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東坡新傳 · 第十一章 潁州·揚州·定州
一 潁水之魚
蘇軾於元祐六年（1091）八月廿二日到潁州（今安徽阜陽）任。
四十三年前的皇祐元年（1049），歐陽修曾知是州，現在是白頭門生，接踵而至，所以到任謝上表里很興奮地說：
……文獻相續，有晏殊、歐陽修之遺風。顧臣何人，亦與茲選。
歐陽文忠於熙寧四年（1071）六月以太子少師致仕，歡喜潁州這個地方的風土，他就居家於此，明年閏七月就逝世了。他的遺孀薛太夫人於元祐四年病逝，歐陽一家都在潁州守喪，尚未終制。蘇軾蒞任數日，即往會老堂拜祭文忠夫人的靈堂，祭文中也說：
白髮蒼顏，復見潁人。潁人思公，曰此門生。雖無以報，不辱其門。
潁州和杭州一樣有個西湖，十里長，兩里闊，因湖址位於州西二里之地，所以亦稱西湖。湖邊林木翳茂，水色清明，算是此地一大勝跡。蘇軾到任之初，有一潁州人告他道：「內翰只消游湖中，便可以了郡事。」足見該地政務清閒。蘇軾大為快慰，秦少章因作一絕曰：
十里荷花菡萏初，我公所至有西湖。
欲將公事湖中了，見說官閒事亦無。
蘇軾初游西湖，聽湖上歌手在唱一闋《木蘭花令》詞 1 ，分明還是歐陽修的遺作。時間已經過去將近半個世紀，不僅歐陽早已做了古人，這地方，連親炙過文忠笑貌的人，也幾乎沒有了。唯有這老門生，面對寂寞的湖光，將那人生朝露的悲哀，步韻譜成同調的小令：
霜余已失長淮闊，空聽潺潺清潁咽。
佳人猶唱醉翁詞，四十三年如電抹。
草頭秋露流珠滑，三五盈盈還二八。
與予同是識翁人，惟有西湖波底月。
當時，西湖夏後秋涸，東池水淺，湖魚在淺水裡窘迫跳躍，非常痛苦。蘇軾接受同僚的建議，招了網魚師來，將困在東池的魚，遷到水深的西池去。
蘇軾在湖邊會客飲酒，看網師遷魚，心裡有很多感慨。人有遼闊的天地可養，何苦再被困在這個狹窄的政治天地里，爭相殺戮；必須如網中活蹦亂跳的湖魚，掙扎著，掙扎著，早日脫網，回歸江海，還我自由。蘇軾這一晚被酒夜歸，睡在床上，心潮起落，一夜無眠。
失眠的心事，化成一首小詩，如言：
…………
但愁數罟損鱗鬣，未信長堤隔濤瀨。
濊濊發發須臾間，圉圉洋洋尋丈外。
…………
明年春水漲西湖，好去相忘渺淮海。
潁州地平無山，只有一條貫穿州城的潁水，西入於淮。蘇軾常去泛舟，詩言：「我性喜臨水，得潁意甚奇。到官十日來，九日河之湄。吏民笑相語，使君老而痴。使君實不痴，流水有令姿。……」
當地有個傳說：「世亂潁水濁，世治潁水清。」這時候，河水清澄如鏡，蘇軾為排遣心底的彷徨，每次湖上泛舟，都喜歡倚在船舷上，欣賞水中自己的面影。風吹水動，他的面影隨著水面波紋發生種種變化，看得他入了神，喃喃自言：「畫船俯明鏡，笑問汝為誰。忽然生鱗甲，亂我須與眉。散為百東坡，頃刻復在茲。」詩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蘇軾一離開汴京，肩上抖落一身塵污，馬上情緒輕鬆，甦醒了詩人的性靈；今日面對「顛倒眩小兒」的河中幻影，他心境平和，也就樂於與水相嬉起來。
潁州政務清簡，而重要的僚友又多舊識，蘇軾自詡「賓客之美」不減歐陽當年。因此，他在這段短時間裡，個人生活非常恬適、愉快。
最重要的人物，首先要數地位僅次於知州的通判，恰是蘇軾在杭州時的舊識，趙令畤，字景貺，宗室燕懿王德昭的玄孫，其時正以承議郎為潁州的簽書判官。蘇軾非常欣賞他的幹練和才華，「吏事通敏，志節端亮」，為他作《秋陽賦》《洞庭春色賦》，替他改字「景貺」為「德麟」，並作《趙德麟字說》；後來又兩次狀奏朝廷（《薦宗室令畤狀》），特別推薦，認為政府應該打破「理國治民不及宗子」的老規矩，使宗室中的人才，也有平等的機會出頭，使他終於得除光祿丞。蘇軾喜歡替朋輩改名字，前有曇潛之改參寥，李豸之改李廌；後有景貺之改德麟。雖說是他的癖好，但也只限於他所非常欣賞的朋友。
現任潁州州學教授的是陳師道，元祐初，由於蘇軾的推薦，以布衣出任徐州教授，後除太學博士，來京為蘇門中人，與共游宴論學，不料被言官們摭拾了他在徐州任內，私自越境謁蘇於南都的差錯，改降潁州教授，恰恰成全他們此時重聚一堂的愉悅。
歐陽家的兩位公子，此時也還在家守制。
歐陽修有四個兒子：長子發，字伯和，進士，官至少府中丞；次子奕，字仲純，此時皆已去世；現在潁州守薛太夫人喪的是三子棐（叔弼）和四子辯（季默）。
叔弼中過乙科，只因文忠年邁，在家侍父。元祐初，曾膺實錄院檢討的任命，卻被劉安世劾為諂佞淺薄，追改集賢校理，宦途甚不得意。季默官止承議郎。兄弟都是潔身自守的大家子弟，叔弼且是蘇軾的親家，蘇迨的岳丈。
潁州少有山林名勝可玩，公餘暇日，只能詩酒為娛。蘇軾這一時期，政事清閒，心情平靜，既自下了決心，明年一定求去，心理上有了這個退步，就覺得渾身舒坦，經常邀客飲酒，作詩不倦。周益公（必大）題跋（《跋趙德麟餞飲湖上舟中對月詩》）說：「……集中自放魚長韻而下，凡六十餘詩，歷考東坡所至歲月，惟潁為少，而留詩反多。」即是此故。
煞風景的是陳師道持律不飲，兩歐陽又不肯作詩，蘇軾是個喜歡熱鬧、樂與人同的人，禁不住這份寂寞，變出許多花樣來，勸師道開酒戒，催二歐陽作詩。
到潁不久的十月間，蘇軾臂痛舊病復發，索性向朝廷告了假，在家偷懶。病中作三絕句，覺得眼前的清閒歡適，也和致仕還鄉一樣，心裡非常滿足，如言：
公退清閒如致仕，酒餘歡適似還鄉。
不妨更有安心病，臥看縈簾一炷香。
其實這時候，蘇軾也並非完全沒有煩惱。他煩惱的是潁州的公使庫錢太少，同是一州，要比杭州少三分之一的光景，使他「到潁未幾，公帑已竭，齋廚索然」，無法接待朋友。所幸的是不論齋廚如何索然，供饋如何寒磣，要來的好朋友還是會來的。九月初，蘇軾接到劉季孫從杭州寄詩來：
倦壓鰲頭請左魚，笑尋潁尾為西湖。
二三賢守去非遠，六一清風今不孤。
四海共知霜鬢滿，重陽能插菊花無？
聚星堂上誰先到，欲傍金樽倒玉壺。
不久，季孫因蘇軾的推薦，得換文官資歷，除知隰州，他便有機會到潁州來訪蘇了。
一聽說劉景文來了，蘇軾欣喜欲狂。不但是詩酒好友到了，恍如杭州的西湖也藏在他的袖筒里給帶來了，作《喜劉景文至》詩，充分表現這位老人不甘寂寞、熱愛朋友的性格以及他和杭州的感情：
天明小兒更傳呼，髯劉已到城南隅。
尺書真是髯手跡，起坐熨眼知有無。
今人不作古人事，今世有此古丈夫。
我聞其來喜欲舞，病自能起不用扶。
江淮旱久塵土惡，朝來清雨濯鬢須。
相看握手了無事，千里一笑毋乃迂。
平生所樂在吳會，老死欲葬杭與蘇。
過江西來二百日，冷落山水愁吳姝。
新堤舊井各無恙，參寥六一豈念吾？ 2
別後新詩巧摹寫，袖中知有錢塘湖。
蘇軾如此耽於賓朋詩酒之樂，使體貼他的王夫人也幾乎變成了詩人。剛過了年，正月十五夜，聚星堂前，梅花盛開，月色鮮明，王夫人看他獨坐無聊，便說：
「春月勝於秋月，秋月令人有悽慘的感覺，春月卻令人和悅。何不召趙德麟這些人來，飲酒花下？」
蘇軾大喜，卻道：
「我不知道你也能做詩，這真是詩家說的話哩！」
於是，邀了趙令畤來，飲酒花下。 3
蘇軾就用王夫人的語意，作《減字木蘭花》詞：
春庭月午，搖盪香醪光欲舞。步轉迴廊，半落梅花婉娩香。
輕煙薄霧，總是少年行樂處。不似秋光，只與離人照斷腸。
元祐六年（1091）十二月，張方平在南都病逝，享壽八十五歲。初八日訃告到潁，突然打破了蘇軾生活的寧靜。即日在薦福禪院舉哀奠祭，與僚友商議，用唐人服座主喪、緦麻三月之禮成服。 4
張方平識拔蘇氏兄弟最早，那時候，他們還只是生長於西南偏鄙之地的眉州少年，依靠方平的推介才得受知於歐陽修，得歐陽的揄揚，才被中朝其他大老所注意。這種知遇和識拔的恩感，蘇氏兄弟刻骨銘心，無時或忘。但看張方平退休後，隱居南都的十五年間，蘇軾只要一有機會，必往樂全堂謁候這位寂寞而又多病的老人，前後去過六次，得相晤言者五回，最後一次是今年五月間赴京途中，繞道相見，方平自知不久人世，臨別時有後會難期的感愴。蘇軾祭張太保文說：「……我晚聞道，困於垢塵。每從公談，棄故服新。頃獨怪公，倒廩傾囷。盡發其秘，有懷畢陳。曰再見子，恐無復辰。出戶遲遲，默焉銜辛。」原來這次就是他們的永訣。
三日後，再祭，蘇軾書方平別子由詩，留存薦福禪院，以志永念。方平寫這詩，時當蘇軾甫脫台獄，譴謫黃州之初，而蘇轍被貶筠州監酒，遄程往謁方平，臨別所贈，字字皆為患難中所見的真情。蘇軾回念平生，獨記此詩，是有他非常深沉的感念的。張安道原詩云：
因嗟萍梗才名客，自嘆匏瓜老病身。
一榻從茲還倚壁，不知重掃待何人。
軾題後曰：
元豐三年，家弟子由謫官筠州，張安道口占此詩為別，已而涕下。安道平生，未嘗出涕向人也。元祐六年十二月薨於南都，將屬纊，問後事，但言伸意子瞻兄弟。是月十一日舉哀薦福禪院，錄此詩留院中。 5
翌年八月，蘇軾在揚州，撰張方平墓志銘，方平的兒子張恕，是個渾人，希望將他父親一生事跡，統統寫進去，越長越好。張方平是國之元老，許多事跡必與政治上的人事有關，豈能全部「實錄」。蘇軾不理他的要求，文成，才七千餘字，蘇軾鄭重地設位祭告後，才交張恕上石。
二 潁揚之治
潁州的政事雖說清閒，但也並非完全無須作為。蘇軾在任，不過短短半年，可也著實做了幾件大事。
當時，開封各縣常鬧水患，官吏不究本末，將原有坡塘鑿破，決水於惠民河；惠民河漲了，使陳州也鬧大水。這樣一路推下來，最後又計劃要開鑿鄧艾（八丈）溝與潁河，鑿黃堆注水於淮，認為這樣可以疏導積水，消滅水患，其實這是「以鄰為壑」的辦法。幸而尚書省行文各有關地方勘會，蘇軾通曉水學，適至其任，馬上派人用水平實地測量，查得淮河的漲水線，高於新溝幾一丈，假使鑿破黃堆，注水於淮，則低於淮河的潁州各縣，盡成魚鱉之鄉了。
而且，與八丈溝相關聯的萬壽、汝陰、潁上三縣，舊有坡塘，久已化為民田，或由政府永租與佃戶使用，為時都在五六十年以上，幾與自產無異。假如一旦強制收回，則那三縣的農民失業者必眾，人情騷動，為害不小。
蘇軾以《論八丈溝利害不可開狀》申復尚書省，打消了這個為害地方的計劃。
潁州農田收成，經常不好，這年又苦幹旱，蘇軾雖也遣官向張龍公廟祈雨，但認為根本的工作應該是辦好水利工程。為此他奏請朝廷將原來派修黃河的夫役，留一萬人開掘轄境內的溝洫，順便構築清河三閘，通焦陂水，浚治西湖。經詔許施行，直到他離任以後，才次第完成。
這年秋天，與潁州相鄰的廬州、濠州、壽州都大鬧饑荒，老百姓吃樹皮草根為活，盜賊蜂起。逃荒的難民，扶老挈幼，絡繹於途，萬一北來，潁州首當其衝。蘇軾說：「若流民至潁，而官無以濟之，則橫屍布路，盜賊群起，必然之勢也。」撫輯難民，政府必須先有準備。所以，他於十二月二十五日上《論淮南盜賊，乞賜度牒、糴斛斗，準備賑濟淮浙流民狀》，打算賣了度牒，購儲小麥、粟米、菉豆（綠豆）、豌豆四色，封樁斛斗，候有流民到州，逐旋支給賑濟。
這時候，臘月嚴寒，久雪不霽，蘇軾與通判趙令畤登女郎台遠眺，只見白茫茫一片銀色世界。晚上耽念著，如此冰封雪凍的日子，那些無衣無食的饑民怎麼得了？兀是睡不著覺，心想先撥出百餘石糧食來，做炊餅救濟他們。將這主意和王夫人商量時，夫人說：
「你從前曾聽傅欽之（堯俞）說過，趙簽判在陳州時，辦賑濟有功，何不與他商量辦法？」
天還未亮，蘇軾便派人折柬相邀。令畤到後，便說：
「這問題，我心裡早已有了腹案。目前小民的睏乏，不過是糧食和燃料兩項，義倉有積穀數千石，便可支散，以救貧民。作院有酒炭數萬稱，酒務有柴數十萬稱，可以照原價出賣。貧民得此兩項，困難就解決了。」
蘇軾大喜道：「吾事濟矣！」立刻草放積穀賑濟奏，一面便叫趙令畤去辦。 6 教授陳師道臥病在床，聽到這事，非常感動，寄了詩來，題名「雪中」：
掠地衝風敵萬人，蔽天密雪幾微塵。
漫山塞壑疑無地，投隙穿帷巧致身。
映積讀書今已老，閉門高臥不緣貧。
遙知更上湖邊寺，一笑潛回萬室春。
蘇軾和作，但說：「忍寒吟詠君堪笑，得暖歡呼我未貧。」充滿了民胞物與的熱情。
災荒是盜賊的溫床，百姓的饑寒固然需要救濟，而盜賊的緝捕，確保治安，更其不容疏忽。
本州舊有管三、陳欽、尹遇等一幫劇盜，打家劫舍，為民大害，雖經前任剿滅大半，但頭目尹遇始終在逃，依然結夥為盜，自稱大王，白晝騎馬於鎮市中劫人，兇悍無比。
蘇軾訪聞汝陰縣尉李直方，素有幹才，忠勇負責，就將此事責成於他，對他說道：「君能擒此賊，當向朝廷力言，給予優賞；不獲，亦以不職奏免。」
直方惶恐受命，他有老母，已經九十歲了，母子泣別而行。
直方先在就近處緝獲尹遇的黨羽，偵得尹遇已經遠逃到壽州霍邱縣的成家寨去了。他就親率弓手追緝，化裝為販牛小客，到尹遇匿處掩捕。尹遇持械抵抗，直方親手將他刺倒，遂一舉成擒。
蘇軾認為直方儒者，卻能捐軀奮命，忠義可嘉，應該給予獎勵。但是宋朝的法律，官員躬親獲盜，須在半數以上，才合恩例，是只論人數，不講首從的，所以官吏捕盜者少，而大盜漏網者特多。蘇軾沒有辦法變更法律，無以酬直方。
直到自己積資應該遷升朝散郎一官時，他便請求朝廷將此一恩例，移給直方充賞，「亦使臣今後使人，不為空言」。不料仍為吏部所格。人謂蘇軾不欲參加磨勘，是他不在乎爵祿的高處，其實他只是對李直方負責實現他的諾言而已。
匆匆過了新春，元祐七年二月，朝廷告下，調蘇軾以龍圖閣學士充淮南東路兵馬鈐轄知揚州軍州事；晏知止來代。
蘇軾決心俟機求退，不料還有這次調職的新命。不過心想到揚州去轉一轉也好，希望從揚州一直回家鄉去，等候子由回來，就這樣獨自做著非常樸素的還鄉之夢：
今年吾當請廣陵（揚州），暫與子由相別。至廣陵逾月，遂往南郡。自南郡詣梓州，泝流歸鄉，盡載家書而行，迤邐致仕。築室種果於眉，以須子由之歸而老焉。不知此願遂否？言之悵然也。（《東坡志林》）
但是，每一想到獨在朝中孤軍奮鬥的老弟，心裡總有說不出的迷惘，寄一闋《滿江紅·懷子由》詞給他，重堅舊約：
清潁東流，愁來送、征鴻去翮。情亂處，青山白浪，萬重千疊。孤負當年林下意，對床夜雨聽蕭瑟。恨此生、長向別離中，凋華發。
一尊酒，黃河側。無限事，從頭說。相看恍如昨，許多年月。衣上舊痕余苦淚，眉間喜氣占黃色。便與君、池上覓殘春，花如雪。
然而，蘇轍在熱烘烘的政場中，並不那樣想。距今三個月前，他們兄弟倆的第一號政敵劉摯已經罷官離京，那些台諫官們失掉靠山，也不會再想興風作浪了。此時倒真希望蘇軾能回到朝中來，一同施展他們的政治抱負，上報太皇太后的恩寵，盡一份從政士人應盡的責任。
因此特派專差送信到潁州來，約請蘇軾趁此交接之間，先往京城一行，見過太后，再赴新任。蘇轍的用意非常明顯，因為依照宋朝定製，大臣移守，例可奏請過闕上殿，本意固如現代的回京述職，但過闕上殿的大臣，十九會被留京供職，得除二府六卿不等。
殊不知蘇軾不但無意於此，對於汴梁這紫陌紅塵，避之唯恐不遠。他立即決定，取道下淮，徑赴揚州。給范祖禹信說：
到潁半年，始此上問，懶慢之罪，踧踖無地。中間辱書，及承拜命貳卿，亦深慶慰。然公議望公在禁林，想即有此拜也。春暖起居如何？某移廣陵，甚幸。舍弟欲某一到都下乞見，而行路既稍迂，而老病務省事，且自潁入淮矣。不克一別，臨書惘惘。
三月初三，蘇軾已經離開潁州，到了安徽的懷遠縣，與迨、過二子遊了塗山和荊山，過濠州、壽州和楚泗之間，沿途屏去吏卒，親自深入村落，訪民疾苦。當時新麥初熟，政府催收人民的積欠，十分緊迫，農民還不出錢的，寧願流走道途，不敢歸鄉。一路上看見很多很多這樣的遊民，蘇軾不禁感嘆道：「苛政猛於虎這句話，向來不敢太相信。現在親眼見到的事實，則是水旱之災，殺人百倍於虎；而民畏催欠，又更甚於水旱災荒！」
十二日到泗州，因為淮東淮西，連年鬧旱荒，禱於大聖普照王靈塔，求雨。
途中，得晁補之以詩來迎。
晁無咎是蘇門四學士中受知於蘇軾最早的一人。元祐初，在京為秘閣校理，現正通判揚州，得到老師移守本州的消息，只因限於職守，不能出境往迎，所以呈詩為代。他已聽到了老師在泗州維舟禱雨的事，所以說：「麥如櫛發稻立錐，使君憂民如己飢。」又說：「世上讒夫亂紅紫，天教仁政滿東南。」蘇軾讀了，不禁拂髯大笑，心中充溢著快慰的感情，次韻詩說：「每到平山憶醉翁，懸知他日君思我！」
三月十六日，到揚州任。大家料想不到這詩人太守辦的第一件公事，竟是停止舉行正在轟轟烈烈籌備中的萬花會。
當時，洛陽牡丹，揚州芍藥，名冠天下。每年春，洛陽舉行花會，萬人空巷，賞花作樂，這風氣傳到東南來，揚州也跟著以芍藥為主，作萬花會，一次用花十餘萬枝，既使花圃凋殘，而胥吏緣此為奸，借這名義剝削老百姓，蘇軾說「以一笑樂，為窮民之害」，不該再辦，毅然禁止。雖然他心裡也知道這是大殺風景的事情。 7
蘇軾沿途訪見地方官吏催繳民欠的凶暴，與農民多年災歉之後，無力歸償，流離道路的悲慘，心裡一直不平。這件事情，他在杭州時，朝廷曾因災殄詔求直言，他即應詔論列四事，其中即有寬免民欠一項。不料事為執政所格，初則諉稱未見此狀；經蘇軾別錄再奏，朝廷准賜緡錢百萬，糴米備賑；而發運使王覿又堅稱米貴不糴，致使次年水災，無糧可救。寬免民欠一項，也未曾實施。
這次親歷潁州、揚州，雖然麻麥如雲，收成很好，但是淮東西諸郡，累歲災傷，近者十年，遠者十五六年了，一歲之熟，不過是百死小民的一線生機而已，並無能力歸還陳年積欠；而監司高呼催收，「胥徒在門，枷棒在身」，人戶求死不得，紛紛逃亡，盡成流民。這舊欠中十之六七，早經朝廷恩赦了，而官吏刻薄，照樣催收，皆因可以從中漁利之故。國家收益無多，而老百姓卻被逼得走投無路。因此，他上奏朝廷，乞降內詔「權住催理」，仍下諸路安撫鈐轄司，類推講求，與天下疲民一洗瘡痏。
這奏狀，迅速得到朝廷明詔：「淮南東、西、兩浙路諸逋負，不問新舊，有無官本，並權住催理一年。」正是聽從蘇軾的請求而發。揚州得此訊時，蘇軾時作《和淵明飲酒詩二十首》，因此，有「詔書寬積欠，父老顏色好。再拜賀吾君，獲此不貪寶」的詩句，即系詠此。
蘇軾一生有三大目標：一是藝術的創造衝動，二是善善惡惡的道德勇氣，三是關心人類的苦難。這三者，構成他的生命熱情。做地方長官，不僅可以避免小人的圍攻，脫逃個人的禍患，最大的好處是親民之官，至少有機會為老百姓做些事情，清弊除害，直接從水深火熱中拯救人命。
譬如說，七月下旬，蘇軾毅然上《論綱梢欠折利害並劾倉部金部發運轉運官吏情罪狀》，即是他在揚州興利除弊的一大政事；士大夫中，也只有他這樣剛直不屈的人，才有那種一舉參劾內外大吏，取怨一身而不悔的勇氣。
宋以開封為首都，而開封則是個四通八達的地方，無險可守，所以必須駐紮重兵於京師，以拱衛國家根本之地。兵需食糧，糧食都賴漕運。嘉祐以前，每年運輸總額六百萬石，欠折（短缺）不過百分之一。蘇軾查得去歲全年載運量只有四百五十萬石，而欠折總數卻高到三十餘萬石，幾達百分之八。蘇軾不禁大叫：「運法之壞，一至於此！」
研究這弊端的由來，因為從前的發運司，聽任綱運的船夫們搭載部分私貨，征商（包稅的人）不得留難，所以船上都很富厚，視官舟為家，自行彌補缺漏，貨皆速達而欠折絕少。但自熙寧以後，執掌庫藏、金寶、貨物權衡、度量等事，隸屬戶部的金部官吏與轉運使卻要點檢私載，因為從中可以「留難需索」，把綱運梢夫敲詐得窮困骨立；富商大賈既不肯冒險交漕船載貨，船夫們只好專門偷盜官米。因此漕運欠折，年年增加，綱本漕法，兩皆敗壞。
蘇軾到任不久，審判糧綱欠折人犯，徒流者不可勝數，那些人「衣糧罄於折會，船車盡於拆賣，質妻鬻子，飢瘦伶俜，聚為乞丐，散為盜賊。竊計京師及緣河諸郡，例皆如此」。蘇軾認為，這是朝廷的大計，生民的大病，我輩豈可坐視不救？
火上加油的是戶部執掌倉廩的倉部，不問情由，認定綱運欠折皆因倉司頭子向綱梢要錢要物的緣故，遽然立一倉法，命令真、揚、楚、泗轉般倉依該倉法行事，將各處斗子（倉庫出納）裁汰一半。命下之日，揚州轉般倉的斗子四十人全部陳請歸農；雖然暫時留住了，如此法必行，現任的斗子必致星散。這種倒果為因、因噎廢食的辦法，只使綱運更加紊亂而已。
蘇軾狀請朝廷撤銷倉法，追問金部官吏不取聖旨、擅自立法、刻剝兵梢的罪行，並查發運轉運司吏的責任和情弊。
蘇軾續又聽得泗州也和揚州一樣，轉般倉的斗子逃掉了十二人，他認為這倉法不廢，聽任各州斗子們紛紛逃散，則綱運前途不堪設想。八月一日續上《乞罷轉般倉斗子倉法狀》。
八月初五，蘇軾又上《乞罷稅務歲終賞格狀》，他的觀點非常有趣。
狀言：「臣至淮南，體訪得諸處稅務，數年來刻虐日甚，商旅為之不行，其間課利雖已不虧，或已有增剩，而官吏刻虐，不為少衰。」認為這原因並不完全由於國家財用窘急，轉運司督迫所致，顯然是稅務官吏希望年終獎金，借關市法來斂百姓，飽私囊；還有一個怪現象是鹽酒稅務監官，雖是卑職，但縉紳士人、公卿冑子，也未嘗沒有由此晉升的，現在他們卻與專欄秤匠一處分錢。這位最重士人氣節的老臣實在看不順眼，不禁大喊：「禮義廉恥，國之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要求朝廷憫救風俗，全養士節，廢除這個「稅務歲終獎格」。
稅務官以「超收」為功勳，官與役一處分錢，為現代人所習見的常事，但是宋代的蘇軾卻大為詫異。
三 廣陵生活
將近半個世紀以前，歐陽文忠是從知揚州移守潁州的，所以他作潁州西湖詩說：「都將二十四橋月，換得西湖十頃秋。」蘇軾則是先知潁州，後移揚州，序次雖有不同，而兩地皆為歐陽舊治則一。
歐陽修在揚州築平山堂，壯麗為淮南第一，高踞蜀岡，下臨江南數百里，真、潤、金陵三州，幾乎隱約可見。環堂左右，老木參天，堂後有竹千餘竿，粗大如椽，綠蔭匝地，不復見有日色。 8 這年初夏，蘇軾身體仍然不太好，謝毛正仲惠茶詩題說：「到官病倦，未嘗會客。」詩言：「爾來又衰病，過午食輒噎。」則他不但容易倦怠，而且食欲不振。加以揚州的公使庫錢與潁州一樣少，揚州是東南一大都會，八路舟車，無不由此，使客雜沓，招待、饋贈、迎送的費用都很大，每年只有五千貫錢，實在不夠用，很傷腦筋。
蘇軾在揚州，也著意整頓寺院，將持戒不律的幾個講僧趕出廟去。石塔寺的戒長老為之不安，一日派遣侍者前來投牒，請求「解宅」，蘇軾問來人：「長老將欲何往？」對曰：「欲歸西湖舊廬。」蘇軾命他先回去，另候指揮。
略作準備，親自帶了僚佐同往石塔寺。至則先命擊鼓，大眾聚觀。蘇軾看看人已到得差不多了，便從袖中摸出一紙預先擬好的疏文，叫晁補之高聲朗誦。這篇疏文，雖然有點近乎遊戲之作，但卻是上乘的禪喜文字。蘇軾的意思很明白，劣僧要逐，高僧要留：
大士未曾說法，誰作金毛之聲？眾生各自開堂，何關石塔之事？去無作相，住亦隨緣。長老戒公，開不二門，施無盡藏，念西湖之久別，本是偶然，為東坡而少留，無不可者。一時作禮，重聽白槌。渡口船回，依舊雲山之色；秋來雨過，一新鐘鼓之音。謹疏。 9
這段時期里，汴京城中，宮門內外，大伙兒都在大忙特忙，熱鬧非凡。
哲宗皇帝十歲登基以來，至今已是十八歲的青年。上年十月舉行過初幸太學的大典，今年是應該大婚的適齡了。
太皇太后為皇帝選後，非常慎重，初選世家女百餘人入宮，仔細觀察揀擇，太皇太后和皇太后都中意孟家那個女孩。孟女，雒州人，眉州防禦使孟元的孫女，太皇太后親自督教，令習女儀和宮中事務。到了本年（元祐七年，1092），面諭宰執：
「孟氏子能執婦禮，宜正位中宮。」
即命學士草制，又特別議定冊後六禮。皇帝於四月十六日御文德殿，冊封孟氏為後。太皇太后對皇帝鄭重叮嚀：
「得賢內助，非細事也。」
皇帝大婚，自有一套繁文縟節，呂大防、蘇頌、蘇轍等大臣都被派為六禮之使，依照儀注，一一進行。等到忙完了大婚典禮，六月，政府改組，左相呂大防和知樞密院事韓忠彥不動，余則以蘇頌為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蘇轍為門下侍郎，范百祿為中書侍郎，梁燾和鄭雍分別為尚書左右丞；只有王岩叟罷了官。
門下侍郎即是元豐改定官制前的參知政事，其官自秦漢以來，給事禁中，故稱黃門，後改門下省。蘇轍至此，已經官拜副相了。
皇帝既已大婚，繼須籌辦今年冬季親行郊祀之禮，邁向親政前的程序，一步一步做去。
八月中，詔下揚州，召蘇軾還京為兵部尚書，兼差充南郊鹵簿使。並且因有郊祀的差遣，所以屢詔催促，不得遷延。
蘇軾匆匆辦了交代，九月初離去揚州。
扈從青年皇帝第一次親行郊祀大禮的差遣，是不能辭免的；然而蘇軾對於還朝，心理上結成一團陰霾，有杯弓蛇影的恐懼。所以即在途中，就已上了《乞過郊禮仍除一郡狀》。
這時候，使他有真正興趣的是山間種樹，使他感慨無窮的是觸目河山，儘是勞生的行跡，不免回念平生的憂樂出處——蘇軾到底已經是五十七歲的人了，心理上已漸步入老境。
最顯著的不同，是他已經倦於行旅，對於奔走四方的遊宦生涯，常常產生自憐的感傷。如赴揚州任，作《淮上早發》曰：
澹月傾雲曉角哀，小風吹水碧鱗開。
此生定向江湖老，默數淮中十往來。 10
又如《送芝上人游廬山》詩，開頭即說：「二年閱三州，我老不自惜。團團如磨牛，步步踏陳跡。……」皆是蘇軾垂老的心情。赴京途中，於宿州、泗州間，邂逅徐州道士雲龍山人張天驥，對於自己已似白頭倦鳥，但卻不得歸休，不知道將來還要幾渡淮河，發生無窮的憂戚。詩言：「二年三躡過淮舟，款段還逢馬少游。……孤松早偃元非病，倦鳥雖還豈是休。更欲河邊幾來往，只今霜雪已蒙頭。」
只有路過都梁山，遇見杜輿秀才，杜秀才向他請教種植松樹的方法時，蘇軾這才精神陡旺，說道：
「我少年時，就很懂得種松之法，曾手植數萬株，現在都已是樑柱之材了。」
不但教了杜秀才植松之法，而且還戲贈二詩，大言：「如今尺五城南杜，欲問東坡學種松。」
九月初九重陽，蘇軾行抵南都，徑登樂全堂，上距張方平的逝世已經八個多月了，他才有這躬親奠祭靈幃的機會。
好友王鞏，是張方平的女婿，自被安鼎從知宿州事的任上攻罷以來，一直就在南都閒住，意興闌珊。這兩個同經政治迫害的患難朋友，執手相見，未免百感交集。蘇軾想起十五年前，即元豐元年的重陽節，在徐州與王鞏為黃樓之會的舊事以及這十五年來的人事滄桑，感喟無窮，寫了一首懷舊詩，題曰：
在彭城日，與定國為九日黃樓之會。今復以是日相遇於宋，凡十五年，憂樂出處，有不可勝言者。而定國學道有得，百念灰冷，而顏益壯。顧余衰病，心形俱瘁，感之作詩。
蘇軾慨嘆人世的榮華，本是南柯一夢，所不幸的是夢已該盡時，卻還不能回頭。所以詩說：「我觀去來今，未始一念留。奔馳竟何得，而起無窮羞。」雖然為王鞏抱屈：「王郎誤涉世，屢獻久不酬。……」但勸他說：人間的得失，實在非常虛浮，世事變亂無常，咸陽道上的英雄，也許是從前在你家養馬的廝役，忽然拜將封侯，造起大宅第來了；負販的買賣人，竟成了社會上第一流的人物；所以我輩中人，就不得不安於寂寞了。蘇軾自嘲醉夢未醒，年力已經這樣衰疲，卻還在玩沐猴而冠的把戲；技窮的優伶，還要被強迫登台。此詩意境非常蒼涼，不是對王鞏這樣的患難之交，蘇軾也不敢傾吐這一份身世的沉哀。
四 初和陶詩
蘇軾在潁州日，與歐陽叔弼閒談，說到陶淵明隱居栗里柴桑間時，非常貧困，飯也不一定能夠吃得飽。有個在附近做大官的朋友顏延年，常來與他對酌，知道他的家境，特意留錢二萬相贈，他卻不存一文，全部送去酒店，留待日後慢慢取酒。
又一日，蘇軾偶讀《唐書》，看到代宗朝的宰相元載，酷好積聚，貪得無厭；至大曆十二年獲罪賜死時，籍沒他的家財，單是所藏胡椒一項，多達八百石之巨。胡椒只是一種用得極少的調味料，何用囤積那麼多！人性的愚昧，有時簡直不能理解。蘇軾感慨之餘，作了一首以元載與陶潛比論的長詩：
淵明求縣令，本緣食不足。
束帶向督郵，小屈未為辱。
翻然賦歸去，豈不念窮獨。
重以五斗米，折腰營口腹。
云何元相國，萬鐘不滿欲。
胡椒銖兩多，安用八百斛？
以此殺其身，何啻抵鵲玉。
往者不可悔，吾其反自燭。
這是蘇軾以陶淵明的廉介淡泊，印證人以寶貴的生命殉於物慾的可悲，致其衷誠的感嘆。
淵明是個孤獨而又貧困的隱士，他的詩作，不但生前無人重視，即使身後，自晉末至南朝，都還未曾受到應有的評價。如鍾嶸《詩品》雖稱其詩，但卻將它列為「中品」。
陶詩受到普遍的重視，須至唐代開始。大詩人李白、杜甫對於陶淵明詩的風格，予以最早的揄揚；白居易特別重視淵明高潔的人品，寄以無限的敬慕；王（維）、孟（浩然）、韋（應物）、柳（宗元），都曾摹擬過陶詩，但他們只是欣賞他，沒有研究他。
到了宋朝，陶淵明研究突然出現了高潮。據文獻記載，趙宋一代，編刻陶集達十七種以上，論及陶淵明作品的詩話和筆記，有七十餘種之多，此與宋朝文風崇尚平淡，當然有密切的關係；但蘇軾以一代文宗的地位，晚年盡和陶詩的努力，對於這個研究風氣的開創具有很大的影響。如蘇軾《和歸去來辭》，傳至京師，大家爭相和作，人言：「一夕之間，陶淵明滿人目前矣。」即是一例。從此，後來文學天地，形成了歷久不衰的陶詩研究熱潮。
蘇軾於詩，自視頗高，向不專主一家，也不特別歡喜哪一個人的詩作。但至步入中年，貶謫黃州後，開始偏愛陶詩起來，如言：「吾於詩人，無所甚好，獨好淵明之詩。」則是非常懇摯的自白。
當時，一般印行的俗本陶集，妄改錯簡，甚不可靠，如「東坡題跋」一則云：
「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因採菊而見山，境與意會，此句最有妙處。近歲俗本皆作「望南山」，則此一篇神氣都索然矣。古人用意深微，而俗士率然妄以意改，此最可疾。近見新開韓、柳集，多所刊定（？）失真者多矣。
因此他多方訪求較好的版本，終於得到了江州東林寺印本，珍惜得不敢把它一口氣讀完，怕讀完了便沒得讀了。故又一則題跋說：
余聞江州東林寺有陶淵明詩集，方欲遣人求之。而李江州忽送一部遺余，字大紙厚，甚可喜也。每體中不佳，輒取讀，不過一篇。惟恐讀盡後，無以自遣耳。
然而，在此時期，蘇軾雖然甚好陶詩，卻仍以欣賞淵明文字的藝術和風格為主，尚未深入陶的思想境界，所以只有感性上的認同，談不到理性上的肯定。如元豐五年三月與客飲酒，《書淵明飲酒詩後》說：
此淵明《飲酒》詩也。正飲酒中，不知何緣記得此許多事。
淵明《飲酒二十首》，是他後期詩作中最偉大的傑作。而蘇軾當時的讀後感，只有如此；但至作《和陶飲酒》詩時，所持態度，深淺便完全不同了，如後一則題跋云：
《飲酒》詩云：「客養千金軀，臨化消其寶。」寶不過軀，軀化則寶亡矣。人言靖節不知道，吾不信也。
蘇軾讀陶淵明《歸去來辭》，其中有一句「幼稚盈室，瓶無儲粟」的話，蘇軾只覺得此翁非常好笑，由此聯想到俗傳書生入官庫，見錢不識的笑話，怪其錢不在紙裹中，所以不識；馬後宮人見大練，反而以為是異物；晉惠帝問饑民何不食肉糜，認為其理相同，蓋嘲淵明不脫是個文人，未親莊稼之故。他說：
……使瓶有儲粟，亦甚微矣。此翁平生只於瓶中見粟也耶？……細思之，皆一理也。聊為好事者一笑。
後至元祐時期，蘇軾在翰林院日，愛寫陶詩「平疇交遠風，良苗亦懷新」。句與人，到這時候他已知道淵明有過農田經驗，並非是個瓶中見粟的詩人，所以說：
非古之耦耕植杖者，不能道此語；非余之世農，亦不能識此語之妙也。
讀陶詩「秋菊有佳色」篇：「嘯傲東軒下，聊復得此生。」則記其強烈的感應曰：
靖節以無事自適為得此生，則凡役於物者，非失此生耶！
蘇軾讀陶，必須到了這個年紀，才能跳出文字欣賞的範圍，開始會得陶意，把握到了陶的精神，斷言曰：「陶淵明意不在詩，詩以寄其意耳。」
換句話說，淵明只是用詩的形式來表達他的人生觀，表達他面對人生的理念，語語平淡，卻儘是對人生經過透徹的觀照後，出為知「道」之言，不能以尋常詩人之擒章繪句來比。
黃山谷跋淵明詩卷，點出讀陶的重要關鍵：
血氣方剛時，讀此詩如嚼枯木；及綿歷世事，如決定無所用智。
蘇黃這一方面的解悟，是非常重要的。蘇黃之後，才打開對陶淵明思想、人格、生活種種方面研究的熱潮，其源自此。
陶淵明並不是饒有深度的哲學家，他只是用樸素的文字歌詠人、自然和人生，描畫卑微的鄉村生活，老老實實寫出他自己強硬的性格。他的詩，皆以經驗和感情做基礎，而非基於思想。因此「他的作品意境，是哲學家的意境；而他的言語，卻是平民的言語。所以他儘管作田家語，而處處有高遠的意境；儘管作哲理詩，而不失為平民的詩人」 11 。
讀陶者，若不了解他對社會現實的基本態度，若不明了他這一生的經歷背景，從情感深處探索他精神生活的源頭，便不能完全領略他的詩意；不能了解詩中之意，當然讀來「如嚼枯木」了。
所以，人須閱歷較深，且能咀嚼精勤，才能領會陶詩非但不「枯」，且不盡平淡。釋惠洪《冷齋夜話》引述：「東坡嘗曰：淵明詩初看若散緩，熟看有奇句。」
後來，又有「評陶柳詩」的一條題跋，以食物為喻，以為讀陶柳詩，必須辨別中邊，始得詩中真味：
柳子厚詩在陶淵明下，韋蘇州上；退之豪放奇險則過之，而溫麗精深不及也。所貴乎枯澹者，謂其外枯而中膏，似澹而實美，淵明、子厚之流是也。若中邊皆枯，澹亦何足道！佛云：「如人食蜜，中邊皆甜。」人食五味，知其甘苦者皆是，能分別其中邊者，百無一二也。
蘇軾於元祐六年（1091），自杭州被召還朝，席不暇暖，即被宰相劉摯支使打手賈易，利用趙君錫，橫加誣陷。蘇軾看透了現實政治圈子裡，除了權勢利祿以外，別他無物，只怪自己一向屈於感情的牽纏，不夠果斷，不能依照自己所想望者率直做去，徒然遭受小人百般虐侮，對國家、對自己，都一無好處。幸從烏煙瘴氣的汴京，逃到潁州來了，但這並非了局，塊然一身，他將何處歸宿呢？
在這個樣子的心理壓力之下，適又與作詩「頗有淵明風致」 12 的歐陽斐在一起，時常談陶，遂使他豁然與淵明神會，覺得在個人出處上，陶的剛健精神，比他果決，深為心服。
淵明也是為了救窮，才求用於彭澤小縣的，誰知一坐上官位，便發覺自己的脾氣，絕對容忍不了這種痛苦。《歸去來辭》前序里，說他棄官的原因道：「及少日，眷然有歸歟之情。何則？質性自然，非矯厲所得。飢凍雖切，違己交病。嘗從人事，皆口腹自役。於是悵然慷慨，深愧平生之志。……」淵明這「違己交病」四字，於此時此際的蘇軾讀來，必然有一撾一條痕的切膚之痛。
淵明在《飲酒》之十九里，復追述出仕的始末，有曰：「疇昔苦長飢，投耒去學仕。將養不得節，凍餒固纏己。是時向立年，志意多所恥。遂盡介然分，拂衣歸田裡。」一感覺到做官這事，傷害他的人格尊嚴與志意時，立刻拂衣而去。這種絲毫不肯牽就現實的果斷精神，使強項的蘇軾不得不說：「我不如陶生，世事纏綿之。云何得一適，亦有如生時。……」
淵明《乞食》詩：「飢來驅我去，不知竟何之。……感子漂母惠，愧我非韓才。銜戢知何謝，冥報以相貽。」稍早時期，蘇軾題跋此詩曰：「淵明得一食，至欲以冥謝主人，此大類丐者口頰也。哀哉！哀哉！非獨余哀之，舉世莫不哀之也。饑寒常在身前，聲名常在身後，二者不相待，此士之所以窮也。」僅哀其窮，尚屬皮相。
後來，他才體會到這是淵明個性中最可貴的一種獨立不懼、旁若無人的率真精神。飢者受人一飯之惠，心裡真有圖報下世的感激，他就率直寫出，不怕別人笑他。事實上，王維就笑過他，但蘇軾現在卻已完全領會。他說：
陶淵明欲仕則仕，不以求之為嫌；欲隱則隱，不以去之為高。飢則扣門而乞食，飽則雞黍以迎客。古今賢之，貴其真也。
一個率性而行的「真」人，不能見容於現實社會；一個有強烈的責任感和是非心，而又忍不住要說真話的人，尤其不適於參與現實政治。否則，遭逢禍患，幾乎是理有固然、勢所必至的命運。
淵明自述其性情：「性剛才拙，與物多忤。自量為己，必貽俗患。」所以他只好退隱。蘇軾認為他與淵明同病，尤其在遇事直言這一點上。淵明《飲酒》之九「清晨聞扣門」這首詩，說有個好心的田父，帶了「壺漿」遠來看他，勸他復出做官，稍為和光同塵一點，就可改善襤褸茅屋的窮困。淵明很感激這位父老的關懷，但是他天生的脾氣和別人不大合得來，也不願追隨世俗，背棄自己，他雖邀請這位田父「且共歡此飲」，但卻斬釘截鐵地拒絕他的建議：「吾駕不可回。」
蘇軾讀此詩，深覺淵明剛直的性格，說話率直而不支吾的脾氣，和他一樣，題此詩跋語云：
此詩叔弼（歐陽斐之字）愛之，余亦愛之。余嘗有云：言發於心而沖於口，吐之則逆人，茹之則逆余。以為寧逆人也，故卒吐之。與淵明詩意，不謀而合。故並錄之。
蘇軾發現這位任情任性，胸懷坦蕩的「硬漢」，是這個充滿虛偽、巧取豪奪人間裡，異代的知己。翌年，他從潁州轉任揚州，就在揚州官閣里，陸續寫《和陶飲酒二十首》。
蘇軾盡和陶詩一百數十首，而其始作，則在此時。和詩與摹擬之作不同，擬陶者襲其貌似，文字技藝的遊戲而已；和作則為以我自有之意，與古人作精神上異代同調的唱和，並不在乎文字上的像與不像。蘇軾對於這一創作，也很自負，與弟書說：
古之詩人，有擬古之作矣，未有追和古人者也。追和古人，則始於吾。
蘇軾和陶巧於用意，本與淵明樸質的風格不同，兩者實是不能比較的；而世之論東坡和陶詩者，議論紛紜，卻盡在似與不似之間打滾，實在並不了解蘇軾意不在與陶潛較量長短，更不肯邯鄲學步，以摹擬為能。只有金朝的滹南遺老王若虛的一段話，說得最為中肯：
東坡和陶詩，或謂其終不近，或以為實過之，是皆非所當論也。渠亦因彼之意，以見吾意雲耳，曷嘗心競而較其勝劣耶！故但觀其眼目旨趣之何如則可矣。 13
蘇軾在揚州始作《和陶飲酒二十首》，詩敘（序）寥寥八十九字，竟是最上乘的飲酒哲學，如曰：
吾飲酒至少，常以把盞為樂，往往頹然坐睡。人見其醉，而吾中瞭然，蓋莫能名其為醉為醒也。在揚州時，飲酒過午，輒罷。客去，解衣槃礡，終日歡不足而適有餘。因和淵明《飲酒》二十首，庶以仿佛其不可名者。示舍弟子由、晁無咎學士。
蘇軾引陶潛為異代知己，自有其性情中共鳴之處。淵明自少是一個感情熱烈、賦性豪邁，帶著遊俠兒氣質的人，詩謂「少時壯且厲，撫劍獨行游」（《擬古》）。即使到了晚年，這種烈士襟懷也並不衰減。朱熹論陶：「詩健而意閒，隱者多是有個性、帶負氣之人。」雖是短短一言，卻能直抉人性。蘇軾雖非隱者，但在他的血管中卻流著祖父仗義任俠的血液，獨立剛強的個性並不輸於淵明。自入中年以後，黃州和嶺外，兩次謫放，也真正經驗了隱者的生活。所不同的是，淵明棄官早，患貧而不受辱；蘇軾則為世情牽纏，備受現實政治的迫害與侮辱，現在方力求解脫之中，所以一心要於精神上師事淵明。
蘇軾所生的時代，雖比陶潛之處身東晉亂世，要幸運得多；但士大夫階級利祿奔競、廉恥掃地的情形，幾乎沒有兩樣。因此，他特別欽佩在這種「道喪士失己」的時代里，只有陶淵明隨遇而安、進退自如的生活方式，最能保持個人皎然的志慨、獨立的精神。和詩曰：「……淵明獨清真，談笑得此生。身如受風竹，掩冉眾葉驚。俯仰各有態，得酒詩自成。」
蘇軾自知與淵明一樣，天生不是做官的材料。一個熱情而兼有豪氣的人，只適宜於做詩人，做藝術家，袍笏登揚，終是不類。年輕時在杭州做通判，宋朝的庶民有擁立街頭，聚觀大官開鑼喝道、威風過路的習俗。蘇軾當時，未感驕傲，他只作詩自嘲：「市人拍手笑，狀如失林獐。」不料錯落紅塵，一晃就是三十年，到現在快六十歲了，還在自欺：「我坐華堂上，不改麋鹿姿。」（《和陶飲酒之八》）只望早日擺脫吏事的糾纏，回到田裡去做個老老實實的農夫。
蘇軾很樂觀地認為：「這日子已快近了。」現在雖然還在仕途，只是個迷迷糊糊的醉太守，坐在搖搖晃晃的轎子裡趕路。酒力漸消，夢亦將殘，前面的山已經無多，後騎的人不必趕我，我有我的去處，不擋你們的路。「我緣在東南，往寄白髮余。遙知萬松嶺，下有三畝居。」蘇軾當時的理想，是回到杭州萬松嶺去力田。
蘇軾夢到坐在小學裡，咿咿唔唔讀《論語》，竟日忘記滿頭的白髮。醒來覺得好笑，認為「人間本兒戲，顛倒略似茲」。顛倒的人生，產生喪失本真的悲劇。蘇軾二十五歲時，服母喪終制，自蜀還京，途遇大雪，既寒且餓，身邊只有一瓶冷酒，雖尚不能暖得身體，卻可稍平雷鳴的飢腸。當年這種孤寒跋涉、求為世用的辛苦感受，及今已老，每逢醉酒，時常還要念到，覺得非常空虛。
少年時代，那麼辛勤地苦讀；學成之後，又那麼忍寒挨餓，奔波道路。當初以為政治這東西，具有無比的力量，可以拯救人類的疾苦，剷除人間的不平。所以縱然吃足苦頭，也抱著極大的信心，要將一腔熱血，自己的理想，化作人類千年的福祉。不料官是做了，但所參與的現實政治卻是那麼醜惡，不但抱負成空，而且並不容他。這眉州的農家子弟做了官，恰如菜蟲之化蝴蝶，添了兩條翼翅，適足被網膠黏；又如雀入大水化為蛤，再也不能遠走高飛，回不了老巢。這一切全是可哀的人生謬誤。《和陶飲酒之四》曰：
蠢蠕食葉蟲，仰空慕高飛。
一朝傳兩翅，乃得黏網悲。
啁啾同巢雀，沮澤疑可依。
赴水生兩殼，遭閉何時歸。
二蟲竟誰是，一笑百念衰。
幸此未化間，有酒君莫違。
蘇軾將自己的生平，比作暗浪洶湧里的一葉小舟，醉中夜發，到處充滿危機與險巇，但是一覺天明，竟也平安度過千山萬水了。過去的不必再說，未來的日子，卻要好好安排一下。（《和陶飲酒之五·小舟真一葉》）
虛浮的人世，不過是華麗變幻的萬花筒，而生命本身，亦是有限度的存在。活到六十歲，回首前塵，仍然今是昨非，而所剩的時間，卻已非常有限了。只要認得「是身如虛空」，毀譽就都無從沾染。最理想的境界是莊子所說的：嬰兒從大車上掉下來，不會受傷，因為他不知自有此身，沒有恐懼，也就沒有傷害。
蘇軾認為醉中求樂，不免還有酒醒的時候，正如生命之有生必有滅；人的智、愚、賢、不肖，一樣無助於生命的存續。所以，他拈出「不醉亦不醒，無痴亦無黠」的境界，才能返璞歸真，完全自我。
蘇軾于思想哲學，不宗一說，以實用為主。一方面本於莊子的齊物思想，從永恆的角度來看人的處境，便會發覺一切塵俗價值的虛無，而忘情榮辱；另一方面略參禪意，為人不論智、愚、賢、不肖，都逃不過有生必滅的命運，所以不必妄弄心機。
蘇軾的《和陶飲酒二十首》，元祐七年寫於揚州。陶淵明那種委時任運的精神，支持蘇軾度過後來嚴重的危難。淵明是個軒昂硬漢，建立了「避世」生活的好榜樣。
五 二次還朝
元祐七年（1092）九月，蘇軾以兵部尚書兼侍讀，再度還朝。將至都門，為門下侍郎的老弟蘇轍已經奏請得旨，準備出省來迎，蘇軾先寄以詩——《召還至都門先寄子由》：
老身倦馬河堤永，踏盡黃榆綠槐影。
荒雞號月未三更，客夢還家時一頃。
歸老江湖無歲月，未填溝壑猶朝請。
黃門殿中奏事罷，詔許來迎先出省。
已飛青蓋在河梁，定餉黃封兼賜茗。
遠來無物可相贈，一味豐年說淮潁。
三十多年前，兄弟倆長途跋涉，初至京師，接連忙著舉人試、進士試的那份熱望，那份興奮，如今早已消失淨盡。幾十年的仕歷，只是一場春夢。最可哀的是病倦老馬，重來汴河堤邊，卻還回不得家鄉。即使夢裡還鄉，但夢境卻又那麼短促，那麼遙遠而且蒼白。
蘇軾和上次一樣，仍然寄寓興國院東堂，表示伺候過皇上郊祀典禮的差使後，縱使不能言辭，亦將堅決要求外放。另一方面，蘇轍是當今執政的副相，他是外臣，必須遠避嫌疑，不便住到他的東府官邸去。
十一月十二日，皇帝駕幸景靈宮，蘇軾為鹵簿使，導駕前行。他的朋友蔣之奇、錢勰都是從駕的官員。
景靈宮建於祥符五年，在汴京端禮街之東，供奉宋太祖以次歷代帝後的御容。皇帝親祀郊廟，先至景靈宮行禮，謂之「朝獻」。十三日宿齋太廟，行禮畢，啟駕往開封府城南熏門外的南郊壇去，這是宋朝祭天的齋宮。
帝駕將至青城，儀衛森嚴肅穆，南郊大禮五使——宰相為大禮使、學士為禮儀使和鹵簿使、御使中丞為儀仗使、開封府為橋道頓遞使——的乘車剛到景靈宮東欞星門外時，忽然有赭傘覆蓋的犢車和青蓋犢車十餘輛，爭道不避儀仗，衝突而來。
蘇軾大驚，馬上叫御營巡檢使去擋在車前，喝問：「西來者是誰？敢爾亂行！」車上人答道：「皇后、某國太夫人和大長公主。」
所謂某國太夫人者，通稱國婆婆，是皇帝的乳母。
蘇軾要他們補個狀來。
駕抵郊壇，禮畢，蘇軾對擔任儀仗使的御史中丞李之純說：「中丞職當肅政，不可不聞。」意思是要他出面糾舉。李端伯因為這是皇后，表示不敢。蘇軾便道：「某自奏之！」
他就在當日當地（青城），出疏上奏皇帝。先引漢成帝郊祀，趙昭儀從在屬車間，揚雄獻賦諫諍的故事，申明自古婦女不當參與齋祠的原則，繼言今日之事，則是：
……郊祀既成，乘輿還齋宮，改服通天冠，絳紗袍，教坊鈞容作樂，還內。然後后妃之屬中道迎謁，已非典禮。況當祀事未畢，而中宮掖庭得在勾陳豹尾之間乎！……臣愚，竊恐於觀望有損，不敢不奏，乞賜約束。
皇帝看了，交給使者，那蘇奏原疏馳送宣仁太后，明日中使傳命，「申敕有司，嚴整仗衛」。
照往例，次日法駕回宮，皇后在朱雀門下迎接。這一天，宮中后妃也都未出宮門。 14
蘇軾來京，沿途章奏不絕，初則請辭新命，但朝廷的指揮是「為已差充鹵簿使，大禮日迫，不許遷延」。繼在南都再奏：「乞候過南郊，依前除臣一郡。」而今，南郊祀典已過，蘇軾便立即奏乞越州。
越州即是浙東紹興一帶，與杭州為鄰郡，相隔一條錢塘江而已。蘇軾還很樂觀，以為太皇太后會接受他的請求，遇到前在杭州、助其開治西湖的蘇堅（伯固），便和他說笑道：「伯固可以再來同開會稽（紹興）的鏡湖！」
不料朝廷告下，非但不允外放越州的請求，且是詔遷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守禮部尚書的重任。
一身兼兩學士職，在當時也是久未得見的「異數」。蘇軾大出意外，惶恐力辭，札言：「聞命悸恐，不知所措。……豈徒內愧，必致人言。」然而，降詔依然不允。
蘇軾在如此難以違拗的情勢之下，逼不得已，只好收起這幾年來無時無刻不在心中盤旋的鄉心。一切退休生活的熱望，恍如滾湯澆雪，霎時間消融得不見蹤影。即此塊然一身，繞室彷徨，不知如何自措起來。
從政以來，歷經患難，數被污衊，現在已是年近花甲的老人了，怎還可以再住京師，受狂熱獵官的後輩任意糟蹋。於此，不能不使他記起老師歐陽修來。他們師徒二人，在性格上有很多相同的地方，《宋史》說「修論事切直，人視之如仇，帝獨獎其敢言」。又曰：「修平生與人盡言，無所隱。及執政，士大夫有所干請，輒面諭可否。雖台諫官論事，亦必以是非詰之，以是怨誹益眾。」以至於在議論如何追崇皇帝生父濮王這件事上，被台諫御史們結夥圍剿，焦頭爛額；後來又被小人勾結罪犯，誣告他與己所撫養的甥女不乾不淨，製造帷薄不修的謠言來中傷他，摧辱他。歐陽修痛心之餘，未及引年，請告老致仕。
盛德如歐陽修尚且如此下場，蘇軾焉能不怕政治上全不講理的機阱，他如再稍戀棧，則前途的吉凶禍福不卜可知，放逐流離，還是細事。
朝廷不可留，外放不獲准。蘇軾再三思量，只剩下一條路可行，請求給予一個重難邊郡的任務。
治邊的主要任務在於邊防軍務，而宋朝的傳統，重文輕武，《宋史·余玠傳》說：
今世胄之彥，場屋之士，田裡之豪，一或即戎，即指之為粗人，斥之為噲伍。
所以，守邊之吏，如用文人，也大抵都是政治上很不得意的人才去邊郡。這條路，志在獵取功名富貴的人，是不屑一顧的。蘇軾決心「人棄我取」，以避禍患。
何況，這些年來，邊疆政治和邊防軍務，久被中朝忽視，兩皆敗壞不堪。蘇軾認為，與其讓寶貴的生命在如此混沌的政治社會裡平白浪費，不如效力於需人做事的邊疆，比較有點意義。
談兵是蘇軾的家學，軾轍兄弟，議兵議財，皆有特見。蘇軾肯定自己能夠做好這份工作。
這狀子呈遞上去後，朝廷仍然不肯接納，而且詔令「斷來章」，使他不能再說什麼，只好硬著頭皮，於十二月初到兩學士守禮部尚書任上去了。
蘇軾既已就任侍讀學士，就以全副心力來繼續擔任輔弼聖學的工作。
依照中國的歷史傳統，君權是至高無上的。為防止絕對的君權發生權力泛濫的弊害，儒家只能從兩個方向來約束它：一是抬出比君主更高的力量來作精神上的限制，這就是漢儒的「天」和宋儒的「理」；另一更具體的努力是用教育方式來把皇帝塑造於一定的理想模式中，即是「輔弼聖學」。這些努力雖然並不產生決定性的效果，但多少能夠馴化權勢，尤其對皇帝所施文化教育，所發揮的政治影響力，常常大於儒家在政治方面其他直接的成就。
基於此一認識，蘇軾願意傾力於此。
然而成長中的哲宗皇帝，相別雖僅四五年，面目卻已完全不同。一個十七八歲的青年，正是對任何權威和成規心懷敵視的反抗時期。況自正位以來，太皇太后垂簾聽政，朝廷大臣都當他是個不足論事的孩子，實際政務非但沒有讓他插手，甚至並不向他關白；即使指事垂詢，大臣也不具對，自司馬光開始，就是如此。皇帝漸漸長大了，宣仁太皇太后曾在宮中問他說：「彼大臣奏事，乃胸間且謂何，奈無一語耶？」皇上說：「娘娘已處分，俾臣道何語。」後來蔡京傳說：「皇上說，垂簾時期，朕只見臀背。」 15 內心蘊藏不平，已非一日，終於造成心理上一道敵視的壁壘，一副偏激的成見，不願聽取太皇太后所用大臣們的任何言語，他只冷冷地等待「親政」那一天的到來。
蘇軾是看他從小到大的近臣，從眼前這青年皇帝的態度上，不會感覺不到那種乖異的不合作的態度，不願聽言的淡漠的神情。他抱著甚深的憂慮。
但他認為，皇帝總還年輕，假以時日，他會慢慢成熟起來的，身為保傅的人，目前只有加倍努力來開導這個青年的基本觀念，指引正確的趨向，其重要等於搶救未來的國運。
蘇軾邇英進讀，第一次就講漢武帝和唐太宗的不同，說武帝厭聞汲黯的忠言，太宗思念虞世南的耿直，所以，貞觀大治，而武帝之世，盜賊半天下云云。從這個講題推想，也許正為矯治這位青年官家不肯接納他人意見的反抗態度而發，亦未可知。
蘇軾這次呈遞的到任謝表，內容簡直就是一封諫書。他向這位皇帝學生掬誠進言道：
……乃知為國安危之本，只在聽言得失之間。陛下即位以來，學如不及。問道八年，寒暑不廢。講讀之官，談王而不談霸，言義而不言利。八年之間，指陳至理，何啻千萬。雖所論不同，然其要不出六事：一曰慈，二曰儉，三曰勤，四曰慎，五曰誠，六曰明。……此六者皆先王之陳述，老生之常談，言無新奇，人所忽易。譬之飲膳，則為穀米羊豕，雖非異味而有益於人；譬之藥石，則為蓍術參苓，雖無近效而有益於命。若陛下信受此言，如御飲膳，如服藥石。則天人自應，福祿難量。而臣等所學先王之道，亦不為無補於世。若陛下聽而不受，受而不信，信而不行，如聞春禽之聲，秋蟲之鳴，過耳而已。則臣等雖三尺之喙，日誦五車之書，反不如醫卜執技之流，簿書奔走之吏，其為屍素，死有餘誅。伏望陛下一覽臣言，少留聖意，天下幸甚。
不幸這位皇上，現已不似從前那樣聽話，對於師保的進言，馬耳東風，竟然毫不在意了。蘇軾想盡誘導的辦法，過了新年歡樂時期，正月二十六日重開講筵時，他又從容向皇上說道：
人君為學，與臣庶不同。臣等幼時，父兄強迫讀書，起初很苦，漸能自知好學，摸得一點趣向出來。要經歷很久時間，才能培養出對讀書發生「中心樂之」的愛好。必須有樂好之意，才能自求進步。古人所謂知之者不知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即是此意。陛下上聖，固然與中等資質的人不一樣，然欲進學，亦須從好樂中悟入。
停頓一下，蘇軾續言道：
陛下之學，不在求名，不求人知，也不必為章句科舉作計。但是要能周知天下章疏，觀察臣下的人品、文章，辨析事理，此乃萬幾之政，非有學問，無所折衷盡理。
這次，皇上聽他講得很有道理，有頗以為然的樣子，蘇軾就非常高興。退後，對宰輔們講述經過，很興奮地說：「皇上天性好學，某將自漢至唐，擇其君臣大節、政事之要，編為一書，以備進讀。」 16
當時，皇帝所讀的教材，原是林希編的《五朝寶訓》，也許範圍太狹窄，也許教訓口吻太多，容易使青年人發生厭倦的感覺；若以前代正史進讀，則又嫌太龐雜，其中有很多不足上煩聖覽的史事，所以蘇軾有了這個主意。
於是他和讀講官顧臨、趙彥若共同就漢唐正史內可以進讀的事跡，寫了一個節本，於八年八月間編寫成書，送由尚書省進呈，核定開講。
就講讀的內容而論，蘇軾認為教育皇帝「聖學」的方針，應與普通人不同，一般的政治理論——治國經邦的大道理，固然需要知道，但用人行政和聽言之法，這種實用的統治技術，對於一個即將親政的君主，更是重要。
凡事講求實用的蘇軾，根據這個理念，想起一個人來，那就是唐德宗時代的宰相陸贄，以及他的著作《陸宣公奏議》。
《陸宣公奏議》，在浩瀚如海的著作林中，算不上是一部學術性的經典之作，但卻流傳於廣大的士人手中，是一部從仕前必讀的書。此書，曾被少年時期的蘇軾所熱烈喜愛，他不僅喜歡陸贄行文，氣勢蓬勃，更深切佩服的是陸宣公那種平實盡理的政治見解，切實可行的治道和方法。蘇軾當年，反覆熟讀，一唱三嘆。這本書，對蘇軾的文章氣誼都有影響，甚至對他的政治人格的形成——那份竭盡諫言的忠誠，也有極大的作用。
《唐書·陸贄傳》：贄自被德宗召為翰林學士，以其「秉性忠藎，既居近密，感人主重知，思有以效報。故政或有缺，巨細必陳，由是顧待益厚」。這豈不就是蘇軾主要的行誼嗎？又說：「贄初入翰林，特承德宗異顧，歌詩戲狎，朝夕陪游。及出居難阻之中，雖有宰臣，而謀猷參決，多出於贄，故當時目為內相。」
陸贄得君之專如此，但最後還是不免於凶終隙末者，毛病就是出在「極言盡諫，巨細不遺」。一方面使絕對權力的人主聽得多了，由厭倦漸生拂逆的惡感；一方面造成奸人裴延齡、盧杞輩讒慝的機會。俗言：「伴君如伴虎。」一旦觸怒了他，陸贄幾乎不能保全首領，雖經同僚救助，卒被貶謫忠州別駕，死於謫所。
回想《陸宣公奏議》裡面，許許多多懇切的言論，幾乎儘是蘇軾今日想對這位青年皇帝傾訴的意見。但他沒有那麼多機會，可以盡情陳說。陸贄奏議中指陳德宗的短處，未始不是哲宗所已有或可能發生的缺點。然而哲宗尚未親政，蘇軾沒有事實依據，不能亂說。於是，他想：假使皇上能夠先把這本書熟讀深思，則不啻借了陸贄的文字，傳達他自己一片忠心的諷諫，希望哲宗能從此書獲得解悟，建立起辨別邪正的觀念、聽言納諫的態度。蘇軾自己深受陸贄思想的影響，相信它也有同樣的力量，對哲宗皇帝具有潛移默化的功效。
因此，他續於八年五月七日，會同呂希哲、吳安詩、豐稷、趙彥若、范祖禹、顧臨等侍讀官，上了《乞校正陸贄奏議上進札》。
札中一段說陸贄遇非其君的話，非常尖銳。德宗的離心離德，老臣的一腔憤懣，都從字裡行間，跳躍而出。
那段話是這樣的：
……但其不幸，仕不遇時。德宗以苛刻為能，而贄諫之以忠厚；德宗以猜疑為術，而贄勸之以推誠；德宗好用兵，而贄則以消兵為先；德宗好聚財，而贄以散財為急。至於用人聽言之法，治邊馭將之方，罪己以收人心，改過以應天道，去小人以除民患，惜名器以待有功，如此之流，未易悉數，可謂進苦口之藥石，針害身之膏肓。使德宗盡用其言，則貞觀可得而復。……臣等欲取其奏議，稍加校正，繕寫進呈。願陛下置之座隅，如見贄面；反覆熟讀，如與贄言。必能發聖性之高明，成治功於歲月。
蘇軾進呈《陸宣公奏議》一書的動機，明言是「心欲言而口不逮」。顯然是哲宗皇帝的反抗心理，與太皇太后任用的舊臣間，已經築起了一座隔閡的高牆，任何一個元祐大臣，在他心理上都發生排斥，蘇軾也不例外。
挽救不了的時代錯誤，豈僅是元祐諸臣共同的不幸！
六 再被圍攻
時光過得真快，忽爾新春，又進入了元祐朝的第八個新年。
蘇軾離開家鄉，初履汴京之地時，才逾弱冠，恍惚之間，則已五十八歲，垂垂老矣。於此三四十年間，他在這十丈紅塵的京城裡，度過好多次繁華而又熱鬧的新年，但以今年是他生命中最快樂的一次京華新歲，惜乎也是最後一次。
宣仁太皇太后自垂簾聽政以來，經歷七八年間的努力，幸得邊疆平靖無事，國內安和，政府給人民以休息生復的機會，使原已凋敝的民生，瘡痍滿目的邊境，都逐漸恢復了生氣。
更幸運的是元祐七年，江南各地豐收，像這樣大有的年成，已經十幾年沒有見過了。蘇軾這次還朝，《至都門先寄子由》詩即曰：「遠來無物可相贈，一味豐年說淮潁。」宋朝定都於汴，而財用的根本則在江淮；江淮豐熟，即是國家經濟最大的收穫，人人都要額手稱慶的。
唐宋時代，京城新年，最熱鬧的高潮是上元觀燈。從十四至十六日，開放禁區三天，自天子以至庶人，及時行樂，共慶昇平，據《宋史·禮志》：
唐以後，正月望後，開坊市門，燃燈，宋因之。上元前後各一日，大內正門結彩為山樓，天子先幸寺觀行香，遂御（宣德）樓，或御東華門及東西角樓，飲從臣，四夷、蕃客各依本國歌舞，列於樓下。……後增至十七、十八夜。 17
《東京夢華錄》：
正月十五日元宵，大內前絞縛山棚，遊人集御街兩廊下，歌舞百戲，鱗鱗相切，樂聲嘈雜十餘里。
又曰：
諸幕次中，家伎競奏新聲，與山棚露台上下，樂聲鼎沸。……華燈寶炬，月色花光，霏霧融融，動燭遠近。
又曰：
元宵，宣德樓上垂黃彩簾，中為御座，兩垛樓各掛燈球一枚，方圓丈余，內燃椽燭。
這山棚裡面的景色，據《夢粱錄》，是這樣的：
汴京大內前縛山棚，對宣德樓，悉以彩結山沓，上皆畫群仙故事，左右以彩結文殊、普賢跨獅子白象，各手指內五道出水（是謂水燈）。其水用轆轤絞上燈棚高處，以木櫃盛貯，逐時放下如瀑布狀。又以草縛成龍，用青幕遮草上，密置燈燭萬盞，望之蜿蜒，如雙龍飛走之狀。上御宣德樓觀燈，令百姓同樂。
這年燈夕，蘇軾以近臣陪侍皇上在宣德樓上觀燈，作《上元侍飲樓上三首呈同列》，記述他所參與的安和康樂時代的歡欣和鼓舞：
澹月疏星繞建章，仙風吹下御爐香。
侍臣鵠立通明殿，一朵紅雲捧玉皇。
薄雪初消野未耕，賣薪買酒看昇平。
吾君勤儉倡優拙，自是豐年有笑聲。
老病行穿萬馬群，九衢人散月紛紛。
歸來一盞殘燈在，猶有傳柑遺細君。
其時，高麗使者在京，求購宋刊的一部大型類書《冊府元龜》和歷代史，館伴中書舍人陳軒移牒國子監印造，國子監知有不便，申稟都省下禮部看詳，禮部尚書的蘇軾立即表示反對。
他說，高麗入貢，目的在貪圖厚賜，而且名為通好，實則替北遼做間諜，畫山川險要的地圖，窺測虛實。此番又欲求書，這些書必將流入北遼，是使敵人周知我國的地理險要，危害邊防甚大。
關於北遼利用宋人印刷書物的情形，蘇軾幾次三番提過警告。前三年，蘇轍使遼歸來，進《論北朝事宜札子》（《欒城集》）亦言：
本朝民間，開版印行文字，臣等竊料北朝無所不有。臣等初至燕京，副留守邢希古相接送，令引接殿侍元辛傳語臣轍云：令兄內翰《眉山集》，已在此多時，內翰何不印行文集……其中章疏策令，言朝廷得失，若令盡得流付北界，上則泄漏機密，下則取笑夷狄。
蘇軾未因他的文集流傳外邦而沾沾自喜，而政府也確已定了「禁出文書」的法律。蘇軾現在堅持朝廷必須遵守法律。當時法律規定，河北榷場（宋與遼、金、西夏接境處之互易市場）禁出文書，其法甚嚴，目的即在防範契丹（遼），現如給書高麗，則與給書契丹無異。「若高麗可與，即榷場之法亦可廢。」然而，執政們舉《國朝會要》說：淳化、祥符年間，已曾賜過，現在再許收買，並不妨事。
會要者，不過是歷朝的政事記錄，僅備檢閱之用，它不是法。若說援例，蘇軾說：「這不是有例無例的問題，例亦不能推翻法律。」
不論蘇軾爭得如何聲嘶力竭，執政官眼明手快，議論未定，書已發給高麗使臣，出國去矣。蘇軾只有嘿然。
上年（元祐七年，1092）九月，朝廷曾經下詔說：等郊禮完畢，將集官詳議祠皇地祇事。
關於南北郊祀，即分祀天地或天地合祭的問題。依三代禮法，冬至祀天於南郊，夏至祀地於北郊，原是分別舉行的。自王莽於元始年間，改為天地合祭以來，歷代相因，從無變革。
宋元豐間，神宗下詔要恢復北郊的祀典，未及實現，現在舊事重提，眾議遂起。許將、顧臨、范純禮、王欽臣、孔武仲等一班儒臣，各持一說，聚訟紛紜起來。 18
即如蘇氏兄弟，在這天地之祭分合一議上，意見亦有不同。蘇轍是主張行周禮的「冬至祀天於圜丘，夏至祀地於方澤」；而蘇軾則根據《詩經·周頌序》：「昊天有成命，郊祀天地也。」他認為這是經有明文，合祭天地的證據。事事尊重實際的蘇軾，認為祀典應由天子躬親主持，而天子日理萬機，不宜於一年之中兩舉大禮，太過費時費力。所以，為了上符典則，下合時宜起見，應天地合祭。於是，上《圜丘合祭六議札子》，旁徵博引，都三千言，請求朝廷，將原札付群臣看詳。
不料朝廷下令眾官集議，蘇軾認為「集議」這個方法，辯白不出一個真正的是非和結論來的，再上《請詰難圜丘六議札子》。
蘇軾所提「詰難」的方法，要反對者來公開詰難他的六議，倘如他失敗了，即從眾議。基於「真理愈辯愈明」的道理，是議論一件國之大事的認真態度。避免各說各話，莫衷一是，最後不是依從說話者的政治地位，俯首推讓；即是混沌一片，草草決議，都非追求真理之道。
最後，雖然並未舉行「詰難」的論辯，而詔從天地合祭之議，蘇軾終於獲得了勝利。
在此熱烈議禮之時，朝中另生一股暗流，秘密醞釀成熟，於同年三月間，爆發出來。由御史董敦逸出面，連續四狀攻擊蘇軾；御史黃慶基連續三狀彈劾蘇軾。大帽子是「洛黨稍衰，川黨復盛」，指蘇軾援引四川人和他的親戚入朝為官，培養個人權勢。對付蘇軾，除了摭拾一些瑣碎無根的事故外，大體上沿襲熙寧、元豐間李定、舒亶這輩人的讒言和元祐以來朱光庭、趙挺之、賈易之流的誹謗，以為誣陷之具而已。
所述瑣碎之事，如妄用潁州官錢；失入尹真配罪；在杭州時法外刺配顏章、顏益，以反對賜書高麗為違旨等皆是。其他兩大支柱，則是援引黨與和指斥先朝。
援引黨與，系指王鞏、林豫、張耒、晁補之、秦觀等，都是蘇軾所推薦入朝為官的，指責因此「奔競之士，趨走其門如市」；蘇軾薦呂陶為起居舍人是因為呂陶與軾交厚之故；蘇軾推薦宗室趙令畤，則因軾在潁州時，與令畤往還甚密，「每赴趙令畤筵會，則坐於堂上，入於臥內，惟兩分而已，其家婦女，列侍左右，士論極以為丑」；文勛以篆字游於蘇軾之門，轍遂薦為福建路轉運判官；夔州路轉運使馮如晦，因是川人，遂除館職；夔州路轉運判官程之邵，是軾、轍的表弟，所以除為都大提舉茶事的肥缺。
關於指斥先朝，謗詆先帝者，則都是從蘇軾當中書舍人日所作制誥中，斷章取義，羅織成言。如行李之純誥詞，說以厲王之亂比擬先帝之政，行蘇頌誥詞以武帝之暴，比擬先政，行劉誼誥內，有「安知有今日之報」語，認為「此語尤不忍聞」，指貶呂惠卿誥，謂「實詆先帝」等等。
蘇軾宜興買田，被曹姓業主詐賴，拒不交產，一拖八年，反被指為「強買姓曹人抵當田產」，指其「穢污之跡，未敢上瀆聖聰」。凡此肆無忌憚、顛倒黑白的話，也只有在是非不明、凡事不願追根究底的政治社會裡，才敢那麼胡言亂語的。黃慶基綜論蘇軾，言辭兇悍，他說：「蘇軾天資兇險，不顧義理，言偽而辯，行僻而堅。故名足以惑眾，智足以飾非。所謂小人之雄，而君子之賊者也。」
董敦逸和黃慶基兩人，自三至五月的兩個月時間裡，連上七個這個樣子的彈章。五月十二日，宰臣奏對延和殿，三省聯名進呈。
左相呂大防奏曰：「竊觀先帝聖意，本欲富國強兵，以鞭撻西夷；而一時群臣，將順太過，所以事或失當」；等到太皇太后和皇帝臨御，順著老百姓的需要，隨事補救，這是理所當然的事。……譬如本朝真宗皇帝即位，寬免老百姓的逋欠，以厚民財；仁宗皇帝即位，罷修宮觀，休息民力，都是因時施宜，用以彌補前朝的缺失，從來沒有聽聞當時的士大夫說過這是謗毀先帝的。只有元祐以來的言事官，才這麼用來中傷士人，兼欲動搖朝政，意極不善。
蘇轍跟著面奏：
臣兄軾所撰呂惠卿誥，其中說及先帝的是「始以帝堯之仁，姑試伯鯀；終以孔子之聖，不信宰予」。豈是謗毀先帝的話？臣聞先帝末年，亦自深悔已行之事，只是來不及改變。元祐更化，不過追述先帝美意而已。
這段話觸及元祐政治的一個核心問題，即從前有過的「以母改子」的議論。因此，太皇太后凜然言道：「先帝追悔往事，至於泣下。」呂大防接口對曰：「先帝一時過舉，非其本意者，固多如此。」太皇太后回顧一旁侍坐的哲宗皇帝說：「此事官家宜深知！」 19
於是，決定罷董敦逸為荊湖北路判官，罷黃慶基為福建路判官。
發表之後，御史中丞李之純認為董黃二人，誣陷忠良，責降太輕。因此董敦逸改知臨江軍，黃慶基改知南康軍。
蘇軾聞訊以後，十九日上札自辯，他說：為中書舍人日所行告詞，都是原降詞頭，所述罪狀，不是私意所可增減，如呂惠卿責詞中的「躁輕矯誣」，系根據神宗的御批。說到永樂之禍，曰：「興言及此，流涕何追。」是神宗聞敗垂淚，朝臣共見的事實。蘇軾明白指出，這種羅織附會的訐告風氣，萌於朱光庭，盛於趙挺之，而極於賈易，黃慶基不過宗師此輩而已。
至於濫用潁州官錢，已經尚書省勘會；強買宜興田地，一切經過，均循法律程序論斷；申尚書省牒本路施行，戶部可以取案復驗；潁州失入尹真死罪一事，是提刑蔣之翰妄舉，已經刑部定奪，可以覆按等等。
但是，太皇太后吩咐蘇轍道：「近來眾人正相捃拾，叫蘇軾且須省事。」
在此三至五月間，蘇軾橫遭董、黃二人七章圍攻，求去不得的苦痛期中，因王鞏的介紹，認識了道士姚丹元。
元祐初，蘇軾弟兄曾被道士喬仝所騙，但這次到京師來的姚丹元，本領卻比喬仝要好得多。第一，他能作得一手好詩，謂是李白的仙作。蘇軾傳世書法中，有《李太白仙詩》一幅，即系傳自姚丹元者。詩共兩首，當時酒酣放浪，神遊八表，恍然已與太白游於仙境，筆參造化，獨出神韻，為蘇書的名跡之一。其次，此人天資聰慧，本是京師富人王家的兒子，因為行為放蕩，被父親趕出了家門，才在建隆觀拜師，做了道士。數年之間，遍讀道藏，重要的經典都能背誦，對於方術丹藥，尤其熟悉。加以學問有點根柢，口才又好，其時蘇軾方在絕端的精神苦悶之中，病急求神，窮極問卜，原是人情之常，使蘇軾又很輕易地信從了他，與他唱和起來。
其實，蘇軾又上了一次當，這位丹元子後來改名王繹，崇寧間做了醫官，出入蔡京門下，神仙道術云何哉，只是個標準的江湖騙徒而已。 20
一場風暴過去以後，蘇軾趕忙上章，再度請求外放越州（浙江紹興一帶），滿以為太皇太后這回一定會准予所請的了，因此抱著熱烈的期望。這時候，興國寺浴室院的慧汶和尚來乞詩，遂用前韻，續作三首：
乞郡三章字半斜，廟堂傳笑眼昏花。
上人問我遲留意，待賜頭綱八餅茶。
夢繞吳山卻月廊，白梅盧橘覺猶香。
會稽且作須臾意，從此歸田策最良。
東南此去幾時歸，倦鳥孤飛豈有期。
斷送一生消底物，三年光景六篇詩。
蘇軾寫下這三首小詩，不禁為一陣空虛的感覺所襲擊。最近這三年來，兩召還朝，他做了什麼？除了做靶子挨打以外，一點成就也沒有，只留得興國浴室先後所寫小詩各三首而已，這徒然的政治生活，這虛妄的人生。
七 喪偶
一場政治風波，雖然暫告平息，而在蘇軾多災多難的生命歷程中，另一沉重的打擊，卻又俄然襲來，那是誰都承受不了的老年喪偶的悲慟。
他的繼室同安郡君王氏二十七娘，於元祐八年（1093）八月初一病逝京師，得年四十六歲。
王夫人名閏之，字季章，生於慶曆八年戊子（1048），比她丈夫小十二歲，出生於眉州青神縣的農家，王介（君錫）的幼女。《祭王君錫丈人文》說：「某始婚姻，公之猶子。允有令德，夭閼莫遂。惟公幼女，嗣執罍篚。」據此推斷，閏之夫人原是蘇軾亡妻王弗夫人的堂妹，蘇軾丁父憂扶柩回籍，居鄉守制，熙寧元年七月除服後，就續娶了這位繼室。當時，新娘還只二十一歲。
閏之夫人嫁後一兩個月，就跟從丈夫離開了家鄉，從此隨他宦遊四方，從來沒能安居一地。何況政治生涯，升沉無定，她也必須跟著過驚濤駭浪里的日子。她只謹守著農家婦女樸實勤勞的傳統，以最堅強的毅力，為丈夫支撐門戶。
嫁後第三年，生了蘇軾的次子蘇迨。不料這孩子，生來就患著小兒麻痹那樣的毛病，養到四歲，還不會走路，不斷地求醫問藥，並無應效。夫妻倆急得沒有辦法，只好將他舍於天竺佛寺，祈求佛法的保佑，後又請來道士李若之為他布氣，但是身體還是很弱，生出各種各樣的病來。十幾年間，這做母親的為醫護這個病兒，受盡了折磨。
接著則是蘇軾發生了「御史台獄」那一場滔天大禍，這是婚後的第十二年。她很堅強地面對任何災難，拖著一家數十口，從湖州投奔在南都的夫弟。蘇軾幸未殺身，卻已是破家的噩運。
隨後又跟著蘇軾度過黃州五年貧困的貶謫生涯，她精打細算地過日子，不使丈夫感到有何生活上的短缺。蘇軾雖然頗能安貧，但也需要得力內助，即如《後赤壁賦》所說：「有客無酒，有酒無餚，月白風清，如此良夜何？客曰：『今者薄暮，舉網得魚，巨口細鱗，狀似松江之鱸，顧安所得酒乎？』歸而謀諸婦，婦曰：『我有斗酒，藏之久矣，以待子不時之需。』於是，攜酒與魚，復游於赤壁之下。……」這婦人，即是閏之夫人。
蘇軾在黃州墾闢東坡，閏之夫人出身農家，有實際操作經驗，她的幫助，一定不少。如能醫牛病，蘇軾更是津津樂道。
她便是這麼一個能幹又體貼的主婦。
也許因為教育程度有差距，婚姻初期，蘇軾對她的感情似乎有點淡漠，不如對前妻那麼敬愛兼至；然而，真金不經鍛煉，不見光彩，真感情須從患難中培養出來，因此，蘇軾在黃州時，便興高采烈地說過：「子還可責同元亮（陶潛），妻卻差賢勝敬通（馮衍）。」
時入元祐，蘇軾上膺太皇太后的知遇，政治地位扶搖直上，「出為方面，入為侍從」。可以說是非常顯達的了。而閏之夫人勤儉治家，不改常度，最難能可貴的是對人樸實誠懇，一點不見驕矜自喜的顏色。長子蘇邁是蘇軾前妻所生，後娘本不易做，但是蘇軾親撰祭文中說：
婦職既修，母儀甚敦。三子如一，愛出於天。從我南行，菽水欣然。湯沐兩郡，喜不見顏。
她的夫弟蘇轍有《祭亡嫂王氏文》，對於她那農家樸實的本性，更是贊仰備至，如言黃州起復以後，親眼看見這位嫂子處富貴的生活態度：
……賜環而來，歲未及期。飛集西垣（軾官中書舍人），遂入北扉（官翰林學士）。貧富戚忻，觀者盡驚。嫂居其間，不改色聲。冠服餚蔬，率從其先。性固有之，非學而然。
汴梁城中，富驕窮諂的讀書人多如過江之鯽，閏之夫人雖然缺乏書物的教養，但就憑藉這份天賦，使同樣流著農民血液的蘇軾，對她生出人品上的敬愛，得到精神上統一的愉快和夫婦協同的幸福。尤其近幾年來，蘇軾邯鄲夢醒，深切感到馳騁名場，聲華過眼，心裡只有一片空虛，正在努力尋取如何走下這座政治台階，以便偕同老妻平安歸去，收回失落已久的鄉園舊夢時，不料造物弄人，卻又奪去了這個憂患餘生里的老伴，恢復田園生活唯一的助手，使他好似突然被孤立於空空洞洞的原野里，回顧蒼茫，無言淚下。原想做回一個眉縣的老農，但現在這個孤獨的農人，如從田間踽踽歸家，再也沒有人在家門口等他了；日間在田地上勞作，再也沒有人給他送飯了。他在祭文里，沉痛自誓：
我曰歸哉，行返丘園。曾不少須，棄我而先。孰迎我門，孰饋我田？已矣奈何，淚盡目干。旅殯國門，我實少恩。惟有同穴，尚蹈此言。
閏之夫人雖然不曾讀過多少書，然而做了二十幾年的詩人之婦，氣質大有變化。歿前一年正月在潁州，堂前梅花盛開，月色澄明，她看蘇軾閒著無聊，便勸他邀他的朋友來花下飲酒。
她便是那麼一個以丈夫的喜愛為自己的快樂的婦人，與蘇軾之「己無病而好合藥，不善飲而好釀酒」出於同一心腸。
閏之夫人是個虔誠的佛教徒，蘇軾曾在她過生日時，取《金光明經》的故事，買魚放生為壽，並作《蝶戀花》詞一闕：
泛泛東風初破五。江柳微黃，萬萬千千縷。佳氣鬱蔥來繡戶，當年江上生奇女。
一盞壽觴誰與舉？三個明珠，膝上王文度。放盡窮鱗看圉圉，天公為下曼陀雨。
詞中所說「三個明珠」，是指邁、迨、過三個兒子，閏之夫人二十五歲上生了蘇過，以後就不再有生養了。蘇過非常孝順父母，後來侍父南遷，一直以遠離暫厝京師的母柩為恨。免喪前，他在惠州親自書寫《金光明經》四卷，手自裝潢，送虔州崇慶禪院新經藏中，為亡母祈求冥福。
閏之夫人臨終這天晚上，對她的兒子們留下遺言，將她僅有的一點私蓄，要請個有名的畫師繪製佛像，供奉叢林，受十方禮拜。後來就由蘇軾的好友、當代人物畫的第一高手李龍眠（公麟）畫了釋迦文佛及十大弟子像，供奉京師。蘇軾親撰《釋迦文佛頌》。
閏之夫人壽雖僅及中年，但她所生兩個兒子都已長成，迨二十四歲，過亦二十二歲，且先後因蔭得官，都做了承務郎。夫人臨終時，除了長子蘇邁在外當河間令不在身邊外，其他的親人都在病榻前送終，比她婆婆福氣好多了。
靈柩暫厝京師城西惠濟院裡，不料一擱十年，直至蘇軾歿後，徽宗崇寧元年（1102）閏六月，邁等扶喪葬父於郟城，才由蘇轍先於四月間，告遷同安郡君閏之夫人的靈柩於郟城墳地附近的東南佛院，遵照蘇軾的遺命，夫婦同穴合葬。
夫人新喪期內，蘇軾已奉出帥定州的新命。在答眉州鄉鄰楊濟甫書中，略道自己老境的悽愴：
衰年咎責，移殃家室。此月一日，以疾不起。痛悼之深，非老人所堪。奈何，奈何！又以受命出帥定武，累辭不獲，須至勉強北行。家事廖落，懷抱可知。因見青神王十六秀才，亦為道此。會合何時，臨書淒斷。
書中所說「王十六秀才」，即王箴，字符直者，乃閏之夫人的胞弟，蘇軾知杭州時，曾遠道來訪，住過他家「高齋」的髯舅。
蘇軾既喪其妻，而年來熱烈想望的歸鄉之計，眼看又已成空，頓覺此身飄飄蕩蕩，不知何所歸著，兀自在心中默默沉吟自作《和陶飲酒二十首》中的一首詩：
去鄉三十年，風雨荒舊宅。
惟存一束書，寄食無定跡。
…………
在閏之夫人逝後第十天的凌晨，蘇軾將赴早朝。盥漱畢，看看時候尚早，依照他的習慣，在淨榻上假寐片刻，不料卻已回到了眉縣紗縠行的老宅。在宅後蔬菜園裡轉了一圈，回頭坐在南軒，看見幾個莊客在搬運泥土，填塞小池。掘得的土中發現有兩支蘆菔根，莊客們很高興地在大嚼。蘇軾拿起筆來，想作一篇文章，寫了幾句：「坐於南軒，對修竹數百，野鳥數千。……」
陡然醒來，才知原來是夢，惘然想到，那南軒，就是父親名之曰「來風」的那間廂房。 21
他已沒有別的什麼可想——這空虛的老人。
八 太后崩逝
蘇軾喪偶未久，忽傳太皇太后病了。
那時，外間流播一個非常荒謬的謠言，說太皇太后有意廢帝，改立己子。太皇太后聽到了，精神上大受刺激，不久就病倒了。
歷史上，皇家傳承之間，原是政客們翻雲覆雨的好機會，蔡確輩不會輕易放過。神宗病重時，邢恕替蔡確劃策，陰謀勾結太皇太后娘家侄子，內外合力擁立太皇太后親生兒子歧王趙顥或嘉王趙頵，不料宣仁太皇太后立心公正，她說：「神宗自有子，子繼父業，分所當然！」即時立了哲宗。
蔡確罷官遣外，邢恕代他散布謠言，說太皇太后本意，要立己子，全賴他們協力諫阻，所以對哲宗不無策立之功，意在討好皇帝，圖謀起復。事為梁燾上奏，太皇太后一氣之下，將蔡確、邢恕都貶往嶺外。
現在則是章惇輩再度掀起謠言，說皇帝已經成人，怎麼還不讓他親政，是因為「祖孫不協，太后有意廢帝」之故。
假使這班失意政客的離間陰謀成功，則宣仁太后擔當天下之重，一生的苦心豈不盡付東流？
何況，哲宗早已不是孩子了，對於做這個有名無實的皇帝，心裡充滿了委屈和憤怒，若再經人挑撥，後果如何，不堪設想。
太皇太后寢疾之初，單獨召見右相范純仁，論曰：
「卿父仲淹，可謂忠臣。在明肅太后垂簾時，惟勸明肅盡母道；明肅上賓，惟勸仁宗盡子道。卿當似之。」
太皇太后的苦心，被奸小誣害，被皇帝誤會；她相信純仁能夠為她見證。
純仁泣對：「敢不盡忠。」
八月下旬，太皇太后病重，左相呂大防、右相范純仁、御史中丞鄭雍、樞密院韓忠彥、劉奉世入崇慶殿後閣，問太皇太后安，哲宗侍立榻前，太皇太后在病榻上說：「老身受神宗顧托，同官家御殿聽斷，公等試言：九年間曾施私恩與高氏否？」
大防對曰：「陛下以至公卿天下，何嘗以私恩及外家。」
太皇太后說：「固然，只為至公，一兒一女病且死，皆不得見。」說完這話，忍奈不住悲戚，哭出聲來。
大防等太皇太后情緒略平，才說：「近聞聖體向安，乞稍寬聖慮，服藥。」
太皇太后顧視哲宗，毅然道：「不然，正欲對官家說破。」停頓一下，接著道，「老身歿後，必多有調戲官家者，宜勿聽之」。
她回頭對宰執們悽然說道：「老身病勢有加，與公等必不相見；公等亦宜及早求退，令官家別用一番人。」 22
大臣們聆諭悚然，只聽太皇太后吩咐左右賜社飯 23 ，說：「明年社飯，要思量老身。」
每年春二月及秋八月，為春秋二社，家家過社節，煮社飯，祀土神。大臣問疾，時在八月，此社飯當指秋社。
至九月初二，太皇太后病危，左右相呂大防、范純仁和知樞密院事韓忠彥再度請求入宮問安，詔許。三公至御榻前，但見榻前障以黃幔，哲宗黃袍幞頭，立於榻左，三臣立於榻右。大防進前問安，太皇太后說：
「老婆待死也。累年保佑聖躬，粗究心力，區區之心，只欲不墜先烈，措世平泰，不知官家知之否？相公及天下知之否？」辭氣積鬱而微弱。
大防還來不及答對，皇帝的面色已很難看，叱道：
「大防等出！」
三公趨出，相顧曰：「吾等不知死所矣。」 24
明日，九月初三戊寅，太皇太后高氏崩於壽康殿，群臣上尊號曰「宣仁聖烈太皇太后」。明年二月葬永厚陵，以呂大防為山陵使。
山頹木壞，整個國家突然落入危疑震撼之中，大家都有國將大變的預感，謠諑紛紜，人心浮動。在位的朝臣們，心懷顧忌，抱著懍懼觀望的態度，鉗口結舌，不敢說一句話。
蘇軾認為，一個負責的人，必須有勇氣面對任何現實。眼前的局勢，一股洶湧的逆流，即將排山倒海而來，而現在是最重要的關鍵時刻，如何還能緘默？要乘太皇太后新喪，對皇帝解說太皇太后對天下、對皇帝的恩德，希望哲宗能夠覺悟，能夠感動，才不會被小人的讒言所蠱惑，才不會被那批失意在外的政客乘機離間。萬一他們重攬政權，則上承仁宗治道，所辛苦建立起來的元祐之治，就將全被破壞無餘了。
辨別邪正，嚴君子小人之防，是舊黨從司馬光以來築成的第一道政治高牆。現在最重要的事，莫如喚醒情緒很不穩定，但卻即將擁有絕對權力的哲宗，不要輕啟柵門，自壞長城，牆外月黑風高，一片黑流洶湧，隨時會淹進汴京來的。
蘇軾有意發難建言，盱衡全朝，只有范祖禹可以商量此事。他寫好奏稿，持訪祖禹。不料范祖禹已經寫成《聽政札子》，先取出來給蘇軾看，這札子首言太皇太后的恩德，則曰：
陛下方攬庶政，延見群臣，四方之民，傾耳而聽，拭目而視，此乃宋室隆替之本，社稷安危之基，天下治亂之端，生民休戚之始，君子小人消長進退之際，天命人心去就離合之時也。……陛下年始十歲，太皇太后內定大策，擁立陛下，儲位遂定，陛下之有天下乃得之於太皇太后也。聽政之初，詔令所下，百姓無不歡呼鼓舞。自古母后多私外家，惟太皇太后未嘗有毫髮假借族人。不唯族人而已，徐王、魏王皆親子也，以朝之故，疏遠隔絕。……臨朝九年，未嘗少自娛樂，焦勞刻苦，以念生民，所以如此，豈有他求哉！凡皆為趙氏社禝宗室宗廟，專心一意以保佑陛下也。
其次，揭破新黨政客的陰謀，言曰：
恭惟太皇太后之政事，乃仁宗之政事也。九年之間，始終如一。然群小怨恨，亦為不少，必將以改先帝之政，逐先帝之臣為言，以事離間，不可不察。……惟辨析是非，深拒邪說，有以奸言惑聽者，付之刑典，痛懲一人，以警群慝，則帖然無事矣。此等既誤先帝，又欲誤陛下。天下之事，豈堪小人再破壞耶！
蘇軾一面聽，一面不斷讚嘆：「公文，真經世之作也。」
晁說之《晁氏客語》載：「純夫元祐末，與東坡數上疏論事，嘗約各草上一疏。東坡訪純夫求所作疏先觀，讀盡，遂書名於末云：『某不敢復為疏矣。』純夫再三求觀，竟不肯出，云：『無以易公者。』」東坡別有一首《和純夫月研》詩：「上書掛名豈待我，獨立自可當雷霆。」蓋紀實也。
純夫（一作淳甫），祖禹字。所說蘇軾附名同奏的章疏，即是此狀。
蘇軾對范祖禹文字的傾倒，是大家都知道的。朱熹也說：「淳夫文字純粹，下一個字便是合當一個字，東坡所以伏他。」 25
祖禹此奏，不但從頌述太皇太后的功德來感動哲宗，並且闡明太皇太后的心志，只是回復祖宗的舊政，措生民於安居樂業，為皇帝奠太平之基而已。其中一情一節，與太皇太后病榻上所說的話，絲絲入扣。哲宗若是心無所蔽，讀了這個章疏，是應該有所感悟的。
不料皇帝親政的第二天，就下旨召內侍劉璦、樂士宣等十人復職，這十人中就有熙豐間神宗重用的內侍李憲、王中正二人的兒子在內。中書舍人呂希純封還詞頭，拒不草詔。皇上說：「宮中缺人使令，且是有近例可援之事，為何封駁？」
左相呂大防奏曰：「雖有此，眾論頗有未妥。」
蘇轍對曰：「此事非為無例，蓋為親政之初，中外拭目，以觀聖德；而所召乃先內侍，眾心驚疑，必謂陛下私於近習，不可。」
哲宗不得已道：「除命且留俟祔廟取旨可也。」但是心裡非常恚恨，懷疑是蘇轍指使出來的。
侍講豐稷也站出來講話，便被出知潁州。
范祖禹請對殿上，引述古今史實，極論小人宦官不可用，呂惠卿、蔡確、章惇這班政客尤其用不得，用則覆國。又陳宦官李憲、王中正過去種種罪狀，「上負先帝，下負萬民」。現在李憲雖已身亡，而王中正、宋用臣猶在，「今召內臣十人，而憲、中正之子皆在其中，二人既入，則中正、用臣必將復用，臣所以敢極言之」。希望皇帝「守之以靜，恭己以臨之，虛心以處之。則群臣邪正，萬事是非，皆瞭然於聖心矣」。
祖禹只是一個讀書君子，立論純從道義著眼；要預防新黨讒慝，鑽營起復，卻忽略了哲宗不健全的仇恨心理。所以縱然瀝血盡諫，卻一點用處也沒有。皇帝只是淡淡地敷衍了一句：「朕豈有意任用，止欲各與差遣爾。」將他打發掉了。
宣仁太皇太后大行前後，朝廷告下，蘇軾罷禮部尚書任，以兩學士充河北西路安撫使兼馬步軍都總管、出知定州軍州事 26 。這也許是太皇太后為保全蘇軾所預作的安排，也許是哲宗早已聽從了新黨分子的唆使，先把這位將成障礙的師傅差出，省得將來囉嗦。不過無論如何，際此政事大變前夕，能夠脫身是非之場，對蘇軾個人來說，總是好事。
蘇軾奉告命後，遵例殿贊既畢，請求入朝面辭。
不料詔促速行，竟然不得入見。蘇軾很不滿意，只得留一書面的《朝辭赴定州論事狀》，給皇帝盡最後的忠告。略曰：
陛下臨御九年，除執政台諫外，未嘗與群臣接。今聽政之初，當以通下情、除壅蔽為急務。臣日侍帷幄，方當戍邊，顧不得一見而行。況疏遠小臣，欲求自通，難矣。陛下聖智絕人，春秋鼎盛。臣願虛心循理，一切未有所為，默觀庶事之利害，與群臣之邪正。以三年為期，俟得其實，然後應物而作。使既作之後，天下無恨，陛下無悔。由此觀之，陛下之有為，惟憂太早，不患稍遲，亦已明矣。臣恐急進好利之臣，輒勸陛下，輕有改變，故進此說。敢望陛下留神社稷、宗廟之福，天下幸甚。
其中以自己不得入見為例，錚錚力諫道：「臣雖不肖，蒙陛下擢為河北西路安撫使，沿邊重地，此為首冠。臣當悉心論奏，陛下亦當垂意聽納。祖宗之法，邊帥當上殿面辭，而陛下獨以本任闕官，迎接人眾為詞，降旨拒臣，不令上殿，此何義也？使聽政之初，將帥不得一面天顏而去，有識之士，皆謂陛下厭聞人言，意輕邊事，其兆見於此矣。」
蘇軾諫說哲宗，不要輕舉妄動，殊不知這位被人冷落多年的皇帝，正抖擻精神，要一顯與前不同的身手。他抱怨皇帝不讓他有面辭的機會，殊不知皇帝心裡，對於元祐舊臣一例厭惡，完全應驗了宣仁太皇太后的預言：「官家要別用一番人了。」
蘇軾將行，九月十四日往別蘇轍於東府。時值深秋，冷雨蕭瑟，氣氛固然索寞，心情尤其沉重，他默默凝望著院子裡淋在雨中的那一樹梧桐，一個人發著愣。細數近三年來，每次看到這株梧桐樹時，似乎都在雨中，不免有點神秘的感覺。所謂三年三見，那是指元祐六年自京出知潁州，七年自揚州召還，以及八年今日之出守定州。
政局變化的趨勢，徵兆已見。蘇軾心裡明白，他們的失敗，幾乎無可避免。心潮起伏，無限惶惑。默念著年紀已經那麼老了，這一去，不知何年何月才能卸掉這副擔子，全身還鄉。今是東府主人的老弟，其實也不過是逆旅過客而已，他也居住不久了。千里之行，始於足下，所迷惘的是不知茫茫前路，將走到哪裡去。「對床夜雨」之約，恐怕終是一場夢，即使闖得過這一陣彌天的風浪，老兄弟倆還能像現在這樣健朗嗎？蘇軾這樣痴痴地想著、想著，不覺掀起了無限感慨，作《東府雨中別子由》詩：
庭下梧桐樹，三年三見汝。
前年適汝陰，見汝鳴秋雨。
去年秋雨時，我自廣陵歸。
今年中山去，白首歸無期。
客去莫嘆息，主人亦是客。
對床定悠悠，夜雨空蕭瑟。
起折梧桐枝，贈汝千里行。
歸來知健否？莫忘此時情。
蘇軾將有遠行，遣散京中家臣，卻發生一件無心插柳的故事。
蘇家用一小吏高俅，頗工筆札，本來打算送給曾布用的，曾以他家辦文書的人已經多了，辭謝不受，蘇軾便將他託付了駙馬都尉王詵。
元符末年，王詵為樞密都承旨，其時，神宗第十子端王趙佶與詵甚為交好。一日，同在殿廬待班，邂逅間，率然對王詵說道：「今日偶忘帶篦刀子出來。」王詵便從腰袋裡取出一枚來借他用。
「這篦刀子樣子很新。」端王說。
「新近創造兩副，還有一副不曾用過。回頭就當派人送到王府里去。」王詵答。
當晚，王詵就派高俅送去。高俅到了府里，恰值端王在花園裡蹴鞠。高俅一邊等待，一邊看蹴鞠，好像十分內行的樣子。端王注意到他，便叫他過來，問道：「你也會蹴鞠嗎？」高俅說：「我會。」
於是，就叫他來對蹴，甚合王意，隨即吩咐僕人說：「可往傳語都尉，一則謝他贈我篦刀，二則連送篦刀來的這個人，我也留下了。」
由此，日見親信。幾個月後，哲宗疾歿，無子，向太后與諸大臣議立端王繼承大寶，是為徽宗。徽宗對高俅寵眷更甚，不次遷拜，外官節度使而至使相，內歷三衙者二十年，上至父兄，下逮子侄，莫不高官厚祿，富貴無比。 27 這卻應了蘇軾在南都作《九日次定國韻》詩所說：「軒裳陳道路，往往兒童收。封侯起大第，或是君家騶。似聞負販人，中有第一流。……」生當淑世，知識分子進身不如廝役，落寞可悲。
高俅得意之秋，蘇軾早已下世，然而他卻富貴不忘舊主。蘇家子弟入都，據說他給養問恤甚勤。有說徽宗後期對蘇軾身後各種禁約的寬容，高俅與有力焉。可見小人有時也會做一兩件小善之事。
九 守邊定州
定州，即今河北省保定市的定州市。後魏初置，屬中山郡；隋改博陵郡；唐仍定州之名；宋升為中山府。
五代後晉天福二年（937）石敬瑭臣服契丹，割燕雲十六州，即今河北、山西北部一帶地區。契丹得此未久，即建國曰遼。自此，定州這個地方，便成了與敵國接境的邊防重鎮。
宋真宗時，在定州築造定州塔，實系瞭望敵人動靜的瞭望台，所以俗稱「料敵」。塔高十三層，最底層也有五丈高，廣袤占地五畝，各層為六角形，每角塑有佛像，用以掩飾軍用的目的。此塔，為定州現存的古蹟之一。
蘇軾於元祐八年（1093）十月二十三日到定州任，此來向朝廷奏辟了兩個朋友同行：一是工詩的李之儀，保薦他來當簽書判官廳公事，相當於現在的辦公廳主任；一是同鄉孫敏行，參贊幕僚業務。
李之儀，字端叔，原籍景城，後居當塗。蘇軾與之儀的從兄李之純（端伯）於元祐初同官京師，十分交好。蘇軾在翰林日，值夜，讀李之儀詩，題句有「暫借好詩消永夜，每逢佳處輒參禪」。之儀受知於蘇軾，大約始於此時。
之儀登進士第幾三十年，才從蘇軾於定州幕，可見他於仕途甚不得意，但卻是個文採風流的詩人，又工於書牘，蘇軾稱之為「得發遣三昧」。他的短詩，綿麗清新，逸韻橫流。如《贈人》（《與當塗歌者》）：
通中玉冷夢偏長，花影籠階月浸涼。
挽斷羅巾留不住，覺來猶有去時香。
情隨榆莢不勝飄，心似楊花暖欲消。
擬借瓊林大盈庫，約君孤注賭妖嬈。
定州是韓魏公（琦）的舊治，魏公與范文正公（仲淹）同負軍事重責，躬親指揮，卻敵致果，史稱「韓范」。蘇氏兄弟初至京師，即韓魏公提攜獎譽，知遇之感，終身不忘。所以，他下車伊始，即躬往祭告韓忠獻公於閱古堂，祭文中很感慨地說：公網羅我時，「若獲麟鳳」，豈知無用於世！
蘇軾在定州的公務生活，雖然那麼繁重，但幸幕客李之儀、孫敏行既極得力，而定州的通判海陵人滕希靖（興公）、溫陵人曾仲錫又都相處得很好。所以，公餘之暇，尚不寂寞，端叔《姑溪集題跋》有段回憶說：
中山控北虜，為天下重鎮，選寄皆一時人物，輕裘緩帶，折衝尊俎。元祐末，東坡老人自禮部尚書為定州安撫使，之儀以門生從辟……每辨色會於公廳，領所事，窮日力而罷。或夜，則以曉角動為期，方從容醉笑間，多令官伎隨意歌於坐側，各因其譜，即席賦詠。 28
工作似乎相當順手，但是老年喪妻的痛苦，整頓軍務的費力，也著實使他有無窮的感嘆，如《與錢濟明（世雄）書》說：
別後至今，遂不上問，想察其家私憂患也。老妻奄忽，今已半年，衰病豈復以此自纏。但晚景牢落，亦人情之不免，重煩慰諭，銘佩至意。……出守中山，謂有緩帶之樂，而邊政頹壞，不堪開眼，頗費鋤治。近日逃軍衰止，盜賊皆出疆矣。
老伴雖已去世，但是三房子媳和孫兒等，都隨任同在，一家團敘。長子蘇邁本來外任河間縣令，但因河間縣轄屬河北西路，依法應該迴避，辭官來定，所以也很熱鬧。
是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準備過年，家家都要舂米做糕，蘇家婦女也忙著做糕餅之類的點心。蘇軾醉睡醒來，看到一種餾飯蒸氣做餅的工具，叫「餾合刷瓶」，覺得很新鮮，特為揀選一具，寄與蘇轍，附以小詩《寄餾合刷瓶與子由》：
老人心事日摧頹，宿火通紅手自焙。
小甑短瓶良具足，稚兒嬌女共燔煨。
寄君東閣閒蒸栗，知我空堂坐畫灰。
約束家僮好收拾，故山梨棗待歸來。
二月二十，是蘇轍生日，再寄檀香木雕刻的觀音像和新合印香銀篆盤兩項禮物，為卯君（轍乳名）壽。附詩，則曰：「爾來白髮不可耘，問君何時返鄉枌？」開口落筆，盡見一片歸心。
溯自真宗澶淵議和，契丹不折一矢，年得歲幣三十萬，從此悉心經營內部，停止遊牧民族式的對外侵略，自建國號，志不在小。宋亦因此暫弭北方的邊患，樂於苟安，戰壘不修，戰兵不練。昔年范仲淹即曾說過：「昔之戰者，今已老矣；今之少者，未知戰事。人不知戰，國不慮危。」已是很可怕的疏忽，降至蘇軾這個時期，邊疆軍政的敗壞，幾已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
宋采傭兵制，兵分四種：一禁兵，為天子親掌的衛兵，數量最多，輪戍四方，為宋之主要戰力；次為廂兵，為諸州之鎮兵，然因缺乏教練，類多給役而已；三曰鄉兵，選自戶籍，或土民應募而來，就地訓練，保鄉衛土；四曰蕃兵，籍屬塞下內屬諸部落，團結以為藩籬之兵。
禁軍為國防的主要戰力，蘇軾到定州後考察所見，不但疲墮不可復用，並且為避免刺激契丹之故，甚至也不能公開訓練，竟成了極大的累贅。蘇軾說：
……竊謂沿邊禁軍，終不可用，何也？驕惰既久，膽力耗疲，雖近戍短使，輒與妻孥泣別；披甲持兵，行數十里，即便喘汗。臣若嚴加訓練，晝夜勤習馳驟坐作，使耐辛苦，則此聲先馳，北虜疑畏，或致生事。……
禁軍既不堪用，則守邊重任，不得不仍仰賴於沿邊的土人，是由來已久的事實。蘇轍於熙寧二年（1069）上皇帝書中，即已剴切陳述：「今世之強兵，莫如沿邊之土人；而今世之惰兵，莫如內郡之禁旅。……土兵一人，其材力足以當禁軍三人；禁軍一人，其廩給足以贍土兵三人。」（《欒城集》）
所以，蘇軾到任後，特別注意「弓箭社」這個本地鄉兵的武力組織。
弓箭社人戶，都是當地的鄉民，自幼與強虜為鄰，熟悉地方動靜，自力保衛身家骨肉，祖宗墳墓，日夜巡邏探問不息。因此，地方衙門的巡檢縣尉，皆依弓箭社人為耳目，為臂肘。他們嫻熟武藝，起居不釋弓馬，出入守望，常帶器械。不但平日保境安良需要他們；遇有寇警，人自為戰，契丹人也很怕他們。
仁宗朝，龐籍守定州，因俗立法，將他們組織為弓箭社，置社長、社副加以統率，定賞罰條款，奏得旨准，遇有緩急需人的時候，便用他們自為守衛，甚是得用。
但至熙寧年間，王安石行保甲法，便將弓箭手編進保甲里去，弓箭社這個地方組織也同時被廢了。從此這批弓箭手就都化為農民，照保甲法的規定，秋收事畢，官方集訓一月，名為「冬教」，保甲人戶必須遠出到政府指定地點去受訓，不但食用路費，官方津貼每不夠用，而兩丁抽一，按戶勒充，甚受干擾。最糟的是從前吃過弓箭手虧的盜賊輩，乘他們受訓遠出的機會，便向他們的家屬報復，破家仇殺之事，經常發生。迫不得已，他們只好重新私自恢復弓箭社的組織，形成官雖廢而民自存的狀況。但是，弓箭手既已編入保甲，就不得不兼顧保甲規定的公事，所以一身二役，疲於奔走。
蘇軾說：本路所轄戰兵，只有二萬五千九百餘人，分屯八個州軍，倘有警急，不足守御，何況又大都是墮落弛廢的老兵，根本打不來仗；至於保甲，本是農民，每年集訓短短一個月，並無用處。
基上理由，他建議朝廷，恢復弓箭社的建制，估計可增民兵三萬人，豁免他們保甲的任務和兩稅折變科配的負擔，同時規定獎勵條款，「時加拊循，以為邊備」。
十一月十一日上《乞增修弓箭社條約狀》：近年來，遼國內部，經常發生動亂，小國叛變，破軍殺將，饑民落草為盜，打家劫舍，遼不能制，勢將竄入內地，延及我境。蘇軾顧慮若派官吏帶兵捕盜，則「賊未必獲，而居民先受其擾」。捕盜的官兵，對人民的侵害，居常甚於盜賊，所以唯有趕快恢復弓箭社這個人民自衛武力的組織，才能攔截橫行遼境的盜賊。
因此，連上第二疏，希望早獲朝旨，准照施行。
但這時候，朝廷內外，亂成一片，宋的政治，又將發生一場劇烈的變動，誰還注意這些邊遠問題！
這是蘇軾到定州任後，第一個擘劃。兩上章疏，但其結果如所意料：「奏上，皆不報。」
蘇軾又著手整頓敗壞到「不堪開眼」的軍隊風紀。
負定州軍務實際統率責任的，是副總管王光祖，因是老將，倚老賣老，一向驕橫。武衛軍裡面，公開吃空額，公然剋扣糧餉，弄得兵丁食不果腹，妻子凍餒。於是強者逃亡，聚為盜賊；弱者游惰成習，以欺凌百姓為事，根本談不上教練和風紀。
軍人盜用公物、公帑的，長官不敢查；軍區城寨里的軍眷人戶，公然斫伐禁山，犁為田地，再放租給老百姓，政府不敢問；城裡還有一百多家櫃坊（賭場），公開招貼，兜攬軍民賭博。
因為軍人公然飲博，所以禁軍的官校還有另一個生財之道，就是放高利貸。
如此嚴重的糜爛，由來已久。前任知軍州的長官，因為王光祖是老將，不敢過問。但是蘇軾認為既做了馬步軍都總管，便決然要管，查到貪污情節重大者，立即判令充軍遠惡地區。有個雲翼指揮使孫貴，到營不過四個月，前後觸犯斂財、掠奪之罪，竟達十一次之多，得贓九十八貫余文。蘇軾立斷逮送司理院（法院），枷項根勘（徹查）。
於是，斂掠頓絕，飲博亦止。
那些軍校們在這新定帥的鐵腕下，慄慄不能自安，於是有人出面來舉發他的長官貪贓。蘇軾說：「這種事，我自己會查辦。假使准了你的告發，軍隊的紀律就亂了。」立即將他決配，浮動的軍心漸次安定。
蘇軾在定州不欲驟行峻治，只是因事行法，無所貸舍，軍民自此稍知有朝廷法令，逃軍和盜賊都漸漸稀少了。
軍隊積弊重重，犯法的人固然要嚴辦，而那些被剝削的小兵，也必須受到照顧。蘇軾派李之儀、孫敏行遍往諸營點檢，但見他們的營房年久失修，早已大段損壞，不庇風雨。兵士們沒有辦法，只有竊占民地，自蓋小屋居住。這些屋子，不但椽柱腐爛，大半無瓦，其狹小則除一床一灶之外，簡直轉動不得身體。宋朝准許軍人攜帶家眷隨營居住，而諸營軍號中，妻子凍餒者，則十有五六。
蘇軾在《乞降度牒修定州禁軍營房狀》中說：「臣既目睹偷弊，理合葺治犯法之人，即須恤其有無，同其苦樂。豈可身居大廈，而使士卒終年處於偷地破屋之中，上漏下濕，不安其家。」因此，差了將官李巽、錢春卿、劉世、孫將帶領工匠，遍往各營逐一檢查應修之處，估計工料費用確數，請求朝廷支賜空名度牒一百七十一道，以便委由本司召人出賣，得款買建材，燒造磚瓦，僱工修蓋。
軍重風紀，而紀律基於階級之分。定武軍禮久廢，已經到了不識上下的地步。平時沒有紀律，一遇動亂，立刻都成了穿制服的強盜。蘇軾決定於元祐九年春，舉行檢閱。
大檢閱禮，一切查考舊典，遵照禮制進行。蘇軾是河北西路安撫使兼馬步軍都總管，常服坐帳中，將吏戎服奔走執事，嚴肅而又隆重。
不料那位一向驕橫慣了的副總管王光祖，自以為他是老將，不願屈居人下，賣起俏來，稱病不出。蘇軾不能聽任他一個人來破壞整個軍紀，立刻叫書吏來，要出奏朝廷，專案彈劾。王光祖到底怕了，震恐而出。於是，閱兵大禮順利進行，圓滿完成，沒有一人敢於怠慢。
定州人說：「自從韓忠獻公去任後，不見此禮，直至今日。」重見代表朝廷的威儀。
蘇軾於治軍外，在那「民以食為天」的時代里，做地方官，必須注意老百姓的食糧。在他到任以前，河北各路，都曾有過災荒。定州一路，因為雨水太多，為害莊稼，收成不到一半。蘇軾預料春夏之交，地方上一定缺糧。宋朝的法律，規定地方官有權「倚閣散貸」，到時發放貸款便可了事。但是蘇軾認為「愚民每有借貸，不肯及時還納，既煩鞭撻追呼，不免失陷官物」，留下許多後患。他不願這麼做，寧願上《乞減價糴常平米賑濟狀》，以低價出糴常平米數萬石來壓平糧價，奉旨准辦。續又訪見民間仍有部分窮苦的佃農，雖有廉價官米，還是無錢去買，而倉中陳米，卻因存儲過久，即將腐爛。所以他又上章請求朝廷，將現在倉存陳米二萬餘石，交由上戶保借，轉貸佃農，等豐熟年歲，可以收回新米入官。
蘇軾在定州這段時間，中樞政變這一股強烈的氣流，瀰漫六合，使任何人都能感到閃電已亮，轟雷即至。朝廷內外，陰霾密布，氣壓低得使人喘不過氣。
失意多年的新政派，包圍了青年皇帝，個個摩拳擦掌，只待重登政壇；元祐舊臣，只能泣血諫宣仁太皇太后的苦心孤詣，希望意氣用事的皇帝，萬一能夠感悟。
這場政治上的敗勢，「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今已難望挽救。從來歷史上的變革，被變革這一方面的政治人物，必須承受任何殘酷的後果。蘇軾只能默然，坐待命運支配。
大家都心緒惶惶，相與反覆談論，希望出現一個奇蹟，「天佑皇宋」，蘇軾對之儀道：
「自今以後，要如現在這樣大家同在一起的日子，恐怕很難期望的了。不如與你們盡情遊戲於文詞翰墨之間，以寓其樂的好。」
於是，他和之儀、敏行、滕希靖、曾仲錫，五人朝夕酬唱不倦，如《立春日小集戲李端叔》詩道：
白髮已十載，青春無一堪。
不驚新歲換，聊與故人談。
…………
衰壞久枯槁，習氣尚饞貪。
他們談河朔的熊白，四川的花紅肉、青韮和臘酒等美食，最後他還要求端叔講講他所愛悅的營伎董九。
十 再遭謫逐
宣仁太皇太后駕崩壽康殿，十八歲的哲宗皇帝忽然擁有了至高無上的君權，而且懷抱著激烈的報復心理，急欲徹底變革元祐的故常，顯示他的獨立精神，但是不知如何措手。
呂大防為山陵使，主持宣仁太皇太后的陵寢工程。甫出國門，一向依附他的禮部侍郎楊畏便首揭叛旗，公開創言「紹述」，具萬言書密奏：
神宗更定法制，以垂萬世，乞賜講求，以成繼述之道。
皇帝立即召見，垂詢熙豐舊臣中，誰可召用？並且坦白表示：「朕皆不能盡知。」楊畏開上一張名單，上列章惇、安燾、呂惠卿、鄧潤甫、王安中、李清臣等人的行誼，各加品題。並且在皇帝面前，竭力褒揚王安石學術之美，乞召章惇為相。見慮不足的皇帝全盤接受了。
楊畏這人，出身寒微，幼孤好學，且有孝親的美名，但在官場上的表現，卻是小人之尤。最初，受知於王安石和呂惠卿，力贊新法；司馬光在洛陽，見將起復，他又奔走於這位元老之門，面進諂言；光薨，他就打死老虎，說他壞話；元祐期間，歸附呂大防攻擊劉摯，後又背叛大防；始附蘇轍攻擊范純仁，後又背棄蘇轍，反覆成性。所以他有個綽號，叫「楊三變」。
政局發生變動，是一切失意政客的重要機會，無不萬頭攢動，力求表現。鄧潤甫首先向皇上開陳：「武王能廣文王之聲，成王能嗣文武之道」，皆是子承父志，所以能成偉大的帝業。皇帝默喻於心。至元祐九年（1094）二月，右相范純仁乞辭執政，皇帝即以中旨除戶部尚書李清臣為中書侍郎；兵部尚書鄧潤甫為尚書右丞。
李清臣，字邦直，魏人。博學有盛名，韓忠獻公（琦）很賞識他，以其兄之女妻之；歐陽修稱賞他的文章，比之蘇軾，聲望藉甚。曾從韓絳使陝，還朝為國史編修官，同修起居注，知制誥，追隨元豐年間當權的王玨、蔡確，得拜吏部尚書，擢尚書左丞。元祐初，就因他染有王、蔡的政治色彩，被外放出守三郡。
蘇軾知密州時，清臣以京東提刑行部至密，他們飲酒唱和，相敘為樂。蘇作《答李邦直》詩，有「放懷語不擇，撫掌笑脫頤」的交情。不料今日，第一個向蘇軾開刀的，就是此公。
呂大防、劉摯主張調停政策時，三省奏除李清臣為吏部尚書，被范祖禹、姚勔反對掉了，直到太皇太后已經病在床上，清臣才補上了戶部尚書，還京途中，又除中書侍郎。他與鄧潤甫二人，久不得志，際此變局，又蒙皇上親擢高位，所以甘為戎首，創言「紹述」，顯然是逢迎皇上的意思，而且說話帶著非常強烈的煽動性，目的在於激怒皇帝。果然，青年皇帝上了圈套，他們的膽子也就愈來愈大了。
三月，策試進士於集英殿，李清臣發策題，曰：
今複詞賦之選，而士不知勸；罷常平之官，而農不加富。可差可募之說雜，而役法病；或東或北之論異，而河患滋。賜土以柔遠也，而羌夷之患未弭；弛利以便民也，而商賈之路不通。夫可則因，否則革，惟當之為貴，聖人亦何有心焉。
這道策題，簡直把元祐朝重要的國策，全面否定了。考試結果，錄取了九百七十五人及第出身。當時的考官，一時改不過觀念來，所取進士，仍然以擁護現行政策者為多；但至楊畏覆試，卻全部翻了案，以主熙豐新法者置前列。當時，社會缺乏大眾傳播媒介，但無人不注意科場的動向。經此御試策題的宣揚，以及錄取標準的實際表現，大家知道未來國家政策的趨勢，「紹述」之論，不脛而走。
楊畏和侍御史來之邵合力攻罷呂大防，空出了這個最動人的相位，使李清臣的欲望像火上加油一樣，烈焰熊熊地燃燒了起來。
但從中書侍郎要跳上宰相的位置，中間卻還礙著一個門下侍郎的蘇轍。所以，有一天，李清臣在殿上公開攻擊：
「蘇轍兄弟改變先帝法度。」
其時，蘇轍同在朝列中，不得不反詰：
「陛下即位，兄軾方起自謫籍，臣亦被召。清臣時為左丞，今日反謂臣兄弟變先帝之法，是欺也。」
清臣語塞。
李清臣肆無忌憚，竟以詆毀國策的話做御試進士的策題，荒謬達於極點；不過小人之敢於如此，自然有其背景。蘇轍明知皇帝心病很深，已經很容易地中了小人的蠱惑，朝局的翻覆在旦夕之間。只為仰體太皇太后的苦心孤詣，締造元祐之治的前輩們的心血流注，在這九年間，他以一個秘書省校書郎洊升到副相的地位，因此不能不以最大的道德勇氣，寧冒殺身的兇險，奮起上奏：
伏以御試策題，歷詆近歲行事，有欲復熙寧、元豐故事之意。臣料陛下必無此心，必有人妄意陛下牽於父子之恩，不復深究是非，遠慮安危，故勸陛下復行此事。此小人之愛君，取快於一時，非忠臣之愛君，以安社稷為悅者也。
這篇奏文，劈頭說破政治變革的癥結在於小人的媒孽。接著闡述神宗在位近二十年中有利無害的「睿算」，元祐以來，上下奉行，未嘗改變的事實。續言熙豐間也有措置失當的地方，這是任何一個朝代都有的事情，「父作之於前，子救之於後，前後相濟，此則聖人之孝也」。他舉漢武帝討伐四夷，大興宮室，使財政破產，賦稅繁重，民不堪命，幸賴昭帝委任霍光整理財稅，漢室乃定；光武顯宗察察為明，迷信讖語，天下恐懼，章帝接位，代以寬仁之政，後世稱焉，這是歷史上以子改父的事實。繼言本朝的故事：真宗迷信天書，章獻後藏書梓宮，以泯其跡，仁宗嗣位，絕口不言；英宗自藩邸入繼大位，為了本生父濮王尊稱的問題，盈廷議論，紛紜不休，鬧了幾年，神宗即位，再也不談此事。蘇轍遂下結論說：
……夫以漢昭章之賢，與吾仁宗、神宗之聖，豈其薄於孝敬而輕事變易也哉，蓋有不可不以廟社為重故也。是以子孫既獲孝敬之實，而父祖不失聖明之稱。臣願陛下反覆臣言，慎勿輕事改易，若輕變九年已行之事，擢任累歲不用之人，人懷私忿而以先帝為詞，則大事去矣。
奏入，皇帝看了，怒道：「安得以漢武比先帝！」李清臣和鄧潤甫又從中挑撥，皇帝心裡更是不悅。
蘇轍等得沒有消息，再上札子，請求面論。札言：
聖意謂先帝舊政，有不合更改，固當宣諭臣等，令商議措置。今自宰臣以下，未嘗略聞此言，而忽因策問宣露密旨。譬如家人，父兄欲有所為，子弟皆不與知，而與行路謀之，可乎？
皇帝看了這份札子，更加憤怒。次日殿上面論，即先降諭詰責曰：「人臣言事，並無所害。但卿昨日以札子奏謂機事，不可宣於外，請秘而不出，今日乃對眾陳之。且引漢武帝以上比先帝，引喻甚失當。」
哲宗親政後，臨朝的態度威重嚴肅，睥睨朝士，說話非常激烈，使群臣不敢仰視，無不凜懼。蘇轍不知道這個引喻會有問題，所以坦然答奏：
「漢武帝，明主也。」
「卿所奏漢武帝外事四夷，內興宮室，立鹽鐵、榷酤、均輸之法，實則止謂武帝窮兵黷武，末年下哀痛之詔，豈是明主！」
皇帝說這段話時，聲色俱厲，蘇轍被皇上嚴厲責斥得只好下殿待罪，眾莫敢救。
右僕射范純仁從容向帝解釋道：
「武帝雄才大略，史無貶辭；轍以比先帝，非謗也。陛下親政之初，進退大臣當以禮，不可如呵斥奴僕。」
鄧潤甫越次進曰：「先帝法度，為司馬光、蘇轍壞盡。」
純仁說：「不然，法本無弊，弊則當改。」
帝曰：「人謂秦皇漢武。」
純仁對曰：「轍所論，事與時也，非人也。」
皇帝的火氣被范純仁這番話略略化解，天顏稍霽。
蘇轍平日與范純仁不合，至此，乃大為感服。純仁退下殿來，蘇轍舉笏長揖，謝曰：「公，佛地位人也。」
歸家，亟亟具奏，乞賜屏退。
詔以蘇轍為端明殿學士，知汝州。中書舍人吳安詩草制，中有「文學風節，天下所聞」「原誠終是愛君，薄責尚期改過」的話，皇帝看了，非常生氣，手批道：
蘇轍引用漢武帝故事，比擬先帝，事體失當。所進入詞語，不著事實。朕進退大臣，非率易也，蓋義不得已，可止以本官知汝州。仍別撰詞進入。
吳安詩便因這篇誥詞，被侍御史虞策、殿中御史來之邵、監察御史郭知章等指摘為「重輕止徇於私情，褒貶不歸於公議」，罷起居郎。
三月，以曾布為翰林學士承旨。他是因為反對司馬光修改役法而出知太原府的，現在遷官江寧府，過京，留拜承旨。四月，以張商英為右正言。他於元祐初為開封推官，首先反對變廢新法，後來曾寫信與蘇軾，要為他往烏寺做「呵佛罵祖」的打手者，即是此人。這次還朝，夙願得償，他便奏請朝廷「檢索元祐一朝前後章牘，付臣等看詳簽揭以上」，蓄意要將元祐九年來的當政人物一網打盡。
四月十二日詔改元祐九年為紹聖元年（1094），於是天下曉然，明白新皇帝決然要紹述神宗時代的新政了。
以人治為骨幹的政治體制里，國家政策變更，必須從調整人事、汰舊換新入手，以司馬光開創「元祐更化」之治，也是一樣。不過，紹聖朝的政變，於人事更迭之外，另又挾著報復仇恨心理，皇帝要報復被太皇太后壓制，被大臣漠視的仇恨；捲土重來的新政派官僚們，則要報復這多年來被排擠在外，投閒置散的怨憤。
仇恨與政治權力一旦相結合，則其將發展為種種非理性的恐怖行為，幾乎可以認定為未來的必然。蘇軾對於京朝近事洞若觀火，新冒出頭來的李清臣、鄧潤甫、楊畏、虞策、張商英以至傳聞將登相位的章惇，都是他多年來的舊識，豈有不明白他們將要施展的手段？蘇轍既罷，他將是第二個槍靶，也同樣是無可逋逃的命運。
因為是無可逋逃的命運，所以他很沉著鎮靜，不願把有限的時日，虛靡於無用的憂慮，他更日以繼夜地與定州幾個交好的同僚飲酒、作詩、聽歌、言笑，欣賞蜜漬荔枝的美味和中山松醪的香醇。
形勢比人強，勢有所至，事乃必然。
詔告天下，改元「紹聖」不久，四月下旬，御史虞策就上言彈劾蘇軾，說他從前所作誥詔文字，語涉譏訕，望朝廷給他一個清算。殿中侍御史來之邵疏曰：「軾凡所作文字，譏斥先朝，援古況今，多引衰世之事，以快怨憤之私。」他舉述行「呂惠卿制詞」中的「首建青苗，次行助役均輸之政，自同商賈；手實之禍，下及雞豚，苟有蠧國而害民，率皆攘臂而稱首」；行「呂大防麻制」中的「民亦勞止，願聞休息之期」；撰「司馬光神道碑」中的「其退居於洛，如屈原之在陂澤」等為例，綜結起來說：「凡此之類，播在人口者非一，當原其所犯，明正典刑。」
這種攻訐毫不新鮮，經歷熙寧、元豐、元祐三朝，十餘年間，沈括、何正臣、舒亶、李定、李宜之、朱光庭、傅堯俞、王岩叟、楊康國、趙挺之、王覿、賈易、趙君錫、安鼎、董敦逸、黃慶基那麼多人，尋瑕摘疵的結果，都只能在文字里斷章取義，曲解誣解，一脈相承地指為「訕謗君上」「譏議先朝」而已。虞策、來之邵更是低能，他兩人所劾責的，竟是董敦逸、黃慶基、賈易曾經說過，且經朝議斷為誣妄的舊說，現再重新搬弄，誠如上年（元祐八年）五月蘇軾自辯札中所說：
臣自少年從仕以來，以剛褊疾惡，盡言孤立為累朝人主所知。然以此見疾群小，其來久矣。自熙寧、元豐間為李定、舒亶輩所讒，及元祐以來，朱光庭、趙挺之、賈易之流，皆以誹謗誣臣。前後相傳，專用此術。……
所謂「專用此術」，從另一方面足以證見蘇軾雖在語言文字上受盡挑剔，吃足苦頭，但其立身行事，光明正大，實在無懈可擊，否則那麼眾多的耳目，尋瑕摘疵，何以都只能在咬文嚼字上做工夫？實在苦於沒有材料也。
蘇軾在中書舍人和翰林學士任上多年，撰作內外製，當年日以繼夜，忙迫異常，檔案中的存稿很多。在這麼龐大的存稿中，要找影響附會的數據，應該甚易，但是虞、來等人卻還只得揀別人說過的來說。可見黃州以後的蘇軾，到底與少壯時期不同，語言文字上謹慎多了。
然而，政治這東西，講求的是現實作用，有時候是並不講理的。
當時的右相范純仁，因皇帝每以中旨發表大臣的任命，侍從台諫的任用，也不經過宰相進擬，顯已侵害了相權，違背典制。早於二月間任命李清臣、鄧潤甫時，他即向哲宗諫言道：
「陛下親政之初，四方拭目以觀，天下治亂，實本於此。舜舉皋陶，湯舉伊尹，不仁者遠。縱未能如古人，亦須極天下之選。」
帝不納。純仁辭相，帝又不許。
攻擊蘇軾，自虞策、來之邵發難後，張商英也插了一手，訾議蘇軾論合祭天地為非是。繼則全台御史由趙挺之領頭，會劾蘇軾草麻有「民亦勞止」語，以為誹謗先帝。
挺之曾被蘇軾罵過「聚斂小人、學行無取」，因這一層私怨，這回甫從秘閣校理升任御史，他就約同全體台諫官會劾蘇軾。於是，議謫蘇軾知英州。只有范純仁諫曰：
「熙寧法度，皆呂惠卿附會王安石建議，不副先帝愛民求治之意。至垂簾之際，始用言者。持行貶竄，今已八年矣。言者多當時御史，何故畏避，不即納忠。今日乃有是奏，豈非觀望耶？」
純仁的詰斥非常尖銳，直揭小人因勢利乘的醜態。奈何皇帝不聽。
來之邵又說，高士敦任官成都時，有不法之事。又論蘇轍謫放太近。范純仁詰問道：
「高士敦如有犯法的事，來之邵當時為成都路監司，應該立即按發。蘇轍與政多年，之邵已做御史，何不早加糾正？到現在才有此二奏，其情可知。」
皇帝心中，懷有強烈的成見，凡是不合他的成見的話，視而不見，聽而不聞。范純仁奮不顧身的諫諍，和小人對抗，亦絲毫無補於事。
至紹聖元年（1094）閏四月初三日，朝廷告下定州，蘇軾坐前掌制命，語涉譏訕，落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仍然降到黃州起復時的原官——以左朝奉郎責知英州軍州事。
蘇軾作《進上謝表》，語極感愴，如曰：
……臣草芥賤儒，岷峨冷族，襲先人之素業，借一第以竊名。幼歲勤勞，實學聖人之大道；終身窮薄，常為天下之罪人。……恩深報蔑，每憂天地之難欺；福眇禍多，是亦古今之罕有。
說到詔誥文字，他只籠統地申明一個原則，別無一字自辯：
……凡一時黜陟進退之眾，皆兩宮威禍賞福之公。既在代言，敢思逃責。……固當昭陳功罰，直喻正邪。豈臣愚敢有私心？蓋王言不可匿旨。
對於被謫英州，他的話，於非常懇切中透著十分灑脫，真是絕少得見的文字。如言：
罪雖駭於聽聞，怒終歸於寬宥。不獨再生於東市，猶令尸祿於南州。累歲寵榮，固已太過。此時竄責，誠所宜然。
瘴海炎陬，去若清涼之地；蒼顏素髮，誰憐衰暮之年。……
一個人，面臨身家性命傾危的禍患，甚少有人能不失態。即如韓文公貶潮州，謝表曰「懷痛窮天，死不閉目。伏維天地父母，哀而憐之」；白樂天謫江州，與元稹詩又是何等悽酸。蘇軾都不那樣，他只坦然道：「瘴海炎陬，去若清涼之地。」也不再辯白一言，把一切罪過攬在自己肩上，一擔挑回，這種臨難不苟免的精神，竟與宗教上的殉道者一樣偉大。
時勢如此，沒有人能擋得了這一股滔天的逆流。蘇軾已將一片用世的熱腸，勇決放下，而今而後，天悠地闊，何處不可去得。他已看透人生，不再希冀什麼。
1 歐陽修《六一詞·木蘭花令》：「西湖南北煙波闊，風裡絲簧聲韻咽。舞余裙帶綠雙垂，酒入香腮紅一抹。 杯深不覺琉璃滑，貪看六么花十八。明朝車馬各東西，惆悵畫橋風與月。」
2 新堤指西湖蘇公堤，舊井為杭州六井；參寥、六一均西湖智果寺及孤山泉名。
3 〔宋〕趙令畤：《侯鯖錄》。
4 〔宋〕張邦基：《墨莊漫錄》。
5 〔宋〕蘇軾：《東坡題跋》。
6 〔宋〕趙令畤：《侯鯖錄》。
7 《東坡志林》「以樂害民」條。又《次韻林子中春日新堤書事見寄》詩：「……羨君湖上齋搖碧，笑我花時甑有塵。為報年來殺風景，連江夢雨不知春。」即詠此事。
8 〔宋〕葉夢得：《避暑錄話》。
9 〔宋〕釋惠洪：《冷齋夜話》。
10 蘇軾回溯平生往來十渡淮河，應是：一、熙寧四年辛亥赴杭州簽判任；二、熙寧七年甲寅移守密州；三、元豐二年己未四月自徐州經南都赴湖州任；四、元豐二年己未八月遠赴台獄；五、元豐七年甲子乞常至南都；六、元豐八年乙丑四月自南都歸常；七、元豐八年九月赴登州任；八、元祐四年己巳出帥杭州；九、元祐六年辛未召還京師；十、元祐七年壬申三月自潁赴揚州任（治平三年丙午載喪歸蜀，自淮溯江，不在其數）。
11 胡適：《白話文學史》。
12 詩目：「新渡寺席上，次趙景貺、陳履常韻，送歐陽叔弼。比來諸君唱和，叔弼但袖手旁睨而已，臨別忽出一篇，頗有淵明風致，坐皆驚嘆。」叔弼，歐陽斐字，時以禮部員外郎被召還京。
13 〔金〕王若虛：《滹南詩話》。
14 〔宋〕李廌：《師友談記》。
15 〔宋〕蔡絛：《鐵圍山叢談》。
16 〔宋〕李廌：《師友談記》。
17 太平興國中，錢吳越王來朝京師，值上元節，獻金錢百萬，乞更買燈兩夜。後遂沿為五夜燈。
18 〔宋〕岳珂：《愧郯錄》。
19 〔宋〕王稱：《東都事略》。
20 〔宋〕葉夢得：《避暑錄話》。
21 〔宋〕蘇軾：《東坡志林》。
22 〔宋〕楊仲良：《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
23 孟元老《東京夢華錄》：「八月秋社，各以社糕、社酒相齎送。貴戚宮院以豬、羊肉、腰子、奶房、肚、肺、鴨餅、瓜醬之屬切作棋子片樣，滋味調和，鋪於飯上，謂之社飯。……春社、重九、重午亦如此。」
24 范公稱《過庭錄》記入宮問疾三人，為呂汲公（大防）、范忠宣及樞密安厚卿（燾）。查安於元祐四年已因母喪去位，五年三月以韓忠彥任同知樞密院事。據以改正。
25 〔宋〕黎靖德：《朱子語類》。
26 蘇軾定州之命，王宗稷《年譜》定為是年八月，翁方綱《蘇詩補註》引《實錄》則為「元祐八年九月，禮部蘇公以侍讀學士知定州」。任命如在八月，可能為宣仁太皇太后所作之安排；如在九月，宣仁已崩，則必出於帝意。
27 〔宋〕王明清：《揮麈後錄》。
28 李端叔題跋續言：「東坡在中山宴集間，有歌戚氏調者，坐客言調美而詞不典，以請於公。公方觀《山海經》，即敘其事為題，使伎再歌之，隨其聲填寫。歌竟篇就，才點定五六字而已。」《老學庵筆記》云：「東坡先生在中山，作戚氏樂府詞最得意。幕客李端叔跋三百四十餘字，敘述甚備，欲刻石傳後，為定武盛事。會謫去不果，今乃不載集中，至有立論排詆，以為非公作者，識真之難如此哉。」此詞今見毛氏汲古閣本、疆村朱氏重編元延祐本《東坡樂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