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東坡新傳 · 第十章 杭州去來
一 儲糧防災
蘇軾以兩浙西路兵馬鈐轄龍圖閣學士知杭州，於元祐四年七月三日到任，進謝上表中，有曰：「仰荷至仁，曲從微願。江山故國，所至如歸，父老遺民，與臣相問。」皆為實言。蘇軾回憶當年被陷御史台獄，死生莫卜，其時距他離開杭州，且已六七年了，而當地士民，還在追念這位離職久已的好官，為他設置解厄道場，祈求上蒼保佑他消災免禍。 1 主管這件案獄的當局，移文杭州索取境內所留蘇軾的詩作，杭人坦然提供數百首，心裡則頗鄙薄此種為文字興獄的作風，誚為「詩帳」 2 。他們對被迫害者的同情，不言而喻。
不僅此也，蘇軾後來謫放黃州，杭州的故人還相約湊出錢來，一年兩次，派人遄程到黃州去問候他，還帶來許多杭州土產的食物——荔枝、螺醬、茶葉。見於蘇軾黃州所作《杭州故人信至齊安》詩：
昨夜風月清，夢到西湖上。
朝來聞好語，扣戶得吳餉。
輕圓白曬荔，脆釅紅螺醬。
更將西庵茶，勸我洗江瘴。
故人情義重，說我必西向。
一年兩僕夫，千里問無恙。
相期結書社，未怕供詩帳。
還將夢魂去，一夜到江漲（杭州橋名）。
回溯熙寧七年（1074）十月交卸通判職務離杭，到這次元祐四年（1089）七月重來，別已一十五年，蘇軾所滿心喜悅的，並不完全為了西湖的湖光山色，而是杭州人對他這份深厚的情義，使這天涯遊子，如有歸鄉之樂。
北宋當年，杭州還是一個美麗而寧靜的小城，不能與京城開封相比，要到南宋建都於此，改名臨安，它才繁榮熱鬧起來。祖居錢塘的周煇，在南宋時聽故老傳說從前的杭州：「昔歲風物，與今不同。四隅皆空回，人跡不到。寶蓮山、吳山、萬松嶺，林木茂密，何嘗有人居。城中僧寺甚多，樓殿相望。出涌金門，望九里松極巨，更無障礙。……」 3 所以蘇軾作《去杭十五年復游西湖》詩，也說：「葑合平湖久蕪漫，人經豐歲尚凋疏。」可見雖號地上天堂的地方，人口並不甚盛，但這對於一個剛從汴京十丈紅塵中逃避出來的蘇軾，毋寧是個非常理想的住處。
做知州的有官邸稱「州宅」者可居，但在州宅之東，消暑堂之後，另有一座為屋五間的建築，系熙寧年間趙清獻公抃知杭州時所造，以錢塘舊城的城闉為基地，所以房屋雖然並不高大，但因建地高，特別超出在州宅及園圃之上，可以俯瞰虛白堂，歷來為州者多居之，稱為「高齋」。蘇軾用以招待他的賓客居住，和黃州的雪堂一樣。
蘇軾自己住定後，首先注意到的是杭州的廨宇官屋，都已非常破敗。這些建築，本來都是吳越國主時代所造，雖然建材都是珍材異木，然而歷時皆在百年以上，大部分頹敗傾斜，隨時有倒屋傷人的危險。蘇軾到任前一個月，使院屋倒，壓傷兩個書手；八月鼓角樓坍了，壓死鼓角匠一家四口。因此，遇大風雨時，職官們都不敢在正堂里值宿。蘇軾派人檢查，計有官舍、城門、樓櫓、倉庫等二十七處，大段隳壞，亟須搶修。他於九月間，上《乞賜度牒修本州廨宇狀》，狀請給賜度牒二百道，並請依照舊數支公使錢五百貫，用來應付修繕的經費。
狀中，他還插述一段感慨。說他的前任，雖也有「果於營造」者，如孫沔造中和堂，梅摯造有美堂，蔡襄造消暑堂等，然而「皆務創新，不肯修舊」，聽任實際需用的廨宇在風雨中東倒西歪，因循支撐，苟延歲月，只是不修——當官的愛做門面事，自古已然，而今為烈。
初到任時，蘇軾還曾感嘆過杭州的「人經豐歲尚凋疏」，不料豐歲無常，就這時候，他所轄屬的浙西七州——杭、湖、秀、睦、蘇、常、潤，已經雨暘失調，正在醞釀凶年的災荒了。因為這些地方，有一部分從上年（元祐三年）冬季開始，到今年春天，一直霪雨為患，田中積水不退，無法施種早稻；至五、六月水退後，才再補種晚稻的秧苗；不料插秧後，又遇上乾旱之災。兩次稻作，全遭損害，所以市上米價先已騰貴，每斗要賣到九十足錢。江南水鄉，麥產甚少，照這情形，可以預見明年春夏之交，必有饑饉盜賊之憂。
蘇軾下車伊始，正是乾旱嚴重的大熱天，立刻有兩個迫在眉睫的問題，待他解決。一是如何平抑米價，籌措糧源，準備賑濟明年的缺糧；二是如何疏通運河，恢復水運交通，並使城中的居民有足夠的水用。
關於第一個問題，蘇軾把有關當地的糧食需要，調查清楚，就目前的收成預測來年缺乏的數量，然後於十一月間，上《乞賑濟浙西七州狀》，向朝廷提出請求：一是減收本路上供錢斛一半或三分之二，俟年成豐熟時，分年起償；二是請即詔令停止公家在本路各州收購常平、省倉、軍糧、上供米、封樁錢等各項名目的錢米；三是乞將上供錢散在諸州稅戶，令買金銀綢絹，以免錢荒。
這個狀子奏報去京後，久久未得詔答。他知道地方監司有報喜不報憂的官僚習氣，不肯實事實說；而更多的人，非到災荒臨頭，餓殍載道，不見得會有未雨綢繆的遠見。他心裡非常不安，分頭給太師文彥博、宰相呂大防以及門下僕射諸公，寫信呼籲，促請他們注意和支持。
蘇軾非常了解杭州風俗的浮薄，上呂僕射（大防）論浙西災傷書中，特別申述了這一點。因為大防是北人，不甚了解南方人的生活習俗，與樸實的北人不同，抵禦災荒的能力也就非常薄弱，所以必須由政府預為籌謀，準備賑濟。否則，饑荒一經發生，社會就難免動亂不安。
蘇軾書中說：
……三吳風俗，自古浮薄，而錢塘為甚。雖室宇華好，被服粲然，而家無宿舂之儲者，蓋十室而九。自經熙寧飢疫之災與新法聚斂之害，平時富民，殘破略盡。家家有市易之欠，人人有鹽酒之債。田宅在官，房廊傾倒；商賈不行，市井蕭然。譬如衰羸久病之人，平時僅自支持；更遭風寒暑濕之變，便自委頓。仁人君子，當與意外將護，未可以壯夫常理期也。……
經過這樣多方呼籲，終獲朝旨許可，准予保留上供米三分之一，辦理平糴。
來年正月，糧食供應果已青黃不接，蘇軾便下令減價出糴常平米，把駸駸欲上的糧價壓了下去。
宋朝的救荒政策，法有政府辦理貸款的規定，地方官可以不必入告朝廷，專權自辦。但是蘇軾不願意放貸官款，顧慮貸放容易，將來與租稅同時催收時，民不堪命了，此與從前反對青苗的原則一樣。他決心專用平糴法，不使遭災的百姓貽留後患。
隨後蘇軾又想到九月間為了修繕廨宇，乞賜度牒那個案子，認為如得朝廷給賜，即可徵召蘇湖常秀各州富戶，照市價納米購買這批度牒，然後可以將這批米以低價賣與缺米縣份。這一進一出，雖然政府在米價上要吃一點虧，但可疏解米荒，平抑糧價。而出糴所得價款，即使短少一點，依然可以挑緊要之處修葺官屋。照此做去，政府給賜一份度牒，就可以派上兩種用場，「先濟餓殍，後完破產」。
他把這個構想，也奏報了朝廷，對於先前乞賜度牒一案，抱著極大的期望。
度牒，是出家人的身份證明。宋朝，度牒由中央政府專賣，一個人要出家做和尚，須先買好度牒，才由寺院剃度。政府出賣度牒，在財政收入上占有重要地位，有時竟超過朝廷歲收的十分之一。
一道度牒的價格，因時因地不同。神宗時的官價，每道賣錢一百三十千；但在夔州路則賣到三百千，廣西路賣到六百五十千（《宋會要輯稿》）。如依米價每斗九十文計算，一紙官價度牒折合白米一百石以上。
老百姓要買度牒，因為和尚道士可以逃避兵役、勞役，不出身丁錢和其他苛捐雜稅；法律規定，屬於寺院的田產免付租賦，所以部分地主也要買張度牒，用來逃避租賦的負擔。
蘇軾七月到任，正是鑠石流金的炎夏時節，乾旱之災已成。他最先注意到的是當時主要的交通命脈——運河干淺所造成的交通癱瘓，因而貨運阻塞，使穀米薪芻全面漲價。
解決水的問題，是拯救乾旱的根本，也是疏通貨運、平抑物價的唯一辦法。蘇軾前任杭州通判時，曾與當時的知州陳襄共同擘划過杭州的水源，在這方面他有相當的了解，因此很快接受臨濮縣主簿、監杭州商稅蘇堅（伯固）的建議，第一步浚治杭州的兩條運河：一是南抵龍山浙江閘口，北出天宗門的茆山河；一是南至州前碧波亭下，東合茆山河而北出餘杭門的鹽橋河。
他先調集捍江兵士及諸色廂軍千餘人，浚治這兩段河道，各有十餘里。以茆山一河，專受錢塘江的江水；以鹽橋一河，專受西湖淡水。因為若不把這兩道運河的水源分別隔開，則每天江潮來時，隨著潮水帶進大量泥沙到運河裡來，不出三五年，河道依然要被淤塞，前功盡棄。所以這次工程不但河分兩道，又在鈐轄司前創建一座水閘，每天江潮上時，關閉閘門，使龍山江潮只能從茆山河出天宗門而去；等過了一兩個時辰，潮平水清，才開閘門，則江潮中挾帶的泥沙，就不會流入穿越市內的鹽橋河，大部分流經城市的運河也就不會淤塞了。茆山河流，全在市區外的鄉野之地，浚治淤積，便無礙城中的商市和居民。
此一工程自元祐四年十月開工，不到半年，即已完成。兩河河床受水的深度，都在八尺以上，於是客貨船運，順利通行。杭州的父老們都一致讚頌，說三十年來，開河未有如這次那麼深、那麼快的。
治水救旱，浚河通航是解決問題的一半，而另一半的任務則為充裕人民日用的水源。根據蘇堅的建議，原來西湖淡水貫城進入清湖河者，大小共有五支水道，但卻都從清湖河直下，徑出餘杭門，不復與城中運河相灌輸，未加利用，最為可惜。因此他們在涌金門內小河中，造一座小堰，使暗門和涌金門二道所引湖水，注入法慧寺東溝中，沿此添鑿四五道新溝，引入市內貓兒橋河口，由貓兒橋河口流入新水門而至鹽橋河——這就是鹽橋河專受湖水（亦即淡水）的導流工程。
鹽橋河的下流，容納江潮的清水，上流有西湖活水流性，有此兩大水源，則城中居民便永無缺水之憂了。這湖水所過曲折之處，分別設置石櫃貯水，老百姓可以汲用洗濯,並可為救火消防之備。蘇軾與蘇堅商定了這個計劃，再叫仁和知縣黃僎去實地相度，又親率僚吏躬自驗視，認為確鑿無疑，就用以工代賑的辦法，將這小堰和鑿溝的工程於元祐五年四月二十日開工做了。
蘇軾原來請求留上供米一半或三分之二，用以賑災，而朝廷所許只有三分之一。照他的估計，還差三萬石，他只引領期待朝廷能夠如數給賜二百道度牒，可以讓他先用來調節糧米，再修官屋。
其時淮南路也報災傷，朝廷將它並成一案辦理，准了兩浙、淮南路，各賜空名度牒三百道，付各路轉運使，命與提刑、兩路鈐轄司洽商分配。
這宗公事的主管是轉運使葉溫叟，他在出巡各州勘災途中，奉到聖旨，卻不會商有關官署，擅自作主，把它分配了，杭州只配得度牒三十道。
這使蘇軾大為不平，立刻上奏《論葉溫叟分擘度牒不公狀》。狀言：度牒的分配，應該依州郡大小、戶口眾寡、災傷程度的深淺來定配額，現在葉溫叟不經會商，擅自分配，已經違背了詔令，而他獨出私意，只分與杭州三十道，更不公平。如潤州人戶，僅為杭州的十分之三，而且並未報災，他卻分與度牒一百道；其餘或多或少，任意支配，漫無準則，致使「杭州百姓，例皆咨怨，將謂聖恩偏厚潤州，不及杭州」。 4
蘇軾在狀中再度詳申杭州缺米的嚴重，乞賜指揮於三百道度牒內支一百五十道與杭州。
葉溫叟與蘇軾是進士同年，兩人議事每不相合；不過，公事雖然要爭，但不妨礙私誼。此事之後的元祐六年（1091）正月，葉溫叟以主客郎中被召還京，行前還與蘇軾一同視察新河。將行，軾作《浣溪沙》小詞為他送行，還希望將來再在杭州相逢：
陽羨姑蘇已買田，相逢誰信是前緣。莫教便唱水如天。
我作洞霄君作守，白頭相對故依然。西湖知有幾同年。
這段度牒公案，卒於五年五月獲得解決，由朝廷加賜兩浙、淮南度牒六百道，其中杭、揚二州，各得百道。
於是，杭州且有錢余，可作開湖的部分經費了。 5
二 吏治
蘇軾生性剛直，善善惡惡，毫不假借。他固然有出盡全力，爭取糧米備賑的仁心，但也有不顧常度、法外懲暴的勇氣。
浙西諸郡，產絲織絹，全國第一。每年年初，政府撥出庫錢貸放民戶，約定於蠶熟後，以織成的絹抵還貸款，實即政府預購，一千輸一縑，稱「和買絹」。這批收購絹例須綱運上京，供中樞配給軍公人員之用。
近些年來，民間故意織造一種「輕疏糊藥」的劣絹，拖到期限迫近，矇混繳納，煽合眾人拒絕官方挑剔，習以為風。但是送到京里以後，受配的官吏軍人，都說兩浙衣賜不好，年有估剝，使原納專典的職官，被枷鎖鞭撻，典賣竭產，還不夠賠償。
蘇軾認為此乃姑息之弊。他命令受納官吏，必須認真挑選，不受威脅。七月二十七日，受納場前，就發生納絹的民戶二百餘人齊聲叫囂的騷動事件，同時擁入州衙，向知州喧訴。蘇軾一面依理曉諭，一面責令仁和縣丞調查，此中必有凶奸為首的人在幕後煽惑群眾，要挾官府。
果然查出是顏巽的兩個兒子——顏章和顏益，他們納和買絹五疋，全是輕疏糊藥、丈尺短少的劣品，受納官拒不接受；這顏姓兄弟立刻就號召到數百人，在受納場上包圍監收的官吏，大聲叫喊示威，秩序大亂。蘇軾即時下令，差人將這顏章、顏益逮捕到案，枷送右司理院（法院）勘查。
逮捕了首惡二人的第二天，人戶繳送的都是好絹了，而且更無一人再敢喧鬧生事。
蘇軾繼續追查這顏家父子的素行，原來他們是犯罪世家，地方惡霸，故意打擊官府的威信，達到橫行閭里的目的。顏巽原是土豪，他曾在衙門裡當過書手，熟識胥吏，因犯贓私和逃稅，兩次刺配本州和滁州的牢城，而兩次都託病保釋出來，即在地方上為非作惡，父子凶奸，使老百姓望之如虎，不敢不聽從他的號令。
這次事故，就案件的本質而論，不過觸犯稅法而已，所以右司理院的判決，只能予以行政處分，對這種凶狡的人，毫無用處。蘇軾認為：「以匹夫之微，令行於眾；欲以眾多之勢，脅制官吏。」這個樣子的社會惡霸，實在不能姑息；右司理院只可依法判處，但顯然不足收懲儆之效，除惡即是保良，蘇軾別於法外加判曰：
顏章、顏益，家傳凶狡，氣蓋鄉閭，故能奮臂一呼，從者數百，欲以動搖長吏，脅制監管，蠹害之深，難從常法。
徑將顏章、顏益二人，「法外刺配」（臉上刺了花，充軍到遠惡州郡去）。蘇軾一面上奏朝廷，乞狀下本路轉運使遍行約束曉示外，而自於法外作此處分，實已超越了知州的權限，同時引咎自請朝廷重典。
章上，朝中御史論蘇軾為違法，賈易尤累章攻訐不已。朝廷無奈，一面詔許蘇軾「放（免）罪」，一面將顏章也放了。蘇軾心裡很是不平，覺得州郡官的責任與權力，不成比例，很難做事，上《杭州謝放罪表》，有言：
伏以法吏網密，蓋出於近年；守臣權輕，無甚於今日。觀祖宗信任之意，以州郡責成於人，豈有不擇師帥之良，但知繩墨之馭。若平居僅能守法，則緩急何以使民。……
這段話罵盡鄉愿式的官僚政治，對於朝廷的處置不能堅持原則，也深表遺憾。該表還有一段自述個性的話，非常坦白而且沉痛。如言：
早緣剛拙，屢致憂虞。用之朝廷，則逆耳之奏形於言；施之郡縣，則疾惡之心見於政。雖知難，每以為戒，而臨事不能自回。……
「臨事不能自回」這句話，活畫出一個嚴別是非、疾惡如仇的勇者的面相。
然而事情並未了結，朝廷雖已放罪，御史們還是不赦。後來總攻擊時，這也是罪狀之一。
北宋當時，最大的敵人是北方的遼國；而東北濱海之地的高麗，是臣屬契丹的一個毗鄰小國。契丹人陰蓄躍馬中原之志，有政治預見力的人，都有「心所謂危」的警惕。他們利用高麗人來中國做間諜工作，「使者所至，圖畫山川，購買書籍。議者以為所得賜予，大半歸之契丹」（《論高麗進奉狀》）。所以這些年來，有很多高麗人用各式各樣的名義到中國來，朝貢的、通商的、拜佛的，絡繹不絕。
他們通常都利用商船上的人來做內線，一則求財利，一則要情報，互相勾結，已是存在很久的事實。前幾年有個王子和尚義天來華訪謁各大叢林，即是一端。
明州，即今浙江寧波府，唐宋時代最大的貿易港。高麗人來華，大都是從明州入境，他們如欲到中原各地去遊歷，則杭州是旅程中第一個大站。
因此，蘇軾到任才三四個月，就碰上一件棘手的高麗僧人請求進貢的案子。
這事情起源於已死的杭州惠因院僧靜源。這靜源不是一個佛門清淨的出家人，從前曾在濱海地方的寺廟裡住過，慣與出海的舶客交通牟利，那些舶客們在高麗替他做宣傳。因此，元豐末年，高麗王子和尚義天來華時，也曾往拜靜源。
今年，靜源死了，他的門徒和一個叫徐戩的便想出花樣來。那徐戩曾為高麗雕造夾注《華嚴經》板兩千九百餘片，公然運往，得到白銀三千兩的報酬。他食髓知味，乘此機會便鼓動靜源的門徒，帶了他師父的畫像，搭了商船去高麗往告義天。義天就派他的門徒壽介、繼常、潁流和院子金保、斐善五人到杭州來祭奠亡僧靜源。蘇軾令本州將他們送往承天寺安置，選職員二人，兵十名，妥善照管，不許隨意出入。
祭畢，壽介才呈狀稱：臨發日，高麗國母交他兩尊金塔，命他進奉宮廷，祝皇帝和太皇太后的萬壽。蘇軾一面令主管部門退還他的書狀，答覆道：朝廷清嚴，守臣不敢專擅奏聞。一面奏報朝廷道：「高麗久不入貢，失賜予厚利。意欲來朝，以未測朝廷所以待之薄厚，故以祭亡僧而行祝壽之禮。禮意渺薄，蓋可見矣。若受而不答，則遠夷或以怨怒；因而厚賜，正墮其計。臣謂朝廷宜勿與知而使州郡以理卻之。……」
蘇軾雖然已將這批高麗使者管在承天寺住，但是仍不放心，特別甄選了西湖下天竺的淨慧禪師思義，來當高麗僧人的館伴，賦予監察的任務。這淨慧學行很高，通達世故，每日與他們講論佛法，詞辯之外，又復步步跟蹤，弄得那些高麗僧人毫無辦法。思義從談話中，把壽介此行的動機和經過問出許多破綻，報告蘇軾。 6
舊例，外國使至，吳越七州政府所費的招待費，要花二萬四千餘緡，民間所費還不計算在內。蘇軾認為不值得如此靡費，命令所屬州郡酌量裁減。
高麗僧經他奏准，從福建泉州遣送歸國。蘇軾認為刁商招誘外夷，為國生事，必須嚴懲；同時奏奉朝廷准許，將徐戩發配到千里外的州軍編管。
蘇軾對這方面的警覺性很高，元祐五年八月泉州綱首檢舉商客王應年等冒請高麗公憑，發船入大遼買賣。他便上《乞禁商旅過外國狀》，此是當時情勢下必須做的「保密防諜」措施，而執政大臣們，由於和平日久，十分顢頇，對之漠然。
蘇軾治大惡，務嚴峻，絕不姑息；但是對於輕微罪過而事足同情者，他的寬厚，卻又常常出人意表。
有件債務案子，某人欠綾絹錢二萬不償，被債主告到官里。蘇軾把被告傳來訊問，供曰：「我家以制扇為業，父親剛死，又遇今年入春以來，連雨天寒，所制的扇子賣不出去，並非故意不還。」蘇軾看了他老半天，然後說：「姑且把你所制的扇子拿來，我來替你發個利市。」
一會兒扇子取到，蘇軾就中選取白色夾絹團扇二十柄，就拿起判筆來各寫行書、草字，畫枯木竹石，頃刻而盡。給他道：「拿去，趕快變錢還債。」那個人抱扇泣謝而出。一出府門，就被好事者爭以千錢取一扇，立刻賣光了，到後一步的還懊恨不置。這故事傳說出去，闔郡稱嗟。 7
蘇軾對於偶犯罪失的士人，愛護尤甚，因為他經歷過一個寒士的困難，非常同情他們。
一次，所屬都商稅務查獲了一個逃稅的南劍州鄉貢進士吳味道，帶了兩大包私貨，包面上寫作「杭州知府蘇某封至京師蘇侍郎宅」。不但逃稅，而且冒名。蘇軾問他內中所裝何物？此人實說道：「味道今秋忝冒鄉薦，鄉人集資為赴京盤纏。我以一百千錢買得建陽小紗二百端，如沿路抽稅，到京就不剩一半。以為當今負天下重名者莫逾先生，所以假冒台銜。不料先生已臨鎮於此。罪實難逃，乞求寬恕。」
蘇軾叫筆吏另加包封，上寫自己名銜送「京師竹竿巷蘇學士收」交給吳味道，且說：「先輩這回將上天去也無妨，來年高過，當卻惠顧也。」味道悚謝再三而去。 8
蘇轍於本年六月除吏部侍郎，三日後改翰林學士兼吏部尚書。味道不知，所以稱蘇侍郎；而蘇軾改寫包封，稱蘇學士。
蘇軾治郡，對於魚肉人民的豪強，雖然絕不放過，但是那個時代，國家承平日久，社會安定，所以真正的巨奸大憝，並不常有，犯行大多是些偷雞摸狗，迫於饑寒而起的細事。在蘇軾人道主義的觀念上，求生是人的基本權利，因求生而致犯罪，實在可以同情，甚至想到自己在這裡做官，戀戀於這份俸祿，也不過是為了生活。二十年前 9 ，他初來杭州做簽判，那年除夕，在都廳當值，例須點查囚系的人犯，看到黑越越的一大堆人擠滿了監獄，點到天黑還不能回家，心裡非常難過，當時曾在廳壁上題過一首「除日當早歸，官事乃見留」的詩。
二十年後，蘇軾重來，苛酷的新法已經革除了，現在情況，已與從前不同。元祐五年除夕，檢點獄訟，竟是「庭事蕭然，三圄皆空」。
蘇軾聽到這個報告，歡喜滿足之餘，認為此「蓋同僚之力，非拙朽所致」。和前篇韻作詩呈公濟、子侔兩通判：
山川不改舊，歲月逝不留。
百年一俯仰，五勝更王囚。
同僚比岑范，德業前人羞。
坐令老鈍守，嘯諾獲少休。
卻思二十年，出處非人謀。
齒髮付天公，缺壞不可修。
三 治六井·開西湖
古代社會缺乏公共衛生設施，任何地方水旱災荒之後，一定會發生瘟疫，瘟疫蔓延，也必有大批大批的人死亡。
果然，杭州於乾旱之後，翌（五）年三月間，氣候轉暖，疫病隨即大作，照蘇軾說：「杭州是水陸交通之區，因疫病死者，比他處常多。」
蘇軾立即實行兩項救濟措施：一是設置病坊，一是施藥。
他撥出結餘官錢兩千貫，自捐私款黃金五十兩，在城中眾安橋設置病坊一所，取名「安樂」，遴選僧人主持施醫的工作。規定每年從錢糧（即田賦）中留出病坊的常年經費，三年內醫逾千人者，對主持僧人，呈由朝廷賜與紫衣。 10
既設病坊，他又自費修合藥劑——聖散子，施送貧病。這聖散子的功效，蘇軾自記：
昔嘗覽千金方三建散云：風冷痰飲，症癖痎瘧，無所不治。而孫思邈特為著論，以謂此方用藥節度，不近人情，至於救急，其驗特異。乃知神物效靈，不拘常制，至理開惑，智不能知。今仆所蓄聖散子，殆此類耶？
據他說，此藥表里虛實，一切不問，凡陰陽二毒狀至危急者，連續飲服數劑，立即汗出氣通。如遇時疫流行，於天明時用大釜煎煮，不問老少良賤，各服一大盞，就能使疫氣不入其門；如是平常疾病，空腹一服，也能飲食倍常，百病不生，真是「濟世之具，衛家之寶」。
這聖散子藥效如此神奇，簡直就是萬應靈丹；而且所用都是中下品的藥科，每服成本只要一錢。所以蘇軾勸人施藥，必曰「千錢可救千命」。四年春間杭州這場時疫中，蘇軾自費修合此藥，廣事施捨，據說，「得此藥全活者，不可勝數」。
這個秘方，蘇軾得來不易：
其方不知所從出，得之於眉山人巢君谷。谷多學，好方秘，惜此方不傳其子，余苦求得之。謫居黃州，比年時疫，合此藥散之，所活不可勝數。巢初與余約不傳人，指江水為盟。余竊隘之，乃以傳蘄水人龐君安時。安時以善醫聞於世，又善著書，欲以傳後，故以授之，亦使巢君之名與此方同不朽也。
一千多年前的蘇軾，就反對家傳秘方，認為應將驗方公開，博施濟眾。
蘇軾初從巢谷手上得到這個秘方的時候，他在黃州貶所，經濟情況很不寬裕，然而還是合這個藥，施捨別人。 11
疫病期間，失時曠業，饑民必然驟增，蘇軾又命人設廠煮粥，普施貧病。
蘇軾去任後，所設病坊，改名「安濟」，從城中眾安橋遷至西湖上，辦了沒有幾年，就停廢了。南宋周煇言：四十年前見到祥符寺一老僧，稱其先師曾隸安濟坊，現在杭州雖為陪都，卻不見官府再辦這種拯民疾苦的社會事業。
飲水，與人們的健康和防止疾病傳布，關係非常密切。蘇軾為解救杭州旱災，費了半年功夫，浚治了茆河、鹽橋兩道運河，疏通了航運，供給了居民洗濯用的水，但還不能解決人民日常飲水的問題。
杭州，本在水底，由滄海變成桑田，故雖漸為城市，而水泉咸苦，居民還甚稀少。唐李泌始造六井，汲引西湖群山所出的淡水，供應民飲；白居易繼復治湖浚井，築石函隔絕江水，飲水問題才獲充分解決。
至熙寧五年（1072），錢塘六井年久失修，居民又苦水不夠飲。時陳襄來知杭州，蘇軾為通判，命僧人仲文、子珪、如正、思坦等負責修整，自擘劃以至工程的點驗，蘇軾亦均參與其事。錢塘六井對於杭州居民飲水的關係，蘇軾有極深的了解，當時並應陳襄之請，為撰《錢塘六井記》一文，石刻於相國井之亭上。 12
十六年後，沈公井又告淤塞了，時又災旱，軍民皆苦無水。蘇軾想起前事，就各處尋覓熙寧年間負責修井的這幾個和尚。四人中只剩下子珪一僧尚在人間，雖然已七十，但幸精力未衰。蘇軾問他：「沈公井何以又壞了？」他說：「熙寧中雖已修好，但當時系用毛竹來做水管，所以容易腐壞。」於是改用瓦筒作管，又將瓦筒盛在石槽中，兩邊以磚石培瓷固護，底蓋力求堅厚，錮捍周密，費時不過一二月，即已完工。井既修復，則西湖淡水，幾乎遍於全城，家家都有可飲之水了。
子珪僧從前已獲朝廷賜予紫衣，這次蘇軾又上狀為他請得「惠遷」師號，用以酬謝他兩次修井的營幹勞苦。 13
然而問題是一個接著一個發生的，錢塘六井雖然修好了，但是六井的水源則在西湖；若是西湖的水源不足，不但六井歸於無用，即辛苦浚治的運河，不得不取給於江水，江滿必挾泥沙以俱來，仍將三年一浚，勞民傷財事小，為患閭里之害更大。
西湖湖水不但供給居民飲用而已，白樂天治湖，做石函泄水，湖水灌溉附近的田畝，達千頃之巨。吳越王時代，特置撩湖兵士千人，日夜開浚。自入宋朝以後，西湖被定為皇家放生池，就疏忽了浚湖的工作，每年乾旱時節，水草叢生，橫長蔓出，在湖面上出現了一塊一塊的葑田，葑田占據了湖面，湖水無所容納，便越來越少了。蘇軾說，他做本州通判時，湖上葑田還只占十之二三，到現在相距不過十五六年，湖面已經堙塞了將近一半。
開浚西湖工程，先由杭州父老農民一百一十五人到帥府來請願，他們說：「西湖之利，上自運河，下及民田，億萬生聚飲食所資，非止為游觀之美。而近年以來，水面日減，茭葑日滋，更二十年無西湖矣。」蘇軾奮然道：「使杭州而無西湖，如人去其眉目，豈復為人乎！」
錢塘縣尉許敦仁也建議「西湖可開」，他說：「議者欲開西湖久矣，自太守鄭公戩以來，苟有志於民者，莫不以此為急，然皆用工滅裂，又無以善其後。……」
所以始終無人辦好。但看西湖形勢，三面環山，一角通江，雖以風景名勝騰譽天下，其實卻是杭州城的一大蓄水潭，群山所受的雨水，流注西湖，乾旱時期的農田灌溉和全城居民的飲水，莫不取給於此。西湖堙塞了，山水無所容蓄，稍遇乾旱，即成災害。所以開湖是民生樂利的水利工程，並非只為「游觀之美」。
蘇軾和各方面商議決定，既是為民興利的事，必須克服任何困難，說到做到。蘇軾遂於元祐五年四月二十九日，上《乞開杭州西湖狀》，請再賜度牒五十道，配合本州賑饑餘款，就可將湖面葑草二十五萬丈清除乾淨，使西湖復唐之舊。照宋朝立法，本州節餘款項，知州有權動用。蘇軾就利用手頭現有一萬貫錢、一萬石米的節餘，足夠支應十萬人工。以每工開葑一丈計算，就可添得十萬丈的水面，全湖積葑二十五萬丈，已可消除十分之四。所以拜發奏狀前一日——元祐五年四月二十八日，他已差派捍江船務等兵士五百名，先已動手剷除葑草，搬載湖泥；一面再分派民工參加作業，這些民工都是仰賴救濟的災民，以工代賑，減少政府的負擔。
自開工之日起，蘇軾閒日一至湖上，親自督察工事的進行，奔走於礫石泥淖之中，甚至忘記回家吃飯，好在他生活習慣簡率，就便與堤工同吃。施德操《北窗炙輠錄》說：「築新堤，坡日往視之。一日，飢令具食，食未至，遂於堤上取築堤人飯器，滿貯其陳倉米一器，盡之。」
他借錢塘門外大佛頭山，即石佛院的十三間樓，作他的臨時辦公處。這石佛頭山舊稱始皇纜船石，僧人思淨刻山為佛，築院，與壽星院為鄰，都在萬松嶺山麓。開工後七日即是端午假日，遊人都出錢塘門到十三間樓來玩，蘇軾也在那裡督工，看到湖上遊人如織，那樣熱鬧，心裡好不高興。作《南歌子》詞，題為「杭州端午」：
山與歌眉斂，波同醉眼流。遊人都上十三樓，不羨竹西歌吹古揚州。
菰黍連昌歜，瓊彝倒玉舟。誰家水調唱歌頭，聲繞碧山飛去晚雲留。
輔佐蘇軾主持開湖工程最力的，一是駐杭州的兩浙兵馬都監劉季孫，所用的兵工，完全靠他調度和督率，他每日由萬松嶺以至新堤，往來奔走，不辭勞怨；第二個是監杭州商稅的蘇堅，他嫻習水道工程，故能擔當這個非常重要的角色；第三個是錢塘縣尉許敦仁，他首先建議西湖可開，且又是他所轄屬地區的分內公事。所以此一工程中，這三個人的貢獻都很大。
治湖所需最重要的條件：一是人力，二是船隻。
人力方面，工兵自有常業，調撥有一定的限度，加上以工代賑的夫役，還是不夠，船隻缺乏的情形更嚴重，等到奉准全面開湖之日，這兩項短缺，就成了非常困擾的問題。蘇軾親自寫信給秀州的章致平求救，要他集合秀州人船前來助役，語氣迫切，可見當時工程緊張的情況：
公見勸開西湖，已動手成倫理矣，想不惜見助。贓罰船子，告為盡數剗刷，多多益佳。……仍告差人駕來，本州諸般，全然闕兵也。至懇！至懇！
湖中剗下來的葑草，挖出來的濕泥，往哪裡放呢？蘇軾周視良久，口中喃喃：「今欲去葑田，葑田如雲，將安所置之？」後來他從西湖原有自西至東的長堤和白樂天築堤得到靈感。那兩道湖堤是這樣的：
西湖原來有道自西至東的長堤，歷史非常久遠，長慶年間白居易浚治西湖以前，便已存在。堤岸西邊，密植垂柳，自錢塘門至西泠橋止。《臨安舊志》說此堤「不知所從來」，又曰堤「徑三里余，唐稱白沙堤，宋稱孤山路」。因為原有白沙堤名，所以後人往往誤會這道湖堤為白樂天所築，其實白詩「誰開湖寺西南路，草綠裙腰一帶斜」，連他自己也不知道此堤誰所開築，則非樂天之功可知。
不過白居易確也築過一堤，起自錢塘門水閘，過昭慶寺，沿寶石山麓北行，至松木場止，是《西湖志》所說「白公堤在錢塘門外，由石函橋迤北至餘杭門」，即今武林門止的那一條，現已久廢。
湖上葑田面積有二十五萬丈之多，一旦剗草剜土，這剗剜出來的大量葑草湖土，除了取之於湖，用之於湖，沒有比此更為經濟的辦法。湖上東西有堤，但是環湖一周，達三十里，南北往來，必須繞湖步行，非常不便，蘇軾因此定計，廢物利用，增築一條自南徂北的長堤，則行人便而葑草湖泥都有用了。
歷時四個月，占據一半湖面的葑田大部分被剗除了，南北相通的長堤也將築成，蘇軾續與章致平書云：
葑臠初無用，近以湖心疊出一路，長八百八十丈，闊五丈，頗消散此物。相次開路西葑田，想有餘可為田者，當如教，揭榜示之。
這條堤，起自南屏，止於曲院。蘇軾並未賦予堤名，到他離杭州任，林希來接事後，才榜之曰「蘇公堤」。堤上跨築六座橋樑，本亦無名，舊稱第一橋、第二橋……這六橋各通沿岸港埠，目的是疏導諸港之水。後人自南山第一條起，名映波橋者通赤山港（埠），名鎖瀾橋者通麥嶺港，名望山橋者通花家山港，名壓堤橋者通茅家埠港，名東浦橋者通曲院港，名跨虹橋者通耿家步港。 14
堤工完畢後，兩岸遍植芙蓉和楊柳，而不是後來的桃花，利用樹根的生長盤曲，鞏固堤岸，又建九個涼亭，便於行人歇腳。南宋時代吳自牧的《夢粱錄》記曰：「自西迤北，橫絕湖面，綿亘數里。夾道雜植花柳，置六橋，建九亭，以為遊人玩賞駐足之地。」但這都是蘇軾離任後的景色，蘇軾和趙德麟詩，他的喜悅，只在湖葑空去，南北路通：
六橋橫接天漢上，北山始與南屏通。
忽驚二十五萬丈，老葑席捲蒼煙空。
前揭致章致平書中，有這樣一句話：「相次開路西葑田，想有餘可為田者。」後來錢塘縣尉許敦仁建議將葑地作田，不如變為菱盪。他看到吳人種菱，每年春天，一定要將水中荇藻雜草芟除澇漉到寸草不遺，然後下種。現在如將路西部分開葑以後的湖面，闢為菱盪，以一定租額放給民戶租領種菱，則葑草就無從生長了。
蘇軾接受這個建議，但劃定界限，沿界立小石塔做標記，種菱不許侵入界外的湖面，並命錢塘尉司管勾這一公事。蘇軾前作《南歌子》詞里的理想，完全實現了：
古岸開青葑，新渠走碧流。會看光滿萬家樓，記取他年扶病入西州。
佳節連梅雨，餘生寄葉舟。只將菱角與雞頭，更有月明千頃一時留。
開湖大功告成，蘇軾於寄林希詩中說：「卷卻西湖千頃葑，笑看魚尾更莘莘。」只以湖中游魚之樂，來比擬他胸中充溢著的歡欣和安慰。
明朝的大名士楊升庵（慎）說：
宋修六塔河、二股河，費百十萬錢穀，溺死數十萬丁夫，迄無成功；如東坡杭湖、潁湖之役，不數月間而成不世之功，其政事之才，豈止什伯時流乎？
蘇公堤這名字，是蘇軾去後，接他後任的林希題的。杭人在堤上也為蘇軾立過生祠。後十年，呂惠卿來守杭州，被他奏毀。
四 僚友
蘇軾出知杭州時，與陳傳道書曾言：
某以衰病，難於供職，故堅乞一閒郡，不謂更得煩劇；然已得請，不敢更有所擇，但有廢曠不治之憂耳。
然他料想不到，豈僅平常的煩劇，竟遭逢雨旱疾疫等一連串的災荒。雖然比在京師，少受精神上的煎熬，但救災如救火，身為地方首長，為一方人命所仰賴，其間操慮之苦，工程之繁，日不暇給，該是可以想像的情況。
所幸者，他有好些友善的同僚，得力的部屬，幫他達成工作，相處非常愉快。
按照宋朝的政制，州郡通判皆由京朝直接委派，所有文書，非經通判副署，不得簽發，並且握有對部屬的監察權，目的在於削減州郡長官權力，但也造成州郡長官與通判不相合作、往往失和的流弊。
蘇軾這次任內，先後調過三個通判，卻都相處得很好。初為世交梅子明（灝）學士，蘇州人。他是為了便於事親，才自館閣調來通守杭州。蘇軾曾將得自文登海上的小白石，贈與其父作枕，寄詩有「愛子幸僚友，久要疑弟昆」的話。可惜在任未久，調職他去。
次為袁轂，字公濟，一字容直，四明人，則是開封舉人試的同年。
當時，袁轂考第一，當解元；蘇軾考的是第二。但至省試，他卻後於蘇軾四年，才成進士，以後在宦途上又一直不得志。公濟是個秉性淡泊、與世無爭的人，蘇軾與他過去曾在南新縣一度相逢，看他景況似乎非常潦倒，現在卻得共事於杭州，蘇軾和詩說：「……卻思少年日，聲價爭場屋。文如翻水成，賦作叉手速。」又說：「今年復為僚，舊好許重續。升沉何足道，等是蠻與觸。共為湖山主，出入窮澗谷。……」這位長得清瘦如鶴的袁公濟，與他是「青鬢共舉，白首同僚」的老朋友。
後來袁轂調知處州，第三個來做杭州通判的是楊蟠，亦字公濟，章安人，他是個有名的詩人，而且非常喜歡梅花，題《金山》詩「天末樓台橫北固，夜深燈火見揚州」膾炙人口。歐陽文忠在世時，讀楊蟠的《章安集》，題詩曰：「蘇梅久作黃泉客，我亦今為白髮翁。臥讀楊蟠一千首，乞渠秋月與春風。」稱許異常。他以奉議郎出為杭州通判，大約已是元祐五年之冬，其時距蘇軾去任，為日無多，他曾兩次各作梅花詩十首求和，蘇軾也每次步韻和作十首，四十首詠梅詩，要無一句意思重複，要無一字落入俗套，實為不易，成為詩壇佳話。
幫助蘇軾在杭州治水的蘇堅，字伯固，博學能詩，他的本職是臨濮縣主簿，派監杭州在城商稅。蘇軾自京來任時，他專程到吳興迎候，所以是「後六客」中的一人。蘇軾疏浚鹽橋、茆山二河，就是採用他的建議，所謂「參酌古今，而用中策」者是也。開西湖工程中，監工督役，得其助力亦多。
由於這份友誼，他們認了本家。伯固曾帶他的兒子蘇庠來謁，蘇軾一見，大為欣賞，送他一方端硯，親為制銘。蘇軾慧眼識人，這少年即為後來南宋時期氣節高尚的一大名士——後湖居士蘇養直。
蘇軾特別欣賞一個開封祥符籍的將軍詩人劉季孫（景文）。蒞任之初，在有美堂宴會同官，景文以西京左藏庫副使為兩浙兵馬都監，駐杭州，參與宴集，席上作詩曰：
雲間獵獵立旌旗，公在胥山把酒時。
笑語幾番皆湛輩，風流千載與吳兒。
湖山日落丹青煥，樓閣風收雨露滋。
誰使管簫江上住，胸中事業九門知。
蘇軾大為稱賞，以後同游又共同工作，益發敬重他的人品，稱之為英偉冠世的慷慨奇士，將他比作孔文舉一流的人物。景文是劉壯閔公平的少子，有兄六人，皆已亡去，而景文時亦五十八歲，垂垂老矣。蘇軾名詩：
荷盡已無擎雨蓋，菊殘猶有傲霜枝。
一年好景君須記，最是橙黃橘綠時。
這並非閒吟花草，而是書贈景文之作。蓋「荷盡」者謂其諸兄皆已物故，而景文獨如冬菊孤寒的枝幹，借物喻人，贊其品格和節操。湖工完畢後，蘇軾復上《乞用劉季孫狀》，薦他可膺邊疆重寄，但後來還是換用文官資歷，出守隰州。
季孫和蘇轍一樣，個子長得很高，蘇軾在離杭別宴上，步韻和詩，把他們二人比作西湖上的南北二高峰，幾已視為昆弟。集存杭州與友人唱和詩篇，以與景文唱和者為最多，交好之深可想。
法曹毛滂，字澤民，他的父親毛國鎮，就是蘇轍謫江西時的筠州太守。澤民曾至黃州謁軾問學，住過東坡雪堂，親見當時蘇軾窮困的境況；現在做了他的部屬，又眼見他坐擁節旄的氣概。所以蘇軾在《次韻毛滂法曹感雨》詩中，特別重提舊況：「我頃在東坡，秋菊為夕餐。永愧坡間人，布褐為我完。雪堂初覆瓦，上簟下無筦。時時亦設客，每醉笥輒殫。……」這番描寫，有其深意，澤民年輕，似乎有點少年得志的輕狂，所以詩尾用李泌和懶殘和尚煨芋的故事：「悲吟古寺中，穿帷雪漫漫。他年記此味，芋火對懶殘。」出於一個父執輩誠摯的期勉和愛心。 15
簽書杭州節度判官鄭遵彥，字之邵。他是熊本奉命知杭州時帶來的幫手，誰知到任數日，熊又改知江寧，由蘇軾來接手了。遵彥被留在杭州幕府兩年，精勤吏事，幫助很大，蘇軾為此很感謝熊本，詩言：「賢哉江東守，收此幕中奇。無華豈易識，既得不自隨。」遵彥是事母有過人之處的大孝子，蘇軾更是敬重，得到最好的新茶，先送遵彥的母親。
馬瑊，字中玉，荏平人，來得較遲，元祐五年八月始自淮南西路改兩浙路提刑。他是黃庭堅的朋友，很能填詞，唱和甚樂。蘇軾籌議救濟兩浙災傷事，得助很多。
事務工作雖有得力僚佐幫助，但自接事之日起，那一番預籌賑濟、疏導運河等計劃工作，一切皆須自己作主，頗費心力。這年冬天，蘇軾忽患寒疾，告假在家，其時妻弟王箴（元直）和同鄉仲天貺遠從眉山來，秦觀的弟弟秦覯（少章）自京師來杭州，一起住在高齋。蘇軾因病得閒，即在家與元直等作伴，記夜飲云：
元祐四年十月十八日夜，與王元直飲酒，掇薺菜食之，甚美，頗憶蜀中巢菜，悵然久之。
十一月二十八日，蘇軾在假，記夜坐事云：
既雨微雪，予以寒疾在告，危坐至夜。與王元直飲姜蜜酒一杯，醺然徑醉；親執槍匕，作薺青蝦羹，食之甚美。他日歸鄉，勿忘此味也。
王箴送他一副拍板，軾家卻無歌姬。記云：
王十六見惠拍板兩聯，意謂仆有歌人，不知初無有也。然亦有用，當陪傅大士唱《金剛經頌》耳。
蘇軾今已入為近從，出為方面，而他家生活依然淡泊如在黃州；照當時社會習尚，如他這樣門第，竟不蓄養歌姬，是出人意外的事。
蘇軾的寒疾，纏綿了一個多月，至元祐五年（1090）正月，才銷假視事，作《臨江仙·疾愈登望湖樓贈項長官》詞，則身體恢復健康了，湖上春色撩人，不免有點綺思：
多病休文都瘦損，不堪金帶垂腰。望湖樓上暗香飄，和風春弄袖，明月夜聞簫。
酒醒夢回清漏永，隱床無限更潮。佳人不見董嬌嬈，徘徊花上月，空度可憐宵。
同年初夏，他的眼病又發，楊傑送他徑山龍井水，據說洗眼有效 16 ，袁轂送他芎藭和椒。前者藥性行上，治頭腦之疾；後者味辛香，氣下達，可以去濕，髮腳汗。不過他隻眼昏舊疾而已，一般的健康情況還是很好，詩言：「幻色將空眼先暗，勝游無礙腳殊輕。」
隨在蘇軾左右問學的青年人，除秦覯（少章）外，還有一個錢勰的兒子錢蒙仲——穆父時任越州太守，與杭為鄰。
蘇軾自幼養成讀書的習慣，尤其歡喜夜讀。但是秦少章說：「某於錢塘從公學二年，未嘗見公特觀一書也。」如遇撰著或賦詠中須用典故時，則雖眼前爛熟事，必命少章或幼子叔黨諸人檢視原書後，才敢使用。 17
人之為學，本有兩個不同的階段：在第一個階段里，須廣泛吸收前人積累的知識和思想，應自勤讀中求取；到得成熟階段，必須把自己從別人的知見中解放出來，用自己的頭腦，作獨立的思考，然後才能建立自有的創意，發揮自有的感情。這第二個「不觀一書」的階段，正是運用想像力的創造時代，秦少章此一忠實記錄，非常重要。
地方政務繁雜，蘇軾有個很好的治事方法，他把每天要做的事條列在歷紙上，做完的，當晚勾銷，事無停滯，則心裡就很舒坦，毫無牽掛地一覺睡到天明。所以他雖政事叢脞，但是還有餘閒可從詩酒之適。 18
費袞在南宋紹興末年，聽一個九十多歲的老和尚對他說：蘇公游西湖，常命旌旗隨從，出北山路的錢塘門，他自己則帶一兩個老兵，從南山路的涌金門泛舟絕湖而來，在普安院吃午飯，再到靈隱、天竺隨便走走，吏人抱牘相從，到了冷泉亭，他就據案判事，詳研雙方紛爭辯訟，然後落筆如風，判定了積案。公事既畢，便與僚吏痛飲。薄暮，騎馬回城，老百姓夾道來看太守。當時，這老和尚還在寺里做蒼頭，親眼所見如此。 19
蘇軾平常的生活非常簡單樸素，他在湖上督工時，常到祥符寺琴僧惟賢房間去休息。到了，馬上脫巾褫衣，露兩股於榻上，叫虞候（侍僕）替他抓癢。他頭上岸巾，只用一根麻繩壓發。 20
但他也有約客挾伎，縱游湖上的豪舉。王明清《揮麈後錄》說：
姚舜明庭輝知杭州，有老姥自言故娼也，及事東坡先生。雲公春時，每遇休假，必約客湖上早食于山水佳處。飯畢，每客一舟，令隊長一人，各領數伎，任其所適。哺後，鳴鑼以集之，復會望湖樓或竹閣之類，極歡而罷。至一二鼓，夜市猶未散，列燭以歸，城內士女雲集，夾道以觀千騎之還，實一時盛事也。 21
蘇軾興會所至時，常會任性任情，做出非常天真可笑的事來。如晁以道為宿州教授，特意到杭州來看他，那晚，一腳踏進他的書室，只見壁上掛滿了古畫，蘇軾獨自坐在那裡一一欣賞。談到其中一軸鍾隱的《雪雁》，他忽發雅興，要在這畫上題幾個字，但這幅畫軸掛得很高，他用兩張桌子疊起來，親自爬上去取畫（大約他已忘掉可以叫僕人做的），失腳墜地，摔了一跤，幸而沒有受傷，他還哈哈大笑。 22
傳說中有個詩伎琴操，是個冰雪聰明的女孩子，頗有捷才。某一杭州通判，自唱秦觀名作《滿庭芳》，誤舉一韻，唱作「畫角聲斷斜陽」時，琴操在旁，便糾正他道：「是畫角聲斷譙門，不是斜陽。」——「門」和「陽」是兩個完全不同的韻，錯一字則全篇韻腳都亂了。
那人便作難她道：「你可依陽字韻改作一遍嗎？」
琴操毫不為難地接了下來，改得天衣無縫，不輸原作。
據傳，琴操曾侍蘇軾游湖。舟中，軾戲與琴操說：「我作長老，爾試參禪。」隨即問曰：「何謂湖中景？」
「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琴操答。
「何謂景中人？」
「裙拖六幅瀟湘水，髻挽巫山一段雲。」
「何謂人中意？」
「隨他楊學士，鱉殺鮑參軍。」
「如此意究竟如何？」
琴操不及作答，蘇軾猛拍小桌，脫口道：
「門前冷落鞍馬稀，老大嫁作商人婦。」
如此對口問答，不知不覺說到這個女孩黯淡的前途，蘇軾是一片同情，而聰明的琴操則頓時感悟，便求落籍。一說她落籍後，就削髮為尼了。 23
據清人談遷的《棗林雜俎》說：明萬曆十七年於杭州鄰邑臨安縣玲瓏山，發現琴操墓殘碣，為東坡所書，真偽莫辨。現代文人郁達夫曾往游訪，墓在玲瓏山寺之東；他在墓前翻閱新舊《臨安縣誌》，都不見載有琴操事跡，作詩曰：
山既玲瓏水亦清，東坡曾此訪雲英。
如何八卷臨安志，不記琴操一段情。
詩意似言東坡曾赴臨安訪問琴操，不知所據，記此聊存一說而已。
杭州是東南交通要會之地，往來的朋友很多，如福建路轉運判官曹輔（子方），先後提點兩浙刑獄的楊傑（次公）、王瑜（忠玉），知越州的錢勰等，以及很多老友如文勛（安國）、杜介（幾先）、徐大正（得之）、張天驥和賈收（耘老）也都跟他到杭州來了，共享湖山，留連詩酒，好客的蘇軾，應有「座上客常滿，樽中酒不空」的快樂。
蘇軾再度來杭，前後相距十五六年，人事情況已有顯著的不同。第一，同僚間觥籌交錯的機會，不如第一次來作通判時熱鬧。現在做通判的袁轂，便有過這樣的抱怨：
東坡倅杭，不勝杯酌。部使者知公才望，朝夕聚首，疲於應接，乃號杭倅為「酒食地獄」。後袁轂倅杭，適郡將不協，諸司亦相疏，袁曰：「酒食地獄，正值獄空。」傳以為笑。 24
一個人的生命中，十五六年，已是一段甚長的時間。蘇軾再度來杭，不免有「湖山依舊，人事全非」的感觸。當年過從的舊侶，忽然都已不見，現在相與的，大多是些年輕後輩，使這半老的詩人太守，有忽驚年華老去的悲哀。
蘇軾蒞杭之初，重遊湖上，題名作記云：
元祐四年十月十七日與曹晦之、晁子莊、徐得之（大正）、王元直（箴）、秦少章（覯）同來，時主僧皆出，庭戶寂然，徙倚久之。
餘十五年前，杖藜芒履往來南北山，此間魚鳥皆相識，況諸道人乎？再至惘然，皆晚生相對，但有愴恨。
人到中年以後，朋舊逐漸凋零，訃音倏至，誰也禁不住要既悲逝者，行自念也。
元祐五年（1090）二月，他的老友李常、孫覺都先後逝世，使他發出「早知身寄一漚中，晚節尤驚落木風」的悲嘆。十月原在真定河東治邊的老友滕元發（達道）忽又薨逝，蘇軾感念金山的舊遊，恍如昨日，而今卻已幽明異路了，不禁老淚縱橫，用張方平的名義，替他寫了墓誌。
元祐五年春，仲天貺、王箴都要回眉山去了，秦覯也要回家探親，作《太息》一篇送少章；作六言絕句五首送天貺、元直，茲錄其二：
三人一旦同行，留下高齋月明。
遙想扁舟京口，尚余孤枕潮聲。（《送別三人》）
更欲留君久住，念君去國彌年。
空使犀顱玉頰，長懷髯舅悽然。（《送王箴》）
五 方外交
西湖僧寺之多，殿宇相望，蘇軾自言：「吳越名僧與余善者十九。」亦是事實。但看他在杭州兩年，相與往來的方外之交，確是不少；而且往還之多，也許甚於士大夫間的交遊。這似乎不是偶然的現象。
十八年前，他第一次到杭州任通判，人地兩疏，歐陽文忠公特地為他介紹西湖詩僧惠勤。到官三日，蘇軾就冒著臘月嚴寒，往孤山訪晤，抵掌深談，交契非常。 25
此番重來杭州，惠勤雖然已死多年，蘇軾下車之初，仍然首訪孤山，為要往拜文忠遺像。惠勤的弟子二仲告訴他說：
「這僧舍里本無泉水，在您來之前數月，忽在講堂後面，孤山腳下，流出一注甘潔的清泉來。我們即在這地方鑿岩架石為室，只待您老為它題個名字。」
「歐公晚年自號六一居士，我們為紀念他，就叫六一泉好了。」蘇軾說。
唐宋時代的孤山，林木深蔽，其中樓閣參差，有如仙境；山後則花圃羅列，幽美居全湖之最，而六一泉即在此山之麓，地當現在的西泠橋堍。蘇軾為作《六一泉銘》，並於泉後鑿石作室，名曰「東坡庵」。
孤山建一智果精舍，蘇軾邀約參寥從於潛天目山來住持該院。參寥上人雖然籍屬於潛，但他自認杭人，時有鄉思，所以蘇軾招之以詩說：
漲水返舊壑，飛雲思故岑。
念君忘家客，亦有懷歸心。
…………
智果精舍只是三間新造的僧寮，起建於元祐五年，屋宇雖小，而景物幽寂，似是蘇軾特意為詩僧參寥所造。
到蘇軾快要交卸時，智果院裡忽然也發現有一泉，出自山岩縫石間，甘冷宜茶。元祐六年二月寒食後一日，蘇軾帶了他的朋友王瑜（忠玉）、張璹（全翁）從孤山坐船來向參寥告別，參寥汲泉鑽火，烹黃蘗茶饗客，並且告訴大家，這是院內新發現的一注泉水。蘇軾忽然想起七年前，在黃州，夢與參寥吟詩，有「寒食清明都過了，石泉槐火一時新」之句，當時不能解說泉如何新法，不料這個夢兆，卻都應驗於今日。座中人聽他講說這節故事，都悵然有事皆前定，各懷知命無求之感。蘇軾名之為「參寥泉」，作《參寥泉銘》。
蘇軾為杭州通判時，祥符寺可久、垂雲、清順三僧，都是他的詩友，現在似已只剩清順一人，住持葛嶺壽星院。
清順所居曰藏春塢，門前有兩株巨大的古松，松樹上盤絡得滿滿的凌霄花。這和尚年紀老了，常在樹下打瞌睡。有一日，蘇軾摒去騎從，獨自去藏春塢看他，一路上松風騷然，落花滿地，至，則清順正在樹下晝寢，手指落花，乞蘇軾作一韻語，為賦《減字木蘭花》：
雙龍對起，白甲蒼髯煙雨里。疏影微香，下有幽人晝夢長。
湖風清軟，雙鵲飛來爭噪晚。翠颭紅輕，時上凌霄百尺英。
這年春天，壽星院垂雲亭所種的新茶可采了，清順知他愛茶，特來相贈。春暖花開了，清順又以詩代簡，邀他去賞花，可惜蘇軾因病，錯過了花期。
西湖北山多竹，孤山、葛嶺又都在比較靜僻的北山路上，所以蘇軾偕友游湖，最常去的是壽星院和智果精舍，訪的是清順和參寥，詩曰：「……雲深人在塢，風靜響應谷。與君皆無心，信步行看竹。竹間逢詩鳴，眼色奪湖淥。百篇成俯仰，二老相追逐（指同游的王瑜與張璹）。故應千頃池，養此一雙鵠（指清順與參寥）。」
五年夏日游壽星院，有詠寒碧軒詩，為後人評價甚高的一首名作，說它「初若豪邁天成，其實關鍵甚密」，句句扣著「寒碧」二字 26 ：
清風肅肅搖窗扉，窗前修竹一尺圍。
紛紛蒼雪落夏簟，冉冉綠霧沾人衣。
日高山蟬抱葉響，人靜翠羽穿林飛。
道人絕粒對寒碧，為問鶴骨何緣肥。
蘇軾愛竹又好茶，而植茶在宋代為寺院經營事業之一。西湖群山如寶雲山產者為寶雲茶，下天竺香林洞產者名香林茶，上天竺白雲山產者名白雲茶，軾詩所謂「白雲山下雨旗新」者是也。壽星院垂雲亭茶，產量甚少，更負盛名，清順每以新茶相贈。蘇軾方外之交多，茶的供應不絕，詩謂「妙供來香積」，即是指此。
和尚中不乏精研茶道者，更特別「設茶」招待。
蘇軾重來杭州之初，那年歲暮，往游落星寺。南屏寺僧謙師，遠從南山趕來，為他「設茶」。謙師是湖上茶道名手，據他說：「此事得之於心，應之於手，非可以言傳學到者。」蘇軾深感其意，作詩相贈。
壽星院也有個梵英和尚，葺治堂宇，精潔無比，烹茶供客，芳洌異常，飲後齒頰生香，與一般的茶味不同。
蘇軾問他：「這是新茶嗎？」
「烹茶，必須新茶舊茶配合了用，香味才透得出來。」
這使蘇軾連帶想起，有個懂琴藝的人曾經對他說過，琴之製作，不滿百年，桐木的生意尚未絕滅，故其緩急清濁，還會與氣候的晴雨寒暑相感應，所以琴以古者為貴。此理與梵英所言，茶須新舊相交，香味始見，其理正同。 27
蘇軾另有一個特別嗜好，就是蜂蜜。他在黃州時曾經用蜜釀酒，頗自得意，其實是失敗的釀造。這次到杭州來，遇到了同好的和尚——仲殊。
這個和尚，是個傳奇人物。
仲殊俗姓張，名揮，安州進士，但他風流成性，遊蕩不羈，他的夫人恨透了他，在食物中投了毒藥要害他，幾乎中毒而死，食蜜得解。醫生警告他，若再食肉，毒發不可救，他從此看破紅塵，出家做了和尚。 28
仲殊為承天寺僧時，蘇軾與之相識。蘇軾說他做詩，落筆很快，而又工妙絕時，如所作過潤州絕句，實甚清麗：
北固樓前一笛風，斷雲飛出建昌宮。
江南二月多芳草，春在濛濛細雨中。
仲殊雖已為僧，卻余習不改，歡喜作艷詞，有《寶月集》，今已不傳。所以蘇軾作《次韻仲殊雪中游西湖》二首中，還調笑他道：
禪老復何為，笑指孤煙生。
我獨念粲者，誰與余目成。
此時仲殊在杭州，已經辟穀，但吃蜂蜜，所以蘇軾叫他「蜜殊」，說他的詩是從百花釀成的蜂蜜中化出來的。
據陸游的伯父說，仲殊所吃食物，不論豆腐、麵筋之類，一律要在蜜中漬過，他人都不能下箸，只有蘇軾可與之共餐，而且吃得津津有味。 29 軾作《安州老人食蜜歌》，說：
東坡先生取人廉，幾人相歡幾人嫌。
恰似飲茶甘苦雜，不如食蜜中邊甜。
蘇軾引用佛典：「佛言：譬如食蜜，中邊皆甜。」這是他經驗人生的感喟。世俗朋友還有是非愛憎，利害關涉，不如方外之交，完全超脫於凡塵濁障之外，純情可喜。
吳越諸僧中，蘇軾最敬重二老：一是現在明州阿育王山廣利寺的方丈大覺禪師懷璉；二是本在天竺，現已退居龍井的辯才，他是禪門臨濟宗的一代宗師。
皇祐年間，懷璉為廬山大德，詔往京師住持十方淨因禪院。仁宗召對化成殿，問佛法大意，奏對稱旨，賜號「大覺禪師」，並賜龍瑙缽盂一個給他。懷璉當著皇帝使者的面前，將這缽盂燒了，對使者說：「我們崇奉佛法的人，穿壞色衣，用瓦鐵器盛食物，此缽不是我們佛門弟子用的。」使者歸奏，仁宗大為嘉嘆，親筆寫頌詩十七篇賜他。懷璉後在廣利寺起造宸奎閣，即為奉藏仁宗御書之所。蘇軾為寫《宸奎閣碑》，還再三寫信叮嚀，要如何製作碑石，方如古制，十分鄭重。 30
蘇軾一到杭州，即以張方平所遺鼎甗獻寄贈懷璉，作《大覺鼎銘》，借致敬意。後來聽說大覺為小人所讒，幾乎不能安居於阿育王山，大為驚憂。四明太守本是王汾（彥祖），為蘇軾的同年，不巧甫於四年十一月調職離去，接任者王文淵似不相熟，所以只得寫信託趙令畤轉達，函曰：
育王大覺禪師，仁廟舊所禮遇。嘗見御筆賜偈頌，其略云：「伏睹大望禪師」，其敬之如此。今聞其困於小人之言，幾不安其居，可嘆，可嘆！太守聰明老成，必能安全之。……
其時大覺禪師已經八二高齡，宸奎閣落成未久，元祐六年正月，他就圓寂四明了。
辯才法師與蘇軾兄弟，有二十年以上的交誼。軾之次子蘇迨且是皈依在辯才座下的弟子。沈遘知杭州時，命他住持上天竺法善寺，經他竭力經營，弘開法宇，增屋幾至萬間，重樓傑閣，冠於浙西。
蘇軾重來杭州，辯才早自上天竺，過風篁嶺，退居龍井之壽聖寺，不再出山了。
龍井，本名龍泓，又名龍湫，有一山泉出自石罅，甃為方池，中生赤蜥蜴，寺僧以為小龍。據秦少游所作《龍井記》：「地當西湖之西，浙（錢塘）江之北，風篁嶺之上。深山亂石中之泉，蟠幽而踞阻。嶺之左右，大率多泉，龍井，其尤者也。」 31 山上一路蒼松翠竹，並以產茶聞名四海，風物幽靜無比。
這時候，辯才法師已是八十高齡的人了，但是神閒氣靜，精力猶甚矍鑠。蘇軾常常屏去隨從，入山與老師坐談終日，有忽爾跳出塵網的舒坦。
蘇軾往訪龍井，辯才親自送出山門，兩人話興正濃，不知不覺間翻過了龍井後山的風篁嶺。此嶺高越西湖群山，路徑最為深峻，漫山皆竹，故俗稱莨簹嶺。
辯才自從退居龍井後，十餘年間，從來不曾出過此一山區，這次，不知不覺間過了風篁嶺，左右驚曰：「遠公復過虎溪矣！」辯才顧謂蘇軾道：「杜子美不是曾經說過『與子成二老，來往亦風流』嗎？」 32
後來，鄉人就在此嶺上建了一亭留念，名曰「過溪」，亦曰「二老」，都是用的廬山慧遠法師與陶淵明虎溪三笑的故事。
自此一別後，翌年（元祐六年，1091）九月，辯才法師無疾而逝。其時蘇軾已在京師，命參寥代為致祭，要作《龍井辯才師塔銘》，自知談佛不如其弟，特地叫蘇轍執筆，此文今見《欒城集》中。
宋朝制度，知州對於轄屬寺廟，有絕大的監管權力，也負有處理寺廟重大事務的責任，蘇軾對於甄選僧官，頗具魄力。
徑山寺的住持僧死了，照該寺祖師成約，後世甲乙輪值，從無例外。蘇軾認為繼任人應于山門內選用有德者，祖師成約，毫無意義。他便徑以知州權力，派僧維琳嗣事。寺廟隱藏多方面的勢力，這種破壞傳統的舉措，很多人不敢做的。起初，部分僧侶心甚不服，嘖有煩言，經過一段時間後，心悅維琳的人日益加多，蘇軾高興得嘆口氣道：「今則大定矣。」（《東坡志林》）
若干年後，蘇軾易簀時，臨終及送的朋友，只有維琳長老和晚輩錢世雄二人。
九曜分支的南屏山，慧日一峰，巍然獨聳，山麓有淨慈寺，為五大叢林之一，西湖十景中的「南屏晚鐘」即是淨慈寺山門外鐘樓的鐘聲。
淨慈方丈圓照禪師請叢林中有名的高僧善本法師來為本寺上座，設堂講經。杭州僧俗，奉事甚謹，他也戒律森嚴，信眾非齋戒沐浴，不敢隨便登他的禪堂。蘇軾認為他既屬禪宗，就不該如此裝模作樣，注重形式，決定開他一個玩笑。一天，蘇軾故意帶了伎女闖進他的講堂。善本見了，自然不免慍形於色，只因他是太守，不便發作。蘇軾作《南歌子》一闋，命伎在禪堂上大師面前唱將起來：
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 33 ?借君拍板與門槌，我也逢場作戲莫相疑。
溪女方偷眼，山僧莫皺眉。卻愁彌勒下生遲，不見老婆三五少年時。
佛教中的禪宗，講究的是明心見性，要在自由解放的精神里，求取心靈的頓悟，不像律宗那樣注重戒律的形式。淨慈是禪寺，善本是禪師，所以此歌首問襲盧陂長老問延沼禪師語，問他「師唱誰家曲？傳承哪家的宗風？」實在有點挖苦的意思。
善本對此，無可奈何，只得為之破顏一笑。於是，蘇軾高興得大嚷道：「今日參破老禪了。」
元祐五年（1090）八月，旨召善本赴京住持皇族家廟的法雲寺，杭州的信眾認為善本一去，淨慈僧俗一定會跟著星散。蘇軾認為未必，他就邀約越州的楚明長老來接掌淨慈寺。後來事實證明，法眾非但未散，反而增多至五千餘人。
一個地方長官，每天有堆積如山的案牘待他判行，每天有多少無聊的人事要他應付，蘇軾之所以「欲將公事湖中了」，無非要借清淨的環境，做冷靜的判斷。
蘇軾暇日，寧願到西湖群山寺院裡，和世俗利害無關的僧侶談禪說詩，亦不過求取心情輕鬆，洗滌塵俗而已。
我們不得不承認，他是一個藝術家氣質特重的智者，必須在有限範圍內，與凡俗隔離，置身於利害得失之外，但卻又抱持著一腔入世的熱情，與無怨無悔為民服務的真誠。
六 救災和水利
元祐五年（1090）六月初，蘇軾讀邸報，知朝廷因各路旱災，內出手詔兩道，廣徵言事。他便於同月初九日，懷著悲憫的心情，就地方所見病民的弊政，奮筆疾書《應詔論事狀》。
他首先說：陛下即位改元，於今五年，已經三出此言。雖聖人不惜罪己，而臣子實不忍聞。因是出守外服，不能盡知朝政，所以只能就親眼目睹的人民疾苦，州縣官吏日夜在做那些傷殘人民肌體，離散人民父子，破壞老百姓的生業，為國家斂怨而又毫無裨益國家財用的四事：
一、人民現欠市易被籍納的產業，朝廷准許給還或收贖，而有司另創籍納折納法，使十之八九，不能還贖。
二、積欠鹽錢，朝廷已許照產場本價歸償，余俱除放，但提舉鹽事司官執文害意，謂非貧乏，不在此數。
三、登極大赦前人戶以產當酒的欠款，應該只納官本。
四、元豐四年揀選剔除的上供和買絹，抑勒配賣與民，不住地鞭笞催繳，請依今年四月九日聖旨除放。
狀末言：「以上所有四事，伏乞出敕施行，若有一件不如所言，臣甘服罔上誤朝之罪。」
不料進呈此狀後，經過一百零八天，杳無音訊。蘇軾於九月二十七日上狀查問，直至六年一月才接到尚書省札子，方知三省並未進呈，甚且說：「不曾承受前狀。」事情揭穿後，三省同奉聖旨，令別具呈奏。蘇軾於同月九日即上《繳進元祐五年六月應詔所論四事狀》，為時已經拖過半年多了。而且，即使這是奉旨補呈之件，仍如石沉大海，渺無下文。
元祐後期的政事，已經顢頇到了這種程度，官僚只會爭奪權位，粉飾太平，對於生民的疾苦，不但漠不關心，甚至是他們的忌諱。太后詔求直言的結果，竟然如此，史言「元祐之治」，亦不過爾爾。
旱荒的善後救濟工作，剛剛放下，而元祐五年之初，浙西數郡，忽又大雨成災，太湖泛濫，淹沒兩岸的農田，災害的情勢，甚於去年的乾旱。太湖區域是兩浙主要的產米地區，太湖一鬧災荒，兩浙的糧食全都失了調劑，來年的饑荒，是可以明顯預見的。
蘇軾早於七月十五日就首上《浙西七州災傷狀》。他說，今年春夏之交，雨水調勻，浙人舉債播種，力事農作，原來希望今歲能夠豐收，彌補去年的災荒。不料一場淫雨風濤，全部沖光。他叫將官劉季孫往蘇州沿路勘訪，不單是豪雨成災，又多大風，鼓動潮浪，沖壞堤堰，水勢泛濫的範圍一擴大，就更不可收拾了。湖州水入城中，民家浸水尺余，受災更重。轉運判官張璹自常、潤回來，親見吳江、平望、八尺間，合家田苗沒在深水底里，父子聚哭的慘象。
繼說：「救災恤患，尤當在早，救之於未飢時，用物約而所及廣。」何況，「去年之災，如人初病；今歲之災，如病再發。病狀雖同，氣力衰耗，恐難再持」。所以他請求朝廷行下戶部及本路轉運提刑、兩路鈐轄司及早相度準備，於秋冬間不惜高價，多糴常平米，以便明年平糴救荒。
十日後，即七月二十五日，續上第二狀。
蓋因拜發第一狀後不過六天，忽又風雨大作，一連數日，晝夜不停。蘇軾於風雨聲中，繞室彷徨，恍如眼見州民男婦老幼在一片汪洋中，被狂風豪雨所摧殘，老百姓的產業和作物，被大水所吞沒，一陣陣戰慄呼號的聲音似從耳邊響起，他推窗望雨，憂心如焚，不管前狀之發，不過數日，忍不住於七月二十五日，又挑燈夜起，手寫第二狀，如言：
前乞下戶部及本路提轉鈐轄司相度，未蒙施行。本月廿一至廿三日，晝夜大風雨；二十四日雨稍止，至夜復大雨。料蘇、湖等州風濤所損，必加於前，若不早作擘劃，必有流殍之憂。
如這類事，在後來台諫官的彈章中，指他虛報災情，都是罪狀。
蘇軾一面奏報朝廷，一面再以私人名義，分函有關地方監司守令，勸他們廣糴備災，合議救災方策，等等。如《寄新任秀州太守胡深父書》云：
浙西數郡，例被霪雨颶風之患，而秀之官吏，獨以為無災，以故紛紛至此。公下車，倍加綏撫，不惜高價廣糴，以為嗣歲之備。憲司行文，欲收糴米，此最良策，而榷戶專斗所不樂，故妄造言語，聰明所照，必不搖也。
救災恤傷，提刑司是主管單位。當時兩浙提刑馬瑊（中玉）初自淮南路調來，蘇軾迫不及待，要和他覿面商討。函招不至，他只好寫信給他的老朋友越州太守錢勰，代他促駕。書言：
浙西諸郡，水潦既甚，而七月二十一、二、三三日，大雨暴風，幾至掃盡。災傷既不減去歲，而常平之備已空，此憂在仆與中玉。事有當面議，不可以尺書盡者，屢以此意招之，絕不蒙留意雲。冬初方過浙西，雖子功旦夕到，然此大事，得聚議乃濟，數舍之勞，譬如來一看潮，亦自佳事。試告公以此意勸之，勿雲仆言也。
事隔一個月後，災勢已成，缺糧的情形已很嚴重，價亦高漲，九月初七始奉旨將此案交由都省關牒本路轉運提刑司相度施行。
蘇軾焦急不堪，認為現在再從調查開始，時已不及，而且事情交到這班本位主義的官僚手裡，調查也不會確實，上狀力爭說：
……深恐轉運司官吏，職在供饋，所有寬減額斛，難於自言，伏乞聖明以一方生靈為心，決自聖意，指揮三省更不下有司往復勘當施行。
蘇軾先在本州價購糧米，歷時一月，無人赴倉賣米；原想提高收購價格，卻怕刺激糧價上漲，而且進價太高，官本遂重，明年出糴為難。所以唯一希望，只能請求朝廷，准向年成豐熟的近便州軍購糧五十萬石，儲為明年平糴救濟之用。此項購糧的經費，則可以從本路常平錢項下撥償。
——這第二狀（相度準備賑濟第二狀），是九月十七日拜發的。
四天後的二十一日，續上第三狀，控告提刑司吝惜兩三錢，不肯遍行公文，禁止抑價收購。抑價收購，必然買不到米，他舉例說：指揮杭州依舊作斗米七十文收糴，亦不過糴得三萬餘石，其餘轄屬諸郡，也不敢有違，聞得蘇、秀出米地方，現今不過糴得二三萬石。照此情形，本區收購存糧，現在已經不易，務請詔下於收成好的近便州軍糴買五十萬石，儲備救濟來年饑荒之用。
到元祐五年（1090）的十一月間，蘇軾七月間所上浙西七州災傷狀才蒙聖旨行下，令發運司兌撥錢一百萬貫，趁時糴買斛斗封樁，準備移用，余依所奏施行。然而，發運司官吏奏稱：淮南江東，米價高昂，不肯收糴。蘇軾痛心疾首地叫喊道：「使聖主已行之命頓成空言，饑民待哺之心，中途失望。」（《再乞發運司應副浙西米狀》）但是官僚政治的本位主義牢不可破，再怎樣力竭聲嘶地呼籲，也是徒然。
十一月下旬，蘇、湖、杭、秀等州的米價開始上漲，官價糴購計劃顯然已經行不通了。蘇軾清查杭州義倉存米四萬餘石，遇上災荒年份是准許俵散的。蘇軾上相度賑濟七州第四狀，就在報告他的計劃：「開春米價增漲，即將義倉常平米賤價出糶，則一郡之民，人人受賜。所收錢並用填還常平所虧官本。仍下浙西諸郡，依此體例施行。」——這是他職權範圍之內可以做的事，雖區區四萬石，還不足原定賑濟所需的十分之一。
蘇軾與水有緣，他在杭州，十足只有一年半的時間，疏運河，築堰閘，治六井，開西湖，最後還遇上一場遍及所轄七州的大水災；他的最大政事，幾乎無一不是與水有關。及至六年二月，已經有內召為吏部尚書的消息時，他還在孜孜兀兀地和同官商討、勘察、計劃於錢塘江上流的石門，開一運河，以避浮山之險。
錢塘江為天下之險，而浮山是險中之最。浙東溫、台、明、越諸州往來者，雖從西興直渡杭州，可以不涉浮山，但自浙東的衢、睦、處、婺，皖之宣、歙，贛之饒、信及福建路八州往來者，都須從龍山進出，因為江灘水淺，必須候潮水來時，方能乘潮而行。
浙江潮自海門東來，勢如雷霆，浮山峙立江中，與魚浦諸山犬牙交錯，擋住了奔騰的潮水，亂了流勢，洄漩怒射，狀如鬼神。往往在深水中忽然湧出十數里的陵阜，旦夕之間，又忽然消失了。縱使是熟練的船老大、潛水夫，也不能預測航道的深淺，冒險乘潮行駛的船隻，就無法逃避翻覆的命運，每年溺沒人貨，不計其數，公私坐視，無可如何。
衢、睦等州，地曠人稀，糧食生產不足，仰賴蘇州、秀州運米到桐廬，散銷各地；而杭州一帶居民所需燃料（薪炭），都取給從上江運來：兩者都因浮山之險，覆溺阻礙之故，數州的柴價米價都較別處為貴。
其時有個前任知信州軍州事的侯臨（敦夫），為葬生母於杭州的南盪，往來江濱，注意到這個問題，乘便實地考察地形，訪問當地的父老和船家，反覆研究，寫成一本《開石門河利害事狀》，送請蘇軾參考。
蘇軾根據侯臨的建議，邀集前任轉運使葉溫叟、兩浙轉運判官張璹、創議人侯臨以及張弼等同往江上，實地踏勘，再經共同商討，擬定開石門河的計劃：
從浙江上游，地名石門的地方開始，沿山向東，利用斥鹵棄地，開鑿一條運河，引入錢江及雞谷諸水，凡二十二里，通至大江。
再沿江築岸，面對潮水來向用石塊砌築；潮水不及之處，用竹子築成泥岸，約八里長，到達龍山的大慈浦。
從大慈浦北折，抵小嶺下，鑿嶺六十五丈，通達嶺東之古河；將古河稍加浚治，東南行四里許，即至龍山閘，與運河相銜接。
此河開鑿完成，即可永遠迴避浮山之險了。
計劃既定，即派觀察推官董華估計所需工料，預算全部費用為錢十五萬貫，用捍江兵及諸郡廂軍三千人，兩年可以完工。
蘇軾遂上《乞相度開石門河狀》，附呈侯臨所撰《開石門河利害事狀》一本，董華《預計合用錢物料狀》一本，地圖一幅，請求朝廷命令本路監司派官共往勘驗，如所言不妄，請由朝廷支賜錢物，即派侯臨督辦這一工程。石門河開，不但可以救活無窮的性命，完惜不貲的財物，更利於數州柴米運銷的流通，使田野市井，同歌聖澤。
此次「相視新河」一行中，張弼有詩，蘇軾次韻 34 說：
…………
我鑿西湖還舊觀，一眼已盡西南碧。
又將回奪浮山險，千艘夜下無南北。
坐陳三策本人謀，惟留一諾待我畫。
…………
蘇軾在杭，興作水利工程三項，都由博採眾議而成，認為自己不過「畫行」而已。即使在上報朝廷的奏疏中，他也一一陳明計劃創議者是誰，監工督役者的現職和姓名，不論官職如何卑微都不抹殺他們的勞績。長官不攘功，足以使人人樂於效命，使一切人才皆得出頭。看似一個起碼的條件，但是古往今來官僚社會中具有這種氣度的人，似乎也不多見。
前狀是二月上旬拜發的，但至同月二十八日，京師詔下蘇軾以翰林學士承旨召還了。蘇軾當將此事，寄望於他的後任林希會來實施，不料朝廷倒是准了他的奏請，而林希卻聽信小人讕言：「今鑿龍山姥嶺，正犯太守身。」竟將此一關係人民生命財物安全的航運工程計劃，束諸高閣了。 35
蘇軾應召還京，特意繞道蘇州、湖州、常州一帶水災嚴重的地區，親自考察太湖、松江一帶，但見水波浩淼，無異成了大海。
江南地區的水患，由來已久，仁宗朝的名臣范仲淹，最先提出治水的方略，但未觸及泛濫之根本原因；熙寧年間，王安石用郟亶的治田說，為大地主們猛烈反對而罷；蘇軾做杭州通判時，曾往湖州督察松江堤防的改修工程，對這問題，有過研究；今次再度考見泛濫的實況，認為這樣浩大的水勢，絕對不是數月霪雨所能造成，主要的原因還是在於出口淤塞，若能海口通暢，吳中即無水患。
松江海口之所以淤塞，是由於慶曆以來，江上行船，改用陸挽，陸挽必須先築挽路，建長橋，植千柱於水中，公私漕運雖然稱便一時，但是挽路侵占江面，橋柱阻留泥沙，於是松江漸次淤積，海口終於扼塞，大水不能入海，一定會在沿江兩岸泛濫成災。
習用的長橋和挽路，固然不能廢去，現在，只有一個辦法，即開鑿舊橋外的挽路，另築千橋，橋拱各加大為兩丈，使松江的水流能夠加速通過；然後公私協力浚渫海口，如此則江水有力，泥沙不再沉積，而水患也就少了。
蘇軾聽說常州宜興縣進士單諤 36 ，頗精水利之學，特別向他請教。單諤面陳所撰《吳中水利書》一卷，蘇軾細讀後，認為確有精闢獨到的見地，所以到京後，上《論三吳水利狀》，即將單氏原書隨狀進呈。
蘇軾說，三吳水利的重要，在於兩浙之富，為國家財政所依恃，每年漕運京城米一百五十萬石，其他賦稅供饋，不可勝計，如果聽任它十年九澇，必致公私凋弊。乞朝廷將此狀和單著一併發交本路監司，躬加按察；或差懂水利的幹練官吏，認真研考這個計劃，詳陳利害，商討進行。
蘇軾水學，是綜合范仲淹的治水說與郟亶的治田說，兩者加以折衷而成論，後世專家們的批評，認為並無太大的創見。其實，蘇軾的研究只為實用，此來眼見太湖沿岸，田莊盡成澤國的悽慘景象，即使他已身返廊廟，重歸玉堂了（奏狀於元祐六年七月二日），依然寢食難安，亟望朝廷能夠飭令地方，做好這件解決百年來江南水患的疏導工程。不料此狀奏上後，仍為群小所彈，宰執所格，當時並不果用。直至數百年後，明人治三吳水利，卻從蘇集中檢得這份資料，認為有用，付諸實施。蘇軾為政論學的實用精神，不是高談闊論的後人所能菲薄的。
七 奉召還朝
宋自開國以來，厲行中央集權制，所以士大夫社會的觀念中，一向重京卿而薄外官；京卿得罪者常外放州郡，視為責降，幾成通例。蘇軾初至杭州，不知底細的陳傳道，寫信來安慰他的「不遇」，蘇軾大為不安，復書言：
來書乃有遇不遇之說，甚非所以安全不肖也。某凡百無取，入為侍從，出為方面，此而不遇，復以何者為遇乎？
儘管蘇軾自己，有此不同流俗的胸襟，可是宣仁太皇太后卻也並不同此想法，她是在極不得已的情況下，才准了蘇軾乞放外郡的請求，心裡抱著滿腔遺憾，無時不在考慮彌補。
蘇軾一離京城，元祐四年六月即除蘇轍為吏部侍郎；三天後，改翰林學士；不久，又命權兼吏部尚書。縱然說蘇轍自有進用的條件，但是晉升的速度那麼快，時間又排得那麼湊巧，令人不得不信，這未始不是太后的彌補手腕。
元祐五年（1090）正月，距蘇軾蒞杭不過半年，范祖禹即疏請召軾還朝，以為在中樞政治的重要獻替上，不能沒有像他這樣一個耿直敢言的大臣。疏言：
臣伏見蘇軾文章，為時所宗，名重海內。忠義許國，遇事敢言，一心不回，無所顧望。然其立朝多得謗毀，蓋以剛正嫉惡，力排奸邪，為王安石、呂惠卿之黨所憎，騰口於台諫之門，未必非此輩也……伏望聖慈早賜召還，今尚書闕官，陛下如欲用軾，何所不可？
然而其時杭州正在災荒之中，蘇軾勠力從事於救災工作，不便中途換人，只得暫時擱置一下。五月間，遂有再除蘇轍為御史中丞的詔命。
這次詔命，系由宮中直接以中旨頒發，出於太皇太后的宸衷獨斷，事先未與宰執商議，因此引起自宰相以次，滿朝的不悅。
不但宣仁太皇太后如此惓惓於蘇氏兄弟，而年方十五，尚未親政的哲宗皇帝，也很惦念這位曾任侍讀的老臣。據王鞏說，蘇軾自杭召歸途中，曾親口告訴他說：在杭時，一日，宮裡派中使下來，交代公事既畢，地方監司官集合在望湖樓上公宴餞行。席終，他遲不動身，問蘇軾道：
「某未行，監司莫可先歸。」
諸官告退，他密語蘇軾道：
「某出京師時，往辭官家，官家說：辭了娘娘再來。某往辭太后殿，復到官家處，引某至一柜子旁，出此一角，密諭曰：賜與蘇軾，不得令人知。」
取出來的賜物，是茶一斤，封題皆是御筆親書，蘇軾趕忙寫了札子稱謝，托他代為進呈。
說完這個故事，蘇軾慨然言道：
「且教子由伏事娘娘，我小使頭出來，自家門打一解。」 37
元祐五年底，太皇太后兩次面諭執政，要召蘇軾還朝。翌年正月，就有召軾為吏部尚書的消息。
蘇軾聞訊，大為惶惑，因為范袓禹上年曾經論薦，所以復函淳父說：
奉書不數，愧仰可知。辱手教，且審起居佳勝為慰。某凡百粗遣，聞天官之除，老病有加，那復堪此。即當力辭乞閒郡爾。側聆大用，以快群望。未間，千萬以時自重。不宣。
同年二月，朝廷以劉摯為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以蘇轍為中大夫守尚書右丞。
太皇太后這次徑擢蘇轍居輔政之地的詔命，便沒有以前幾次那樣順利了，命下中書，右司諫楊康國拒不書讀，奏曰：
轍之兄弟，謂其無文學則非也，蹈道則未也。其學乃學為儀秦者也，其文率務馳騁，好作為縱橫捭闔，無安靜理。陛下若悅蘇轍文學，而用之不疑，是又用一王安石也。轍以文學自負，而剛狠好勝，則與安石無異。
其言與反對派向來所說的無異，指三蘇是蘇秦、張儀的策士之學，毫無新鮮內容。章上，不報。改詔范祖禹書讀行下。
太皇太后的旨意，雖然貫徹了，但蘇氏弟兄之為朝臣側目的情勢，也益發深重了。
正月間，原擬召蘇軾為吏部尚書，即前函所說的「天官之除」，後來既任命了蘇轍為尚書右丞，兄弟同朝執政，總有不便。所以，二月二十八日詔下杭州，就改為以翰林學士承旨召還了。
蘇轍對於尚書右丞這一新命，內則不敢超遷於老哥的前面，外則凜懼於同僚的忌嫉，連上四狀，辭不接受。狀言：
伏念臣幼無他師，學於先臣洵，而臣兄軾與臣皆學，藝業先成，每相訓誘。其後不幸早孤，友愛備至，逮此成立，嘗兄之力也。
頃者，兄弟同立侍從，臣已自愧於心。今茲超遷，丞轄中台，與聞政事，而臣兄軾適自外召還，為吏部尚書，顧出臣下，復以臣故，移翰林承旨，臣之私意，實不遑安。況軾之為人，文學政事，過臣遠甚，此自陛下所悉，臣不敢遠慕古人，內舉親戚，無所迴避。只乞寢臣新命，若得與兄軾同備從官，竭力圖報，亦未必無補也。
蘇轍求與老哥一同退守侍從，使與現實政治權勢，保持一個相當的距離，確實是個比較安全的處置。無奈太皇太后之重用蘇轍、召還蘇軾，用意本在牽制執政，所以仍然詔示不許。
蘇軾在杭州奉詔，也立即奏請辭免翰林學士承旨，拜發了第一狀。他的立場，亦是親嫌理應迴避，如言：
……竊睹邸報，臣弟轍已除尚書右丞。兄居禁林，弟為執政，在公朝既合迴避，於私門實懼滿盈……伏望除臣一郡，以息多言。
將來接替知杭州事的，是蘇軾的老友，與他同應開封舉人試，在仕歷上亦步亦趨的林希（子中）。他以天章閣待制知潤州，調知杭州。蘇軾很高興林子中來接他的手，有許多地方未完的心愿，希望子中能來完成。
蘇軾奉詔還朝，杭州是無法留戀的了。一向樂觀的他，以為既有蘇轍在朝輔政，而他的處境，太皇太后也很明白，只要表示堅定的心，請求再行外放，應該是沒有問題的，所以他心裡還很輕鬆。
不過，杭州的朋友，西湖的山水，即使是堤邊的一草一木，行路的男女老幼，處處都似連繫著感情的脈動，一時真不容易放開。所以，自有內召消息以來，蘇軾湖上漫遊的行腳，更加勤快了。
二月，杭州的天氣，還是春寒料峭的時候，福建路轉運判官曹輔來了，陪他雪中游湖。過些日子，龍山真覺院的瑞香花開了，他們又一同去賞花。
這瑞香花，有黃紫兩種，有紫瓣而金邊者，初產於廬山，後來廣植於各處。據（咸淳）《臨安志》：「東西馬塍，瑞香最多，大者名錦熏籠，色香清遠。」然而，這已是南宋時事，蘇軾為守時，卻以真覺院的瑞香花為最勝。軾詩篇首言：「幽香結淺紫，來自孤雲岑。」可知這是紫色而傳自廬山的那一種。
曹輔和其他坐客都說這不是瑞香，是紫丁香。蘇軾笑子方不識：「公子眼花亂髮，老夫鼻觀先通。」連作三闋《西江月》，其第三闋專為瑞香辯證：
怪此花枝怨泣，托君詩句名通。憑將草木記吳風，繼取相如雲夢。
點筆袖沾醉墨，謗花面有慚紅。知君卻是為情穠，怕見此花撩動。
作為一個中國舊詩人，必須通識草木蟲魚之名，原非易事。現在插入這段閒話，實欲見出蘇軾的性格，認真而又好勝，即使是這種細碎的花名之爭，他既不肯含糊混同，而又那麼恣肆地調侃他的朋友。
越州太守錢勰（穆夫），幾於同時被召，從班再知開封，蘇軾作《臨江仙》送他先行。對於仕宦生涯的奔走四方，他深有感慨。如言：
一別都門三改火，天涯踏盡紅塵。依然一笑作春溫，無波真古井，有節是秋筠。
惆悵孤帆連夜發，送行淡月微雲。尊前不用翠眉顰，人生如逆旅，我亦是行人。
即將離去杭州的蘇軾，只有儘量抽出時間來，山南山北地跑，身在春日二、三月的西湖風光里，山寺聞鍾，湖邊策馬，消解無可奈何的離情。蘇軾胸中久已蘊積一個極大的願望，追尋白樂天所能得到的悠遊林下的那箇舊夢，忽又在心廊迴蕩起來。
當元祐元年（1086）九月，蘇轍得除起居郎，兄弟同侍皇帝邇英閣讀書時，蘇軾就曾有過這個想望，留著「子由服侍娘娘」，自認「定似香山老居士，世緣終淺道根深」。希望就可抽身退出這個現實政治的圈子，其時，距他起復還朝，還不滿一年，而且正在扶搖直上青雲的時期，他已抱有懷退之想，「世緣終淺」，蘇軾自知他終究不合是一個富貴場中的人物。
蘇軾在杭州，曾遇善於看相的程傑，作詩為贈，也說：
書中苦覓元非訣，醉里微言卻近真。
我似樂天君記取，華顛賞遍洛陽春。
白樂天做過杭州和蘇州兩地刺史，後以秘書監召遷刑部侍郎，其後遂以刑部尚書致仕。宦遊三十年，退居洛陽，疏沼種樹，構石築樓於香山，鑿八節灘，自號「醉吟先生」，與和尚結香火社，文酒自娛者二十年，以七十五高齡逝世。
蘇軾非常羨慕白樂天這「水畔竹籬邊」的閒居生活。現在他從杭州太守召還，行年五十六歲，倘能及此告退，如與樂天一樣能活到七十五歲，則也一樣可有二十年的閒居之福。在這美麗的幻想里，蘇軾自言不如樂天者，他還有個樊素，名花伴老，然而，蘇軾豈不自有一個深愛的朝雲？
離杭三日前，往別西湖南北山諸道人，下天竺的惠淨和尚贈他一方丑石，作三絕句，詩題也說：「余去杭十六年而復來，留二年而去，平日自覺出處老少，粗似樂天，雖才名相遠，而安分寡求，亦庶幾焉。」詩之一曰：
出處依稀似樂天，敢將衰朽較前賢。
便從洛社休官去，猶有閒居二十年。
善相的程傑似乎也沒能看出他以後還有那麼大的風波，還有那麼一段九死一生的艱危。即以目前而論，好不容易逃出九陌紅塵的火坑，到西湖邊來透了一口悶氣，如今又得硬著頭皮回去，能不能夠再逃出來，實在也很難說，雖然他自己似乎還很樂觀。
杭州的同僚，在西湖上設宴餞行，劉季孫有詩，馬瑊有詞——賦《木蘭花令》送別，蘇軾各有和作。茲舉中玉詞，以見僚友對他的感情：
來時吳會猶殘暑，去日武林春已暮。
欲知遺愛感人深，灑淚多於江上雨。
歡情未舉眉先聚，別酒多斟君莫訴。
從今寧忍看西湖，抬眼盡成腸斷處。
蘇軾自別西湖，不論何時何地，惓惓難忘。不幸的是此別以後，果然再也無緣重到杭州。
蘇軾決心不願留京供職，所以單身一人上京，一面上章力辭，只望途中就能得到朝廷別給一郡的恩詔，他就可避過汴京城中無謂的麻煩。
元祐六年（1091）三月初九，蘇軾自杭州西郊下塘乘船離杭，因為這次水災以蘇州和湖州的情況最嚴重，所以他要從水路繞道災區，親自勘察一個明白。於是決定先赴湖州，溯吳淞江，再至蘇州。
八 破琴之夢
舟行途中，蘇軾整日蜷曲在船艙里，耳邊只是單調的櫓聲，夾著船夫的吆喝，懷著滿腔心事，如波濤起伏，動盪不寧。
三月十八日夜，船泊吳淞江。五更時，蘇軾夢見仲殊長老，在彈一張十三弦的破琴，弦音非常怪異。蘇軾甚為詫異，便問仲殊：「琴，何為十三弦？」
仲殊口誦一詩代答：
度數形名豈偶然，破琴今有十三弦。
此生若遇邢和璞，方信秦箏是響泉。
夢中，對此詩意，好像還能了解似的。醒後，這四句詩也記得很清楚，不過意思轉為模糊。飯後午睡，不料竟又重複這一夢境，心裡覺得奇怪，就取過紙筆將它記錄下來，預備到蘇州與仲殊見面時給他看。不料尚未寫畢，殊老已經扣舷求見。其時，距離蘇州，還有五里路程。
這個「破琴之夢」，實非無自而至。
蘇軾在船中，長日無事，不免回想往事，覺得劉摯這個人，最最不可思議。王安石當國時期，他原是個不向權勢低頭的硬漢；而今，一旦執政，忽然就要援引小人，黨同伐異，無所不為，竟然完全變為另一個人了。
司馬光逝世後，劉摯乘時崛起，招徠羽翼，排除異己，成了官僚集團朔派的領袖。任何政治制度，只要一有派系存在，為了維護集團利益，政治上一切奪權現象，都是免不了的，尚非國家之患；但是大處不該違背立國的原則，小處不該違背個人立身的本末。
劉摯所領導的奪權運動，是非常成功的。朝廷裡面，現在已經儘是朔派的天下，不但占盡要津，而且把持了言路；戇直的呂大防，已經孤立，不足顧忌；只是與元祐政治對立的，那批舊被司馬光罷廢在外的政客們，各處散布謠言，窺伺機會，陰謀東山再起，最為可慮。他們大多是老手的職業官僚，極善運用政治技術；即使官廷內部，也有照顧的人事，為達目的，什麼手段都敢使，什麼謠言都敢造，挑撥離間，動搖在位的大臣。
宋朝的制度，君權至上，即使是宰輔之臣，進退均在君主一念之間。所以，劉摯為了貪戀既得權位，對於那些在野政敵，就不得不畏懼，不得不聯絡。
劉摯和他們之間發生聯絡，都由邢恕牽線，最先與蔡確通聲氣，然後不惜叫自己的兒子劉斯立與章惇的兒子致平相交結，內外勾通起來。到了上年協調成熟，劉摯便蒙著老實人呂大防，共同提出了「調停論」，公然主張對於前被排斥的新法用事諸臣，不妨「稍加引用，以平宿怨」。
果然如此，則司馬光那一番努力，罷廢新法，分別邪正，辛苦建造的這個賢人政治的架構，豈不完全搞垮？元祐更化的人治原則，豈不完全破滅？太皇太后對於劉摯此論，遲疑不決。蘇轍時為御史中丞，站出來說話了，兩上《分別邪正札子》 38 ，有言：
蓋自熙寧以來，小人執柄，二十年矣。建立黨與，布滿中外；一旦失勢，睎覬者多。是以創造語言，動搖貴近，脅之以禍，誘之以利，何所不至。
又說：
頃者一二大臣，專務含養小人，為自便之計，既小人內有所主，故蔡確、邢恕之流，敢出妄言，以欺愚惑眾。……故臣願陛下謹守元祐之初政，久而彌堅；慎用左右之近臣，毋雜邪正。
此所謂「一二大臣」，意指劉摯，並明言蔡確、邢恕，與之有關聯，幢幢鬼影，皆已呼之欲出。
對於呂大防、劉摯的調停論，蘇轍斬釘截鐵言道：「獨未聞以小人在外，憂其不悅，而引之於內，以自遺患者也。」
宣仁太皇太后命宰執將蘇轍這兩道札子，於簾前公開誦讀。聽完，她乃降口諭說：
「蘇轍疑吾君臣兼用邪正，其言極中理。」
所幸劉摯道行尚淺，不能一手遮天，朝臣中還有多人反對此議，「調停論」始被攻破。
蘇轍所說的邢恕本來就是不折不扣的詭詐小人。恕，字和叔，鄭州原武人，洛學程頤的門生。元祐初，由程頤薦於呂公著，得為起居舍人。他教唆太后的內侄高公繪，上書請求尊禮太妃，為高氏異日之福。太后大為氣憤，叫他侄子來問：「誰為汝作此書？」公繪不敢隱瞞，對曰：「起居舍人邢恕。」
太后以神宗顧托之深，天下責望之重，自臨御之初，即先限制對於自己母家的恩蔭，所以示天下以至公。而邢恕竟敢挑撥她母家子侄，作此逾分的請求，必欲嚴懲。因此命他出知隨州。
邢恕本來就是小人，且不說他；而蘇軾最早記憶中的劉摯，卻完全不是現在這副嘴臉。當權前後的劉摯，判然不同了。
蘇軾回想熙寧年間，初任監察御史的劉摯，他那正氣凜然的聲音風貌，竟是如在夢裡。猶憶他到任之初，入見神宗時，帝問：「卿從學王安石耶？安石極稱卿器識。」
劉摯對曰：「臣東北人，少孤獨學，不識安石。」
從此極論新法弊害，中丞楊繪原亦與他同聲抨擊。安石使曾布作《十難》反詰，聲勢洶洶。楊繪怕了，當廷謝罪，而劉摯獨能奮然作色道：
「為人臣豈可壓於權勢，使天子不知利害之實。若謂向背，則臣所向者義，所背者利；所向者君父，所背者權臣。」
如此直搏當朝的宰相，這是何等激昂的烈士聲口，不料到他自己要做權臣時，竟然變得如此醜惡。私慾使人墮落，權力使人腐敗，現在的劉摯，已是隔世的另外一個人了！蘇軾在船艙中思前想後，感慨沉吟，心裡充滿了迷惘，充滿了悲憫。
這份迷茫、悲憫的情緒，化作了三月十八之夜，舟泊吳淞江上的破琴之夢。
蘇軾心想：小人真有本事，善於利用別人的弱點；而原來的錚錚鐵漢，只因邢恕一番播弄，便要援引群小，認是同調的了。
舊時傳說唐朝的房琯，於開元年間，作宰盧氏。一日，與道士邢和璞出遊，過夏口村，入一破寺，坐古松下暫息。邢道士使人鑿地，掘得一瓮，瓮中藏有婁師德與智永禪師書一幅。和璞笑謂房琯道：
「還記得這件事嗎？」
邢和璞從地下撿出一張破紙，使房琯從此相信他前生是智永禪師。
現在的劉摯，經邢恕一番勾串，即使他相信被司馬光打出去的一批「秦箏」，個個都是「佳琴」，但他自己高踞在政治舞台上，已從正派的鬚生，變成一個大白臉了。
蘇軾抵京，寄住在興國浴室，親戚柳仲遠來見。他想起柳家舊藏有宋迪（復古）臨唐人本（邢和璞、房琯前世事）的一幅畫，便向仲遠求取。既得，遂將吳江琴夢事記於其上，又題《破琴》詩於後曰：
破琴雖未修，中有琴意足。
誰雲十三弦，音節如佩玉。
新琴空高張，絲聲不附木。
宛然七弦箏，動與世好逐。
陋矣房次律，因循墮流俗。
懸知董庭蘭，不識無弦曲。
琴，本來只有五弦，周文王、武王各增一弦，所以正規的是七根弦；箏，淵源於瑟，有十七弦。而現在則如人事一樣顛倒，琴有十三弦，而箏卻是七根弦了。然而，十三弦的破琴，形象雖然怪異，而音節總還是響錚錚的佩玉之聲，一如舊日的劉摯，不失大丈夫立身的本末；現在雖然變成拱張高處的新琴，但卻聲不附木，宛然是具隨波逐流、追求時好的箏了，實在可惜；至於那些依草附木之輩，只是替房太師招攬納賄的董庭蘭，微不足道了。
柳仲遠將宋迪摹本那幅畫送了蘇軾，自己托王詵臨出一本，題為「邢房悟前生圖」，蘇軾再題《書破琴詩後》：
此身何物不堪為，逆旅浮雲自不知。
偶見一張閒故紙，便疑身是永禪師。
蘇軾奇怪人如貪戀權位，便迷失了本性，竟不想人生如逆旅，富貴皆浮雲？又何苦這個樣子做人呢？
吳淞江上的破琴之夢，只是蘇軾難言的感慨，心頭的鄙薄。
像邢和璞與房琯這類道家故事，平凡得俯拾即是；而蘇軾托諸夢境，一再題詠，長跋記事，即使是那條詩題，也故意將許多不相關聯的人與事扯在一起；一則贊柳瑾善草書，一則稱宋復古的畫藝，夢裡夢外的仲殊長老，夢中所見的破琴！邢和璞的「邢」姓（影射邢恕），唐朝的「宰相」房琯（影射劉摯）……構成光怪陸離的一重煙幕，跳擲起落，令人目迷，顯然是詩外有事，只因「時忌」，不能不這樣故作神秘。
蘇軾自吳淞而至蘇州，目睹大水所造成的毀敗和破壞，災區人民的饑荒慘狀，深恨去年奏請朝廷，撥放錢一百萬貫、買米平糴這個案子，雖然已獲聖上旨許，卻被發運使諉稱淮南江東米價昂貴，不肯收糴，以致造成目前餓殍載道而無可救援的慘局。官僚的誤國殃民，實在可怕。
於是，蘇軾滿懷悲憤地上《再乞發運司應副浙西米狀》，報告他實地勘察的災情如次：
目睹積水未退，下田固已沒於深水，今歲必恐無望；而中上田亦自渺漫。婦女老弱，日夜車水，而淫雨不止，退寸進尺。現今春晚，並未下種，鄉村缺食者眾，至以糟糠雜芹蓴食之；又為積水占壓，薪芻難得，食糟飲冷，多至脹死……流殍疾疫必起。……今親見數州水災如此，飢殍之勢，極可憂畏……豈敢為已去官，遺患後人，更不任責。
蘇軾不能像個官僚，無視於泡在深水中的民命，雖然他現在實際上已無這個職守。一路遍與接任的林希、淮南轉運毛漸（正仲）、兩浙轉運使和提刑馬瑊等討論救災的方策。兩年前，他初到杭州時，米價每斗九十文，現在京口米已漲到每斗百二十文，貴上三分之一，人心已是惶惶，而且四月天氣，陰冷得像正月一樣，蠶麥收成，皆已無望，他要林希繼續與上述諸人合力，早做儲備，遲即無益。
蘇軾一路勘災留滯，到潤州已是四月。他的後任林希還在潤州，馬上舉行盛大歡宴，但蘇軾此時，心頭眼底，儘是一片荒寒的水潦災象，決然食不甘味。
再至揚州，答詔已至，其中有「兄弟同升，朝廷盛事」的話，不允所請。蘇軾再上辭免第二狀，很有預見地說：
……而況清要之地，眾所奔趨，兄弟迭居，勢難安處。正使緣力辭而獲譴，猶賢於忝冒而致災。
他為表示堅定的決心，暫緩赴京，轉往南都去等候朝旨。
到達南都樂全堂張家，已經是五月了。張方平致仕家居十五年間，蘇軾這回是第六次到南都來謁候。從這次相與晤聚二十餘日之後，一別便成永訣，再也沒有那樣的機會了。
在南都，奉到尚書省札子：三省同奉旨，對於他前上辭免第二狀，太皇太后降詔依然不允所請。蘇軾再上第三狀，舉一前朝成例為必須迴避的理由，請求在揚、越、陳、蔡各州中，隨便給予一郡。其例為：
竊見仁宗朝王洙為學士，以其從子堯臣參知政事，故罷。臣今來欲乞依王洙故事迴避。
中古時代政治上，援引前朝典故是不成文法中最具強勢的理由，十足表示辭意的堅決。然後他靜靜地住在張家，陪伴衰病的樂全老人，撰寫《滕元發墓志銘》。
然而第三狀仍然不能「遽回天意」，奉詔不許。蘇軾徘徊斗室，自己從頭檢點，從治平二年（1065）自鳳翔簽判任上得替還朝，至今二十七年來經歷的仕跡，一片心血，遭遇無窮的侮辱與不停的迫害，真如遍體陳傷，一一隱痛，可以覆按，他本來不願再提這些往事，但是事到如今，若不從頭細說，盡露本心，又絕不能夠獲得太皇太后諒解，也不會准他辭免；倘若貿然到京供職，則現在由劉摯獨攬政柄的朝局下，原本在朝的蘇轍且已慄慄危懼，不可終日，在他赴京途中，聽說因薦王鞏除知宿州事，已遭台諫安鼎攻擊，在家待罪了。小蘇尚且如此，何況大蘇是眾所忌嫉的目標，他若要來，那些劉相御用的台諫們，怎會放得過他，早已磨刀霍霍，等他送上去聽憑宰割了。
再三考慮，只有向太皇太后從頭訴說過往一切，歸結為此行必然要被毀敗的結果，懇求曲賜保全。
狀中敘述英宗和神宗兩朝，因蒙「二帝非常之知，不忍欺天負心」，所以上疏六千餘言，極論新法不便，因此激怒王安石，招來謝景溫的彈奏和冤誣，牽連發生烏台詩獄和黃州貶謫的經過。
哲宗立，起復還朝，因論差役雇役利害，得罪了司馬丞相，又為程頤黨人側目，致被朔洛兩派交相攻擊；在經筵因論黃河不可回奪，開罪了執政，只好力求外放。而現在遭逢眾怒的情形，並未消解，留朝，不過徒作犧牲，無裨國家。
蘇軾原狀最後一段話，說得非常沉痛：
臣之剛褊，眾所共知。黨人嫌忌，甚於弟轍。豈敢以衰病之餘，復犯其鋒。雖自知無罪可言，而今之言者，豈問是非曲直。所以不避煩瀆，自陳入仕以來進退本末，欲陛下知臣危言危行，獨立不回，以犯眾怒者，所從來遠矣。
臣若貪得患失，隨世俯仰，改其常度，則陛下亦安所用；臣若守其初心，始終不變，則群小側目，必無安理。雖蒙二聖深知，亦恐終不勝眾，所以反覆計慮，莫若求去。
蘇軾甚至說：「若朝廷猶欲驅使，或除一重難邊郡，臣不敢辭避，報國之心，死而後已。」
宣仁太皇太后雖然寬和仁厚，但卻是個大事精明的女主。眼看范純仁被劉安世劾罷以後，呂大防質樸無能，容易受人操縱利用，朝局將被朔黨頭子劉摯所獨占，尤其內外奔競爵祿的政客，如萬流歸壑，有一起歸附劉相門下之勢，所以太皇太后不次擢升蘇轍，目的是用他來輔助呂大防，原欲建起一道權力制衡的堤防，防止劉摯獨攬政柄。
劉安世久在諫垣，又收攬了一批喪家之犬的洛學門人，朱光庭、楊畏、賈易等人做他的羽翼，把持了言路。那個時代的政治結構中，台諫本是帝王的耳目，假使台諫官都成了宰相的附庸，為執政所用，則太皇太后豈不孤立於上，耳目盡蔽了嗎？因此，她必須有個公忠體國、忠誠可信如蘇軾者，依以防止權力下移，抵制劉摯輩的野心。
所以蘇軾請辭，愈是說得嘔心剜肺，太皇太后愈是緊緊抓住不放。
蘇軾逗留南部，總不能永遠趑趄不前，落個抗旨的罪責，遂於五月二十四日別了張方平，繼續晉京。
蘇軾為了表示決心請辭，所以單身赴京；到京之後，仍然保持外官的身份，也不住到蘇轍的官邸——東府去。汴京有東府西府八座官邸的建築，是神宗創置給政府執政所居之所。 39
所以他便寄寓於開封城內第三條甜水巷裡興國寺的浴室院中，院僧慧汶招待他在東堂住下。
蘇軾於五月二十六日上殿報到，二十九日赴閣門受誥命，但仍繼續上疏，懇請於賀坤成節（七月十六日宣仁太皇太后誕辰）上壽後，仍乞外放。
六月一日供奉官梁迪奉旨宣召再入學士院，四日又奉詔兼侍讀，至六月中旬才搬到西闕角附近的東府，去與蘇轍同住。
蘇軾住在興國寺時，求退不能，心情沉重，無聊中翻閱寺中名人留題的詩卷，也看了自己當年的舊題，引起許多回想，顧念平生，無窮感慨。想到自己第一次到興國寺來住時，還是個年輕的應舉士子；經歷三十餘年的艱危困苦，一事無成，而今仍然還住東堂；當年的住持老僧德香早已死了，而自己也已是一個急欲歸休的老翁，不禁對這空虛的人生，發出滿含悲憫的一笑，作詩三絕：
半熟黃粱日未斜，玉堂陰合手栽花。
卻思三十年前味，未飯鍾時已飯茶。 40
夢覺還驚屧響廊，故人來炷影前香。 41
鬢須白盡成何事？一帖空存老遂良。
尺一東來喚我歸，衰年已迫故山期。
文章曹植今堪笑，卻卷波瀾入小詩。
九 竹寺題詩案
短別兩年，京朝的局面，已經完全不同。
雖說是呂大防與劉摯分任左右二相，而大防這個老實人，卻聽由劉摯翻雲覆雨，一手擺布。劉安世領袖諫垣，聲威赫赫；王岩叟簽書樞密院，主掌軍事；梁燾為禮部尚書，管領文教。朔派大將，個個位居要津。更可怪的，原是洛學弟子的朱光庭、楊畏、賈易諸人，既失靠山，一起歸附了劉相門牆，劉便利用他們做政治打手。
所以，蘇軾一至宮門報到，賈易立即擢升，當上了侍御史。這是誰都明白的安排，是個鷹出鞲、犬突圍的陣勢。可憐的蘇軾，已經成為目標中的獵物，是無可置疑的情勢。
蘇軾也很警覺，索性揭穿這個陰謀，細數從前他與賈易之間的嫌怨，留京定要遭殃，據此堅乞外放州郡，避免發生糾葛。七月初六所上札子，是這樣說的：
……賈易，（程）頤之死黨，專欲與頤報怨。因頤教誘孔文仲，令以其私意論事，為文仲所奏，頤既得罪，易亦坐去。乃於謝表中誣臣弟轍漏泄密命，緣此再貶知廣德軍，故怨臣兄弟最深。臣多難早衰，無心進取，豈復有意記憶小怨？而易志在必報，未嘗一日忘臣。
其後召為台官，又論臣不合刺配杭州凶人顏章等。今既擢貳風憲，付以雄權，升沉進退，在其口吻……不久必須言臣並及弟轍。轍既備位執政，進退之間，事關國體，則易必須扇結黨與，再三論奏，煩瀆聖聽。
蘇軾的結論是：
朝廷以安靜為福，人臣以和睦為忠。若喜怒愛憎，互相攻擊，則其初為朋黨之患，而其末乃治亂之機，甚可懼也。
因此，蘇軾「血懇」太皇太后賜予一郡，以免發生轇轕。「貼黃」 42 說：「與其將來徇眾多黨與的謗議而被出，不如現在用迴避親嫌的理由，便與一郡的好。」這已不啻是自求保全的哀辭。然而，宋朝的傳統，君權至上，太皇太后不信她不能庇護一個蘇軾，依然堅執不放。
自杭州聞命之日就上疏懇辭起，到此蘇軾已經七上封章，兩進札子，請求外放，仍是難回太皇太后心意。
蘇軾來時，特意實地勘察災情，到京之後，就上札子，報告浙西災傷，他說：「浙西諸郡，接連兩年發生天災；而今年的大水，比熙寧年間的水災還要嚴重。……」就他這兩年在浙中實施救災的經驗，只用糴售常平米這一個辦法，就可以使米價不漲，使人民免為流殍；所以請求朝廷令兩浙運使，估計浙西諸郡到明年七月應糴糧米斛數，在其轄下諸路封樁及年計上供錢斛內擘劃應付，接續糴賣就可，不需其他濟助。
札上，太皇太后詔准賜米百萬石、錢二十萬緡。
侍御史賈易即與楊畏、安鼎聯銜疏論：「蘇軾所報浙西災傷不實，乞行考驗。」
賈易只說「乞行考驗」，朝廷不能駁他「毋須再查」。幸而詔旨的詞頭降下中書省時，給事中范祖禹以其職權「封還」，錄黃奏曰：
國家根本，仰給東南。今一方赤子，呼天赴訴，開口仰哺，以脫朝夕之急。奏災雖小過實，正當略而不問；若因此懲責，則自今官司必以為戒，將坐視百姓之死而不救矣。……
此一波折，使蘇軾大為憂急，因為他深知官場的弊風，事情一經行文地方考驗，地方官為推卸責任，為觀望執政當局的風旨，一定掩飾災情，不敢實奏。果然如此，蘇軾枉坐「奏報不實」事小，而浙西億萬生民，流離溝壑，不得救援，如何得了。
台諫與給事中意見不一，蘇軾急切之間，想起有個朋友可以相助，那是現為御史中丞的趙君錫，以他中丞的地位，有資格講一句話而挽救災區百萬生民。所以立刻派王遹去見君錫，求其一言以助。蘇軾萬萬沒有想到這一個交諗朋友，現在已經變了，他要出賣蘇軾，別求進階，使蘇軾幾乎陷入「離間風憲」的大罪。
七月廿八日，蘇軾再上札子，請求迴避賈易，札尾預言：「若不早去，不過數日，必為易等所傾。」
果然不出所料，四日後的八月初二，太皇太后已有賈易、趙君錫聯銜的彈章，秘密封交呂、劉二相，要他們兩人先行研商，同時還特別叮嚀：「不得遍示三省官。」
賈、趙這份彈章，兼攻二蘇，大部分的內容，儘是多人說過的那套陳腔濫調，重施舒亶、李定故技，新作料只有所舉竹寺題詩一節，誣陷蘇軾聞先帝之喪而心喜，實犯悖逆大罪。
指劾蘇轍者，說他為中書舍人日，泄密命於呂陶；薦王鞏為不當；張耒不俟朝參，先許供職。所責雖皆細事，但給他戴上一頂大帽子，曰：「蘇轍厚貌深情，險于山川，詖言殄行，甚於蛇豕。」
劾蘇軾的主要罪狀，則為書於揚州上方竹西寺的那首小詩。被檢舉的原詩是：
此生已覺都無事，今歲仍逢大有年。
山寺歸來聞好語，野花啼鳥亦欣然。
賈狀說，先帝崩逝，人臣泣血號慕，蘇軾卻作詩自慶。原題「山寺」兩句在前，「此生」兩句在後，已經播於四方；後來跡不自安，才另增別詩兩首，顛倒先後兩句，題以元豐八年五月一日，調換詩板，欲自掩飾，其為悖逆，「可謂痛心疾首而莫之堪忍者」。
又指軾撰呂大防左僕射麻制，用了一句「民亦勞止，庶幾康靖之期」。認為是將熙寧、元豐間的治道，比作周厲王時代的民勞板蕩，「聞者股慄」。
另又拉扯一大堆廢話做陪襯，說他差免役問題上的反覆變亂，在杭州決配顏章兄弟為橫暴立威；說他浮報災情，虛言水利；說他西湖築堤，科借居民什器，虐使捍江廂卒，只為自己游觀之樂。
八月初三日，輔臣奏事延和殿，依次論及台諫交章，論及蘇軾題詩竹寺一案時，蘇轍即先代奏：
臣兄乙丑年（元豐八年）三月六日在南京聞裕陵遺制，成服後，蒙恩許居常州，既南去至揚州。五月一日在竹西寺門外道傍，見十數父老說話，內一人合掌加額曰：「聞道好個少年官家。」臣兄見有此言，心中實喜，又無可語者，遂作二韻詩，記之於寺壁，如此而已。今君錫等加誣，以為大惡；兼日月相遠，其遺制豈是山寺歸來所聞之語？伏望聖慈體察。今日進呈君錫等文字，臣不敢與。
蘇轍奏罷，表示不敢參與討論，遂先下殿。
竹寺題詩，倒是一個新鮮材料，而且這罪名若是成立，是可以殺頭的「大逆不道」。不過小人作偽技術非常拙劣，既謂軾詩已經播在四方，又說題尾日月是後所抽換，如朝廷根究，要見佐證，其言立敗。事後，葉夢得游山光寺，還親見該詩的「當時志刻」，葉夢得《避暑錄話》有一條說：
子瞻山光寺詩……余嘗至其寺，親見當時詩刻，後書作詩日月，今猶有其本，蓋自南京（都）回陽羨時也。始過揚州則未聞諱，既歸自揚州，則奉諱在南京（都），事不相及，尚何疑乎！
此案未了，賈易接連又上一章，根據御史中丞趙君錫言，蘇軾曾派秦觀、王遹往說君錫，誣指蘇軾「交通言語，離間風憲」。
這件事，確是蘇軾的冒昧行動，貽人口實。
賈易彈章，引趙君錫的話說：「昨日（七月二十七日）傍晚，從（御史）台回家，秦觀來見，謝我薦他為秘書省正字。又說：『賈御史的章奏（即言不可以秦觀污辱文館）中說「邪人在位，引其黨類」，此意是在傾陷中丞，中丞應該趕快補進一狀，其事可解。』」君錫認為蘇軾仗勢頤指御史中丞與侍御史自相攻擊，陰險已極。
君錫說，他之舉薦秦觀，是因為秦的文學好，現才知道此人品行浮薄，所以要撤回前薦。
趙君錫又說，同一天的晚上，蘇軾又派他的親戚王遹來見，說兩件事：
一、秦觀為公所薦，今反如此，要加注意。
二、兩浙災傷如此，賈易、楊畏卻說傳言過當，要朝廷察其虛實。朝廷已從其奏，而給事、兩諫官以為當聽其賬恤，不能先下核實之旨來阻礙賑濟。台諫的議論不同如此，中丞豈可不為一言？
於是，賈易述趙的結論為：「君錫乃以為（秦）觀與（王）遹挾軾之勢，逼臣言事，欲離間風憲，臣僚皆雲奸惡。」
秦觀和王遹分別往見趙君錫，傳蘇軾的話，確有其事，蘇轍曾奏：
「昨見趙君錫章，言臣兄軾交通言語事，晚間臣兄云：實有此，然非有所干求，已居家待罪。」
宋朝的制度，政務官不得與台諫往來，蘇軾謂所傳言，是這樣的：一是希望薦主維護秦觀；二是賑濟浙西災傷案，台諫與給事中持論不一，希望御史中丞趙君錫說一句話，以救兩浙的災民，絕無離間風憲之意。
秦觀得除秘書省正字官，系王鞏托由趙君錫認薦；而賈易反對說「不可令秦觀污辱文館」。秦觀為了此事，要赴訴恩門，求救於舉主，原是常理，蘇軾不過順便帶了一句話：「秦觀已被賈易言了，宜為朝廷珍惜人才。」
令王遹傳語君錫，所說是「台諫、給事中互論災傷，公為中丞，坐視一方生靈陷於溝壑，欲其一言以救兩浙億萬生齒」。此言與七月二十八日所上乞迴避賈易札子中所說的完全一樣，但是忽於行跡，就被趙君錫冠上「交通語言，離間風憲」的罪名，賣與賈易。
人情詭詐，宦海尤甚。天真的蘇軾萬萬沒有想到趙君錫會是出賣他的反覆小人。其實，官場中只有利害，本無友誼。當蘇軾外放杭州的時候，趙君錫時任給事中，眼見太皇太后對蘇軾恩禮特別厚重，猜測不久將有還京大拜的可能，所以上章請求太皇太后留軾在朝，他那時是這樣兩面討好的人：
蘇軾之文章，追攀六經，蹈籍班馬，知無不言，壬人畏憚，為之消縮；公論倚重，隱如長城。請留之在朝，用其善言，則天下蒙福；聽其讜論，則聖心開益；行其詔令，則四方風動，而利博矣。
其計果然得售，同年九月，蘇軾出使遼國，君錫就當上了副使。從此不到兩年的時間裡，官位升到吏部侍郎、御史中丞，但他並未饜足。
蘇軾自杭還朝，二人相遇於殿前，蘇軾述當時的情形道：
臣與君錫，初無疑間。近日臣召赴闕，見君錫崇政殿門，即與臣言：「老繆非才，當此言責，切望朋友教誨。」臣既見君錫，從來傾心，以忠義相許，故敢以士君子朋友之義，盡言無隱。
其實所謂「從來傾心」者，二蘇都上了「阿諛」的當。現在時移勢易，趙君錫覺得大蘇已無利用價值，而小蘇不去，適成自己前程的障礙，所以他要勾結賈易，以為投靠劉相門牆鋪路。
趙君錫接替蘇轍的遺缺，從吏部侍郎升上御史中丞。御史中丞例是執政大臣的後補者，趙君錫得隴望蜀，他現在所覬覦的是蘇轍現職尚書右丞這個地位。
蘇軾應召還京，口口聲聲要避親嫌求去，他是不會當政的了，用不著再趨奉他。蘇轍被劉摯所憎惡，賈易正以全力攻兩蘇，他便供給秦觀、王遹兩訪的資料，合力圍剿。第一目標，雖是大蘇，而彈章的字裡行間，卻暗示身居執政的蘇轍，有泄露朝廷機密之罪。去掉蘇轍，則御史中丞之進為尚書右丞，水到渠成，穩穩到手的了。
小人唯利是圖，利之所在，六親可以不認，何況朋友。
趙君錫一石二鳥，果如定計。蘇轍有奏自咎：
臣兄所以知朝廷文字，實緣臣退朝多與兄因語次遂及朝政，臣非久當亦引咎請外。
君錫的期望，就是這樣。
八月初四，蘇轍已遞辯狀，部分執政們在延和殿太皇太后簾前進言：
「詳細研究賈易的疏狀，前後矛盾。賈易為王安禮所賞識，薦應十科之選。現在那些失職在外的人，都在江淮一帶，無不與今日執政為仇。今日這個疏狀，不但動搖朝政，暗中則在發泄失職大眾的怨憤，伏望聖慈詳察。」
執政奏事畢，太皇太后憤然降諭曰：
「賈易排擊人太深刻，須與責降。」
當時，呂、劉二相的「調停」主張，雖因迫於眾論，暫被壓制，但在野政客們興風作浪的壓力，並未減輕。大防認為如留蘇軾在京，更加不得平靖，所以，他接著奏道：「不如並蘇軾兩罷為便。」
太皇太后不得不准此奏，遂憤然諭曰：「賈易責降不能太優。」老太后的憤怒，如聞其聲，如見其色。
右相劉摯接口道：「兩罷甚為公平，且可以息事，容後進入文字。」奏罷，遂退。
以上簾前面對，只有呂、劉二相獨留，他人不得聞見。但趙君錫當日便知道了兩罷的消息，即日連上兩章：一是救賈易，曰：「易有何罪？」二則曰：「蔡確無禮於太后，與蘇軾無禮於先帝，其罪一也。」——小人為惡務澈，非要陷蘇軾於惡逆重謫之罪，不肯罷手。
翌日（八月初五）詔定：
翰林學士承旨侍讀蘇軾為龍圖閣學士知潁州。
侍御史賈易以本官知廬州，後改宣州。
宰執原擬以南部留台安置蘇軾，然而這時候，王鞏自被攻罷宿州，仍任管勾太平觀，住在南都，蘇軾認為有所不便，叫蘇轍去向呂大防說：
「諸公欲以南都處之，固甚幸，然定國在彼，恐與之友善，必與公家難為。」
因此，改知潁州。
政治迫害的力量，使原是一個豪邁不羈的性情中人，變得膽小如鼷。
關於趙君錫，太皇太后降諭：
「君錫莫須罷中丞？所言軾事，怎生行得？此與蔡確事全別，蔡確自以奸邪為惡，昨恐官家奈何此人不得，久遠為朝廷大患，故貶之。作詩亦是小事。」
劉摯對曰：「君錫舊為吏部侍郎，欲令還舊官。」
太皇太后諭曰：「還他舊官甚好。」趙君錫欲升反降，弄巧成拙。
「軾詩亦須取一文狀。」呂大防說。這是老官僚的手段，有一件認可的解釋文字，省得以後再起波瀾。
太皇太后說：「莫不消？」
劉摯對曰：「此事不可便已，今可令蘇軾分析因依。」
太皇太后同意了。
於是，蘇軾於初八日上《辯題詩札子》，指明三月初六在南都聞遺詔，至五月初，始在揚州竹西寺題詩，時間相距兩個月。因為「臣初得請歸耕常州，蓋將老焉」。而淮浙間所在豐熟，故詩曰：「此生已覺都無事，今歲仍逢大有年。」臣實喜聞百姓謳歌吾君之子，出於至誠，故詩曰：「山寺歸來聞好語，野花啼鳥亦欣然。」
解釋完了，蘇軾始憤然結曰：「君錫等輒敢挾詞誣罔，加以惡逆之罪，乞正國法。」
這場風波，以兩罷來作解決，正是元祐朝一貫的作風。司馬光逝世後，職業官僚當位，一切以鞏固利祿為先，以和光同塵為手段，再也沒有政治原則。官僚不敢得罪任何人，除非你站的地位，擋了他的前途，才和你拼。垂簾聽政的宣仁太皇太后，像天下所有上了年紀的老夫人一樣，凡事但求平靜，碰上爭執，不問是非，一味平撫，她只要保全祖宗的基業，太平無事，只等皇帝長大，便可以還政。因為如此，所以元祐之世，賢奸雜進，一切都不是司馬當年的理想了。
不過，太皇太后對於蘇軾，維護周至，仍以求避親嫌的理由，除授為龍圖閣學士知潁州軍州事，誥詞中且有「不為朕留」的話，所以蘇軾作進上謝表：「……雖所向之奇窮，獨受知於仁聖。力求便郡，蓋常懷老退之心；伏讀訓辭，有不為朕留之語，殊施難報，危涕自零。」主恩深厚，在「不為朕留」四字中，表露無遺。
蘇轍繼以「緣臣忝冒，致之外徙，私意有所未順」，上狀請求與兄同出。不許，留任尚書右丞。
當茲擾攘初定，蘇軾寫信給王鞏說：
自公去後，事尤可駭，平生親友言語往還之間，動成坑阱，極紛紜也，不敢復形於紙筆，不過旬日，自聞之矣。得潁藏拙，餘年之幸也。自是刳心鉗口矣。
續又一書云：
上狀知已達。風俗惡甚，朋舊反眼，不可複測。某所被謗，仁聖在上，不明而明，但憐彼二子者，遂與舒亶、李定同傳爾。
此是蘇軾對於這場風波的感慨，所遺憾者，只是他所尊重的朋友之道，如今已經盪滅無存。至如賈易之流，本來只是政治打手，除了憐憫之外，沒有什麼好說的。
十 東府感舊
蘇軾出知潁州，太皇太后恩禮不衰，詔賜對衣一襲，金腰帶一條，銀鞍轡馬一匹。臨到要作謝表，使他想起兒時的一段故事——上了年紀的人，喜歡回憶舊事，蘇軾也不例外。
當他還只十幾歲時，父親在念歐陽修的《謝宣召赴學士院仍謝對衣並馬表》，他在一旁聽得非常出神，老蘇就叫他效作一篇，其中有兩句是：「匪伊垂之帶有餘，非敢後也馬不進。」老蘇很高興地稱讚道：「你這孩子，留這兩句將來可以自用。」現在他已五十六歲，以龍圖閣學士出知潁州軍州事，謝表上正好用得上去，只要略加頭尾。如言：
臣衰不待年，寵常過分。枯羸之質，匪伊垂之而帶有餘；斂退之心，非敢後也而馬不進。徒堅晚節，難報深恩。
蘇軾這次再度還朝，在京時間，雖然不滿三個月，卻使他看清楚了現在的朝局和劉摯這班政客的面目。這汴京，已被這幫有辦法的時世兒大力霸占了，正如這條馳道，車走雷鳴，風馳轂擊，一片噪音，都是他們馳騁，再也容不得外來的人了。即使你本來無意逗留於此，即使你鉗口結舌，沒有說過一句話，也逃不過無端的風雨。
蘇軾之所以有這個譬喻，是因為寄寓蘇轍的東府，確在西闕角相近的馳道之旁，夜中屢被車聲騷擾，不能安睡，就又迷迷糊糊地想起了懷遠驛的舊夢來了。時光過得真快，一晃三十年，當時兄弟同下誓言，做幾年官，稍為積點衣食之資，便該及早求退，回鄉去重尋風雨對床之樂。蘇軾認為自己現在還有希望就從潁州溯江回鄉，重嘗家鄉名產的石蜜與柿霜；但是蘇轍地位不同，執政官不能輕言求去，不知何時可了。想到這裡，這一生憂患勞瘁，五十六歲的老人，不禁有無邊寂寞之感。作感舊詩（並敘）：
嘉祐中，予與子由同舉制策，寓居懷遠驛，時年二十六，而子由二十三耳。一日，秋風起，雨作，中夜翛然，始有感慨離合之意。自爾宦遊四方，不相見者，十嘗七八。每夏秋之交，風雨作，木落草衰，輒悽然有此感，蓋三十年矣。元豐中，謫居黃岡，而子由亦貶筠州，嘗作詩以紀其事。元祐六年，予自杭州召還，寓居子由東府。數月，復出領汝陰，時予年五十六矣，乃作詩留別子由而去。
床頭枕馳道，雙闕夜未央。
車轂鳴枕中，客夢安得長。
新秋入梧葉，風雨驚洞房。
獨行殘月影，悵焉感初涼。
筮仕記懷遠，謫居念黃岡。
一往三十年，此懷未始忘。
扣門呼阿同（轍，一字同叔），安寢已太康。
青山映華發，歸計三月糧。
我欲自汝陰，徑上潼江章。
想見冰盤中，石蜜與柿霜。
憐子遇明主，憂患已再嘗。
報國何時畢，我心久已降。
雖然明知蘇轍位居執政，不能隨便抽身與他同歸，但自個兒心裡，總還痴望，明年此日，可以相將還鄉，像兩隻鷗鳥沒入煙波浩淼的大海里一樣，不再被人記憶。題《子由書王晉卿畫山水》詩，寫出他這一份期待的心理：
此境眼前聊妄想，幾人林下是真休。
我今心似一潭月，君已身如萬斛舟。
看畫題詩雙鶴鬢，歸田送老一羊裘。
明年兼與士龍去，萬頃滄波沒兩鷗。
蘇軾既出，同時，他的長子蘇邁得授河間令，也要走了，現在只剩蘇轍一人在京，繼續留任尚書右丞。劉摯及其打手們，當然不會輕易放過。他的心腹楊畏，那個世稱楊三變，向與邢恕狼狽為奸的現任殿中侍御史，便會合諫官鄭雍、安鼎全力向蘇轍進攻了。
無奈蘇轍謹言慎行，讓人抓不著他的短處，說來說去只是舉薦王鞏除知宿州為不當這一節舊話而已。
政壇里的打手，打人成了習慣，不論何時，都須有個攻擊的目標，倘若沒有敵人可打，就打自己的同夥。他們沒有是非，沒有道義，凡是擋在路前面的都是障礙，都是攻擊的靶子。玩火的劉摯，不幸終於得了引火燒身的報應。
問題出在邢恕謫官永州時，曾經寫信給劉摯，摯復書中，有「第往以俟休復」這樣一句話。有個叫茹東濟的人，將這封信抄了下來，被楊畏、鄭雍二人弄到手，便加箋注道：「休復者，語出《周易》。以俟休復者，俟他日太皇太后復子明辟也。」他們又攻擊劉摯的兒子斯立與章惇諸子（章致平等）往來甚熟，劉摯也常接近他們，指為「延見接納，為牢籠之計，以冀後福」。
此不啻直接誣言太皇太后有意改立她的親子，如京外的謠言一樣。太皇太后非常生氣，當面詰責劉摯道：
「言者謂卿交通匪人，為異日地。卿當一心王室，若章惇者，雖以宰相處之，未必樂也。」
這句話非常沉重，語意雙關，罵章惇亦所以罵劉摯。劉摯惶懼，上章自辯，幾個執政同僚也替他說了話。然而，太皇太后說：
「垂簾之初，摯排斥奸邪，實為忠直；但此二事，非所當為。」
於是，權傾一時的尚書右僕射劉摯便罷相了，出知鄆州。時在同年十一月間，距蘇軾離京，不過兩個月，正應了《書破琴詩後》的話：「逆旅浮雲自不知。」
1 〔宋〕張端義：《貴耳集》。
2 詩自註：「仆頃以詩得罪，有司移杭取境內所留詩，杭州供數百首，謂之詩帳。」
3 〔宋〕周煇：《清波雜誌》。
4 葉夢得《避暑錄話》亦詳記此事，蓋夢得為葉溫叟之侄孫，得聞於其叔祖，所述殊不正確，如詆蘇軾為「自私其州」。其實潤州亦浙西路所轄屬，何私之有。
5 本集：《元祐五年五月奏戶部拘收度牒狀》。
6 〔宋〕蘇軾：《東坡志林》。
7 〔宋〕何薳：《春渚紀聞》。
8 〔宋〕何薳：《春渚紀聞》。又周煇《清波別志》所記，事同而略簡，其結語曰：「倘遇俗吏苛刻，必斷治偽冒，沒入其物，還有此氣象乎！」人治國家，重教化而輕刑罰，宋朝更是一個特別尊重士人的時代。蘇軾此舉，不能用現代的眼光來批評他。
9 蘇軾於熙寧四年辛亥（1071）六月簽判杭州，至元祐五年庚午（1090），恰為二十周年。
10 〔宋〕周煇：《清波別志》。
11 本集：《聖散子前後敘》。
12 本集：《錢塘六井記》。
13 本集：《乞子珪師號狀》。
14 〔宋〕周密：《武林舊事》。
15 沙門慧皎《高僧傳》：「唐李泌讀書衡岳寺，察懶殘所為非凡人，聆其中夜梵唱，響徹山林，先悽愴而後喜悅，必謫墮之人，時將去矣。中夜潛往謁焉，懶殘命坐，發火取芋以啖之，曰：『慎勿多言，領取十年宰相。』後拜而退。」
16 集有《次韻楊次公惠徑山龍井水》（自註：龍井水洗病眼有效）及《次韻袁公濟謝芎椒詩》。
17 〔宋〕何薳：《春渚紀聞》。
18 周煇《清波雜誌》：「番江寓客趙叔簡編修，宣和故家，家藏東坡親書歷數紙。蓋坡為郡日，當直司日生公事，必著於歷，當晚勾銷。惟其事無停滯，故居多暇日，可從詩酒之適。」
19 〔宋〕費袞：《梁溪漫志》。
20 〔宋〕施德操：《北窗炙輠錄》。
21 王明清《揮麈後錄》：「望湖樓一名看經樓，乾德五年忠懿王錢氏建，去錢塘門一里許。」《臨安志》：「竹閣在孤山。」吳自牧《夢粱錄》記杭州夜市，亦言：「杭城大街買賣，晝夜不絕。夜交三四鼓，遊人始稀；五鼓鐘鳴，早起者又開店矣。」所言與記相符。
22 〔清〕潘永因：《宋稗類鈔》。
23 〔宋〕方勺：《泊宅編》。又瞿佑《歸田詩話》。
24 〔宋〕朱彧：《萍洲可談》。
25 〔明〕田汝成：《西湖遊覽志余》。
26 〔宋〕周必大：《二老堂詩話》。
27 〔宋〕趙令畤：《侯鯖錄》。
28 本集：《安州老人食蜜歌》詩注。
29 〔宋〕陸游：《老學庵筆記》。
30 本集·書簡。
31 引自（咸淳）《臨安志》。
32 〔宋〕阮閱：《詩話總龜》。
33 〔宋〕釋道原：《景德傳燈錄》。風穴延沼禪師有盧陂長老問曰：「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延沼禪師曰：「超然迥出威音外，翹足徒勞贊底沙。」
34 本集《奏開石門河狀》：「臣與前轉運使葉溫叟、轉運判官張璹躬往按視。……」而詩題則為「與葉淳老、侯敦夫、張秉道同相視新河，秉道有詩，次韻二首」。秉道為杭人張弼字，張弼亦即詩中所說的「髯張乃我結襪生，詩酒淋漓出狂怪」者。璹，字全翁，二張絕非一人。也許兩張都是同行的人，張璹原為兩浙轉運判官，此事與他前任職務有關，所以可在官文書的奏狀中列名；張弼只是臨行的詩友，官守不及，所以不見狀文。然而何以詩題又遺漏張全翁呢？殊不可解。
35 何薳《春渚紀聞》載工程計劃內有二案，除龍山一案（即奏狀所陳之計劃）外，尚有一條自富陽新橋港經餘杭至郡北關江漲橋一節。因無確切根據，於正文中刪去。
36 單諤：常州宜興人（1031—1110）。嘉祐進士。不樂仕進，獨留心於吳中水利，嘗乘船往來蘇、常、湖州，勘查水利，積三十年而著《吳中水利書》。
37 〔宋〕王鞏：《隨手雜錄》。
38 〔宋〕蘇轍：《欒城集》。
39 樞密院與中書省對峙文武二柄，號為「二府」：東府掌文事，參政佐之；西府掌武事，副使佐之。胡仔《苕溪漁隱叢話》：「京師職事官舊皆無公廨，雖宰相執政亦僦屋而居。元豐初始置東西二府於右掖門之前，每府相對為四位，俗謂之八位。東府與西闕門相近，西府正值右掖門。」
40 唐代王播，少貧，客揚州木蘭院，隨僧齋飯。僧厭之，飯後始擊鐘，播至，齋堂已空矣。後二十年，播出領是邦，見曩所題字，已碧紗籠護矣，乃題二絕，一云：「上堂已了各西東，慚愧闍黎飯後鐘。二十年來塵撲面，如今始得碧紗籠。」東坡頗厭薄其人，此即反其事為言，對當年興國寺主持僧德香，志其感激之情。
41 禮該院故主持僧德香遺像。
42 貼黃：宋奏狀，札子用白紙，意有未盡，用黃紙，書寫貼於上之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