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史 · 第十六節 西 樂 輸 入

向達引《毛詩傳》：「東夷之樂曰，南夷之樂曰任，西夷之樂曰侏離，北夷之樂曰禁。」證外樂傳入中國，其來已久，斥舊說魏、晉後雅樂始雜胡聲為不信，更進論張騫傳入之《摩訶》、《兜勒》二曲，摩訶應maha之對音。徐嘉瑞云：「據《天問》，啟棘賓商，《九辯》、《九歌》注，啟所作樂也。……《大荒西經》，赤水之南，流沙之西，有人……乘兩龍，名曰夏後開，開上嬪於天，得《九辯》、《九歌》以下，是《九歌》非南方樂歌而為西方樂歌。流沙之西，赤水之南，正夏民族文化發源之地。……西方文化，自古代已影響南方，故屈原《離騷》、《天問》多用西方之神話與山川也」。按我國上古之樂，西方學者曾認其含有西方色彩，蓋周族東來，並挾其原有之樂器，洎東周擾亂，樂師奔散，（見《論語》）制器失傳，至於中古，乃有待於再度輸入。質言之，此一問題之重點，在乎是否我華族之原有或原無，不在乎中西之區別。 涉此，又不能不略為五音、七音之討論。古文《尚書》之「五聲」，王西徵以為形成在《論語》之後，《左傳》昭公廿年之「七音」，彼又以為其書比《公》、《穀》、《國語》更晚出，惟因「五音」及「徵」、「角」均見《孟子》，遂謂五音之音名，在此時候已完全成立。顧上述各書之年代先後，不易斷然排定，故其持論實近於閃鑠。七音究何時成立，應以三分損益法為標準；考三分損益法初見《管子·地員篇》，王氏擬為產生在戰國末期（約公元前三紀），比之彼氏（Pythagoras，約B.C.582—B.C.500）倡制，已後三百年。《管子》以何時寫定，今不必論，最須了解者，先秦子家率綜集前輩言論以成書，不能硬定寫出的年代為學說初立的年代，尤其是，寫成書說往往落後於事實頗遠，此由前節論中古印刷術發明，亦可見之。王氏結論云：「倘認中西的相同並非偶然，則中國很有受西方影響之嫌疑」，恰足與前段各論相發明。 進至六朝，西域音樂更迭輸入，北齊後主，尤賞胡聲，曹妙達、安未弱、安馬駒之徒，至有封王、開府者。周武帝時，龜茲人蘇祇婆從突厥皇后入國，論樂有七調，一娑陁力（猶言平聲），二雞識（長聲），三沙識（質直聲），四沙侯加濫（應聲），五沙臘（應和聲），六般瞻（五聲），七俟利箑（斛斗聲）。開皇之始，慕古情深，曾詔群臣集議正樂，然昧於聲律，久無所成，乃定令置七部樂，一國伎，二清商伎，三高麗伎，四天竺伎，五安國伎，六龜茲伎，七文康伎。大業中，改定以清樂、西涼、龜茲、天竺、康國、疏勒、安國、高麗、禮畢為九部樂，茲概述如下： 1.清樂 即清商三調，並漢來舊曲，隋文以為「華夏正聲」。其樂器十五種中有琵琶（古波斯文barbat，即曲項琵琶，參下文）、箜篌（突厥語qungxau，qungqau，豎箜篌與西方之harp相近）；按劉熙《釋名》云：琵琶出於胡。又箜篌即漢武祠太一、后土之坎侯，《史記·封禪書》作空侯，《後漢書》二三靈帝好胡服、胡箜篌，宋謝康《樂要字苑》雲，箜篌胡樂也；然《太平寰宇記》二中牟縣條稱「箜篌城在縣東南二十里，昔師延造箜篌以悅（鄭）靈公」（《水經注》卻以師延為紂時人），此即前言再度輸入之現象。 2.西涼 後涼（呂）、北涼（沮渠）時，變龜茲聲為之，號為秦漢伎，魏、周之際，遂稱為國伎。然曲項琵琶，豎頭箜篌之類，並出自西域（或雲，曲項琵琶從西亞經中亞傳來），此外五弦琵琶（或單稱五弦，比琵琶多一弦）、銅鈸及大小篳篥（又作觱篥，《通典》雲，本名悲篥，出於胡中，按即笳管。李頎《聽安萬善吹觱篥歌》：「南山截竹為觱篥，此樂本是龜茲出。」）均從西方輸入。 3.龜茲（Kucˇa） 起自後涼呂光滅龜茲。周武時，國人蘇祇婆來，所奏一均之中，間有七聲，及開皇中，其器大盛於閭閈，此派知名者有曹妙達、安進貴等，煬帝時樂正白（帛）明達，蓋亦龜茲之後。 4.天竺 起自前涼張重華。 5.康國（Samarkand） 起自周武時突厥皇后。 6.疏勒。 7.安國（Boxara） 均起自後魏。 8.高麗 起自北魏平北燕（馮）。 9.禮畢 據《隋書》言，出自晉庾亮家，亮諡文康，故稱為文康樂，殊不可信。《列子·湯問》：「秦之西有儀渠、文康之國」，「文康」實即古康國名稱Markand之音寫，與上康國樂為復出也。每奏九部樂終，則陳之，故又稱禮畢。 由上言之，自1至9，均為西方或參雜西方之樂，高麗樂器十四種，有臥箜篌、豎箜篌、琵琶、五弦、笛（從西域傳入）、小篳篥（出自龜茲）、桃皮篳篥及要月鼓（從西域傳來），則亦非純東方之樂也（參陰法魯《從敦煌壁畫論唐代的音樂和舞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