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史 · 第四節 貞 觀 之 治

貞觀之相，盛推房（玄齡）杜（如晦），然「求所以致之之績，逮不可見」。（《新唐書·房杜列傳贊》）考如晦作相，前後未及二載（貞觀二、三年）。貞觀二年，太宗謂房、杜曰，公為僕射，當為朕求訪賢哲，比聞聽受辭訟，日有數百，安能有暇求賢哉?因敕尚書省細務皆付左右丞。（《貞觀政要》三）三年，謂侍臣曰，中書、門下，機要之司，詔敕如有不穩便，皆須執論，比來唯覺阿旨順情，若僅署詔敕，人誰不堪?自今有不便處，必須執言，無得畏默。（同上一）又八年，責玄齡等干問北門營造之事，玄齡拜謝，為魏徵所糾。（同上二）凡此數事，皆可反映房、杜相業之程度如何。唐柳芳有言：「帝定禍亂，而房、杜不言功」，又《新書·長孫後傳》載後曰：「玄齡久侍陛下，預奇計秘謀」，近人謂奇計秘謀指奪嫡，大約房、杜二人之得名，當指太宗在藩日參謀帷幄也。 貞觀之治，有人以為太宗系用相對減輕對農民的剝削和壓迫的方法，以求鞏固統治權；簡言之，就是「為君之道，必須先存百姓」，立論固無不合。然試檢閱我國全部封建歷史，凡手自創業或稍知民間疾苦之君主，未嘗不多少注意到「民為邦本，本固邦寧」之格言，民重君輕，只是一個大原則，究其如何能達到此目的，自有詳細的條件，例如： （一）從諫如流 論守天下難易曰：「任賢能、受諫諍即可。」（《政要》一）又曰：「人慾自照，必須明鏡，主欲知過，必藉忠臣。」（同上四）又曰：「人之意見，每或不同，有所是非，本為公事，或有護己之短，忌聞其失，有是有非，銜以為怨。或有苟避私隙，相惜顏面，……難違一官之小情，頓為萬民之大弊。」（同上一，參《廿二史劄記》一九）質言之，即能夠接受批評，輔助的不是一兩個宰相而是許多人物。 （二）量材器使 「前代明王，用人如器。」（《政要》三） （三）居安思危 「治國與養病無異，……天下稍安，尤須矜慎。」（同上一） （四）審慎法令 「法令數變，則吏得為奸，宜詳慎而行之。」（《通鑑》貞觀十） （五）不以察察為明 論隋文云：「性至察而心不明，夫心暗則照有不通，至察則多疑於物。」（《政要》一） （六）不主嚴刑而治 「去奢省費，輕徭薄賦，選用廉吏，使民衣食有餘，則自不為盜，安用重法。」（《通鑑》武德九）同時又不主輕縱奸惡，嘗謂侍臣曰：「古語有之，赦者小人之幸，君子之不幸。……夫養稂莠者害嘉穀，赦有罪者賊良民，故朕即位以來，不欲數赦，恐小人恃之，輕犯憲章故也。」（南宋葛洪《涉史隨筆》） 其自我檢討之五事：一不疾勝己之善，二能棄短取長，三敬賢而憐不肖，四不惡正直之士，五愛外國人如本國人，（《通鑑》貞觀二十一）尚有自知之明，欲觀其全，則吳兢之《政要》具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