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佛教史稿 · 第五章 隋唐佛教之傳布
佛法之東來，先由西漸，而迦濕彌羅（大月氏）諸地首被其澤。其後轉而東漸，於是于闐、龜茲諸地亦為重鎮。由此傳入中原，至南北朝廣被全境，因而中華亦為傳法之中心，迨隋唐而傳布甚廣。惟其布教之史實，常闕不能詳考。今分四事述之，一西方之突厥（回紇）、西藏；二東方之朝鮮、日本。
突厥民族起自西北。在突厥強大以前，西北一帶以柔然為最強大，來自北方占領西域，並侵入于闐，但亦染佛化。南齊沙門法瑗之兄法愛，解經論，兼數術，為芮芮（柔然）國師，俸以三千戶，可見奉佛法之虔敬（見《高僧傳》卷八《法瑗傳》內）。至魏永平四年（511）九月，蠕蠕（柔然）可汗遣沙門洪宣奉獻珠像，其時突厥已漸強大。至魏廢帝元年（552），突厥主大破茹茹（柔然），後有其地，自立為伊利可汗。其後突厥民族勢力廣被西北，西至羅馬，北出沙漠，東與中原接壤，今新疆、青海、蒙古皆屬之，其原信宗教不詳，或為二元宗教。然其民族既散居西域各地，于闐、龜茲等均為佛國，突厥自亦同化。據我國史籍所傳，則其與佛法之交涉，始自佗缽可汗時。一，《隋書》謂北齊有沙門惠琳，被掠入突厥，勸佗缽可汗信佛，遂立寺求經（見卷八十四《突厥傳》）。二，《北齊書·斛律羌舉傳》，謂劉世清能通四夷語，為當時第一。後主（565）命之作突厥語，翻《涅槃經》以遺可汗，勅中書侍郎李德林為之序。即此二事，可見突厥族原不信佛教，至此因與中原交涉而漸知尊仰。約在同時（約在周保定四年，即565）沙門道判結伴西行，先至高昌，謂是小蕃，附庸突厥。又請國書至西面可汗所。彼土不識眾僧，將欲加害，增人防衛，不給糧食，又不許出拾掇薪菜，但令餓死。有周國使人諫可汗曰：「此佛弟子也。本國天子、大臣敬重供養，所行之處能令羊馬滋多。」可汗歡喜，日給羊四口，以充恆食。判等放之，而自煮菜進啖。然竟不令西去，遣人送還。（見《續僧傳》卷十四《道判傳》）可見當時突厥不信佛法。又北天竺那連提黎耶舍東來，到芮芮國，逢彼國為突厥所破（552—555），乃北至泥海，南距突厥七千餘里。復以北齊天保七年（556）至鄴京，譯經行化。並住突厥客館，勸持六齋，羊料放生，受行素食。（見《續僧傳》卷二）此亦可見突厥當時之尤未信佛法也。然周武毀法以後（574），北天竺闍那崛多與其師避難西行，為突厥所留。其師滅度，崛多隻身寄居。賴北狄君民，頗弘福利。因斯飄寓，隨方利物。時有北齊僧寶暹等十人取經東歸，回至突厥而齊亡，亦投彼國，因與同處講道。（見《續僧傳》卷二）可見突厥在此年中，漸信佛法。及至唐初，中天竺沙門波頗聞北狄（突厥）貪勇，未識義方，法藉人弘，敢欲傳化，乃與道俗十人輾轉北行，達西突厥葉護（統葉護）所，以法訓勖。曾未浹旬，特為戎主深所信伏。日給二十人料，旦夕祇奉。同侶道俗，咸被珍遇。生福增敬，日倍於前。（見《續僧傳》卷三）然在唐玄奘西遊至突厥，其王葉護可汗仍未見其大興佛法。蓋突厥民族信仰頗雜，景教、摩尼教、回教、佛教均有徒眾，而其大部當仍信突厥固有之宗教。乃至唐朝中葉，回紇之勢張，繼領西域土地。其民族盛行摩尼教，然後亦奉佛法。近來在新疆各地發見一種佛典文字，為突厥語言，以回紇字母書寫。此類回紇經典，常自漢文佛經重譯，如其《金光明經》之大乘作Taising等。蓋唐時中印交通大開，印度、唐朝僧人均傳教西域而有影響。就新發現之文字及建築遺蹟，均可證明，茲不詳敘。
西藏佛教謂始於棄宗弄贊。此王自印度傳入佛教，然亦受唐朝之影響。蓋唐太宗時，尚文成公主，公主勸王信佛。唐有玄照法師往西域，到吐蕃國，蒙文成公主送往北天（見《求法高僧傳》）。至唐玄宗時，棄隸蹜贊又大興佛教，實奠西藏佛教之基礎。且傳謂此王尚唐宗室女金城公主，故悔武事弘佛法雲。約在唐時至宋初，西藏佛典蓋有譯自漢文者，如法成（事見前）翻圓測法師之《解深密經疏》，其最著者也。但西方諸族，因地近印度，其佛教自以受印度之影響為多。而朝鮮、日本則因在極東，故恆由中華傳法焉。
今日遼東、朝鮮一帶，相傳在西漢時分為新羅、高麗、百濟三國。高麗領有遼河流域。我國佛教於西晉時流行河北，高麗壤地接近，當亦漸沾法雨。《高僧傳》謂晉沙門支遁有與高麗道人書，稱道名僧竺法深。此為高麗有佛法之我國最早記載（時約在374年以前）。據《三國遺事》，則謂高麗小獸林王即位二年（即晉咸安二年，372），符堅遣使及僧順送來經像。又二年僧阿道來自晉，其明年創肖門寺置順道，伊弗蘭寺置阿道。是為高麗有佛法之始。而百濟枕流王即位時，即晉太元九年（384），胡僧摩羅難陀至自晉。明年為之創寺度僧，是為百濟有佛法之始。而新羅佛法，則謂始於納祇王時（417年以後）。此項記載多雜許多神話，確否難定。而《高僧傳》又曰：「釋曇始在晉孝武太元之末（396）齎經律數十部，往遼東宣化，顯授三乘，立以歸戒，蓋高句驪聞道之始也」云云。此曇始者即《魏書·釋老志》之惠始，《魏書》不紀此事。且高句驪在支遁時已有道人（僧人也），其始傳佛法或早於此也。惟三國佛教系在我國兩晉時傳人，應無可疑也。
惟新羅佛法之盛，當歸功法興大王（梁天監十三年即位，514），《三國遺事》及《海東高僧傳》詳敘之。法興王之後為真興王（法號法雲，《海東僧傳》記其事），有僧覺德入梁求法，是為入學之始。於真興王十年（549）與梁使齎舍利還。《海東金石苑》載真興王《巡狩碑文》，有曰：「隨駕沙門道人法藏、慧思」云云，亦可證其弘法（時在陳光大二年，568）。遼僧僧朗三論宗大師，則系高麗人。而在北齊武平七年（576），高麗王深懷正法，崇重大乘，欲播釋風，被于海曲。然莫測教法始末緣由，遣僧向鄴，啟所未聞事，沙門法上答之（見《續僧傳》卷八）。梁大同七年（541），百濟遣使取《涅槃》等經（見《南史》卷七十九《百濟傳》）。在隋開皇時，百濟王禁殺，謂亦弘法之名王（見《遺事》卷三）。至唐初，高麗王弘道抑佛，然不久而唐滅百濟並及高麗（在高宗時）。後新羅強大，遂占有三國之地。
新羅於覺德入華求法之後，我國陳時又有智明及明觀前後來求法。明觀與陳使劉思俱還，送經論一千七百餘卷。又有圓光者，入陳聽莊嚴旻公弟子講，廣研三藏數論，習《成實》、《涅槃》。住蘇州虎丘山，講《成實》及《般若》。陳亡後入長安，研《攝論》。後歸國行化，卒於貞觀四年。有弟子圓安求法北方。（二人均見《續僧傳》卷十四）在隋時，有曇育、安含（亦作宏）來學。育居隋七年。含與天竺烏萇國僧毗摩羅真諦及農伽陀、摩足羅國佛陀僧伽偕至新羅，西域胡僧直至雞林（據云為新羅王朝之名），蓋自茲始也。（見《海東高僧傳》卷二）而在唐時，據義淨《求法高僧傳》，新羅之西行者，有阿離耶跋摩及慧業學於那爛陀寺，玄太、玄恪在大覺寺，又有慧輪在印度學《俱舍》，又有新羅僧二人航海西行中途疾卒。《三國遺事》及《海東僧傳》謂另有玄游西遊，惟不見義淨書中。可見唐時彼土求法之盛。
但新羅佛法，仍得自我國，事繁不能詳也。惟最要者則為傳中國之宗派，其可考者有四：
（一）天台宗。南嶽慧思有弟子玄光，受《法華安樂行門》，證法華三昧，後歸國行化。而高麗釋波若，亦曾入天台山受智者教。至五代時高麗義通，為天台宗羲寂弟子，弘其教，推為第十六祖。宋初天台典籍散失，而高麗諦觀乃反送其國所存者來華也。
（二）法相宗。玄奘弟子新羅人有圓測、元曉，又有順憬，亦深服玄奘之學。圓測為法相一大家，然未返國。順憬善因明，元曉亦善華嚴，並歸國弘教。其後新羅有太賢者，著述甚多，頗重圓測之學。可見東海法相宗固流行也。
（三）華嚴宗。此以唐初義湘為中心，元曉與之偕來，至長安，曉學於玄奘，湘學於智儼。智儼華嚴宗之大師，居於終南山，海東人當聞其名。義湘以外，有慈藏大師，貞觀十二年與門人僧實等受敕入唐（《三國遺事》卷三作十年），謁五台至終南，十七年攜藏經一部還國；有崇濟，曾遇導善，後入五台受戒；有真定，就終南山義湘學；有勝銓，受學賢首，均似此宗人。蓋因均多到終南五台也。惟慈藏弘律，或學於道宣耶？義湘歸國後，講《華嚴》於錐洞（門人智通作《錐洞記》），弟子有十大德。賢首國師曾致書曰：「如來滅後，光輝佛日，再轉法輪，令法久住者，其唯師乎。」（見《三國遺事》，並《圓宗文類》）可見其深為時所重。及至宋時，高麗王子義天偏弘此宗。可見其流行悠久，茲不具詳。
（四）禪宗。在唐玄宗時，新羅無相禪師學於智詵及其弟子處寂。詵五祖弘忍之弟子也。晚唐、五代以及宋朝，海東來傳法者甚多。茲就《金石苑》所載，知有神行（北宗普寂弟子），道儀（受學江西宗馬祖道一弟子西堂智藏），慧昭（從江西宗神鑒），無染（馬祖門下如滿之弟子），圓鑒（？）、審希（南嶽馬祖之後裔），利嚴（曹洞宗），麗嚴（曹洞宗）等。宋初，高麗遣三十六僧學於永明寺禪師，法眼一宗流傳海外，而我國反中絕雲。（見《佛祖統紀》卷四十三）
此外密宗亦傳海東，據海雲《血脈》，新羅之傳真言為闍黎者亦有數人，語焉不詳，茲不能詳。
中國佛法之傳布，最重要者為日本。日本佛教最早或由百濟傳入。其與我國在佛教上之關係，最初之記載有二：（一）繼體天皇十六年（梁普通三年，522），司馬達等至自南梁，即結草堂，安置本尊，歸依禮拜；（二）繼體天皇二十五年（梁武帝中大通三年，北魏普泰元年，531），開山善正大師謂為後魏孝莊帝之皇子，與僧老百十餘人渡海前來。此二事信否，不可考。其後在欽明天皇時（540—571），百濟常獻經像。故日本佛教之初興，約在我國梁代。其時朝臣對於西來之宗教，贊否不一，因而起兩黨政爭。至敏達天皇十四年（585）下敕斷佛法，至用明天皇二年（587）又復之，兩黨之爭益亟。推古天皇元年（593），聖德天子攝政，獎勵佛法，唱說調和神（日本固有之宗教）、儒、佛三派，用平爭執。日本佛教由是奠定。推古天皇十五年，太子遣小野妹子等入隋，是年為煬帝大業三年（607）。明年小野妹子歸，同年再入隋，攜有僧人就學，是為敕遣入華學佛之始。其後唐時日本僧人來傳法熾甚，聖德太子實前導也。太子之師為北魏僧人慧慈，謂為三論宗人。又有觀勒僧正者，來自百濟，確為三論宗人。其後高麗僧慧灌僧正到日，弘八不之說，三論之學大盛。灌乃嘉祥大師吉藏之弟子也。而其時日本亦輸入成實之學，稱為三論之附庸雲。
自隋至唐末，日本努力輸入華化，敕遣入華使共十六次（外有三次未成行。詳木宮泰彥《日支交通史》卷上），隨使求學巡禮之僧人極多，而私人之往來尤夥。舉凡廟宇之建築，僧伽之組織，均取法唐人。如國分寺之設立，系仿隋文帝之立舍利塔，唐則天后之立大雲寺。而日本東大寺之大佛，則取法唐天后之白馬阪大像。天平十六年（唐天寶三年，744），道慈（三論宗人，曾入唐）撰《愚志》，《續日本記》載之，並曰：
著述《愚志》一卷，論僧尼之事。其略曰：今察日本素緇，行佛法軌模，全異大唐。道俗傳聖教法則，若順經典，能護國土，如違憲章，不利人民。
可見摹仿唐人為日本當時之要務也。
奈良朝（710—794）有所謂古京六宗，全自中華傳入。（一）三論宗為高麗僧觀勒及慧灌（吉藏弟子）所唱。（二）成實宗系附於三論宗。（三）為法相宗。而（四）俱舍宗附之。在齊明天皇時（655—662），日本僧人道昭入唐，受學於玄奘，並傳禪教，歸國行化。其後智通、智達二僧，西航從玄奘、窺基學。後又有智鳳、智鸞、智雄等，奉敕入唐傳法相宗智周之學。而沙門玄昉在唐十八年，亦學於智周。唐玄宗愛其才學，賜紫袈裟。齎藏經歸國，大弘法相之學。（五）為華嚴宗。日本僧人審祥為華嚴法藏弟子，歸國宣傳。而唐僧道璿齎《華嚴》至日，授之良辯，此宗大行。（六）為律宗。天平五年（開元二十一年，734），日僧榮叡、普照二人隨入唐使達揚州，其地有鑒真者，本南山宗人，而兼習相部、東塔二家，日僧力請其東渡，隨行者有僧人十四、尼三人並俗人共二十四人（詳《宋僧傳》卷十四《鑒真傳》及《唐大和尚東征記》）。在日講《四分律》並疏，又講《玄義》、《文句》、《止觀》（天台三大部）等。日人號之為東征和上。即日本佛教藝術，亦為之一新雲。
平安朝入唐求法之風極盛，歸國攜去經典極多，為一特色。茲列所謂入唐八大家請去經典於下（詳見《日支交通史》卷上）：
最澄 二百三十部，四百六十卷，多系天台章疏。
空海 二百十六部，四百六十一卷，多系真言宗典籍。
常曉 三十一部，六十三卷，同前。
圓行 六十九部，一百二十三卷，同前。
圓仁 五百八十四部，七百九十四卷，密教經典雜以他宗章疏。
惠運 一百八十卷，多系密教。
圓珍 四百四十一部，一千卷，同前。
宗叡 一百三十四部，一百四十三卷，同前。
古京之佛教深受皇室之寵遇，勢力極盛，遂甚紊亂，為害滋大。及桓武帝遷都平安新京（794年遷），而恰有最澄弘法，反對古京之佛教，風氣遂變。最澄於桓武天皇延曆二十三年（唐德宗貞元二十年，804）入唐，先在天台從道邃（天台第十祖）傳教，後在越州就龍興寺順曉學密教。明年齎經論歸，力辟南都下劣之各宗，提倡天台圓頓之旨。著述甚多，授大乘戒，法門極盛，號曰傳教大師（現存有道邃之《付法文》證明傳授）。其後日僧圓仁，系天台宗人，來華學密教。後遂根據天台宗義唱圓密一致之論，是曰台密。圓仁歸國，在會昌毀法時，前已言之。
平安朝與最澄大師並稱者，則有僧人空海，亦於延曆二十三年與最澄同來我國。空海在長安青龍寺遇慧果阿闍黎，授以金剛界、胎藏界兩部大法，兼從天竺般若三藏學悉曇。留二年，於唐元和初年歸國，大弘密教，設壇灌頂。嵯峨天皇弘仁七年，敕許在高野山創金剛峰寺，為日本真言宗最有名之道場，至今猶為其教徒所宗仰。空海所傳，後流為東密。世人稱空海曰弘法大師。自弘法與傳教二大師各傳真言、天台二宗，一新日本佛教之局面。其後教理極張，而漸趨於僅得糟粕。僧侶又至把持政事，蓄僧兵，致起戰禍。而自桓武天皇藤原氏專政以後，日本禍亂相繼，漸生厭世之祈禱佛教。久附於各宗之淨土念佛說，遂獨立為融通念佛宗、淨土宗。另又有真宗、日蓮宗、時宗之建立，雖或憑藉中土之章疏，然實均為日本僧人所自創。此外尚有禪宗，則系直接自中華傳入。蓋南宋光宗紹熙二年（1191），日本榮西自宋反國，唱臨濟禪。其後弟子道元與同學明全入華（1223），得天童山如淨傳授，曹洞宗遂流入日本。計日本佛教所有宗派，泰半乃由我國僧人之直接傳授也，不亦盛歟！（以上多據土屋詮教之《日本宗教史》與木宮泰彥之《日支交通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