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東坡新傳 · 第二章 變法與黨爭
一 初仕鳳翔
宋仁宗嘉祐六年（1061），十一月十九日的黎明，朔風凜冽，地凍天寒的曉色朦朧中，鄭州城裡出來一簇旅人，約有六七匹乘騎，跟著一輛大車，來到西門外。
這一行中，三匹馬並轡聯行在前面，中間那匹馬上，坐著一個高顴大耳、濃眉插鬢、雙目炯炯有神的青年，即是要赴鳳翔府出任簽書判官的蘇軾；緊靠在他身旁騎著一匹瘦馬的那個瘦長個子是他的弟弟蘇轍；稍微落後一步的馬上，則是年歲相若，但留著一把大鬍子的他的朋友馬夢得；後面那輛車上，是從行的內眷——王弗夫人、不滿三歲的兒子邁和兩三個婢僕。
蘇氏兩兄弟，二十餘年的生命中，從來形影不離，未曾分開過一日，如今行至鄭州的西門郊外，驀然驚覺，必須於此告別，就情不自禁地惶恐起來。
蘇軾驟然勒住馬頭，看了那清瘦的弟弟一眼，臉色突然變得非常蒼白，嘴角抽動了一下，差點流下淚來。
一路來，無論是在屋子裡的，或是走在路上的行人，個個都很安詳快樂，隨行的僮僕們非常詫異，何以這位去上任做官的主人，卻要這麼悲傷。
兄弟倆再也說不出一句話來。
蘇軾的頭腦里，忽然變得茫茫的一片空白，騎在馬上，心神恍惚，搖搖欲墜。今兒早上明明沒有喝過酒，何以虛飄飄地直有暈眩的感覺？仿佛看見弟弟揮揮手，急急忙忙回去了，他還策馬高岡上，一直眺望那個騎在瘦馬上的頎長的身影。
忽然間，連這個熟悉的背影，也被無情的坡壟隔斷了，只看到他頭上那頂烏帽，一聳一聳地，一會兒出現，一會兒又隱沒到山坡後面不見了。
蘇軾定定神，轉上荒茫的驛路，然後，他就在馬上構想一篇詩作，要寄給蘇轍：
不飲胡為醉兀兀，此心已逐歸鞍發。
歸人猶自念庭闈，今我何以慰寂寞。
登高回首坡壟隔，但見烏帽出復沒。
苦寒念爾衣裘薄，獨騎瘦馬踏殘月。
路人行歌居人樂，童僕怪我苦悽惻。
亦知人生要有別，但恐歲月去飄忽。
寒燈相對記疇昔，夜雨何時聽蕭瑟。
君知此意不可忘，慎勿苦愛高官職。
這次，蘇軾把朋友馬夢得帶到鳳翔去，原因起於喜歡塗牆抹壁，寫「題壁詩」。
杞人馬夢得，字正卿，原在京師里做「太學正」的學官，生活清苦，性情耿介，所以「學生既不喜，博士亦忌之」。有一天，蘇軾去訪他未晤，隨手抓起筆來在他書齋壁上，題了杜甫《秋雨嘆》的三首之一。蘇軾自己說是「初無意也」，但那首詩卻是以資質明麗的決明草，將在風雨中隨百草一同爛死，用來比喻書生的命運，感慨最深的一章。 1 原詩是：
雨中百草秋爛死，階下決明顏色鮮。
著葉滿枝翠羽蓋，開花無數黃金錢。
涼風蕭蕭吹汝急，恐汝後時難獨立。
堂上書生空白頭，臨風三嗅馨香泣。
寫者無意，讀者有心，馬夢得看了，決心不做這終身坐冷板凳的學官，寧願跟從蘇軾到鳳翔府去做幕僚。
從汴京陸行到鳳翔，重過五年前舊遊的澠池，再訪奉閒的精舍。不料從前接待過他們的那位老和尚已經死了，變成廟後一座新造的墓塔；兄弟倆曾經題詩在上面的寺中牆壁，也已頹壞，更無字跡可循。蘇軾覺得人生變幻無常，不過如天上飛翔的鴻鳥，偶然在雪地上留下一二爪痕，一忽兒便又各自西東飛散，了無蹤影。作詩告訴蘇轍：「老僧已死成新塔，壞壁無由見舊題。」這滿懷孤獨的旅人，心裡只是一片蒼茫。
來自京華的蘇軾，行程所經的關中地區，儘是地方殘破、村落蕭條的景象，這還是仁宗康定、慶曆年間，西夏兵連年入寇陝甘，所造成的破壞和災害，到現在仍未恢復元氣。
宋代兩大外患，契丹之外，就是西夏。
契丹本來亦是遊牧民族，其富以馬，其強以兵。但自五代時，遼太祖阿保機立國後，竭力倡導耕織，已漸次進為農業社會。宋遼關係亦自改觀，澶淵和談後，遼每歲坐得大宗銀絹，建設內部，似已無意南侵，所以北宋當前之患，實為西夏。
西夏的祖先，原是唐末慶州党項族的酋長李思恭，當時做夏州（今陝西靖邊）節度使。至宋，他的兒子雖曾一度叛離中朝，但至李德明繼位後，一方面受宋朝西平王的封號，一方面又受契丹大夏國王的冊封，身事兩朝，相安無事。
然而，李德明的兒子李元昊，野心勃勃，不以他父親的保守態度為然，屢屢勸他不必臣事宋朝。德明說：「吾族三十年衣錦綺，都是宋朝的恩賜，不可負！」元昊卻說：「穿皮毛，事畜牧，這是我們番人的本等。天生英雄，應當自為帝王，何必要穿別人賞賜的錦綺。」他也確有能力，率兵西破吐蕃、回鶻（紇），奪甘州，盡取河西的土地，因此被立為太子。仁宗明道元年，德明病死，元昊繼立，他便整軍經武，建立政治體制，大力發揮他的抱負，國勢日強。不久，就據有了現在的寧夏、陝西、甘肅的大部分和內蒙古西南部分的領土，分立一十八州，奠都興慶（今寧夏銀川），實現了自當皇帝的野心。立國後，遣使奉表宋朝，說他已自建國，國號「大夏」，建元「天授」，要宋朝「許以西郊之地，冊為南面之君」。仁宗不能忍受元昊的公開叛逆，便下詔削奪他的官爵，斷絕雙方的互市，並且揭榜邊城，重賞緝購元昊的頭顱，於是西夏兵便連年入寇陝甘了。
康定元年，元昊引兵攻保安軍，破金明寨（今陝西安塞），直薄延州城下，宋兵大敗。朝命韓琦安撫陝西，韓又舉薦范仲淹知永興軍，同負經略招討之責。不料韓主集中兵力，先發制賊；而范則穩重，主張屯兵營田，備邊觀釁。主帥的意見不同，政策遂不一致。至慶曆元年二月，西夏傾全國之力，入寇渭州（今甘肅隴西縣西南），好水川一役，宋軍又是大敗，於是朝廷將陝西分為四路，以韓琦、王㳂、范仲淹、龐籍各領重兵，都二十萬人環邊守御，以抑西夏凶焰。但是慶曆二年之秋，西夏兵又再度入寇渭州，幅員六七百里之間，焚盪搶掠，幾成赤地，自涇邠以東，各地都只閉壘自守，莫能救御。
西夏軍雖然年年入寇，屢屢得勝，但其人馬的傷亡也很嚴重，財用亦復不繼。而宋朝既於西邊布下重兵，韓范兩人雖然戰守意見不同，但其治軍嚴明，風紀大振，則是一樣。更重要的是他們兩人傾全力收拾邊疆的人心，諸羌畏威懷恩，不敢輕犯。所以西夏兵於大肆焚殺擄掠之後，無力長期占領，就撤兵自去。
基於此一情勢，宋與西夏終於慶曆四年，達成和議，由宋朝冊封元昊為夏國主，歲賜幣帛，西邊自此才得安靜。事距蘇軾之去鳳翔，已經相隔十八九年了，但是陝甘兩地，經歷那種野蠻的焚燒劫掠，原始性戰爭的殺戮和破壞，西夏兵所至城邑，不但廬舍田地都變成了廢墟，所有壯丁牲畜又全被擄劫而去，連資以恢復生產的人力、畜力和工具也都沒有了。劫後荒原，亘二十年而不得恢復。蘇軾一路所見，地曠人稀，蕭條滿目，處處都還是戰爭留下來的殘跡，以及苟活在殘跡上赤貧的百姓。
嘉祐六年（1061）十二月十四日，蘇軾到鳳翔府簽判任。
現任太守宋選，字子才，鄭州滎陽人，進士出身，早年在京，曾與司馬光、韓宗彥、沈遘同為三司僚屬，做地方官又一向聲望甚好，溫文爾雅，頗能敬禮同僚。他也是今年八月才來鳳翔的，待蘇軾尤其溫厚，使初次出仕的這個青年人頗有「幸遇」之感，如《和子由除日詩》說：「兄今雖小官，幸忝佐方伯。」《東湖詩》說：「予今正疏懶，官長幸見涵。」日後與宋選的兒子，畫家宋漢傑書說：「某初仕即佐先公，蒙顧遇之厚，話及疇昔，良復慨然！」
鳳翔縣令胡允文，在蜀時曾從老蘇問學，至此方才識面，相得甚歡。
蘇軾住居官舍，在府衙之東北，為州長官官邸之西鄰，府衙的後圃，高柯喬木，森蔭繁茂，城北的終南山色都為這叢叢樹木所遮蔽。而他的園內，卻只有一株老槐，一株榆樹，一株不夠大的棗樹，非常荒傖。蘇軾在廨北葺一小園，開闢一方隙地，築一亭，亭前為橫池，分堂屋北廈的一部分，裝置軒窗曲檻，可以俯瞰池水。堂屋南邊，加建迴廊，廊之兩旁各鑿一池，引府廨的水注入池中，種蓮養魚於池內。
池端造一板橋，以達池北，手植桃杏松檜三十餘本，使與原有的槐榆相映帶，老槐樹上有野鶴巢居，又買了一叢牡丹花，種在池北。
蘇軾辛辛苦苦經營這個小園，只為「臨池飲酒」而已，但一想到任期有限，「三年輒去豈無鄉，種樹穿池亦漫忙」，自己也覺得好笑起來。
抵任之初，時逢新年假期，蘇軾得有閒暇，遍游鳳翔附近的名勝，瀏覽古物。
首謁孔廟，參觀了保藏在那裡的石鼓。這十個石雕的大鼓，表面刻有銘文，唐時出土，當時大家認是周文王時代的石刻，但據最近研究，推定為戰國時代秦靈公（？—前415）或秦襄公（？—前766）時的製作。很多唐代詩人為此古石刻作詩，而以韓愈的《石鼓歌》為最知名。初時這批石刻還隨便散置在原野的露天裡，雨淋日曬，無人看顧，還是韓愈的朋友鄭餘慶將它搬進鳳翔縣的孔廟裡保存起來。
石鼓上的銘文，歐陽修錄時存四百六十五字，磨滅不可辨識者過半，但仍是古文字學和考古學上非常重要的資料。蘇軾用心辨認，在所作《石鼓歌》中，說他「舊聞石鼓今見之，文字鬱律蛟蛇走。細觀初以指畫肚，欲讀嗟如鉗在口」。初尋偏旁，再一點一畫地推詳，只能認得十之一二，其餘的文字，像霧裡的月，稂莠間的禾，見面不識，它似乎只是軒轅、倉頡的朋友，李斯、李陽冰的前輩，蘇軾雖有「餘生也晚」的惆悵，但當面對這個古代戰鼓的形象，禁不住要緬懷周代的王化政治，而慨然譴責暴虐的秦政，對幫凶法家李斯更投以無情的諷刺，如言：「自從周衰更七國，竟使秦人有九有。掃除詩書誦法律，投棄俎豆陳鞭杻。當年何人佐祖龍（始皇），上蔡公子（李斯）牽黃狗。登山刻石頌功烈，後者無繼前無偶。皆雲皇帝巡四國，烹滅強暴救黔首。六經既已委灰塵，此鼓亦當遭擊掊。……」 2 自古以來，野心家一旦擁有權力，便都掛起救國救民的招牌而無所不為，也不愁沒有人來歌功頌德。
蘇軾游城北街開元寺，看了先秦的詛楚文碑，觀賞了吳道子畫的佛像和王維的畫竹。吳道子畫的是雙林樹下，朝暾暈彩，中有菩薩正在講說寂滅之理，很多人在聽道。王維畫竹兩叢，交柯亂葉，飛動若舞，而一枝一葉都有來處。
在性情上，蘇軾很喜歡吳道子雄放得浩如波翻的筆墨，稱他「當其下手風雨快，筆所未到氣已吞」。王維本是詩人，以詩心寫竹，蘇軾稱其「摩詰得之於象外，有如仙翮謝籠樊」。兩者比較，蘇軾認為吳道子的畫雖然「妙絕」，但總還是畫工之畫，而對於王維所寫的竹，則衷心傾倒，說道：「吾觀二子皆神俊，又於維也斂衽無間言。」
長安，從前有座故藏經龕，唐明皇所建，四邊各有一門，門各兩扇，門板的兩面，都是吳道子畫佛像真跡，陽面是菩薩像，陰面是天王像，共十六軀。
廣明之亂時，藏經龕遭賊兵焚燒，有個和尚搶下四扇門板從兵火中捨命逃出。奔至半途，力竭不支，他想了一個辦法，將門板各穿一洞，套在頭頸上跑路，如此輾轉來到鳳翔，寄住在烏牙僧舍里。他死後，這四扇門板留在那裡已經有一百八十多年了。
有人花十萬錢將它買了下來，恰巧給蘇軾看到。其時，他已經做了一年多的官，身邊稍有積蓄，想到父親平生別無嗜好，就只喜歡書畫，收藏一百餘件，但沒有吳道子的真跡，他就和這個畫主商量，照原價購買，以此獻與父親，這四扇門板就成了老蘇收藏中天字第一號的珍品。 3
蘇軾再游鳳翔東北郊的天柱寺，參觀了楊惠之雕塑的維摩像。維摩的造型，顯得病骨支離如枯龜。蘇軾不禁生出一個感想，天下的至人，本來已將生死置於度外，人的肉體像天上的浮雲一樣，隨時變滅，全不足恃，只有心靈才是主宰的永恆。世上盡多體格非常壯碩而心病獨多的人，宛轉人間，才堪悲憫。
岐山風物，實在不堪入目，「有山禿如赭，有水濁如泔」。蘇軾老是懷念他家鄉澄碧的蜀江，後來發現東門外，有個東湖，為古飲鳳池的舊跡，「入門便清奧，恍如夢西南」，才使他的休沐假日，有個去處，一游再游。
以上諸游，各有詩篇，連同《真興寺閣》《李氏園》及《秦穆公墓》三詩，合為《鳳翔八觀》。
蘇軾到底年輕，又是一個文人氣質偏重的人，被派到這荒涼的鳳翔來，不免時有「爾來走塵土，意思殊不堪」「人生營居止，竟為何人卜」的慨嘆。趁著新年假期，遊山玩水，訪古、讀畫、寫詩，是他的興趣，而「扶風古三輔，政事豈汝諳」則又是初仕當時的心理壓力，但見別人都很忙碌，只能獨自一個，往東湖去尋求一醉，借求片刻的解脫。
所幸者，王弗夫人賢淑，使他由衷敬愛；與弟轍雖然遠別，但是還可通信。「詩成十日到，誰謂千里隔。一月寄一篇，憂愁何足擲。」
二 懷鄉念弟
嘉祐七年（1062）正月，到任謝執政啟，述其任務曰：
所任簽署一局，兼掌五曹文書。內有衙司，最為要事。編木筏竹，東下河渭；飛芻輓粟，西赴邊陲。大河有每歲之防，販務有不蠲之課。破盪民業，忽如春冰。於今雖有優輕酬獎之名，其實不及所費百分之一。救之無術，坐以自慚。惟有署置之必均，姑使服勞而無怨。過此以往，未知所裁。
上面所說的，都是蘇軾在簽判這個職務上該做的工作。核判五曹文書，雖已甚繁，但是本等的工作，且不說它。鳳翔府有兩大特別任務，一是終南山特產的木材，每年均須編成木筏，自渭水放入黃河，運往中央，供皇家土木建造之用；二則鳳翔是對西夏邊防軍的兵站基地，要負責集運糧米和芻秣，供給軍需。這兩大事務，且都以「衙前」被徵召的老百姓來義務工作，困難重重，何況黃河堤防，每年要修，販務征課，更是繁雜。蘇軾是甚不耐煩的人，苦於被事務工作所困。
衙前之役，始自五代，而宋承之，是由政府徵召百姓義務擔任官物之供給或運輸的一種制度。老百姓服役「衙前」，費時失業不說，更須擔負運輸中途的風險，如公物損失，就必須賠償，這無窮無盡的負擔，使老百姓幾至無以為生的地步。鳳翔這地方，原來土地富足，中產之家所有土地，不以畝計，而以頃為計算單位，上戶不可以頃計而計以賦。但自西夏之變，經歷戰爭以來，如湯沃雪，頓見消融，有產者殘存不及十之三四。戰爭的傷殘未復，而又重之以衙前重役，一般人民，既負勞役，更苦於賠償，因而破產者，比比皆是。
蘇軾遍問老校：「何以至此？」老校說：「木筏之害，本來還不至於到此地步，假如政府能將時間安排得好，趁渭水黃河都未漲水時放筏操運，以時進止，費用省而危險少，衙前服役的老百姓負擔就輕。目前的毛病，出在政府令不以時，叫木筏逆拒水勢挽運，就造成數不清的災難了。」蘇軾分析後，認為有理，就著手修訂衙規，使衙前可以自擇水工的運作時間，筏行不發生危難，老百姓就不必於出力冒險之餘，再來承擔公物的賠償。此案經過宋太守的核可後實施，從此衙前之害，減了一半。
七年二月，詔令淹水諸州減決囚禁。鳳翔所屬共有十縣，蘇軾被派往寶雞、虢、郿、盩四縣，督飭減刑釋囚的公事。至十七日事畢，回程朝謁盩厔東南二十餘里的太平宮，瞻仰二聖御容，泛舟南溪，復游樓觀、大秦寺、延生觀，訪玉真公主遺蹟，觀仙遊潭，取中興寺玉女洞的飛泉，從郿縣歸府復命，就整個遊程，寫成五百字的五排一首，寄與蘇轍。
三月，因久旱不雨，蘇軾赴郿，祈雨於太白山之上清宮。數日後，雖有微雨，父老以為不足，於是，再陪宋太守親往祭禱，回程路上，便見道中有雲氣自山中來，如群馬奔突而至車座左右，蘇軾一時好奇心起，開籠收雲歸家，作《攓雲篇》。
太守祭禱靈應，不久，大雨沛然而下，老百姓奔躍歡呼，垂枯的二麥，立見復起，生氣洋溢。蘇軾以北亭為喜雨之所，作《喜雨亭記》。凡是受過中等以上教育的人，對這篇名文，大多耳熟能詳，所謂：「五日不雨可乎？曰：五日不雨則無麥。十日不雨可乎？曰：十日不雨則無禾。無麥無禾，歲且荐饑，獄訟繁興，而盜賊滋熾。……」
蘇軾有位好夫人，王弗夫人非但精明幹練，而且頗識大體。蘇軾在外面做些什麼，回到家去，夫人一項一項地要問個仔細，她說：「你離開父親遠了，凡事沒人指點，不可以不謹慎。」她常引用公公說過的話來警戒蘇軾。蘇軾在家裡見客，她就站在屏風後面，聽他們說些什麼，然後對丈夫說：「某某這個人，說話模稜兩可，一味逢迎你的意向，你何用與這種人談天。」有的人慣會拍馬，跑來表示熱絡，夫人說：「這種朋友，不會長久，交情套得那麼快，其去也必速。」蘇軾非常佩服她的眼光和見識。 4
一年大雪，住宅庭前積雪甚厚，只見古柳樹下約有一尺見方的地方，獨無雪跡，等到天晴了，這方土地又高起數寸來，蘇軾懷疑是古人窖藏丹藥之處，丹藥性熱，所以地不積雪而土又墳起，他想發掘。王弗夫人說：「假使先姑在，一定不會許可的。」
這是引用程太夫人不許發掘紗縠行老宅中地下大瓮的故事，如此婉轉諫阻，使蘇軾覺得慚愧而止。 5
然而，西北的強風黃土，鳳翔府的官吏生涯，處處都使蘇軾感覺厭倦。重九日，他不願參加群官歡聚的「府會」，獨自一人跑到東門外的普門寺去玩，懷鄉念弟，心情鬱悶。作《壬寅重九不預會，獨游普門寺僧閣，有懷子由》詩：
花開酒美盍言歸，來看南山冷翠微。
憶弟淚如雲不散，望鄉心與雁南飛。
明年縱健人應老，昨日追歡意正違。
不問秋風強吹帽，秦人不笑楚人譏。
西北早寒，九月下旬，天已微雪，再作懷子由二首，如言「愁腸別後能消酒，白髮秋來已上簪」「江上同舟詩滿篋，鄭西分馬涕垂膺。未成報國慚書劍，豈不懷歸畏友朋」等，情緒非常低落。
蘇轍十九歲登第五甲進士第，二十三歲中制科，一鼓作氣，可以算得其進也銳了，不料除命商州推官，被知制誥王安石駁回詞頭，不肯撰告，事情便在執政間琢磨拖宕了整整一年，弄得意氣消磨殆盡。一直到今年七月，誥命才下來，而老蘇在京，身旁別無侍子，蘇轍便以這個理由，辭不赴任。
商州與鳳翔毗鄰，假使蘇轍赴商，還可希望能來鳳翔一聚，現在又落空，寄詩慰弟說：「遠別不知官爵好，思歸苦覺歲年長。」「著書多暇真良計，從宦無功漫去鄉。」再說，商山也不是一個什麼好地方，蘇軾聽商州縣令章惇說，商州人說話像外國語，一句也聽不懂，很多人生著大脖子（甲狀腺腫），不辨肩頸，這個樣子的地方，不去也罷，詩言：「夷音僅可通名姓，癭俗無由辨頸腮。答策不堪宜落此，上書求免亦何哉！」
自秋徂冬，蘇軾身體一直不好，十一月間，大雪數日，索性賴在床上不起來，年前年後，懷念故鄉度歲的年中行事，作《饋歲》《別歲》《守歲》及《和子由踏青》《蠶市》諸詩。
八年正月十五，大家都在歡度元宵夜，只有蘇軾在家，獨坐無聊，一個人跑到城北街的開元寺東塔院去看王維的壁畫。其時，夜色已闌，蘇軾凝眸注視，但見殘燈影下的畫中僧人，個個都栩栩欲動的樣子，竟是看得呆了，對於詩人畫家的筆墨，自此便有更深一層的領悟。
三 陳希亮
嘉祐八年（1063）三月，仁宗皇帝崩於福寧殿，四月一日，皇太子趙曙即位，是為英宗。英宗自少體弱，時方臥疾，由光獻太后曹氏權同處分國事。
是年正月，宋選罷鳳翔太守，眉州青神縣人陳希亮（公弼）自京東轉運使來代。
陳希亮身材矮小、清瘦，而為人剛勁，面目嚴冷，兩眼澄澈如水，說話斬釘截鐵，常常當面指責別人的過錯，不留情面。士大夫宴遊間，但聞陳希亮到來，立刻闔座肅然，語笑寡味，飲酒不樂起來。他對待僚屬，自然更加嚴厲，竟然有很多人嚇得對他不敢仰視。
蘇軾雖是以京朝官差充簽書節度判官廳公事，簡稱簽判，仍是幕職，有如現在地方政府的秘書長，職掌贊襄郡政，綜理諸案文移，斟酌可否，簽擬後報告首長，或罷或行。他與長官公事上的關聯，非常密切，而兩個人的性格，卻是如此的冰炭不相融合。
蘇軾性豪闊，不會官僚滑頭，而做事卻勇於負責，意見不同時，便要據理力爭。這二十七八歲的簽判，年少氣盛，就不免形諸辭色，一點不肯屈就退讓。
陳希亮也有意要裁抑這個鋒芒太露的後輩，對他也一樣地端起架子，毫不客氣，使蘇軾更難忍受。
府衙中的吏役，為了對這位制科出身的判官表示敬重，大家尊稱之為「蘇賢良」，這頗類似現代人之稱某博士者一樣，實是一件平常小事。不料被陳知府聽到了，大怒，憤然罵道：「府判官就是府判官，有什麼賢良不賢良的。」把那吏役打了板子，這當然使蘇軾十分難堪。
蘇軾寫的公事，他也毫不客氣地塗抹刪改，往返不休，此在以文章自負的蘇軾，更不容易忍受。
陳希亮官僚架子很大，同僚晉見，任在客座中等候，久久都不出來接見，甚至有人在客位中打起瞌睡來。蘇軾心生不平，作《客位假寐》詩，諷刺他：
謁入不得去，兀坐如枯株。
豈惟主忘客，今我亦忘吾。
同僚不解事，慍色見髯須。
雖無性命憂，且復忍須臾。
兩人之間的摩擦，造成日深的成見。蘇軾益發落落寡合起來。他不預府宴，中元節也不過知府廳。陳希亮抓住這一點，竟然上奏朝廷糾劾他，被朝廷罰銅八斤，蘇軾也都不管，只是日後作謝館職啟中，才說：「一參賓幕，輒蹈危機，已嘗名掛於深文，不自意全於今日。」
陳希亮於廨宇後圃，築造一座凌虛台，以望南山，請蘇軾作記，軾乘此機會澆了他一頭冷水，如言：物之廢興成毀，不可得而知也。昔日的荒草野田，豈知有今日的凌虛台？而從前秦穆王的祈年、橐泉，漢武帝的長楊、五柞，隋之仁壽殿，唐之九成宮，其宏麗堅固，將百倍於凌虛台，而今復為破瓦頹垣，又安在者？所以結尾狠狠地諷刺他道：「夫台猶不足恃以長久，而況於人事之得喪，忽往而忽來者歟！而或者欲以夸世而自足，則過矣。蓋世有足恃者，而不在乎台之存亡也。」這是對陳知府奏劾一事，給予針鋒相對的答報。
陳希亮是眉州人，蘇陳兩家原是數代世交，論輩分，且比老蘇還長一輩，當他讀過《凌虛台記》的稿子後，不易一字，吩咐上石，並且慨然道：「吾視蘇明允，猶子也；軾，猶孫子也。平日故不以辭色假之者，以其年少暴得大名，懼夫滿而不勝也，乃不吾樂耶！」
後來，蘇軾因其子陳慥之請，為作《陳公弼傳》，其中有一段說：
公於軾之先君子為丈人行，而軾官於鳳翔，實從公二年。方是時，年少氣盛，愚不更事，屢與公爭議，形於言色，已而悔之。
原任鳳翔法曹張琥，本與蘇軾為進士同年，共事兩載，曾同游真興閣寺。嘉祐八年十一月，調職回京，蘇軾作《稼說》送其行，其中有一段說：
……吾少也有志於學，不幸而早得與吾子同年。吾子之得，亦不可謂不早也。吾今雖欲自以為不足，而眾且妄推之矣。嗚呼，吾子其去此而務學也哉！博觀而約取，厚積而薄發，吾告子止於此矣。子歸，過京師而問焉，有曰轍子由者，吾弟也，其亦以是語之。
讀此文所言，顯見蘇軾當時已經體諒到陳希亮這位老前輩，為要矯治他少年早達的弊害，所設下的苦心，因此說「已而悔之」，因此作《稼說》以贈同年張琥。但是贈文張琥，卻真箇是「與非其人」，此君陰險貪鄙，熱衷利祿，元豐年間，改名張璪，官知諫院兼侍御史知雜事，詩獄案起，他與李定共治此案，必欲置蘇軾於死地者，就是這個同年。
陳希亮於鳳翔任上，因將他州饋送的公使酒，據為私有，坐贓去職，抑鬱而歿。後人造作希亮之所以獲罪，系由於歐陽修代軾報復的謠言，實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的妄人妄語。
希亮有四子，唯幼子陳慥（季常）不樂仕進，使酒好劍，用財如糞土。蘇軾在岐山碰到他，他正帶了兩個朋友，騎馬攜箭，在長林豐草間出入射獵。兩人自此相識，高談用兵及古今成敗之事，陳慥自以為是「一世豪士」，蘇軾很喜歡他的遊俠氣概，遂成莫逆之交。
仁宗崩，以韓琦為山陵使。興築皇陵，需用竹木，飭由鳳翔供應，而「編木筏竹，東下河渭」，則為簽判蘇軾的專職。不幸其時天旱，渭河乾涸，挽木不下；而山陵工期迫切，運材須於限定時日內到達，否則，這延誤王事的責任，怎麼擔當得起。詩言：「橋山日月迫，府縣煩抽差。……千夫挽一木，十步八九休。渭水涸無泥，菑堰旋插修。對之食不飽，餘事更遑求。」蘇軾整日忙於督抽差役，集材付運，弄得寢食不安，整整忙了五個多月，直至是年秋間，才算交完差，透了一口氣。
然而剛剛交完皇差，又逢地方大旱，蘇軾禱雨於太白山，不驗，再經虢縣，渡渭水而禱於磻溪。回程自陽平入斜谷，九月至終南，住在太平宮的溪堂里，得遂一讀《道藏》的宿願。
自來鳳翔，他對於這麼許多牽連不斷的吏事，厭倦不堪，以為除了浪費生命之外，身名兩皆無益。案牘勞形，問囚理訟，不知所為何來，從前所學，完全拋棄，而一官在身，卻又不得不奔走勞役，弄得心神俱疲。他在《和子由聞子瞻將如終南太平宮溪堂讀書》詩中，大發牢騷：
役名則已勤，徇身則已媮。
我誠愚且拙，身名兩無謀。
始者學書判，近亦知問囚。
但知今當為，敢問向所由。
士方其未得，惟以不得憂。
既得又憂失，此心浩難收。
…………
然而，在這一年中，蘇軾仍有出其所學，極論民生國是兩篇大文章，一是《上韓魏公論場務書》，以所見鳳翔老百姓為衙前之役所困，請求政府行寬大久長之政；二是《思治論》，指出嘉祐政治之弊，癥結在於沒有一定的國策，所以法弊而事無成。
關於前者，蘇軾指陳鳳翔的老百姓所最怕的，莫如衙前之役，而課役的標準，從每一人家的盤碗鍋罐算起，長役十千，鄉戶及二十千者，都該占股一分。一分之役，名為十千可辦，其實須十五六千至二十千，役重如此，老百姓焉能不窮。
課役本只限於上戶，但事繁而役不足時，則遞取其次，而現在家貲二百千者都須服役。事實上，連盤碗鍋罐都計算在內，家貲不滿二百千者，何以為民，則任何人已皆不免於衙前之役，困窮可知。
蘇軾希望政府行寬大久長之政，以官榷優與人民，先裕民而後裕國。
蘇軾作《思治論》，立論甚大。他說，世有三患，終莫能去：一是宮室祠禱繁興，錢幣茶鹽法壞，加以龐大的軍事費用，天下常患無財；二自澶淵之盟後，遼與西夏，日益驕橫，而宋則戰不勝，守不固，天下常患無兵；三則選舉法嚴，吏不重視考功，考銓之法壞，天下常患無吏。
這三大問題的形成，是由於國家沒有通盤的計劃，沒有一定政策之故。五六十年來，規模未立，雖有很多人對這三個重要問題，游談聚議而上，但都各就個人的見解，做枝枝節節的議論，人心不同，好大者欲王，好權者欲霸，而偷者欲休息，聚訟紛紜，莫衷一是。朝廷發一政，則曰「姑試行之」，成功與否不可知，前政尚未見效，而後政又發，政令紛紜而法日弊，故癥結在於「其始規模未立，其卒事功無成」。
他的主張是政府應該於眾論中「從其可行者而規模之，發之以勇，守之以專，達之以強，日夜以求合於其所規模之內，而無務出於其所規模之外。其人專，其政一，然而不成者，未之有也」。
蘇軾雖然以最大的政治熱忱上書時宰，力求稍解老百姓衙前之役的困苦，但是韓琦方欲持重，決不能用這新進的書生之言。
英宗即位，覃恩各有升遷，蘇軾在鳳翔，其本官為大理評事，是年晉升為從八品的大理寺丞。
翌年，改元為治平元年（1064）。
正月，蘇軾自清平鎮至盩厔縣，商洛令章惇率同僚蘇旦、安師孟自長安來謁，同游樓觀，訪老子出關時的關令尹喜的舊宅與授經台，經五郡城而至大秦寺、延生觀；下山西行十餘里而至黑水谷，谷中有仙遊潭，潭上有南北二寺，倚峻峰，面清溪，林木深翠，怪石不可勝數；潭水深不可測，以繩縋下數百尺不得其底，以瓦礫投之，翔揚徐下，好久才不見；水深如此，而兩岸萬仞絕壁，山壁之間架一獨木為橋，危險萬分。章惇邀蘇軾過橋去題字山壁，蘇軾謝不敢，詩曰：「猶有愛山心未至，不將雙腳踏飛梯。」
章惇說：「你不去，我去。」他平步過橋，乘索挽樹，攝衣而下。以黑漆濡筆，在石壁上書大字曰：「蘇軾章惇來。」再照樣攀繩拊樹而還，神色不動。蘇軾拍拍章惇的背脊道：「子厚他日必能殺人。」
「為何？」惇問。
「能自判（拼）命者，即能殺人。」軾答。 6
蘇軾既不敢過橋，遂與諸人向潭北循黑水而上，至南寺，以章惇遠來，留他們在寺午餐，詩有「野饋慚微薄，村沽慰寂寥」句。飯後，章惇等將往渼陂，遂別。
蘇軾還至岐山，與文同相遇於岐下。文同，字與可，梓州梓潼人，他們是西蜀的同鄉。與可長得眉清目秀，而志氣方剛，淡泊名利。他是畫竹的名家，傾談之下，蘇軾稱他有四絕，詩一、楚辭二、草書三、畫四，為作《文同畫竹贊》。與可向人說：「世無知我者，惟子瞻一見識吾妙處。」 7 自此訂交，以後相見之日雖不多，卻成為死生不渝的好朋友。
治平元年八月，西夏又大舉犯邊，入寇靜邊寨，圍童家堡。倉猝之間，朝廷暫以當地的轉運使攝帥事，而他卻與軍中的副總管發生嚴重的摩擦，軍無紀律，民心惶恐，沿邊各城，風聲鶴唳，整個西北邊區都為之動搖。
大軍雲集西邊，鳳翔為邊軍的糧秣供應中心，蘇軾職掌所在，就日夜忙於「飛芻輓粟，西赴邊陲」的任務，疲憊不堪。
幸而朝廷詔以端明殿學士王素再知渭州，自許州移鎮平涼，涇原故老互相歡賀，沿邊將士聽說老將重來，踴躍傳呼，從此旗幟鮮明，鼓角歡亮，軍容大振。西夏習聞王素威名，聞訊立即撤兵，至素到任時，虜圍已解，他不過宴勞將佐而已，而人心大定。
韓琦以派駐陝西的戍兵太多，軍糧不足，請科陝西民戶，三丁抽一，籍為義勇軍，得十四萬人。軍糧不足而籍民為兵，因為義勇可以不必供食之故。當時的諫官司馬光上疏累諫，不聽。詔下之日，蘇軾便須巡迴所屬各縣，親自提舉這件「刺勇」的大事，而他所親眼目睹的，則是「愁怨之民，哭聲振動」。但這是詔令，地方官責在奉命行事，一點辦法也沒有。
幸而三年任期屆滿，蘇軾遂於是年十二月十七日罷簽到任。宋有「磨勘」之法，文資三年一遷，武資五年一遷，蘇軾以磨勘得升官為殿中丞。宋吏，殿中省監、丞各一人，掌奉天子玉食、醫藥、服御、幄帟、輿輦、舍次之政。其實有官無職，只是銜名而已。
蘇軾攜家帶眷，回開封去，自長安而至華陰，時又寒冬臘月，霪風凜冽，道路泥濘難行，只得全家留在華陰的旅舍里度歲，忍寒苦吟：
三年無日不思歸，夢裡還家旋覺非。
臘酒送寒催去國，東風吹雪滿征衣。（《華陰寄子由》）
四 亡妻·喪父
治平二年（1065）正月，蘇軾返京，與父親和弟弟一家團聚。旋奉詔命，差判登聞鼓院。
這登聞鼓院是諫官組織中的一個單位，隸屬於司諫和正言，掌管收受官民投遞的章奏表疏，不論是說朝政得失、公私利害，還是理雪冤濫等，皆許到鼓院來擊鼓進狀，如為告密或檢舉官吏，並許密封呈進。吏民如有冤屈，都可藉此申告，是北宋政制中一個很好的制度。
英宗皇帝自在藩邸，久已習聞蘇軾的文名，是時，便欲循唐朝的先例，特命召入翰林，知制誥。
宰相韓琦以為不可，對曰：「軾之才，遠大器也，他日自當為天下用。要在朝廷培養之，使天下之士，莫不畏慕降伏，皆欲朝廷進用，然後取而用之，則人人無復異辭矣。今驟用之，則天下之士，未必以為然，適足以累之也。」
英宗說：「且與修注，如何？」
琦對曰：「記注與制誥為鄰，未可遽授。不若於館閣中近上貼職與之，且請召試。」
英宗說：「未知其能否，則試之。如軾，有不能耶？」
韓琦仍然堅持蘇軾年少資淺，未經試用，不可驟與侍從之職，最後決定依照一般通例，召試學士院，且與館職。
殿陛間這番討論的言語，不免外傳，歐陽修還怕執政官中有與韓琦不睦者（暗指曾公亮），藉此挑撥是非，所以特地向蘇軾解說，蘇軾道：「韓公所以於某之意，乃古之所謂君子愛人以德者。」 8 對於韓琦此舉，倒是後來的史論家有很多批評，以為韓琦號為名相，但面對傑出異能的人才，仍計尋常尺寸，不能破格擢用，認為他太官僚化了。
二月，召試學士院。試兩篇論文，題一為《孔子從先進論》，一為《春秋定天下之邪正論》，軾復以最高分的「三等」入選，於治平三年（1066）二月乙酉，得以殿中丞直史館。
宋設三館——集賢院、史館與昭文館，掌管校讎典籍，管理圖書等事。館職首重文才，故試論文，一經入選，便為名流，其職位高者為修撰，次為直館，再次為校理，卑者曰校勘、檢討等。蘇軾作《夜值秘閣呈王敏甫》詩，一時也頗有些許富貴氣象：
蓬瀛宮闕隔埃氛，帝樂天香似許聞。
瓦弄寒暉鴛臥月，樓生晴靄鳳盤雲。
共誰交臂論今古，只有閒心對此君（藏書）。
大隱本來無境界，北山猿鶴謾移文。
蘇軾既已回京供職，老父得人隨侍，閒居南園已歷三年的蘇轍便開始活動，三月得為大名府推官。
但至五月二十八日，蘇軾忽又逢喪妻之痛。夫人王弗時僅二十七歲，只有一個兒子，還不滿七歲。他倆的婚姻生活只有十年，而這十年裡面，正是丈夫出外求取功名，家庭殘破，離合無常的艱難時期。她在家侍奉翁姑，勤儉謹肅，聲聞戚黨；到隨夫遊宦鳳翔，深知她的丈夫缺乏社會經驗，生性又大而化之，她就專心注意他在外面的每日行事，細心觀察與丈夫交往的朋友，以她精明的頭腦，幫他辨析人情事理，及時諫諍，避免上當。
王弗夫人的謹言慎行，正是蘇軾所最缺乏的修養。她的精明幹練，使蘇軾對她產生很多依賴，隱然做了丈夫的護身神，而今一旦喪逝，怎不令他痛慟。
父親也囑咐兒子道：媳婦從你於艱難，將來，你必須要將她葬在其姑之側。這在當時的家族觀念里，是一種崇尚與敬愛的表征。所以蘇軾作《亡妻王氏墓志銘》說：「君得從先夫人於九泉，余不能。嗚呼哀哉！余永無所依怙。君雖沒，其有與為婦，何傷乎？嗚呼哀哉！」
蘇軾對夫人王弗的敬愛，也永遠不衰。後十年，熙寧八年（1075）的正月二十日，他在密州夢見夫人，猶是淒切難遣，作《江城子》詞：
十年生死兩茫茫。不思量，自難忘。千里孤墳，無處話淒涼。縱使相逢應不識，塵滿面，鬢如霜。
夜來幽夢忽還鄉。小軒窗，正梳妝。相顧無言，惟有淚千行。料得年年腸斷處，明月夜，短松岡。
六月初六，殯王夫人於京城之西，後來運柩回籍，葬於翁姑塋墓之西北八步。
這些年來，蘇氏的家運實在不好，死亡相繼，骨肉凋零，蘇洵《極樂院造六菩薩記》說：「自長女之夭，不四五年而丁母夫人之憂。……其後五年，而喪兄希白（蘇澹），又一年而長子（景先）死，又四年而幼姊亡，又五年而次女卒。至於丁亥之歲，先君（父蘇序）去世，又六年而失其幼女（嫁程之才之八娘），服未既，而有長姊之喪。悲憂慘愴之氣，鬱積而未散。」越四年，軾、轍兄弟又丁程太夫人之憂，所謂「三十年之間，而骨肉之親零落無幾」，這也是促使老蘇誓去遠遊四方的一個重要原因。
然而，曾不幾年，喪母之後，蘇軾又悼妻亡。距妻亡十一個月，治平三年（1066）之四月，老父忽又疾革，二十五日逝世，享年五十八歲。蘇洵所編禮書，甫經脫稿，由歐陽修領銜，與禮官李柬之、宋敏求、陳繹、李育、姚辟、蘇洵等聯名奏上，尚未得報；而私撰《易傳》，亦未完稿。臨終前，蘇洵遺囑兩件大事：「未完成的《易傳》，希望他們兩兄弟續寫成書；兄澹（希白）過世得早，子孫未立，要他們照顧；妹嫁杜氏，死而未葬，要軾負責葬事。」蘇軾涕泣受命。後於熙寧元年遵遺命為這個杜氏姑母塋葬於眉山，又當他官可蔭補親族時，奏請蔭補大伯父（蘇澹）的曾孫蘇彭，都決定於這個時候。
蘇洵逝世事，奏聞於朝，英宗詔賜銀一百兩，絹一百匹。蘇軾辭賜銀絹，為父求賜官爵。六月九日誥贈光祿寺丞，同時特飭有司備具船隻，載送靈柩歸蜀。
韓琦、歐陽修各致厚賻，均辭不受。
據歐陽修所撰墓誌，蘇洵的著述有《文集》二十卷、《諡法》三卷、又《易傳》未成。另見於其他著錄者則有《洪範圖論》《皇祐諡錄》（《宋史·藝文志》）及《批點孟子》二卷。
六月，兄弟扶護父親的靈櫬和王弗夫人柩，一舟兩棺，自汴入淮，溯江而上。
至江陵，初識他夙所敬佩、風骨嶙嶙的劉摯，其時他為江陵府的觀察推官；在途中又與史館的同事李師中相遇，其時師中方欲出守鳳翔，赴任中山。
兄弟護喪還鄉，遵禮在家守制。治平四年八月，合葬父母於武陽（彭山）縣安鎮（蟆頤）山之老翁泉；同時葬王弗夫人於其側。
家居無事，蘇軾在整理舊書中，發現父親疏寫數紙祖父（蘇序）的事跡，似乎是想要寫篇行狀而並未完稿的殘篇，於是決定代他父親了此心愿，撰《蘇廷評行狀》。然後又將這篇行狀抄錄副本，寫了信託人攜交曾鞏，求撰墓碣書。《曾南豐集》有《贈職方員外郎蘇君墓志銘》，即是軾所求文。
居喪期間，聽了許多道家的神秘故事，也看了不少名畫，他的族兄僧惟簡從成都來看他，以蘇轍所得的河朔蘭亭拓本交他帶回寺去刻石，並為作跋。蘇軾在鳳翔所購得的四扇吳道子畫四菩薩真跡的門板，這次也帶回家來，就代他父親施捨給惟簡的廟中，要惟簡造一大閣，專藏此畫，且繪蘇洵像於其上，以為永念。造這大閣預算需錢百萬，蘇軾認捐二十分之一。 9
熙寧元年（1068）七月除喪。十月，蘇軾續娶王弗夫人的堂妹王閏之為繼室。閏之夫人字季璋，青神縣王介（君錫）的幼女，其弟王箴（元直）於蘇軾前次母喪歸鄉時，兩人嘗同坐在莊門前吃瓜子炒豆者，現在則已長大，時從蘇軾問學。
十二月，軾、轍兄弟再度攜同家屬還京，將鄉中祖墳的修護照看，田宅的出納經紀，親戚家的酬酢等事，委託了老鄰居而又總角之交的楊五哥（濟甫），如遇大事，則要堂兄子安做主。
同鄉的父執輩王淮奇（慶源）、蔡褒（子華）、楊宗文（君素）來送行，蔡褒在他紗縠行的老宅中為種荔樹一棵，說待荔樹長大，望能見他回來。
但是蘇軾此去，過了二十二年，他還在杭州任上，不能還鄉，《寄蔡子華》詩，無限惆悵：
故人送我東來時，手栽荔子待我歸。
荔子已丹吾發白，猶作江南未歸客。
五 荊公變法
宋代繼承天下於唐之安史、黃巢之亂，五代十國的軍人割據之後，國家經歷長達六十餘年的分裂和戰爭，民窮財盡，積弱已深，而開國不到二十年，外患又起，初受北方契丹族遼人的入侵，一敗於高梁河，再敗於歧溝，大小八十一戰，宋只勝了太原一仗。太宗兩次親征，被遼兵包圍，僅得身免，而股為箭傷，每年都要發病，自此簽訂了不平等的「澶淵之盟」，年輸大宗幣帛，暫得相安。
不料羌夏又崛起於西北，他們以遊牧民族強悍的騎兵，環伺邊境，年年入侵。沿邊地方，遭受掃蕩式的洗劫、擄掠和破壞，政府不得不在沿邊設置重兵，又須消耗極大的軍費和補給。後來雖稍平靖，但是宋朝每年均須輸與白銀一百二十五萬餘兩，其他慶節、聘問、賂遺近幸諸費，幾是正額的一倍。似此敲骨吸髓的剝削，使原本疲弱的國力，不但沒有休養生息的機會，更是斫傷日甚，幾至衰竭的困境。
何況遼居上游，俯以臨宋，夏與遼結，托以自重，掎角之勢已成，宋朝腹背皆是強敵，這是一個充滿危機的時代，而年輕有為的神宗皇帝，適於是時踐祚。
神宗趙頊，是英宗的長子，母為宣仁太后高氏，生於濮王府邸，嘉祐八年始侍英宗入居慶寧宮，隆準龍顏，儀表英偉，治平三年（1066）十二月被立為太子，四年正月正式即位。
神宗在藩邸時，留心國事，已知民窮財困，軍政敝弛的情況，有志於富國強兵，而深患歷來的執政皆非其人，譬如「濮議」，只是討論如何尊禮他的祖父一事而已，無關國計民生，但是朝臣聚訟紛紜，數年不決，舍大論小，心裡甚不謂然。
神宗好學深思，即位後，更欲奮發有為，心裡隱藏著一段國恨家仇，曾於滕元發（范仲淹的表弟）陛見時，因他向以熟諳兵學出名，所以留他長談天下事，語及北遼，神宗說：太宗自燕京城下兵敗，被北虜窮追不捨，僅得脫身。行在服御的寶器，都為所奪。隨行的宮嬪，皆淪陷虜中。太宗股上中了兩箭，每年都要發病，其崩，也是箭創復發之故。像這樣的不共戴天之仇，我們還要年年捐獻金帛以事之，為人子孫者，應當這樣的嗎？
言下，不禁唏噓哭泣起來。 10
宋太祖對於唐及五代藩鎮之禍，親身體驗，非常警惕，所以建國之初，竭力裁抑兵權，建立一個文治國家，是其基本政策。文彥博對神宗說：「為與士大夫治天下，非與百姓治天下。」就是說明宋代行士大夫政治的特性。
士大夫十有九為文章之士，果於有為者少，樂於無事者多，尤其是出身高門華族的子弟，更缺乏淬厲奮發的志氣；而且表面上國家承平百年，大家也就耽於苟安，但求逸樂，因而形成非常保守的政治風氣，民心士氣，也一樣萎靡不振，這是神宗所不滿意的現實。蘇軾也說：
夫天下之未平，英雄豪傑之士，務以其所長，角奔而爭利，惟恐天下一日無事也。是以人人各盡其材，雖不肖者，亦自淬厲而不至於怠廢。……天下既平，則削去其具，抑遠天下剛健好名之士，而獎用柔懦謹畏之人。不過數十年，天下靡然無復往時之喜事也。於是能者不自激而無以見其能，不能者益以弛廢而無用。當是之時，人君欲有所為，而左右前後皆無足使者，是以綱紀日壞而不自知。（本集·策略第四）
神宗所面對的現實，就是這樣一個墨守成規、無人樂有作為的朝局。神宗首先試探幾個老臣。
一日，對文彥博說：「天下敝事甚多，不可不革。」
彥博對曰：「譬如琴瑟不調，必解而更張之。」但他並無具體建議。神宗認為國家當前最大的困難，在於欲舉兵而兵不足，欲足兵而餉不濟，所以「政事之先，理財為急」。過了幾日，又試探他說：
「當今理財，最為急務。養兵備邊，府庫不可不豐。大臣宜共留意節用。」
神宗的心事，不便直講，恐怕引起敵國注意，只好說「養兵備邊」。文彥博的對答，就更不著邊際。
四月，知汝州富弼入見，神宗與他從容坐語，竟至日昃。帝問以治道，富弼知道皇帝銳於有為，對曰：
「人君好惡，不可令人窺測。可窺測，則奸人得以附會其意。陛下當如天之鑑，人之善惡皆所自取，然後誅賞隨之，則功罪無不得其實矣。」
久之，帝又以當前大事為問，則對曰：
「陛下臨御未久，當先布德澤，願二十年口不言兵，亦不宜重賞邊功，干戈一起，所關禍福不細。」帝默然良久。
環顧盈廷朝士，幾乎無人可以與言大計。神宗苦悶之中，馬上想起一個夙所聞知，「慨然有矯世變俗之志」的王安石來。
在當時的政治社會裡，大家心目中的王安石，是個館閣之命屢下，輒辭不起的高士，朝廷數欲授以美官，他都辭不應召。嘉祐時，來朝為知制誥，未及大用，又因母喪而出居江寧，韓維和呂公著和他比較接近，非常佩服他的品德和學問，逢人便為稱揚。北宋官場裡面，人人勇於獵官，爭權奪利，視為本等，像王安石這樣耿介自重的人，實所罕見，使國之大老如富弼、文彥博、韓琦、司馬光等都視之為「聖人復出」，非常欽重。
神宗在潁邸，韓維為太子記室，講書時，如獲神宗稱許，便說：「此非維之說，維友王安石之說也。」韓維遷官庶子時，又薦王安石自代，因此，神宗對王安石這個名字印象很深，即位未久，便欲召見其人，而安石不至。神宗問輔臣道：「安石歷先帝朝，屢召不赴，人以為不恭；現在召又不至，果真是病還是有所要求呢？」
其時左相韓琦專權，右相曾公亮很不服氣，他就趁這機會力薦安石，想用他來離間韓琦，遂對曰：「安石真輔相材，必不欺罔。」
韓琦求去，以司徒兼侍中，判相州。入對，帝泣曰：「侍中必欲去，今日已降制矣。然卿去，誰可屬國者？王安石何如？」
韓琦對曰：「安石為翰林學士則有餘，處輔弼之地則不可。」
於是召王安石為翰林學士，安石遲遲其行，六七個月後，才到閤門報到。熙寧元年（1068）四月，越次召對。
帝問：「治國以何者為先？」
安石對曰：「擇術為先。」
帝又問：「唐太宗如此？」
安石對曰：「陛下當法堯舜，何以太宗為哉！堯舜之道，至簡而不繁，至要而不迂，至易而不難，但末世學者不能通曉，以為高不可及耳。」
帝曰：「卿可謂責難於君，朕自視眇躬，恐無以副卿此意，可悉意輔朕，庶同躋此道。」
接著一日，講席終了，群臣告退，帝獨留安石坐，說：「有話欲與卿從容談論。」接下去說道：「唐太宗必須有魏徵，漢昭烈必須有諸葛亮，然後可以有為。但魏徵、諸葛，都不是隨時可有的人物。」
安石對曰：「陛下誠能為堯舜，則以天下之大，人民之眾，百年承平，學者不為不多，而慮無人助治，是陛下擇術未明，推誠未至。即有賢者，亦將為小人所蔽，卷懷而去。」帝曰：「何世無小人，雖堯舜之世，亦不能無四凶。」「惟能辨四凶而誅之，此所以為堯舜！」
安石退而進《百年無事札子》，論曰：「天下無事，過於百年。雖曰人事，亦天助也。伏惟陛下知天助之不可常，知人事之不可急，則大有為之時，正在今日。」
這番話，針對神宗亟欲有為的興奮心理，發生極大的作用。越日，遂再召安石問曰：「卿條陳眾失，想必已一一有所經畫，試為朕詳言設施之方。」
安石對曰：「天下風俗法度，一切頹壞，在於廷臣。庸人則安習故常而無所知，奸人則惡直醜正而有所忌，有所忌者創之於前，而無所知者和之於後，雖有昭然獨見，恐未效功，早為異論所勝。陛下誠欲用臣，恐不宜遽，謂宜先講學，使於臣所學本末不疑，然後用之，庶粗有所成。」
神宗對於當時的保守政風及那些老成的舊臣，本不滿意，一聽安石變風俗、立法度的新論，有深得我心，契合非常之感。這情形，很像秦孝公之得商鞅，劉備之見孔明，君臣遇合，如魚得水。
自此，神宗專任安石，而安石之主張變法，也確為時勢之所急需。強敵壓境，外患嚴重，幸無戰爭，但須年付北遼和西夏無窮的需索，割地獻金，了無饜足。而廟堂內外，泄沓成風，人皆安於無事，不樂有為。按照實際，大宋帝國到這時候，早已民窮財盡，國用空虛，軍備政事兩皆窳敗的衰頹局面，再不及時振奮求變，則未來的命運，恐怕就不堪設想了。
所以王安石倡言變法之初，朝中重臣莫不對他高遠的理想寄以厚望，也都欽佩他那任勞任怨的政治勇氣與抱負。不幸他自視過高，而個性又非常偏執，滿朝臣士，在他眼中，不是庸人，就是奸人，目無餘子，而獨行其是。譬如與人論政，難免兩議不合，他就當面罵人：「公輩坐不讀書耳。」有人提出與他相異的意見，他就一概詆之為「流俗之見」。甚至對神宗說：「陛下要以先王正道，勝天下流俗。故與天下流俗，相為輕重。流俗權重，則天下之人歸流俗；陛下權重，則天下之人歸陛下。」
安石既目盈廷朝士皆為流俗，則這番話不啻是教皇帝與群臣對立。這種絕對排斥他人的態度，使人人對他不滿，如御史中丞呂誨說他「好學而泥古，不通世務」；參知政事趙抃、唐介說他「難當大任」；侍讀孫固認為他「狷狹少容」，沒有宰相的度量。
然而神宗仍欲付以大政，對安石說：「人皆不能知卿，以卿但知經術，不曉世務。」
安石對曰：「經術正所以經世務。」
帝問：「卿所設施，以何為先？」
安石說：「末世風俗，賢者不得行其道，不肖者得行無道，賤者不得行禮，貴者得行無禮。變風俗，立法度，最為方今之所急。」
安石更揭櫫「人主製法，而不當制於法。人主化俗，而不當化於俗」的大原則，來堅定神宗的信心，神宗也決心付與大政。熙寧二年（1069）二月，王安石遂除右諫議大夫、參知政事，開始執政。這個月裡，蘇軾、蘇轍兄弟剛剛回到汴京。
安石在朝，得皇帝的專任於上，獨行其是，大家只好暫時緘默，而整個行政中樞，幾成癱瘓，只有王安石一人，在唱獨角戲。當時人說中書省里的人物，有生老病死苦之分，蓋指王安石生，曾公亮老，富弼病，唐介死，趙抃苦。
安石執政，神宗首從其議，詔設「制置三司條例司」，以安石與知樞密院陳旭（升之）共領其事。
宋朝本有三司使之設，包括戶部、鹽鐵與度支三使，掌理全國財賦，而王安石所另設的這個制置三司條例司，其範圍為「掌經畫邦計，議變舊法」，實為一個最高國策的企劃機關。這個議變法、定國策的組織，卻以財經組織的形態而成立，則新法的目的，完全側重財政需要，已經十分明白。宋朝老百姓的稅負甚重，熙寧時全國的歲入，比唐代已經高出二三十倍，生產總額的增加有限，哪裡還有增稅的餘地？如要在此之外設法搜括，其流於聚斂，實為必然的趨勢，而聚斂造成民生的痛苦，也是持重的舊臣群起反對之最大原因。
蘇軾還朝，依例請求注（派）官，以殿中丞直史館判官告院。這官告院屬於吏部，掌管官吏和將士的勛封、官告等事務。一般來說，這是一個儲才之地；對蘇軾來說，則是被投閒置散，所謂職務，不過司官方辭章的撰制而已。
蘇轍到京後，聞神宗有「養兵備邊，府庫不可不豐」之語，因以上疏曰：「所謂豐財者，非求而益之也，去事之所以害財者而已。事之害財者三：一曰冗官，一曰冗兵，一曰冗費。」疏上，神宗批付中書說：「詳觀疏意，知轍潛心當世之務，頗得其要，郁於下僚，使無所伸，誠亦可惜。」即日召對延和殿，親任為新設立的制置三司條例司的檢詳官。神宗面命，轍不敢辭。
安石又起用章惇為三司條例官，曾布檢正中書五房公事，推薦呂惠卿同為條例司的檢詳文字。
惠卿，福建泉州人，自真州推官秩滿入京，與安石論經義，大蒙賞識，即加延攬。從此事無大小，安石皆倚惠卿為主謀，凡所建請章奏，亦都由惠卿主稿，而蘇轍與他卻常議論不合，時生齟齬。
安石被命執政，御史中丞呂誨首先發難，袖章彈劾。當時司馬光還說他：「眾喜得人，奈何論之。」呂誨說：「安石雖有時名，然好執偏見，輕信奸回，喜人佞己，將敗國事。」疏上，神宗不聽，還其章，遂求去，出知鄧州。
熙寧二年（1069）七月，立淮浙江湖六路均輸法，使薛向主其事。均輸本以「從貴就賤，用近易遠」調節物資，平定物價為主，用意很好。不過此事如由政府來做，不免有官營買賣、與民爭利之嫌，誠如蘇軾所言：「雖不明言販賣，既已許之變易，變易既行，而不與商賈爭利，未之聞也。」蘇軾更說，若官吏更從此中貪黷，則商賈之利未必可得，而整個政治風氣，卻將為之敗壞。（《上神宗皇帝書》）
知諫院范純仁奏言王安石變祖宗法度，掊克財利，民心不寧。又進所作《尚書解》，闡明堯舜禹湯文武的行事。神宗亟於求治，輕易延見小臣，純仁諫曰：「小人之言，知小忘大，貪近昧遠，願加深察。」及均輸法行於六路，純仁奏曰：「陛下欲修先王補助之政，今乃效桑弘羊均輸之法，掊克生靈，斂怨基禍。」疏中攻擊王安石「欲求近功，忘其舊學。尚法令則稱商鞅，言財利則背孟軻。鄙老成為因循，棄公論為流俗。異己者為不肖，合意者為賢人。……人才不可急求，積弊不可頓革。倘欲事功急就，必為?佞所乘」。神宗留章不下，純仁只好求去。其後，侍御史劉述、劉琦、錢顗劾奏安石，皆被遣出。
朝廷從制置三司條例司之請，派遣劉彝、謝卿材、侯叔獻、程顥、盧秉、王汝翼、曾伉、王廣廉八人分赴各路，視察農田、水利和賦役。蘇轍深知這八位專使分赴各路，必將力求民間餘利，設法聚斂，以迎合上意，民不堪命矣，而眾莫敢言。蘇轍往見本司另一長官陳旭（升之），向他陳說，從前嘉祐末年，朝廷遣使寬恤諸路，尚不免造事生非，還奏多不可行，為天下笑，現在又何以異於曩時。希望他能加以阻止，而陳旭不敢言。
安石擬變常平廣惠倉法為放貸青苗，與呂惠卿商議定案後，拿出一本小冊來給蘇轍，蘇轍研究後，列舉種種理由，大加反對，安石當時說：「君言誠有理，當徐思之。」
一個多月後，京東轉運使王廣淵來說：「放青苗錢，年可獲息甚巨。」安石就決定付諸實行。蘇轍上書力爭，觸怒安石，將加以阻撓之罪，幸陳旭解救，才得無事，蘇轍只得求去，上疏言：「每於本司商量公事，動皆不合。臣已有狀申本司，具述所議不同事，乞另除一合入差遣。」
皇上問曾公亮該如何安置蘇轍。曾對曰：「可堂除差遣。」 11 帝從之，詔除河南府留守推官。
實施新政的最高機構，制置三司條例司，現在已由詭詐善辯的呂惠卿當家，而一切新法的草擬，安石說個綱要，都由曾布斟酌條目，編為法典。其他如辯駁反對派的議論，解析法理以堅定皇帝的信心，也都由曾布主稿，他是新政派的理論家。
在呂、曾二人的翊贊下，農田、水利、青苗、均輸、保甲、免役、市易、保馬、方田諸法，於短短的兩三年間，相繼興作，令行天下。
王安石新政後面，不能說沒有高遠的理想。如方田、青苗、均輸、市易，原是想要造成一個裁抑兼併、上下富足的社會；如保甲制度，為想造成一個兵農合一、武裝自衛的社會；如興學校、改科舉，為要造成一個開明合理、教育普及的社會：都是適應時代要求的革新措施。問題在於操之過急，流弊自生，而「徒法不能以自行」。王安石最大的失策，始因於他的性格之「舉一偏而盡沮公議，因小事而先失眾心」。像推行新法這樣的大事，經緯萬端，人事上的助力非常重要，而他卻剛愎自用，不惜犧牲本來很好的關係，如歐陽修、富弼是竭力掖進他的前輩，司馬光是同輩中的好友，程顥、蘇轍且都與他共事，他都輕予放棄。而失敗則在於「所用非人」，君子不願與他合作，則小人就乘虛而入，人言安石獨善柔佞逢迎之輩，其實也是事勢使然。史言：安石秉政時期，「忠厚老成者擯之為無能，狹少儇辯者取之為有用；守道憂國者謂之流俗，敗常害民者謂之通變」 12 。這說法固然有點偏頗，但是後來事情證明，「法非不良，而吏非其人」。熙寧變法的失敗，這是最大的癥結。
六 黨爭的發端
熙寧元年（1068）十一月，將舉行郊祀，執政以河朔傷旱，國用不足，乞請南郊勿贈金帛。帝召學士會商，司馬光說：「救災節用，常自貴近始，可聽也。」
王安石則以為：「大臣不能，當辭職，不當辭祿。國用不足，是由於未得善於理財的人才之故，徒節用為無益。」
司馬光曰：「善理財者，不過頭會箕斂而已。」
安石答曰：「不然，善理財者，不加賦而國用足。」
光憤然道：「天下安有此理，天地所生財貨百物，不在民則在官，彼設法奪民，其害乃甚於加賦。此是桑弘羊欺武帝之言，司馬遷書之，以見武帝之不明耳。」
這次御前會議的爭論，是這兩個時代巨人觀念對立，第一次發生的直接衝突。
王安石抱有極大的理想，要富國強兵，以救國家貧弱，所以認為區區節用，無濟於事，而司馬光則是實事求是的穩健分子，認為養民乃治國之本，奪民所有，官未必富而民乃先貧，遠不如節用以積余財，培養本源，徐徐取用。
王安石與司馬光，品德學問，都是當代第一流人物，同負社會重望，但是兩人的學術背景和政治思想，卻又完全不同。荊公是經學家，著作有《三經新義》，他是個高調子的理想主義者，所以誦述堯舜，執持周禮，他所要實施的新法，都從古制中傳承而出。如青苗法自比於《周官》的泉府；免役法本於《周官》；保甲之制，起於三代的丘甲；市易法則如周之司市、漢之平準。他認為宋代開國百年，至今貧弱已甚，但幸天下無事，正宜及時講求正道，本諸先王之意，變更法度，為富國強兵之計。
而司馬光則是史學家，所以編纂《資治通鑑》，他是個標準的經驗主義者，以為生今之世，時與古異，三代的古制，極不適用於今日。所以他主張有選擇地承襲近代漢唐相治的法制，仍須按照實際利害，逐步改良應用。
溫公認為仁義是治國之本，有為之政，往往背義而言利，利國者未必不病民，他更不信王霸之辨，認為治道「不過使百官各稱其職，委任而責成功；養民不過輕租稅，薄賦斂，已逋責而已」。
這兩個政治思想絕對相反的人，同在政府，形成尖銳的對立。宋代實行士大夫政治，而士大夫政治本質上就含有政黨政治的特性，於是王荊公成了革新派的領袖，司馬光做了守舊派的代表人物。如從地緣關係來看，安石新政，代表南方知識分子開明進取的精神，而司馬光則代表北方人穩健和保守的傳統。
熙寧二年（1069）二月，王安石開始執政，請設「制置三司條例司」，司馬光甚不以為然。一日，光侍講席，講述曹參代蕭何的史事，從而論及變法，安石的左右手呂惠卿起而辯駁，兩人竟在御前爭論起來。
司馬光說：「治天下譬如居室，敝則修之，非大壞不更造。公卿侍從皆在此，願陛下問之。三司使掌天下財，不才可以罷黜，不可使執政侵犯它的職權。今又置三司條例司，是為什麼？」
惠卿語塞，就掉轉頭來對司馬光做人身攻擊，聲色俱厲，紛訾不已。皇上說：「相與論是非，何必如此。」
既罷講，司馬光氣貌溫粹，而呂惠卿則怒氣衝天，過了許久，還說不出話來。
旁觀者道：「一個陝西人，一個福建仔，怎生廝合得著。」
當時反對新政的元老舊臣，如張方平、范鎮、富弼、司馬光等，都很器重蘇軾的才華和人品，也都欣賞他的議論，鞭辟入裡。蓋因蘇軾為學，基於傳統的儒學，比較守舊，他的政治思想，以「人性本善」為出發點，認為道德乃人性之根本，政治不過用以矯治人類後天的澆薄，所以道德與政治必須相輔而行，才成治道之大備，故上皇帝書曰：
國家之所以存亡者，在道德之深淺，而不在乎強與弱；歷數之所以長短者，在風俗之厚薄，而不在乎富與貧。
道德誠深，風俗誠厚，雖貧且弱，不害於長而存；道德誠淺，風俗誠薄，雖富且強，不救於短而亡。
他在新政「富國強兵」的目標上，加上了一頂道德風俗的大帽子，這不但是急求有功的王安石所不願聞，也與神宗的願望南轅而北轍。
新政的重點，在於富國，是要以政治的強制力量來達到充裕府庫的目的。君相之意如此，奉行的官吏就變本加厲，唯利是圖，使青苗法變成強派的「必借之債」，免役法使貧民不免於追逋，保甲法使農民不得安於畎畝，市易法成為不肖官吏的市利之具，不但流為「聚斂」，甚至不惜嚴刑以求利，斫喪國本，為害甚烈。蘇軾道：
夫興利以聚財者，人臣之利也，非社稷之福。省費以養財者，社稷之福也，非人臣之利。何以言之？民者國之本，而刑者民之賊。興利以聚財，必先煩刑以賊民，國本搖矣，而言利之臣，先受其賞。
安石推行新政，為環境所驅迫，因習慣之推移，為欲迅赴事功，不惜用刑賞來推動新政的施行。奉行的官吏，莫不畏刑樂賞，就不擇手段以更重的嚴刑酷罰，來壓迫小民，貫徹法令。安石這樣的做法，使他傾於法家的唯法主義而不自知，使原已困窮不堪的生民家破人亡而不恤。
蘇軾對法家的攻擊，更是激烈，他說：
古之聖人，非不知深刻之法可以齊眾，勇悍之夫可以集事，忠厚近於迂闊，老成初若遲鈍。然終不肯以彼易此者，知其所得小而所喪大也。
服膺儒學的蘇軾，自少反對法家，在鳳翔作《石鼓歌》，初見其端，後作《志林》中有一節，「商鞅用於秦」，更說：「商鞅以苛法治秦，桑弘羊以理財佐漢，二子所操皆『破國亡宗』之術。後世雖謬加稱道，而自君子視之，二子之名如『蛆蠅糞穢』，言之則污口舌，書之則污簡牘。」
蘇軾堅決反對新法，針對時事，特別攻擊「聚斂」和「法家」兩端，在當日保守派的議論中，確實具有代表性的作用和地位。而他的語言文字，又那麼憤激，含有非常強大的煽動力量，足以風動四方，元老重臣們或多或少會受他言論的影響，館閣清流間不良輿論之所以形成，新政派也有理由懷疑是蘇軾鼓動起來的。
安石對三蘇的為學，本來存有甚深的偏見，認為蘇氏所學是春秋戰國時代的霸術，正是他所倡導的王道政治之正面敵人，所以一提到蘇氏，總認為他們都是「縱橫策士之流亞」，表示不屑的態度。
當蘇轍辭去制置三司條例司的檢詳官時，神宗有意用蘇軾來接替這個位置，以此就商於安石：「蘇軾如何？觀兄弟倆的學問，頗相類似，可使代轍否？」
安石對曰：「軾兄弟大抵以飛鉗捭闔為事。」
神宗問：「如此則正宜配合時事，何以反為異論？」
「軾兄弟學本流俗，朋比沮事，如朝廷不行先王正道，才合這班流俗朋比者的心意。」安石的悻悻之情，如聞聲口。
不久，神宗對司馬光說：「諫官難得，卿為朕擇其人。」司馬光退而舉蘇軾、王元規、趙彥若三人。安石立即反對道：「與司馬朝夕切磋者，即此劉攽、蘇軾之徒耳。」
因此，神宗未用司馬之薦。
王安石眼中，蘇軾是個可惡的遊說之士，是反對派領袖司馬光幕後的智囊人物。
七 新政暴風
熙寧二年（1069）九月，實施青苗法，引起朝廷內外一片反對的浪潮。
青苗法是用政府糴常平米的本錢，春散秋斂，借與農戶，出息二分，本意在於青黃不接時，救濟農民的睏乏。不料付諸執行，官吏竟將此一優良的社會融資政策，變作政府放債取息，增加庫收的工具。二分利息，本已不輕，照韓琦說：「春貸十千，半年之內，便令納利二千；秋再放十千，至歲終又令納利二千。則是貸萬錢者，不論遠近，歲令出息四千。」則政府竟自成了盤剝重利的高利貸，難怪范鎮要說：「物議紛紛，皆雲自古來未有天子開課場者。」
宋代老百姓的租稅負擔，已經非常沉重，韓琦論青苗，又說：「今天下田稅已重……更有農具、牛皮、鹽錢、麴錢、鞋錢之類，凡十餘目，謂之雜錢。每於夏秋起納，官中更加細絹斛斗，低估價例，令民將此雜錢折納。……諸如此類，不可悉舉，取利已厚，傷農已深，奈何更引《周禮》，謂放青苗取利，乃周公太平已試之法。」
歐陽修說：「田野之民，安知周公泉府為何物？但見官中放債，每錢一百文，要二十文利耳。若使天下曉然，知非為利，只乞除去二分息，但納本錢。」
青苗法不但重利盤剝，實行後，產生一個最大的流弊，就是「抑配」，即強迫攤配。原來詔令規定青苗錢的貸放是「取民情願」則與之，不許追呼、均配和抑勒。而提舉使務以多散（放）為功，訂立各郡的定額，州郡要達到定額，只能不分貧富，像配給一樣強迫借與，又使貧富相保，終於致使貧者還不出錢流散逃亡，富者為之破產。韓琦疏言：「今所立條約，乃自鄉戶一等而下，皆立借錢貫陌，三等以上，更許增借。借錢一千，納一千三百，是官自放錢取息，與初詔相違。又條約雖禁抑勒，然不抑散，上戶必不願請；下戶雖願請，請時甚易，納時甚難，將來必有督索、同保均賠之患。」所以蘇軾說：「青苗不許抑配之說，亦是空文。果不抑配，其間願請人戶，必皆孤貧不濟之人。家若自有贏餘，何至與官交易？此等鞭撻已急，則繼之逃亡，逃亡之餘，則均之鄰保。」
從此以後，全國各地的地方政府，每日忙於逮捕積欠官錢的貧戶，官廳里則日夜鞭打這些窮人，很多人「因欠青苗，至賣田產、鬻妻女，投水自縊者，不可勝數」。
顧名思義，貸放青苗錢，當然只以農戶為限，但官吏為欲邀功，競爭貸放的實績，城市裡本無青苗，也強迫市人接受放款。事聞於帝，神宗便問安石道：「坊郭安得青苗，而使者亦強與之。」安石勃然進曰：「苟從其所欲，雖坊郭何害。」
其性情的固執，不惜強辭奪理來衛護己見，實已到了不講道理的程度。如三朝老臣富弼，看到皇帝如此專任安石，自忖無法爭得過他，只好稱疾求退。神宗問他：「卿即去，誰可代卿者？」弼薦文彥博，帝默然。良久，帝問：「王安石如何？」富弼也默不作聲。
張方平極言新法之害，不忍親見這樣的朝局，力求外放。神宗多方挽留，而方平去意甚堅，遂出知陳州。陛辭時，神宗還問：「能復稍留乎？」對曰：「退即行矣。」
方平辟蘇轍為陳州學官，二月，轍亦離京，蘇軾更是孤單，後作《次韻子由初到陳州見寄》詩，有曰：
舊隱三年別，杉松好在不？
吾今尚眷眷，此意恐悠悠。
閉戶時尋夢，無人可說愁。
還來送別處，雙淚寄南州。
蘇軾是個最不能忍事的人，面對如此的政事，不堪滿懷失望，但也無處訴說，就又常常懷念故鄉的祖宗墳墓，不知何年何月，才能實現還鄉之夢。
其時，神宗欲用司馬光為樞密副使，光固辭不拜。
神宗將這事就商於王安石，安石說：「司馬光外托劘上之名，內懷附下之實。所言盡害政之事，所與盡害政之人。而欲置之左右，使與國論，此消長之機也。」
司馬光是反對派的領袖人物，王安石不歡迎他，是當然之事，所以更進一層說：「光才豈能害政，但在高位，則異論之人，倚以為重。」
理想主義的人，常常看不起保守人物，認為他連害政的本事都沒有，皆是他身邊那些異論之徒在掀風作浪，意指蘇軾、劉攽等人。
參知政事趙抃，為反對派遣青苗提舉官，四出擾民，懇求去位，又出知杭州。
熙寧三年（1070），改諸路更戍法，立保甲法、募役法。
保甲法的目的，是為解決兵制問題，實施兵農合一的制度，籍鄉村之民，二丁取一，十家為保，保丁授以弓弩，教以戰陣，是即改「募」為「征」，恢復唐代的府兵舊制而已。
但是宋至仁宗朝時，國家承平已久，勢官富戶，占地無限，土地漸次集中。失去土地的農民，變成大量的遊民。政府將這些遊民，收編為軍隊，資以衣食，才不致擾亂社會。所以宋代的傭兵，國防意義少，救濟意義多。
保甲法則放棄了這許多過剩的勞動力，使到處充斥的遊民，失掉出路，饑寒所迫，必然流為盜賊。河東、陝西、京西一帶，寇賊成群，白晝行劫，則是實施保甲以後，不久就發生的現象。另一方面，徵召有業的農民，訓練為兵，不得盡力田地，妨礙生產，甚至有不能維持生計，棄家逃亡者。更不應該的是，保甲需要武器（弓弩），政府也不供給，責成他們自購。百姓買一弓，要花千五百錢，買十支箭，要六七百錢，城裡有人典當了衣物買弓箭的。保甲五日一教，實在也教不出什麼戰陣能力來，後來又改為一月教練三天，則更是有名無實了。
宋代原來採用傭兵制，所以人民須服力役，而徭役的負擔非常沉重。役別有「衙前」，主官物之供給或運輸，以里正、戶長、鄉書手課督賦稅，負催征與償逋的責任，以耆長、弓手、壯丁逐捕盜賊，以承符、人力、手力、散從給官使奔走，縣曹司至押錄，州曹司至孔目官，下至雜職、虞候、揀掏等，各以等第差充。
民戶分九等，上四等須給役，下五等可免。役使頻仍，生貲不給，老百姓為逃避徭役，土地不敢多耕，骨肉不敢相聚，以免提高戶等，即須差役。
募役法又稱免役，得據家貲高下，各令出錢僱人代役，合於「有錢出錢，有力出力」的原則，在熙寧新法中，可以算是最適合社會需要的便民良法。可惜執行的官吏，務求役錢增羨，變成聚斂之具。單丁女戶，原無力役義務，現在則要擔負助役錢，另又在役錢上平添百分之二十的免役寬剩錢，說是備以應付水旱之災的需要，實是分外的搜括。
唐改租庸調為兩稅，宋承之，兩稅中既已包括「庸」（免役錢）在內，再征役錢，不啻庸外增庸。蘇軾道：「今兩稅如故，奈何復欲取庸。」又說：「女戶單丁，蓋天民之窮者也，古之王者，首務恤此。」而欲致君於堯舜的新政，卻「忍不加恤」。至於從役錢再加征二分的寬剩錢，則更是明目張胆的搜括了。
還有一個最大的漏洞，每人出錢多寡，既隨家貲高下而定，而家貲高下，又隨官吏審定，漫無標準，不但人民巧避失實，而吏緣為奸，或指富為貧，或指貧為富，顛倒混淆，任意敲榨，老百姓真是沒有命了。
神宗胸懷隱痛，亟求富國強兵，以御外侮。王安石雖然明知變法大事，決不能速求成效於年歲之間，但至一旦負起實際責任來時，他卻不能控制。新制日下，法令滋彰，一法尚未成功，另一法已經頒布，使奉行的官吏都茫然不能省記，老百姓在新政暴風下，只有惶惑或恐懼的份兒，人心浮動，謠言四起。更糟糕的是安石用刑賞來壓迫地方官，促令積極推行新政，地方官怕推行的成績不好，時間落後，自身要遭罪譴，只好不擇手段，加倍壓迫到老百姓身上去，如再加上胥吏的渾水摸魚，從中舞弊，則紛擾苛刻，任何良法美意，都會變成殘民之具。
新政之來，勢如暴風，老臣的反對無用，言官的諍諫不聽，「道不同，不相為謀」，他們只好紛紛求退，朝中就換了一批新人進來，如趙抃罷，以韓絳為參知政事；呂公弼罷，以馮京為樞密副使；曾公亮罷，馮京升參知政事、以吳充為樞密副使。至熙寧三年十二月，王安石與韓絳並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拜真相之職。
余如知審官院孫覺奉派視察實施青苗的情況，說了「民實不願與官相交」的實話，坐奉詔反覆之罪，貶知廣德軍；御史中丞呂公著反對青苗和任用呂惠卿，神宗怒貶知潁州；知制誥宋敏求、蘇頌、李大臨為反對安石引薦李定為監察御史里行是破壞法制，坐累格詔命而落職，而天下人壯之，稱之為「熙寧三舍人」。監察御史里行程顥、張戩，右正言李常及其他言官薛昌朝、林旦、蔣育等皆因論政觸怒王安石，都被罷斥，出為外郡。
熙寧三年（1070）三月，呂惠卿知貢舉，蘇軾被命為編排官。從這一年起，天子御試，不用詩賦，專考策問，而應考的舉子則迎合時勢，爭言成法的缺失。有葉祖洽者，邵武人，對策中竟說：「祖宗法度，苟且因循，陛下當與忠智豪傑之臣，合謀而鼎新之。」考官宋敏求、蘇軾都欲將此卷黜落，而主考官呂惠卿卻擢為第一。
蘇軾大為氣憤，以為朝廷今年殿試，專考策論，目的本在咨訪治道，而結果則是士登甲科者，多以諂諛得之，而葉祖洽尤其荒謬，詆祖宗以媚時君，竟然大魁天下，何以正風化？退而自作《擬進士對御試策》一題，進呈皇上曰：「臣恐自今以往，相師成風。風俗一變，不可復返。正人衰微，則國隨之。」
他以擬作的策論，極言時政。一曰：「今陛下使兩府大臣侵三司財利之權，常平使者亂職司守令之治。刑獄舊法，不以付有司，而取決於執政之意；邊鄙大慮，不以責帥臣，而聽計於小吏之口。百官可謂失其職矣。」二曰：「事有決不可欺者，苟有其實，不敢辭其名。今青苗有二分之息，而不謂之放債取利，可乎？……則使二三臣者，極其巧辯，以解答千萬人之口。附會經典，造為文書，以曉告四方之人。四方之人，豈如嬰兒鳥獸，而可以美言小數眩之者。」最後，他提出鄭重的警告：「近者，青苗之政，助役之法，均輸之策，並軍搜卒之令，卒然輕發，又甚於前日。雖陛下不恤人言，持之益堅，而勢窮事礙，終亦必變。他日雖有良法美政，陛下能復自信乎！」
蘇軾向神宗直言，目前正是一個危險而黑暗的時代，形容當前的情況是「盲人騎瞎馬，夜半臨深池」的危境，他說：「臣願陛下解轡秣馬，以須東方之明，而徐行於九軌之道。」
疏上，神宗仍是取這狀文給王安石看。安石說：「軾才亦高，但所學不正，又以不得意之故，其言遂跌盪至此。」 13
蘇軾亦自知位微言輕，不足挽救危機，再去求見宰相曾公亮，希望他能挺身出來，救國救民。殊不知安石請置條例司，更張政事，曾公亮初曾大力支持，現在雖已悔恨，也不能說話了，所以御史們每到中書論事，他都俯首無言。蘇軾對他滿腔熱望，只得到公亮一句話：「上與安石如一人，此乃天也。」 14
在這一片新政排斥的浪潮中，館閣同人中有很多朋友被放外任。舊例，同舍在餞行席上，通行分韻賦詩為別。蘇軾滿腹牢騷，無法克制，就不免在那些詩上發泄他的苦悶。
錢藻，字醇老，杭州錢武肅王的後裔，為人清謹寡過，治事簡靜，人稱長者，以秘閣校理出守婺州（今浙江金華）。蘇軾很羨慕他得遂所願，避開這變亂囂雜的都城，一方面又可惜這麼一個品學兼優的人，不在天子左右而遠去地方。青苗法行，做州長官的恐怕免不掉要日以敲扑鞭笞老百姓為專職了。詩曰：
子行得所願，愴恨居者情。
吾君方急賢，日旰坐邇英。
黃金招樂毅，白璧賜虞卿。
子不少自貶，陳義空崢嶸。
古稱為郡樂，漸恐煩敲搒。
臨分敢不盡，醉語醒還驚。
劉攽，字貢父，與蘇軾往來密切，非常交好，時為館閣校勘。他與安石，本是舊友，而性好諧謔，居常要開安石玩笑，安石對他早已心有芥蒂。
安石當政，驟行新法，貢父反對青苗，貽書勸止，書中說：「介甫為政，不能使民家給人足，無稱貸之患，而特開稱貸之法，以為有益於民，不亦可羞哉。」他又說，歷史上皇甫鎛、裴延齡之聚斂，商鞅、張湯的變法，沒有一個人是有好下場的。安石大怒，斥為泰州（今江蘇泰州）通判。蘇軾作詩送行，便勸他少說話，多飲酒：
君不見，阮嗣宗，臧否不掛口。
莫夸舌在齒牙牢，是中惟可飲醇酒。
讀書不用多，作詩不須工。
海邊無事日日醉，夢魂不到蓬萊宮。
…………
這首詩，顯然是對言論獲譴，提出抗議，當時即被眾所傳誦。蘇軾後與劉攽在揚州重遇，作詩曰：「去年送劉郎，醉語已驚眾。」殊不知凡此均是禍根。
早幾年，有件司法案子引發爭議。登州太守許遵（仲塗）上州獄，以該州婦人阿雲傷夫一案，照犯殺傷而自首，得免所因之罪判處，請從減論。安石時為翰林學士，帝命與司馬光合議。安石主以許遵為是，司馬光則持異議，認為妻子傷夫，悖逆倫常，不可輕減。當時的宰相富弼、曾公亮都同意司馬光的看法，而審刑院大理寺官齊恢、王師元、蔡冠卿從法的立場，也認為許遵的原判不當，參政唐介與王安石數於帝前爭論，相持不下。
至安石參政，催促結案，於是呂公著、韓維等就遵照安石的意思定讞，而大理官齊、王、蔡等，都因該案被貶外放，蔡冠卿知饒州（今江西鄱陽）。
在當時盛行威脅利誘的政風之下，剛強有骨力的士大夫已經罕見，蘇軾推重蔡冠卿的風骨，則曰：
憐君獨守廷尉法，晚歲卻理鄱陽柂。
歐陽修門下的大弟子曾鞏（子固），也被出為越州通判。蘇軾在此餞行席上，細數師門人物，不禁感慨叢生。王安石向任外官，並無籍籍之名，因曾鞏的介紹，始游歐陽之門，借歐陽的大力揄揚，遂致通顯，以至今日的紛紜變局。又念歐陽老師平生求才若渴，所以他門下，賢與不肖，難免混雜，如蔣之奇竟然誣告老師帷薄不修，使他精神上遭受莫大的打擊，求為外郡，身體很壞，憔悴不堪。而現在新政中大紅特紫的呂惠卿，也是歐陽修於嘉祐二年安石為知常州時，推薦給他，與之為友的。
蘇軾將這林林總總的感慨，寫入《送曾子固倅越，得燕字》詩中，一曰：「醉翁門下士，雜沓難為賢。」又曰：「翁今自憔悴，子去亦宜然。」最後對子固申其同情之意，就說現在當道者，胸襟褊狹，苦無容人之量，而好為大言，故曰：「但苦世論隘，聒耳如蜩蟬。安得萬頃池，養此橫海鱣。」
蘇軾在京師的朋友，雖然很多，但真正氣味相投合的，只有文同一人。二人始於鳳翔任內，訂交岐山，相處的時間甚短；但幸此時，文同被調到京師來做集賢校理，兩人同在館閣，休沐之日，幾乎無不相聚一處。
蘇軾不隨便稱讚別人的詩，但對歐陽修誦讀文同佳句：「美人卻扇坐，羞落庭下花。」歐陽笑道：「與可無此句，與可拾得耳！」
蓋謂「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 15
文同是畫竹名家，他教蘇軾畫竹，同游淨因院，兩人合為這座廟宇里新粉的牆壁，畫上叢竹枯木，蘇軾又徇住持道臻之請，為作《淨因院畫記》。與劉攽共看文同作草書，「落筆如風，初不經意」，談詩論畫，十分相得。雖然文同為人，與蘇軾完全不同，他非常沉靜厚重，不攖世故，那時候，京中議論紛紜，文同從不參與一言，在京不到一年，為議宗室襲封事，堅持要照典禮行事，被奪一官（降一級），他就乘此請還鄉郡，出守西蜀的陵州。蘇軾送行詩說：「奪官遣去不自覺，曉梳脫髮誰能收。」將奪官大事，比作早晨梳頭，掉落頭髮一樣，不值得計較，非文同的高操，不足以當此語，也只有蘇軾豁達的胸襟，才能道出這樣的奇句。
文同去矣，熱情奔放的蘇軾，卻一直懷念著文同的靜厚，《題趙屼屏風與可竹》云：
與可所至，詩在口，竹在手。來京師不及歲，請郡還鄉，而詩與竹皆西矣。一日不見，使人思之。其面目嚴冷，可使靜險躁，厚鄙薄。今相去數千里，其詩可求，其竹可乞，其所以靜厚者不可致，此予所以見竹而嘆也。
八 上皇帝書
熙寧四年（1071）正月，神宗欲用張琬直舍人院，樞密副使馮京舉薦劉攽、曾鞏、蘇軾三人，同備採擇，上不答。
王安石主張改科舉，興學校。
經學家的安石，以為國家設科取士，應以經世之學為主，詩賦無裨實用。他說今之取士，「記不必強，誦不必博，略通於文辭，而又嘗學詩賦，則謂之進士。……然而不肖者苟能雕蟲篆刻之學，以此進至乎公卿；才之可以為公卿者，困於無補之學，而以此絀死於岩野，蓋十八九矣」。故欲更改貢舉法，並且罷廢明經等科。進士科免試詩賦，專考經義論策，以通經有文采者為合格。群經中廢《春秋》與《儀禮》，又設新科曰「明法」，試律令、刑統大義等，以待不能應試進士的士子。
神宗並不反對經學，但對此議不能無疑，乃詔下兩制、兩省、待制以上官，御史、三司、三館雜議。
蘇軾以為「得人之道，在於知人。知人之法，在於責實」。假使君相無知人之明，朝廷無責實之政，則變更貢舉，徒滋紛亂而已，上《議學校貢舉狀》。
關於立學，蘇軾以為自昔慶曆年間，朝廷固已詔令各州縣立學，而至今惟有空名僅存，如今何必變更，徒費民力，「今之學校，特可因循舊制，使先王之舊物，不廢於吾世足矣」。蘇軾認為取士的準則，最重要的只是德行與文章兩項，「德行」不是試場考得出來的，「欲興德行，在人君者，修身以格物，審好惡以表俗」。如從設科立名以取之，則是教天下相率為偽而已。
就文章來說，確是策論為有用，詩賦為無益。但從政事來說，則詩賦、策論，兩皆無用。然自祖宗以來，莫之廢者，以為設科取士，不過如是，而且自唐至今，以詩賦為名臣者，不可勝數，「何負於天下而欲廢之」。再說，經傳子史，即使真的讀通，也無益於從政，何能寄望於粗識大義之人。他說：「今進士日夜治經傳子史，貫穿馳鶩，可謂博矣。至於臨政，曷嘗用其一二。顧視舊學，已為虛器，而欲使此等分別註疏，粗識大義，而望其才能增長，亦已疏矣。」
奏上，神宗悟曰：「吾於此議，本亦有疑，讀了蘇軾這番議論，意為釋然了。」即日召見。
帝問：「方今政令得失安在？即使是朕個人的過失，都可坦白指陳。」
蘇軾對曰：「陛下生知之性，天縱文武，不患不明，不患不勤，不患不斷，但患求治太急，聽言太廣，進人太銳。願鎮以安靜，待物之來，然後應之。」
神宗聽了，不禁為之悚然。
蘇軾所對，與他所上議狀中言對照來看，更加明白：「夫時有可否，物有廢興。方其所安，雖暴君不能廢；及其既厭，雖聖人不能復。故風俗之變，法制隨之。譬如江河之徙移，強而復之，則難為力。」蓋他認為變革是一定要有的，但不能急求有功，揠苗助長。
蘇軾的理論是，一切政治和法律制度的變更，都須因應時勢的需要而逐漸推行，社會的生活和風俗因時變化於先，法律制度跟著革新於後。假如以為法令代表政治權力，六七少年關門製作出來白紙黑字的公文，竟是一帖萬應靈丹，足以一筆抹殺宋代百年的積弊，足以強迫改變社會的風俗，這是過分的迷信。人類均有惰性，未必能於旦夕之間信任新制之利，甚或發生疑懼，則就產生頑強的阻力，而至於完全的失敗。
神宗求治太急，所以才聽言太廣。范純仁也勸諫過不要隨便延見小臣，至安石陷於孤立，而事又急需人為時，就引用急功近利之徒，而進人太銳，使整個政治的人事結構，一兩年間，面目全非。不但法令滋彰，朝局動盪，且使一向穩定的經濟社會，為之騷擾和紊亂。
蘇軾慷慨陳辭，使神宗為之悚然動容，稍停，溫諭曰：「卿三言，朕當熟思之。凡在館閣，皆當為朕深思治亂，無有所隱。」
蘇軾退朝後，興奮不已，遂將這次召見經過，向朋友同事說了。事聞於安石，安石不悅。
據說，神宗於召見蘇軾後，有意欲用為修起居注，此職是接近皇帝身邊的侍從近臣，怎能讓反對派的蘇軾去做？事為安石所格，因而有「權開封府推官」之命。
關於貢舉取士的方法，神宗再與安石商量時，安石對曰：
若謂此科嘗多得人，自緣仕進別無他路，其間不容無賢。若謂科法已善，則未也。
今以少壯時，正當講求天下正理，乃閉門學作詩賦。及其入官，世事皆所不習。此科法敗壞人才，致不如古。
安石此論，謂人才須從教育紮根，從經義策論甄拔器識之士，原是正論。但他忽略了通明經義，不能期望於急求功名的舉子，而經義有無實用價值，更是可疑。歷史教育，是直接的經驗教育，具有實用價值；詩賦之作，看似無用，但從熟讀經史而出。安石的主張，所懸目標太高，往往畫虎不成反類犬，此事亦然。
神宗是非常講究文辭，重視史學的，本意並不以安石的主張為然，朱弁曰：
行中嘗與坡言，裕陵晚年深患經術之弊，其時判國子監，因上殿親得宣諭，令教學者看史。是月，遂以「張子房之智」為論題，上索第一人程文，覽之不樂。
坡曰：「予見章子厚（惇），言裕陵元豐末欲復以詩賦取士，及後作相，為蔡卞所持，卒不能明裕陵之志，可恨也。」 16
由是可見，神宗當看了蘇軾的《議學校貢舉狀》時，所說「意為釋然」的話，並非空言，只因安石一再堅持己意，帝才曲從其請。
於是，熙寧四年，詔罷詩賦，罷明經諸科，專以經義論策試進士，同時分置學官，教育州縣子弟，次第付諸實施。
其次，安石不當以一家私學，用自所訓釋的《三經新義》來取士，史言：
初安石訓釋《詩》《書》《周禮》。既成，頒之學官，天下號曰新義。晚居金陵，又作《字說》，多穿鑿附會，其流入於佛老，一時學者無敢不傳習。主司純用以取士，士莫得自名一說。
王氏的《三經新義》，本自有學術上的價值，但不該頒之學官，使科舉變成一種統治思想的工具。宋代士風，揣摹已成習慣，考官既不敢不以《三經新義》的解釋作衡文的唯一標準，則天下的舉子，別的書都不必看，專誦王氏章句，博取功名，但又並不了解其義。正如從前考明經科的學究，死背註疏一樣，根本談不上開明器識，培養人才。舉子既以《三經新義》為獵取功名的利器，就不再讀史，對於古今人物及時世治亂之跡，漫無知識。元豐初年，舉人試卷中竟然有「古有董仲舒，不知何代人」這樣荒謬的程文，聞者以為笑。 17 而安石暮年，也自覺悟其失敗，嘆道：「本欲變學究為秀才，不謂變秀才為學究也。」 18
安石又有《字說》二十四卷之作，笑話更多。
《字說》成書於元豐年間，但他構思歷有多年，自言「平生精力，盡於此書」。安石解釋字的形意，概照自己的意思，穿鑿附會，強為解人。殊不知中國的字體，經歷篆隸等等多少時代的變易，但憑東漢以後所存，以偏旁類次的字形，望形生義，從而取解，就不免笑話百出了。一說：
王荊公在熙寧中，作《字說》行之天下。東坡在館，一日因見而及之，曰：「丞相賾微窅窮製作，某不敢知。獨恐每每牽附，學者承風，有不勝其鑿者。姑以犇（奔）、麤（粗）二字言之，牛之體壯於鹿，鹿之行速於牛，今積三為字，而其義皆反之，何也？」荊公無以答，迄不為變。 19
而好諧謔的劉攽則更當面戲弄王安石道：「三鹿為麤，鹿不如牛；三牛為犇，牛不如鹿。謂宜三牛為麤，三鹿為犇。若難於遽改，欲令各權發遣。」權發遣者，宋時公文用語，小官驟得高缺，資歷淺不能正式任命者，皆號「權發遣」，故並謔之。 20
據傳，安石曾問蘇軾「鳩何以從九」，軾開他玩笑道：「鳲鳩在桑，其子七兮，連娘帶爺，恰是九個。」
安石說：「波者，水之皮。」蘇軾聽了，笑道：「滑者，水之骨。」 21
又一則說，荊公喜說字，客曰：「霸字何以從西？」安石說：「以西在方域主殺伐。」接著說了一大篇理由。其時另一人說：「霸從雨，不從西也。」安石又隨口答道：「為時雨之化耳。」其無定論而好強辯也如此。
所以，《東坡志林》有一則記安石想法太多，有好穿鑿的毛病，曰：
王介甫多思而喜鑿，時出一新說，已而悟其非也，則又出一說以解之，是以其學多說。嘗與劉貢父食，輟筋而問曰：「孔子不撤姜食，何也？」貢父曰：「《本草》，生薑多食損智。道非明民，將以愚之。孔子以道教人者也，故不撤姜食，所以愚之也。」介甫欣然而笑，久之，乃悟其戲己也。貢父雖戲言，然王氏之學，實大類此。
庚辰（哲宗元符三年，軾在海南）三月十一日，食姜粥甚美，嘆曰：「無怪吾愚，吾食姜多矣。」因並貢父言記之，以為後世君子一笑。
蘇軾被任為開封府推官，據說是有人忌他以小官橫議國是，欺他缺乏行政經驗，故意坑他。這話不是沒有因由，宋人矜重館職，任館職者，為國家所儲養的英才，為未來公卿賢相的後備人選，慣例是「優予廩祿，不責以吏事」。蘇軾本官「直史館」，且是館職中的高等，而現在卻將繁雜無比的首都地方行政事務，套在他的頭上，欲以困之，事實顯然。
雖然蘇軾並不在乎這些，欣然就任，但是此一出處，決定蘇軾終神宗之世，流轉在地方官的命運里，不能出頭。至於能力，他自有足夠的聰明，辦事迅捷，決斷精明，在任聲名很好。
熙寧四年（1071）正月，宮中派出中使到開封府來傳諭，要買浙江製作的元宵花燈四千餘盞。主辦單位調查了市價報上去後，續有詔令「減價收購」，於是開封府就將市上浙燈，全部「拘收」，禁止私買。
蘇軾忍不住不說話，上《諫買浙燈狀》：
……臣始聞之，驚愕不信，咨嗟累日，何者？竊為陛下惜此舉動也。……賣燈之民，例非豪戶，舉債出息，蓄之彌年。衣食之計，望此旬日。陛下為民父母，惟可添價貴買，豈可減價賤酬？此事至小，體則甚大……
他希望朝廷收回前命。目前外面有很多謠言，士人間傳說科場要改期，商人說京城將榷酒，吏憂減俸，兵憂減廩，朝廷並無其事而謠諑繁興，可見「陛下勤恤之德，未信於下，而有司聚斂之意，或形於民」。所以要請皇上凡遇游觀、苑囿、宴好、賜予之類的開支，應飭有司務從儉約。
此狀奏上，神宗從善如流，立即詔罷購買浙燈的前命。
蘇軾既蒙皇帝殿前溫諭，又聞買燈停罷，驚喜過望，北向闕廷，感動得不覺流下淚來。
「為朕深思治亂」這句琅琅玉音，整日盤旋在胸臆間，不能一時或釋。自從服滿還朝，適逢王安石推行新政，這短短的兩年間，政局擾攘，人事劇變，不僅朝局如今面目全非，而雷厲風行的新政，又儘是峻刻的剝削和聚斂，誰都可以預見生民即將遭逢空前的苦難。倘如老百姓的生存權利受到威脅，則後果就不堪設想。西蜀王小波、李順叛亂的陰影，時時從塵封的記憶中襲上心頭，作為一個有良知、有血性的知識分子，怎能不挺身而起、為民請命？
他並非不知道王安石得君之專，以及新政派壟斷一切的作風，多少元老重臣，都被迫得相率走避。宋自立國以來，言官向被尊重的傳統，也不惜因此破壞。今已台諫一空，蘇軾，他只是一個區區八品閒官，怎能拂逆巨龍的鱗甲？倘如不自量力，他將付出何等重大的代價，也是誰都明白的後果。
然而，老百姓自己沒有講話的機會。英明的神宗，求治之心過分激切，不暇冷靜思考，九重之內，聽不到千家萬戶的號哭，也看不到老百姓咬牙切齒的冤苦。蘇軾則來自田間，原是老百姓中的一分子，彼此血肉相連，痛癢關切，有一種單純而強烈的感情，對受苦受難的老百姓抱持著情不自禁的同情心，逼得他要挺身出來，「為民請命」。
蘇軾內無畏怖，外無所求，皇帝既許建言，他也不能漠視同胞們悲慘的命運，不替天下哀苦無告的老百姓，說出他們的艱難和困窮。假使因此必須要他肝腦塗地，則東漢范滂的影子在他前面，他也有這份道德勇氣承受一切，做一個偉大的悲劇英雄，毫不顧慮個人的禍福。
於是，熙寧四年（1071）二月，蘇軾撰進長達三千四百餘字的《上神宗皇帝書》。略曰：
臣之所欲言者，三言而已。願陛下結人心，厚風俗，存紀綱。
人主之所恃者，人心而已。陛下不以財用付三司，無故又創製置三司條例一司。使六七少年，日夜講求於內；使者四十餘輩，分行營幹於外。以萬乘之主而言利，以天子之宰而治財。君臣宵旰幾一年矣，而富國之功，茫如捕風，道路皆知其難。……汴水濁流，不以種稻，今欲陂而清之。一歲一淤，三歲而滿矣。真謂陛下有意興作，上糜帑廩，下奪農時，堤防一開，水失故道。雖食議者之肉，何補於民。……自古役人，必用鄉戶。今者江浙之間，數郡雇役，而欲措之天下。單丁女戶，蓋天民之窮者也，而陛下首欲役之，富有四海，忍不加恤。……青苗放錢，自昔有禁，今陛下始立成法。願請之戶，必皆孤貧不濟之人，鞭撻已急，則繼之逃亡，不還，則均及鄰保。勢有必至，異日天下恨之，國史記之曰：青苗錢自陛下始，豈不惜哉！……議者必謂：民可與樂成，難與慮始。故陛下堅執不顧，期於必行。此乃戰國貪功之人，行險僥倖之說。未及樂成，而怨已起。臣之所願陛下結人心者，此也。
臣願陛下務從道德而厚風俗，不願陛下急於有功而貪富強。愛惜風俗，如護元氣。仁祖持法至寬，德澤在人，風俗知義，故升遐之日，天下歸化。今則招來新進勇銳之人，以圖一切速成之效。多開驟進之門，使有意外之得。公卿侍從，跬步可圖。俾常調之人，舉生非望。欲望風俗之厚，豈可得者？……近歲樸拙之人愈少，巧佞之士益多。惟陛下哀之救之，以簡易為法，以清淨為心，而民德歸厚。臣之所願陛下厚風俗者，此也。
……祖宗委任台諫，許以風聞。言及乘輿，則天子改容；事關廊廟，則宰相待罪。養其銳氣，而借之重權，將以折奸臣之萌也。陛下得不上念祖宗設此官之意，下為子孫立萬世之防，朝廷紀綱，孰大於此。
……台諫所言，常隨天下公議。今者物論沸騰，怨讟交至，公議所在，亦可知矣，而相顧不發，中外失望。臣恐自茲以往，習慣成風，使台諫盡為執政私人，以致人主孤立，紀綱一廢，何事不生！萬一有小人居其間，則人主何緣知覺？臣之所願存紀綱者，此也。
三月，朝廷詔令各路監司實地考察「青苗抑配」情形，又將選擇三路試辦。蘇軾續有《再上皇帝書》，他將立條例司、遣青苗使、斂助役錢、行均輸法，四海騷動，行路怨咨的情況，譬喻為醫生用人的性命來試驗毒藥，斷言道：「今日之政，小用則小敗，大用則大敗，若力行不已，則亂亡隨之。」他說：
自古以來，國家存亡寄托在四種人的身上：一曰民，二曰軍，三曰吏，四曰士。這四種人的人心一失，足以生變，今陛下一舉而兼犯之。
一、青苗、助役法成，則農不安；均輸之令出，商賈不行。
二、並省諸軍，迫逐老病，而軍始怨。
三、內則不取謀元臣侍從，而專用新進小生；外則不責成守令監司，而專用青苗使者，多置閒局，以擯老成，而吏解體。
四、今用事者欲消進士，純取明經，雖未有成法，而小人招權，自以為功，而士始失望。
蘇軾毅然直指諂諛之人，但求逢迎，不怕欺罔，所以凡是說軍心樂於合併，百姓樂於青苗者，都是讒言，皆不可信。最後，他竟直指神宗「人皆謂陛下聖明神武，必能徙義修慝，以致太平。而近日之事，乃有文過遂非之風，此臣所以憤懣而太息不能已也」。這樣的話，在那個時代，殺頭尚有餘辜，蘇軾之奮不顧身，固然可驚，而神宗的寬容，尤不可及。
最後他以漢代末年賈充留朝而成晉氏之亂的史事，申言小人之黨難去，諷勸神宗勇決。後來事實證明蘇軾的預見，終神宗之世，儘是呂惠卿、韓維、曾布、蔡確之流，把持政柄而不能去，即使王安石亦被排擠。
蘇軾此一諫稿真跡，經宋室南渡的戰亂，仍為馮氏三代所珍藏，陸放翁題跋東坡諫草云：
天下自有公論，非愛憎異同能奪也。如東坡之論時事，豈獨天下服其忠，高其辯，使荊公見之，其有不撫膺太息者乎！……
早在蘇軾甫登進士第時，歐陽修介紹他的門人晁端彥（美叔）到興國浴室來訪，由是訂交，往來甚熟。這期間，端彥即常勸他言語謹慎，蘇軾卻說：「我性不忍事，心裡有話，如食中有蠅，非吐不可。」
還有一次，又談到這個問題，蘇軾說：「某被昭陵（英宗）擢在賢科，一時魁舊，往往為知己。皇上（神宗）賜對便殿，有所開陳，悉蒙嘉納，已而章疏屢上，雖甚剴切，亦終不怒。使某不言，誰當言者？某之所慮，不過恐朝廷殺我耳。……」
蘇軾停頓一下，等待端彥的反應，而端彥默不作聲，蘇軾浩嘆久之，續曰：「朝廷若果殺我，微命亦何足惜！只是有一件事，殺了我後，好了你。」
兩人相與大笑而起。 22
蘇軾兩上皇帝書，極論時事，即使日常與人聊天，也常譏誚時事時人。文同極不以為然，替他擔憂,每每苦口勸誡，而蘇軾不能聽從。到被出為杭州通判時，文同作送行詩，還鄭重叮嚀：
北客若來休問事，西湖雖好莫吟詩。 23
九 遭誣
神宗是個開明的英主，喜歡聽多方面的意見，所以王安石常將外來的地方官，引見皇帝，用以證見新政的成功，堅定皇帝的信心。范純仁諫勿聽信小臣之言，蘇軾有聽言太廣之諍，都是針對這個情形而發。在安石方面，當時反對新政的人太多，很擔憂這年輕的皇帝，會被眾口動搖，所以竭力勸說神宗，為人主者必須「獨斷」。有一個獨斷的君主於上，必然連帶產生「專任」的大臣於下，這是王安石鞏固新政及其領導地位的一策。
開放言論，眾謀國是，在蘇軾看來，是比什麼問題都重要的先決條件。他要揭破安石「獨斷」論的企圖，限於位卑職小，沒有辦法進言。適逢開封府考試舉人，蘇軾被派為考官，就借發策來鼓勵正論，以「晉武平吳以獨斷而克，苻堅伐晉以獨斷而亡；齊桓公專任管仲而霸，燕噲專任子之而敗。事同而功異，何也」為問。王安石看到了，認為是諷刺他，非常憤怒。
初，言官群起反對新政，數月之間，台諫一空。一日，安石獨對，向神宗進言曰：「陛下知今日所以議論紛紜之故何在？」
帝曰：「此由朕置台諫，皆非其人。」
安石說：「陛下遇群臣無術，數失事機，別置台諫官，但恐如今日措置，亦未能免其紛紛。」
於是安石薦淮南轉運使謝景溫為工部郎中兼侍御史知雜事。景溫不能得官於中朝，以妹嫁與安石之弟安禮，結為姻親，安石援以為助。
神宗又詔近臣舉薦諫官，翰林學士范鎮應詔奏舉蘇軾，可當其任。景溫深恐蘇軾這個勁敵，一旦當上諫官，必攻新政和新政派的人，遂先發制人，奏劾蘇軾前於英宗治平三年丁父憂，扶喪歸蜀時，沿途妄冒差借兵卒，並於所乘舟中，販運私鹽、蘇木和瓷器。這件劾案，詔下江淮發運湖北運使逮捕當時的篙工水師，嚴切查問，又分文六路，按問水行陸行所歷州縣，令向蘇軾曾經差借的兵夫舵工偵訊，又查知時任天章閣待制的李師中，其時，曾與蘇軾遇於中途，就要他出來作供偽證，故意將這案子，鬧得雷厲風行。
師中，字誠之，治平中自廣南還京，他曾在史館與蘇軾共事。蘇軾扶喪返蜀，師中出守鳳翔，道出江陵，曾相邂逅。師中是個光明磊落的氣節之士，豈肯為人做偽證。而各地方查問的結果，販貨的事根本子虛烏有，而所謂冒借兵卒一節，只是有幾個眉州派出來迎接新太守的兵夫，因便送蘇軾至京而已，並無冒差事實。窮治年余，毫無所得。
當景溫劾蘇案付查之初，聲勢嚴厲，似有將興大獄的模樣。范鎮上疏為蘇軾辯誣，他說：「蘇軾於治平中喪父，韓琦贈銀三百兩，歐陽修贈二百兩，軾皆辭謝不受，而現在言官劾他舟中夾帶私鹽販賣，能得多少？豈有不受贈銀而冒險私販，博取蠅頭小利之理。」 24
其時，司馬光為乞外放，入對垂拱殿，神宗問曰：「王安石素與卿善，何自疑？」
這句問話的背後，顯然有安石所說的蘇軾在幕後操縱司馬，反對新政的此一猜疑在內。司馬光就趁勢對曰：
「臣素與安石善，但自其執政，違迕甚多。今迕安石者如蘇軾輩，皆肆行詆毀，中以危法，臣不敢避削黜，但欲苟全素履。」
帝曰：「青苗有顯效。」
光對曰：「茲事天下知其非，獨安石之黨以為是耳。」
神宗說：「蘇軾非佳士，鮮于侁在遠，軾以奏稿傳之。韓琦贈銀三百兩而不受，乃販鹽及蘇木瓷器。」
光凜然對曰：「責人當察其情，軾販鬻之利，豈能及所賜之銀乎！安石素惡軾，陛下豈不知？以姻家謝景溫為鷹犬使攻之，臣焉能自保，不可不去也。且軾雖不佳，豈不賢於李定，定不服母喪，禽獸之不如，安石喜之，乃欲用為台臣，何獨惡於軾也。」
神宗果然「獨斷」不悟，「專任」安石如故。熙寧四年九月，司馬光罷知永興軍。
是年，詔開賢良方正制科，范鎮舉薦台州司戶參軍孔文仲對策，文仲策言九千餘字，力論新法不當。宋敏求定為異等，安石大怒，持請神宗御批，令以原官回任。范鎮不服，疏爭：「文仲草茅疏遠，不識忌諱，且以直言求之，而又罪之，恐為聖明之累。」疏上不報。
於是范鎮以「臣言不行，無顏復立於朝」，請求致仕。略曰：
……臣論青苗不見聽，一宜去；薦蘇軾、孔文仲，不見用，二宜去；李定避持服，遂不認母，壞人倫，逆天理，而欲以為御史，反為之罷舍人，逐台諫；王韶上書，肆意欺罔，以興造邊事，事敗則置而不問，反為之罪帥臣；不用蘇軾則掎摭其過，不悅孔文仲則遣之還任，以此二人，況彼二人，事理孰是孰非，孰得孰失，其能逃聖鑒乎？
續復極言青苗之害，指責王安石以個人的喜怒定國家的刑責，結曰：「陛下有納諫之資，大臣進拒諫之計；陛下有愛民之性，大臣用殘民之術。」疏入，安石大怒，執著這份疏狀，氣得手都發抖，就親自草制，詆斥范鎮，命以戶部侍郎致仕，凡所應得恩典，一概削去。范鎮謝表說：
願陛下集群議為耳目，以除壅蔽之奸；任老成為腹心，以養中和之福。
這話，完全針對王安石而發，天下聞而壯之。蘇軾往賀范鎮致仕，說：「公雖退，而名益重矣。」
范鎮愀然不樂道：「君子言聽計從，消患於未萌，使天下陰受其賜，無智名，無勇功，吾獨不得為此，命也。天下受其害，而吾享其名，吾何心哉！」 25
范鎮自此日與賓客賦詩飲酒，有人勸他稱病，杜門謝客，以防政治迫害，鎮曰：「死生禍福，天也。吾其如天乎！」
司馬光在永興軍，隨又乞判西京留台，屢請不報，最後一疏曰：
……臣之不才，最出群臣之下，先見不如呂誨，公直不如范純仁、程顥，敢言不如蘇軾、孔文仲，勇決不如范鎮。臣畏懦惜身，不早為陛下別白言之。軾與文仲皆疏遠小臣，乃敢不避陛下雷霆之威，安石虎狼之怒，上書對策，指陳其失，隳官獲譴，無所顧慮，此臣不如軾與文仲遠矣。
今陛下惟安石是信，附之者謂之忠良，攻之者謂之讒慝。臣今日所言，陛下之所謂讒慝者也。若臣罪與范鎮同，即乞依鎮例致仕；若罪重於鎮，或竄或誅，所不敢逃。
神宗一再挽留，而司馬光去志已堅，最後只好從其所請。既至洛陽，他就從此絕口不談時事，邀約一批史學者如劉恕、范祖禹等著手編撰歷史巨著《資治通鑑》。
被司馬光罵為禽獸不如的李定，字資深，揚州人。少年時受學於王安石，熙寧二年由孫覺推薦，以秀州軍事判官召來京師，謁諫官李常，常問曰：「君從南方來，老百姓對青苗法以為如何？」定曰：「人民稱便，皆大歡喜。」常說：「舉朝方共爭此事，君莫作此言。」李定往見安石，告知此事，並說：「定但知據實說話，不知京師乃不許說。」
安石聞言大喜，將他引見神宗。帝不次拔擢，命以定知諫院，宰相說：「前無選人除諫官之例。」遂拜權監察御史里行，陳襄奏彈不得，宋敏求以其資格不合，封還詞頭，翌日自行辭職。依次輪值李大臨、蘇頌，相繼封還，拒不撰告，如此更奏更下，一直換到第七個人，才得通過，而宋、李、蘇三人，坐「累格詔命」的罪名，同時落職。馬永卿《元城語錄》載：「此乃祖宗德澤，百餘年養成風俗，公論之不為屈如是，齊太史崔杼弒君，殺三人而執筆如初，何異。」
御史陳薦繼起奏劾李定前為涇縣主簿時，聞母仇氏死，匿不服喪。詔下淮浙轉運使問狀，還奏：「李定以父年老，求歸侍養，不雲持所生母服。」定自信：「實不知為仇所生，故疑不敢服。」蓋其生母早為其父所出而改嫁。
宰相曾公亮請飭追服，安石力主不必，且罷陳薦的御史職，改官李定為崇政殿說書，而御史林旦、薛昌朝、范育復言：「李定不孝之人，不宜居勸講之地。」並且辭侵安石。李定不能自安，求解職，乃以為集賢校理、檢正中書吏房公事。 26
李定不服出母之喪，到底不是大逆不道的罪行，而全台總攻，滿朝訛議者，不過是借李定以反對王安石而已。
恰巧這時候，長安大尹錢明逸奏報：有個從前做過知廣德軍的朱壽昌，揚州天長人，生七歲，其父朱巽為長安太守時，出其所生母劉氏另嫁，母子不相聞問者五十年，壽昌宦遊四方，多方尋母不得。熙寧三年，與家人訣別，棄官入秦，斷葷茹素，刺血寫經，沿途散布，祈有遇合，行次同州，果獲重逢，其時劉氏已經七十多歲了。 27
神宗以為至孝，召壽昌赴闕，時適群攻李定不服母喪的熱潮中，安石甚忌壽昌，但付審官院，使授河中府通判，希望他趕快走而已。
這更激起士大夫間的倫常正義之感，紛紛作詩褒揚朱壽昌的孝行，居然匯印成書。蘇軾後亦作賀壽昌得母詩，曰：
嗟君七歲知念母，憐君壯大心愈苦。
羨君臨老得相逢，喜極無言淚如雨。
…………
這首詩里，通篇稱揚朱壽昌的孝行，其中只有「此事今無古或聞」及「西河郡守誰復譏」兩句 28 ，被人附會為譏刺安石袒護不孝之人，因此結怨李定，導生後來的詩獄，其實非是，那是黨爭之禍，並非私怨。
謝景溫劾奏蘇軾一案，也是當時政爭中的一件大事。其中，御史風聞言事，可以不負責任，而橫遭誣陷的蘇軾，則無反證足以自明，只好靜待偵查，待到查無實據，他就乞請外調。
神宗批出：「與知州差遣。」中書認為不可，擬令通判潁州。神宗又再改批：「通判杭州。」
蘇軾自簽判鳳翔至今，已經十年，屢經「磨勘」遷官，現為監官告院兼判尚書祠部，位僅次於侍郎，已足夠知州的資格了。何況他又望重士林，名滿天下，但是中書硬要壓抑，神宗也只好指個東南第一大都會的美缺給他。
宋為防止地方割據，以文人出守列郡，自下湖南，復置通判，由中朝直接選派京朝官擔任此職，一切公事須經通判聯署，才能生效，目的在以通判牽制知州，削弱地方首長的權力，以免尾大不掉。
這個制度，卻產生另一流弊，即知州與通判經常發生摩擦，如歐陽修《歸田錄》言：
國朝自下湖南，始置諸州通判，既非副貳，又非屬官。故嘗與知州爭權，每雲我是監郡，朝廷使我監汝，舉動為其所制。太祖聞而患之，下詔書戒勵，使與長吏協和，凡文書非與長吏同簽書者，所在不得承受施行，自此遂稍稍戢。然至今州郡往往與通判不和。
往時有錢昆少卿者，家世餘杭人也。杭人嗜蟹，昆嘗求補外郡，人問其所欲何州，昆曰：「但得有螃蟹無通判處則可矣。」至今士人以為口實。
這一兩年來，朝中耆老和反對新法的朋友，一個一個地離京遠去，失意京華的蘇軾覺得送行者比遠行人還要難堪，他對錢藻說：「子行得所願，愴恨居者情。」送呂希道知和州說：「年年送人作太守，坐受塵土堆胸腸。……我生本是便江海，忍恥未去猶彷徨。」環顧四周，越來越覺得孤獨難耐。
「交朋翩翩去略盡，惟吾與子猶彷徨。」館閣同事秘書丞劉恕（道原），是最後一個僅留的朋友，忽然聽得他已向朝廷乞准回鄉省親，行有期矣，蘇軾心裡更是難過。
劉恕，字道原，筠州人，家居廬山之下，為當代第一流的史學家，上下數千年間的史事，可坐而問，娓娓而談，如數家珍。恕與安石有舊，安石執政，有意邀請劉恕到三司條例司去幫忙，恕說：「天子付公大政，正宜恢弘堯舜之道，不應以利為先。」說他自己不懂經濟事務，一口回絕了。
當時王安石權傾天下，誰也不敢在他面前這樣說話。道原不但說了，後又條陳新政之不合眾心者，貽書勸請復舊，在稠人廣座中，即使當著安石門生的面，也毫不為他忌諱，痛論時政得失，甚至覿面指摘安石的錯誤，氣得安石臉色發青。後來他們就斷絕了往來。
劉恕將行，蘇軾作《送劉道原歸覲南康》詩，因為劉是史學家，遂牽連想起一輩歷史人物，借來發泄心裡的悲憤。如言：「孔融不肯下曹操，汲黯本自輕張湯。雖無尺棰與寸刃，口吻排擊含風霜。」以孔融、汲黯比劉恕，以曹操、張湯比安石，而十分稱賞道原那種知識分子所僅有的勁氣，徒手搏虎的勇敢。
道原曾說那班得意忘形的新政人物，恰如喝醉了酒的狂人在手舞足蹈，不過引人發笑而已，故詩曰：「自言靜中閱世俗，有似不飲觀酒狂。衣巾狼藉又屢舞，傍人大笑供千場。」
十 惘惘出都
蘇軾幸已逃過謝景溫誣告這一關，出為杭州通判。離京在即，回首從政以來，忽已十年，當初一心以為參加了匡時濟世的大事業，不料自少至長，努力追求的政治生活，竟如兒戲一般荒謬，幻滅的悲哀，令他惘然若失。
人生真有命運這樣東西，擋在前面，引領人懵懂前行嗎？儘管有人不肯承認它，以為人自有力主宰一切，不幸有更多的經驗事實，使人們不得不承認：人，實在很脆弱，常被命運所捉弄。
蘇軾未第制科以前，聲名先已上達九重，初次詣闕陛見，英宗皇帝即欲破格擢用為知制誥那樣的御前重職，宰相韓琦提到「館職必先試而後用」的規例，英宗還說：「不知能與不能，才要考試。如軾者，有所不能耶！」君主的信任達到如此深切的地步，不能不說是罕見的異數。然而，誰能想到英宗會那麼短命，還來不及用他就已崩殂。
神宗是個對文字很挑剔的君主，他先已喜歡蘇軾的文章，初次召見，聽了他那明快的議論，認為足以破疑解惑，即欲拔置左右，委為修注官。無奈格於王安石的反對，以後又屢在御前謗毀他不是個純正的學者，終以謝景溫的誣告，逼得蘇軾只好自請外放。
士人從仕，能得人主的知遇，該是多不容易的造化，而蘇軾是既得其「知」，而無其「遇」。
熙寧四年（1071）七月，蘇軾挈帶一家大小——繼室閏之夫人、髮妻所生現已十三歲的長子蘇邁、去年新生的次子迨等，乘舟出都。先到陳州去謁候張方平，與在陳州做學官的弟弟蘇轍晤聚。
船中無事，做了八首小詩，其中有一首說：
鳥樂忘罝罦，魚樂忘鉤餌。
何必擇所安，滔滔天下是。
剛從政治羅網裡脫逃出來的蘇軾，一出都城，便覺天地遼闊，心想另求一個安身之地，應該不難，實在覺得沒有違心背性，非要做官不可的道理。
陳州城北有個柳湖，是當地的一大名勝。湖邊古柳萬株，樹皆合抱，南山老松，蛟龍蟠屈，蘇轍曾有《柳湖感物》之作。
蘇轍詩鄙薄柳花的浮浪而愛松性的堅實，這見解很合乎他的個性。但是老兄以為不然，和詩說：「子今憔悴眾所棄，驅馬獨出無往還。惟有柳湖萬株柳，清蔭與子供朝昏。」這樣的好友，為何要譏評它？何況宇宙萬物，四時各有盛衰，南山孤松如壓在雪底，即使「抱凍不死」，人家看不到，它也無法表顯於世，還有誰來讚揚它呢？蘇軾今日自有這個感慨：物各有遇有不遇，但是千萬不能被埋沒。
蘇軾在陳州弟家，盤桓了七十多天。張方平因反對新法，於熙寧三年正月出判應天府而至陳州，哪知陳州的監司官，現在也都換了一班新進的後生，趨時興利，道不相謀，方平說：「吾衰矣，雅不能事少年，不如歸去，以全吾志。」遂向朝廷再三要請以南京留台名義告了老。蘇軾作《送張安道赴南都留台》詩說：「我亦世味薄，因循鬢生絲。出處良細事，從公當有時。」
在陳州初遇張耒。耒字文潛，淮陰人，其時方從蘇轍問學，所以起初別人都說他是「少公之客」。他的詩，學白樂天，務為自然平淡，尤精絕句，如《偶題》云：「相逢記得畫橋頭，花似精神柳似柔。莫謂無情即無語，春風傳意水傳愁。」蘇軾稱之曰：「文潛容衍靖深，獨若不得已於書者。」至元祐中，蘇軾在翰林，薦耒出任館職，始為東坡門下四學士之一。
九月間，兄弟相偕同往潁州，晉謁致仕後閒居里第的歐陽老師。
歐陽修文章風節，負天下重望，但於英宗治平年間朝廷「濮議」中，被呂誨、彭思永攻擊得灰頭土臉。平生提攜後進，不遺餘力，但被門生蔣之奇造作「帷薄不修」 29 的蜚語，連遭污衊，意冷心灰。自治平四年出知亳州後，就接二連三以體弱多病為辭，自請退休。到調知蔡州時，更是決心求去，門人蔡承禧勸他道：「公德望為朝廷所重，未及引年（規定告老的年紀），豈容遽去？」歐陽修嘆道：「某平生名節，為後生描摹殆盡。惟有速退以全節，豈能更待驅逐乎！」
北宋士大夫間的風氣，敗壞到這個地步，也是蘇軾所意想不到的現實。歐陽修一生更歷憂患，精力早衰，他的頭髮完全白了，終年牙痛，已經脫落了好幾個，兩耳重聽，本來是深度的近視眼，這時候，幾已接近失明了，僅辨黑白而已。最嚴重的是患有多年的消渴疾，即今之糖尿病，時發時愈，全身肌肉消瘦，自言「弱脛零丁，兀如枯木」，以致步履維艱，更形衰老。
蘇軾認為歐陽的年紀還不算太老，身體之所以壞到這個地步，顯然是憂勞過度之故，只看自己還只三十六歲，頭上已生白髮，憂勞傷身，真不值得。《潁州初別子由詩》說：「……我生如飛蓬。多憂發早白，不見六一翁。」
唐詩以抒寫感情為主，幾已寫盡人類情緒上各種隱微曲折的變化，窮極工致，後人很難在這上面更有超越的成就。而宋代的散文非常發達，宋人就以鍛煉文章的方法，用之為「知性之詩」，別闢途徑，與唐詩爭勝。所以，中國詩史中，詠物詩為宋人的特色。
歐陽修的《日本刀歌》，又是宋人詠物詩中的代表之作，自己是此中高手，這次卻出個難題給蘇軾，要他為所珍藏的石屏風賦一首詩，於是便有《歐陽少師令賦所蓄石屏》詩：
何人遺公石屏風，上有水墨希微蹤。
不畫長林與巨植，獨畫峨眉山西雪嶺上萬歲不老之孤松。
崖崩澗絕可望不可到，孤煙落日相溟濛。
含風偃蹇得真態，刻畫始信天有工。
我恐畢宏、韋偃死葬虢山下，骨可朽爛心難窮。
神機巧思無所發，化為煙霏淪石中。
古來畫師非俗士，摹寫物象略與詩人同。
願公作詩慰不遇，無使二子含憤泣幽宮。
物，本是「死」的東西，要將它寫「活」，實在不大容易。蘇軾早年在鳳翔時，寫過一首《石鼓歌》，將歷代文字流變間的人物，一一引進詩中，便將活潑潑的生命賦予了死的石鼓，後世評者認為勝於韓愈的舊作。
石屏風這個題材，更是平凡，不過石上有紋，頗似松影而已。蘇軾運用其豐富的想像力，聯想出兩個畫松的古人，因這兩個畫家生前不遇，想像這塊石上的松影，定是這畢、韋二人，含憤地下的精氣，淪入石中所形成的畫面。經此點染，便在這本是「塊然一物」的石屏風裡，添入了畫師的靈魂，寫成一篇非常生動的好詩。難怪歐陽為之大樂。
歐陽修雖然鬚髮盡白，滿身疾病，但據蘇軾說，氣色甚好，談鋒還是很健。蘇軾勸老師道：「已將壽夭付天公，彼徒辛苦吾差樂。」那些當權的人，只有辛苦，哪裡能如老師這樣自由自在的快活，這是安慰老人的話，但也想不到未及一年，歐陽便在潁州謝世。
兄弟倆在潁州歐陽家住了二十天後，於此分手，在蘇軾的感覺中，認為相較以前三次分別，此次滋味特別酸冷。
兄弟兩人，雖然一樣的不得意，但是蘇轍走得早，毛羽未傷，所以蘇軾稱之曰：「至今天下士，去莫如子猛。」
蘇軾自嗟臨事如病熱狂，不能節制進退，現在則像一個喝醉酒的人，摔了一個大跟頭，幸而沒有受傷，倒也嚇醒了迷夢。《潁州初別子由》詩里，寫盡只有兄弟二人自己才能體會的人生失意的哀傷。
蘇軾自潁入淮，再過泗州時，記得五年前扶喪回蜀，在此遇到逆風，三日不能開航，船上人勸他向僧伽靈塔禱告，果有應驗。蘇軾認為只是「巧合」，大公無私的神明，何分厚薄，而做禱告的人，都只為了私自的方便。耕田的農夫希望下雨，而割草的人卻要天晴，去舟要順風，來船便將抱怨，假使人人都要禱告得稱心如意，這神明豈不太難做了。
這次情形不同當年，萬一再遭逆風，蘇軾決定不再求神，悵然道：
今我身世兩悠悠，去無所逐來無戀。
得行固願留不惡，每到有求神亦倦。
…………
行至龜山（今江蘇盱眙），詩曰：
我生飄蕩去何求，再過龜山歲五周。
身行萬里半天下，僧臥一庵初白頭。
…………
蘇軾從中國西南的邊城眉山出來，而今將往東南的海濱，已經走盡了半個中國的一條直徑，如此奔波勞碌，真還不知所為何來。
在泗州與一舊識的庵僧重逢，別來不過五年，但卻發現他的頭上也有白髮了。時間是造物主之極大的公平，無分貴賤，無分勞逸，到時候都將同樣老去，奔走道路的勞人和閒臥庵中的和尚既然一樣，則又何苦如此「徒勞」。
蘇軾離京時，還是秋暑難當的七月，一路盤桓，直到十一月二十八日，始抵杭州，途程幾已半年。
杭州府衙，設於鳳凰山之右麓，依山興建，府廨左右，分設通判南廳北廳各一所，另一通判魯有開住南廳，蘇軾便居北廳。
住入官邸後，依照俗例，要祭灶，要請四鄰吃酒，乃作絕句兩首，代柬寄陳州蘇轍：
眼看時事力難勝，貪戀君恩退未能。
遲鈍終須投劾去，使君何日換聾丞。
聖明寬大許全身，衰病摧頹自畏人。
莫上岡頭苦相望，吾方祭灶請比鄰。
1 杜甫《秋雨嘆》共三首，胡仔《苕溪漁隱叢話》認為東坡書於馬夢得齋壁者，必為「雨中百草」之第一章。以其感慨最深，故今夢得決心辭去學官而浪跡江湖，今據此。
2 「九有之師」，言秦軍之壯大。上蔡公子為李斯，斯將就刑，顧謂次子曰：「吾欲與若復牽黃犬，俱出上蔡東門逐狡兔，豈可得乎？」（《史記》)
3 本集：《四菩薩閣記》。
4 本集：《亡妻王氏墓志銘》。
5 本集：《記先夫人不發宿藏》。
6 〔宋〕曾慥：《高齋漫錄》。
7 本集：《書文與可墨竹詩敘》。
8 〔宋〕李廌：《師友談記》。
9 本集：《四菩薩閣記》。
10 〔宋〕王銍：《默記》。
11 堂除差遣：又稱「堂差」或「堂選」。宋制，京官選人一般由吏部選差，其有特殊功勳則由政事堂（中書門下）直接奏注差遣，堂差較候選於吏部為速。
12 〔清〕畢沅：《續資治通鑑》。
13 〔明〕薛應旂：《宋元通鑑》。
14 〔宋〕王稱：《東都事略》。
15 〔宋〕釋惠洪：《冷齋夜話》。
16 〔宋〕朱弁：《曲洧舊聞》。
17 〔宋〕朱弁：《曲洧舊聞》。
18 〔宋〕陳師道：《後山叢話》。
19 〔宋〕岳珂：《桯史》。
20 〔宋〕邵博：《聞見後錄》。
21 〔宋〕羅大經：《鶴林玉露》。
22 〔宋〕朱弁：《曲洧舊聞》。
23 〔宋〕葉夢得：《石林詩話》。
24 〔宋〕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
25 本集：《范景仁墓志銘》。
26 〔宋〕葉夢得：《石林燕語》。
27 〔宋〕邵博：《聞見後錄》。
28 西河郡守暗指李定。《史記·吳起傳》：吳起出衛郭門，與其母訣，齧臂而盟曰：「起不為卿相，不復入衛。」頃之，其母死，起終不歸，後仕衛為西河守。
29 蔣之奇誣歐陽修與自家的甥女通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