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史 · 第十九節 義 師 蜂 起
隋亡以經濟崩潰、農民起義為主因，無待再論。然「內憂外患」與革命相影響者尚有二事：其一為楊玄感之變，已見前十七節，其二為雁門之圍。初，東突厥啟民汗卒，子咄吉世立，曰始畢可汗，表請尚義成公主，詔從其俗，部眾漸盛，裴矩獻策，欲分其勢，又誘殺始畢謀臣史蜀胡悉，始畢憾之，大業十一年八月，乘帝北巡，圍帝於雁門，官軍頻戰不利。帝惶懼，欲潰圍，群臣諫止，乃征諸郡率兵赴難，並遣使馳告義成公主，幾及一月，突厥始解圍去，然其聲勢益張。玄感父素，本帝之死黨，啟民事隋亦極恭順，經此兩役，隋之聲威於是一落千丈，帝復撤廢總管（見前三節），地方軍務須秉承中央意旨，遠水不濟近火，「郡縣微弱，陷沒相繼」，（《隋書》七一《楊善會傳》）不為無因。
《新唐書》一著錄之隋末群雄，計四十八人，然合諸《隋書》及其他記載，實不止此，惜其歸併降滅，多不可知。茲就煬帝被弒之前見於史冊者，略依起事年份及地域，次為簡表如後：
一、京畿及關西
二、山東西及河南（古之山東，即今之河北）
三、東南及長江流域
四、嶺南
以上共百餘人，山東西及河南占其過半，蓋三伐高麗，最為荼毒，大河南北，受害極烈，故民眾起而抵抗者亦特多。就中白榆妄、王須拔、魏刀兒、劉武周（均《隋書》四）、郭子和（《元和志》四）、竇建德（《舊唐書》一）、薛舉、李軌、高開道（均同上五五）、梁師都、劉季貞（均同上五六）、張長遜（同上五七）、王世充（《通鑑》一八八）等，因接近北邊，恐強敵拊背，往往連好突厥，或且受其官命，倚以自重。即李淵（唐高祖）起太原，亦卑辭厚幣，改書為啟，乞借馬匹，及突厥使來，禮見於晉陽宮東門之側舍，不惜一時屈辱，他復何論。大抵始畢兄弟雖欲釋憾於隋煬，亦欲效他缽故智，挾隋以自重（周武帝建德六年，既滅北齊，范陽王高紹義奔突厥，他缽舉兵南向，聲言與高寶寧共立紹義作齊帝，為其報仇，見《北齊書》一二《紹義傳》），故宇文化及敗後，處羅可汗即遣使往竇建德處，迎取隋煬之蕭後及其孫政道，處之定襄，號政道，為隋王，凡中國人沒入北蕃者，悉配之以為部落。（《隋書》五九《齊王暕傳》）李淵起兵之初，與始畢書云：「我今大舉義兵，欲寧天下，遠迎主上，還共突厥和親，更似開皇之時，豈非好事?且今日陛下（指隋煬言）雖失可汗之意，可汗寧忘（隋）高祖之恩也。若能從我，不侵百姓，征伐所得，子女、玉帛，皆可汗有之。」（溫大雅《創業起居注》一）蓋已窺突厥之隱，不敢昌言亡隋，一面又以子女、玉帛餌之，免其乘我後也。
群雄出身，多不可稽考，知其曾為隋朝官吏者有梁師都、薛舉、李軌、郭子和、劉武周、翟讓、李密、羅藝、時德叡、朱粲、蕭銑等十餘人。桑門（即沙門）一人（向海明），稽胡三人（劉步祿、劉苗王、劉季貞），中亞胡二人（何潘仁、王世充），就中世充乃安祿山一流，覬覦漢土，不得與於義師之列。
群雄中可紀者：王薄據齊濟之郊，自稱知世郎（言事可知矣），又作《無向遼東浪死歌》以相感動，避征役者多往歸之。（《通鑑》一八一）
劉霸道家平原東之豆子䴚，累世仕宦，資產富厚，食客常數百人，及義師起，有眾十餘萬，號阿舅賊（同上；按即《隋·本紀》之李德逸一支）。
餘杭民劉元進起兵應楊玄感。會帝發三吳兵再征東，兵皆相謂曰：「往歲天下全盛，吾輩父兄征高麗者猶大半不返，今已罷弊，復為此行，吾屬無遺類矣。」由是多亡命，郡縣捕之急，聞元進舉兵，亡命者雲集，旬日間眾至數萬。（《通鑑》一八二）
章丘杜伏威起事，年十六，每出則居前，入則殿後，故其徒推以為帥。伏威使人謂下邳苗海潮曰：「今我與君同苦隋政，各舉大義，力分勢弱，常恐被擒，若合為一則足以敵隋矣。」海潮即帥眾降之。隋將來整擊伏威，伏威敗，其將西門君儀之妻王氏勇而多力，負伏威逃，更有壯士十餘人衛之，與隋兵力戰，由是得免。（同上）伏威常選敢死士五千人，稱為上募，寵遇甚厚，攻戰輒令先擊之，戰罷閱視，有傷在背者即殺之，謂其退而被擊也。獲得資財，皆以賞軍，故人自為戰，所向無敵。（同上一八三）
較特出者為竇建德及劉黑闥。建德，漳南人，高麗之役，以勇敢選為二百人長。同縣孫安祖亦被選徵士，安祖辭以家為水漂，妻子餒死，縣令怒笞之，安祖刺殺令，匿建德家，官司蹤跡至，建德謂安祖曰：「丈夫不死，當立大功，豈可但為亡虜耶。」乃集少年數百人，使安祖將之，入高雞泊。郡縣疑建德與群雄通，收其家屬悉殺之，建德亡歸高士達。久之，安祖為張金稱所殺，餘眾盡歸建德，兵至萬餘。建德能傾身接物，與士卒均勞苦，由是人爭歸附，為之致死，擁兵十餘萬，大可有為。卒以違勢愎諫，舍易（收河東）取難（救王世充），一戰被擒，起軍六年而滅。黑闥初隸建德，建德敗，據其故地，為秦王世民（太宗）所破，奔突厥。既而借突厥兵入寇，武德六年二月，建成、元吉合兵敗之。
割據稍久者唯梁師都，屢引突厥入寇，並為主謀，頡利之直逼渭橋，固其計也。使諸附突厥者皆如師都所為，中國之統一，必大受妨礙。貞觀二年，太宗乘頡利政亂，遣柴紹等攻之，其部將斬師都以降，自起至滅，凡十二歲。
坊間舊說部盛陳瓦岡寨（在東郡界）之績，然言其人物，則有李玄霸，此太宗之弟也，事已不可信。（「四十八路煙塵」似因《新唐書》舉出四十八人而發生）秦瓊（叔寶）、程咬金（知節）、單雄信等雖嘗事李密，然未必皆瓦岡舊人（如秦瓊）。翟讓既破隋將張須陁，便欲「還向瓦岡」，則亦陳勝之流而已。
陳寅恪《述論》謂宇文泰所創之關中本位政策，經北周及隋，維持至於唐初；政策之最主要者曰府兵制，「唐代在關中本位政策即內重外輕之情形未變易以前，其政治革命惟有在中央發動者可以成功。」（一五及五一頁）按內重外輕，莫如煬帝，其時府兵制又未破壞，依陳氏之論，宜若煬帝時地方革命無成功之望，而煬帝竟為地方革命所推倒（煬之被弒，實由革命勢力所促成）。由是，知地方革命之成功與否，別有其主要原因，不繫於所謂「關中本位政策」。
大致言之，革命軍之共同目標，最初是推翻專制魔王。迨隋煬喪身，目標猝失，除去少數利用時機別有野心者外，一般人憤氣驟平，急思安靜；且其認識限於時代性，無能衝破嚴固的封建關鎖，提出新政策、新口號以相呼召，或困於鄉土思想與地盤思想（如《中國農民革命史話》一六六頁所云），或則舉棋無定，進退失據（如《中國農民革命史話》一四六—一四九頁之批評建德），全局遂轉入混亂與割據時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