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東坡新傳 · 第八章 風雨京華
一 元祐更化
宋神宗趙頊在位十八年（治平四年至元豐八年），既薨，太子趙煦嗣位，是為哲宗。哲宗嗣位時，年只十歲，不能親政，於是遵照宋室傳統，尊神宗母后高氏為太皇太后，是為宣仁，權同聽政。
宋朝自太祖、太宗、真宗三朝而後，因故不得不由母后暫行攝政者，非自宣仁始。第一次是仁宗即位時，年只十三歲，真宗後章獻明肅劉氏垂簾臨朝者十一年，至景祐元年方自親政。
仁宗無嗣，以濮安懿王趙允讓第十三子趙曙嗣位，是為英宗。英宗多病，仁宗後慈聖光獻曹氏暫攝，方才歸政。
神宗接位的時候，年紀雖輕，但已二十一歲，朝氣蓬勃，果敢有為，確是一個英主，不料得年卻只三十八歲，西征失敗，齎恨而歿。哲宗沖齡踐祚，就又不得不由祖母英宗後、宣仁聖烈高氏垂簾攝政。真宗朝後六十年間，這已是第三度母后臨朝了。
歷史上母后當政時代，常見朝綱不振，大權旁落的現象，或則奢逸享樂，有政失修明之弊，唯有宋朝攝政的這三位母后，卻都知人善任，精勤政事，以厚德深仁，著譽後世。
宣仁太后且有「女中堯舜」之稱，這也是宋史上的一大特色。
宣仁太后尊重祖宗成法，厭聞革新，是個穩健保守的老太太。她雖深處宮闈，但歷經她的丈夫英宗、兒子神宗的兩朝政事，又非常嚮往公公仁宗嘉祐時代的太平安樂，嘉祐時代那種寬厚雍睦的政風，所以定年號為「元祐」。她認為神宗皇帝用王安石、呂惠卿變成法，行新政，顯然已經失敗了，對於邊臣無端挑起征西夏的軍事，招來敗戰的損傷，使神宗驚悸悔咎，奪走了他正在英年的生命，更是痛苦難忘。所以，一旦臨朝攝政，這位老太太早已成竹在胸，她要立即召用熙（寧）、（元）豐時代的舊臣，恢復熙豐以前的舊政。她的國策是一切遵循祖宗成法，她的目標是要重拾大宋帝國如嘉祐時代一樣的和平與安樂。
宣仁太后的恢復工作，最重要的是如何著手廢止不合傳統的新法，要做這件大事，唯有熙豐時代的元老舊臣，才能幫她去新復舊，實現她的理想。
舊臣中最初被考慮到的，是仁宗朝名相呂夷簡的兒子，現以資政殿大學士知揚州的呂公著，詔兼侍讀，命即「乘傳赴闕」，來京陛見。公著，字晦叔，東萊人，初以進士通判潁州，與當時的郡守歐陽修，交誼很好。神宗朝，做過翰林學士、開封府尹、御史中丞。因為反對新法，才被出知外郡。
次為退居洛陽，在獨樂園中努力著述的司馬光，朝廷依照例定的起復程序，第一步詔知陳州。
太后追念神宗皇帝的遺意，先已復官蘇軾為朝奉郎，隨又詔知登州。
太后部署人事，非常穩重，一面按照程序，起復舊臣；一面因王珪病卒，乘機將現任大臣，互作調動，穩住原來的朝局。五月間，以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蔡確，調為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以知樞密院事韓縝，為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以門下侍郎章惇知樞密院事；同時召司馬光過闕入見。
司馬光於熙寧三年（1070），因與王安石議新政不合，堅辭樞密副使的詔命，出為西京留台。他在洛陽私宅中，網羅了一代史學好手，專心編撰不朽巨著《資治通鑑》，甫於上年（元豐七年），脫稿進呈。三月間，自洛入京，專程弔唁大行皇帝之喪。為避免政治嫌疑，既吊即歸，不敢在京逗留。太后來不及召見，他已匆匆離去，只得特遣內侍梁惟簡和勞光二人，一路追蹤前往，口傳諭旨就詢：「目前為政何所當先？」
司馬光復奏：「請廣開言路，不論有官無官，均許將朝政缺失及民間疾苦，封狀進聞。」太后接受此一建議，詔求直言。短短時間內，收到封事數千件，而內容幾乎全部都是指摘前朝實行新法的不當，訴陳新政下的民生疾苦。
這是一個被鼓勵起來的「不滿現實，人心求變」的輿論浪潮，也可以看作是國策將變的一個政治訊號，以這樣開明的態度，揭開「元祐更化」的序幕。
接著，太皇太后毅然先以中旨遣散修造京城的役夫，停止製造軍器，放寬民間保馬戶原先苛刻的規定，罷京城邏卒，免行錢等，作為接納輿論、與民休息之始，為停罷新政，開其先河。
六月，呂公著應召至京，詔授尚書左丞。
入見後，立即上疏薦舉人才，實即網羅熙豐以來，因與新政不合而散在四方的舊臣。他舉：
孫覺方正有學識，可充諫議大夫；范純仁剛勁有風力，可充諫議大夫或戶部右曹侍郎；李常清直有守，可備御史中丞；劉摯資性端厚，可充侍御史；蘇軾、王岩叟並有才氣，可充諫官或言事御史。……
太后深知人才是政治的根本，同時為尊重司馬光起見，特將上述札子密封，專差送往洛陽，要司馬光詳再審核，將所陳更張利害，直書以聞。
司馬光復奏，特別保薦者六人：劉摯、趙彥若、傅堯俞、范純仁、唐淑問、范祖禹，認為可處台諫，或侍講讀，必有裨益。其中劉摯、范純仁二人，與呂公著推薦者同。
另外則作一般的推薦，其人選為呂大防、王存、李常、孫覺、胡宗愈、韓宗道、梁燾、趙君錫、王岩叟、晏知止、范純禮、蘇軾、蘇轍、朱光庭等，請求太后記其名姓，各隨器能，隨時任使。
最後他說：文彥博、呂公著、馮京、孫固、韓維，都是國家的元老，應該命令他們各舉所知，以便參考異同，無所遺逸。
從這兩份奏狀所列的名單來看，絕大部分是仁宗、英宗兩朝的老臣，為反對新政致被排斥或消極退讓，於熙豐年間陸續退出中樞政治的保守分子。他們之中，大多數人都有極好的家世背景，而個人立身處世，品德謹嚴，學問淵博，都是以尊重傳統為重要立場，視疏減民生疾苦為自己本分的君子。所以歷史家籠統地稱譽他們為「元祐賢者」，稱元祐為「賢人政治」。
不過這班元祐朝士，不是沒有缺點，缺點在於過分持重，守成有餘，進取不足，誠如當時論者所說：「元祐執政，類豐於忠信而廉於才智。」不足以符時代的要求。因為宋室到了元祐朝時，經歷多年邊患，被契丹和西夏交相剝削和侵略，大宋帝國實在已經只剩了一個掏空的殼子，軍備不足，國庫空虛，民生窮困，士氣低落，早已失去了從前那樣的國力，所以消極的保守，既不足以振奮宋室的貧弱，也不足以匡救天下的凋敝。
司馬光受命知陳州，過闕入見，當即被太皇太后留為門下侍郎。
司馬光名滿天下，他來京師，轟動社會，老百姓跟著他的行蹤，疊足聚觀，壅塞道路，竟使馬不能行。在他們質樸的心地里，認為司馬光應該是真正的宰相。
司馬依禮往謁現任宰相時，老百姓爬上相邸對面人家的屋頂，騎在屋脊上，爬到樹上看他，相府的衛士們阻擋不了，老百姓說：「我們並不要看你家相公，我們只要瞻仰司馬相公的風采。」那些附近人家的屋瓦都被踐碎，樹枝都被踏斷。 1
蘇軾於十月下旬自登州還京，途中也遇著上千老百姓，攔住他的馬頭，向他呼籲：「請您轉告司馬相公，不要離開朝廷，好自珍重，才可以活我百姓。」老百姓都相信蘇軾會替他們講話。 2 蘇軾舊有《詠獨樂園》詩：「先生獨何事，四海望陶冶。兒童誦君實，走卒知司馬。」確是實言。
司馬光一入中樞，便被朝廷倚為柱石，太皇太后對他言聽計從，一切大政賴他擘劃。眼前即將更新的政治，將為怎樣一個局面？全國都在注視著司馬相公的舉止，仰望他的創造。
政治革新，自以人事調整為先。以後數月間，朝廷便陸續起復舊臣，如八月以蘇轍為校書郎，九月以秘書少監劉摯為侍御史，十月二十日告下，以朝奉郎知登州蘇軾為禮部郎中等。這使得蘇軾到登州任只有五天，就又匆匆進京，投身到這個熱烘烘的政治洪爐中來了。
十月，以中旨詔范純仁為諫議大夫，唐淑問、蘇轍為司諫，朱光庭、范祖禹為正言。「除目」（授官文書）已經由宮裡發出來了，太皇太后問宰執道：「這五個人怎麼樣？」大家都說：「甚洽眾望。」
當時，繼續留任中樞的新政派章惇，認為這個樣子的除官方法，違背祖制，破壞相權，挺身反詰道：
「故事：諫官皆由侍從推薦，然後由宰執稟奏。現在除目既然用中旨發出，不知陛下從何得知此五人可用。莫非左右所薦？此門不可開。」
「實皆大臣所言，無關左右內侍。」太皇太后說。
「如主意出於大臣，應該公開奏舉，為何密薦？」章惇反問。
至此，呂公著因為范祖禹是他的女婿，司馬光、韓縝因與范純仁各有親戚關係，立刻起來自動聲明。
章惇說：「台諫之設，是朝廷用來糾繩執政之不法的，所以按照制度，執政初除時，凡是他的親戚或他從前所保舉過而現任台諫者，都該轉徙其他官職。現在，天子沖幼，太皇太后同聽萬幾，一切都該按照制度行事，不可違背祖宗成法。」
司馬光忍受不住，接著奏道：「純仁、祖禹做諫官，甚合眾望，不可因臣之故，妨礙賢路，臣寧願避位。」
「韓縝、司馬光、呂公著必不至於徇私，但如他日有懷奸當國者據此為例，引用親黨做台諫，恐非國家之福！」章惇理直氣壯地奏說。
這場爭論的結果，改范純仁為天章閣侍制，范祖禹為著作佐郎，其他三人順利通過。蘇轍於他老哥奉旨起復時，先已移知歙州的績溪縣，不久又以校書郎自績溪被召入京，至此則已躋登諫垣了。蘇轍初得校書郎時興奮非凡，作《初聞得校書郎示同官》詩：「讀書猶記少年狂，萬卷縱橫曬腹囊。奔走半生頭欲白，今年始得校書郎。……」這也難怪，蘇轍十九歲成進士，廿三歲登制科，淹滯於九品小官者達二十餘年，到此才稍揚眉吐氣。
章惇所爭的，是政府重要人事的任命，不經過宰相的審核進擬，徑由「宮廷」除目，顯屬侵害了相權，並非沒有道理，無奈說話的態度有欠莊敬，台諫們就抓住這一弱點，對他開始攻擊起來。
後來王岩叟有奏：「風聞章惇於簾前問陛下御批除諫官事，語涉輕侮。又問陛下從何而知，是不欲威權在人主也，乞行顯黜。」
劉摯和朱光庭則攻擊蔡確於神宗皇帝靈駕發引時，既不遵禮入宿幕次，復先馳數十里之遠以自便，「為臣不恭，莫大於此」。
雖然，太皇太后對此彈章「留中不報」，然而朝中的御史官和台諫們認為國家安危，繫於大臣。而現在執政大臣中，奸邪過半，如蔡確為左僕射，韓縝為右僕射，張璪為中書侍郎，李清臣為尚書左丞，章惇為知樞密院事，實際政權完全在他們手上。舊派的一二元老何以得行其志？這是當時熱衷更化的朝士們一致的認同，他們在積極醞釀，只侍時機成熟，非要伐倒這幾棵「敵派」的大樹不可。
二 從調和到衝突
司馬光為門下侍郎，章惇知樞密院，幾個月間，兩府之間的關係，已經搞得非常不好。司馬光的脾氣，雖然不如王安石的「拗」，但也十分固執；而章惇則秉性豪強，從不讓人，共事未久，摩擦已經很深，幾已到了冰炭不能相容的地步。每遇口舌相爭的場合，司馬光是個恂恂儒者，拙於言辭，而章子厚則軀幹修偉，實大聲宏，再加口齒鋒利，咄咄逼人，弄得司馬光真已不堪他的百般虐侮。蘇軾與章惇多年老友，現在身當兩大之間，義不容辭，應該挺身出來，做這個調人。
於是往見章惇，對他侃侃言道：「司馬君實時望甚重。從前許靖因為虛名無實，為蜀主劉備所輕視。法正說：靖有虛名播於四海，若不禮遇，他人以為我們賤視賢者。劉備立即接受他的建議，以許靖為司徒。您想，許靖尚且不可輕侮，何況君實？」章惇認為蘇軾的話對，以後對司馬的態度，緩和了不少。
蘇軾抵京才半個月，朝廷降告命：遷起居舍人。蘇軾起於憂患未久，不願驟然躋登清禁重地，兩上章請辭，皆不許，他只得親往謁見宰相蔡確，懇切面辭。
蔡確說：「公迴翔已久，論資望，朝中無人更出公右。」
蘇軾堅決辭謝。
「今日誰當在公前者？」蔡確問。
「前與林希同在史館，他年齡比我長。」他舉林希來代替自己。
「林希真的應該在你之先嗎？」蔡確略作沉吟，搖頭不應。
蘇軾舉以自代的林希，字子中，福建人，與蘇軾、顧臨、胡宗愈等，都是開封府舉人試的同年。治平三年曾與蘇軾在史館共事，現在外任。蘇軾推他自代，雖未獲許，不過因此也被執政方面注意到了這個人，不久召回中樞，補了記注官。
宋制：起居郎、起居舍人謂之左右史，職掌宮廷記注和機要政務，俗謂「小侍從」。蘇軾既任起居舍人，元祐元年二月以七品服入侍延和殿，蒙恩改賜銀緋。
宋朝官員的服式，有嚴格的規定，文臣自入仕時起，著綠袍，滿二十年才賜換緋袍和銀魚袋，換穿緋袍後再過二十年，才能賜換紫袍、佩金魚袋。蘇軾入仕，如以仁宗嘉祐六年（1061）中制科授大理評事起計，至元祐元年（1086），為時則已二十五年，但因中經頓挫，所以直到此時才得換緋掛銀，並獲詔賜對衣、金帶、金鍍銀鞍轡馬。
司馬光執政後，一方面大刀闊斧地調整人事，一方面陸續廢止熙豐年間實施的新法。元豐八年七月罷保甲法，十一月罷方田法，十二月罷市易法、保馬法。元祐元年閏二月，被人反對得最激烈的青苗法，也告罷廢。
當司馬光、呂公著二人，積極推翻一切新政，徹底清除新政所生的積弊時，新政派的大將韓縝、蔡確和章惇，仍然高踞在原來的相位上，冷眼窺伺得失。蔡確既為公論之所不容，而章惇跋扈如故。
元祐元年二月間，司馬光上言：免役法有五害，請求恢復差役。章惇力加駁斥，上章累數千言，筆下一點不為司馬稍留餘地。這還不算，更在太后簾前與司馬光覿面爭論起來，態度非常豪橫，說得衝動，竟在殿上大聲咆哮道：「它日安能奉陪吃劍！」如此狂妄，太皇太后也按捺不住，大怒起來。於是劉摯奏言：「章惇佻薄險悍，諂事王安石，以邊事欺妄朝廷。再附呂惠卿，又為蔡確所引，橫議害政，請除惡務盡。」
當時，尚書左僕射蔡確已先罷政，出知陳州，旋改亳州，朝廷即以司馬光接替蔡確所遺的相位，仍兼門下侍郎原職，所以王岩叟更奏曰：「惇見陛下以司馬光做相，躁忿忌嫉，所以如此。」
章惇簾前爭論，惹怒太后後不久，因孫覺議論邊政，不合其意，他便公然罵道：「議者可斬。」對於任何一個上書言事的人，一律蔑視為「不逞之徒」，於是滿朝怨毒，群起而攻，並於同月罷官，以正議大夫知汝州。錢勰（穆夫）時為中書舍人，制行詞，有「怏怏非少主之臣，悻悻無大臣之節」句，非常尖刻。 3
但是，關於罷廢免役法，持反對意見者卻不僅是章惇一人。朝列中頭腦比較冷靜，不太意氣用事的人，也都認為從前施行的差役法，流弊很多。改行免役以來，已經十幾年，確比差役進步，法無新舊，以良為是，何必一定要恢復舊法。如與司馬光非常親密的范純仁，便婉轉勸他道：「為治之道，去其太甚者即可。差役一事，尤須仔細考慮，不然，徒為民病。」又道：「宰相的職責，在求人才，變法不必太急。願公虛心以延眾論，不必一定要謀自己出。謀自己出，則諂諛逢迎的小人，便得乘虛而入。」司馬光默不作聲，純仁無奈，只好退一步說：「假使相公決意要這樣做，不妨挑擇一路，先作試驗，看看恢復之後的利弊如何？」
司馬光為人，有強烈的自尊心和執拗的責任感，堅持已定的主張，不肯接受任何人的建議。范純仁出來嘆道：「憑這個樣子的態度，只是使人不再說話而已。我如只欲媚公以取容悅，不如少年時迎合王安石，早就既富且貴了。」
當王安石變差役為免役時，蘇氏弟兄都是激烈的反對論者。蘇轍當時曾說：「役人之不可不用鄉戶，猶官吏之不可不用士人。」蘇軾更曾堅持差役決不可變，但是後在地方上親經歷練，有了實際的體認，便完全改變了原來的觀點，認為王安石新法中，免役確是比差役進步的一個良法。
熙寧初年，蘇軾到底還只是一個得意太早的書生，缺乏實際的政務經驗，只因讀書較多，才氣充沛，率然放言高論，不免未盡事實。等他有了幾年地方政務的實際經驗，才明白從前所行的差役法，積弊很深。主要的原因是應差服役的老百姓，不懂官府衙門的規矩，遂被胥吏們顛倒捉弄，很多人因此破產亡家。原先認為「無可取代」的差役，事實上是便利胥吏為害百姓的惡法。
免役法比較簡單，按照老百姓的戶產高下，分等出錢雇役，頗合「有錢出錢，有力出力」的原則，可以斷絕胥吏勒索的機會，只須把該收的實費之外，另有許多濫加名目的苛雜嚴格禁革，這已經實行了十六年的辦法，沒有改回差役的必要。
司馬光盡罷熙豐新法，罷到差役法時，最不為朝列所同情。范純仁諍勸無效，蘇軾便賈勇往見，向司馬相公說道：
「相公所要施行的，都是上應天心、下合人望的事，唯有役法一節，不可輕議。差役免役，各有利害。免役之害，在於掊斂民財。在上的人聚斂，在下的老百姓便有錢荒之患。差役之害，在於民常在官，不得專力農事，而胥吏從中作奸。……兩害相權，輕重略等，現在要以彼易此，人民未必歡迎。……」
蘇軾很婉轉地說開了一個頭，還沒提出正面的意見，司馬光便愕然問道：「那麼，如你所說，計將安出？」
「法相因則事易成，事有漸則民不驚。」蘇軾先舉原則，然後以兵役作例來做說明：「三代之法，兵農合一，到秦時才分而為二；唐朝中葉，把府兵廢為長征卒，從此民不知兵，兵不知農，農人拿出谷帛來養兵，兵用性命來保衛老百姓的身家，天下稱便。我想，即使聖人復出，怕也不能變易。現行的免役法，與此相同。公欲驟罷免役，改行差役，恰如要罷傭兵而恢復民兵一樣，恐怕不很容易。……」
蘇軾稍稍停頓，看司馬光不開口，接續說道：
「先帝本意，按民戶大小出錢雇役，使老百姓可以專力農作，雖有貪吏滑胥，無所施其暴虐。坊場河渡，官自出賣，用這筆錢來雇用衙前，則人民可免倉庫、綱運等破家之患。此萬世之利，決不可變。
「不過，其中也有兩項弊端，一是把這筆錢移作別用，二是拿寬剩役錢來爭購坊場河渡，想賺不實在的漲價利益。這是王安石、呂惠卿的辦法，並非先帝本意。
「相公如能徹底消滅這兩項流弊，不必變法，則老百姓必然擁護相公，事亦易成。
「至於寬剩役錢，名為十中取二，事實上卻已加半徵收。相公如能把這額外的浮收全部豁免，同時准許老百姓用布帛穀米折納役錢，各從其便，那麼錢荒的毛病也就沒有了。……」
司馬光聽後，默不作聲，蘇軾只得訕訕說道：「若照這樣去做，天下稱便，相公尚有何求。如其認為現在還不是時候，那麼慢慢再斟酌，也不嫌遲。」
司馬光成見很深，仍無言語。
蘇軾後來調換話題，和他談熙寧年間曾經實施過的給田募役法，那是用官田及寬剩役錢買民田來募役人，大略如邊郡雇用弓箭手的辦法一樣。蘇軾說他曾在密州推行過，人民稱便。所以勸司馬光恢復先帝曾行的此一辦法，不過必須請發內帑，補足全國寬剩錢斛至三千萬貫石，用以推行此法於河北、河東、陝西三路。數年之後，三路役人，可以減少一大半，如此培養民力，可備邊境緩急之用。
司馬光聽了，尤不贊成。
這天談話沒有結果，但是蘇軾不肯死心，第二天直接找到政事堂去，再向司馬相公公開陳述他的反對意見。司馬光心裡不耐煩，臉上就不免忿然作色起來。蘇軾也很氣惱，反轉來詰責他的態度：
「從前韓魏公（琦）創議於陝西路刺義勇，家有三丁者刺一丁，民情驚懼，軍紀也受影響。當時公為諫官，極言不便，魏公怒形於色，公亦不顧，略無一言假借，這是蘇軾以前聽公親口告知的。莫非公今做相，就不容蘇軾盡言了嗎？」 4
表面上，司馬相公只好強笑表示歉意，心裡不免存了芥蒂。
司馬溫公面黃貌癯，而枯瘦自如，目光炯炯峻厲，鼻樑挺直，稀稀朗朗的鬍子已經花白了，兩隻耳朵的耳輪，闊厚外向 5 ，使他整個神態，顯得堅強而有勁力，很少有人敢於在他面前爭論，爭亦無用。
役法，在宋代政治制度中，是件大事，朝廷為了詳定役法，設了一個專門機構的役局，負責研討役法的改訂，蘇軾也是被詔派參加的一員。在會議中，他屢與局中官員如孫永、傅堯俞輩激烈辯論，感情弄得很壞。至政事堂說司馬丞相失敗後，他就以與大臣主張不同為理由，乞罷此一兼差，狀言：「臣既不同，決難隨眾簽書，乞早賜罷免，俾議論歸一。」雖然表露了他的硬漢作風，但也從此得罪了「相門」。
政事堂的爭論，司馬相公的臉色，是眾目所共見的，負氣請辭役局的差使，更加造成雙方關係的惡化。
雇役法終於依照司馬光的主張，明令罷廢了，而且，命令限期五日之內，恢復已經停廢了十六年的「差役」。一般朝臣看到這個命令，都覺得限期那麼迫促，實在不合情理，獨有開封府尹蔡京，居然如期報辦。司馬光大喜，嘉獎他道：「使人人能奉法如君，何不可行之有！」
謀自己出，適便小人逢迎，不幸而為范純仁所言中。更不幸的是古往今來，凡是擁有權勢的大人物，幾乎很少有人偉大到能夠排斥小人的阿諛奉承，賢如司馬溫公，亦屬不免，可為浩嘆。
蘇軾喜歡戲謔，朝中公卿，一個一個都給起了諢號，獨於司馬光，一向敬服，不敢造次。這次爭論役法，碰了一個大釘子，心裡非常氣憤，爭罷回家，一面卸巾弛帶，一面恨恨地連聲呼叫：「司馬牛！司馬牛！」 6
據說，還有一次，蘇軾與司馬光論事不協，軾說：「相公此論，故為鱉廝踢。」司馬聽不懂他說什麼，還問：「鱉何能廝踢？」
「是之謂鱉廝踢！」蘇軾冷冷作答。 7
三 不到中書不是官
元祐元年三月，以吏部侍郎李常為戶部尚書；以中書舍人胡宗愈為給事中；以蘇軾接替胡宗愈的遺缺，特詔：免試為中書舍人。
宋朝的政制，以二府——中書省和樞密院及計省三司使為中樞政治的中心，直接隸屬於皇帝。樞密院主管天下軍馬，計省三司使掌理全國財政，除此以外的一切庶政，全部集中於中書省，而中書省又設于禁中。所以中書舍人的職責非常重要，宋朝官制大抵沿襲盛唐，《唐百官志》：
中書舍人參議表章，百官奏議、考課皆預裁焉。
宋代亦然。凡事先經給事中書讀，並經中書舍人書行者，才將原本留省，錄黃過尚書省給札施行。不過唐制只有給事中始得封駁，而宋朝則中書舍人認為不可行時，亦可不書而執奏，稱為「繳駁」，實際上，具有除軍馬財經外的全國政務之審核的權力，所以宋有俗諺說：「不到中書不是官。」
蘇軾在還朝三四個月的時間內，扶搖直上，一再升遷，這事即使他本人勇於自用，不怕權高責重，但也不能不凜於官場中樹大招風的忌諱，所以頗為踧踖不安，立即具狀懇辭，有曰：
起知登州，到任五日而召以省郎，半月而擢為右史。……今又冒榮直授，躐等驟遷，非唯其人既難以處，不試而用，尤非所安。
中書舍人這一職務，不但是宰相的屬官，而且例兼「知制誥」，代擬王言。所以按照宋朝的定製，「知制誥」必先考試而後任命。宋朝開國百餘年來，免試任命者，只有陳堯佐、楊億、歐陽修三人而已，現在蘇軾也得特旨免試而用，使他十分不安，同時更畏懼政治圈子裡的時忌。 8
但是他辭不掉，只得拜表就任，仍改賜章服。上表謝曰：「右史記言，已塵高選；西垣視草，復玷近班。皆儒者之至榮，豈平生之所望。」
中書舍人這職務，最難的是寫作「外製」。自唐至宋，有個慣例，中書舍人承受詞頭後，就須在省中起草付吏，一直到寫成告命，從不耽擱到第二天。擔任這個工作的人，自非具有「捷才」不可。 9 蘇軾縱然筆快，但文件太多，仍是苦事。到後來白天來不及寫時，也只好開夜車把「詞頭」留到燈下來寫，常常寫到半夜才睡。這時期，曾布（子宣）托他作篇塔記，他覆信訴苦道：
塔記非敢慢，蓋供職數日，職事如麻，歸即為詞頭所迫，卒以夜半乃息。五更復起，實未有餘暇。乞限一月，所敢食言者有如河。願公一笑而恕之。
四月，以呂公著為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詔起元老文彥博平章軍國重事，班列宰相之上，以輔助多病的司馬光。
新任御史呂陶上章彈劾司農少卿范子淵，元豐時提舉河工，靡費巨萬，而所築護堤崩塌，溺死無算，堤工卒無所成，乞行廢放。多少年來，中樞實施錯誤的治河方法，浪費國帑，犧牲民命，是蘇軾一再激烈反對的政策之一，看了呂陶的彈章，對於這種漠視人民生命財產的官僚，激起了如火的憤怒。他揮筆作《范子淵改知峽州敕》，有曰：
汝以有限之財，興必不可成之役；驅無辜之民，置諸必死之地。橫費之財，猶可以力補；而既死之民，不可以復生。
痛快淋漓，成為傳誦一時的名言。
蘇轍初任右司諫，以為自王安石變法以來，台諫官過分囂張，朝士們「一言被及」，馬上就逐出中樞，政風因此大敗。他倡言朝廷應加約束，使台諫們亦知自律。
蘇轍開始行動，首上《乞選用執政狀》，同時彈劾左右二相，指左僕射蔡確出身獄吏，「?佞刻薄」；論右僕射韓縝，「識暗性暴，才疏行污」；再論張璪、李清臣、安燾，說他們都是斗筲之人，「持祿固位，安能有為」。
凡七狀攻下右相韓縝，五月，再上狀《乞誅竄呂惠卿》，指他詭變多端，見利忘義。
朝命呂惠卿降官光祿卿，分司南京，蘇州居住。大多數朝臣認為這樣處分太輕，蘇轍、王岩叟、朱光庭、王覿、劉摯等交章痛劾，蘇轍且把呂惠卿舉發王安石私書的醜事，也揭發出來，對這種卑鄙的小人行徑，施以無情的撻伐。
於是，呂惠卿再行責降為建寧軍節度副使，建州安置。詞頭始下中書，據說，按照輪值次序，此供該由劉攽（貢父）草制。
蘇軾大嚷道：「貢父平生做劊子手，今日才得斬人。」
貢父知道蘇軾有一肚皮積憤，非吐不快，所以推說身體不舒服，乘間溜走，蘇軾就把這件公事接過手來，痛快淋漓地歷數呂惠卿的罪惡。 10 撰「責詞」曰：
呂惠卿以斗筲之才，穿窬之智，諂事宰輔，同升廟堂。樂禍貪功，好兵喜殺。以聚斂為仁義，以法律為詩書。首建青苗，次行助役、均輸之政，自同商賈；手實之禍，下及雞豚。苛可蠹國害民，率皆攘臂稱首。
先皇帝求賢如不及，從善若轉圜。始以帝堯之仁，姑試伯鯀；終焉孔子之聖，不信宰予。發其宿奸，謫之輔郡；尚疑改過，稍畀重權。復陳罔上之言，繼有碭山之貶。反覆教戒，噁心不悛；躁輕矯誣，德音猶在。
始與知己，共為欺君。喜則摩足以相歡，怒則反目以相噬。連起大獄，發其私書。黨與交攻，幾半天下。奸贓狼藉，橫被江東。
至其復用之年，始創西戎之隙。妄出新意，變亂舊章。力引狂生之謀，馴至永樂之禍。興言及此，流涕何追。迨予踐祚之初，首發安邊之詔。假我號令，成汝詐謀。不圖渙汗之文，止為款賊之具。迷國不道，從古罕聞。尚寬兩觀之誅，薄示三危之竄。國有常典，朕不敢私。
蘇軾這篇責詞，固然寫得大為快意，而讀者也覺得「利如並剪」，天下傳誦。但就個人的利害而言，則其後果，無異於在自己前途上，遍插荊棘，從此以後，終生都在荊棘叢中行路了。只有像蘇軾這樣的人才會做如此傻事，官僚決不肯為。
蘇軾為諫官，勇猛更如出山之虎，一鼓作氣，掃蕩群奸。他對王覿說：「張璪天資邪佞，易以為奸，宜除去。」連章攻擊，至七月，張璪遂遭罷斥。張璪於詩獄案時，為知諫院兼侍御史知雜事，同時受命與李定、何正臣、舒亶共為雜治該案的四凶之一。
再說李定，本已降責：「李定備位侍從，終不言母為誰氏，強顏匿志，冒榮自欺。落龍圖閣直學士，守本官分司南京，許於揚州居住。」蘇軾不服，繳進詞頭，與同官范百祿狀奏曰：
臣等看詳李定所犯，朝廷勘會得實，而使無母不孝之人，猶得以通議大夫分司南京，即是朝廷亦許如此等類得據高位，傷敗風教，為害不淺。所有告命，臣等未敢撰詞。 11
於是，再被謫放滁州。這件事，很易被人誤會是蘇軾報復詩獄的仇怨，實則未必盡然。宋是盛倡以孝道治天下的時代，蘇軾深沐儒學教化，對於悖倫常者，疾視如仇，是其基本觀念，並非只對李定如此。同時有旨貶謫虐母的張誠一提舉江州太平觀案，蘇軾一樣反對，認為像這種「惡逆不道之人，雖肆諸市朝，猶不為過」，不肯撰告。反之，如程遵彥事母至孝，他便據此狀請擢用。這都是「孝治之極，天下順之」的時代里，一種維護倫理道德的行動，並不完全出於私人的恩怨。
七八月間，司馬光告病在假，范純仁因為國庫空虛，支應匱乏，奏請再立常平錢穀給斂出息辦法，俾沾國用。
其實，這辦法即是恢復已廢的青苗法，不過換個名目，遮人耳目而已。章上，台諫劉奏、上官均、王覿、蘇轍交章反對。
司馬光在病中，未經詳細考較，也曾札奏贊成純仁此議，至案下中書省，蘇軾即上《乞不給散青苗錢斛狀》，揭穿純仁「偷天換日」的把戲，略曰：
熙寧之法，本不許抑配，而其害至此，今雖復禁其抑配，其害故在也。農民之家，量入為出，縮衣節食，雖貧亦足。若令分外得錢，則費用自廣，何所不至。許人情願，未免設法罔民，使快一時非理之用，而不慮後日催納之患。
他舉述當年從政地方，親眼目睹的經驗說，不肖官吏，每趁放款時期，必令酒務設鼓樂倡優，或關朴賣酒牌子，誘惑借到青苗貸款的農家子弟，前來玩樂，那些農民不明利害，常有將貸款花光，徒手而歸者，作為非理之用的事證。又曰：「每放青苗，酒課暴增。臣所親見，二十年間，因欠青苗至賣田宅、鬻妻女、投水自縊者，不可勝數。」所以他請求不要再貸放青苗錢，盤剝老百姓，留下的舊欠，也請准於每屆豐熟收成時，分五年歸還，他們這許多年來，付出的利息已經很多，所以，對於四等以下貧戶，應該一律放免。
其時，台諫們也一再上章乞罷此議，事情鬧大，司馬光才注意到事不可行，力疾請對，在太后簾前奏道：「是何奸邪，勸陛下復行此事？」
范純仁也在殿上，心想這個建議是經你同意札奏的，現在卻說這樣的話，心裡很是憤怒，但在天子之前，執笏卻立，不敢說話。太皇太后從議，詔復常平舊法，青苗錢更不支俵。
司馬光當朝，凡是王安石、呂惠卿所建立的新法，無不剷除務盡，對於熙寧年間執行新法的大臣，也抱著徹底清除的成見。程頤對他說：「作新人才難，變化人才易。現在這些都是可用之才，而且人豈甘心為小人？若宰相用之為君子，誰不為君子？此等事欲他們自做，未必不勝如吾曹。」
范純仁也主張：「消合黨類，兼收並用。」
然而，司馬相公的成見牢不可破，他是「涇渭分明，不稍假借」。當時的朝士如曾子開、侯仲良等事後都說，假如程頤、范純仁的意思，得被溫公採納，必無後來紹聖年間的報復之禍。
這一時期種下的另一惡因，則為對少年嗣君（哲宗）的忽視。皇帝已漸長大了，但朝事一切進止，但向太皇太后取決，非但不征皇帝同意，甚至皇帝指著問了，大臣也不具對。蘇頌看到這種情形，覺得很危險，嘗對諸大老說：「不要這樣紛紜多變，到皇帝長大時，誰任其咎呢？」這話，哲宗似亦微有所聞，所以後來親政時，便說：「朝臣中只有蘇頌最知君臣之禮。」論及太皇太后垂簾時期的政事時，哲宗說：「朕只見臀背。」 12 可見這青年皇帝的心裡，藏怒宿憤，早已種因此時。
類此的忠告，也有人對司馬光當面說過：
「熙豐舊臣，多?巧小人，將來若是有人以父子之義離間皇上和太后時，則大禍起矣。」
然而司馬丞相只是危身正色答道：「天若祚宋，必無此事。」
以道德文章而論，司馬光固是天下第一流人物，但以政治能力來說，則不無疑問，如三朝名臣韓琦便批評過他：「司馬君實才偏量窄。」程顥也說：「君實自謂如人參甘草，病未甚時可用，病甚則非所能及。」 13
而宋至元祐，內憂外患，病已甚深，司馬光實在不是一個救時的國手。
至於蘇軾之為中書舍人，也很難適應嚴格的官僚制度。從來文人都不適於從政，搞政治的人，首重實際利害，而文人只管發揮自己的理想。做官的人要用傳統的典常來約束一切，而文人則重視自由意志的考慮，不屑規例。蘇軾生有極為堅強的個性，其不適於從政，尤其如操持中書省這樣需要最高幕僚技術的實際政務，就處處露出破綻來了。
蘇軾初至中書，當時的執政當局，因為中書省的公事常有泄漏，所以要在舍人廳的後面，築一道露籬，禁與同省其他部門往來。這本來是一件必要的保密措施，但他看不慣這種作風，便說：
諸公應須簡要清通，何必栽籬插棘。
這個籬笆雖然暫時停工，但至明年還是築了，他還大發牢騷，說《白樂天集》有這樣一段話：「西省北院，新構小亭，種竹開窗，東通騎省，與李常侍窗下飲酒作詩。」可見唐朝時，可以西掖開窗以通東省，而現在則本省之內都不能自由往來，覺得可嘆——由這件小事，可見他實在不通實際政務。 14
古時的成文法，不如現代完備，所以幕僚業務的法寶，是遵循典故，援引成例。但是蘇軾認為世事複雜多變，不能以典常成例當作永遠不變的金科玉律，天下沒有任何標準，足以適應萬事萬物。所以他要運用聰明來隨機應變，覺得沒有思想內容的典常則例，只是妨礙以自由意志來裁量庶政的一種束縛。
蘇軾在中書與司馬門人劉安世（器之）共事，安世是一個熟諳典章的官僚，每遇蘇軾處事逾越分寸時，他必非常冷靜地搬出典故來約束他，蘇軾當時很生氣，背後罵道：「何處把上曳得一個劉正言來，知得許多典故！」
把上，是農人乘以耕田的工具，相當於現在罵人為土包子的意思。安世聽得此話，慨然道：「子瞻是怕典故的，但如任他但憑才氣而變亂故常，總不可以。」
中國幅員太大，政治上向來有南北的地方成見。王安石領導的新黨，都是南人，如蔡確、呂惠卿是福建晉江人，章惇是浦城人，曾布是江西南豐人，等等；而元祐的主幹，自司馬光、呂公著以至呂大防、劉摯等，幾乎儘是北方人，因此，對南人不免歧視。當時，朝士間流傳一句罵人的俗諺：「閩蜀同風，腹中有蟲。」這句話不但罵了福建仔，也罵了四川佬。蘇軾聽了，遽然作色道：「書稱立賢無方，何得乃爾！」
大名人劉安世冷冷地接口道：「我先前未曾聽說過這句話，不過立賢無方，須是賢者才可以；如是中人以下者，安得不受土地風俗的影響。」
蘇軾默不作聲，心裡則很不喜歡這個北方籍的鄉下佬。 15
這個故事，充分說明文人從政與職業官僚的處事態度，根本不同。
四 老成凋謝
元祐元年（1086）四月癸巳，王安石薨於金陵。
是年閏二月司馬光拜相時，安石已經臥病在床。他的弟弟安禮帶了朝報來看他，安石在病床上展讀，他只慨然說了一句：「司馬十二作相矣。」別的什麼也沒說。
後來陸續聽到朝廷在頻頻廢止他所創建的新法，他也夷然不以為意，從不說話。直到聽到罷免役、復差役事時，他才愕然失聲道：「連這個也罷了。」停頓好久，又緩緩接著道：「此法終究是不該罷廢的。某與先帝反反覆覆討論了兩年，才付諸實行，此中利害，講求無不曲盡，此法終不可罷。」
安石去世的噩耗傳至京師時，司馬光也在病中，他怕政治上的投機分子，乘勢詆毀這位國家元老，趕忙在病床上倚枕作書給呂公著說：
介甫文章節義，過人處甚多。但性不曉事而喜遂非，致忠直疏遠，讒佞輻輳，敗壤百度，以至於此。
今方矯其失，革其弊，不幸介甫謝世，反覆之徒，必詆毀百端。光意以為朝廷特宜優加厚禮，以振起浮薄之風。苟有所得，輒以上聞。不識晦叔以為何如？更不煩答以筆札，扆前力言，則全仗晦叔也。
朝廷追贈太傅，蘇軾撰敕，竭誠推美。如言：
將有非常之大事，必生希世之異人。使其名高一時，學貫千載，智足以達其道，辯足以行其言，瑰瑋之文足以藻飾萬物，卓絕之行足以風動四方。用能於期歲之間，靡然變天下之俗。
又稱其學術造詣曰：
少學孔孟，晚師瞿聃。網羅六藝之遺文，斷以己意；糠粃百家之陳跡，作新斯人。
稱朝廷對他的眷悼，則曰：
朕方臨御之初，哀疚罔極。乃眷三朝之老，邈在大江之南。究觀規模，想見風采。豈謂告終之問，在余諒暗之中。胡不百年，為之一涕。
安石薨逝之日，正是政治上極端的反對派當權之時，滿朝儘是當年被他排擠的人物，飾終論典，何嘗沒有人不想乘機打一場死老虎！幸而司馬光識得大體，蘇軾也善代王言，元祐朝士胸襟氣度的寬宏闊大，真不可及。
司馬溫公自與王荊公議政不合，退出中樞，居住洛陽，一十五年，邀約門人在獨樂園裡，專心著作《資治通鑑》，脫稿未久，就受宣仁太后的徵召還朝，時已六七高齡，身體一向不好，拜相後工作繁劇，於是百病叢生。但他上則感激太后倚任之重，下則凜懼人民望治之切，無法顧及自己的病體，日夜孜孜，唯恐不及。他的門人弟子舉諸葛亮「食少事繁，其能久乎」的故事來勸他，他則淡然說道：「死生，命也。」依然終日營營，不肯稍息。
太皇太后知道司馬光力疾從公的情形，立即下詔免他朝參，准在禁城中乘轎，三日一入省。司馬光認為「不敢當」，又說：「不見君，不可視事。」於是太后只好詔令：由他兒子司馬康扶掖入對。這樣的情形，何能持久，終於到了真正撐持不住的一天，他只好寫信給呂公著說：
光以身付醫，以家事付子，惟國事未有所託，今以屬公。
遺憾的是病體拖延已經太久，繼久疾之後，死亡便悄悄來到。
元祐元年（1086）九月初一，宋尚書左僕射司馬光薨於位，享年六十八歲。還朝主政，為時不過一年，距王荊公之薨於金陵，亦只差遲四個多月而已。
溫公薨日，皇帝方領大臣舉行明堂祀典，朝臣以致齋，不能趨奠，至禮成降赦畢，參與祀典的三省官亟欲趕往司馬相邸弔唁時，不料時任崇政殿說書的程頤，攔著眾官道：
「《論語》：子於是日哭，則不歌。豈可賀赦才了，便去弔喪。」這時候旁邊有人詰難道：「孔子說：『哭則不歌。』沒有說歌則不哭。」
蘇軾平常就很討厭這位拘泥古禮、不近人情的道學先生，這時再也按捺不住，便嘲笑程頤道：「此乃枉死市叔孫通所制的禮。」眾官大笑。 16
其時蘇軾已受任翰林學士，作了祭文，不顧程頤的反對，和兩制官一同前往祭奠。程頤看攔阻眾人不住，便去跟司馬家的孝子說：「不得受悼。」大家去碰了一個壁，很是生氣。
蘇軾又說：「可謂鏖糟陂里叔孫通。」 17
程頤為溫公主辦喪事，一切都遵古禮。用錦綢做囊，把遺體裝在囊中為斂。
蘇軾實在看不過去，便指著錦囊道：「還欠一物，當寫信物一角，送上閻羅大王。」 18
伊川程子是個道貌岸然的人，面色淡黃，目有稜角，顴骨微收，一臉結實剛勁的神氣，短短的白須在頰上如欲飛動，剛方莊重，凜然不可侵犯。 19 蘇軾卻那樣笑謔了他，這不但傷害了程頤的尊嚴，而且開罪了視程頤為聖人的一班洛學弟子，遺下後來無窮的後患。
程頤是司馬光、呂公著兩人會同薦舉的河南處士。他十五六歲時，與其兄程顥從周濂溪學，為承襲宋學的代表人物，人稱「二程子」，居學術界的領導地位。英宗、神宗兩朝，大臣屢次推薦，他都拒不出任。元祐初，他因少年皇帝的教育，關係國家未來隆替，所以，以五十之年才出山來，要以成就君德為己任。初詔為西京國子監教授，力辭不就，元年二月再召為秘書省校書郎，入對稱旨，改崇政殿說書。宋制：經筵講官，地位高者為侍講、侍讀，秩卑資淺者為說書。程頤起於處士，故敘官僅得「說書」，他也不以為意。只是照他理想，動輒誦說三代古禮，言則必稱堯舜孔孟，這迂夫子的樣子在官場中卻很惹人厭惡。蘇軾和他同樣不適於做官，但卻相反，處處以精神自由為重的人，心裡非常鄙薄程頤的矯揉造作，視之為偽君子；程頤看蘇軾，則是一個浮薄文人，彼此都很瞧不起對方。
程頤在經筵為皇帝講書，中間有段休息時間，移坐殿旁小軒。哲宗當時還是一個十一歲的孩子，閒著，靠在窗檻上，隨手摺了一條柳枝來玩。這本是平常小事，不料程頤便拉長了臉告誡起來，說什麼時當春和，萬物發生，不可無故折柳，致傷天地和氣等，嚕嚕囌蘇一大套，說得少年皇帝很不高興，把那條柳枝恨恨地擲在地上。司馬光聽得這個報告，便很感慨地對門人批評道：「使人主不願親近儒生，正因為有這等樣人的緣故。」 20
其實，一般人都有同樣的觀念，所謂道學家，上焉者自立崖岸，高不可攀；下焉者，冬烘猥瑣，不過供人訕笑。程頤的作風，遠不如他的老哥程顥通達，他那種僵硬頑固的態度，即使同是研治天人性命之學的洛學泰斗邵雍（康節），也認為伊川已經鑽入牛角尖里，救拔甚不容易。
相傳，邵康節病亟將歿，程頤趕去向他問「道」，康節笑道：「正叔，你這人可謂生在姜樹頭上，將來亦必死於姜樹上。」
「此話怎解？」程頤沒能聽懂。康節張開兩手示意，他還是不解。康節說：「面前路徑須令寬，路窄時，自身且無著處，何能使別人行？」
然而，他自立朝以來，所言所行，卻仍然是最狹窄的路徑，生薑樹頭的三代古禮。
程門弟子認為蘇軾侮辱了老師，就誣言蘇軾欲主辦溫公的喪事，為程頤所得，因此生了妒嫉之心。這是卑劣的人身攻擊，蘇軾也不必以主辦丞相的喪事來增高自己的身價。另有一種批評：
「子瞻，溫公門下士也，聞其捐館，不見有慘切之容，悼惜之語，而輕浮謔笑，無異平時。」 21
不論蘇軾對程頤的謔笑，原系極端鄙薄的變形發泄，然而，身臨喪家，態度總欠莊敬，這還不失是一種合理的批評。
司馬光飾終之典，非常隆重，太皇太后和皇上都親臨弔奠，同時輟朝三日誌哀。贈太師溫國公，予諡「文正」，襚以一品禮服，賜龍腦水銀棺斂，賻贈銀三千兩，絹四千匹，派員護喪，歸葬於他的故鄉——陝州夏縣之涑水鄉。
司馬既逝，朝中大事裨倚右相呂公著，再以呂大防為中書侍郎，劉摯為尚書右丞，輔佐公著。
呂大防，字微仲，原籍汲郡，生長在京兆藍田，是個樸實厚重的北方人。身長七尺，眉目英秀，說話聲若洪鐘，每日朝會，在殿廷趨蹌進退，威儀翼翼，神宗往往目送其退。
大防為人，態度嚴肅，過市，從不左顧右盼，平時家居，終日如對賓客。在執政中，不免有人以私事干請，他便正身危坐，只聽不答，不論多久，絕對不發一言，所以，他有個綽號叫「鐵蛤蜊」。 22
蘇軾與大防向來交好。後來，蘇轍在朝，與大防合作得更是非常密切，劉摯則成為逆派的領袖，與蘇氏兄弟完全對立了。
五 學士院風波
蘇軾擢升中書舍人，還不滿半年，元祐元年八月間，又蒙太皇太后詔遷翰林學士、知制誥。金馬玉堂的翰林學士，位三品，是侍從近臣中的高階職官，地位超越給事中、六尚書。
翰林故事：學士入朝，有朱衣院吏二人，雙雙引至朝堂而止；給三省公文，不必用申狀，只以尺紙直書其事，品位清華，從可想見。所以，當時的士大夫間，但凡聽到有人新任翰林學士，便稱「一佛出世」，其於世人心目中的尊榮，竟至如此。
然在蘇軾，起自憂患未久，一再升遷，已遭他人側目而視，現在更有新命，預見必將招來許多嫉妒，轉生無窮煩惱。因此一再懇辭，卻不蒙太皇太后允准。
宋制，兩制以上官，初除之日，須舉自代官一人，此亦沿襲唐朝的舊制，唐則常參官視事之三日，令舉一人自代，目的是擴大延攬人才的門徑，被舉的人，只是登記儲備，並非真欲進用。 23
蘇軾舉以自代者，是他所尊重的朋友——黃庭堅。
庭堅初以秘書省校書郎被召入京，不久，除修神宗實錄院檢討官，與王安石門下的陸佃共事，觀點不同，時生齟齬，工作甚不愉快，而蘇軾舉以自代的狀文，則推重備至，如曰：
伏見某官黃某，孝友之行，追配古人，瑰瑋之文，妙絕當世。……
蘇軾始供翰林學士職，官中派遣西頭供奉官充待詔董士隆到蘇宅來傳讀聖旨，宣召入學士院。 24 按唐制，宰相以下，初命都不舉行宣召禮。唯有翰林學士，則必宣召。那個氣派，真所謂已極儒臣的尊榮，故《謝宣召入院狀》說：
里巷傳呼，親臨詔使；私庭望拜，恭被德音。……伏以朝論所高，禁林為重。非徒翰墨之選，乃是將相之儲。
學士院設在宮禁內，非內臣宣召，不能進去。學士院的院門之外，另又設置一道復門，也是因為該院直通宮廷，門禁非得那麼森嚴不可。 25
宋太宗於汴京西郊鑿金明池，簡稱西池，中有台榭，以閱水戲。 26 地在順天門外，池九里三十步。每年三月一日起開放，准許士庶入園遊覽，至上巳日帝駕臨幸畢，即關閉。每歲朝廷賜二府從官宴及進士聞喜宴，皆在西池舉行。張擇端所畫《清明上河圖》，追摹汴京景物，即是此時此事。
蘇軾受任之次年三月十四日，出遊西池，宋肇（懋宗）親見都人聚觀翰林公出遊之盛，作詩征和，黃庭堅次韻詩曰：
金狨系馬曉鶯邊，不比春江上水船。
人語車聲喧法曲，花光樓影倒晴天。
人間化鶴三千歲，海上看羊十九年。
還作遨頭驚俗眼，風流文物屬蘇仙。
遨頭，蜀人俗語，謂遊樂也。此詩所說金馬玉堂人物的威儀之重，以及被社會尊崇的普遍，也是宋代文化的特色之一。
蘇軾還朝，不到一年，扶搖直上，忽已身入玉堂，躋位禁林，固非始料所及，而太皇太后對他簾眷之隆，只是使他自感兩肩沉重，深為踧踖不安。依照宋朝常例，翰林學士常為宰輔的後備人選，搞政治的人，對這方面最為敏感。詔命既頒，朝士們就紛紛議論起來，認為照這樣快的進度發展下去，蘇軾遲早會拜相。有一部分人就生怕蘇軾拜相，照他這種善善惡惡、毫不假借的脾氣，別人還怎麼能「搞政治」？他們有意要給他兜頭澆桶冷水，以杜後患。
有兩個現成的掌故可用，一是從前王安石深膺帝眷，神宗有意大用，諮詢韓琦的意見，韓說：「安石為翰林學士有餘，處輔弼之地則不可。」 27 現在不是大家都在罵王安石嗎？又如孫升曾對司馬光說：「蘇軾為翰林學士，其任已極，不可以加。如用文章為執政，則國朝趙普、王旦、韓琦，未嘗以文稱。」 28
現在，孫升為侍御史奏曰：
輔弼經綸之業，不在乎文章學問。今蘇軾之學，中外所服，然德業器識，有所不足。為翰林學士，可謂極其任矣，若或輔佐經綸，則願陛下以王安石為戒。
蘇軾自知生性甚不適於做官，更未期望過輔弼經綸的相業，因為他明白自己缺乏做宰相必需的政治手腕。意識深處，寄望較為實際的蘇轍，能夠發揮眉山蘇氏的政治抱負。所以眼見蘇轍同月除起居郎，入侍邇英；十一月又擢升中書舍人，這才是他最大的愉悅。
果然，升遷，在蘇軾不啻是一個新的災難的開頭。就職後主辦第一次「試館職」，首由洛學弟子藉機發難，隨後司馬門下的官僚集團也參加了，聯合攻擊起來。蘇軾的預慮沒有錯，樹大招風，是現實政治上必然會發生的風波。
「試館職」是學士院的職掌。進士候選館職，必須試而後用。英宗治平二年，蘇軾自鳳翔任滿還朝，也是通過館職試，才得「直史館」這個職務的。按照規定，應試的進士經大臣保薦，獲得省札通知，方具應試資格。然後，皇帝命太史局擇定日期，到考試前一天，內侍省還要差官一員充監門，鎖學士院 29 ，有如現在的入闈，在院內撰策題三道，送請皇上點定一題。至第二天清晨，才派員引導應試進士入院考試，參加考試的人可領在藏庫錢三十緡，充作餐費。試畢，恭錄策題，連同試卷，送呈皇帝御批等策。
這次考試的策問題，共擬三道。第一、第二兩題，是翰林承旨鄧溫伯撰的，第三道「師仁祖之忠厚，法神考之勵精」題，為蘇軾所擬。這三道題目由蘇軾親自繕正進呈，蒙御筆點定用第三道，恰為蘇軾所撰。 30
不料這道題目，卻發生了極大的風波。
這場風波，首先發難的是朱光庭。光庭，字公掞，偃師人，與蘇軾進士同年，是程頤的得意弟子，以司馬光之薦，於元豐八年為左正言，乞罷青苗法，論蔡確、章惇、韓縝等直言耿耿，故蘇軾作《次韻朱光庭初夏》詩：
朝罷人人識鄭崇，直聲如在履聲中。
臥聞疏響梧桐雨，獨詠微涼殿閣風。
…………
不料現在惡意抨擊他的，卻是這位老朋友。光庭現任左司諫，他割裂全題中的兩段：一是「今朝廷欲師仁祖之忠厚，而患百官有司不舉其職，或至於媮。欲法神考之勵精，而恐監司守令不識其意，流入於刻」。二是「昔漢文寬仁長者，至於朝廷之間，恥言人過而不聞其有怠廢不舉之病。宣帝綜核名實，至於文理之士，咸精其能，而不聞其有督責過甚之失」。
既從原題中割出這樣本不連貫的兩段，斷章取義，加以「箋注」，便可據以彈劾蘇軾為臣不忠，譏議先朝，控他有誹謗仁宗、神宗兩代先帝的大罪。光庭的結論說：
臣以為仁宗之深仁厚德，如天之為大，漢文不足以為也。神考之雄才大略，如神之不測，宣帝不足以為也。今學士院考試官不識大體，反以媮刻為議論，乞正考試官之罪。
章上，太后不相信蘇軾會有譏議先帝的意思，明白諫官們尋瑕摘疵，只是嫉妒而已，所以下詔：「蘇軾特放罪。」放罪即免罪之意。蘇軾認為他本無罪，不甘被人平白誣謗，十二月十八日上章自辯道：
臣之所謂媮與刻者，專指今日之百官有司及監司守令不能奉行，恐致此病，於二帝何與焉？至前論周公太公，後論文帝宣帝，皆為文引證之常，亦無比擬二帝之意。
他最後說：「這道策題是經御筆點定的，若有諷譏之意，豈能逃過聖鑒？」 31 這封辯狀遞上去後，詔又追命放罪。
其時蜀人呂陶為右司諫，頗為蘇軾不平，上疏糾彈朱光庭。他說：「蘇軾所撰策題，蓋設此問以觀其答，非謂仁宗不如漢文，神考不如漢宣。台諫當徇至公，不可假借事權，以報私隙。」
於是，他揭發此案的真實背景道：
議者謂軾嘗戲薄程頤，光庭乃其門人，故為報怨。夫欲加軾罪，何所不可？必指其策問以為訕謗，恐朋黨之弊自此起矣。
呂陶，字元鈞，蜀之成都人。蔣堂守蜀，親自到州學考課，呂陶時年十三，所作為蔣太守所激賞，譽為賈誼之文，故有神童之目。後來成進士，又中熙寧制科，元祐初召為諫官。
本來這件案子，尚屬簡單，不過是洛學弟子為他們的老師報一箭之仇而已。但在此時，忽然有個謠言說，朝廷以為朱光庭論罪不當，將逐去之，於是司馬門下那班正格的官僚，對蘇軾，不能不生恐懼心理，趁此機會，群起而攻。十二月二十七日，御史中丞傅堯俞疏論，二十八日侍御史王岩叟又繼起上奏，幫朱光庭說話，疏論蘇軾「以文帝有蔽，則仁宗不為無蔽；以宣帝有失，則神宗不為無失，雖不明言，其意在此」，乞正蘇軾應得之罪。這簡直是以訟師們慣用的伎倆，拿來羅織蘇軾。蘇軾認為洛學弟子以國家賦予的諫權，作為報復私怨的工具，實在可恥；而司馬門下的傅堯俞，是他多年好友，王岩叟是韓魏公的幕賓，淵源私交，兩皆深厚，現在卻為什麼也來趁火打劫，他不能理解，只覺得政治上的人情詭變，令他非常沮喪。
二年正月十七日，蘇軾再上辯札。十八日太皇太后召傅、王兩人入對，目的本在疏解，不料堯俞、岩叟在太后簾前，卻又再度強調蘇軾策題的不當。太皇太后憤怒了，面詰道：「這是朱光庭的私意，卿等與朱光庭一黨嗎？」
這話說得太重了一點，弄得傅、王二人下不了台。堯俞、岩叟便同奏道：「臣等蒙宣論，黨附朱光庭糾彈蘇軾，上辜任使，更不敢詣台供職，伏祈譴斥。」——他們只好自摜紗帽了。 32
蘇軾當朱、傅、王三人聯合圍攻他的時候，逐漸明白這已不是講理的事情，也不是那兩三個人見解差異的問題。策題的文理，粲若黑白，何嘗有絲毫可以疑似議論先朝的地方，只是官僚們排斥異己的陣仗，他就不願再和他們做毫無意義的爭論，一切不過為了做官而已，不做官就沒有是非，從此不再辯白，因為辯白還有戀棧的意思，他只接連四上章奏，竭力求去。
蘇軾既已決心請辭，便不去翰林院上班，在家等候詔旨。作書致楊繪（元素），略說他的心事道：
某近數章請郡，未允，數日來杜門待命，期於必得耳。公必聞其略，蓋為台諫所不容也。昔之君子，惟荊（王安石）是師；今之君子，惟溫（司馬光）是隨。所隨不同，其隨一也。老弟與溫，相知至深，始終無間，然多不隨耳。致此煩言，蓋始於此。然進退得喪，齊之久矣，皆不足道。……
事情鬧得下不了場，宰相呂公著出來疏解。因此再有詔命：
蘇軾所擬策題，即無譏諷祖宗之意，然自來官司試人，亦無將祖宗治體評議者。蓋一時失於檢會，札付學士院知。令傅堯俞、王岩叟、朱光庭速依舊供職。
宋朝的政治傳統，對於台諫特別尊重，由此可見。至於蘇軾這方面，本已放罪，乞郡不允而已。
蘇軾雖然從此保持緘默，然而事情並未就此平息，他們還是繼續攻訐呂陶不已，以為朱光庭是為乃師程頤報復嫌怨代表洛派，而蘇軾、呂陶都是蜀人，洛蜀二黨之說，遂不脛而走。大風起於萍末，朋黨分立之勢，就是這樣在別人心目中形成起來的。右司諫王覿因此上疏道：
朱光庭訐蘇軾策問，呂陶力辯。臣謂軾之辭不過失輕重之體耳。夫學士命詞失指，其事尚小，使士大夫有朋黨之名，此大患也。
太皇太后認為王覿的話很對，同時知樞密院范純仁也勸太后最好兩置不問，而結果是一再下詔，各予安撫，後於五月間，命起居舍人孔文仲為左諫議大夫，呂陶為左司諫兵部員外郎，賈易為右司諫，王岩叟、傅堯俞皆徙官，雙方都得了朝廷的安撫，一場風波，才告平息。 33
雖然蘇軾對於這樣不辨是非黑白，「和稀泥」的辦法甚不滿意，但他總也不能使太皇太后為難，只是復職視事，但於復職後才再上自辯的第二道札子，憤然說道：
非獨朝廷知臣無罪可放，臣亦自知無罪可謝也。
同時將經過函告張方平，書曰：
某以不善俯仰，屢致紛紛，想已聞其詳。近者凡四請郡，杜門待命，幾二十日。文母英聖，深照情偽，德音琅然，中外聳服，幾至有所行遣，而諸公燮和之。數日有旨，與言者數君皆促供職，明日皆當見。蓋不敢兼（堅）臥，嫌若復申前請耳。蒙知愛之深，不敢不盡，幸為察之。褊淺多忤，有愧教誨之素，臨書悒悒。
蘇軾雖因策問惹起一場風波，橫遭冤誣，然而這次考試於應考進士被拔擢館職的九人中，卻有畢仲游、黃庭堅、張耒、晁補之、張舜民諸人在內，卻是一大快慰。
畢仲游從游已有多年，原任衛尉丞，這次考了第一，補了集賢校理；黃庭堅本為校書郎，亦遷集賢校理、著作佐郎；張耒為太學錄，以范純仁薦試，遷秘書省正字；晁補之為太學正，以李清臣薦試，遷秘書省正字。蘇門四學士中，只有秦觀沒有參加這次考試，這是因為凡除館職，必須登進士第，歷任完成一定資格，經大臣保薦，才得召試學士院，考試入等，才能除授館職。秦觀當時資歷不足，所以未預此選。
六 經筵與驅程
元祐二年（1087）七月，告下，詔蘇軾兼官侍讀。蘇軾對於此一參加經筵的任命，衷誠地歡喜接受。
一則是皇帝的教育成敗，直接影響未來的國運，他要用循循善誘的功夫，將少年皇帝引向對知識、對歷史、對治術逐漸發生興趣的路子上去，培植聖學，陶鑄人格。
二則照當時的制度，臣子要陛見進言，並不容易。太皇太后垂簾以來，除了執政的宰輔、台諫、開封府尹和經筵講官外，其他一切臣工，都不易得到面見的機會。翰林學士雖說是侍從近臣，平常亦只能從內侍手中承受文件，無由當面論政。現在得此侍讀經筵的機會，就可以面向皇帝說自己要說的話，隨時有進言的機會，提供任何必要的意見。《辭免侍讀狀》說：「入侍邇英，其選至重，非獨分摘章句，實以仰備顧問。」皇帝年紀還小，蘇軾要將自己的思想、史識和政見，灌輸給少年皇帝，培養皇帝知人論事的能力，則五六年後親政時，希望以皇帝的權力與他所肯定的拯物濟時的見解互相結合起來，就可使理想變成現實。這是儒者最高的機會，蘇軾熱烈嚮往。有人勸他少在皇帝面前說話，免被別人疑忌，蘇軾認為以他所受恩禮之重，若復喑默不言，則是耳目盡廢了，拒不接受。
據說當時程頤在經筵說書的情形，非常糟：「借無根之語，以搖撼聖聽；推難考之跡，以眩惑聰明。上德未有嗜好，而常啟以無近女色；上意未有信向，而常開以勿用小人。豈惟勸導以所不為，實亦矯欺以所無有。每至講罷，常自誇道：『雖孔子復生為陛下陳說，不過如此。』」（元祐二年八月孔文仲疏語）當時哲宗皇帝還只有十二歲，不但不能接受他這種無影無蹤的說教，對他那種高岸不遜的態度，尤其反感。
蘇軾力矯程頤之弊，逢到他輪值進講的時候，就揀選歷史故事做教材，以夾敘夾議的方式，講述治亂興衰、邪正得失的緣由，希望這種富有啟迪性的教材和方法，易為童齡皇帝所接受。
至於講述的方法，也很重要，蘇軾怎麼講，固無記載可見。但他曾經讚譽范祖禹的講書：「言簡而當，無一冗事，無一長語，義理明白而成文粲然，已得講書三昧。」 34 推為經筵官第一。他對講書的理想如此，他的口才本來很好，其動聽當亦不在范淳父之下。
講讀的期日，每年分春秋兩期，春二月至端午為上期，秋八月至冬至為下期。遇單日皇帝御邇英閣，輪官講讀。
邇英閣在崇政殿西南，前槐後竹，氣象幽深。殿前一對古槐，枝幹插天，柯葉覆地，狀如龍蛇，人稱「鳳凰槐」。蘇轍於元祐元年九月除起居郎，十月入侍邇英，記其所見，作詩曰：
銅瓶灑遍不勝寒，雨點勻圓凍未乾。
回首曈曨朝日上，槐龍對舞覆衣冠。
自蘇轍之為起居郎，兄弟二人，遂得同時入侍皇帝講筵。蘇軾欣幸老弟的得步青雲，他認為宋代大臣，從講筵間出身的為多，細數當今朝中大老，如僕射呂公著、門下侍郎韓維、尚書右丞劉摯，莫不如此。故為兄弟相繼入侍邇英，作絕句四章，其第一首即曰：
曈曈日腳曉猶清，細細槐花暖欲零。
坐閱諸公半廊廟，時看黃色起天庭。
蘇軾覺得自己這幾年來的經歷，很像唐人白樂天。樂天自江州司馬除忠州刺史，旋以主客郎中知制誥，拜中書舍人；與他自謫居黃州，起知登州，召為禮部郎中，拜中書舍人，出處老少，大略相同。樂天罷官，悠遊林下，所以他也希望：「復享此翁晚節閒適之樂。」詩曰：
微生偶脫風波地，歲晚猶存鐵石心。
定似香山老居士，世緣終淺道根深。
是年九月十五日，講《論語》終篇，皇帝召執政、講讀和史官，舉行秋宴於資善堂，以御書唐人詩，分贈與宴的近臣，這是前所未有的「異典」。蘇軾所得是一首詠紫薇花的絕句：
絲綸閣下文書靜，鐘鼓樓中刻漏長。
獨坐黃昏誰是伴，紫薇花對紫微郎。
連詩題及款共三十四字。按唐制：翰林學士帶知制誥，許綴中書舍人班；唐天寶元年，改中書為紫微省，舍人曰紫微郎，故所賜白居易前詩，恰符蘇軾身份。
在這段期間內，蘇軾剛正率直的性格，開罪於小人之處很多，舉例述之。
館職試題所引起的那場風波，平息未久，二年五月，朝命秘閣校理諸城趙挺之為監察御史。蘇軾聽說此人元豐末年任德州通判時，逢迎提舉官楊景棻的意旨，大力推行市易法，搞得商市大亂，當時監本州島德安鎮的黃庭堅向他請求道：「德安鎮小民貧，不堪誅求，乞稍寬緩一步。」挺之悍然不許。現在因大臣之薦改職，須應館試，蘇軾當眾批評道：「挺之聚斂小人，學行無取，豈堪此選。」
又挺之的岳父郭概當西蜀提刑時，本路提舉官韓玠違法虐民，朝旨委令郭概調查，他卻附會隱蔽，被蘇轍彈劾，郭概、韓玠並行黜責。積此怨尤，趙挺之把蘇氏兄弟恨入骨髓，等到朋黨勢成，他便出盡死力，做了攻訐蘇軾的先鋒。 35
還有一個張商英，字天覺，是章惇薦與王荊公，與薛向同為新法時期的理財能手。後來被舒亶出賣，宦途一直不很得意。蘇軾早在鳳翔簽判時，就已與他相識。元祐初，司馬光曾經有意要用張商英，來問蘇軾，軾曰：
犢子雖俊可喜，終敗人事，不如求負重有力而馴良服轅者，使安行於八達之衢，為不誤人也。
溫公因此打消了原意。 36
現在他任權開封府的推官，眼看蘇軾位望日隆，自恃與他相熟，便寫信給蘇軾說：
覺老近來見解，與往時不同，若得一把茅蓋頭，老僧欲往烏寺為公呵佛罵祖。
他的意思是要蘇軾舉薦（所謂一把茅草蓋頭，暗指薦字），薦他召入台省，他可以台諫的地位助他排斥異己。這種話，只使蘇軾對他非常鄙視，呂相也知道了這件事，很不高興，便將張商英調離中樞，出為提舉河東刑獄。從此伏下禍根，到哲宗親政時，張商英首先疏劾元祐諸臣，其因在此。
自從館職試題案後，洛學方面的上官均和蜀人呂陶互為攻訐，幾無寧日，太皇太后和執政大臣都已非常厭煩。於是把這兩人同時調離諫職，出呂陶為京西轉運副使，調上官均為禮部員外郎。這個處分，使程頤門人右司諫賈易心甚不平，他看出目前這一形勢，對於各派非常不利，單獨上言：「呂陶和上官均的互相攻訐，事由蘇軾、程頤交惡而起，如朝廷真欲澄清黨爭，應該並逐蘇、程二人。」又說：「呂陶依附蘇軾兄弟為黨，幕後實由太師文彥博從中主持。」同時又對范純仁橫加指摘，語皆無根。太皇太后認為賈易居然敢於侵犯國家元老，大為憤怒，一定要嚴加懲處，以肅政風。宰相呂公著奏言：「賈易的話也還正直，不過詆謗大臣太甚而已。」因此才得從輕發落，罷知懷州。
公著退朝，對同官道：「諫官所言，本來不能議論得失。不過主上現在年幼，將來如有諛惑上心的，仍要依賴左右諍臣，不可預使人主輕厭言路。」不錯，尊重台諫，是宋朝的政治傳統，但是台諫橫言，使人人畏避，國家事，有誰敢做呢？
蘇軾答慰呂陶外放書，有曰：
中間承進職，雖少慰人望。然公當在廟堂，此豈足賀也。此間語言紛紛，比來尤甚，士大夫相顧避罪而已，何暇及中外利害大計乎？示諭，但憫然而已。 37
是年八月間，程頤因一細事，燒起了滿朝怒火。
有一天，皇帝因患瘡痛，不能御邇英閣聽講。恰巧這天程頤輪值，所以先得這個消息，便往見宰相呂公著，當面責問道：「上不御殿，您知道嗎？」
公著遜謝未知。程頤道：「人主有疾，而宰相不知，實在令人寒心。」
他再推進一步，搬出禮法來：「二聖臨朝，上不御殿，太皇太后不當獨坐。」第二天，宰相及其以次大臣，就根據程頤的消息，入宮請安。太后問他們從何得知，他們把程頤的話都據實奏了，太后很不高興。
於是由御史中丞胡宗愈、給事中顧臨首先發難，連章力詆程頤不宜再在經筵。諫議大夫孔文仲奏文措辭非常激烈，他說：「程頤污下?巧，素無鄉行。經筵陳說，僭橫忘分。遍謁貴臣，歷造台諫，騰口閒亂，以償恩仇。致市井目為五鬼之魁。請放還田裡，以示典刑。」此時，司馬門下的劉安世、劉摯也都參加進來，攻擊程頤。器之說：「程頤、歐陽棐、畢仲游、楊國寶、孫朴，交結執政子弟，縉紳之間，號為五鬼。……方今士大夫無不出入權勢，何不盡得鬼名？惟其陰邪潛伏，進不以道，故頤等五人，獨被惡名。」孫覺說：「若夫紛紛之論，致疑於頤者，非獨臣言也。直以自古以來，先生處士，皆盜虛名，無益於用。若頤者，特以迂闊之學，要君索價而已。」蘇軾也上章說：「臣素疾程某之奸，未嘗假以辭色。」又指他為「縉紳之所共疾，清議之所不容」。在此千手所指之下，程頤終於被黜，出為管勾西京國子監。
程頤曾說：「天下重位，惟宰相與經筵。天下治亂系宰相，君德成就責經筵。」以程頤當時在思想學術界的地位，年逾五十，才以處士身份出仕，其目的不為功名富貴，而志在「成就君德」，意甚顯明。不料一個皓首窮經的人，一旦投身官場，便為政客門人所包圍，所利用，竟至被人指為「五鬼之魁」，指為奔走權門，要君索價的角色，狼狽去職，實甚可悲。
洛蜀雙方互相攻訐之初，劉摯、劉安世那一班司馬門下的官僚集團人物，只是非常冷靜地坐在高山看虎鬥，一旦勝敗之勢初分，他們立即發動最強的陣勢，參加進來，將弱勢一方的首腦，一擊倒地。
剩下人數不多的幾個蜀人，便易對付，慢慢再來收拾。但是，蘇軾聲名太盛，簾眷太隆，卻千萬不能讓他再進一步，登上執政的地位。於是有極善投機的諫議大夫王覿上奏曰：
蘇軾、程頤，向緣小忿，浸結仇怨。於是頤、軾素所親善之人，更相詆訐，以求勝勢。前日頤去而言者及軾，故軾乞補外，既降不允，尋復進職經筵。今執政大臣有闕，若欲保全軾，則且勿大用，庶幾軾不遽及於悔吝。
在舉朝洶洶的驅程風潮中，攻擊程頤最激烈的孔文仲，次年三月，因病逝世。據《呂申公家傳》的記載，呂公著責怪他受了蘇軾的唆使和利用，曾言：「文仲本來是個生性亢直的人，而又蠢不解事。他做諫議官，遂為浮薄輩利用以害善良，後來覺悟被人所紿，才憤郁嘔血，以致不起。」
這完全不是事實。是年初，蘇軾知貢舉，文仲奉詔同知，先已染患寒疾，入闈後，力疾從公，終於不支病倒。考試未畢，闈內的人是不許出來的，大家勸他就在闈內好好休息，但是文仲不肯，謝曰：「居官即應負責，豈敢因病自便。」於是病更沉重，勉強撐到出闈，嘔血而死，絲毫沒有「被紿憤死」的影子。公著門下有很多理學人物，大概是出於此輩的偽造。
蘇軾於文仲之喪，拊其柩悼哭道：
世方嘉軟熟而惡崢嶸，求勁直如經父者，今無有矣。（《宋史》）
這才是真識孔文仲的知己之言。
七 元祐黨爭
朋黨是宋代政治的傳統，遠如慶曆黨爭，鬧得天翻地覆。近如熙寧年間，元老舊臣與新政派的互相排斥，搞得波濤洶湧，使全國上下，都為之阢隉不安。到了元祐開元，宣仁太后所唯一信任依賴的，是息影十餘年的恂恂儒者司馬光，他上承太皇太后絕對的信任，下負天下人的重望，完全掌握進退人才的權力，盈廷朝士，不論是否出於他的門下，皆是他的晚輩，即使一向善於興風作浪的台諫們，也無不仰視司馬的顏色說話，他是元祐更化的主流之主，根本沒有派系孳生的可能。不幸司馬當國，為時僅及一年，他只做得把新法罷廢，把主新法的朝官清除了去，卻來不及做進一步的建樹，便爾謝世。後繼的人沒有他的德望，就開始分裂成為三個派系：一是以司馬門下為骨幹的官僚集團，人稱朔派；一是以洛學程子為主的洛派；一是籍屬西南的朝士，人稱蜀派。蘇軾位望最隆，所以將這蜀派領袖的帽子扣在他的頭上。
司馬門下，與王安石不同，以個人的道德學問而論，甚少瑕疵可求，但他們大多是職業官僚，凡事遵循典制，以經驗為主，重視實際利害，看不起好高騖遠的空言。
宋朝取士太濫，粥少僧多，爵祿的競爭，非常激烈。司馬既亡，他們為要維護既得的權位，非常自然地結成集團，政治上一經分成派系，則黨同伐異，勢所必至。人如過度執著於權勢利祿，就會犧牲政治原則，變成一大堆不問是非的政治動物了。
司馬光受命之初，汲引程、蘇，本意在於利用他們學術上的地位、聲望和才華，來輔翼他的經國大業。洛學的程頤，本是中原理學的重鎮，道德學問，為世表率。然而一個人的學問愈高，他的知識範圍便愈專門，觀念就愈固定，他的經驗和思考幾乎完全偏在理論和概念方面，與行政業務的相關性就非常薄弱，對於現實政治的了解，實際社會的知識，常常不如一個平常人，何況還要高自崖岸，架子擺得很大，官場上的人事摩擦就從此發生。所以自古以來，學人從政幾乎命定是要歸於失敗的。
頤兄程顥，胸襟比較通脫，生前與司馬光相交甚好，不料程頤個性，與他哥哥完全不同。他一上來，即要用三代禮法來指導現實政治，輔弼天子聖學。他堅持周禮一定可以重行於當世，認為治天下不由井田，經濟民生，終不得平。
引用這樣一個學者，是司馬光的失策；而一向堅守學術本位，至年已半百再出來做官，更是程頤的不智。《二程語錄》說：
伊川（程頤）與君實語，終日無一句相合。明道（程顥）與語，直是道得下。
蓋二程論學，本與溫公不同，惟明道性較和易溫粹耳。論學尚且如此，論政當然更加格格不入了。
蘇氏家學，本於荀卿和孟子，具有自由批評的特質。蘇軾是非觀念之強，也實不下於司馬光，疾惡如仇，堅持小人之防，努力保衛元祐朝「賢人政治」的原則，是其所是，非其所非，絕不與人妥協，好用激烈的語言文字，掃蕩髒亂。
這樣做，必然要與現實的權力世界，發生直接衝突，使自己在政治社會中變成一個可怕的「異端」。異端固常促進人類文明的進步，但他本身則將遭受無窮的迫害，何況他的言論具有很大的影響力量，何況他有不可輕視的主眷。
怨恨蘇軾的，固然是最先挨打的蔡確、呂惠卿等輩；而司馬門下所結成的那個官僚集團，具有極大的政治野心，嫉忌蘇軾更深，也最不能容忍他。
據說，爭論役法後，司馬光生前就有將他「逐外」的意思，而現在，他的門人們自知聲望不如他，簾眷不如他，不得不結起伙來，對付這匹政治上縱橫難馭的野馬。
蘇軾作呂惠卿告詞，辭鋒那麼凌厲，怨已結得不小，這人目前雖然失勢，但黨羽布列內外，仍然具有非常深厚的潛力。政治變幻無常，一旦機會到時，隱忍的怨恨，都將變為報復的利刃。
這還不算是眼前的對立，最糟的是二蘇又得罪了數代簪纓，父子弟兄相繼為相的豪門——潁昌韓家。韓家的門生故吏，此趨彼附，本屬一氣，在官僚政治的結構中，具有極大的勢力，得罪韓家，等於得罪了掌握實際政權之官僚全體，二蘇的禍患，從此便連綿不斷了。
最初是蘇轍把出名凶暴的韓縝攻掉了，後來刑部侍郎范百祿與門下侍郎韓維爭議刑名，范百祿堅欲遵守祖宗成規，不敢以疑法殺人，而諫官呂陶又疏論韓維專權，說他援引親舊，分布要津。韓維因此罷職。蘇軾與范百祿、呂陶原是同鄉知舊，所以韓氏之黨遷怒蘇軾，就將他戴上一頂「川黨領袖」的帽子，雖然蘇軾本來出自韓魏公之門，到這個時候，就都無用了。
「川黨」這一名稱，到了洛黨口中，就又變成了「蜀黨」。
然而不論名為川黨或蜀黨，被目為黨人的，只是氣類相從的幾人而已，豈能與出將入相的豪門以及官場老手的集團相抗衡？故洛黨既敗，蘇軾的孤危，就暴露無遺了。
蘇軾是個文人氣質非常濃厚的人，而官僚與文人，卻是兩種根本不同的人物。官僚重視利害，文人耽於想像；政治離不開權術，需要客觀冷靜，而文人則一腔熱情，但求發泄。官僚必然看不起文人，所以朔派領袖劉摯，曾告誡他家子弟道：
士當以器識為先，一號為文人，無足觀矣。 38
孔文仲死後，呂公著也曾背後罵過蘇軾為「浮薄之輩」。蘇軾成為現實政治人物輕視之人，是很顯然的了。
至於程、蘇二人，性格更是完全相異。
程頤是個死硬派的理學泰斗，桃李滿天下，一向被人寵慣了，態度高岸，固執己見，即使面對高官，他也直言無忌，不為他人稍留餘地，所以朝士們幾乎沒有人不對他厭憎。道學家之不能與語文學，更是必然之理，舉一故事為例。程頤有一天見到秦觀，突然問道：「天若有情，天也為人煩惱——這是你寫的詞句嗎？」
少游以為這回得了老夫子的賞識，恭恭謹謹地拱手遜謝。哪知程頤卻正色訓道：「上穹尊嚴，安得易而侮之！」
少游碰了一鼻子灰，慚惶告退。 39
蘇軾憎惡矯揉造作以權威自命的人物，而聰明人喜歡錶現自己，戲謔別人，成了習慣。當他看到口誦三代聖道，一臉「孔孟再世」的伊川程子，正如文明人見了巫婆，不免覺得可笑；又如一旦發現這道學君子的實際為人，卻又奔走權門，作偽欺世，便再也忍耐不住，要破口大罵了。在奏狀中也會說：「臣素疾程某之奸，未嘗假以辭色。」
蘇軾在程頤眼中呢？只是個徒逞辭辯的浮薄文人。他這種觀念，成為理學人物的共識，即如後來的朱熹，也極詆蘇軾為「早拾蘇張之餘緒，晚醉佛老之糟粕」。一筆抹殺一個天才所有的成就。
以這樣兩個人同列朝班，同預經筵，不必一定得有「戲侮之言」做導火線，早晚是會發生衝突的。
元祐與熙寧不同。熙寧黨爭，一方面為要實現新政理想，一方面則為維護傳統的安定，雖然雙方爭得劍拔弩張，「喜於敢為者，罵別人為流俗，樂於無事者，詆他人為亂常」。雙方都不免意氣用事，但其指歸，皆為國家民族的前途，所爭者是國家的利益，人民的生計，不為個人爭權奪利。而元祐朝士不同，黨爭的目的，只是職業官僚的排斥異己，政治上的奪權運動而已，所爭者皆是細事，並無一定的政治立場，甚至是一大堆人身攻擊，紛紛叫囂，儘是權勢欺凌而已。
假如說當時朝士，真是鼎足三分的話，也只有朔派才具「黨派」的規模，不但羽翼眾多，而且大多數是搞政治的老手。所謂「蜀派」、所謂「洛派」，根本沒有作為一個政團應有的條件，只是幾個同鄉朋友，三四個門生，各衛鄉賢師門而已。
何況當時地位超然，有胡說八道特權的台諫官，後來又大都投靠了朔派。在宋代的政制中，誰抓得住這個政治工具，誰就能夠操縱政局，這豈是迂夫子型的理學人士，天真任性的文人們所能抗衡的呢？
朔派諸公，大多是職業官僚，具有非常高明的政治手腕，他們冷靜察見，洛蜀雙方的摩擦，指日可待，所以穩坐高山，等待虎鬥，若非兩敗，必有一失，到那時候，他們就收漁人之利了。
且看館試策題案起，朔派諸公原來想幫程頤、賈易，先把那個「嘵嘵好言」的蘇軾揪下台來。但是後來看太皇太后的臉色不對，劾案的理由也缺乏根基，就此暫時歇手。等到程頤有隙可攻時，他們又倒在蘇軾、孔文仲、呂陶這一邊，給這位愚不曉事的聖人之徒，先來個致命的打擊。
程頤、賈易既都罷去，洛學這一派，「樹倒猢猻散」，一部分投機分子又被朔派吸收了去，於是聲勢更盛。
聲勢更盛的朔黨的矛頭，現在可以毫無顧忌地專門對付蘇軾了。然而蘇軾是個對人對事非常天真的人，毫不警惕眼前的形勢已經非常危險，依然任性任情地議論時事，臧否人物，不留一點餘地，如寫范子淵、呂惠卿制詞，雖然筆墨淋漓，讀者稱快，然而他個人的冤家，也愈結愈多。他的門人畢仲游怕他再惹災禍，致書懇切勸諫：
……君自立朝以來，禍福利害系身者未嘗言，顧直惜其言爾。夫言語之累，不特出口者為言，其形於詩歌，贊於賦頌，托於碑銘，著於序記者，亦言也。今知畏於口而未畏於文，是其所是，則見是者喜；非其所非，則蒙非者怨。喜者未能濟君之謀，而怨者或已敗君之事矣。
天下論君之文，如孫臏之用兵，扁鵲之醫疾，固所指名者矣。雖無是非之言，猶有是非之疑，又況其有耶？官非諫臣，職非御史，而非人所未非，是人所未是，危身觸諱以游其間，殆猶抱石而救溺也。 40
畢仲游是蘇軾主持館職試中，以第一名入選的高材生，這樣苦口婆心的勸說，做座師的當然只有滿心的感激。不幸蘇軾生來心直口快，有話非說不可，又嫉惡如仇，遇事一定要分個黑白，個性如此，就毫無選擇的餘地，在這個官僚社會裡，成為一個悲劇的角色。
還有一層，即使蘇軾從此鉗口結舌，廢筆棄硯，他也一樣逃避不了官僚集團的圍攻，那是因為他在當時政治與文化方面過高的聲望使然。歐陽修逝世後，接任文壇盟主地位的是蘇軾，幾為天下人所公認。宋是徹底實施文人政治的朝代，像他這樣名滿天下、望重士林的人物，被既得權位的職業官僚所嫉視、所恐懼，毋寧是極為自然的形勢。所以，「盛名」為蘇軾禍患的根源，實不下於「多言」。
蘇軾讀書求知，總期望能以自己的才智，照亮社會的黑暗，疏解人民的苦難，救助時代的孤危。何況，入仕以來，自仁宗以次，經歷三朝，一直承受皇室的器重，尤其元祐時期，宣仁太皇太后對他的期望如此殷切。危身奉上，本是儒者應有的節操，知遇激發勇氣，他那奮不顧身的建言，皆是出於不能自已的赤誠。且看他此一時期，若干奏議的「尾言」，便是責任感使他不得不然的苦衷。
元豐八年《論給田募役狀》：
臣荷先帝之遇，保全之恩，又蒙陛下非次拔擢，恩慕感涕，不知所報，冒昧進計，伏維哀憐裁幸。
元祐三年《論特奏名》：
臣等非不知言出怨生，既忝近臣，理難緘默。
同年《大雪論差役不便札子》：
今侍從之中，受恩至深，無如小臣，臣而不言，誰當言者。
同年《乞郡札子》：
言之則觸忤權要，得罪不輕；不言則欺罔君父，誅罰尤大。故卒言之。
又《論邊將隱匿敗亡憲司體量不實札子》，不但得罪邊將，更傷害了包庇邊將們的朝中重臣，奏尾上說：
臣非不知陛下必已厭臣之多言，左右必已厭臣之多事。然受恩深重，不敢自同眾人，若以此獲罪，亦無所憾。
蘇軾曾經自己形容他那「難安緘默」的脾氣說：「性不忍事，如食中有蠅，吐之乃已！」一個人的性格，決定他一生的命運，蘇軾也不例外。
雖然，處身在現實政治的巨大壓力下，有過身中奇禍的經驗，中年以後，但在可以謹慎的地方，蘇軾也已頗知謹慎了。蜀國公范鎮作《司馬溫公墓志銘》，中間有一段寫的是：
在昔熙寧，陽九數終，謂天不足畏，謂民不足從，謂祖宗不足法，乃裒頑鞠凶。……
稿成，囑蘇軾寫此碑文，蘇軾便復書勸景仁道：
二丈之文，軾不當辭，但恐一寫之後，三家俱要遭禍。…… 41
結果，蘇軾未寫此碑，而今傳銘文，也沒有「裒頑鞠凶」這四個字了。
八 一士諤諤
元祐二年（1087）八月，朝廷得到一件莫大的喜訊。
邊臣游師雄以種誼軍入洮州，生擒吐蕃首領青宜結鬼章，余均降撫。捷報到京，這是宋朝立國以來，受盡邊境寇患，第一次獲逮元兇的勝利，人心振奮，大家計劃拜表稱賀。
西蕃部落中，以唃廝囉最稱強大，朝廷封他西平王，用為屏藩。唃廝囉死，其子董氈非常桀黠。神宗朝，建昌軍司理王韶獻平戎策，建議利用他們家族間奪權的混亂，進兵剿治，雖然收復了若干城池，但是董氈的主力未動，而董的別將青宜結鬼章，就經常前來騷擾河州，歲為邊患。神宗曾命李憲懸巨額賞金，購買他的頭顱，十年不得。
這一次鬼章有意收復該族前失的故土，與西夏結合，約於事成後共分其地，遂引兵攻南川，城洮州，又派人鬻馬於漢界，要結合屬羌做他的內應。種誼得到情報，知道鬼章所駐洮州城內，兵力單薄，而西夏兵又遠水不救近火。於是，種誼便與邊將游師雄和熙河經略劉舜卿合議，分兵兩路，一直追到洮州把城包圍起來，乘有一天大霧，種誼親自指揮攻城，霧散，城也破了，鬼章坐在佛寺中，束手被擒。
但是，鬼章雖然被擒，而西蕃的主力阿里骨退走青塘，這一路兵打得怎樣，還沒有消息。蘇軾在滿朝官僚們一片阿諛聲中，獨以為「偏師獨克，固亦可慶」，但是阿里骨的巢穴未破，稱賀不免太早。而且他更認為「捷奏朝至，舉朝夕賀」，適足以助長邊軍將驕卒惰的風氣。這樣的議論，恰給眾人熱烘烘的興頭上，潑上一桶冷水，百官朝賀照樣舉行，他則不免為人側目。
西夏接應鬼章的軍隊，行至半途，聽說鬼章已經被擒，急忙回頭，沿途搶掠而去，一面卻又遣使請和，執政當局有意接受西夏的要求。蘇軾再上第二道札子，他說，猖狂之後，不能任其有求必獲，我們雖然以和平為國策，但是「為國不可以生事，既生事不可以畏事，今欲遽納夏使，是病未除而先止藥」。這意見顯然和執政當局發生衝突，然而他則「我言我見」，不顧一切。
同月下旬，他又三上札子，反對邊將貪功生事，請求朝廷節制進取。他更反對留質或殺戮鬼章，以為勢必激使他的舊臣與阿里骨會合，北交西夏，合力報仇，「進窺熙河，其患甚大」。所以，他又四上建議：利用鬼章號召他的舊部來討伐阿里骨，事成，許以生還！此正所謂「以夷制夷」之計。
被擒的青宜結鬼章，於同年十一月檻送闕下，獻於崇政殿，諭以聽招其子及其部屬歸附以自贖。鬼章表示服從，赦之，賜職陪戎校尉，遺居泰州。至於西夏的求和，執政當局還是接受了。
接著來的是禮部郎中葉祖洽改官案，這本來是件細事，但給事中趙君錫偏偏要把這十八年前的舊事牽扯出來，認為葉祖洽改官不當，予以封駁，理由是他當年進士廷試的對策，有訕及宗廟之語云雲。葉祖洽應進士試，殿試對策，一意投合執政當道的意思，說：「祖宗以來至於今，紀綱法度苟簡因循而不舉者，誠不為少，陛下即位，革而新之。」接下去則頌揚王安石、呂惠卿輩為忠智豪傑之臣。當時的初考官即是呂惠卿，定祖洽為第三等，中在甲科，且置於第一名及第；覆考官宋敏求定為第五等，應該黜落。蘇軾時任編排官，認為用詆毀祖宗來頌揚今上，竟可大魁天下，何以端正風氣，也奏請黜落，並且自擬一道「答進士策」獻呈神宗，神宗拿給王安石看，安石說蘇軾「所學不正」，遂無下文。
現在事隔十八年，趙君錫再把這件舊案牽扯出來，三省同奉聖旨，令翰林學士、中書舍人、諫議大夫共同參定。蘇軾今日的看法，則已與當時不同，蘇軾現在認為，政治社會中，士人為謀求出身，諛附權勢，是平常之至的現象，不必深究，倒是言語羅織，正是目前官僚群慣使的武器，為害政風甚大，為消滅趙君錫輩陰謀建立「語言罪人」的事例，復奏曰：「臣愚今詳君錫所駁，極為未允。臣取祖洽印本試策尋究，即無譏訕之言，不知君錫何以見其譏訕？」
後來，祖洽也上章承認「苟簡」二字是說錯的，「減落」出為淮西提刑。
十二月又試館職，蘇軾撰「策問」題：
……請借漢而論之，西漢十二世而有道之君六，雖成、哀失德，禍不及民，宜其立國之勢，強固不拔，而王莽以斗筲穿窬之才，談笑而取之。東漢自安、順以降，日趨於衰亂，而桓、靈之虐，甚於三季，其勢宜易動，而董、呂、二袁，皆以絕人之姿，欲取而不敢。曹操功蓋天下，其才百倍王莽，盡其智力，終身莫能得。夫治亂相絕，而安危之效，相反如此。願考其政，察其俗，悉陳其所以然者。
這次考試，蘇軾得一安州廖正一（明略），榜下，除秘書省正字。蘇門四學士外，蘇軾非常看重明略。
台諫官們並不放過這個機會，監察御史楊康國言：
學士院撰到召試廖正一館職策題，王莽曹操所以攘奪天下難易，莫不驚駭相視。撰題者，蘇軾也。
又監察御史趙挺之奏：
蘇軾舉自代，薦黃庭堅，庭堅罪惡尤大，尚列史局。按軾學術，本出《戰國策》蘇秦、張儀縱橫揣摩之說，近日學士院策試廖正一館職，乃以王莽、袁紹、董卓、曹操篡漢之術為問，公然欺罔二聖之聰明而無所畏憚，考其設心，罪不可赦。
趙挺之此奏，辭連黃庭堅，蓋此蘇軾當眾對他惡評，系得之於庭堅，仍然是公報私仇那一套，不足為奇。
翌年正月，王覿奏：
蘇軾長於辭華，而暗於理義。若使久在朝廷，則必立異妄作。宜且與一郡，稍為輕浮躁競之戒。
這些奏疏，太皇太后看厭了，「留中不報」，但是蘇軾本人不會完全不知道。趙挺之說「使軾得志，將無所不為」；王覿說「輕浮躁進，宜且與一郡」。蘇軾忍著這一切侮辱，不願辯白。《答劉貢父》述其此時心境曰：
某江湖之人，久留輦下，如在樊籠，豈復有佳思也。人情責望百端，而衰病不能應副，動是罪戾。故人知我，想復見憐耶？
這年冬天，他的眼病忽又復發，時間邁入元祐三年的正月，朝廷又詔蘇軾權知是年禮部的貢舉。宋人習稱「省試」，從全國的舉人中考選進士和明經，這是全國高等文官考試，規模與館職試大大不同。嘉祐二年（1057），禮部侍郎兼翰林侍讀學士歐陽修知貢舉，選拔了蘇氏兄弟，事隔三十一年，蘇軾也於元祐三年（1088）正月二十一日領禮部貢舉事了。玉尺掄才，是儒臣榮顯的任務，蘇軾全心全力要把這件工作做好。
上年冬末，汴京大雪成災，方圓數千里內，農夫失業，商旅不行。到開春以後，天氣還是很壞，不但雨雪交作，而且酷寒逾常。古人相信這是上天所示的警告，所以朝廷照例詔求直言。
蘇軾為了爭議役法，得罪過當朝宰相司馬光，仍然改行差役。差役不好，人人知道，台諫官們之所以不說，在當時是為逢迎相意。司馬逝世後，他們以為太后一定要維持司馬生前的舊政，仍不敢說。蘇軾對於此事，耿耿於懷，也曾屢與執政大臣們提起，雖都接受他的意見，但以紛更為不便，並無結果，現在朝廷詔求直言，他就決然上了《大雪論差役不便札子》。
蘇軾此札，雖然無用，但是傷了台諫的權威，且使司馬門人更加把他當做「叛徒」看待了。
九 試院掄才
元祐三年（1088）開科省試，蘇軾奉詔與吏部侍郎孫覺（莘老）、中書舍人孔文仲（經父）同權知禮部貢舉。正月二十一日領事，薦舉鄭君乘（元輿）、黃庭堅（魯直）、梅灝（子明）、上官均（彥衡）等為參詳官，以單錫、劉安世、李昭玘、廖正一、秦觀、晁補之、舒煥、孫敏行、蔡肇、鄒浩、張耒、李公麟等為點檢試卷官。
這年大雪，使京畿方數千里地的交通阻塞，四方應試舉人能夠如期抵京報到者，不及三分之二。蘇軾上札請求將考期展延半月，免得孤寒舉人，趕路不及，轉見失所；又為顧全定例三月內必須發榜，請求照南省條式，御試不分初覆考，聚眾考官於一處共定等第，同時增加考官和執事人數，以便趕於限內完成試務，如期發榜。 42
二月初三日開試，蘇軾率領同官於鎖太學前入闈，是年應試舉人實到者四千七百三十二人。 43
其時，大雪紛飛，朔風凜烈，考場裡苦於酷寒，士坐庭中，竟至噤不能言。蘇軾酌令寬放若干不必要的禁約，使應考舉子得以從容寫作。
宋代防範考試作弊的方法，大體沿用唐制。唐是「棘圍截遮」，宋則「鎖院」，考官考生進場之後，用一把鎖把考場鎖起來，關防十分嚴密。二是禁止挾帶，為防範舉子夾帶，所以要實施解衣搜身，這辦法，宋太宗時認為有辱士體，曾經一度廢止，但是後來流弊太大，又不得不恢復了，不但禁止攜帶任何書物入場，甚至連包裹筆硯用的紙張，也一律限用青紙，以防用色紙來做「小抄」。三則考卷上密封姓名，是即所謂糊名彌封制，用以防止考官作弊，真宗時始用於禮部策士。另外還有「謄錄」一項，即考官所閱的卷子，只是謄本，使他不能從辨認考生的筆跡發生作弊。凡考生與考官涉有親嫌的，例須「移試別頭」，以資迴避。這一類科場防弊的辦法，目的固然在於求取考試的公平，但是讀書人的人格尊嚴，卻已遭受了嚴重的損害，尤其是解衣搜身這一項，直接觸犯舉子身體，最為令人難堪；而且為了鄭重其事，搜身的巡鋪官都派宮裡的內臣充任，驕橫凶暴，對待讀書舉子如小偷，如囚徒。
這次考場裡，因此甚不太平。
考試第一天，巡鋪內臣鄭永崇、石君召就抓來兩個口傳作弊的舉人。經執事人將他們所寫試卷逐一點對，只有十九個字相同。蘇軾說，只有考經學的，不許傳義口授；考進士的，須是懷挾代筆，方令扶出。
「扶出」，就是命令退出考場，實是攆出，那時代在用語上，也還相當尊重士子的體面，即使對作弊的考生亦不例外。
蘇軾認為這顯然是巡鋪官舉察不當，決定不予受理，而巡鋪官卻堅持要放免這兩個舉子。蘇軾札奏朝廷：「若令巡鋪官內臣挾情羅織，即舉人無由存濟。」請求撤換巡鋪官。
這班巡鋪內官，認為太沒面子，後來抓到夾帶舉子三人，依法「扶出」時，他們命令兵士大聲呼喝；至十一日又抓到蔣姓舉子時，巡鋪內臣陳慥索性指揮三五十個兵丁齊聲大叫，使得全院考生考官，莫不驚惶失措。
蘇軾領銜奏說：「朝廷取士之法，動以禮義舉人，懷挾自有條法，而內臣陳慥乃敢號令眾卒，齊聲唱叫，務欲摧辱舉人，以立威勢，傷動士心，損壞國體。本院無由指約。乞賜行遣。」 44 有旨：送內侍省撻逐之。
宋朝科場的積弊，本來很深，夾帶槍手，非常普遍。夾帶的資料，初時還是考生自己用蠅頭小楷寫成小冊，私帶進場。後來書店為了牟利，索性印成小書，稱為「夾袋冊」，高價賣與考生。因此，考完一場，場中「遺編蠹簡」，竟至成堆。政府雖曾禁止出版，但無實效，才用解衣搜身的辦法來防止夾帶，由朝廷特派內臣來擔任這監查的任務，因此發生以上種種糾紛。
另一煩惱是要求「特奏名」的特權分子多得不可勝計，考官一入貢院，四方免解舉人前來投狀，稱今年是「龍飛榜」，要求法外推恩者無計其數；再加經朝省下狀，說是已經奉旨核准的「特奏名」者已有四百五十人之多；最後又接尚書的札子，要增添恩額數百人。蘇軾和孫、孔等都認為「天下之患，無過官冗」，歷來朝廷所放恩榜，已經幾千了，何嘗見過奮勵有聞之人。「不知吏部以有限之官，待無窮之吏；戶部以有用之財，祿無用之人。」實在是個極大的弊害。他們責在主試，只能依照近日聖旨遵辦，但望殿試考官精加考較，量取一二十人已足，免使官冗積弊，有增無已。偃武修文，是宋太祖所定的國策，太宗御試貢士，采拔很寬，至仁宗朝殿試竟已例不黜落。他們寄望在殿試中將這些恃特權免試的人大量裁黜，誰人肯做這種得罪巨室的事，當然是要失望的。
根據參詳官黃庭堅手寫的書帖，這場貢舉，應試的考生總數是四千七百三十二人，三月初二上奏禮部中式的進士只有五百人，約為每九個半考生中取一人，錄取額為十分之一強。但至皇帝御集英殿策試，賜進士諸科及第出身者，竟達一千一百二十二人之多，超出正式考中名額一倍以上。
他們在試院中工作，歷時四十四天。這次考題，按照元祐新制，詩賦、經義並試。蘇軾所出的題目中，有一條是：「出而難任人，蠻夷率服。」（注云：任，佞也。）難的意思，是拒之使不得進，讀去聲。「難任人」與「忠信昭」為對，蘇軾習大科時，曾作《忠信昭而四夷服論》，他這題目是從那裡聯想出來的。而荊公父子所作新經，恰與原注的意思相同。當時的舉子揣摹本屆的主考是反對新經有名的，所以把題意解釋為「難於任人，則得賢者，可服四夷」。蘇軾看到這樣的文章，大為生氣，罵現在的舉子竟然不認識字，以難（去聲）為難（平聲），全予黜落，只有作難（去聲）解者，才得入選。其實，蘇軾從來沒有讀過王氏新經，而舉子亦未嘗讀注。總之，當時的士風已很窳敗，舉子揣摹考官的好惡，是科場中普遍的現象。 45
宋代試官，大抵派由兩制三館的人擔任，他們對文章的好尚以及他們自己的文章，都是考生們誦讀和揣摹的材料，希望由此獲得青睞。這種揣摹辦法，也確然很能得手。這次考題中有一條「光武何如高帝論」，參詳官張耒送一卷子來給蘇軾看，說道：「此文甚佳，蓋以先生《醉白堂記》為法。」蘇軾看了一遍，喜曰：「誠哉是言。」擢置魁等，拆彌封后，知是劉燾（無言）所作，這就是當時得售的登龍之術。 46
這次應考舉人中，蘇軾有一相從多年的後輩，平常非常欣賞他的文章，也明了他屢試不第、家境貧寒的實況，所以很希望在這次科考里他能考中。同時的考官中，大都因蘇軾的關係，認識此人，也都有心想把他的卷子找出來，薦與主考官。無奈宋代科場，沿用唐朝發明的彌封糊名辦法，考官所看得到的卷子，都是胥吏謄錄的抄本，卷上無姓名，也沒有墨本的筆跡可辨認，所以只能從文章氣體上去暗中摸索。要從四千七百多本卷子中找出這一本，確然非常渺茫。
蘇軾詳看考官所薦前二十名卷子中，有一卷文字，筆墨瀾翻，非常傑出，對同官說：「此必李方叔。」但是他看錯了，拆封后才知是葛敏修，黃庭堅來說：「可賀內翰得人。這葛敏修是某做宰太和縣時相從的一個學子。」 47
蘇軾另又尋得一份卷子，玩味很久，認為一定是了，大喜之下，手批數十字，還和黃庭堅說：「必是吾友李廌之作。」拔置魁等。但到拆出號來，卻是章惇的公子章持（致平）。而在這一科中，李廌竟然名落孫山。 48
蘇軾在考官不薦的遺卷中，搜到章貢、孫勰兩本卷子，認為文章都好，將孫勰擢置第五。榜發之後，外間輿論大嘩，因為孫勰是蘇軾朋友孫立節（介夫）的兒子，早在做杭州簽判時，他曾從學於蘇門，且與蘇邁同學。因此眾口籍籍，猜疑此中必有弊病。幸而後來孫勰參加殿試，仍中第五名，這才使大眾信服文章自有定價，也就沒有話說了。 49
這場貢舉中，章惇的兩位公子——章援、章持都中了高榜，不料後來卻有人造作謠言，誹謗蘇軾。 50 此外，孫勰、李常寧、劉燾、葛敏修、周濂溪的兒子周燾（次元）皆登第。唯有興高采烈，自以為這場必中，吾文決不在三名以下的李廌，鎩羽而歸。
現在且說蘇軾與李廌的關係。
廌父李惇，字憲仲，是蘇軾的進士同年，然而他們並不相識。李廌六歲而孤，他父親是不幸早死了的。蘇軾在黃州時，李廌以是因緣，親到黃州謁蘇，贄文求知。蘇軾很欣賞他的文字，讚譽為「筆墨瀾翻，有飛沙走石之勢」，拍拍他的肩膀道：「你的才氣，是萬人敵也，但望抗之以高節，莫之能御矣。」廌本名豸，蘇軾說：「五經中無此字，宜易名為廌。」從此方叔就用此名。秦少游也有輕嘴薄舌的毛病，曾經嘲笑他道：「昔為有腳之狐（豸），今作無頭之箭（廌）。」方叔倉卒之間，無以為答，因此非常恨他。 51
蘇軾自黃州至南都時，李廌還從陽翟來看他，蘇軾贈他絲絹，作《李憲仲哀詞》，幫助他埋葬先人棺柩。
李廌這次科場失敗，蘇軾心裡很難過，但說：「廌年二十五，其文曄然，氣節不凡，此豈終窮者哉！」 52 此亦不過強自解嘲而已，怏怏出院後，馬上寄首長詩去安慰方叔：
與君相從非一日，筆勢翩翩疑可識。
平生謾說古戰場，過眼終迷日五色。
我慚不出君大笑，行止皆天子何責？
青袍白紵五千人，知子無怨亦無德。
買羊沽酒謝玉川，為我醉倒春風前。
歸家但草《凌雲賦》，我相夫子非臞仙。
黃庭堅也是預試的考官之一，他也很為方叔難過，和詩一首，同時寄慰李廌，句有「今年持橐佐春官，遂失此人難塞責」。
但是李廌的表現，絕對不像蘇軾所希望的那樣灑脫。
試罷歸家，他很有自信地對人說：「蘇公知舉，吾文必不在三名後。」後來竟然落第。據說他家有個七十歲的老乳母大哭道：「吾兒遇蘇內翰知舉，還不及第，將來尚有何望？」就關起門來睡了。到得晚上還不見她出房，破壁察看，她已自縊而死。 53 李廌受了這個刺激，從此學亦不進，行為也很不自愛起來。他還屢屢寫信抱怨蘇軾不予舉薦，蘇軾很誠懇地復他一封長信。略曰：
累書見責以不相薦引，讀之甚愧。然其說不可不盡。君子之知人，務相勉於道，不務相引於利也。……深願足下為禮義君子，不願足下豐於才而廉於德也。若進退之際，不甚慎靜，則於定命不能有毫髮增益，而於道德有丘山之損矣。古之君子，貴賤相因，先後相援，固多矣。某非敢廢此道，平生相知，心所謂賢者，則於稠人中譽之。或因其言，以考其實，實至則名隨之，名不可掩，其自為世用，理勢固然，非力致也。
陳履常居都下逾年，未嘗一至貴人之門，章子厚欲一見，終不可得。中丞傅欽之、侍郎孫莘老薦之，某亦掛名其間。會朝廷多知履常者，故得一官。某孤立言輕，未嘗獨薦人也。……
蘇軾言者諄諄，而李廌一遭落第，心理不太平衡，索性奔走權門起來，蘇軾再教誨他道：
……有文如此，何憂不達？相知之久，當與朋友共之。至於富貴，則有命矣，非綿力所能必致。姑務安貧守道，使志業益充，自當有獲。鄙言拙直，久乃信耳。
蘇軾以為方叔之所以如此，也許因為貧窮的緣故，所以不時給他賙濟。自己沒有錢時，甚至把皇帝御賜的馬，也贈送給他。還怕他出賣時，買主要此馬來路的證明，親筆為他書立公據，用心周到，無以復加。 54
然而才豐命嗇的人，雖得大有力者支持，確也仍有救助不得的，如李廌幸遇蘇軾，但是沒有機會，一切都是枉然。直到元祐七八年間，蘇軾才能與范祖禹說：
李廌雖在山林，其文有錦衣玉食氣。棄奇寶於路隅，昔人所嘆，我曹得無意哉？
好不容易范祖禹應許與蘇軾會銜合薦，而政局忽然生變，一個巨大的浪潮衝擊而來，薦主都已不能自保，還有什麼李廌的機會，故布衣終身而死。
蘇軾知貢舉，一遭大雪的天災，二遭巡鋪內臣的搗亂，三遭李廌的落第，四遭孫勰五名中選的誣謗，短短四十餘天鎖院期中，儘是煩惱。回憶他應進士試時，歐陽修與韓絳、王珪、范鎮、梅摯、梅聖俞六人於闈中五十日間，相與唱和，得詩一百七十餘篇，筆吏疲於寫錄，僮子忙著傳詩遞箋，歡然相得之樂，真是不可同日而語。 55 這次闈場中，雖然同官儘是舊好，不但都是詩人，而且還有畫家，只因歐陽修知貢舉那次，考官詩興太濃，士論非常不滿，所以自此以後，不准試官闈內吟詠。所以四十餘日中，沒有一人敢作一詩，蘇軾闈中，煩懣需要發泄，只得隨手拿起評點試卷的朱筆來掃了一幅竹子，有人說：「竹色非朱。」蘇軾回答說：「竹也並非墨色。」這是無意中的創意，後世遂以為法，畫譜里便有「朱竹」一格。 56
三月初六，考校已畢，等待諸廳參會時，蘇軾到李公麟房去看他。其時公麟害「水症」，胸腹飽悶，畫了一幅《?馬圖》，蘇軾、黃庭堅和同院的蔡肇、晁補之、舒煥、廖正一都是題詩。蘇軾另有戲作一首，頗能道出場中生活的情景：
竹頭搶地風不舉，文書堆案睡自語。
看馬欲?頓風塵，亦思歸家洗袍袴。
此詩戲言闈場裡面的生活苦況，公麟讀了大笑道：「有頓塵馬欲入筆，快取紙來！」 57
十 金蓮燭
貢舉事了，蘇軾就得認真考慮自家的出處了。
上年冬季，趙君錫所提出的葉祖洽改官案，趙挺之彈劾的館試廖正一案，王覿的宜興一郡案等等，抨擊的本身，蘇軾認為不必辯白。不過，一案未平，一案又起，讓精神時間照這個樣子消耗折磨，實在太不值得，所以他就不提劾案，只以疾病的理由，連連上札，請求外放。
太皇太后召見，面問他：「何故屢入文字乞郡？」
蘇軾具以病狀為對，太后宣論：
「豈以台諫有言之故？你兄弟自來孤立，向來進用，皆是皇帝與老身主張，不因他人。今來但安心勿恤人言，不用更入文字求去。」
蘇軾退朝後，深感太皇太后恩德高厚，外放一言，再難啟齒，自知不容於人的真實原因，只是在於「寵祿過分，地勢侵迫」所致，倘然仍踞高位，謗訕一定不絕。因此他改乞朝廷罷免他翰林學士的位置，別給京師里任何一個閒差，可望免為台諫攻擊的目標。元祐三年三月下旬，上《乞罷學士除閒慢差遣札子》，剖析遭人攻訐的因由云：
臣退伏思念，頃自登州召還，至備員中書舍人以前，初無人言。只從參議役法，及蒙擢為學士後，便為朱光庭、王岩叟、賈易、韓川、趙挺之等攻擊不已，以致羅織語言，巧加醞釀，謂之誹謗。未入試院，先言任意取人。雖蒙聖主知臣無罪，然臣竊自惟，蓋緣臣賦性剛拙，議論不隨，而寵祿過分，地勢侵迫，故致紛紜，亦理之當然也。……
蘇軾但求給予一個秘書監、國子祭酒之類的閒官，俾資自保。札上，太皇太后只是「慰留」。
司馬光逝世後，朝內群臣既自分別派系，人事紛爭不已，而散在京外的那批熙豐之臣，蠢蠢欲動，不是惡意評騭朝廷的施政，就是從中挑撥離間，詭變無窮。
只愛談禪，不喜接見士大夫的太平宰相呂公著，際此內外交迫的境況，自己則又既老且病，實在無法支應，屢請罷相。至元祐三年四月，獲准解除實際政務，拜為司空同平章軍國事，和文潞公一樣，成為國家的元老。
相職的繼任是以中書侍郎呂大防為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以同知樞密院范純仁為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呂大防以不植黨羽，立朝公正無私而被重用。范純仁是范文正公（仲淹）的次子，字堯夫。他的政見不盡同於司馬溫公，看前述爭差免役法和主張恢復青苗放款以濟國用兩事，可以概見。純仁青年時代有個出名的「麥舟故事」。范文正公在睢陽，派堯夫到姑蘇去取麥五百斛，回程路上，舟次丹陽，遇見父執石曼卿，問他來此已有多久。曼卿說：「我已來了兩個月，原想將三具先人的靈柩運回西北去歸葬，但是沒處借錢。」堯夫就把麥子和船都送了他，自己騎馬回去。到了家裡，不敢對父親說，直到文正問道：「在東吳見到故舊沒有？」他才將遇見石曼卿的經過說了出來。文正便說：「那你何不就將麥舟送他。」堯夫才坦然道：「已經給他了。」其人品德之高，為人稱道。 58
宰相的更易，是何等重要的國家機密，所以必須先將學士召入翰林院，鎖院，然後面授詞頭，撰麻公布。
學士因「撰麻」鎖院，與試士不同。試士有預定的日程，一切可先準備；撰麻都是臨時宣召，或全番或半番快行差員，分批往學士邸第「傳宣」，須等各班快行分批到齊，則學士上馬，穿朝服，戴高帽，眾人簇擁入院。院內如別有直宿學士或直學士在，均須先行迴避出去。當夜，依照宣論撰麻，撰就進呈，一面通報閤門宣贊舍人 59 ，當晚由御史台閤門通報，明日「宣麻」 60 ，則文武百僚明晨均須集合赴文德殿聽宣。其鄭重有如此。 61
四月四日，蘇軾被傳鎖宿禁中，中使宣召入對，內東門小殿簾中，傳出除目。那是呂公著平章軍國事；呂大防、范純仁左右僕射，交他撰寫「麻制」。蘇軾承旨畢，太皇太后忽然說道：「官家在此。」
「適已起居（行禮）過了。」蘇軾恪恭謹對。
「有一事要問內翰（宋稱翰林學士），前年任何官職？」太后詢問。
「汝州團練副使。」
「今為何官？」太后再問。
「備員翰林，充學士。」
「何以至此？」
「遭遇陛下。」
「不關老身事。」
「那必定出自官家。」
「亦不關官家事。」
「莫非是大臣論薦？」蘇軾恭問。
「亦不關大臣事。」
蘇軾大驚，鄭重回道：「臣雖無狀，必不別有干請。」
「久待要學士知道，」太后說，「此是神宗皇帝的遺意。神宗皇帝飲膳中常看文字，看得停箸不舉時，內監們都知道定是蘇軾寫的什麼。他又常常稱道：奇才，奇才。不幸未及起用學士，就上仙了。」
蘇軾聽到此處，禁不住感情激動，失聲痛哭。太后和皇帝也都流下淚來。隨命賜坐，吃茶。
「內翰，內翰，直須盡心奉事官家，即是報答先帝的知遇。」太后鄭重叮嚀。
蘇軾拜辭，太后命撤御前金蓮燭，送學士歸院。 62
自此，蘇軾一面盡力經筵，教育這位年輕的官家，遇事直抒己見，不顧一切地言事，只為報答先帝和太皇太后的知遇。
蘇軾居常還有特派的外交任務，如元祐元年（1086）十二月在中國東北邊境，契丹人所建的遼國，派使者耶律永昌、劉霄來賀坤成節（宣仁太后誕辰），詔以狄詠（狄青之子）、蘇軾為「館伴」。宋制：番使入國門，即差館伴使副負責接待，陪同住在驛館，凡趨朝、見辭、游宴均相伴同。遼是宋朝最大的敵國外患，館伴的職責，混合外交和防諜的雙重任務，蘇軾表現得處處謹慎。
他們初與劉霄會食，蘇軾酒量本來不大，飲半，他已謝不勝酒力，劉霄便念起他的舊作來：「痛飲從今有幾日，西軒月色夜來新。公豈是不善飲酒的人？」蘇軾心裡很奇怪北虜也知他的詩。 63
宮廷賜宴回館，剛開始起步，蘇軾騎的那匹馬失足小蹶。劉霄立即下馬過來慰問：「受驚了，沒有受傷吧？」蘇軾回答：「銜勒在御，雖小失，無傷也。」他很鎮靜地保持著上國大臣的風度。 64
蘇軾陪契丹使入宮覲見時，望見文潞公（彥博）站在殿門外，使者卻立改容，小聲問道：「那位即是所謂以德服人的文潞公嗎？」又問潞公的年紀。蘇軾說：「今年八十三歲。」使者驚嘆：「何等強健！」
蘇軾說：「您只見他形貌，沒有聽他講話。他綜理庶務，酬酢事物，雖精練少年，也不如他。貫穿古今，博學強記，雖專門名家，亦有不逮。」使者拱手道：「真是天下異人！」 65 蘇軾後來撰富（弼）公碑，《答陳傳道書》說：
某頃伴虜使，頗能誦某文，乃知虜中皆有中原文字，故為此碑，欲使虜知通好用兵利害之所在也。
身為近臣的蘇軾，前曾奉派使遼，辭謝未去。至元祐四年八月，他在杭州任時，蘇轍奉派為賀遼國生辰的國信使，將行，蘇軾作《送子由使契丹》詩，引用唐史李揆的故事，諄諄以謙抑自己，宣示中朝人才之盛為囑。
李揆風儀俊美，口才很好，皇上嘆為門第、人物、文學都是當代第一。入番會盟，酋長說：「聞唐有第一人李揆，就是您嗎？」
揆懼為番人所留，騙他說：「彼李揆安肯來耶！」
蘇氏兄弟，一樣名揚北狄，所以蘇軾送行詩有「沙漠回看清禁月，湖山應夢武林春。單于若問君家世，莫道中朝第一人」那樣的話。
果然，蘇轍行至涿州，《神水館寄子瞻兄四絕》詩，便有那樣一首：
誰將家集過幽都，逢見胡人問大蘇。
莫把文章動蠻貊，恐妨談笑臥江湖。
蘇轍至遼，遼主派他們的侍讀學士王師儒為館伴。師儒就很能講說三蘇的文章，還能背誦蘇轍的《服茯苓賦》，但恨未見全集。蘇轍所見遼人，大都會向他問候：「大蘇學士安否？」
蘇軾文名，傳揚海外，雖為外夷所愛服，詎知他在國內，卻不見容於同列的朝士，只望能夠給予越州一郡，能夠逃過台諫們的凶鋒，就算很好的了。作《次韻子由使契丹至涿州見寄四首》之一，即言：
氈毳年來亦甚都，時時鴂舌問三蘇。
那知老病渾無用，欲向君王乞鑑湖。
蘇轍此行，帶了他的大兒子蘇遲侍行。蘇軾非常高興，稱讚他道：「隨翁萬里心如鐵，此子何勞為買田。」
此後若干年，蘇軾的門生張舜民（芸叟）也奉命出使大遼，見宿州館中有題蘇軾的《老人行》於壁間者，范陽書肆刻蘇軾詩數十篇，題曰《大蘇小集》 66 ，足見遼人研究中原文化的熱烈和對於蘇軾詩文的崇拜，亦不限於外交應對上一時之用而已。
元祐三年（1088）五月初一，皇帝在文德殿視朝，蘇軾以翰林學士兼侍讀，蘇轍以戶部侍郎輪值恰同「轉對」。按制，自侍從以次朝官，每五日各輪派一員上殿，為「輪當面對」，簡稱「輪對」或「轉對」。面對時，必須進呈有關時政的札子，即就所見條陳之類。
蘇軾條陳三事：一是以天下之廣，事物之變，執政和諫官不能盡知，請准其他臣僚皆得「請間奏事」，以廣耳目；二是取士太濫，而中式進士得缺不易，因為得缺不易，所以到官之後，難免貪贓黷貨；三是任子（恩蔭）必須裁減，以救官冗，減少國家官俸支出的沉重負擔。
這三事中以第一項為最重要，廣開言路，可以使君上耳目聰明，君上耳目聰明，則執政的臣僚就無法把持政柄，蒙上蔽下——宋朝的台諫制度本意在於監督執政，但如台諫官竟為執政利用時，則君上耳目盡廢，歷史上的權臣也就出現了。
十一 乞郡避謗
元祐三年（1088）五月間，進御史中丞胡宗愈為尚書右丞。宗愈是一個不主黨派的人物，洛蜀交爭時期，他曾撰進《君子無黨論》一篇，大意說：「君子指小人為奸，則小人指君子為黨。陛下能擇中立之士而用之，則黨禍熄矣。」他這建議，太后印象很深，所以這次呂公著病辭，她就起用戇直無黨的呂大防，公正無私的范純仁為相，並以胡宗愈為尚書右丞，參與執政。從這一次改組政府的人選，看出太后對於黨爭的厭惡，已經非常明顯。
諫議大夫王覿正是一個專搞朋黨的言官，對於胡宗愈的議論甚是不滿，於是他就疏論宗愈不可執政，言：「胡宗愈自為御史中丞，論事建言，多出私意，與蘇軾、孔文仲各以親舊，相為比朋。」甚且指元老文彥博是他們的後台，這正是太后最憎惡的黨同伐異，立刻由宮中內批出來：「王覿論議不當，落職，與外任差遣。」
後二日，范純仁、呂公著、文彥博三人辯於太后簾前。公著說：「王覿若只為論列宗愈，便行責降，不協眾情。」純仁說：「朝臣本無黨，但善惡邪正各以類分而已。彥博、公著都是累朝舊臣，決不會共同罔上的。」他又極言慶曆黨禍的經過，並錄歐陽修所作《朋黨論》進上。然而太后之怒，終不可解，宣仁太后認為諫官必須超然，如諫官與執政勾結，參與黨爭，後果不堪設想，她堅持出王覿知潤州。
自從太皇太后和皇帝便殿召見之後，蘇軾認定朝廷既以國士待我，此身已非己有，一念只在如何報答知遇，心中不再有絲毫安危禍福的顧忌，下定決心，要把內外臣工聯合起來矇騙朝廷的幾件弊案，揭發出來。元祐三年（1088）九月五日乘邇英進讀時，上《述災沴論賞罰及修河事繳進歐陽修議狀札子》。他說：「近四年來，水旱天災迭見，陰陽失和，由於朝廷賞罰不明，舉措不當之咎。」如：
一、去年，熙河諸將生擒鬼章，這是一件奇功，加官賜金，理所當然；但是涇原諸將，閉門自守，使賊寇大掠而去，如入無人之境，他們也一樣加官賜金，賞罰不公，至於如此。二、廣東妖賊岑探造反，兵圍新州，差將官童政往救，他卻賊殺平民數千，朝廷派江西提刑傅燮往查，燮畏避權勢，歸罪於新州官吏。但是又言新州官吏卻有守城之功，乞以功過相抵，愚弄上下，有同兒戲。三、蔡州捕盜，吏卒殺平民一家五六口，皆是無辜的婦人，卻屠割屍體，冒充男子首級請賞，守倅不按，監司不問。等到臣僚上言，行下本路徹查，卻說殺時男女不可辨認。蘇軾論曰：「白日殺人，不辨男女，豈有此理！」似此紀綱頹弛，偷惰成風，則天下之亂，可坐而待。
關於河事，他說，黃河故道淤塞，水決向西北行者為時已久，豈能以人力築堤堵塞？現在一個都水使者王孝先，偏要興工堵塞北京南開孫村河，妄求河復故道。內自工部侍郎、都水屬官，外至安撫轉運使及外監丞，大家知道黃河故道高仰，勢如登屋，水性向下，堤工必然無功，而且禍患不測。如能趕快停工，損失還小，假使再聽任他搞下去，後患不堪設想。朝廷又「何苦徇一夫之私計，逆萬人之公論，以興必不可行之役」。蘇軾所指「一夫私計」這四個字，裡面包括許多文章。
這次回河東流的主意，表面上是知樞密院的安燾所奏請，幕後卻是元老文彥博和宰相呂大防所同意支持的。蘇轍已先往謁左相公呂公著建言：
「河決而北，先帝不能回，而諸公回之，是自謂過先帝也。元豐河決，導之北流，何不一仍其舊，修其未備即可。」
公著說：「我們來想辦法。」但是後來就無下文。
蘇軾性不忍事，就直截了當上了這樣的札子，而且語氣還那麼鋒利。兄弟二人，一樣以知識良心報國，而臨事的態度與方法完全不同。雖然結果一樣無法挽回大老的決計，但蘇轍不招怨，蘇軾則因此議，為當局所痛惡。
後來，蘇轍在論河事章奏中，還追述此事說：「臣兄軾前在經筵，因論河事，為眾人所疾，跡不自安，遂求隱遁。」即指此事。
蘇軾在此札中，還連帶繳進歐陽修舊作《修河議狀》兩篇，以加重他的論據。札尾又「貼黃」言：
臣為衰病眼昏，所言機密，又不敢令別人寫錄，書字不謹，伏望聖慈，特賜寬赦。
蘇軾的眼病，始於黃州，此後時發時愈，至今年十二月主館職試時，目昏更甚，至今未愈。而黃州看田沙湖道中，淋了冷雨，左手腫痛的毛病，現已轉成慢性的麻痹不仁，終不脫體。
自程頤罷去，洛黨解體後，朔派指使言路，一力攻訐蘇軾，太后知道蘇軾說話，有時不免疏忽和誇張，但卻本於謀國的忠誠，從不聽納間言。朔派憤無所泄，就使出別一戰略：要斫大樹，先去枝葉；要殺鷹隼，先除羽翼。所以這兩年來，凡是蘇軾所引薦的人，如黃庭堅、歐陽棐、秦觀等，都被台諫彈劾過，幾乎無一倖免。如元祐元年八月，蘇軾薦舉王鞏，台諫便論鞏本奸邪，離間宗室，因能諂事蘇軾，所以獲薦。蘇軾大為憤怒，十一月上章力辯。他說：「如王鞏固是奸邪，則司馬光生前擢升他為宗正寺丞時，台諫何不論奏？王鞏疏論『疏遠宗室，不當稱皇叔皇伯』，意在尊君，何名離間？此議當時原有多人並不贊成，獨司馬光深然其說，所以行下有司，台諫官也無一人說話。只因現在司馬光死了，王鞏就變成了奸邪，就被戴上了『離間宗室』的罪名。至於臣與王鞏，自幼相知，從我為學，何名『諂事』？總而言之，台諫要攻擊的本來是我，王鞏被我連累而已，『誣罔之漸，懼者甚眾』。」反駁雖然激烈，而王鞏依然被攻出京，初除西京通判。元祐二年秋間，自西京改調揚州通判，在任不到一年，又被攻了下來。後因蘇轍之薦，除知宿州，便掀起絕大風波，未能蒞職。王鞏則因與蘇氏兄弟交好之故，終元祐之世，始終不得抬頭，蹭蹬不堪。
蘇軾特立獨行，非但議論不肯苟與人同，做事也我行我素，絕不遷就別人，所以，在朝一向孤立，很少有政治上聲應氣求的朋友。真正和他往來密熟，互相關顧者，只有幾個門生而已，如被蔡京以蜀黨列入黨籍碑的，只有王鞏、黃庭堅、秦觀、晁補之、張耒、陳師道、畢仲游、李之儀、廖正一、李昭玘等十人。除了王鞏的遭遇，已如前述，其餘諸人，只因出自蘇門，便逃不過被「剿治」的命運，沒有一人在宦途上得意過。
如黃庭堅至元祐三年（1088）五月，始得除命為著作郎，便被趙挺之攻擊得體無完膚，詆為「操行邪穢，罪惡尤大」，降歸原職，一度為起居郎，旋又被攻責降。秦觀得一秘書省正字的任命，馬上遭賈易的嚴劾，狼狽出京；畢仲游被列為五鬼之一，為劉安世、孔文仲所攻；晁補之、廖正一、李昭玘竟至不能安於館職，並出為吏；張耒「苜蓿自甘」，在館八年，一無進展；李之儀在樞密院沉浮下吏；陳師道不保一個地方學官的職位。他們之中，沒有一人能夠躋身言路，也沒有一人能獲得有為的地位，儘是冠蓋京華里，坐冷板凳的廣文先生；而且因為沾上了蘇門的色彩，稍一活動，便被痛擊。雖然這些人對師門的敬愛依舊，而老師心裡的遺憾與痛苦，則更甚於自己之遭遇侮辱與損害。
蘇軾對於現實政治的醜惡，幾已到了絕望的地步。他的老朋友，權知開封府尹的錢勰（穆父），以奏報獄空不實的罪名，被人檢舉，出知越州（今浙江紹興）。蘇軾表示非常羨慕，而且勸他千萬不要回來。作《送錢穆父出守越州》詩曰：
若耶溪水雲門寺，賀監荷花空自開。
我恨今猶在泥滓，勸君莫棹酒船回。
錢勰出知越州，右正言劉安世還認為罪重責輕，??不已，蘇軾與他力爭，所以後來兩次和穆父詩中，一曰：「年來齒頰生荊棘，習氣因君又一言。」一曰：「欲息波瀾須引去，吾儕豈獨坐多言。」政壇上敵對的形勢一經造成，即使能效金人三緘其口，對方也不會放鬆你一步的。
蘇軾實在再也不堪在這泥淖里受罪，至十月十七日，他便以左臂不仁、兩目昏暗的理由，上章堅乞一郡。
這次，他決心將自己遭遇的前因後果，統統說個明白，從他還朝以來，怎樣與司馬光因爭役法而結怨台諫；范百祿與韓維爭議刑名，韓維又怎樣把他牽扯進去，稱他們為川黨；又將與趙挺之結怨的緣由，坦白陳告，所以如最近草一麻詞，用了《詩經》上一句「民亦勞止」的話，便被趙挺之指責比神宗為周厲王，舉為誹謗先帝，其心狠毒，甚於李定、舒亶；王覿論胡宗愈，又指他與孫覺為黨，說丁騭是他的親家。他說：「二年之中，四遭口語，發策草麻，皆謂之誹謗。未出省榜，先言其失士。以至臣所薦士，例加誣衊。」動輒得咎，他已斷然不見容於儕輩了。
蘇軾引用漢宣帝殺蓋寬饒，唐太宗殺劉洎為例，說明讒言積毀的可怕，請求太皇太后體諒他的處境，給他一個「不爭之地」。
上了這個陳情乞郡札後，即便告了病假，在家靜候朝廷發落。
這次病假，拖延竟達一月之久，太皇太后只是三日兩頭地遣使問疾，賜藥賜膳，督促蘇軾定個朝參的日子，最後才將他的乞郡札，朱批下來，依然不准。
蘇軾無奈，只得銷假復值玉堂。十一月一日鎖院，宮中又賜出官燭、法酒，蘇軾不能不為之感動，書呈同院詩：
微霰疏疏點玉堂，詞頭夜下攬衣忙。
分光御燭星辰爛，拜賜宮壺雨露香。
醉眼有花書字大，老人無睡漏聲長。
何時卻逐桑榆暖，社酒寒燈樂未央。
呂公著辭相後，前時罷廢在外的熙豐舊臣，分別對執政和台諫兩方面，積極活動起來。朝廷確也漸啟藩籬，不太能夠堅持原則如初，如李憲乞於近地居住，王安禮抗拒恩詔，蔡確請求放還其弟，等等，這些不該準的逾分要求，都批准了。崔台符、王孝先、楊汲之流，都已進用了。熙豐罪魁呂惠卿冷眼旁觀，看出朝廷日趨軟弱，才敢乞居蘇州。適於此時，蘇軾前所舉薦的鄆州州學教授周穜，竟然上疏乞以故相王安石配享神宗皇帝。蘇軾認為周穜草芥微臣，何敢創此重議，背後一定有人策動，目的在於試探朝廷，漸進邪說。此人是他薦舉的，他應該負責，立即兩上章自劾，並說：此事關係國家治亂之本，不可「薄臣之責而寬穜之罪」，否則是「私臣之身而廢天下之法，臣之愧恥，若撻於市」。像這樣嚴正是非的精神，充分表現元祐大臣的風裁。
有一天，在邇英閣進讀「寶訓」，講到太宗聽說各州牧監所養的馬，被人剋扣芻秣，多病且死，便命取十數槽來，置於殿庭下，親自照顧，以資示範。蘇軾從這個馬的故事，聯想到老百姓下情不能上達的痛苦，上札言：
民之於馬，輕重不同，若官吏不得其人，人雖能言，上下隔絕，不能自訴，無異於馬。
舉一個實例：去年西夏犯邊，殺掠至萬餘人，而邊將奏曰：「野無所掠。」朝廷派提刑司勘查，提刑孫路復奏：「被殺者只有十餘人，乞朝廷先行免究，然後考查實數。」蘇軾論曰：「既行蒙蔽，又乞放罪。」實是侮弄朝廷。馬不能言，小民亦不能言，四海之眾，無法置之殿庭，親自照顧，所以，朝廷除廣任忠賢以為耳目外，老百姓的疾苦，根本無法上達天聽。
元祐四年（1089）二月，司空、同平章軍國事呂公著病逝。太皇太后震悼異常，一見到輔臣們，她就哭道：
「邦國不幸，司馬相國既亡，呂司空復逝！」
太后與皇帝親臨呂家奠唁，贈太師、申國公，予諡「正獻」。
蘇軾病假一月後，雖然勉強回到翰林院去工作，但因講述馬的故事，說及邊將隱匿敗亡、提刑查報不實一節，又開罪了掌握政壇的「巨室」，劾奏不斷地飛送進宮，並在醞釀發動一次致命的打擊，非把他鬥垮不可。蘇軾又連上三狀求放越州，明白說出：「朝廷若再留他，是非永遠不解。」太皇太后終於明白她既沒辦法控制言官，只得准了蘇軾的請求。誥下：「蘇軾罷翰林學士兼侍讀，除龍圖閣學士充兩浙西路兵馬鈐轄、知杭州軍州事。」
在此以前，台諫們攻擊蘇軾的章疏，源源不絕，真已到了「謗書盈篋」的地步，太皇太后一律留中不發，蘇軾本人只聽到朝列中有人在那樣傳說，內中說些什麼，茫然不知。他是個光明磊落的人，當然不願如此不明白地一走了之，因此，上疏乞將台諫官章疏降付有司根治。太皇太后認為只要她不相信就是了，何必增加是非，還是「不報」。
蘇軾為結束公私事務，繼續留在京師一個多月，而在此期間，朝廷卻在熱烈爭論如何竄逐已謫安州的前相蔡確。
原因是蔡確去夏遊車蓋亭，作詩十章，落入他的仇家知漢陽軍的吳處厚手上，吳就一一加以箋注，向朝廷檢舉。如「何處機心驚白馬，誰人怒劍逐青蠅」是譏訕朝政；「葉底出巢黃口鬧，波間逐隊小魚忙」是嘲笑新進用事之臣。其中一首用了唐朝郝處俊典故的，被「箋注」為把太皇太后比作武則天。 67
詩進於朝，太后並未生氣，但說：「執政們自去商量辦理。」他們議定，將原詩寄與蔡確，令其自為辨析。然而右正言劉安世說：「蔡確罪狀著明，何待具析，此乃大臣曲為之地而已！」其意所指是范純仁。於是貶蔡確為光祿卿分司南京。但是台諫們仍然議論紛紛，以為太輕。諫議大夫范祖禹說：「蔡確的罪惡，天下皆知。尚以列卿分務留京，未厭眾論。」因此，執政議置蔡確於法，范純仁、王存以為不可；文彥博很生氣，主張將蔡確遠貶嶺南，純仁聽到這個消息，就趕去跟呂大防說：「此路自乾興以來，荊棘已七十年。吾輩開之，將來恐自不免。」大防就不敢說了。
恰巧這時候，梁燾自潞州召還為諫議大夫，來京時路過河陽，遇到邢恕，邢恕盛稱「蔡確有策立之功，社稷臣也」。太皇太后聽到這話，才大發脾氣，泣諭執政大臣道：
「皇帝是先帝的長子，子繼父業，分所當然，當時誰曾有過異議？官家豈不記得，但問太妃就好。蔡確有何策立之勛？」
蔡確這句話，為什麼會使太皇太后如此生氣，蓋因神宗病重，議立皇太子時，蔡確有意擁立岐王趙顥或嘉王趙頵，而岐、嘉二王都是太后的親生兒子。
然而宣仁太后大公無私，認為神宗自有兒子，當然應該以神宗之子為皇儲，繼承大統，何用「兄終弟及」，所以一面命令岐、嘉二王不要隨便入宮，以避嫌疑，一面密諭宦官梁惟簡縫一襲黃褙子，十歲孩兒穿得著者，不得令人知。 68
神宗病危，太后力主神宗第六子延安郡王趙傭（後賜名煦）為太子，既崩，哲宗即位柩前，身上就穿這件早先預備的黃褙子。
一個公正的人，反遭冤誣為「欲帝己子」，假使哲宗信了這個謠言，這份苦心，如何得白？所以，太后會這樣震怒而且傷心，力促執政嚴辦謫命。
第二日，執政廷對時，簾內忽論：「蔡確可英州別駕，新州安置。」呂大防說：「蔡確先朝大臣，乞移一近里州郡。」范純仁說：「聖朝宜務寬厚，不可以語言文字之間，曖昧不明之過，竄逐大臣。」左右二相共同勸阻，但是，簾內曰：「山可移，此不可改！」大家後來推想，九重之內，安知有英州、新州？此必有「博士」——文潞公——在代出主意。 69
蔡確固然是個罪有應得的奸人，但當台諫官們必欲置之死地的時候，蘇軾認為蔡確做相時禍害國家的種種大罪，概已不問，現在卻以語言文字來入其罪，本末倒置，有傷政府嚴正的立場。他是身受這種挑剔，厭恨這種作風達於極點的人，為要消滅這股歪風，想出了一個兩全的辦法。但因除命已頒，身是外官，所以只能以密疏上陳太皇太后，建言略曰：
朝廷若薄確之罪，則天下必謂皇帝陛下見人誹謗聖母，不知憤疾；若深罪之，亦或以謂太皇太后陛下聖量寬大，不能容一小人謗怨之言。臣欲望皇帝陛下降敕，令有司追確根勘，然後太皇太后內出手詔云：確嘗為輔臣，當知臣子大義，今所繳進，未必真是確詩，其一切勿問。如此處置，則二聖仁孝之道，實為兩得。取進止。 70
據說，太皇太后看了蘇軾這份密疏，心善其言而怒不解。蔡確終於貶謫新州（今廣東新興）。蘇轍則以為蔡確起自小官，每次升遷，都由鞫獄立功，「善惡之報，不可誣也」 71 。
蘇軾此行，朝廷給予的禮遇，光寵異常，太皇太后特准用前執政恩例，詔賜衣一對，金腰帶一條，金鍍銀鞍轡一副，馬一匹。這都是加殿閣銜的封疆大臣，才能得到的寵賜。
熱衷爵祿的給事中趙君錫，在一旁看得眼紅心熱，見得太皇太后以執政之禮待蘇軾，猜想不久召還，一定就是拜相了。為要預先結個緣，立即上狀盛稱蘇軾的道德文章，以為朝廷不能沒有此人，「伏望收還蘇軾所除新命，復留禁林，仍侍經幄」。
這樣一個投機小人，二蘇不察，視為朋友，後來果然吃了他的大虧。
蘇軾往謁文潞公辭行，潞公再三囑咐道：「君至杭州，少作詩歌，恐為不喜者誣謗。」
臨別，上馬時，潞公又再三囑咐道：
「若還興也，便有箋雲。某雖老悖，願君不忘鄙言。」
此即引用近事，吳處厚箋注蔡確「車蓋亭詩」，蔡因此罹禍的故事，叮嚀蘇軾務須警惕。 72
蘇軾出郊待發，太皇太后又特地派遣內侍來賜龍茶、銀盒。
蘇軾於元豐八年（1085）十二月自登州來京，至元祐四年（1089）四月離去風雨京華，三年有奇。
1 〔宋〕王明清：《揮麈後錄》。又張淏《雲谷雜記》。
2 〔明〕薛應旂：《宋元通鑑》。
3 趙令畤《侯鯖錄》：「哲宗親政，章惇當權，時穆父在翰林，章面責前制行詞，語太尖刻，不為稍留餘地。穆父笑曰：『官人怒，雜職安敢輕行杖。』卒罷知池州。」
4 蘇轍《東坡先生墓志銘》《龍川別志》記司馬當時反對韓魏公的經過曰：「當時，司馬光亦持札子至政事堂面諍，魏公曰：『吾在此，君毋憂。』司馬曰：『光終不敢奉信，恐相公亦不敢自信耳。』魏公怒曰：『君何相輕之甚耶！』司馬曰：『相公常在此座可也，萬一他人在此，如何？』魏公默然，竟不為止。」
5 〔明〕宋濂：《宋九賢遺像記》。
6 〔宋〕蔡絛：《鐵圍山叢談》。
7 〔明〕王世貞：《調謔編》。
8 歐陽修《歸田錄》：「國朝之制，知制誥必先試而後命，有國以來百年，不試而命者，陳堯佐、楊億及修忝預其一耳。」
9 洪邁《容齋隨筆》「外製之難」云：「中書舍人所承受詞頭，自唐至本朝，皆只就省中起草付吏，逮於告命之成，皆未嘗越日，故其職為難。」
10 〔宋〕朱弁：《曲洧舊聞》。
11 王明清《揮麈錄》：「呂吉父（惠卿)守延安，過闕，乞與樞密院同奏事。上親批：『弼臣議政，自請造前，輕躁矯誣，深駭朕聽，免朝辭，疾速之任。』已而落職知單州。」蘇軾行制本此。
12 〔宋〕蔡絛：《鐵圍山叢談》。
13 〔宋〕朱熹：《二程語錄》。
14 〔宋〕蘇軾：《東坡志林》。
15 〔宋〕邵博：《聞見後錄》。
16 〔宋〕彭百川：《太平治跡統類》。
17 劉延世《孫公談圃》「鏖糟陂里叔孫通」，考「鏖糟陂」為汴京城外地名，見呂希哲《呂氏雜記》。又東坡與王定國書有「欲自號鏖糟陂里陶靖節」語，可知此三字為東坡口頭語，後人不知其由地名，又不解其意，妄改為「燠曹鄙俚」，應予訂正。
18 〔宋〕張端義：《貴耳集》。
19 〔明〕宋濂：《宋九賢遺像記》。
20 〔宋〕沈作喆：《寓簡》。
21 〔宋〕李秀岩：《道命錄》。又方鵬《責備余談》。
22 〔明〕黃宗羲：《宋元學案》。
23 〔宋〕朱弁：《曲洧舊聞》。
24 本集：《謝宣召入院狀》。學士院，宋稱翰林學士院，直隸於皇帝，以文學之士充之。掌起草詔令，並備諮詢，因地在宮禁，故又稱「玉堂」。
25 〔宋〕沈括：《夢溪筆談》。
26 〔宋〕宋敏求：《春明退朝錄》。
27 《宋史》本傳：「韓琦出守相州，陛辭，神宗問：『卿去，誰可屬國者，王安石何如？』琦曰：『王安石為翰林學士自有餘，處輔弼之地則不可。』神宗不答。」
28 劉延世《孫公談圃》：「子瞻以溫公論薦，簾眷甚厚，議者且為執政矣。公（孫升)力言：『其任已極，不可以加。如用文章為執政，則國朝趙普、王旦、韓琦未嘗以文稱。……』」
29 學士院，不僅考試撰題要鎖院，即代皇帝「撰麻」，也要鎖院，以防止泄漏，保持機密。
30 本集：《辯試館職策問札子第一》。
31 同上。
32 〔宋〕劉延世：《孫公談圃》。
33 〔宋〕李秀岩：《道命錄》。
34 〔宋〕李廌：《師友談記》。
35 〔宋〕張邦基：《墨莊漫錄》。
36 〔宋〕朱弁：《曲洧舊聞》。
37 本集·書簡。
38 〔元〕脫脫：《宋史·劉摯傳》。
39 〔宋〕袁文：《瓮牖閒評》。
40 〔宋〕洪邁：《容齋隨筆》。
41 〔宋〕王明清：《揮麈後錄》。又邵伯溫《邵氏聞見錄》。
42 本集·奏議。
43 洪邁《容齋隨筆》引《山谷別集》。
44 本集·奏議。
45 〔宋〕馬永卿：《嬾真子》。
46 〔宋〕王明清：《揮麈後錄》。
47 〔宋〕羅大經：《鶴林玉露》。
48 〔宋〕陸游：《老學庵筆記》。
49 〔宋〕曾敏行：《獨醒雜誌》。
50 程門弟子所作《責備余談》，造作東坡泄題與李方叔，而其簡為章惇之子所竊，遂誣東坡潛通關節，罪不可文。趙溍《養疴漫筆》、羅大經《鶴林玉露》，亦憑耳食有此類似記載，實皆洛學後人造謠栽誣之辭，不足辯白。
51 〔宋〕馬永卿：《嬾真子》。
52 本集：《李憲仲哀詞（並敘）》。
53 〔宋〕陸游：《老學庵筆記》。羅大經《鶴林玉露》：「方叔落第，其母嘆曰：『蘇學士知貢舉，而汝不成名，復何望哉！』抑鬱而卒。」實則方叔生母、嫡母均已早死（見詩序)，或為乳母之誤。
54 潘永因《宋稗類鈔》謂黃山谷曾見此券，並為跋云：「子瞻妙墨作券，或責方叔當成之，安用汲汲索錢，此又不識癢痛者，從旁論砭疽耳。」山谷與方叔交稔，當知其貧。
55 〔宋〕歐陽修：《歸田錄》。
56 〔清〕方薰：《山靜居畫論》。
57 本集：《書試院中詩》。
58 〔宋〕釋惠洪：《冷齋夜話》。
59 閤門宣贊舍人：掌朝會、宴餐、供奉、贊相、禮儀諸事。
60 宣麻：宋存唐制，宣布重要詔令用白麻紙，其他詔令用黃麻紙，在朝廷對文武百官宣讀，稱「宣麻」。
61 〔宋〕趙升：《朝野類要》。
62 〔宋〕王鞏：《隨手雜錄》。
63 〔宋〕陸游：《老學庵筆記》。
64 〔宋〕何薳：《春渚紀聞》。
65 本集：《德威堂銘》。
66 〔宋〕王辟之：《澠水燕談錄》。
67 〔明〕蔣一葵：《堯山堂外紀》。
68 〔宋〕晁說之：《晁氏客語》。又《曲洧舊聞》亦有類似記載，被委製衣者為小黃門邵成章。
69 〔宋〕王鞏：《隨手雜錄》。
70 高文虎《蓼花洲閒錄》：「蔡確之子懋，宣和末為同知樞密院事，因奏事言及確南遷時事云：『蘇軾有章救先臣確，臣家嘗傳錄。』因袖出章進上。……」所稱應即此疏，然此為密件，不知何以有錄本落入蔡確兒子之手。
71 〔宋〕蘇轍：《龍川別志》。
72 〔宋〕張耒：《明道雜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