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史 · 第五節 宰相制度之屢變
唐承隋舊，以尚書、門下、中書三省長官（定製尚書令一員，侍中、中書令各二員）為宰相，位高者晉三公（太尉、司徒、司空）共議國政，然常不全置。武德初，太宗嘗為尚書令，自後臣下避不敢居，使其副左、右僕射代之，此宰相名位之一變。
官位循資而升為一般原則，苟官位未至，則雖有才識，不得與於參決大政之列，舊制之缺點一也。資位高者年齡常較高，保守性亦較重，事事因循，缺乏祛除積習之勇氣，舊制之缺點二也。太宗蓋有見於此，故量謀變通，如杜淹以檢校吏部尚書參議朝政（貞觀元年），魏徵為秘書監參預朝政（三年），蕭瑀為御史大夫參議朝政，戴胄為檢校吏尚，侯君集為兵尚參預朝政（四年），蕭瑀以特進參預政事（九年），劉洎為黃門侍郎參知政事（十五年），岑文本為中書侍郎專典機密（十五年），皆非三省長官而得參大政。然名稱有畫一之必要，故貞觀十七年蕭瑀為太子太保（從一），李世為特進（正二），並稱「同中書、門下三品」，因侍中、中書令皆三品故也。惟僕射本二品，自貞觀之後，僕射不帶此稱者僅知其本省之事，換言之，尚書省長官至此已完全退出宰相之列，所任者只執行之職務。同時，非兩省長官（侍中、中書令）而令預知政事者，必加「同中書、門下三品」之銜稱，迨大曆二年，侍中、中書令同升正二品，「同三品」之稱遂不復用，此宰相名位之再變。
永淳元年，黃門侍郎郭待舉、兵部侍郎岑長倩、秘書員外少監郭正一、吏部侍郎魏玄同並與中書、門下同承受進止平章事，同年，黃門侍郎劉景先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自後非侍中、中書令而執政者，率稱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此宰相名位之三變。
天寶亂後，充宰相者如資望稍淺，率以中書侍郎、門下侍郎（即兩省之副）或他官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中書令、侍中兩官常闕而不設。就班列言，侍中居中書令之前，就權力言，侍中在中書令之下，《通鑑考異》一二謂「天后、中宗時侍中疑在中書令之上」，於唐代官制，尚欠深究，別於《通鑑正誤》辨之。
兩省及其首長、副貳之名稱，又經過幾次改變，今以下三表說明之：
當此各個時期，隨曹名改變，充宰相者遂有「同東西台三品」、「同鳳閣鸞台三品」之別稱。
真宰相之數，通常止四、五員，景雲元年六、七月間，乃多至十七人（李嶠、韋安石、蘇瓌、唐休璟、張仁亶，張錫、裴談、劉幽求、李日知、薛稷、姚元之、韋嗣立、蕭至忠、趙彥昭、崔湜、崔日用、岑羲或宋璟），是為例外。若左右僕射當光宅元至神龍元間，曾易名文昌左右相，又開元元至天寶元間，曾易名左右丞相，均有相之名而無相之實。
三省職掌之大別，計中書草擬詔敕、批答，經門下省審查無誤，下於尚書省行之，署名先後，可舉建中元年及三年朱巨川告身為示例。（見《金石萃編》一〇二）凡國家重事，宰相亦常自起草，（參《曲江集》、《宣公集》及《會昌一品集》便見）而大部分則責諸中書舍人，舍人凡六員，正五品上。開元之末，中書務劇，文告多壅滯，始置翰林學士，選文學者充任，專掌內命，如拜免將相、號令征伐之類。然只是差遣，與舍人之為職官者迥異。自是訖大曆，任員無多，德宗以後，厥任始重，禮遇益隆，時人至號為內相。憲宗即位，始選學士中一人為承旨，宰相之任用，多出於其間。又揀宦官二人傳達口命，謂之樞密使（即宋代樞密使所本）。學士不拘資歷，上自諸曹尚書，下迄校書郎，皆得充，其階未至或高於中書舍人者，往往加「知制誥」之銜（《新·志》四〇言：「未知制誥者不作文書」，大誤）。茲列德宗至懿宗朝翰學與宰相統計比較表如次（其詳可參拙著《翰林學士壁記注補》及《補唐代翰林兩記》）：
武德、貞觀時代，已有以外官兼任宰相或宰相兼任外官者。（如《新書》六一，武德二年，黃門侍郎、涼州總管楊恭仁遙領納言，又貞觀元年八月，中書令宇文士及檢校涼州都督）天寶以後，此風益盛，通謂之使相。就事實言，可分為性質不同之兩類：（甲）本為宰相，因事奉使外出（如至德元年十一月，崔渙為江南宣慰使），或出兼外官（如廣德至大曆間之王縉），回朝時仍可知宰相之事者。（乙）方鎮官已高，乃加宰相虛銜以寵之（如至德元年八月，郭子儀為靈武長史，李光弼為北都留守，並同平章事），即來到京師，仍不能知宰相之事者，此項授官，晚唐至濫，通常加「檢校」字樣以示別。（《容齋三筆》載，光啟三年十一月中書門下牒，列檢校左僕射一人，檢校司空八人，檢校司徒八人，檢校太保三人，檢校太傅一人，檢校太尉三人，檢校太師一人，皆帶平章事；檢校太師兼侍中一人）
說至此，吾人更須知唐代相將並無顯然之分途，武后朝如岑長倩、張光輔、婁師德、張仁亶（即仁願）、狄仁傑、唐休璟、魏元忠，皆以宰相而提兵，其例甚多。後此，玄宗朝有薛訥、王晙、張說，肅宗朝有房琯、張鎬，與夫裴度之平淮蔡，白敏中之徵党項，都是科舉文人而出將入相（屬於唐末者不再詳舉），未見得邊鎮大帥「非蕃將莫能勝任」。抑德宗之後，宰相拔自翰林學士者固多，但以蕃族而位兼將相者，天寶後卻有李光弼、李正己、李寶臣、李抱玉、李光顏、李克用、王思禮、王鎔、僕固懷恩、烏重胤、渾瑊等十一人。反之，太宗時蕃將雖不少，並無一人作過宰相。所謂將相蕃漢進用之途遂分歧不可複合者，殊無以解於上述之事實也。
中唐後經濟困難，又嘗以宰相兼知財政，如判度支、勾當度支、勾當轉運租庸度支，皆其務也。此外如太清宮使、太微宮使、集賢殿大學士、監修國史等，亦常為晚唐真宰相之帶銜，無關實權，故不繁記（晚唐首相常兼太清宮使，次弘文館大學士，次監修國史，又次集賢殿大學士，見《退朝錄》）。
吏部之考功郎中主判京官考，員外郎判外官考，（見舊、新《官志》）宰相亦在被考之列。李德裕嘗與武宗言：「開元初，輔相率三考輒去，雖姚崇、宋璟不能逾，至李林甫秉權乃十九年，遂及禍敗，是知亟進罷宰相，使政在中書，誠治本也。」（《新書》一八〇《德裕傳》）朱禮云：「獨不言房玄齡相太宗十八年，魏徵亦十四年，何害其為治哉?」因譏德裕言論苟發，不當事理。（《事箋》一）然須知駕御之術，存乎其人，有太宗之英明則可，不能一概論也。士大夫習性，往往徇私恩而輕公義，當國太久，門生故吏，或布滿朝廷，即宰相有過，不敢言或不願言，更無論植黨營私，釀尾大不掉之弊矣。亟進退則人思有為，可減少日久玩生之偏差，故德裕之論，亦適合於舊日之中國。
最後，侍中等職何以轉為宰相之任，亦有尋究之必要。元朱禮云：「唐以中書、僕射、侍中為三省官，此蓋漢世宦官褻臣之稱，而以命宰相，此儒者所以譏也。」（《事箋》一）余按周金銘參預王之頒獎者「宰」最多見，又「善夫」可出納王命，宰之義為屠殺，最初當是代遊牧部落酋長司宰牲之專藝，膳夫則供奉飲食，維時宦制未興，助酋長為理者無非四周執事之人。《元史·兵志》云：「預怯薛之職而居禁近者，分冠服、弓矢、飲食、文史、車馬、廬帳、府庫、醫藥、卜祝之事，悉世守之，雖以才能受任使服官政，貴盛之極，一日歸至內庭，則執其事如故。至於子孫無改，非甚親信，不得預也。」職是之故，蒙古聖旨必署當值怯薛之名字。吾人試上溯西周，下觀蒙古，相隔二千年而大致相似，自無怪乎中古命相之不倫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