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史 · 附錄一 試用辯證法解說隋史之一節

辯證唯物論及歷史唯物論為目前亟須探究之一種科學，其學固甚精深，非倉卒可以卒業，要非令人不能了解之學問。一般所條論，雖多限於整個社會及社會經濟，實則一切現象，屬自然的或人事的，無不可應用辯證法以觀察其因果。今姑就拙編《隋唐史》之一節，作試探性解釋，或可供同學討論之資料也。為欲閱者明了本事之始末起見，特先摘錄如下： 我國之絲絹輸出，本亞洲一重要商業，其取道大概有三：（1）向西出粟特（即康國一帶）者最古之商道。（2）從今外蒙古經新疆之北以出中亞者，匈奴所取之道。（3）通南洋及印度諸港之海道。當時主要顧客，多波斯及羅馬人，居間轉販者則中亞之粟特商隊及行走印度洋之海舶。 東羅馬人慾掃除波斯從中剝削之害，Justinian帝在位時（五二七—五六五），曾試培蠶種而未獲成功，乃謀諸阿拉伯西面土人，求與印度諸港直接交通，波斯人知而沮之，並設法妨礙陸上之轉運，以遂其專利操縱。 粟特商之經營陸路販絲者，當噠被突厥所滅，即請其新君室點密可汗，向波斯要求，准彼輩在波斯轄境內販售絲帛，可汗許之，遣使赴波斯（約五六七年前）。波斯王Nushirvan不允，且多方毒殺突厥來使，由是二國交惡。 粟特商又慫恿可汗，謀東羅馬的銷場；有一商人名Maniach，於五六七年底行抵東羅馬都城，呈突厥文可汗書，外附許多繒帛，略言突厥分為四部，大權操於室點密，翌年初，東羅馬帝Justin（五六五—五七六）遣使Zemark報聘，至可汗所駐之白山（當今庫車北特克斯「Tékés」流域，即伊犁之東南）。可汗帳幕，飾以雜色綢緞，陳列許多金器。維時可汗往擊波斯，兵折無功，由是突厥、東羅馬間軒交錯。五七一年，突厥使要求Justin帝撤廢九年前與波斯所立條約，卒如願以償，遂演成東羅馬、波斯間之廿年戰爭（五七一—五九一）。 我國與突厥境壤毗連，而突厥又與波斯、東羅馬相通接，故中華、突厥、波斯、東羅馬四個民族，是直接的或間接的互相依存，互相制約，有其最簡單之聯繫。 我國對匈奴或突厥，給以大量繒帛之歲幣或賂遺，如前、後《漢書》所載： 自漢高帝至景帝，歲奉匈奴絮繒等各有數。 宣帝甘露三年，呼韓邪單于來朝，賜錦繡等八千匹，絮六千斤。 成帝和平四年，單于來朝，加賜錦繡繒帛二萬匹，絮二萬斤。 哀帝元壽二年，單于來朝，加賜錦繡繒帛三萬匹，絮三萬斤。 光武建武廿六年，賜南單于繒布萬匹，絮萬斤；元正朝賀畢，遣單于使還，賜彩繒千匹，又賜單于母、妃等繒彩合萬匹，歲以為常。 北朝對突厥饋贈之數目，史文雖無明載，但觀他缽可汗「但使我在南兩兒（指北齊、北周而言）孝順，何憂無物」之語，則其數不菲，贈物之內，又必以繒帛為最大宗。有如是巨額的特別歲出，自然刺激到絲絹之增產。中行說云：「匈奴人眾不能當漢之一郡，然所以強之者，以衣食異，無於漢，……其得漢絮繒以馳草棘中，衣褲皆裂弊，以視不如裘堅善也。」（《漢書·匈奴傳上》）繒帛非漠北所適用，即不得不向別一方面謀銷路，國際之絲絹貿易，由是而興，東西的全面或部分交通，日在發展及變化。在歐洲方面，則引起服用奢侈的習慣，故當公元初期，羅馬Tiberius帝（一四—三七）已令禁男子服絲服。自是而試培蠶種的發展（Justinian帝因印僧人之獻策而試養，五六八年，JustinⅡ帝曾以育蠶技術出示突厥使臣），絲織工業的發展（較前者如波斯、敘利亞及十三世紀之義大利），改良蠶種的發展（如近世之日本），人造絲代替的發展，所有一連串的事實，均以我國絲絹輸出為遠因，此一連串之發展，又造成一連串的聯繫。 突厥人或粟特人以中國絲絹運往西方，自然地要求較多的利潤，東羅馬銷售絲絹，亦自然地要求較低的價格，反之，波斯人處居間地位，又自然地要求操縱而向突厥、東羅馬兩方施行其剝削政策。由是三方面發生敵對及外在矛盾，演成突厥、東羅馬直接交際的現象，東羅馬謀直通印度諸海港的現象，波斯毒殺突厥使臣，引起兩國交惡的現象，最末，遂演成東羅馬、波斯兩國的廿年鬥爭。甚而後來好望角探航之發展，仍可視東羅馬求通印度為最遠的引線。總言之，因矛盾而促成事態之發展，此一連串的事實，又是互相聯繫。 我國往日，根於夜郎自大及短視的緣故，每遇外國使者（或者只是商人）來到，輒大書特書，以為慕義向化（固然有一部分是例外的）。然早在西漢，已有人指出此種掩飾行為，杜欽曾言，罽賓「今悔過來而無親屬貴人，奉獻者皆行賈賤人，欲通貨市買，以獻為名」。（《漢書·西域傳》）以言我國輸出，在古代莫要於繒帛，故絲絹貿易，實與中外交通之發達互為聯繫。 由此看去，用辯證方法來了解歷史之變化，尚非極不容易之事，竊以為最難之點，還是整個事實之搜羅、與夫方法運用之得當；譬如看見中、突關係而未看見突厥與西亞的關係，或只看見西亞與突厥的關係而不看見中、突的關係，單憑片段的材料和主觀的意識，以行推斷，便很容易取得一個錯覺。達爾文之能夠造成翻天覆地的發見，全靠其搜采實例之極多，舉一斯可以反三矣。 一九五〇、一、三〇、中大北軒。 授課之翌日，見斯特羅果維契引列寧之言云：「辯證邏輯則要求我們更往前進。要真正了解一個對象，必須考察、研究它的一切方面、一切聯繫和『媒介化』，這是第一。」（一九五〇、一、卅一、《南方日報》轉載《形式邏輯與唯物辯證法》）又羅遜塔爾云：「研究唯物論辯證法及其規律的本身，並不是、也不能是自滿自足的目的。默誦和明白辯證法的基本原理，並不是一件難事。但真正馬列主義的了解辯證法，起碼是要視辯證法為認識的工具和革命鬥爭的工具。」（新華版岳譯《唯物辯證法》二〇五頁）是皆可以補前說所未備，因掇錄於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