜，（《舊書》八一）張說，洛陽人，而越認范陽，王縉望太原，而越認琅邪，此三人皆宰相也，猶必冒認名宗，正所謂勢利之見，賢哲不免，又何怪韓愈或稱昌黎，或稱南陽，致後世考證家聚訟不已耶。質言之，唐人冒宗，乃郡望統一之濫觴，五代再亂，人並郡望而忘之，由是李姓唯號隴西，王姓只知太原，同氏者便認同宗，不同氏者便如異宗，是為我國種族混亂之第二次大變。族姓之歧見，雖消滅於上層，又移植於下層，此論漢族發展史所不可忽視之一點。
唐人更有不同姓（氏）而相認為族者，杜甫稱唐使君、劉判官為族弟，（《少陵集》二一注）呂溫《上族叔齊河南書》，齊河南即齊映，齊、呂兩姓，依舊說同出於齊姜，故溫稱映曰族叔，又韓愈《送何堅序》「何於韓同姓為近」，（《昌黎集》二〇）蓋古風之僅存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