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東坡傳 · 第二章 青年時代
東坡在總角時，即敏悟異常兒。八歲入小學，師事道士張易簡。觀其自述云：
眉山道士張易簡，教小學常百人。予幼時亦與焉，居天慶觀北極院。予蓋從之三年。
東坡受業於張道士之門，在此三年中間，氣質之變化如何，學業之進步又如何，今雖不知其詳。可是他的才氣，已往往流露於無意間，甚至對於張老師，也不免要加以戲弄。只要觀其在《范文正公集》中所做的一篇序文，便可知之。
慶曆三年，軾始總角入鄉校，士有自京師來者，以魯人石守道所作《慶曆聖德詩》示鄉先生。軾從旁窺觀，則能誦習其詞，問先生以所頌十一人者何人也？先生曰：「童子何用知之！」軾曰：「此天人也耶？則不敢知。若亦人耳，何為其不可。」
入學從師
時在慶曆三年，年八歲。《東坡志林》：「吾八歲入小學，以道士張易簡為師；師獨稱吾與陳太初者。」
所謂《慶曆聖德詩》，系當時國子直講石守道紀念慶曆更化而作的。何謂慶曆更化？慶曆是宋仁宗的年號。原來在慶曆以前，呂夷簡為相，群奸滿朝，賢人遠颺，朝政大亂。及仁宗改元慶曆，乃大振綱紀，如王素、歐陽修，余靖、蔡襄一時名流，都為諫官，杜衍為樞密使，韓琦、范仲淹為樞密副使，於是小人遠颺，朝政一新。《聖德詩》之作，即為此也。以總角的童子，即已能狎侮其師。則其幼時矜尚之氣，亦可想見。
東坡幼時軼事，尚有數則，俱見於《侯鯖錄》，茲不多述。後東坡年事漸長，其學殖文思，亦與年俱進，洋洋千言，倚馬可待。所以子由於其所撰墓志銘上，有「比冠學通經史，屬文日數千言」之句了。後游成都，謁名人張安道。安道一見即待以國士之禮，東坡之名聲物望，因之益為人所重視。
嘉祐元年，東坡年二十一歲舉進士。明年，與其父洵及弟轍同時入都，赴試禮部。此時人家對於他們父子三人，已很注目，三蘇之名，嘖嘖人口。三月，仁宗親召至崇政殿御試。時歐陽修權知貢舉，梅聖俞參與其事，歐陽修疾恨時文詭異，凡當代之所推譽者，都被黜罷。及出榜，一般澆薄之士，俟修之晨朝也，都去和他為難。計當時發表及第出身者，共八百七十七人，東坡和其弟子由，同時在這一榜發表出來的。他曾自述云：
昔吾輩舉進士，試於禮部，歐陽文忠公見吾文曰：此我輩人也，吾當避之。方是時，士以剽裂為文，聚而見訕，且訕公者，所在成市。
歐陽修最愛東坡之文，列入第二。觀其《寄梅聖俞書》中，有幾句說道：
讀軾書，不覺汗出，快哉快哉！老夫當避此人，放出一頭地。
又觀東坡《上梅聖俞書》云：
軾七八歲時，始知讀書。聞今天下有歐陽公者，其為人如古孟軻、韓愈之徒，而又有梅公者從之游，而與之上下其議論。其後益壯，始能讀其文詞，想見其為人，意其飄然脫去世俗之樂而自樂其樂也；方學為對偶聲律之文，求斗升之祿，自度無以進見於諸公之間，來京師逾年，未嘗窺其門。今年春，天下之士，群至於禮部，執事與歐陽公實親試之，誠不自意，獲在第二。既而聞之人，執事愛其文，以為有孟軻之風。而歐陽公亦以其能不為世俗之文也而取焉，是以在此。非左右為之先容，非親舊為之請屬，而向之十餘年間聞其名而不得見者，一朝為知己。退而思之，人不可以苟富貴，亦不可以徒貧賤。有大賢焉而為其徒，則亦足恃矣。
足見東坡的往來於名公巨卿之間，全以文字為因緣，非一般幸進之徒，借親戚故舊為之運動者所可比擬了。
東坡方試罷，即丁母憂。嘉祐四年除服，十二月，和其弟子由，侍父，下長江，至湖北，再遵陸北上至京。此行也，東坡有《南行前集》，專記其事。其序云：
己亥之歲，侍行適楚，舟中無事，博弈飲酒，非所以為閨門之歡，山川之秀美，風俗之樸陋，賢人君子之遺蹟，與凡耳目之所接者，雜然有觸於中，而發於詠嘆，蓋家君之作與弟轍之文皆在焉，凡一百篇，謂之《南行集》。
在此山河千裡間，既富名勝，又饒古蹟，詩人俯仰其間，自然文思汩汩，有如泉水的傾瀉而出了。
五年，授東坡河南福昌縣主簿，未赴任。明年八月，歐陽公以東坡才學兼茂，免其應試，列其制策入三等。在宋初以制策而列入第三等的，僅東坡一人。後司馬光考其所對策，亦列入第三等，將其所為之擬議，列入第四等。又在制科的那一年，適逢其弟子由病，韓魏公言於朝廷，謂今年制科，唯蘇軾蘇轍，最有聲望。今蘇轍偶病，請展期二十天，後遂成為常例。
是年十二月，除大理評事簽書鳳翔判官，旋即到任。惟如此刀筆小吏，豈東坡真心所欲為，僅藉此以行其隱居生活而已。東坡隱居終南山，在竹林中，構一茅屋，名避世堂。有詩云：
譬如倦行客，中路逢清流。塵埃雖未脫，暫憩得一潄。
終南山境甚幽邃，唐張喬有詩云：
帶雪復御春，橫天占半秦。勢奇看不定，景變難寫真。
洞遠皆通岳，川多更有神。白雲幽絕處，自古屬樵人。
唐詩人李白，也在終南山隱居過，東坡的居於此，僅貪其清閒。其詩云：
猶恨溪堂淺，更穿修竹林。高人不畏虎，避世已無心。
隱几頹如病，忘言兀似瘖。茆茨追上古，冠蓋謝當今。
曉夢猿呼覺，秋懷鳥伴吟。暫來聊解帶，屢去欲攜衾。
湖上行人絕，階前暮雪深。應逢綠毛叟，扣戶夜抽簪。
治平二年，任滿歸京師。是時仁宗已經晏駕，以太宗之曾孫入繼，是英宗。英宗在為皇子時，即聞東坡之名，及即位，擬召之為翰林。時韓魏公為相，此事為其所知，即以東坡驟然登用為不利之說，以告英宗，勸他不如先召東坡赴秘閣一試之。英宗謂：試之者以尚未知其能否故也。如軾則眾皆知其賢，又何試焉。及試，果列入第三等，得直史館，其時東坡適為三十歲。先是，當蘇洵到京師時，歐陽公見其為文有如荀子，請其編訂禮書。治平三年四月，書方成而卒。東坡在前一年，已遭鼓盆之痛（妻王氏亡）。今又驟丁父憂，埋玉之恨，風木之悲，一朝齊集。東坡心境，何等悲傷！乃扶護靈柩歸西蜀，直至除服。始返京，其時英宗已死。神宗即位，已是熙寧二年了。
神宗重用王安石，東坡和王安石，是始終不合作的。
原來趙宋自開國到神宗即位時，已經更代六（朝），歷百年了。在這百年內，外患內憂，交迫而至。以言外患，西有西夏的叛服無常，每年雖賂以歲幣，仍不能止其侵略的野心。北面又有契丹的崛起。治平中，改國號曰遼，和西夏互相聯合，乘機共窺宋室。處此外患危急四郊多壘之秋，而中央政府，偏又綱紀廢弛，百弊叢生，吏治偷惰，兵備不振，夫如此環境，如此政府，國是又烏能望其振作。神宗是一位年富力強英明有為之主，即位之後，他深恨國家之積弱，蓄意要想內振綱紀，外攘四夷，滌除積弊，一新面目。然而環顧朝臣，大都是因循守舊，泄泄沓沓，未足以語此。獨有王安石其人，才堪任用，頗合己意，所以就重用他了。
王安石臨川人，好學多聞，兼工詩文。幼時與曾子固相友善，曾因其富有才幹薦於歐陽公，歐陽公擢為進士。仁宗時，召他做過度支判官，並累進至知制誥，然終未得重用。但此時王安石已隱然負有重名，一般士子，爭相趨向。只有東坡父親洵，不之讚許，曾為《辨奸論》一文，指為大奸慝。（惟此文據蔡上翔《辨奸論考證》及李紱《書辨奸論後》謂為後人所偽作，詳見柯敦伯所著《王安石》一書）神宗初召他為翰林學士時，安石即隱以天下自任，有矯世變俗創建非常之志。此種思想，自然很為神宗所讚許，神宗正求其人而不得也，因之愈為神宗所傾信，繼任參知政事，後來便進一步請他為宰相了。安石既專政，為實行他平生的主張起見，和呂惠卿等謀，勸帝行新法，設立三司條例司，改良制舉，行青苗、保甲、募役、方田、均稅等法。安石的變法，平心論之，亦未可厚非，且有許多新法，至今仍在仿行。惟當時變法之範圍既廣，實行起來，自不免發生流弊，因之反對之聲以起。東坡之弟子由，適任條例司官屬，曾言於安石曰：
以錢貸民，使出息二分，本非為利。然出納之際，吏緣為奸，法不能禁。錢入民手，雖良民不免非禮費用。及其納錢，雖富民不免違限。如此則恐鞭笞必用，州縣之事煩矣。
安石不從。新法既行，物議甚囂塵上。安石乃在京師設立選卒，伺察謗議新法者。東坡觀此情形，豈肯默爾而息，乃上書神宗，洋洋數千言，沈德潛評論他的文章，謂有賈長沙的雄姿，有陸宣公的整飭，字字挾風霜。觀其論青苗，則曰：
「青苗放錢，自昔有禁。今陛下始立成法，每歲常行，雖雲不許抑配，而數世之後，暴君污吏，陛下能保之歟？異日天下恨之，國史記之曰，青苗錢自陛下始，豈不惜哉！且東南買絹，本用見錢，陝西糧草，不許折兌。朝廷既有著令，職事又每舉行。然而買絹未嘗不折鹽，糧草未嘗不折鈔，乃知青苗不許抑配之說，亦是空文。……縱使此令決行，果不抑配，計其間願請人戶，必皆孤貧不濟之人。家若自有盈餘，何至與官交易？此等鞭撻已急，則繼之逃亡；逃亡之餘，則均之鄰保。勢有必至，理有固然。且夫常平之為法也，可謂至矣。所守者約而所及者廣，借使萬家之邑，止有千斛。而谷貴之際，千斛在市，物價自平。一市之價既平，一邦之食自足，無操觚乞丐之弊，無里正催驅之勞。今若變為青苗，家貸一斛，則千斛之外，孰救其飢？且常平官錢，常患其少。若盡數收糴，則無借貸；若留充借貸，則所糴幾何？乃知常平青苗，其勢不能兩立，壞彼成此，所喪愈多，虧官害民，雖悔何逮。」
又論免役法曰：
「自唐楊炎廢租庸調以為兩稅，取大曆十四年應予賦斂之數以立兩稅之額，則是租調與庸兩稅既兼之矣。今兩稅如故，奈何復欲取庸。聖人立法，必慮後世，豈可於常稅之外，別出科名，萬一不幸，後世有多欲之君，輔之以聚斂之臣，庸錢不除，差役仍舊，使天人怨讟，推所從來，則必有任其咎者矣。」
神宗是好名的，所以東坡即利用此弱點，力加攻擊。東坡且進一步以國家之興亡盛衰，在德不在法的論調，把王安石之新法，根本的掀盪以去。他說道：
「夫國家之所以存亡者，在道德之淺深而不在乎強與弱；歷數之所以長短者，在風俗之厚薄而不在乎富與貧。道德誠深，風俗誠厚，雖貧且弱，不害於長而存。道德誠淺，風俗誠薄，雖強且富，不救於短而亡。人主知此，則知所輕重矣！……臣願陛下務崇道德，而厚風俗，不願陛下急於有功而貪富強。……故臣願陛下愛惜風俗，如獲元氣，古之聖人，非不知深刻之法，可以齊眾，勇悍之夫，可以集事，忠厚近於迂闊，老成初若遲鈍，然終不肯以彼而易此者，顧其所得小而所喪大也。」
又駁安石「民可與樂成難與慮始」一段道：
「議者必謂民可與樂成，難與慮始，故陛下堅執不顧，期於必行。此乃戰國貪功之人，行險僥倖之說。未及樂成，而怨已起矣。」
更就制舉之法而痛論之，其言曰：
「夫欲興德行，在於君人者修身以裕德，審好惡以表俗。若欲設科立名以取之，則是使天下相率而為偽也。上以孝取人，則勇者割股，怯者廬墓。上以廉取人，則弊車羸馬，惡衣菲食。凡可以中上意者，無所不至。自文章言之，則策論為有用，詩賦為無益。自政事言之，則詩賦策論，均為無用。然自祖宗以來莫之廢者，以為設法取人，不過如此也。矧自唐至今，以詩賦為名臣者，不可勝數，何負於天下而欲廢之。」
這一段文章，仿佛似《韓非》。又曰：
「得人之道，在於知人。知人之法，在於責實。使君相有知人之明，朝廷有責實之政，則胥吏皂隸，未嘗無人，而況於學校貢舉乎？雖因今之法，臣以為有餘。使君臣不知人，朝廷不責實，則公卿侍從患無人，而況學校貢舉乎？雖復古之制，臣以為不足。夫時有可否，物有興廢。方其所安，雖暴君不能廢。及其既厭，雖聖人不能復。故風俗之變，法制隨之，譬如江河之徙移，強而復之則難為力。……至於貢舉之法，行之百年，治亂盛衰，初不由此，陛下視祖宗之世，貢舉之法與今為孰精？言語文章，與今為孰優？所謂人才，與今為孰多？天下之事，與今為孰辨？較此四者之長短，其議決矣。今所欲改變，不過數端。或欲鄉舉德行，而略文詞；或欲專取策論，而罷詩賦；或欲兼采譽望，而罷封彌；或欲變經生貼墨，而考大義。此皆知其一不知其二者也。願陛下留意於遠大者，此數者皆非也，區區之法可預焉。」
讀完這篇文章，東坡的面目，已躍然生動於紙上。蓋東坡系一豪放浪漫者，對於一切，咸主聽其自然，不喜平地起風波，擾擾自勞，所以他說：「風俗之變，法制隨之，強而復之難為力。」以主張萬事不受繩墨規矩之蘇東坡，而與固執不能容人的王安石，並立於朝，宜乎要各不相容，背道而馳了。試將此二人一比較之，則安石緻密，東坡粗放。惟其緻密，故度量偏狹，動輒猜忌，不能容人；惟其粗放，故胸襟豁大如海，清濁都能容納。安石峭刻，東坡傲岸。唯其峭刻，故不苟言，不苟行；唯其傲岸，故逞志妄情，不加檢束。安石立言，必以堯舜三代為準則；東坡所言，僅較量漢唐。安石自信心篤，失之執拗；東坡則與時推移，適應環境。東坡似長江汪洋，渾然雄厚；安石如孤峰兀立，峭然廉潔。性情既不同，見之於詩文，亦迥然異其趣：
穰侯老擅關中事，長恐諸侯客子來。
我亦暮年專一壑，每逢車馬便驚猜。
這是安石的詠史詩。
平生不識高將軍，何事卻來污我足。
這是東坡贊李白的詩句。
我名公字偶相同，我屋公墩在眼中。
公去我來墩屬我，不應墩姓尚隨公。
這是安石詠謝公墩（謝安字安石）的詩。
欲將同異較錙銖，肝膽猶能楚越如。
若信萬殊歸一理，子今知我我知魚。
這是東坡《濠州觀魚台》的詩句。他們兩人的性情，看了以上幾首小詩，也就不言而喻了。
司馬光在當時是一個能直言極諫的巨公，於是東坡得到同志了。二人便不顧忌諱，痛詆安石的壞處。安石性本偏激，何能堪此？為報復計，也就吹毛求疵的來說東坡壞話了。原來東坡有個外弟，與東坡不合。安石即利用此弱點，召之來，探刺東坡的過失。其外弟對於東坡，果大加攻訐，說什麼當其丁憂時，有販私鹽等等不端行為。安石聞之大喜，即命其姻戚謝景溫，上書於帝，彈劾東坡。神宗有一天謂司馬光曰：「誰謂東坡佳士？卿其誤矣！」說罷即以謝景溫彈劾之事見告。司馬光曰：「凡責人當責其情。販私鹽之事，豈東坡所願為？安石素惡軾，陛下豈不知之？謝景溫為其姻戚，是以樂於承安石之意，來攻擊東坡了。」帝終不信。東坡因此不安於朝，不得不請知杭州通判，以求自免，時在熙寧四年十一月。東坡去後，在朝名士，如司馬光、歐陽修、富弼及其弟子由，都先後相繼，或自求去官，或自請致仕，一時在朝的，乃全是安石的黨羽了。所謂：
眼看時事力難任，貪戀君恩退未能。
遲鈍終須投劾去，使君何日換聾丞。
聖明寬大許全身，衰病摧頹自畏人。
莫上岡頭苦相望，吾方祭灶請比鄰。
又云：
近來愈覺世路隘，每到覺處差安便。
東坡在杭州，因法便民，民賴以安。留杭三年，於熙寧七年五月，上書請調密州，因為其弟子由，其時在濟南，想藉此和他接近些。案子由《超然台序》云：
子瞻通守餘杭三年，不得以轍之在濟南也，求為東州守。既得請高密，乃有移知密州之命。
十一月，東坡到任，呼其居曰超然台，蓋從其弟子由所命也。並為文以記之：
凡物皆有可觀。苟有可觀，皆有可樂，非必怪奇瑋麗者也。鋪糟啜漓，皆可以醉；果蔬草木，皆可以飽。推此類也，吾安往而不樂。夫所以為求褔而辭禍者，以褔可喜而禍可悲也。人之所欲無窮，而物之可以足吾欲者有盡。美惡之辨戰乎中，而去取之擇交乎前，則可樂者常少，而可悲者常多。是謂求禍而辭褔。夫求禍而辭福，豈人之情也哉？物有以蓋之矣！彼游於物之內而不游於物之外，物非有大小也。自其內而觀之，未有不高且大者也。彼挾其高大以臨我，則我常眩亂反覆。如隙中之觀斗，又烏知勝負之所在？是以美惡橫生，而憂樂出焉，可不大哀哉！
此等思想，全是從莊子胎息而來，蓋東坡的性情，和其境遇，既不相容，自不得不俯就現實，順性安適，超然物外了。
是年天下大旱，歲飢，東北各地流民，大都展轉入京，絡繹不絕。當時監安上門光州司法參軍鄭俠，目擊饑民流離困頓，妻啼子哭，慘不忍睹，因繪成流民圖一幅，獻呈皇上，並上書曰：
「去年大蝗，秋冬亢旱。今春不雨，麥苗乾枯，黍粟麻豆，皆不及種，五穀涌貴，民情憂惶，什九懼死，逃移南北，困苦道路。方春斬伐，竭澤而漁，大營官錢，小營升米，草木魚鱉，亦莫生遂，夷狄輕肆，敢侮中國，皆由大臣輔佐陛下不以道，以至於此。臣願陛下開倉廩以振貧乏，諸有司所行不道之政，一切罷去，庶幾早召和氣，上應天心，以延蒼生垂死之命。臣又見南征北伐，皆以其盛捷之勢，山川之形，為圖來上者多矣。今天下憂苦，質妻賣女，父子不保，遷徙逃竄，困頓藍縷，拆屋伐桑，爭貨於市，輸官糴米，皇皇不給之狀，繪為一圖。此臣安上門日所見百不及一，已可咨嗟涕泣，而況於千萬里之外哉？陛下觀臣之圖，行臣之言，自今已往，至於十日，不雨，即乞斬臣，以正欺罔之罪。」
神宗閱後，頗為擔憂，下詔求直言，言者皆歸咎新法之不善。安石乃不安於位，自求罷免，薦韓絳為代理，呂惠卿參知政事。二人守其成規，不少失，時號絳為傳法沙門，惠卿為護法善神。當時惠卿以為免役出錢的不平均，由於簿書奉行手實法之未善，乃重定戶籍，其中有不實者，得准人民隨時告發，一時風行雷厲，有不奉行惟謹者，以違制論。只有東坡以其令非朝廷之所出，不去理會，未幾朝廷罷手實法，以故密州人民，未蒙其害，乃東坡所賜也。
九年十二月，受命移知徐州，十年五月到任。明年，改元元豐。又明年二月，移至湖州。將動身的時候，他作詩戲贈莘老云：
餘杭自是山水窟，久聞吳興更清絕。
湖中橘林新著霜，溪上苕花正浮雪。
顧渚茶牙白於齒，梅溪木瓜紅勝頰。
吳兒鱠縷薄欲飛，未去先說饞涎垂。
亦知謝公到郡久，應怪杜牧尋春遲。
鬢絲只好封禪榻，湖亭不用張水嬉。
豈知到任後，席未及暖，山水秀麗之色未及餐，木瓜鱠縷未及飽嘗，而東坡的命運，又受一大挫打。
先是惠卿得勢的時候，恐安石復入為相，百方構陷，又屢和韓絳反對，絳白於帝，請仍起用安石。於是安石罷未及一年，復入為相，韓絳惠卿，相繼罷免。安石自入相後，又及二載，新法功效未見，國未加富，而天下已騷然，兵未變強，而邊事日亟。交趾王李乾德且大舉攻宋，聲言中國青苗助役之病民，此次出兵，全在救民。因之安石終不能安於位，復出判江寧府，以王珪、吳充同平章事。是年七月二日，御史李定、舒亶等告於上，謂東坡詩文中，頗有怨恨君父之言。蓋東坡前後共試過三次，皆名列前茅，自謂可得志行道。豈知神宗即位，重用王安石，因意見與安石相左，終被排除。東坡於失望之餘，自不免要借詩文來一吐胸中不平之氣，而且東坡心既直，口又快，宜乎要觸犯忌諱了。所以當他通判杭州時，其族人及與東坡有舊者，即預先警戒他，並於送別詩中有云：
北客若來休問事，西湖雖好莫吟詩。
然而東坡終在杭州紀事詩上賈禍了。御史奏言，謂東坡愚弄朝廷，譏切時事，如陛下發錢給貧民複本業，則曰：「贏得兒童語音好，一年強半在城中。」陛下明法以課群吏，則曰：「讀書萬卷不讀律，致君堯舜知無術。」陛下興水利，則曰：「東海若知明主意，應教斥鹵變桑田。」陛下謹鹽禁，則曰：「豈是聞韶忘解味，邇來三月食無鹽。」如此譏謗，實屬大不敬，雖萬死不足以贖罪，請陛下明付有司，以正典刑。於是東坡遂下台獄了。東坡居獄久，自知不免，作詩寄其弟子由。當時葉夢得記其事云：
蘇子瞻元豐間，赴詔獄，與其長子邁俱行，與之期，送食唯藥與肉；不測，撤二物，而送以魚，使伺外間以為候。邁謹守逾月，而糧盡，出謀於陳留，委其一親戚代送，而忘語其約。親戚偶得鮮送之，不兼他物。子瞻大駭，知不免，以祈哀於上，而無以自達，乃作二詩寄子由，神宗見之心動。
其詩云：
聖主如天萬物春，小臣愚暗自忘身。百年未滿先償債，十口無歸更累人。是處青山可埋骨，他年夜雨獨傷神。與君世世為兄弟，更結人間未了因。
柏台霜氣夜淒淒，風動琅璫月向低。夢繞雲山心似鹿，魂飛湯火命如雞。眼中犀角真吾子，身後牛衣愧老妻。百歲神遊定何處，桐鄉知葬浙江西。
是時子由在應天府做判官，上書乞以現任官職，贖子瞻之罪。而神宗亦以東坡犯的是無意罪，嘗乘間問直舍人王安禮。安禮曰：「東坡系一文人，彼以為如我之才，功名可以立致。顧鬱郁不得志到如此地步，所以要不平了，不平則鳴，亦人情之常。今一旦致之於法，恐非陛下容納人才之道。」神宗以為然，因赦免之，使為檢校尚書、水部員外郎、黃州團練副使，時在元豐二年十二月。
此時子由也因營救東坡，坐貶筠州，其他被累及者，有司馬光、曾子固、錢世雄、黃庭堅等以下二十餘人。蓋自熙寧以來，朝廷上只有王安石和司馬光兩黨，互相對峙。此時安石雖不在朝，不過如王珪之流，亦系安石餘黨，所以便借東坡之觸犯忌諱，來實行其撲滅敵黨之陰謀了。