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東坡新傳 · 第一章 食蓼少年
東坡詩：「少年辛苦真食蓼，老境清閒如啖蔗。」
一 蜀道難
蜀，位居中國之西南邊陲，四境皆被崇山峻岭所圍繞，中間一大盆地。境內舊有岷、瀘、雒、巴四大河流，所以又稱四川 1 。
蜀與中原的交通，陸路須出秦川（陝西），川陝之間，峻岭連雲，山深岩密，絕無通路。照李白說，只有陝西郿縣（今眉縣）太白山的層層峰巒間，才有一道缺口，也只有飛鳥可度，而人跡不至：
噫吁嚱，危乎高哉！蜀道之難，難於上青天！
蠶叢及魚鳧，開國何茫然。爾來四萬八千歲，不與秦塞通人煙。
西當太白有鳥道，可以橫絕峨眉巔。 2
春秋戰國時代，蜀人始通中國。《華陽國志》傳說，秦惠王知蜀王好色，許嫁五女於蜀，蜀王派遣五丁開山往迎，還到梓潼，見一大蛇行入山穴，一人攬其尾想要拉它出來，力不能勝，於是，五個力士一起來拉，大聲呼叫，山崩石裂。五丁、秦五女和所有士卒，全被山石壓死了——正因為當初這項開山工程，使人不能相信是人力所能達成的鬼斧神工，所以才有這類似神話的「五丁開山」的傳說。但賴以通蜀的山間棧道，也從這個時期就傍山架木地建起來了，李白詩說：「地崩山摧壯士死，然後天梯石棧相鉤連。」
天梯石棧雖然是架起來了，但是遲至唐朝李白的眼中，蜀道之難，依然難於登天。黃鶴飛不過去，猿猴也愁攀援不上；青泥嶺懸崖萬仞，滿山雲雨，百步九折，一路泥淖；山深處，景象肅殺，鳥號古木，子規夜啼，眼前儘是無窮的連峰疊嶂，高與天齊，枯松倒掛絕壁，飛瀑轉石雷鳴。李白嘆道：「其險也如此，嗟爾遠道之人胡為乎來哉！」
崢嶸崔嵬的劍門關，聳立於大小劍山的連峰絕壁之間，飛閣通衢，綿亘一百多公里的插天峭壁，有所謂「一夫當關，萬夫莫開」的形勢。這大自然生成的要塞，天下大亂時，卻成為西蜀賴以偏安的天險。
自古以來，代有英雄人物，在中原這片大地上，龍戰千年，殺人盈野，蜀人幸有四境高山，衛護中間這一方安和樂土。肥沃的成都平原，從不缺乏糧食，紡織業非常發達，錦江澄明的水流，洗濯出聞名天下的蜀錦，山崖和鄉野盛產茶鹽，物產如此富饒，人人都能豐衣足食。經濟上一有自給的滿足，蜀人隱然自視為中原以外的獨立王國，愛好和平和自己的鄉土，無人願意背井離鄉，到陌生地方去闖天下。
不幸的是，角逐中原、開疆拓土的英雄們，不是難於登天的蜀道、萬夫莫開的劍門所能阻擋得了的。秦漢之際，劉邦屯兵漢中，就曾以聲東擊西的謀略，「明修棧道，暗度陳倉」而征服了西蜀；三國時代，蜀漢的諸葛亮，就因為據有了富饒的四川，才能六出祁山，爭勝天下。
大唐隆盛之世，突然於天寶十四載發生安史之亂，玄宗被安祿山的叛軍追迫，一路西向逃亡，途次馬嵬驛，在兵變的脅迫下，忍痛賜死楊貴妃後，就冒險進入山嶽重疊、雲煙萬里的蜀道，而西狩劍南。從此以後，四川這塊安和樂土，便被捲入時世的浪潮中，衝擊動盪，不再能夠保持像從前一樣的單純和寧靜了。
安史亂平後，唐朝元氣大傷，統治力量逐漸衰退，全國各地，盜賊蜂起，凡是擁有武力的藩鎮，莫不割據為雄，強者且圖問鼎中原，天下大亂。屢試不第的黃巢乘機秘密結社，造起反來。黃巢勢力迅速膨脹，攻陷潼關不久，就占領了首都長安，國號「大齊」，自己做起皇帝來了。
當叛亂的烽火延燒到京師，即將逼近宮門時，惶恐中的僖宗皇帝，想起玄宗曾經幸蜀，認為這個四境崇山的盆地，是個理想的避難之所，於是決定車駕入蜀。世亂的壓迫，使蒙塵的帝室、落魄的長安貴族和貴族附庸的文化人，都不得不身向艱難的蜀道挑戰，大批大批地到了四川。
這時候，有個販私鹽、盜家畜，人稱「賊王八」的草莽英雄王建，趁此機會，起兵勤王，以討伐黃巢為名，衛護流亡中的僖宗皇帝進了西蜀。後論功行賞，便被任命為蜀中某一地方的長官。王建雖是草莽出身，卻頗具有雄心，在這個小地盤上，積極擴充自己的實力，兼併弱小，坐大勢力，到大唐帝國的命運終歸滅亡時，他便占領整個四川，自己建起獨立王國來了——是為「前蜀」，時當公元907年。
李白形容西北通秦州的蜀道，比登天還難，而東南向另一條發源於岷山的長江水系，通往江南的水路，也並不容易。自夔州以下，即是一路連續的瞿塘峽、巫峽和西陵峽的三峽之險，兩岸一望無盡的層巒峭壁，密夾江流，水隨山轉，山壁阻擋水勢，激起萬頃風波，洶湧搏鬥，還有一段崩山的裂石，暗藏水中，誰碰著它，立刻舟覆人亡。這一條遞長七百里的峽路，同樣是旅人的畏途。
然而世上的事情，沒有絕對的利弊。承平時固然交通不便，但當天下動亂的時候，蜀也靠這高山和急流，排除了外來禍害的波及，得以在殺聲震天、哀鴻遍野的中原之外，自成世外桃源，作為避難者的天堂。
五代十國，實是唐代藩鎮之禍的延續，大江南北各地，全由節鎮割據，各自獨立稱王，大吃小，強凌弱，此分彼合，交戰不休。在這個戰亂頻仍的黑暗時期里，王建所統治的前蜀，恰是一個遺世獨立，最平靖、最安謐的樂土。中原大戶，為了保全身家性命，寧願冒著蜀道的險難，搬到四川來寄寓，帶來多年積儲的財富和歷世收藏的文物。王建雖然是粗人，但他懂得利用這個機會，優與容納這批外來的高級難民，他們帶來的大批金帛和物資，充實了西蜀的地方財力，使它意外迅速地繁榮了起來。避難入蜀的舊官僚和失去寄託的文化人、藝術家、詩人甚至禪僧，一例受到王建的優遇，這些人原來都是中原上層社會裡的中堅分子，他們將唐代最成熟最高等的長安文化帶進西蜀來，於是中原的生活風習、禮樂文物，廣被蜀人吸收，到中原社會被數十年間無情的戰火摧毀殆盡時，反倒要蜀境內所保存的傳統文化來反饋中原了。
王建的前蜀，歷二主，二十三年，被中原國家的後唐所滅，但又遭後唐委派治蜀的軍人孟知祥叛離而獨立，是為「後蜀」，後蜀亦歷二主，三十三年。
前後蜀近六十年間，王、孟兩家的統治，誅求算不得十分苛酷，以千萬人的血汗奉事一家一姓而已。只要沒有戰爭，沒有社會動亂，這一段中國歷史上相當黑暗的時期中，也只有西蜀獨能保持一個平穩的時世。
這段獨立時期，四川生產的物質，一絲一粒都不必輸送中央，無數金帛和珍寶雖然積聚於蜀宮，但總還算是蜀境內的藏富。蜀宮的生活無論怎麼豪奢，甚至荒唐到連溺器都用黃金鑄造，七寶鑲嵌。然而一人之奉，畢竟有限，老百姓忍辱負重慣了，生活欲望非常低微，只要日子過得平安，農人能安分守己地耕作田野，商人能順順噹噹做生意，他們就可以從節儉中過他們卑微的生活，從卑微的生活中獲得滿足。
二 宋之平蜀
宋太祖以陳橋驛兵變，而黃袍加身，得有天下，也因此覺察到軍人操政的危險，隨後就有「杯酒釋兵權」那樣戲劇性的成功。待到中央政治部署稍有頭緒，他就分兵逐一收拾南方諸國，先平荊南，次平蜀，再次南漢和南唐（時貶號江南），漸次敉平，統一中國。
平蜀戰事，發動於太祖乾德二年（964），以王全斌為西川行營都部署，劉光義、崔彥進為副，將步騎六萬，分由鳳州、歸州兩路走棧道和揚子江三峽之險，進軍西蜀。
蜀王孟昶信用近臣王昭遠、韓保正輩素不知兵的人統軍禦敵，其敗亡的命運，不卜可知。劍門關天險一失，蜀主惶駭無計，但言：「吾父子以豐衣美食養士四十年，及遇故，不能為吾東向發一矢！」終至無兵可用，只得修表投降。宋軍自汴京發兵，到接受孟昶投降，前後只費六十六天，得州四十五，縣一百九十八。
宋為徹底矯正前代藩鎮的弊害，採取絕對的中央集權制，不使地方掌握兵力，不使地方留存余財，所以一經征服西蜀，首先即將蜀宮中滿庫的金帛珍寶，全部沒收，特別編組一個輸送隊，一車一車地載離蜀土，輸往汴京。這大批的資財，固然是取之於蜀宮內庫，但也是六七十年間從四川老百姓頭上搜括來的地方財富，蜀人眼看它們運離本土，不能沒有被征服的屈辱和憤怒。
勝利的將軍們，更擺出一副征服者為所欲為的姿態，他們在成都，整日整夜地舉行盛大宴會，征歌選色，縱酒狂歡，毫無顧忌地放浪聲色，再也不管軍務，任令部下搶掠財物，霸占婦女。蜀人屈服在宋軍的淫威下，積憤難平。曹彬屢請主帥王全斌班師回京，而全斌等則貪戀成都的享受，不予理會。唐代有「揚一益二」的說法，認為全國城市的繁榮，揚州為天下第一，益州（成都）第二，所以這批將軍們就樂不思歸了。
皇帝下詔調遣蜀兵赴京，這是預防蜀人作亂的釜底抽薪之計，然而蜀兵豈能甘心離鄉背井，任人擺布。王全斌又不知輕重，既已縱令部曲對蜀兵百般侵凌，又剋扣他們的行裝旅費，這些土著兵士就滿懷怨憤，密謀反叛。
乾德三年三月，軍行至綿州，他們就公開造起反來了，搶奪綿州附近的城邑，號召民眾，一時集聚者達十餘萬人，自號「興國軍」，推舉蜀文州的刺史全師雄為統帥，率眾攻彭州。全師雄自稱「興國大王」，開幕府，設官置署，派節帥二十餘人，分據要害，兩川的老百姓群起附和，聲勢日盛。王全斌派兵進剿，屢屢落敗，師雄揚言要反攻成都，邛、蜀、眉、雅、果、遂、渝、合、資、簡等十六州及成都屬鄉都紛紛起兵響應，蜀人抗宋的武裝革命，一時如火如荼。
其時，成都城裡還剩有遣余的蜀兵二萬七千人，全斌怕他們會裡應外合，與部將合謀，將他們騙入夾城中，一起殺了。這種殺戮降卒的暴行，更令蜀人髮指。
宋太祖得知蜀亂，立即派遣大軍增援，費上一年時間，免不掉又一場血腥的屠殺，才告敉平。
變亂固然得以絕對優勢的軍事力量加以消滅，但是，宋太祖的中央政權，卻也從此失掉了西蜀的民心。
宋朝統治下的子民，負擔是非常沉重的。正常的賦稅之外，有各種名目附加的苛捐雜稅，每個人頭上都須擔負身丁錢，另外還有徭役和攤派，農民終年耕稼，還得不到一個溫飽。前後蜀時代，老百姓繳付的捐稅，總算取之於蜀，用之於蜀。現在則完全納入宋朝中央歲入系統里去，蜀人不再得到分潤，這和初平西蜀時，將孟氏庫藏悉數輸往京師，同樣刺激蜀人。
更甚者，宋在西蜀實施專賣制度，四川重要的出產，如茶、馬、鹽，都由政府定價收購，人民不得自由買賣。今天以十千買進，明日即以十三千賣出，「比至歲終，收益不可勝算，豈止三分而已」。而且天下茶法皆通，只有蜀中獨行「禁榷」（專賣），茶農鹽民和養馬戶所遭受的剝削，一樣苛酷，幾乎無以存活。不但如此，甚至如當地名產「蜀錦」，也由政府設置專門機構，統制產銷，擴而至於所有織物，都禁止人民自由買賣。朝廷所派官吏將地方富源一手攫盡，實施如此絕對的經濟壓榨政策，西蜀老百姓的生存機會已遭嚴重威脅，怎能不對宋朝抱著非常強烈的反感？
官員利用地方豪強、土霸加強他們的統治，所以只有豪強土霸才能勾結官府，糶賤販賣，投機取利，這種霸占性的剝削與侵權，深刻到令人難以置信的地步，並且因此形成社會上貧富不均之尖銳對立，這一股怨恨，當然又歸結到政府頭上。
宋朝橫暴的武力統治和苛酷的經濟壓榨，交相為用，使西蜀的老百姓困苦不堪。平蜀後三十年，即宋太宗淳化四年（993）春，終於發生了以王小波、李順為首的武力反抗。
宋人王辟之的《澠水燕談錄》記此起義的緣由，非常扼要：
本朝王小波、李順、王均輩嘯聚西蜀，蓋朝廷初平孟氏，蜀之帑藏盡歸京師。其後言利者爭述功利，置博易務，禁私市，商賈不行，蜀民不足。故小波得以激怒其人曰：「吾疾貧富不均，今為汝均之。」貧者附之益眾。
王小波，眉州青神縣的一個農民而已，乘著這個痛苦的時勢，喊出眾民心中的一個口號，就將飢餓線上十萬貧民集合攏來，揭竿起事，攻青神，掠彭山，他們抓到彭山縣的縣令，公開將他的肚皮剖開，拿大把大把的銅錢裝進他的肚皮里去，說他平日愛錢，現在給他。這個樣子的懲貪辦法，頗具戲劇性的刺激作用，民心大快，青、彭附近城鄉，紛紛起來響應。
是年年底，王小波病創死，眾人推戴他的妻弟李順做統帥，略州奪縣，所向無敵，到攻陷邛州時，他們已有幾十萬人了。
義軍勢力發展得非常快速。淳化五年正月，李順攻陷漢州，跟著就攻克四川的心臟——成都，於是他便自號「大蜀王」，四出攻城略地，全蜀動搖。
宋太祖派宦官王繼恩為兩川招安使，分兵進討，擊破李順大軍，斬首三萬級，殺的都是蜀人，五月收復成都，俘虜李順。王繼恩勝利後，作風與王全斌如出一轍，貪戀成都的享受，專務飲博，頓師不進，任令他的部下姦淫婦女，剽掠財物，有如凶神惡煞，因此殘餘的民眾革命運動，此起彼落，一直不能肅清。到至道年間，復有張余之亂，迫得太宗皇帝下罪己詔曰：「朕委任非當，燭理不明，致彼親民之官，不以惠和為政，管榷之吏，惟用刻削為功，撓我蒸民，起為狂寇……」
但是，後任官吏，競喜功利，聚斂如故。真宗咸平三年（1000），益州戍卒推王均為首，再度反抗，建號「大蜀」，改元「順化」。官軍發兵反攻，王均撤橋塞門，堅守不出，官軍挖掘地道入城，王均率領黨徒突圍而逃，官軍疑有埋伏，縱火焚城，翌日將曾在王均手下任職的數百人，集體燒死，時人為呼冤酷。
自宋收蜀至平定王均之亂，蜀人經歷了三十六年不停的戰爭，三十六年的焚燒劫掠，元氣大傷，再也沒有從前那樣的好日子了。這一段歷史背景，距蘇軾之生亦不過三十餘年，他自然有非常深刻的印象。
西蜀特殊的地理環境，使蜀人自有獨立天地的思想，進而化為熱烈的鄉土之戀。蘇軾筆下，時常流露濃厚的鄉愁，懷鄉之作，俯拾皆是。
蜀人擅辭辯而好論理，堅強獨立，不認為世上有所謂權威存在。宋人岳珂《桯史》說：「蜀士尚流品，不以勢詘。」所以蘇軾從政，每每站在當權派的反對立場，奮不顧身地為事理爭論。王安石當政，炙手可熱，蘇軾反對新法病民，更反對他的獨裁作風；司馬光主國政，蘇軾因恢復差役一案，為民爭命，不惜獲罪於相國之門，充分表現蜀人不向權勢低頭，富有政治勇氣的地方性格。
荊公變法，最大目的要為國家救窮，在實施上不免急功近利，而疏於恤民。王小波、李順起事的成因，在蘇軾心中存有非常的警惕，所以當他目睹小民在新法的搜括政策下呻吟時，心所謂危，便不顧一切，發為激烈的言論，而貽患自己。
宋人治蜀，一直採取高壓政策，蜀人普遍懷有反抗心理，形成不合作的態度。史書說蜀人不好出仕。事實上，北宋時期，七十二位宰相中，籍屬西蜀者只有四人，開國之初，太祖、太宗兩朝，副相以上的高官，更無一個蜀人在內。
蘇軾兄弟因農村破產，家業凋零，而不得不出仕，但初至京師，尚在應試階段，即已思想及早退休還鄉，尋求夜雨對床之樂，所謂「未入仕版，已懷歸志」。這也是地方性格的表現，與一般人的淡泊不盡相同。
事實上，北宋政壇，對蜀人確也懷有偏見。蘇軾以崇高的文學聲望而獲得政治地位，但從政四十年，官止於文學侍從之臣，從未操持實際政柄，每當位近公輔之選時，言官們便大聲警告：「不能用他為宰輔。」蘇軾甫登執政，朝中便興起一片「蜀人太盛」的議論。雖然有人為蘇軾加上一頂「蜀派」領袖的高帽子，倒是宣仁太皇太后了解他們，簾前溫諭曰：「老身知道，你兄弟在朝，自來孤立。」
魏泰《東軒筆錄》：「自王均、李順之亂後，凡官於蜀者，多不挈家以行，至今成都猶有此禁。張詠知益州，單騎赴任……」蓋為這地方蘊藏著反政府的情緒，恐怕會發生不測的危險。慶曆以後，這種緊張的情形，稍稍鬆弛，但是一般士大夫對蜀人的歧視，並未完全消泯。
蘇軾四十年的政治生活中，被人疏遠，永遠孤立，受出生地的影響，不能說完全沒有。
三 世系
蘇軾，宋仁宗景祐三年（1036）十二月十九日卯時，生於蜀之眉州眉山縣。
眉山縣，位於成都之南五十公里，而成都是四川經濟文化的心臟地區。據傳，大禹導江工程始於蜀山，岷江實為長江的正源，自岷江南流至灌縣，縱貫成都、新津、眉山、樂山、青神、犍為諸縣，至宜賓而入長江。此一江流豐富的水量，灌溉成都平原，使這地區土地肥沃，物產富饒。
江水有一支流，流經眉山縣城的東郊，水色特別澄清，綠油油的像玻璃一樣透明，所以稱為「玻璃江」。沿江兩岸遍種桃花和楊柳，枝葉披拂在水面上，泛舟江上，使人有身入桃源之感，所以人稱眉山為「小桃源」。
眉山是個饒有古意的小城，氣候溫和，風光明麗，和成都一樣美好，但特有小城純樸的風味，寧靜的氣氛。城中街路寬闊，大片大片的青石板鋪作路面，潔淨無塵，路的兩邊，種植高大的槐樹和柳樹，垂蔭匝地。城中，即使是窮家小戶，門前總也有個庭院，養竹種桃，一片蒼翠和絢麗。
蓮花，眉山的名物，城裡處處見有池塘，塘里都是種的蓮花，陽光映照下的田田荷葉，泛起一片碧綠的生意，夏日花開，香聞十里。
蘇軾故居在城南紗縠行，占地數十畝，三面環水，屋前屋後，茂林修竹，蒼翠欲滴，樹上累累鳥巢，時聞鳴囀，庭前有兩株合抱的老榆樹，傳為其父蘇洵所植，院中還有一株兩枝交拱的荔枝樹，是蜀中父執蔡褒送蘇軾二次還朝時所種。宅西一大池塘，種滿了荷花，宅內點綴著許多紀念性的建築物，如百坡亭、披風榭、抱月亭、採花舫、瑞蓮亭等，雖然都是後人所建，並非蘇家舊物，但是曲徑迴廊，幽雅有致，頗合詩人居處。此一名跡，號為「三蘇祠」，明末一度毀於兵火，現在所見者，皆為清朝時所重建。
眉山蘇氏，原籍趙郡，即今河北趙縣，後魏置郡，唐改趙州，宋升為慶源府。欒城從戰國時代就屬於趙郡，今為河北欒城縣。三蘇題名，慣稱趙郡蘇某，蘇轍併名其文集曰《欒城集》者，都是從其祖籍，蓋蘇洵作《蘇氏族譜》，追認趙郡蘇味道為其始祖，如言：
蘇氏出於高陽，而蔓延於天下。唐神龍初，長史味道刺眉州，卒於官，一子留於眉，眉之有蘇氏自是始。
其實，歷史上的蘇味道，不算是個正派人物。他是趙郡欒城人，唐太宗貞觀二十二年（648）生。少有文名，成進士後，以文章受知於定襄道大總管裴行儉，孝敬皇帝妃父裴居道登左金吾將軍，托味道作謝表，這篇文章傳誦遠近，使他名噪一時。至周則天朝，他親附則天皇帝的佞臣張昌宗，宦途開始得意，歷遷鳳閣舍人、檢校鳳閣侍郎、同鳳閣鸞台平章事，居相數年，毫無作為，凡事模稜兩可，庸庸保位，人稱「蘇模稜」。唐中宗神龍元年（705），跟著張昌宗倒了下來，被貶眉州刺史，復為益州大都督府長史，未行而卒，留一子於眉，是為眉州蘇氏的始祖。
自唐神龍元年至宋仁宗景祐朝，蘇氏落籍於眉，且已三百餘年，所以這家族雖然算不上是個高門巨閥，但卻是著名的眉山縣舊家，是蘇軾詩所謂「炯炯明珠照雙璧，當年三老蘇程石。里人下道避鳩杖，刺史迎門倒鳧舄」的鄉紳人家。
自蘇味道的兒子家於眉山，傳兩百餘年而至蘇涇，涇以前，皆不詳。
涇生釿，蘇洵《族譜後錄》下篇，記其世系，說他和高祖釿「以俠氣聞於鄉閭」。釿生五子，洵的曾祖父是少子蘇祜，「以才幹精敏見稱」。其存歿與五代相始終，這一長達七十年的五代時期，天下大亂，唯蜀獨保安定，而蘇祜又精明能幹，蘇家的經濟基礎，大約奠定於此時。
祜有六個兒子，蘇洵的祖父蘇杲以孝友著名鄉里，頗善治生，遂使家道殷富，有餘財可以施捨別人，曾言：「多財而不施，吾恐他人謀我；然施而使人知之，人將以我為好名。」所以總是偷偷摸摸地幫助窮人。因為樂善好施而散財，終其身，田不滿二頃，屋敝陋而不葺。
《族譜後錄》記杲有弟宗晁，是個「輕俠難制」的人物，還有個族弟蘇玩，「嘗有重獄」。事跡雖然不詳，但甚可注意，俠以武犯禁，這個家族中的人，似乎極有任俠尚義的遺傳氣質。
其實，任俠尚義和樂善好施，一樣是出於熱心為人，同情弱者的情操，不過因對象不同，表現方法互異而已。蘇家這份遺傳氣質，這份俠義精神，在後來子孫身上，依然清晰可見。
熱心向人的人，凡事必不為己，所以淡泊名利和居家儉約，幾乎也是蘇氏傳承的家風。宋朝的大軍破蜀前後，蜀國的達官貴人，紛紛拋售田宅，趕赴汴京投效，有人勸蘇杲賤價收買，但他不占這個便宜，慨然道：「吾恐累吾子。」
杲子序，字仲先，生於宋太祖開寶六年（973），像他父親一樣，樂善好施，而不愛讀書。體格魁偉，氣量寬宏，為人平和樸實，自奉甚儉，待人卻很厚道，一心只想博取別人喜歡，從來不為自己著想。對士大夫十分敬重，甚至有點卑躬屈膝的樣子，別人笑他諂媚，其實他對田父野老也一樣謙虛。外表上看，他對任何人一樣好，其實內心裡自有一個品鑑的分寸，嚴格得一點都不隨便。
李順舉事時，兵圍眉山，蘇序就在城中親身擔任守御工作，表現得非常勇敢。不幸在這戰亂中，他的父親病故了，他也能依禮治喪，退慰其母，並不草率，其時他還只二十一歲。
他雖不愛讀書，卻歡喜做詩，就他自己所見所聞，上自國家大事，下至鄉里瑣屑，加上他的感慨，用詩的形式寫出他心裡真實的喜怒哀樂，下筆很快，積稿數千篇，但只以此自娛，從不自鳴。
雖然表面上是那麼一個平和的人，但如遇到看不順眼的事情，他也敢作敢為。蜀人比較迷信，眉山城中有一處不倫不類的茅將軍廟，為眉人所信畏，廟祝藉以騙錢，香火甚盛。他一日乘醉，帶領村仆二十餘人入廟，斧劈偶像，並將這座新廟一起拆毀，不畏神譴。他就是這麼一個正直而饒有俠義精神的鄉里長老。
他非常淡泊，與世無爭。王稱《東都事略》說，仁宗慶曆四年三月，詔諸路州府軍監並立學，如修學者多及二百人以上，許更置縣學，然是時郡縣頗以此擾民，亦一時之弊也。怎樣擾民，雖不詳知，但記言縣中有力者爭取執事縣學的地位，則定有好處，可想而知。蘇氏是當地的縉紳之家，有資格爭取，但蘇序獨令家人退讓，不跟別人爭奪。他出入都不乘馬，說：「路上有比我老還在步行的，我騎了馬怎麼見他？」一生竭力藏退，敝衣惡食，他才心安理得。
他家陸田不多，大部分都只種粟，收成後，蓋一大倉貯存，大家猜不透他是什麼用意，幾年下來，存有三四千石。有一年，眉州遭逢饑荒，蘇序就開倉取粟，先濟族人，次助外戚，再次賑濟佃戶和鄉曲的貧民。有人問他：「救荒何必一定用粟？」序說：「粟米性堅，能耐久儲，缺糧時用它，不會霉爛。」平日，住宅周圍，都種芋魁，每年收穫很多，收藏在厚草囷里。寒冬臘月，他家用大蒸籠蒸了熱騰騰的芋魁，擺在大門外，任令飢人取食。
眉山蘇家，原來並非士族，遷蜀的五世先人中，沒有一個做過官，也都不大喜歡讀書。這是當年的地方環境和社會風氣所使然。蘇轍《欒城集·伯父墓表》：「蘇氏自唐始家於眉，閱五季皆不出仕。蓋非獨蘇氏也，凡眉之士大夫，修身於家，為政於鄉，皆莫肯仕者。」唐末及五代之際，變亂相尋，天下騷擾，蜀人自有安和優裕的農家生活可過，就不願離鄉背井，投身到混亂不安的政治社會裡去謀求官職。不想做官，所以讀書風氣也就比較衰微，雖然他們有足夠的聰明和文化修養。
蘇序生有三子，長名澹，早逝；次名渙，字公群，生於真宗咸平三年（1000）；幼子蘇洵，字明允，生於大中祥符二年（1009），比他的二哥要小九歲。
四 雙親
趙匡胤以陳橋兵變，得開大宋皇朝，這卻使他心生警惕，以為軍人如此跋扈，政權何由鞏固？太祖對他的心腹重臣趙普說：「五代方鎮殘虐，民受其禍，朕今選儒臣幹事者百餘，分治大藩，縱皆貪濁，亦未及武臣十之一也。」因此決定了一個重要國策：貶抑武人地位，限制武人參政，建立一個士大夫政治制度，全國地方長官一律任用文臣。
國家一時要普遍起用那麼多文臣，而宋承五代長期的戰亂，一般人都不喜歡讀書，書讀得好的人更少。所以朝廷為實行既定國策，就必須一方面廣開讀書人登仕的途徑，一方面竭力提倡讀書的風氣。宋真宗御筆親作《勸學篇》，傳布天下，這短短的篇章，迷醉天下士子者，幾近千年，何況當時。詩曰：
富家不用買良田，書中自有千鍾粟。
安居不用架高堂，書中自有黃金屋。
娶妻莫恨無良媒，書中自有顏如玉。
出門莫恨無人隨，書中車馬多如簇。
男兒欲遂平生志，五經勤向窗前讀。
士人求仕，正規的途徑唯由科舉。宋代的科舉制度雖仍唐制，但較唐朝優遇得多。只要一中進士，立即「釋褐」，就有官做，或授京朝官，或為州郡副長官，或置館職清望之地，並且待以不次之擢。如此優獎進士，目的即在開創一個文治的局面，以矯正前朝武人專政的弊害。進士，不但出路很寬，而且宋朝的官俸甚厚 3 ，大官的待遇更好，除去正格的俸祿外，還有不時的額外恩賞，不但本身富足，並且蔭及子孫，如做到學士以上官，歷資二十年，一家兄弟子孫，可出京官二十人，接替登朝。朝廷如此大力獎勵，讀書求仕的風氣，當然披靡全國，遠如大庾嶺外的廣南，劍門關外的西蜀，也都聞風振起。蘇洵《族譜後錄》說：
自唐之衰，其賢人皆隱於山澤之間，以避五代之亂。及其後僭偽之國，相繼亡滅。聖人出而四海平一，然其子孫猶不忍去其父祖之故以出仕於天下，是以雖有美才而莫顯於世。及其教化洋溢，風俗變改，然後深山窮谷之中，向日之子孫，乃始振迅，相與從宦於朝。然其才氣則既已不若其先人質直敦厚，可以重任而無疑也。
這股風氣，越過崇山峻岭，吹入西蜀，吹進「五世不顯」的眉山蘇家。蘇序的次子蘇渙，即於仁宗天聖二年（1024）、二十四歲時考上了進士，當時轟動全蜀，曾鞏《元豐類稿·贈職方員外郎蘇君（序）墓志銘》說：
蜀自五代之亂，學者衰少，又安其鄉里皆不願出任。君獨教其子渙受學，所以成就之者甚備。……至渙，以進士起家，蜀人榮之，意始大變，皆喜其學。及其後，眉之學者至千餘人，蓋自蘇氏始。
蘇渙成進士後，旋即授官，蘇序父以子貴，也被誥封。蘇序的親家程家非常富有，也有子弟出仕受封，這樣的大喜事，令程家人非常興奮，一切準備停當後，來勸蘇序道：「公何不也預先做個準備？」序答道：「兒子已有信來，做官的器用都由他寄來。」
一天，蘇序和村老一起在城外飲酒，箕踞高歌，喝得酩酊大醉時，封誥送來了，並有外纓公服、笏板、交椅、水罐子和衣版等器物。其時，蘇序頭上只戴一頂指頭粗細的小冠子，蹲在地上，慢慢取出誥文，讀了一遍，一言不發，隨手就把這些東西一股腦兒裝進一隻布袋裡。取誥時，見有吃剩的牛肉，又將它裝入另一布囊，叫個村童替他挑擔，自己騎驢一同入城。城中有人聽到這個消息，跑出城外來看他，走到半路上，只見老人騎在驢上，童子挑著兩隻布囊，走在驢後，莫不大笑。 4 他就是這樣一個簡樸的鄉里長老。
蘇渙中進士時，蘇序的少子蘇洵還只十五六歲。
蘇洵，字明允，俗號老泉，實是沿習的誤稱。所謂「老泉」者，是因蘇家祖墳在蟆頤山之東二十餘里，地名老翁泉，故其子孫以祖墓地名，稱洵曰老泉，以避名諱。後來文人誤以為這是蘇洵的別號，大家稱之為蘇老泉，甚至有加先生者，其實非是。明允生於大中祥符二年（1009），自少就不喜歡讀書，雖是一個生性內向、沉默寡言笑的人，天性里卻富有遊俠精神，喜歡結交一些鬥雞走狗的城中少年，整日在外遊蕩，蘇序也不管他，親戚們問是什麼緣故，蘇序淡然道：「你們不知道的。」到了年已及冠，他依然故態，蘇序還是充滿信心地說：「這樣一個人，是不必擔心他不學的。」
蘇洵娶眉山富豪大理寺丞程文應之女為妻。程夫人系出名門，知書達禮，以程氏之富下嫁到清寒的蘇家來，已是委屈，而夫婿又那麼不知上進。她是個非常要強的婦人，雖然不說什麼，心裡總是鬱鬱不樂，只把家事一手承擔下來，上事翁姑，下教子女，終日勤勞不息，希望有一日她的夫婿能夠自己感悟過來。
蘇家本來只是一個中產之家，經過多年來的消耗和人丁的不斷增加，稍有意外，經濟上就有捉襟見肘的煩惱，而岳家的富有和胞兄出仕後的榮顯，在日常生活中，不免常常發生無情的對比，構成精神上甚大的威脅。因此，當蘇洵要外出求官時，他們就從這三代同堂的大家庭里遷了出來，在眉山城南紗縠行街上租了一棟宅子，似乎不僅住家，還經營著布帛或織物的生意。因為，從這條街名推測，「行」者，基爾特組合式的同行集中之處，住在這條街上的，也必都是同業。關於這棟房子以及在這棟住宅里兼營過紗縠生意，有蘇軾自記可見：
昔吾先君夫人僦宅於眉，為紗榖行。一日，二婢子熨帛，足陷於地，視之，深數尺，有大瓮，覆以烏木板，先夫人即命以土塞之。瓮中有物，如人咳聲，凡一年乃已，人以為此有宿藏物慾出也。 5
所謂「婢子熨帛」，可能就是生意作業的一部分。程夫人不貪窖藏的非分之財，她只規規矩矩做生意，幫助家計，希望她的丈夫沒有後顧之憂，這份苦心，蘇洵不是不知道，他後來說：
昔予少年，遊蕩不學。子雖不言，耿耿不樂。我知子心，憂我泯沒。（《嘉祐集祭亡妻文》）
蘇洵因此感嘆折節，謝絕與他素所往來的少年，首次閉戶讀書，時年二十五歲。
蘇洵第一次《上歐陽內翰書》說：「洵少年不學，生二十五歲始知讀書，從士君子游。」時間實已太晚，何況一開頭的時候，態度又不很認真，仗著聰明，看看與他同輩的人，都不見得比自己高明，以為讀書沒有什麼難。
但到第一次出應鄉試舉人，他卻不幸落了第。這次失敗，使他痛自檢討，始知古人出言用意，與自己所想的不同，再搬出幾百篇自己的舊作細讀，不禁喟然嘆道：「吾今之學，乃猶未之學也！」憤然將這批舊稿，一把火燒個乾淨，決心取出《論語》《孟子》、韓愈文來從頭再讀，繼續窮究詩書經傳諸子百家之書，貫穿古今。下帷終日，兀然端坐在書齋里，苦讀不休者達六七年，在這六七年中，封了筆硯，發誓讀書未成熟前，不寫任何文章，自述讀書有得的過程，如前揭《上歐陽內翰書》言：
……方其始也，入其中而惶然，博觀於其外而駭然以驚。及其久也，讀之益精，而其胸中豁然以明，若人之言固當然者，然猶未敢自出其言也。時既久，胸中之言日益多，不能自制，試出而書之。已而再三讀之，渾渾乎覺其來之易矣。
蘇洵於鄉試失敗後，焚棄舊稿，決心從頭苦讀，則已二十七歲，故歐陽修作墓志銘，張方平作墓表，史本傳皆言：「年二十七，始發憤讀書。」
自二十七歲起閉戶苦讀六年，至三十二三歲終於自學成功。曾鞏論其文章說：
少或百字，多或千言，其指事析理，引物托喻，侈能盡之約，遠能見之近，大能使之微，小能使之著，煩能不亂，肆能不流。其雄壯俊偉，若決江河而下也；其輝光明白，若引星辰而上也，其略如是。
歐陽修稱其為學，則曰：
益閉戶讀書，絕筆不為文辭者五六年，乃大究六經百家之說，以考質古今治亂成敗、聖賢窮達出處之際，得其粹精，涵蓄充溢，抑而不發。久之，慨然曰：可矣。由是下筆頃刻數千言，其縱橫上下，出入馳驟，必造於深微而後止。蓋其稟也厚，故發之遲；志也愨，故得之精。
蘇洵與程夫人結婚後，接連生了兩個女兒，都夭折了。有一天，他閒逛到城中玉局觀道院，看到觀中一家卜卦的店裡，掛著一幅畫像，卜師無礙子說是「張仙」，買去供奉，有求必應。蘇洵聽了心動，就解下身上佩帶的玉環，與他交換了，回來掛在房裡，每日清晨一定上香求子。如此虔誠地供養了好幾年。他廿六歲時，生了長男景先，在襁褓中夭殤；翌年又生一女，是即後來嫁與程之才的幼女八娘；二十八歲時生了次子蘇軾。蘇洵有《題張仙畫像》文曰：「……旦必露香以告。逮數年，得軾，性嗜書。乃知真人急於接物，而無礙子之言不妄也。」
仁宗寶元二年己卯（1039），洵三十一歲，二月二十日，幼子轍生。他們只有兄弟二人，轍詩所謂「兄弟本三人，懷抱喪其一」者是也。
五 少年
蘇軾自幼身體健康，頭腦明快，原是個非常活潑好動的孩子，而他又不缺少遊伴，除自家兄弟外，還有伯父家的堂兄弟不欺、不疑、不危，外婆家的表兄弟程之才、之元、之邵和街坊鄰居等。孩子們碰在一起，便結伴往醴泉寺爬到樹上去采橘子和柚子，登石頭山去拾松果，玩得非常痛快。直到鬢有二毛，蘇軾還非常懷念他們的童年，作《送表弟程六（之元，字德孺）知楚州》詩：
我時與子皆兒童，狂走從人覓梨栗。
健如黃犢不可恃，隙過白駒那暇惜。
醴泉寺古垂橘柚，石頭山高暗松櫟。
諸孫相逢萬里外，一笑未解千憂積。
…………
蘇軾七歲開始讀書，八歲入小學，就讀於天慶觀北極院，從道士張易簡為師，同學近百人中，老師就只稱讚他和陳太初兩個學生，聰明為全校之冠。但是人生各有不同的際遇，這陳太初後來做了道士，得了道，屍解於眉山。
學中見到老師的朋友矮道士李伯祥。這矮道士甚好作詩，但是詩格不高，蘇軾記得他的一聯斷句「夜過修竹寺，醉打老僧門」，認為相當可愛。他一看到蘇軾，便嘆賞道：「這位郎君，是個貴人。」蘇軾不知道他是怎麼看出來的。 6
蘇軾記得七歲時，碰到一個九十歲的朱姓老尼姑，講她早年曾隨其師進入蜀主孟昶宮中。一個盛暑酷熱的夜晚，蜀主與花蕊夫人納涼於摩訶池上，曾作一詞，老尼記得全文，念給他聽了一遍。四十年後，蘇軾還記得首句「冰肌玉骨，自清涼無汗」，暇日尋味，認是《洞仙歌》令的起句，遂為補足全詞，是《東坡樂府》中的名作之一。
慶曆三年（1043）三月，仁宗因討伐元昊，兵久無功，奮然改組政府，以章得象、晏殊為相，用杜衍為樞密使，范仲淹、韓琦、富弼為樞密副使，王素、歐陽修、余靖、蔡襄為諫官。朝局更新，當時的名士石介作了一篇《慶曆聖德詩》，歌頌朝廷的人才濟美。有人從京師來，抄了這篇詩給一位鄉老先生看，蘇軾剛巧在旁，聽大人們這樣講，便從旁偷看，默默誦習，他問那鄉老先生文中所頌，是些什麼樣的人。那人說：「童子何用知之。」蘇軾抗議道：「如是天人，則不敢知，假使也是人的話，為何不可問？」那鄉老先生訝異這孩子能說這樣的話，就給他詳細數說，並且告訴他道：「這韓、范、富和歐陽四人，是當今天下的人傑！」孩子心裡，對這四個大人物，從此有了很深的印象，很想深入了解他們的為人。誰也料想不到，日後除了不及親見范仲淹常以為恨外，韓琦、富弼和歐陽修，在這個孩子未來的生命歷程中，都有非常重要的關係。（《范文正公文集序》）
蘇軾十歲，已能開筆做文章。有一天，父親誦讀了歐陽修的新作《謝賜對衣金帶馬表》後，就叫兒子仿作一篇，他的擬作中有「匪伊垂之帶有餘，非敢後也馬不進」那麼一句，老蘇甚喜，指著說：「希望這句話，將來你能自用。」 7 做父親的人，沒有不望子成龍的，而四十六年後，蘇軾以龍圖閣學士出知潁州，撰謝表時，記起童年這個故事，果然把這聯句子用了進去。
慶曆五年（1045）春，蘇洵離家宦遊，先遊了蜀境內的岷山、峨眉山，雖然攀上了絕頂，但是目眩足顫，只怕自己會下不了山，惶恐之至。然後坐了船由夔州、巫州經三峽而至湖北襄陽，舟行江上一個多月，看盡了兩岸青峰，經歷了峽路的急流，然後陸行而至汴京。
蘇洵在京師，與同鄉好友史經臣（彥輔）同應茂材異等試，這是朝廷收羅遺賢、布衣可求出身的特種考試之一。洵曾寫信給梅聖俞，述當時應試之苦，有曰：「自思少年嘗舉茂材，中夜起坐，裹飯攜餅，待曉東華門外，逐隊而入，屈膝就席，俯首據案。其後每思至此，即為寒心。」雖然吃了苦，這次考試，卻未取上。
蘇、史二人，是推心置腹的好友。在眉山時，他們兩個在「破窗孤燈，冷灰凍席」上，常常深談終夕。這次同在京師應試，則又是「飲食寤寐，相恃以安」的夥伴，結果兩人都沒有考中。
蘇洵外表冷漠，沉默寡言，他的兒子形容他是「燕居如齋」，難得一見言笑的人，但他心裡卻充滿一團熱火，隱然還有豪情俠氣在他血管里沸騰，所以交遊中他獨喜歡豪放不羈的人物，如述他與史經臣的交往：「子以氣豪，縱橫放肆，隼擊鵬騫。奇文怪論，卓若無敵，悚怛旁觀。憶子大醉，中夜過我，狂歌叫歡。予不喜酒，正襟危坐，終夕無言。他人竊驚，宜若不合，胡為甚歡？嗟人何知，吾與彥輔，契心忘顏。」他們這時候，原來熱切希望能夠相共「飛騰雲霄」而一舉成名的，不料雙雙鎩羽。
蘇洵在京師逗留了一年多，不能得官，一氣之下，漫遊了河南的中嶽嵩山、陝西的華山和豫陝之間的終南山，又南下江西，在九江與雷簡夫訂交。《憶山送人》詩說：「昨聞廬山郡，太守雷君賢。往求與識面，復見山郁蟠。」登廬山，見圓通寺的名僧居訥禪師，然後再赴虔州，直至接到父親（蘇序）於是年（慶曆七年，1047）五月十一日逝世的噩耗，這才奔喪回鄉。
蘇洵離家後，蘇軾便從張道士那裡退了學，改由母親親自教讀。計從道士張易簡讀書者已經三年。程夫人特別重視歷史教育，因為歷史事跡，不但啟迪一個人的知識，更是培養品德、使能明辨是非的人格訓練。她常常挑選古往今來人事成敗的關鍵問題，提出來考問他的兒子，而她這個兒子反應敏銳，也都能回答得非常清楚扼要，母子二人，皆大歡喜。
程夫人教兒子讀《後漢書》，至《范滂傳》，不禁慨然太息起來。
范滂，字孟博，汝南征羌人，學問氣節，深得鄉里敬重，舉孝廉，又舉四行，受薦於朝廷，被派往冀州視察災荒，范滂當時「登車攬轡，有澄清天下之志」。自入州境，一力糾彈吏治，鐵面無私，甚至使貪官污吏，望風解印而逃。延熹二年（159）太尉黃瓊任為府掾，范滂根據詔令，一口氣檢舉州郡刺史太守以及權門豪家二十餘人，朝廷不能盡采他的直言，他就辭官回家侍母。
當時宦官弄權，政風敗壞，志士仁人，共起抗爭，於是發生了黨錮之禍。司隸校尉李膺、太僕杜密等二百餘人下黃門北寺獄，范滂亦被小人攀誣在內，到第二年得逢大赦獲釋。
靈帝建寧元年（168），太傅陳蕃及大將軍竇武謀誅宦豎官，事機不密，反被宦豎擊敗，於是大捕「鉤黨」，范滂也在黨人名單裡面。汝南督郵吳導奉旨緝捕，但他不忍去抓這樣一位正人君子，在傳舍里抱著詔書痛哭，范滂聽說此事，便親往縣府投案，縣令郭揖大驚，有意棄官與他一同亡命，而范滂不從。
他的母親趕來與滂訣別，滂道：「仲博（滂弟）孝敬，足以供養母親。我跟從父親於泉下，存亡各得其所，望母親割不可忍之恩，不要悲傷。」
范母說：「兒今日能與李膺、杜密齊名，死亦何恨。兒既得令名，復求壽考，何可得兼！」
范滂再拜受教。回頭對他的兒子，說了一句流傳千古的話：「吾欲使汝為惡，則惡不可為；使汝為善，則我不為惡，而下場如此。」
聽到這話的鄰里和路人，莫不為之同聲哭泣。范滂死，年才三十三歲。
蘇軾讀完這篇甚長的《范滂傳》，十分感動，陡然問母親道：「兒若要做范滂，你許我嗎？」
「你能做范滂，難道我就不能做范母嗎！」程夫人凜然答他。
令人慨嘆不盡的，是蘇軾少年讀《范滂傳》時，認為這個世界需要正直而勇敢的天才，立志要做一個為真理而不惜以死相爭的巨人；到了歷盡坎坷，才發現生命里仍是空無一物。當初，他用一片如火的熱情來擁抱人生，不料四十年漫長的歷程，卻儘是錯落的噩夢。
蘇軾是個悟性很強的孩子，讀書不錯，生性好動，所以非常貪玩，和七八歲大的弟弟蘇轍，二人課餘不免做些摶泥弄沙、掏挖鳥窩之類的遊戲，如《天石硯銘》說：「某年十二歲，於所居紗縠行宅隙地中，與群兒鑿地為戲，得異石，扣之鏗然有聲……」高興得如獲異寶。
所居書堂前，有竹柏雜花，叢生滿庭，好多鳥雀在這些樹上築巢。程夫人最惡虐殺生物，嚴禁兒童婢僕捕鳥取卵。春天，雛鳥新生時，母鳥最怕的是天上飛的鷹鳶和地上爬的蛇鼠，這些東西慣於攫取巢中的卵和幼鳥。母鳥在這裡巢居過幾年後，相信人們不會加害於它時，便漸漸把巢築到低枝上來，因為低枝近人，可以受到人類的庇護，嚇退鷹蛇的入侵。蘇家園子裡，鳥巢低得小孩都可俯身而視，蘇軾他們就常去觀察幼鳥的動態，找些食物來餵它們，看到它們張嘴接食，呀呀亂叫，快樂得拍手大笑。
儒家教人要「推己及人」，再進一步就是要愛及同為有生之倫的大地上其他的生物，這種人道主義的精神教養，蘇軾得之於母親程夫人者為多。
他們園子裡又常有一種羽毛非常美麗的桐花鳳飛來，這種珍禽，難得一見，鄰里認為這是蘇家祥瑞的徵兆。 8
兒童都喜歡過年，而蜀中風俗也很重視度歲的年事。臘月中旬，親戚朋友們就互送年禮，不論山珍海味、活兔子、大鯉魚，都可以當禮品，也無所謂貴賤厚薄，量力而行。富人送出來的禮物固然光顯；窮人舂米作糕，也一樣是份年禮。將近除夕數日間，家家殺豬漉酒，彼此相邀到家裡來吃頓年夜飯，蘇軾詩所謂「且為一日歡，慰此窮年悲」，是為「別歲」。
除夕那一天，合家徹夜不睡，名之為「守歲」，孩子們都勉強撐起精神來不肯睡覺，因為這個熱鬧歡笑的夜晚，在他們是非常難得的有吃有玩的好機會，雖然「歲」是守不住的。蘇軾有個比喻，垂盡之歲恰如赴壑之蛇，蛇已進入洞裡，即使你能抓住它的尾巴，終究是徒費力氣。
新年裡，眉山城裡的男女老幼，萬人空巷，都到東門外十數里的蟆頤山去踏青，山上有亭榭松竹，下臨大江，士女雜沓，歌吹嬉飲于山野間，熱鬧非凡。蘇軾、蘇轍兄弟上山去，看到有一道士，攔路兜售神符，說誰買了他的符掛在家裡，養蠶蠶會結繭如瓮，養羊羊會肥至數百斤。路人並不一定信他，然而還是買了。下山再見這道士時，他已得錢沽酒，喝得醉倒路邊了，嘴裡還一直喃喃自語：「我的符靈驗啊，我的符靈驗啊！」蘇軾覺得這騙人的醉道士，連自己也騙，非常好笑。
二月中旬，趁著農家春閒的時候，城中舉行「蠶市」，賣養蠶繅絲用的器具，同時有各種玩樂的飲食的攤子，供四鄉進城來的鄉下人吃喝遊樂。兩兄弟便常溜出去看熱鬧，蘇軾注意到那些做生意的城裡人，在那裡用花言巧語來騙鄉下人的錢。
慶曆七年（1047）五月，祖父蘇序逝世，至八月，在虔州的蘇洵才奔喪回到眉縣。從此，軾、轍兩兄弟才正式就學於父親。蘇洵為這兩個兒子取了學名。兄名軾，字子瞻，一字和仲，時年十三；弟名轍，字子由，一字同叔，時年九歲。洵復作《名二子說》勉之：
輪輻蓋軫，皆有職乎車，而軾獨若無所為者。雖然，去軾，則吾未見其為完車也。軾乎，吾懼汝之不外飾也。
天下之車，莫不由轍，而言車之功者，轍不與焉。雖然，車仆馬斃而患亦不及轍。是轍者，善處乎禍福之間也。轍乎，吾知免矣。
從這命名的意思里，看得出這位精明的父親，很擔心這十三歲的次子，才華外露，容易吃虧，希望他能學習蘊藏，「若無所為」。他也欣賞幼子的敦厚和樸實，期望他有用於世而不必居其名。
蘇洵改後園書齋名南軒者為「來風軒」，他就於此課子讀書。蘇軾四十餘年後在海南回憶當時讀書的辛苦，作《夜夢詩》曰：
夜夢嬉遊童子如，父師檢責驚走書。
計功當畢《春秋》余，今乃粗及桓莊初。
怛然悸悟心不舒，起坐有如掛鉤魚。
…………
可見當時父教子讀，非常嚴厲，課業以日程功，一點不能馬虎，而兒子貪玩，到了限定讀畢《春秋》的日子，他還只讀了一半，心裡惶急得像吞了鉤子的魚一樣。
蘇軾自言當時用功的情形，曾言：「我昔家居斷還往，著書不暇窺園葵。」海南初度清明節，蘇軾臥聽少子蘇過朗朗讀書之聲，音節閒美，感念四十年前，自己少年時，他的父母也很喜歡聽他誦讀的書聲，作《和陶郭主簿詩》曰：
孺子卷書坐，誦詩如鼓琴。
卻去四十年，玉顏如汝今。
閉戶未嘗出，出為鄰里欽。
家世事酌古，百史手自斟。
當年二老人，喜我作此音。
…………
蘇軾讀書，漸有進境，父親出了一個題目——《夏侯太初論》，命他作文。老蘇見文中有「人能碎千金之璧，不能無失聲於破釜；能搏猛虎，不能無變色於蜂蠆」這兩聯句子，知道這孩子已能運用他的想像力，入於文章了，對此非常稱賞。蘇軾後來做《黠鼠賦》，把這得意的句子也用進去了。 9
稍後，父子三人同讀富弼的《使北語錄》，記「說大遼國主」一節，有云：「用兵則士馬物故，國家受其害，爵賞日加，人臣享其利，故凡北朝之臣勸用兵者，乃自為計，非為北朝計。」這在當時情勢中，確是第一等的外交辭令，兩個人都嘆賞其言明白而切中事機。老蘇故意要考考他的兒子，問道：「古人亦有此意否？」
蘇軾對曰：「記得嚴安上書說：『今徇南夷，朝夜郎，降羌僰，略穢州，建城邑，深入匈奴，燔其龍城，議者美之。此人臣之利，非天下之長策也。』正是此意，但不如此明白。」
老蘇笑以為然，心裡當更歡喜這孩子書讀得熟，記憶力亦強。 10
他們的伯父蘇渙同時守制在家，兩個侄子常往請教，他很懇切地告訴他們道，我少年時讀書，不讓老師煩惱，年稍長，學作文，每日有一定的課程，做不完，決不停止。到街上去，規規矩矩走路，在屋子裡，不懶散。非獨我如此，凡是我的朋友也都如此，不這樣，就要被鄉里看不起。所以當時讀書的人雖然不多，但從不聽說有讀書人犯重大過錯的。你們，才不如人，不妨學我的但求寡過就好。
中國人向來視人格教育重於知能訓練，蘇渙這番誠懇的話，在兩個侄子的印象中非常深刻。蘇轍後來回憶，將它詳記在《伯父墓表》中。
眉山學者劉巨，字微之，在城西壽昌院設館授課，從學的兒童幾達百人，父親便命軾轍兄弟前往就讀。同學中，他們和家氏三兄弟——勤國（漢公）、定國（退翁）、安國（復禮）最為交好，而這近百名的學生中，日後出仕者亦僅二蘇與家退翁、家復禮四人而已。
二蘇在劉微之門下受學者亦三四年。有一次，劉巨做了一首詠鷺鷥的詩出示他的得意門生，末兩句是「漁人忽驚起，雪片逐風斜」。蘇軾讀後說：「先生的詩是很好，不過我懷疑最後兩句斷章沒有歸宿，不如改作『雪片落蒹葭』，好不好？」微之慨然對別人道：「我沒有資格做他的老師了。」 11
蘇軾讀書，除了必須誦習的經典之作外，最喜歡賈誼、陸贄的文章，都是不尚空言，側重實用的。後來偶得《莊子》，看得廢寢忘食，喟然嘆曰：「吾昔有見於中，口未能言。今見《莊子》，得吾心矣！」
蘇軾開始學做詩時，他和同學們便有了一種新的遊戲。幾個小朋友坐在一起，出個題目，各人輪流做一句或兩句，串聯起來，使成為一首完整的詩，是為「聯句」，這是讀書人流行不衰的一種文字遊戲。有一次，二蘇與居住在同條巷子裡的鄰友程建用、同學楊堯咨相會於學舍中，天下大雨，枯坐無聊，他們就發起四人聯句來作六言詩。
程建用先吟：「庭松偃仰如醉。」楊續道：「夏雨淒涼似秋。」蘇軾聯第三句曰：「有客高吟擁鼻。」輪到蘇轍結句，他還不到十歲，做不出來，漫道：「無人共吃饅頭。」大家都為他捧腹絕倒。 12
六 但願一識張益州
宋仁宗皇祐四年（1052），蘇家發生了一件不幸的事。
蘇洵的幼女八娘，嫁與程夫人母家兄弟程濬之子之才（正輔），本來以妻兄作親家，以內侄做女婿，原是親上加親的好姻緣。不料八娘嫁過去後，卻因不得舅姑的喜愛，而女婿程之才也薄情寡義，竟至送了性命。蘇洵痛失愛女，怨憤不平，作《自尤詩》以哀其女（今已不傳），復作《族譜亭記》，痛言其鄉風俗的敗壞，起於某人，而某人者，乃其鄉頗有名望的人物，大亂其俗。雖未指名道姓，但人人知道他罵的是眉山豪紳程濬。
蘇洵舉其六大罪狀：一曰不恤其兄之遺孤而骨肉之恩薄；二曰霸占先人遺產而孝悌之行缺；三曰為族人所訟而禮義之節廢；四曰寵妾滅妻而嫡庶之別混；五曰篤好聲色，父子雜處而閨門之政亂；六曰黷財無厭，唯富為賢而廉恥之路塞。並且指斥他輿馬赫奕，婢妾靚麗，足以盪惑人心，敗壞社會風氣，以官爵金錢勾結府縣，以虛言詐語欺罔君子。總結起來，罵他為「州里之大盜」。
蘇洵用這樣火爆的文字來泄憤，同時宣布與他的岳家從此斷絕來往，告誡家人子弟必須永遠遵守這個禁令。這件事，遭受打擊最重的，當然是程夫人，她喪失了愛女，又斷絕了母家，骨肉之間發生這麼絕情的變故，足以令人肝腸摧折，精神崩潰。然而在那個時代的婦人，出嫁從夫，只好把一切橫逆歸諸命定，她是一個剛毅好強的人，也只能默自吞咽苦水，一句話也不說。
至和元年（1054），蘇軾十九歲，娶眉山鄰邑青神縣的鄉貢進士王方之女為妻，王夫人名弗，時年十六。
這一年，蜀中散發了一個漫天的謠言。
西南夷中的邛部川首領報告，儂智高在大理，即將率眾寇蜀。疆吏接到這個情報，不辨真偽，驚惶萬分，立即調兵屯邊，加征額外弓手，發動民眾築城，晝夜不歇。蜀人曾因李順等人的起事，兵連禍結，痛苦的記憶猶新，四鄉的老百姓猶如驚弓之鳥，看見官府那麼緊張，就紛紛逃到城裡來，將糧食布帛賤價賣了，換成金錢窖埋地下，還不到婚齡的女孩，都提早嫁出去，以便減輕危難中的負擔。人心惶惑，秩序大亂。
朝廷得到這個警訊，立即發陝西步騎兵戍守西蜀，於是兵仗絡繹於道，更增添了戰爭前夕的恐怖氣氛。
朝廷為加強防禦，決定要改派一個朝中重臣移鎮西蜀，於是同年七月間，禮部侍郎張方平（安道），就以戶部侍郎出知益州。
方平於十一月到達成都，經過實地的研究和考察，認為大理遠離西蜀二千里外，兩地之間的地方都由非常複雜的種族分據，安南酋與他們並無役屬關係，怎能行軍過境，來寇西蜀？便斷定這是一個謠言。
方平對邛部川提出嚴重警告：「寇來，吾自當之，妄言者斬！」下令新調來的軍隊，立刻歸還原來建制，遣散添募的弓手，停止城工。過了年的正月十五上元節，照例放燈，城開不夜，繼復追查到謠言的始作者，梟首示眾。於是一天雲霧，頓告消散，民心大定。
蜀人為了酬答張方平的崇功厚德，照當時的習慣，恭繪畫像陳奉於成都之淨眾寺，蘇洵作《張益州畫像記》。
北宋時代，有一非常良好的政風，大臣即使外任地方，也有發掘在野遺賢的責任。張方平出知益州，即常以此為念，而且先已知道了蜀有蘇洵其人。如其自言：
仁宗皇祐中，仆領益郡，念蜀異日常有高賢奇士，今猶乏耶？或曰：勿謂蜀無人；蜀有人焉，眉山處士蘇洵其人也。……公不禮士，士莫至，公有思見之意，宜來。久之，蘇君果至。
蘇洵來成都，幅巾野服，以尺書求見。方平立刻接待他，傾蓋論交，共論古今治亂及一時人物的評騭議論，甚是融洽。又讀了蘇洵帶來的《權書》和《衡論》各篇文章，認為他有司馬遷一樣的筆力，讚賞之餘，不禁嘆道：「這人是困於棘茨的鴻鵠！」就特別在賓館裡辟一房間，留他住下，一面狀奏朝廷，保薦他代黃柬為成都學官。
朝命累月不下，蘇洵等得很不耐煩，記起九年前在九江訂交的雷簡夫（太簡），時為雅州知州，他便到那兒去訪他。太簡除了為他寫了分致朝中大老韓琦、歐陽修的介紹信外，又為作書促請方平替蘇洵再請三請，得請後已。書略曰：
簡夫近見眉州蘇洵著述文字，其間如《洪範論》，真王佐才也，史論，真良史才也。……又聞明公之薦，累月不下，朝廷重以例檢，執政者靳之不特達，雖明公重言之，亦恐一上未報，豈可使若人年將五十，遲遲於途路間耶！昔蕭昕薦張鎬云：用之則為帝王師，不用則幽谷一叟耳。願明公薦洵之狀，至於再，至於三，俟得其請而後已。
至和二年（1055），蘇軾年已及冠。最近這幾年間，讀書狂勇；如名駒放足，奔馳驛路，不能自已；又勤於作業，所蓄文章如經論、史論、經義、經解、策論等，已經積稿盈篋。他的文章，能以敏銳的洞察能力，馭以旺盛的氣勢，縱筆所至，議論風發，寫其所不能不寫，而立論的精神，則皆歸於實用，不唱高調。其風格似孟子，論事則如陸贄。
張方平少年讀書，是個天才人物，凡書看過一遍，終身不再讀。曾向別人借一部十七史，那麼多的卷帙，據說經月就已看畢，歸還書主。他是制科出身，曾知制誥，官拜翰林學士和御史中丞，在政治與學術兩方面都屬有數的人物。蘇洵命蘇軾帶了課業往謁方平，求教亦所以求知。方平一見蘇軾，驚為天上的麒麟，待以國士。這老少二人，成都初見，奠定終生師友之誼，情逾骨肉。
蘇軾在成都，乘便遊了大慈寺中和勝相院，並拜觀了院中所藏唐僖宗皇帝及其從官文武七十五人的畫像，對於唐室之奔走失國，深為感嘆。在此寺中，他認識了成都僧統惟度和本是蘇家遠房族人的寺僧惟簡。他們的年齡比蘇軾大多了，但是談得津津有味，聽他們講唐宋五代間的掌故，都是書本上所看不到的知識，求知慾非常旺盛的二十少年，聽得非常興奮。
這一年，蘇洵也辦了次子蘇轍的婚事，娶於史氏，新郎新娘年紀都還很小，蘇轍《寄內詩》所謂「與君少年初相識，君年十五我十七」。這樣早婚，與他決定次年要兩兄弟一同赴京應試有關。
張方平起先薦蘇洵為成都學官，久無消息，便勸蘇洵道：「西蜀僻遠之地，不足以成君之名，何不到京師去一求發展？」蘇洵為之心動。
但是蘇洵想到自己年將五十，還是個沒有功名的布衣，求仕實已太遲，倒是為兩個兒子謀取出身要緊。不過張方平所見知者，是自己的文章和節操，而且認識未久，交情不深，又如何能以家庭私事去麻煩他呢，心中躊躇不決，「欲忍而不言而不能，欲言而不果，勃然交於胸中，心不寧而言忸怩者，累月而後決」，作《上張侍郎第一書》說：
洵有二子，軾、轍齠齔授經，不知他習，進趨拜跪，儀狀甚野；而獨於文字中有可觀者。始學聲律，既成，以為不足盡力於其間。讀孟韓文，一見以為可作，引筆書紙，日數千言，坌然溢出，若有所相。年少狂勇，未嘗更變，以為天子之爵祿可以攫取。聞京師多賢士大夫，欲往從之游，因以舉進士。洵今年幾五十，以懶鈍廢於世，誓將絕進取之意，惟此二子，不忍使之復為湮淪棄置之人，今年三月，將與之如京師。……明公一言，天下誰議？將使軾、轍求進於下風，明公引而察之，有一不如所言，願賜誅絕，以懲欺罔之罪。
蘇洵是個非常強項的人，為了兒子的前途，竟也顧不得靦顏求助，甚至罰神賭咒說了「不如所言，願賜誅絕」那樣的話。
其實，方平早已非常器重蘇軾，當蘇洵與他商量：「打算命二子在蜀先應鄉試，如何？」方平說：「使從鄉舉，是乘騏驥而馳閭巷，未免大材小用。朝廷設六科，所以拔擢天下的青年才俊。你的兩個兒子，使從六科之選，恐怕還不夠騁其足力耳！」
於是，蘇洵決定赴京。嘉祐元年春先過成都，攜蘇轍謁張。直到這個時候，蘇洵的薦狀還是沒有消息，顯然已被當局藉口檢核資格，擱了下來。方平憤然道：
「吾何足為重，進退天下士，固永叔之責也！」
歐陽修（永叔）時為翰林學士，以愛才若渴著譽天下，所以張方平認為只有介紹蘇洵給歐陽修認識才有用，雖然他與歐陽修曾有芥蒂，但仍硬著頭皮寫了一封非常懇切的介紹信，要蘇洵赴京面謁。
張方平和歐陽修從前政治立場不同。慶曆初年，韓琦、富弼、范仲淹當國，頗欲有所作為，歐陽修時為諫官，站在他們這一邊，盡力協助，遂與宰相呂夷簡那一派的人發生摩擦，引起政見之爭，結果是兩敗俱傷，皆在「朋黨」這個帽子下被罷了官。張方平後來做御史中丞時，曾就這一舊案，力加抨擊，二人因此交怨，久未通問。但是張方平為不埋沒蘇洵，毅然寫信給歐陽修，固然難得，而歐陽修也並不因是張方平介紹，便漠視這個人才，這種風度，求諸後世，幾已不易再見了。
於是，三蘇決定於是年三月赴京應試。
這期間，蘇家的經濟情況已不甚好，老蘇計劃出行時，家計煞費周章，所謂「一門之中，行者三人，而居者尚十數口，為行者計則害居者，為居者計則不能行」。躊躇好久之後，蘇洵想到販夫走卒還能左提妻、右挈子地奮身遠行，他又何獨不可？毅然決定了行計，留在眉山的這個十餘口人的家庭重擔，就完全落在憂傷的程夫人一個人肩上了。
古道熱腸的張方平，還資助了老蘇旅費。
七 登進士第
嘉祐元年（1056），暮春三月，三蘇父子啟程北向嘉陵江畔的閬中，自閬中登終南山，走上褒斜谷迂迴曲折、高懸天際的古棧道。此乃川陝間的交通要道，南褒（褒城縣）北斜（斜谷，在眉縣西）兩座山谷，壁立千仞，中間萬丈深坑下一道褒水，嘩嘩流過，沿途古木陰森，難見天日。這條鑿石架木的棧道，秦時即已開築，古道斜陽瘦馬，實是一場艱險的行役。
至橫渠鎮，兄弟同遊了名為崇壽院的那座古廟，然後來到鳳翔。原期在此好好休息一下行腳，不料鳳翔的驛舍年久失修，破落得不能留宿，懊喪之下，只得將就在「雞聲茅店月」的小客棧過了一夜。再經大散關而至關中，蘇軾在關右見有一首題壁詩：「欲掛衣冠神武門，先尋水竹渭南村。卻將舊斬樓蘭劍，買得黃牛教子孫。」心裡生出一種無端的嚮往。但是人生自有使命，既然讀書求仕，便須把責任盡了，才能尋求水竹村居之樂，心裡不免悵然若失。
東向而至長安，行至二陵間（葬夏代帝王的南陵和葬周文王的北陵），作為乘騎的馬匹，因過分疲憊，病死中途，只好騎驢而至河南洛陽以西的澠池。澠池是戰國時代秦王大會諸侯，逼趙惠文王獻出和氏璧的名城。三蘇到此，疲乏不堪，就借了老僧奉閒的僧舍歇腳。這老和尚照顧周到，兄弟倆都在寺壁上題詩留念。
經過兩個多月的長途跋涉，到得京師，已經是榴花照眼的五月間了。父子三人，寄居於興國寺浴室長老德香的院中，侍者惠汶招呼他們的起居。
這一年的四月，河北發生大水，商河泛濫成災。五月間京師又大雨不止，京畿的蔡河夜決，河水一直冒上岸來，泛濫入城，大水漲到與安上門的門關相齊，城南全部浸在水裡，公私屋宇數萬棟都被大水沖壞。六月間連地基很高的社稷壇都淹了水。蘇軾等來時，看見沿河兩岸，密密麻麻地排列著鋤頭畚箕之類的工具，縣衙門裡日費千萬，忙著徵召民夫來抽水，沿途數十里，吆喝之聲，不絕於耳。
七月，大雨雖止，而京城內繁華的九陌通衢，竟已完全看不到車馬的影子，路上到處都是小艇，在濁水裡划來划去。有天晚上，蘇軾獨自一人走上大內正對面的龍津橋上觀看夜市，雖然仍是滿街輝煌的燈火，卻照耀在黑黝黝的髒水面上，像無數蠢動的金蛇，抬頭上看，則星寒月皎，一片淒清，這豈是繁華的京城？宛然為江湖水鄉的風貌。「獨立市橋人不識，萬人如海一身藏」，蘇軾心裡有無限的寂寞、無限的鄉愁。
八月，蘇氏兄弟與林希（子中）、王汾（彥祖）、顧臨（子敦）、胡宗愈（完夫）等同應舉人試於開封景德寺。
待到發榜，四明袁轂（公濟）為榜首，蘇軾初露頭角，考了第二，蘇轍也榜上有名，都中了舉。
這個來自千里外西南偏鄙之區的鄉野青年，雖然心知這紫陌紅塵里，住著好多一向景仰的國之大老，少年時期讀過的《慶曆聖德詩》，印象都還非常深刻，但是門牆高遠，無由晉接，心裡不免怏怏。有一天，蘇軾躑躅街頭，忽然碰上了丞相富弼和樞密大臣韓琦的車駕，他只得側身道旁，從行列中遠遠瞭望這兩個偉人的風采，覺得他們的容貌似乎都很寬厚，但有「見惡不怒，見善不喜」的莊嚴氣象，心想這豈不就是書上所說的大臣風度，禁不住有一種英雄崇拜的念頭，在這青年熱烈的心上升起。
兒子們已都突破了文官考試的第一關，已經具有應試進士的資格了，老蘇心裡放寬了一步。九月間，他就撿寫了《洪範論》《史論》等七篇自己的著作，作《上歐陽學士書》。書中，除了盛稱歐陽的道德文章外，末言「洵也不幸，墮在草野泥塗之中，而其知道之心，又近而粗成」，所以要「徒手奉咫尺之書，自托於執事」。
然後，他就帶了張方平和雷簡夫的介紹信，往謁歐陽。歐陽讀了蘇洵的論文，以為博辯宏偉，即使賈誼、劉尚亦不過如此。初見面，覺得他溫溫然不太善於說話，但是相處時間愈久，愈覺此人可愛，和他討論一個問題，往往愈談愈深入，愈深入則辨理愈為明晰。歐陽修嘆賞他是一個純明篤實的君子。
歐陽修就將蘇洵所作二十篇，上奏朝廷，作《薦布衣蘇洵狀》，略曰：
伏見眉州布衣蘇洵，履行淳固，性識明達，亦嘗一舉有司，不中，遂退而力學。其論議精於物理，而善識變權；文章不為空言，而期於有用。其所撰《權書》《論衡》《幾策》二十篇，辭辯宏偉，博於古而宜於今，實有用之言，非特能文之士也。其人文行，久為鄉閭所稱，而守道安貧，不營仕進，苟無薦引，則遂棄於聖時。
所以請求朝廷，將他的文章下兩制看詳，如有可采，乞賜甄錄。
以一代文宗的歐陽修如此大力推薦，蘇洵的文名遂起，朝中大老也都為之矚目。據說，九月九日重陽節，韓琦置酒私第，邀宴二三執政，歐陽修有意提掖，約了蘇洵同往，席間賦詩，洵有「佳節屢從愁里過，壯心時傍醉中來」句，雖入中年，當時的意氣還是非常旺盛。 13
蘇洵後來就照通例，以投贄文字的名義，上書時相富弼、文彥博，樞密韓琦、田況。其時軍政廢弛，士卒驕情，韓琦欲稍裁製，但恐軍人悍怒生變，逡巡未發。蘇洵略聞其意，所以在致韓琦的書中說：「古者非用兵決勝之為難，而養兵不用之可畏。」他認為前任樞密狄青，過分寬厚，所以搞得兵驕將惰，紀律不振，因此力勸韓琦必須一反狄青之道，嚴格整頓軍隊的風紀。他認為天子有生殺大權，所以不可多殺以賈怨，人臣奉行天子之法，雖多殺，天下亦無以歸罪，此先王所以威懷天下之術，希望他要考慮長治久安之道，毋幸一時的稱譽，須盡至公之心，勵威武以振軍風的疲墮。
韓琦看了，雖然不大愉快，但他是一個心胸開朗、以和氣出名的大人物，即使談到有人傾害他時，也辭和氣平如道家常，所以雖不贊成蘇洵的意見，但也不批評他。
上富弼書，蘇洵則說天下人皆期望他有所作為，而一人慾擅天下之事，必須「政出他人而不懼，事不出於己而不忌」。當權的人，如前前後後有不平者在，則其身危，所以勸他要忍其小忿而容其小過，以杜絕他人起不平之心。主要的意思是勸他用人行政，必須擴大胸襟，才能做大事，成大功。富丞相看了，更不愉快。
其他諸人，對於歐陽學士竭力揄揚的人物，口雖不言，但都不甚領情。有人探問富弼對他的觀感如何，富說：「此君專門教人殺戮立威，豈值得如此要官做！」語意非常刻薄。 14 不過，韓琦是與范仲淹同以文人治軍，聲震夷狄，人稱「韓范」的軍事家，而蘇洵與之大談兵事；富弼更是政壇老手，且具外交長才的政治人物，而蘇洵與之論政治技術，宜其所得結果如此。
歐陽論薦，蘇洵止得試銜初等官，心裡大不滿意，據說是由於富弼的排斥。
其時，老蘇對於自己的仕進還很熱心，聽說張方平已以三司使召還，便立即西出百餘里前往迎見，希望得到他的幫助。《嘉祐集·上張侍郎第二書》中，形容往迎途中的辛苦道：「雪後苦風，晨至鄭州，唇黑面裂，僮僕無人色。從逆旅主人得束薪縕火，良久乃能以見。」出鄭州的路上，他又碰到樞密使宋庠的車駕，更使他自傷淪落，續曰：「出鄭州十里許，有導騎從東來，驚愕下馬立道周，雲宋端明且至，從者數百人，足聲如雷，已過，乃敢上馬徐去，私自傷至此。」
最後說，明公認為廉潔有文可以上比司馬遷者，而困窮如此，豈不為之動心，而予以援手。嘉祐二年正月，認以禮部侍郎兼翰林侍讀學士歐陽修知貢舉，以龍圖閣直學士梅摯（公儀）、翰林學士王珪（禹玉）、集賢殿修撰范鎮（景仁）、知制誥韓絳（子華）等四人同權知禮部貢舉。歐陽又舉辟國子監直講梅堯臣（聖俞）等為編排詳定等官，同入試院。
宋代的科舉，以貢舉為常科，大體沿襲唐朝的制度，設進士、明經等科，皆秋取解，冬集禮部，春考試。明經科試「帖書」「墨義」，進士試詩、賦、論各一篇，策五道，帖《論語》十帖。策論驗實學，詩賦看詞章，前者定去留，後者分高下。
宋重進士而輕明經，考進士登上第者，不數年就赫然顯貴。所以，主司對這兩科的應試舉子，待遇完全不同，考明經科者一入闈場，立即撤除帳幕氈席之類，以防傳遞作弊，其法甚嚴。場中也不供給茶湯，考生有渴到飲硯中墨水，弄得滿嘴烏黑出來的，傳以為笑。貢院試進士之日，例於階前設案焚香，主司與進士互相對拜，所坐設位供帳甚盛，有司具茶湯飲漿，垂簾講解，禮意周至。歐陽修有詩云：「焚香禮進士，撤幕待諸生。」即是指此。 15
宋代開國之初，為了開創一個文治國家，世代君主，莫不好學，而執政大臣也無一不是出身科第，以學問相尚的知識分子，所以歷史上，宋是一個文明精熟的文化大帝國。
然而，國興百年，通行的文章體裁，卻仍沿襲五代的弊風，為文有如七寶堆砌，但求辭藻華麗，寧願使文字與思想脫節，陳腔滿紙，空無一物。早年雖有柳開、穆修等欲矯時弊，提倡古文，而力不能逮，影響薄弱。
歐陽修讀書之日，偶於廢紙簏中得到一卷韓愈的遺文，取讀之下，明白曉暢，覺得必須循此途徑，才是文章之正道，於是竭力提倡恢復古文，期能革新文學的頹風。不料士人狃於舊習，束縛過久，一時不易變化，而又用意過當，作起文來，只求艱深和新奇，甚至不惜割裂文意，字雕句琢，弄到詭怪不通，迂僻難以句讀的地步。這種病態的文字，其為空文而無實用，與駢麗之作，也是一樣，所謂舊病未除，新弊更作，文風非常萎靡。
歐陽修以為讀書人求出路，必須通過科舉這條道路，而試官玉尺掄才，又具有至高無上的權威，所以樹立試場評文的新標準，是丕變文風的關鍵。當時風氣，天下的士子莫不事先猜測下一科的主考會是誰，則誰的文章就是仿照誦習的模板，主試官的好尚與意向，往往可以領導風尚開創文運。歐陽修決心乘主持此屆進士試的機會，建立標準，變革文風。入闈之初，即與同官協議，定下一個原則，凡是雕刻詭異之作，一例黜落。
他得到一份薦卷，文字艱澀破碎，猜想是有聲場屋的劉幾之卷，決心拿來開刀，提起朱筆就在這份卷子上畫了一條極粗的紅勒，予以黜落，以示懲勸。
這樣做，當然會引起落第舉子的抗議，但是歐陽修望重士林，毫不顧慮。兩年後，劉幾改名劉煇再度應試時，則所作文字已經完全變了，如出二人之手。由此可見歐陽修以考試為變革文風的手段非常成功。
蘇軾學為文章，本自孟子、韓愈文入手，而對於文體演變的途徑，也有非常清晰的認識，如及第後上《謝歐陽內翰啟》所言：
自昔五代之餘，文教衰落，風俗靡靡，日以塗地。聖上慨然太息，思有以澄其源，疏其流，明詔天下，曉喻厥旨，於是招來雄俊魁偉、敦厚樸直之士，罷去浮巧輕媚、叢錯采繡之文，將以追兩漢之餘而漸復三代之故。士大夫不深明天子之心，用意過當，求深者或至迂，務奇者怪僻而不可讀，餘風未殄，新弊復作。……伏惟內翰執事，天之所付以收拾先王之遺文，天下之所待以覺悟學者。恭承王命，親執文柄，意其必得天下之奇士，以塞明詔。……
這篇謝啟里的話，豈不與歐陽修所要力矯時弊、重振文風的心意完全吻合！難怪歐陽修讀此函後，興奮得決欲放此人出一頭地了。
禮部屬尚書省，故其會試又稱省試。所試科目是詩、賦、論各一篇和時務策五道。蘇軾在場中騁其健筆，發為痛快淋漓的論議，氣象崢嶸，辭辯坌發。很多人以為蘇軾天才，「下筆千言，倚馬可待」，看得十分輕鬆，其實他也一樣需要苦心經營。據李廌說，王珪的兒子仲嶷告訴他，王珪當年同知這次貢舉，曾將蘇軾的論與策兩份原稿，帶回家裡秘密珍藏，論文《刑賞忠厚之至論》凡三次起草，雖然只是草稿，也結寫塗注幾字幾字，其慎如此。 16
按房分卷，梅堯臣得蘇軾的《刑賞忠厚之至論》，立即呈薦主考。歐陽修讀得既驚且喜，本想將他置於榜首，但因試官所看的是糊名彌封的卷子，疑是門客曾鞏（子固）之作，為怕別人說閒話，抑置第二。
再考《春秋》對義，蘇軾得第一。
這次省試，鎖院五十日，闈內無事，歐陽修、韓絳、王珪、范鎮及兩梅（摯與堯臣）共六人相與唱和作詩。歐陽修《歸田錄》說：「餘六人者，歡然相得，群居終日，長篇險韻，眾制交作。筆吏疲於寫錄，僮史奔走往來，間以滑稽嘲謔，形於風刺，更相酬酢，往往鬨堂絕倒，目為一時盛事。」這盛事後來遭人攻擊，朝廷明令禁止，以後試官在闈內不得做詩。
禮部試合格者，列名發榜於尚書省。蘇氏兄弟通過了禮部這一關，但已不免身心交疲，就住在興國寺里等候金殿御試。
三月，禮部奏名，將省試中式的人，開列名單，奏請天子親策於廷，故又稱為廷試。這一科賜禮部奏名進士諸科及第出身八百七十七人。三月初八日，禮部引試，約集進士先拜闕下，然後引入金殿兩廡的考場，兩廡內臨時設置幾席，席上各標姓名，尋名入座。仁宗皇帝親御崇政殿。殿試以應答天子策問為主，試題是《民監賦》《鸞刀詩》《重申巽命論》。
考畢，由內臣收卷，編排官編注字號，付封彌官校勘，用御書院印。
舊制，殿試尚有黜落，臨時取旨，或三人取一，或二人取一，或三人取二，但自這一年起，詔進士參加殿試者，皆不黜落。三月十四日發榜，全部登科。
宋取進士分五等，上二等曰及第，三等曰賜進士出身，四等五等曰同進士出身。建安章衡（子平）得第一，為狀元；眉州蘇軾得第二，為榜眼，皆進士及第。其餘同榜成進士者有曾鞏、蘇轍、葉溫叟、林旦、朱光庭、蔣之奇、邵迎、刁璹、蘇舜舉、張琥（後改名璪，與李定同治蘇軾烏台詩獄，必欲置之死地以求富貴者，就是這個同年）、程筠、傅方元、鄧文約、馮弋、家定國（眉山西社劉巨門下的同學）、吳子上、陳侗、莫君陳、蔡元道、蔡承禧、張師道、黃好古、單錫、李惇（李方叔之父）等。
洪邁《容齋隨筆》說：
國朝自太平興國以來，以科舉羅天下士，士之策名前列者，或不十年而至公輔，呂蒙正、張齊賢皆是也。
蘇軾送同榜狀元《章子平（衡）敘》也說：
仁宗一朝，十有三榜，數其上之三人，凡三十有九。其不至於公卿者，五人而已。蓋為士者，知其身必達，故自愛重而不肯為非，天下公望，亦以鼎貴期之，故相與愛惜成就，以待其用。
省榜一出，落第的舉子洶洶大鬧，指責試官挾有私見，評文不公，且在闈內唱和作詩。歐陽修摹寫考場即景，有「無嘩戰士銜枚勇，下筆春蠶食葉聲」句；梅堯臣有「萬蟻戰時春日暖，五星明處夜堂深」句。落第舉子便據此洶洶抗議，攻擊考官，說他們自命為五星，視我輩為蠶蟻。造為種種醜話，千百人聚於途中，包圍歐陽修的馬前馬後，群詬眾罵，甚至散布生祭歐陽的祭文，叫囂不休。但至殿試榜出，大家就都不敢再鬧了。
蘇軾依例分别致書謝各試官。《謝梅龍圖（摯）書》稱道考試的方法說：「簡且約，故天下之士皆敦樸而忠厚；詳且難，故天下之士虛浮而矯激。詩賦將以觀其志，而非以窮其所不能；策論將以觀其才，而非以掩其所不知。使士大夫皆得寬然以盡其心，而無有一日之間，蒼皇擾亂、偶得偶失之嘆。」這個意見，就是他後來反對王安石變科舉的濫觴。《謝王內翰（珪）啟》有「顧惟山野之見聞，安識朝廷之忌諱」之語，竟是後來身罹詩獄的語讖。
歐陽修接到蘇軾的謝啟，拿給梅堯臣看，慨然道：
讀軾書，不覺汗出，快哉，快哉！老夫當避路，放他出一頭地。
一日，與兒子歐陽奕論文，說到蘇軾，歐陽修嘆道：「你們記得，更三十年，無人道著我也！」 17
蘇軾在《上梅直講（堯臣）書》中，也充分表現了他對歐、梅的知遇之感，如言：
軾不自意，獲在第二。既而聞之人，執事愛其文，以為有孟軻之風，而歐陽公亦以其能不為世俗之文也而取焉。……人不可以苟富貴，亦不可以徒貧賤，有大賢焉，而為其徒，則亦足恃矣。
歐陽修提攜後進，向來不遺餘力，對蘇軾更是用盡全力，到處揄揚。介紹他去見宰相文彥博、富弼，樞密使韓琦，大家都以國士待之，對他的印象很好。這些前輩對這位新科進士道：「唯恨你不能一識范文正公。」蓋因范仲淹已於距此五年前的皇祐四年逝世。蘇軾歸讀歐陽修所撰的《范文正公墓誌》，為他那「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的責任精神，磊落的行誼而深受感動，不覺落淚，嘆道：「自讀石介《慶曆聖德詩》，中經十有五年，而不得一見其面，豈非命也！」
歐陽修不但介紹他晉見名公巨卿，並且叫他的門客晁端彥（美叔）去訪蘇軾，說這個人將來一定能夠盛名於世，囑與定交。
梅堯臣是老蘇的老朋友，他看到軾、轍兄弟時，他們的年紀都還很小。後來作《老翁泉詩》贈蘇洵，有「歲月不知老，家有雛鳳凰。百鳥戢羽翼，不敢呈文章。去為仲尼嘆，出為盛時翔」之句，對蘇氏兄弟更是讚譽非常。
因是父執，蘇軾尊之為梅二丈，說他長身玉立，秀眉大耳，額頭泛著紅光，酒量很宏，飲過百盞，他就端坐高拱不語，此時算是醉了。
榜發後，蘇軾往謝這位父執，聖俞問道：
「《刑賞忠厚之至論》中，有『皋陶曰殺之三，堯曰宥之三』，這兩句話，典出何書？」蘇軾坦然答道：「想當然耳。」 18
在這場兄弟同登進士第的喜慶中，傳說蘇洵禁不住有點遺憾的樣子，有人問他的感想，他道：
莫道登科易，老夫如登天。
莫道登科難，小兒如拾芥。
不論此傳說中的話語是真是假，想像蘇洵心中，正可有此感慨。 19
轟轟烈烈的考前考後的忙亂，到了是年八月，粗告靜定，但一不幸的噩耗，如晴天突生霹靂，忽自眉山傳來京師。軾、轍兄弟的母親程太夫人已於本年四月初八日卒於紗縠行的老家。
八 母喪
老蘇接到程夫人的噩耗，最早已在五月底，「變出不意」，父子三人倉皇出京，奔喪返蜀。
程夫人是個非常要強的婦人，她以眉山巨室的千金，下嫁蘇家，不以清寒為嫌，認為只要大家努力，未嘗不能出人頭地，沒想到她的丈夫遊蕩不學，口雖不言，心裡總是抑鬱難解。幸得蘇洵自己覺悟，下帷苦讀，她便抖擻精神，將全家內外大小事務，一手包攬，不讓丈夫分神。
老蘇外出求仕，她更將教育兒子的責任擔當起來，經常陪伴兒子，青燈共讀。生活在一個大家庭裡面，本已很難，尤其是房份間經濟環境發生高下的變化時，更不易處。程夫人是個有見解、有膽識的婦人，不甘心屈居人下，便從老家搬了出來，在紗縠行街上賃屋而居；但在宗法社會裡面，這是一件不易得人諒解的行為，她也無可奈何。
老蘇外出兩年回來，一事無成，戚黨里鄰間不屑的眼色，她得忍受。唯一成長的女兒又不幸既嫁而死，導致老蘇和她的母家鬧得那麼決絕，斷絕往來的是她的骨肉血親，這是一個非常嚴重的打擊，但她一點辦法也沒有，只能逆來順受。
丈夫帶著兩個兒子赴京趕考，她孤單單的一個人，帶著兩個年輕的媳婦看家，最多不過四十餘歲，何以忽然逝世，誠然是一件意想不到的變故。
老蘇個性剛強，責人甚嚴，對他的夫人，似乎也很冷漠，甚至和厭薄他的故鄉一樣，也厭薄他的夫人。程夫人只能像那個時代所有的女性，將她一片心血，寄望於兩個兒子，但是等到她的兩個兒子登了第，薄命的程夫人則又撒手人寰了。
三蘇回到家門，只見屋廬倒壞，籬落破漏，正如一棟逃亡無人的家屋，如今新喪在堂，更增一重淒涼空洞的光景。老蘇在京，甚不得意，這次又經溽暑之下的長途奔波，回來後，疾病侵尋，自己覺得不數日間就忽然變成了一個老翁，深感生命的脆弱，不免心灰意冷起來，謝絕與人過往，杜門不出。
蘇洵為程夫人塋葬於武陽安鎮山下。山分左右兩股，中間偏右的坡地上，有一大井，蓄瀦山上流下來的泉水，名曰「老翁井」，雖旱不竭。蘇洵在泉上築了一個亭子，作《祭亡妻文》，最感激她教養兩個孩子的辛苦：「惟軾與轍，既冠既昏（婚）。教以學問，畏其無聞。晝夜孜孜，孰知子勤。」而現在唯一可以安慰她的，也只有「亦既薦名，試於南宮。文字煒煒，驚嘆群公。二子喜躍，我知母心。非官實好，要以文稱」。而生者的哀傷是「歸來空堂，哭不見人」了。
於是，軾、轍在鄉，依禮守制。
嘉祐三年（1058），宋朝名相王旦的兒子、龍圖閣學士王素（公儀）從定州來知成都 20 ，蘇軾以在籍進士的身份，就本鄉民生疾苦，賦稅太重的問題，上書進議有關蓄兵賦民之事。略曰：蜀人勞苦筋骨，奉事政府，但猶不免於刑罰。有田者不敢望以為飽，有財者不敢望以為富，惴惴焉恐死之無所。然而，民困已深時，是為政者最容易為老百姓做事的機會，希望他不要錯過。國家向老百姓收稅來養兵，兩者應該兼顧，不能厚此薄彼。兵士離心，還是小亂，民怨深積，卻足釀造大亂，所以希望他兩存而皆濟。又說，天下不可能完全沒有貪暴的官吏，只要在上者能夠公開接納訴苦，老百姓就有依靠。如現在，老百姓有冤無處申，申訴了也不聽，甚且指為凶民，陰中其禍。吏治到了這個地步，老百姓就無死所了。
從這信中所說的情形看，宋朝官吏對蜀人的經濟壓榨和剝削，經歷百年，還一點也沒有改善，蘇軾痛心桑梓，疾奮一言。
王素非常看重這位後輩，以後叫他的兒子王鞏（定國）從蘇軾問學，此後，他們兩人成了患難與共的知交。
蘇軾的岳家在眉州首府的青神縣，他就常到那裡去玩。他夫人的族叔王淮奇（字慶源，又字子眾），住在瑞草橋，做過多年縣衙門的主簿、戶掾之類的小官，待人和藹可親。他家自釀的酒尤其好得出奇，蘇軾一到，淮奇就約了楊宗文（君素）、蔡褒（子華）諸人，攜酒帶菜到江岸邊，坐在草地上喝酒聊天，看天上的流雲，聽江上的濤聲。雖然他們的年齡相差那麼多，但是一點隔閡也沒有。日後回憶，蘇軾只想早日「歸休，相從田裡」。只要說到這個，他的心已馳於瑞草橋之西南矣。 21
王弗夫人的族弟王箴（元直），也是他後來繼妻的胞弟，當時還是一個十幾歲的孩子，蘇軾很喜歡他，江邊飲酒回來，天也黑了，就回到何村的岳家去，與王箴對坐在莊門口，吃瓜子、炒豆，天南地北地閒話，過一個清靜閒適的夜晚。 22
距青神二十五里地的石佛鎮上，有個豬母泉。傳說百年前，有頭母豬在此化為泉水，泉中有兩尾鯉魚，常人不能見。有一次，蘇軾與其妻兄王願玩到此處，蘇軾俯視水面，忽然嚷道：「我看見鯉魚了。」王願不信，於是兩人作了一個禱告，不久鯉魚果然浮出水面，王願大驚再拜。 23
蘇軾很喜歡喝酒，雖然並無酒量，即使看人喝酒，也一樣過癮。他的族叔慎言，是個道士，住在蟆頤山下的道觀里，他常和堂兄不疑（子明）同到道觀去，三人一起喝酒。子明是個海量，一口氣喝個二十大杯也不醉，他們傳杯遞盞地喝個夠，便大聲歌唱。「當此時也，」蘇軾說，「其豪氣逸韻，豈知天地之大，秋毫之小？」 24
嘉祐三年（1058）十一月，中書省札子下眉州，以兩制議上歐陽修的薦狀，召蘇洵赴京「試策論於舍人院，仍令本州發遣」。老蘇甚不滿意，決定稱病請辭。
十二月一日上皇帝書，稱病請辭外，並條陳十事，大體上均為指陳朝廷用人行政方面的缺失及改進的建議，以自解其辭不應召之罪。
老蘇是個自尊心很強的讀書人，最大的不滿，是朝廷要「試而後用」。《答雷簡夫書》曰：「向者，《權書》《衡論》《幾策》，皆仆閒居之所為，歐陽永叔以為可進而進之。苟朝廷以為其言之可信，則何所事試；苟不信其平居之所云，而其一日倉卒之言，又何足信耶！」《寄梅堯臣書》曰：「聖俞自思，仆豈欲試者？惟其平生不能區區附合有司之尺度，是以至此困窮。今乃以五十衰病之身，奔走萬里以就試，不亦為士林之士所輕笑哉！」
半年後，嘉祐四年之六月，朝廷召命再下，蘇洵再辭，同時上書歐陽，解釋道：不敢以匹夫而要君命，亦不敢自高求名而得罪於門下。他又說：從嘉祐元年丙申之秋，公進某之文起，至三年戊戌之冬止，凡七百餘日而得召命，以此推算，即使今日立刻治行，數月而至京師，待命數月，得就試於所謂舍人院者，然後考官評閱亦一二年，幸而及等而奏之，從中，下相府相與擬議，年載間才可望得一官，如此，洵已老矣，而不能為矣！老蘇對於官場的泄沓，對於朝廷之以眾人待之的不平，躍然紙上。
然而，二十四歲的兒子，則剛剛見識到這個世界的壯闊無邊，而志氣如虹，當他的朋友宋君用將赴京師，蘇軾作詩贈行，認為擴大生活天地，是人生第一件大事。他打了一個譬喻，生長在山上石溪里的鯉魚，倘然碰上赤日沸水的天氣，而溪岸石密，無縫可鑽時，定將窘迫得有如涸轍之鮒。所以，必須超越小溪，奮然躍往大江大海，而與浮沉淺水的群蛙道別。蘇軾鼓勵他道：「賴爾溪中物，雖困有遠謀。不似沼沚間，四合獄萬鯫。縱知有江湖，綿綿隔山丘。人生豈異此，窮達皆有由。」
中國的知識分子，望能有用於世，則與政治的關係，密切得像骨和肌肉一樣，非但不能分割，甚至無可選擇，只有這一條通道。所以他進一步說：「我非田農家，安能事耝耰。又非將帥種，不慣揮戈矛。平生負壯氣，豈可遂爾休。」年輕的新科進士，對政治抱著無比的熱忱與信心，認為現實政治的權力，具有廣泛的改變一切的力量，他鼓勵朋友亦所以明示自己，讀書為求世用，就不能不奮然躍入政治這個大海里去，發揮生命里的光和熱，進入權力世界裡去，才能為生民的福祉做一番事業。
九 南行
嘉祐四年（1059）九月，妻喪終制，老蘇決定全家離蜀。
軾、轍兄弟這兩位新科進士，當然要回京去，辦理注官手續，兩位年輕的媳婦，留在家鄉沒人照顧，何況長媳還懷著孕，都必須跟隨丈夫同行。
老蘇自己並非不知故鄉眉山風土可愛，只因受夠了人情勢利的傷害，再也不願住在眉山看小人得意的嘴臉。他從前有意於「嵩山之下，洛水之上，買地築室，以為休息之館」，詩曰：「岷山之陽土如腴，江水清滑多鯉魚。古人居之富者眾，我獨厭倦思移居。經行天下愛嵩岳，遂欲買地居妻孥。晴原漫漫望不盡，山色照野光如濡。……」
然而，他沒有這個能力，在那時候，不過是一個秘密的心愿而已。而今夫人死了，兒媳都將離去，一個孤單的老人，沒有窮獨故里的必要，所以他也決定同走。
為了超度死去的夫人，他造了觀音、大勢至、天藏、地藏、解冤結和引路王者等六尊菩薩像，連同兩副龕座，舍與極樂院，在如來堂里供養，作《極樂院造六菩薩記》，說蘇家最近三十年間，骨肉零落，悲憂慘愴之氣，鬱積未散，所以他決計要「南去，由荊楚走大梁，然後訪吳越，適燕趙，徜徉於四方以忘其老」，也希望菩薩保佑程夫人的魂魄，能夠超脫幽陰，遨遊於上下四方，如他「游於四方而無系」一樣的快樂逍遙。
嘉祐四年十月，他們一家人自眉州入嘉陵江，經戎、瀘、渝、涪、忠、夔諸州，下三峽而抵荊州度歲。
初自眉州入江，蘇軾豪氣凌雲地說：「故鄉飄已遠，往意浩無邊。」岷江之濱，有凌雲寺鑿山為大彌勒佛像，高三百六十尺，依山建九層樓閣為庇覆，極是壯觀。他們的船，隨著奔騰的江流，行過大佛腳下，這一路水平山遠，胸襟異常曠盪。舟過宜賓，行近戎、涪一路，地與多山的貴州接境，沿江遂見不知名的山巒無數，一重一重的夾岸峭壁，高聳天際。夜泊牛口渚，才見岸邊有三四戶人家，疏樹寒燈，非常寥落。船上要補充食物，但這窮荒地方，是無酒亦無肉的，只好向他們買點蔬菜回來，看他們住在「朔風吹茅屋，破壁見星斗」的家屋裡，身上穿的破褲，遮蔽不了雙股，飯不滿盂，被蓋都不齊全，天生的性情，使蘇軾忘懷山川，只注意眼前小民的寒苦，以為他們連這個樣子的生活也在過，而且過得毫無怨言，自忖道：「今予獨何者，汲汲強奔走。」
過瀘州安樂山，聽說天師張道陵曾經在此小寓，所以山上的樹葉都有紋如道士所篆的符。蘇軾不信這些神話，他說天師早已死了，他的子孫也一樣要死，豈能有神力於滿山的秋葉。
江流兩岸，群山壁立，這青年人站立船頭眺望，風平浪靜，不覺舟行，但見群山去如走馬，他舉起手來，想與山上的行人打個招呼都來不及，覺得新奇有趣，作《江上看山》詩：
船上看山如走馬，倏忽過去數百群。
前山槎牙忽變態，後嶺雜沓如驚奔。
仰看微徑斜繚繞，上有行人高縹緲。
舟中舉手欲與言，孤帆南去如飛鳥。
此詩雖是少作，但已充分顯露蘇軾作詩已能自由表現他敏銳的觀察與豐富的想像能力。在船上看到山上行人的影子，也想舉手和他說說話，他開朗與和善的性格，也完全流露於此。
十月小寒，江上下起大雪來了，舟中無事，兄弟學歐陽體作《江上值雪》詩，照歐陽修的限制，作雪詩不得用鹽、玉、鶴、鷺、絮、蝶飛舞之類的比喻字眼，他們更加設限，不得用皓白潔素等形容詞。這是一種遊戲，但也是一種運用文字的訓練。過忠州後，沿途獨多三國時代的名跡，如至魚腹，游永安宮，登山望諸葛亮的八陣圖，看諸葛鹽井，訪屈原廟，作賦。抵夔州，吊劉備託孤的白帝城，都是宇宙山川與歷史人物的交織，懷古吟詩的好題目。
至夔府而後入峽，首過瞿塘，兩岸峭壁對聳，上入霄漢，仰視天如匹練，中貫一江，是乃三峽的大門。蘇軾形容峽門的形勢：「入峽初無路，連山忽似龕。縈紆收浩渺，蹙縮作淵潭。風過如呼吸，雲生似吐含。」群山逼阻水勢，水又反激起來，狂噬山腳，水石相激，造成危險的渦流，勢欲吞舟，而一舟微茫，前途難測。
過了瞿塘，經灩澦堆，全系崩山碎石積成，出水數十丈，夏秋漲水時，水又高出堆上數十丈，蘇軾有賦。以後便是巫山，巫山是峽中一大縣，但山隘詭怪，如石門關，僅通一人行，為天下之至險。過了巫峽，便是歸州新灘，此處因山崩石裂而成，所以又稱新崩灘。不但水流湍急，白浪洶湧，而且水中暗伏銳石，船觸上石礁，立即沉沒，每年舟毀人亡於此者不可勝計，為峽中最險之處。蘇軾詩：「扁舟轉山曲，未至已先驚。白浪橫江起，槎牙似雪城。番番從高來，一一投澗坑。」大魚都被浪衝到灘上，暴鰓而死。他們在新灘遭遇了大風雪，被迫停航三日，船上什麼事也沒有，只能到附近村落去走走，走到一個叫龍馬溪的地方，買到了酒，父子三人就蹲在船艙里喝悶酒。
經黃牛峽、扇子峽，登蝦蟆碚，而至下牢關，夾江千峰萬嶂，奇形怪狀，不一而足，歐陽修《下牢津詩》所謂「入峽山漸曲，轉灘山更多」者是也。再過三十里，則已見江南的一片平原，舟甫出峽，人人額手相慶，如得更生。
至夷陵，這是歐陽修曾被謫居的小邑。他們專誠往訪了歐陽修所築的至喜堂。過荊門十二碚，皆高崖絕壁，巉岩突兀，以險固得名。十二月八日才到江陵驛。
三蘇父子自眉州舟行，至荊州出陸，水路一千六百八十餘里，舟行六十日，過郡十一，縣三十有六。
這六十日中，舟中無事，父子三人共做了一百篇詩賦，合為《南行（前）集》，蘇軾作集敘（因避父祖名諱，所以他們父子寫序，都作敘或引），首述作文的態度曰：「夫昔之為文者，非能為之為工，乃不能不為之為工也。……自少聞家君之論文，以為古之聖人有所不能自已而作者，故軾與弟轍，為文至多，而未嘗敢有作文之意。」這是蘇軾文論中一個非常基本的觀念。
《南行集》沒有傳本，今從三蘇集中尋繹出來，得蘇軾之作四十二篇，蘇轍二十三篇，附老蘇所作及各賦共七十二篇，散佚者已逾三分之一。
蘇氏一家在船艙里悶了兩個月，親歷三峽之險，實已精疲力盡。到得荊州，已是十二月中旬，臘鼓頻催，凋年急景，行路也不方便，所以就在荊州住下來，過了年再走。
蘇軾因當地的風土見聞，作《荊州十首》，其第一首曰：
遊人出三峽，楚地盡平川。
北客隨南賈，吳檣間蜀船。
江侵平野斷，風卷白沙旋。
欲問興亡意，重城自古堅。
這是蘇軾的少作，饒有杜甫《秦州雜詩》的風貌。
嘉祐五年（1060）正月初五，他們從荊州啟程，陸行赴京。經浰陽，渡漢水而至襄陽，蘇軾作古樂府《野鷹來》《上堵吟》《襄陽樂》三首，又去南陽城南二十里登訪了諸葛亮的隆中草廬，拜觀了武侯的遺像。
過唐州（今河南唐河縣，宋屬京西南路），太守趙尚寬正在發動戍卒、招攬流民，共同從事修復三陂、疏浚召渠的水利工程。這項工程做好了，足以灌溉民田數萬畝，而且使瀕臨飢餓邊緣的流民和淮湖一帶失業的老百姓來做工，可以用自己的血汗和力氣，分到陂渠附近的荒地，耕種落籍。
在那個「民以食為天」的社會裡，農田水利工程的重要，固不必說，而化荒地為良田，收遊民為自耕農，此於安定社會方面的貢獻，又豈僅增產而已。蘇軾對趙太守這項工作，敬佩萬分，他雖是一個過路的旅客，不能親執壺漿簞食，幫助趙太守迎勸四方的來者，獨為《新渠詩》五章，代趙太守告於道路，即如現在布告。其中一章說：
侯謂新民，爾既來止。
其歸爾邑，告爾鄰里。
良田千萬，爾擇爾取。
爾耕爾食，遂為爾有。
繼續行程，二月至許州，始識范文正公（仲淹）次子純仁，時任許州簽判，范蘇訂交自此。時正春光明媚，蘇軾往游許州西湖，但見遊人如鯽，提壺攜酒，非常熱鬧，而蘇軾卻想著歡游背後有人寒餓，詩言：「……池台信宏麗，貴與民同賞。但恐城市歡，不知田野愴。潁川七不登（七年年成不好），野氣長蒼莽。誰知萬里客，湖上獨長想。」
過汝州，游潁考叔廟。至尉氏，大雪紛飛，酷寒入骨，蘇軾獨留驛所，取酒解寒。忽然，有一來自北方的旅人狼狽進來，頭戴的竹笠上已經積雪盈寸，下馬登堂，面色蒼黑，凍得全身僵硬。蘇軾現成有酒，就邀他過來同飲。主人持杯未舉，那來客卻已顧不得客氣，斟滿大杯，一傾而盡。其時，外面風狂雪暴，「千門晝閉行路絕」，如臨世界末日，而驛所里這兩個同是風雪中的旅人，則酒暖顏酡，相與笑語不絕，一直喝到天黑。次日天明客去，蘇軾還不知道他姓甚名誰，但見他橫策上馬而已。
大蘇自荊州陸行京師，途中作詩三十八首，小蘇《欒城集》中僅存七篇，兩人共四十五首，後人編為《南行後集》。
十 老蘇的一官難求
嘉祐五年（1060）二月十五日，蘇氏一行到達汴京，於西岡租了一棟宅子居住。宋代入仕的途徑很多，單是從貢舉出來的選人已經不少，官員缺額有限，皇祐年間，就已三人而待一缺，因此，殿試中式的進士，只是得到任官的資格，要做官，尚須通過吏部的典選和注擬。
軾、轍趕往京都，就是為去參加吏部的「流內銓」 25 。吏部擇人之法，舉辦身、言、書、判四項考試：
身，以體貌豐偉為合格；
言，以言辭辨正為合格；
書，須楷法遒美為合格；
判，須文理優長為合格。
這四項以書、判為重。身、言兩項，類似現在的面試；後面書、判兩項，則是應用書牘的測驗，這是做官的人所必須具備的條件。
經過「流內銓」的考試合格，吏部銓派：蘇軾授河南福昌縣主簿；蘇轍授河南澠池縣主簿。
吏部銓敘，只能注擬州縣官幕職，進士及第者，例授九品，縣主簿都是從九品的職官。
這種但憑年資的任用辦法，實與北魏崔亮的「停年格」、唐代裴光庭的「循資格」相同，只能培養官僚，不足以拔擢青年才俊，如有奇才異能之士，徒使淪為州縣小吏，以後很難出頭，實是國家嚴重的損失。
蘇氏兄弟，皆辭不赴。
八月，蘇洵被任命為試校書郎。秘書省校書郎，官雖止於從八品，但為士大夫間所最看重的清職，由此可登館閣，踐言路，假如運氣好，更遷起居院，就可入侍講筵也說不定。宋代的清職，幾乎無有不試而任的，這次蘇洵以布衣召用，不試而任，可以說是非常的恩遇，此蓋歐陽修大力斡旋的結果，但是老蘇還是不就，他的理由一是待遇太薄，「實以家貧無貲，得六七千錢，誠不足以贍養」；二則此僅「試銜」，忍窮耐老，望而未可必得。
他說：「凡人為官，稍可以紓意快志者，至京朝官始有其仿佛。自此以下，皆勞筋苦骨，摧折精神，為人所役使，去仆隸無幾也。」這幾句話，雖然道盡了千古小公務員的傷心之處，但其真實的原因還是在於年已老大，不堪磨鍊。他說：若為少年，今且守選數年，然後得窺尚書省門，又待闕歲余而到任，幸無差錯，又守選，又待闕，如此熬過十四五年，滿七八考，又幸有舉主五六人，然後才敢希望改官，「至此時也，洵年七十矣。譬如豫章橘柚，非老人所種」，因為等不到它成長結實也。（《上韓丞相書》）
是年，王安石以提點江東刑獄召入為三司度支判官。
安石，字介甫，江西臨川（今江西撫州）人，真宗天禧五年（1021）生，仁宗慶曆二年（1042）成進士。知鄞縣四年，通判舒州，中書札召試館職，以家貧母老而不赴。陳襄首為上薦，將他與一代大儒胡璦並舉，稱其篤於古學，而文辭政事，亦都有聞於世。仁宗至和元年，歐陽修薦為諫官，稱其「德行文學，為眾所推，守道安貧，剛而不屈」。皇祐三年（1051）文彥博、韓維同薦，朝廷任命為集賢校理，但他都藉口家累，辭不應命。嘉祐元年王安石為群牧判官，歐陽修第二次於再論水災狀中，以王安石與包拯、張環、呂公著四人共薦，贈詩則曰：「翰林風月三千首，吏部文章二百年。老去自憐心尚在，後來誰與子爭先。朱門歌舞爭新態，綠綺塵埃拂舊弦。常恨聞名不相識，相逢尊酒盍留連。」比之為李白、韓愈，推許可謂極至。但是安石報詩，卻說：「他日儻能窺孟子，此身安得望韓公。」處歐陽為韓愈，而自期為孟子，這樣妄自尊大的口氣，歐陽修大度寬宏，並不為嫌。 26
其時，司馬光與王安石同為群牧司判官，包拯是他們的頂頭上司。院中牡丹盛開，包公邀同賞花，時酒相勸。司馬光素來不喜歡喝酒，礙於主人的情面，只好勉強幹杯，而安石終席滴酒不沾，包公不能強。司馬光說：「光以是知其不屈。」 27
嘉祐三年（1058）王安石知常州，再移提點江東刑獄，上仁宗皇帝萬言書，建言國是。安石雖然不在京師，而朝廷的達官貴人，都已熟聞其名，尤其世方爭權奪利之不暇而安石則屢詔不起，自甘於地方小官，遠離名利之場，大眾都刮目相看，交相延譽。
王安石抵京後，歐陽修勸蘇洵往交這位傑出的名士，但蘇洵說：「我知道這個人，凡是不近人情者，很少有不為天下之患的。」老蘇不願意有這樣一個朋友。
世傳蘇洵有《辨奸論》一文之作，痛罵王安石「誤天下蒼生者必此人也」。又說：「今有人口誦孔老之言，身履夷齊之行，收召好名之士、不得志之人，相與造作言語，私立名字，以為顏淵、孟軻復出，而陰賊險狠，與人異趣，是王衍、盧杞合而為一人也。」等等，極口醜詆。
此文《嘉祐集》不載，是真是偽，聚訟莫決，若是後人偽作，則張方平所撰墓表及蘇軾本集所見《謝張太保撰先人墓碣書》也都是一連串相關的偽物了。不過，兩宋文人，對於王安石抱有甚深的成見，不但普遍排斥，甚且造作許多詭異的故事來中傷他，《宋史》又糊裡糊塗地采入引用，此文始見邵伯溫《邵氏聞見錄》中，邵氏正是一個頗具偏見的作者，梁啓超撰《王荊公傳》引李紱（穆堂）之《書〈辨奸論〉後》，斷為偽作，非為無見。
老蘇求官，千迴百轉，始終沒能得到一個合意的職位。至嘉祐六年，兒子們忙著準備制科試，老蘇百無聊賴，他又再函韓（琦）丞相，一則聲明上年朝廷除試校書郎，辭不願赴的原因，繼言：「相公若別除一官而幸與之，願得盡力，就使無補，亦必不至於恣睢漫漶以傷害王民也。……今洵幸為諸公所知，似不甚淺，而相公尤為有意。至於一官，則反覆遲疑不決者累歲。嗟夫，豈天下之官，以洵故冗耶！」語意頗有不平。韓琦先曾對老蘇說過，「關於你的出處問題，幾次想與歐陽修商量。但是見了面，總是忘記，實在很是奇怪」。老蘇就抓住這一點，作此函的結尾說：「洵誠懼其或有意欲收之而復忘之，故忍恥而一言。」則仍不免有靦貌求人的畏葸。
嘉祐六年（1061）八月，蘇洵得除霸州文安縣主簿，命同編纂禮書。這很可能是韓琦與歐陽修商量後協力的結果。
一個月後，歐陽修出任參知政事（副相），兼任提舉太常修禮的工作。宋之典禮，初時沿用唐之開元禮，宋太祖開寶年間，曾補遺逸，通以今事，成《開寶通禮》二百卷。現在，歐陽以為太常修訂新書，遺略甚多，目前所存簡牘，日久殘脫，將不能應用，奏請續編建隆以來的遺禮。詔許，即以蘇洵與項城令姚辟兩人，專領其事。
蘇洵的政治理想，見於其所撰《六經論》者，以為人類有惜生、好逸、安常、知恥等各種性情，以儒學之禮、樂、詩、易為用，因其性情而為社會行為之控制，求其演化而進步。
生民之初，自然縱逸，無所謂貴賤尊卑、長幼老少，人民好逸惡勞，如水趨下，久之，不免自相殘殺。聖人乃利用惜生之情，設禮制以矯制自然之縱逸，利用人類安常知恥的天性，用禮來服人心。而統治者亦必須立德以取信，使禮成為控制人類行為、維持社會秩序的基本工具；利用易的宗教性質，倡導尊君崇聖,以鞏固政治力量；用樂的正聲，化育人民，使有奉事君父之心；用詩來暢發人之天賦情慾；以詩的教化來阻遏人慾橫流。所以，治禮書這個工作，適合蘇洵政治理想之一部分，他就欣然接受了。
蘇洵認為編修禮書，是屬於史家的工作，禮書乃史錄，所以他主張：「遇事而記之，不擇善惡，詳其曲折，而使後世得知，善惡自著。」（《嘉祐集·議修禮書狀》）
但有一部分朝士，不以為然，他們說：「祖宗所行，不能無過。若不經之事，欲盡芟去，無使存錄。」目的是在掩惡諱過，以全臣子之義。蘇洵不從，徑行其是。
其時，洵年已五十三歲，閱五年而謝世，官止於是。
十一 制策之試
宋沿隋唐的貢舉制度，設進士科以得常才，又設制科以待非常的人傑。士人出身進士，固已受人敬重，而制科得雋者，則更被人矜貴，莫不以國之大器待之。
制科又名制舉，唯待天子特詔才舉行的特試，須由大臣奏薦，受天子親自策問與拔擢，其隆重可見。仁宗一朝，有賢良方正極言盡諫科、博通墳典明於教化科、才識兼茂明於體用科、詳明吏理可使從政科、識洞韜略運籌幃幄科、軍謀宏遠材任邊寄科等，習稱「六科取士」。
制科之試，始於漢文帝之詔舉賢良。宋因前代成規，而制度更加嚴密，每屆對策者最多不過五人，取精用宏，目的即在拔擢非常的人才，而出身制科者，自有上承天子特達之知的榮寵，比常科進士更加一等。
嘉祐五年（1060）八月，仁宗皇帝詔求直言，禮部侍郎兼翰林侍讀學士歐陽修以才識兼茂薦蘇軾於朝，天章閣待制、知諫院楊畋（樂道）對蘇轍說：「聞子求舉直言，若必無人，畋願備數。」薦舉了蘇轍。
蘇軾說制科特考之難，有曰：「特於萬人之中，求其百全之美，又有不可測知之論，以觀其默識之能，無所不問之策，以效其博通之實。……猶使御史得以求其疵，諫官得以考其素，蓋其取人也如此之密。」為應付這項漫無範圍、無所不問的考試，他們必須有個清靜的地方讀書準備，因此於翌年（六年）正月，便從西岡移往京師麗景門外，汴河南岸之懷遠驛居住。
應考制科，須歷三個規定的程序：一是繳進辭業，二是秘閣六論，三是殿試策問。
應試人於大臣論薦奏可後，先自選錄所寫的策論五十首，分為十卷，檢同薦狀詣閣門或附遞投進，送兩省侍從「看詳」。經評定等次，選取文理優長者，擇日參加閣試。蘇軾因此有上兩制（中書舍人與翰林學士）丞相富弼、曾公亮書。
《上兩制書》說，軾本是草茅下士，現在列名為州縣小吏，而諸公則是可與人主揖讓周旋的人，貴賤的分際非常遼遠。然而軾所學者聖賢之道，所習者聖賢之言，所守者聖賢之分，故敢踽踽而來，仰不知明公之尊，俯不知其身之賤，不由紹介，不待辭讓，而直言當世之故，無所委曲者，以為貴賤之分，非所以施於此也。
他檢送富弼的是策論五十篇中的二十五篇，「貧不能盡寫而致其半，請觀其大略」。上曾公亮者，獻其文凡十篇，「惟所裁擇」。蘇軾志氣如虹，昂首於權勢之外的風度，在這些地方，非常生動地表現了出來。
兄弟倆當時的生活，實在非常清苦。若干年後，蘇軾和他的朋友劉攽（貢父）談起讀書懷遠驛時，每日三餐，飯桌上只有白飯、白蘿蔔和鹽三樣食物，戲稱之為「三白飯」。劉攽是個慣開玩笑的人，過了一段日子後，他忽折柬邀蘇，去他家吃「皛飯」。蘇軾已經忘記前事，認為貢父讀書多，所謂皛飯定然別有典故，到時興沖沖趕去赴約，待見到他家餐桌上只有白飯、白蘿蔔和一碟子食鹽時，才悟到已為貢父所戲，但仍欣然就食，吃得津津有味。 28
時光過得很快，在懷遠驛倏忽已逾半年，七八月間的天氣，白晝還是秋暑難擋，兄弟倆揮汗如雨，但是有個晚上，忽然颳起西風來，風聲非常悽厲，一陣陣落葉，穿窗入室，寒氣襲人，間又下起瀟瀟冷雨，更是一番凜然秋意。
蘇轍年輕時，有肺病，身體很單薄，起來要去找件袷衣穿，蘇軾正在讀韋蘇州（應物）集，剛讀到《與元常全真二生》詩，「那知風雨夜，復此對床眠」兩句，不禁觸景生情，意識到兄弟倆現在拚命準備考試，一旦做了官，各自宦遊四方，從此就要分離。眉山老家中，兩人無憂無慮，閒居讀書的那份悠然生活，就再也不容易有了。
兄弟倆就此討論起前途來。清貧人家的讀書子弟，怎麼推得開求仕謀生這條唯一的出路，只能希望及早從仕路上退出來，同回故鄉，才能對床而臥，共度風雨之夜，尋回他們的舊夢。
兄弟倆就在懷遠驛做了「風雨對床」的約定，此後四十年間，兩人都念念不忘這箇舊約，然而由於可悲的人生羈絆，終身不能實現。
嘉祐六年（1061）七月，詔以起居舍人知諫院司馬光、同知諫院楊畋、知制誥沈遘（文通）為秘閣考官。
凡舉制策者，於前納文卷經兩制看詳，列等次優以上，才得參加秘閣考試六篇論文。這次的考題是：一、王者不治夷狄論；二、劉愷、丁鴻孰賢論；三、禮義信足以成德論；四、形勢不如德論；五、禮以養人為本論；六、既醉備五福論。
秘閣試六論規制非常嚴格，甚難通過，當時的士人目為「過閣」，意指難如過關。六論每篇不得少於五百字，須一天一夜內寫成。風檐寸晷，時間緊迫，一般考生但求充分發揮意見，無法考究文辭工拙，所以向來皆不起草，文章都不能工。蘇軾為文，意思充沛，下筆如流泉汩汩湧出，不能自已，因此，他獨可從容起稿，及時完篇，而文義粲然。當時的人，都認為這是很難得見的天才。
秘閣六論及格後的八月二十五日，仁宗皇帝御崇政殿，親試「賢良方正直言極諫」策問。策題長達五百餘字，規定對策字數應在三千字以上，當日內完成。蘇軾舉條而對，文長五千五百餘字，本於深厚學養，濟之以一腔忠誠，痛快淋漓地極論國是，寫得甚是得意。所以登科後，他慷慨自言道：「敢以微軀，自今為許國之始。」
這次制科，四人中錄取三人：著作佐郎王介、福昌縣主簿蘇軾、澠池縣主簿蘇轍。
制策取士，特別鄭重，考官定等之後，言官（包括御史和諫官）例得覆核。
評核的結果，蘇軾得第三等，王介得第四等。科制分五等，宋朝自有制策之試以後，第一第二兩等，皆是虛設，從來無人得過，普通都以第四等中選。蘇軾以前，只有吳正肅公（育）一人，曾入三等，蘇軾是自有制科以來獲此最高評等的第二人。
蘇轍對策，極言盡諫，語甚切直，司馬光非常推許，定為三等，但卻發生了爭議。覆考官胡宿以為此卷出言不遜，堅持不可。司馬光與范鎮商量，范鎮主張降等錄取，另一覆考官蔡襄說：「吾三司使也，司會之言，吾愧之而不敢怨。」只是推卸，而胡宿力主黜落。事情不得解決，鬧到皇帝那裡，帝詔：「差官復位。」復位的結果，也主張黜落蘇轍。是科，彌封卷號，蘇軾為「臣」字，蘇轍為「?」字。司馬光奏曰：
……臣竊以國家置此六科，本欲取材識高遠之士，固不以文辭華靡、記誦雜博為賢。所試文辭，臣不敢言，但見其指陳朝廷得失，無所顧慮，於四人之中，最為切直。今若以此不蒙甄收，則臣恐天下之人皆以為朝廷虛設直言極諫之科。而?以直言被黜，從此四方以言為諱，其於聖主寬明之德，虧損不細。臣區區所憂，正在於此，非為臣已考為高等，苟欲遂非取勝而已也。
伏望陛下察臣愚心，特收?入等，使天下之人皆曰：「?所對事目，雖有漏落，陛下特以其切直收之。」豈不美哉！
奏上，執政將「?」號對策卷進呈御覽，仁宗看了之後，諭曰：「此卷，其言切直，不可棄也。」乃降一等收錄。所以，蘇轍終於收入第四等。薦官楊畋見皇上時面奏：「蘇轍，臣所薦也。陛下赦其狂直而收之，盛德事也。乞宣付史館。」仁宗欣然從之。
光獻曹後後來說，那一天仁宗策試賢良後，歸宮，面有喜色，對曹後說：「吾今日又為子孫得太平宰相兩人。」意指軾、轍。 29
制科入等後調官，蘇軾除大理評事，蘇轍為試秘書省校書郎。
自此風聲所布，一旦之間，三蘇父子文名，震動京師，流傳四方，蘇氏文章，遂為天下第一。士人競以蘇文為師法，很多人來訪求傳抄新作，也有很多人來要求從老蘇問學，孫鼛（叔靜）兄弟就於此時拜在老蘇門下。
據說，老蘇發憤苦讀之初，偶得《戰國策》一書，讀之大喜，視為枕中鴻寶，秘不示人，甚至不讓兒子們看見。一天被蘇軾偷來看了，哪知他也很喜歡書中那種縱橫雄辯的文字，所以後自為文，就帶有非常濃重的縱橫家風格。
王安石為翰林院知制誥，他是個篤實的經學家，很不喜歡蘇軾文章中的策士氣息，曾對呂公著、韓維說：「如果我是考官，就不取他。」 30
王、蘇二人性格的不合，始見於此時。
蘇軾在京師宜秋門旁買了一棟住宅，號曰「南園」，奉老蘇及全家徙寓於此。與蜀中楊濟甫書，說及此宅：
都下春色已盛，所居廳前，有小花圃，課童種菜，亦稍有佳趣。傍宜秋門，高槐古柳，一似山居，頗便野性也。
詩又云：「荒園無數畝，草木動成林。」則此住宅，屋宇雖不甚大，而花木繁茂，宅基又在宜秋門旁的高槐古柳之中，九陌紅塵里，不失為一所幽雅的詩人之居。蘇轍曾將園中草木，一一題詠，則可見到堂前有蘆，砌下有竹，堂後有石榴樹，隙地有井，可以汲水澆花，另外還有雙柏及一座葡萄架，深處更有幽室，室前雜植萱花、葵花、牽牛花之類的草花。
老蘇又在庭前開鑿一口方池，引水從假山岩鼻中流注池內，另以一盤上盛木三山，這一木根雕刻，還是老蘇從蜀中攜帶出來的愛物，《嘉祐集》有記。
不久，朝廷告下，任蘇軾為將仕郎大理評事、簽書鳳翔府節度判官廳公事。
蘇轍本以試秘書省校書郎充商州軍事推官，王安石當制，認為蘇轍在對策中說古時的宰相，專攻人主，比之為谷永，繳進詞頭，不肯撰告。
宰相韓琦笑道：「此人策語謂宰相不足用，欲得婁師德、郝處俊而用之，尚以谷永疑之乎？」
知制誥沈遘不以為然，所以後來當製作詞說：「……而轍也指明其微，甚直不阿，雖文采未極，條貫靡究，亦可謂知愛君矣。」
蘇軾將赴鳳翔任所，其時蘇轍的科考能否入等，尚在朝中紛紛議論之中，出處未定，而父親孤身在京，無人陪侍，所以他只好留京侍父。此後三年，蘇家仍然居於南園。老蘇除與姚辟同修《太常因革禮》外，公餘之暇，續寫他的《易傳》，蘇轍亦於此時，從父學易。所以蘇軾自鳳翔寄詩，有這樣的句子：
策曾忤世人嫌汝，易可忘憂家有師。
1 一說唐劍南道僅分東西二川，至宋則為益州路、梓州路、利州路、夔州路，謂之川峽四路，後遂以此名為四川。——編者注
2 本書引文多有省略之處，且與通行版本未必盡合。但因作者已逝，不知所據版本，為尊重本書原貌，故於省略、不同之處不予增補，謹修訂實質性錯誤。——編者注
3 趙翼《廿二史札記》卷二十二，「宋制祿之厚」。
4 〔宋〕李廌：《師友談記》。
5 本集：《記先夫人不發宿藏》。
6 本集：《題李伯祥詩》。
7 〔宋〕趙令畤：《侯鯖錄》。
8 〔宋〕蘇軾：《東坡志林》。
9 大全集載東坡少時語。
10 本集：《富鄭公神道碑》。又馬永卿《元城語錄》。
11 佚名撰，錢熙祚輯：《愛日齋叢鈔》。
12 本集：《記里舍聯句》。
13 〔宋〕葉夢得：《石林詩話》。
14 佚名：《道山清話》。
15 〔宋〕歐陽修：《歸田錄》。又彭乘《墨客揮犀》。
16 〔宋〕李廌：《師友談記》。
17 〔宋〕朱弁：《曲洧舊聞》。
18 〔宋〕陸游：《老學庵筆記》。
19 佚名：史闕。
20 據孔凡禮《蘇軾年譜》，王素知成都在嘉祐四年（1059），可備一說。——編者注
21 本集·書簡。
22 同上。
23 本集：《記豬母佛》。
24 本集：《題子明詩後》。
25 流內銓：掌文官自初仕至幕職州縣官之銓選，官自一品至九品稱流內。九品以外，稱流外。
26 〔宋〕葉夢得：《避暑錄話》。
27 〔宋〕邵伯溫：《邵氏聞見錄》。
28 〔宋〕朱弁：《曲洧舊聞》。
29 〔宋〕俞文豹：《吹劍錄》。又陳鵠《耆舊續聞》。
30 〔宋〕朱熹：《五朝名臣言行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